电影《格达活佛》剧照。
格达活佛画像。
1936年3月，朱德率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孜县，为策应红二、六军团北上，决定在这一地区作短暂停留。于是，一位身披袈裟手捻佛珠的活佛，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走上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并成为了煌煌中国革命史上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就是——五世格达活佛。
主人公小传
五世格达活佛，原名更嘎益登，法名洛桑登真·扎巴他耶，1902年出生于甘孜县德西底村一个贫苦农奴家庭。7岁时被认定为五世格达活佛，14岁去拉萨甘丹寺学经，8年后获格西学位。他不仅学识渊博，且极富正义感，自己生活俭朴却常常扶弱济困，时人称之为“普渡众生”“慈悲为本”的活佛。1936年3月，朱德率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孜，曾亲自去白利寺看望格达活佛，两人亲切交谈，一见如故，结下深厚友谊。在亲眼目睹了红军的遵纪爱民、亲耳聆听了朱德的真诚恳谈之后，格达活佛毅然表示将尽力帮助红军，走上了一条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光荣之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支援红军北上抗日作出了巨大贡献。1950年，为了雪域高原早日获得新生，为了祖国统一大业，格达活佛毅然进藏劝说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8月22日在进藏劝和途中的昌都地区遭遇反动分子毒害，为和平解放西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结缘朱德
谱写藏汉兄弟情
红军北上抗日途经甘孜地区，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当地反动喇嘛和土司头人，组织反动武装，企图阻挠红军北上，并大肆造谣对共产党和红军进行污蔑，通告群众不准卖粮给红军、不准给红军带路、不准给红军当通司（翻译），胁迫群众逃离家乡上山隐藏，妄图置红军于绝境。当红军到达甘孜县时，由于受国民党当局和当地土司头人反动宣传的蛊惑，大部分群众都隐藏到深山里去了。
在甘孜，红军所有部队都严格按照朱总司令的要求，没有住进藏族同胞的房子，也没有去动他们留下的东西，而是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把被单撑起来当帐篷，露宿在树下或屋檐下。没有粮食，就采蘑菇、挖野菜充饥。转眼到了4月份，春天的脚步悄悄来到高原，解冻的土地散发出浓郁醉人的春天气息。朱德看到一片片肥沃的土地正等待着耕耘，就和总部其他领导商量组织部队帮助村民们把地种上。动员大会之后，朱德扛起锄头就和大家一起干了起来。
甘孜县城附近有一座寺庙叫白利寺，寺里的住持是五世格达活佛。五世格达活佛，原名更嘎益登，法名洛桑登真·扎巴他耶，1902年出生于甘孜县当时白利土司辖区德西底村的一个贫苦农奴家庭。7岁时被认定为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14岁去拉萨甘丹寺学经，8年后获格西学位，既精通佛教经典又熟谙藏医药学，在文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极富正义感，自己生活俭朴却常常扶弱济困，时人称之为“普渡众生”“慈悲为本”的活佛。
1936年春，红三十军所部进驻白利土司官寨前夕，受反动谣言蛊惑的人中也包括格达活佛。但可贵的是，作为一位在当地群众中具有很高威望又十分开明的活佛，他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逃跑，更没有组织护寺的铁棒喇嘛与红军为敌，而是深居简出，暗中观察红军动向。他看到的红军不仅对群众秋毫无犯，还十分注重保护寺庙。于是，格达活佛渐渐打消了心中的疑虑。
一天，格达活佛巧遇几位红军，其中一位年轻长官主动上前与他攀谈。从这位年轻的红军长官口中知道“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主张民族团结，保护宗教自由，现在要北上抗日”等情况后，格达活佛当即表示，“只要像你们所说的那样，尊重宗教自由、为穷人办事，我再也没有什么顾虑。”
第二天，几名红军战士在白利寺大门外贴了一张公告，上面写着：
——来往部队同志们：白利寺是格达活佛坐床的地方，凡往来部队不要随便进入此寺，更不允许乱翻和毁坏经堂用具。凡寺内一切东西，需要用时必须经过寺内喇嘛的同意才能动用，绝不要强借。特此要求为荷。
如此一来，格达活佛深受感动，也更增添了对红军的好感。他马上派喇嘛给红军送去了青稞一百三十余石、豌豆二十二石。格达活佛不仅倾白利寺所有，还亲自前往附近的亚龙寺、更龙寺，动员两寺堪布出钱出粮支援红军。随后，格达活佛又亲自到山里召回逃匿的村民，并动员他们尽力支援红军。这时候，村民们也感受到红军是一支好队伍，他们互相转告，畏惧心理也逐渐消失了，陆续回来和红军一起春播种地。
格达活佛热忱帮助红军的事迹很快传遍各地，也传到了红军总部，得到了朱德等红军首脑的高度关注。一天，朱德带着总部机关人员到白利寺看望格达活佛，并与这位极富声望的开明宗教界人士亲切交谈。
这是一次促膝交心的长谈。正是这次长谈，不仅让格达活佛进一步认识了红军，进而懂得了什么是革命以及为什么要进行革命的道理，而且从此更加坚定了他相信共产党、永远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格达活佛：“你们红军是什么队伍？”
朱德：“我们红军是为天下穷人救苦救难的队伍。”
格达活佛：“谁是你们最大的领导人？”
朱德：“最大的领导人是我们的老祖宗，叫马克思，是一个外国人。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
格达活佛：“我们的佛祖也是一个外国人，他叫释迦牟尼。我们佛祖的普渡众生和你们红军的解放全人类是一样的呀！”
朱德：“是呀，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是好朋友嘛。”
格达活佛：“我作为一个活佛，14岁就到拉萨三大寺学经。佛法的真谛是要救渡受苦受难的众生出苦海。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是为了劳苦大众求解放，让汉族同胞和藏族同胞都有好日子过。我们的信仰虽然不同，但为了广大的劳苦大众，这一点是一样的。”
……
夜已经很深了，朱德和格达活佛还坐在酥油灯下，不知疲倦地畅谈着。时年50岁的朱老总像一位慈祥的兄长，用他自己曲折坎坷的身世和一生追求真理的艰难经历以及终于找到共产党的经过，使格达活佛受到了深深的启迪。
史料记载，红军在甘孜的几个月时间，朱德先后共九次与格达活佛进行促膝交谈。一次又一次的交心恳谈，共产党救国救民和解放各族人民的宗旨，使格达活佛从心灵深处受到震撼，向往革命，以他在佛教界的威望号召教民拥护和支援红军，积极帮助红军筹粮，赶制御寒衣物，支援红军北上。一次又一次的交心恳谈，也使得朱德和格达活佛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并维系终身，谱写了一曲被汉藏同胞久久传唱的民族团结之歌。
1936年6月，藏族人民自己的政府——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在甘孜成立，格达活佛被选为副主席。从此，格达活佛更加自觉、积极地投身于支援红军的行动之中。由于格达活佛亲自出面做工作，当地群众和红军一起捻毛线，织毛衣、毛背心、毛袜子、毛手套，缝皮背心，教红军识别可食的野菜。在朱德的带领和藏族同胞的支持下，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几个月的共同努力，不仅解决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御寒装备，还给将要到来的红二、六军团的战友们织了两万多件羊毛衣裤。
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之后，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继续北上。
7月1日，这是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这天夜晚，带着深深的眷恋，格达活佛与朱德依依执手话别。又一次长时间的亲切交谈之后，临别前，朱德挥笔在红缎上为格达活佛写下一幅题词，希望格达活佛继续团结、带领康区人民，把博巴政府的事情办好。同时，朱德还将自己的八角军帽和一副望远镜赠送给格达活佛，对他说：“这顶帽子和望远镜留给你，看到它，就像看到了红军。”
而此时，格达活佛送给红军总司令的则是一首诗歌,看完诗歌后，朱德感动地向格达活佛许下诺言：“少则5年，多则15年，我们一定会回来。”
援红首善
力护红军伤病员
红军北上后，国民党和反动土司、头人卷土重来，阴霾重新笼罩康藏高原的天空。就在红军离开甘孜后的第二天，喇嘛生龙多吉一伙便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策动下，公开抓捕、屠杀博巴政府组成人员和为红军办过事的积极分子。他们中有的被抓去当国民党的兵，有的被挖去双眼，有的财产被抢劫一空。当时，还有208名红军伤病员留在甘孜治病，同样也遭到了国民党军队和当地反动势力的追杀，处境十分险恶。
对于反动势力的残酷暴行，格达活佛感到十分震惊。
想起红军对老百姓的好，想起朱德同志那一次又一次的倾心交谈，想起临别时总司令那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话语，格达活佛再也坐不住了，他下定决心排除一切阻力，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保护好留在甘孜的红军伤病员的生命安全。当然，要在疯狂实施报复的敌人眼皮底下保证那么多红军伤病员的安全，无疑是一件极其困难而又危险的事情。一方面，格达活佛组织群众和喇嘛同心协力，巧妙地把他们掩蔽起来；另一方面，格达活佛靠着自己精湛的藏医术，踏遍雪山寻草药、挑灯夜战治病伤，很快使伤病员痊愈。之后，他又凭着自己在佛教界的声望和交情，分别写信给沿途各地的寺院和县、区长官，争取他们的帮助，并派喇嘛接力护送，把治愈后的红军分散安置在道孚、炉霍等县。
为了更加有力地保护好红军伤病员的安全，心细的格达活佛还给这两百多名红军伤病员改了藏名。李立寄是红二军团的一位作战参谋，格达活佛给他改藏名为卓布仁钦，见他精明能干，待李病愈后又重用他当上白利寺的管家，还给他娶了藏族妻子；有一位叫杨化成的红军连长，是川北苍溪县人，格达活佛给他改藏名为扎西罗布，伤愈后也帮助他在甘孜安了家。有的伤病员恢复健康后想回家乡，格达活佛便派白利寺的大根巴色波和般根二人，带上他亲笔给沿途寺庙堪布与土司头人的信，将他们安全地转送到了内地。
1937年，国民党督导员马其武到甘孜巡视时，为了拉拢格达活佛与共产党作对、与红军作对、与革命作对，马其武特地带上军统西昌站站长徐远举到白利寺“拜会”格达活佛。
马其武对格达活佛说：“你和夏克刀登都在赤匪胁迫之下为他们办过事，上峰希望你和夏克刀登一起参加国民党，以此来挽回影响，活佛你的意见呢？”
格达活佛说：“我是界外之人，对什么党都不会感兴趣的。你们这么做，不太强人所难了么？”
徐远举道：“活佛此言恐难以令人信服吧，大家都知道的，你不是曾经出任过赤匪搞的博巴政府的主席么？”
格达活佛回道：“确有其事。博巴政府不过是一个为老百姓做事的机构，这和佛教中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教旨是并行不悖的。可过去你们在甘孜都干了些什么呢？老百姓又是怎么样看待你们的呢？”
这是马其武和徐远举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他们本来以为自己假惺惺的“拜会”便可以拉拢格达活佛，可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们得到的是格达活佛义正辞严的质问。没有办法，马其武和徐远举只好悻悻离去。
血洒昌都
长使英雄泪满襟
1949年初秋，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兰州和西宁等城市。消息传来，格达活佛十分兴奋，立即联络甘孜的爱国进步人士，联名致电党中央表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喜讯传到康北高原后，他更是兴奋异常，马上派代表穿过封锁线，绕道青海赴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总理献旗致敬。格达活佛表达了藏族人民盼望解放的心愿，并请中央政府速发义师，解放康藏。
1950年3月，西康解放。格达活佛先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4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北路先遣支队到达甘孜，格达活佛高兴万分，立即从白利寺赶赴甘孜县城拜会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彼此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
吴忠师长向格达活佛介绍了中央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并征询他的意见。格达活佛详谈了他所掌握的西藏方面的情况，以及他对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一些想法。他说，西藏上层人物中，他有不少熟人，为了减少进军西藏的阻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心赴拉萨向西藏当局宣传、解释中央的政策和主张。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向西南局和中央报告了格达活佛去西藏的请求，不久收到朱总司令复电，对格达活佛的爱国热忱深表嘉许，但认为他目前入藏安全无保障，邀请他到北京重叙旧谊，并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将于6月中旬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尔后再作决定。
收到复电后的格达活佛十分激动。十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他马上就可以见到老朋友朱总司令了，他兴奋异常地对妹妹依喜拉姆说：“我真想念朱总司令，真想马上就见到他，也很想到北京看看。可是，为了西藏早日解放，现在什么都顾不上了，我要等西藏问题解决以后，再去北京见总司令。”格达活佛要求先遣支队再次给朱总司令发报，重申初衷。朱总司令为他这种以国家、民族大局为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精神所感动，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并明确指示，“要在安全有保证的条件下方可前行。即使出发，如果发现问题，也应立即返回，切不可冒险。”就这样，为了祖国和平统一、为了西藏早日解放，格达活佛放弃了北京之行。
公元1950年7月10日，这又是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
这一天，怀揣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和他的几名随从扬鞭起程，西行入藏。这一天，当地群众跳起锅庄为格达活佛送行。
山路迢迢，困难重重，8月5日格达活佛长途跋涉到达昌都。
一到昌都，格达活佛顾不上一路长途跋涉的艰辛和劳顿，立即四处奔走，向地方当局和各族各界人士宣传、讲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受到当地绝大多数上层爱国人士和僧俗群众的热烈欢迎。但是，格达活佛的行动也引起了昌都地方当局反动分子的恐惧，他们竭力阻挠格达活佛的行动，要挟昌都有关部门不给格达活佛办理去拉萨的通行证明。对此，格达活佛十分气愤。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希望通过昌都无线电台台长、英国人罗伯特·福特打电报同拉萨当局直接联系。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罗伯特·福特是个特务，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收集有关西藏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项情报，并培植亲英势力，怂恿西藏独立。
罗伯特·福特，1923年出生于英格兰斯塔福特郡波尔顿思特城，1939年7月中学毕业后考进皇家空军，受训于林肯郡克兰威尔皇家空军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报务、机械，1941年6月结业后到空军站担任飞机内部无线电装备保养工作。1943年到印度任无线电学校教官。1945年11月任英国驻锡金刚大克政治使团无线电台台长。1948年8月抵达拉萨，经英驻拉萨政治使团长官黎吉森布置打入西藏地方政府，任拉萨电台台长，从事间谍活动，其直接领导是福克斯。
8月22日，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奔走呼号的格达活佛，终因外国特务的毒害而含恨圆寂于昌都。
1951年7月，在重庆磁器口松林坡西南公安部第二看守所，罗伯特·福特交待了自己的罪行：
——1949年7月，我奉命带领四名印度电讯人员、两名藏族书记员到昌都建立电台。临行时，福克斯指示我，要拉拢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培植亲英势力，怂恿西藏独立，阻挠和破坏可能发生的西藏与中共的和平谈判。到达昌都后，我忠实地执行了英国当局和福克斯给我的任务，以西藏地方政府五品官员、无线电官员的身份，建立电台，并拉拢以拉鲁为首的官员，培植他们为亲英分子，控制昌都的政权。1950年8月初，当我知悉格达喇嘛抵昌都的消息时，我向昌都总管拉鲁、财务官和康、总管府秘书楚嘎五等说，“我坚决反对西藏当局与中共进行谈判。西藏当局与中共谈判，将不会得到任何好的结果，决不能让格达喇嘛前去拉萨，应立即阻止，不令前行，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干掉他。”最后，我们决定采用暗杀的方式……
解放军十八军政委、中共昌都工委书记王其梅给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格达被害实情”等报告，以及格达活佛的管家李立寄、随从白嘎和甘孜大金寺喇嘛提供的证言，记述了格达活佛的被害经过：
——1950年7月10日，格达活佛一行从甘孜白利寺启程，于8月5日到达昌都，住在同乡孟嘎家。第二天，会见拉鲁交换和平解放西藏的意见，未得要领，决心去拉萨继续谈判，派人去“西藏边使府”办理护照，也无结果。8月10日，昌都地区下大雷阵雨，拉鲁蛊惑宣称，这是格达代表解放军作怪，只有除掉他。13日，格达拟发电报和拉萨当局直接商洽，电台台长罗福特接待了格达、和康、楚嘎五，并一改平时由两名仆人招待的惯例，由尼泊尔厨师献上茶点。格达回到住所后，发寒热，吐黄水。16日，和康、楚嘎五邀格达到龙王堂福特楼下同住。21日，拉鲁派私人医师前往替格达诊病，付药一剂，服后便不能言语。22日一早，格达管家李立寄急备快马去请拉鲁的私人医师复诊，但这个医师不肯来。当天格达气绝圆寂……两天后，孟嘎替格达裹尸时发现，格达的脸部和手全呈黑色，鼻孔流血，换寿衣时发现全身皮肤裂口，尸水外流。
1950年11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为五世格达活佛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负责人邓小平、王维舟等致哀；贺龙撰写了《悼格达委员》的纪念文章；《新华日报》发表了《西藏一定要解放——纪念格达活佛》的社论。毛泽东、朱德、贺龙、邓小平、刘伯承等领导人亲书挽联（悼词）——
毛泽东：“为真理，身披袈裟入虎穴，纵出师未捷身先死，堪称高原完人；求解放，手擎巨桨渡金江，虽长使英雄泪满襟，终庆康藏新生。”
朱德：“红军朋友，藏族领袖。”
贺龙、邓小平：“为和平解放西藏，惨遭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所毒害而光荣殉国的格达委员永垂不朽！”
刘伯承：“具无畏精神，功烈永垂民族史；增几多悲愤，追思应续国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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