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九年(藏历第十五饶迥阴水兔年，1903年)，根敦群培生于安多地区的日贡(今青海同仁县)雄庞西村。其父俄腔多吉(又称阿拉杰布)，信奉宁玛教派，精通藏文，谙熟经典，可谓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学者。母亲名白玛吉。
根敦群培原名仁真朗吉(又有说叫阿勒克·吉扎)。他自幼好学，4岁时能读写藏文，7岁时父亲不幸染病去世。家产被贪婪无厌的叔叔骗走，母子二人流落四方，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然而，根敦群培坚持学习，9岁时出家入雅玛扎西曲寺，从古得班旦活佛学经，掌握了藏文文法，学会了作诗、绘画和写文章。13岁被送进日贡寺，正式剃度为僧，从师傅取名为根敦群培。以后因为博得了师长们的赏识，又被送往地扎寺。在寺院里，他系统地学习了因明学(逻辑学)和其它佛教典籍，并能看懂大小五明经典，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也为他今后深入学习佛学知识打下了稳固的基础。3年后，根敦群培入扎西奇寺(即拉卜楞寺)，继续学习深造，着重学习释量论、因理论等诸佛教因明著作。在学习过程中，他不仅能刻苦钻研佛学理论，而且能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公开否定学术权威的所谓教义。藏传佛教是非常重视辩论的，根敦群培正是一位善于雄辩的学者，他在扎西奇寺的经坛上曾舌战群僧，击败了不少向他发问的人，因而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赞扬，被认定为一位宁玛派喇嘛的化身，称之为“多扎仁波钦”(即扎西奇寺的大学者)。然而，对于他的成就，特别是他对于经典的解释提出异意，竟然遭到一些愚顽僧人的非难和冷嘲热讽，根敦群培并未因此被吓倒，为了能继续学习研讨深奥的佛理，求得一个安宁的学习环境，他不得不离开了该寺，向着藏区佛学中心——拉萨走去。
民国16年(1927年)，根敦群培到拉萨后，辗转投奔于哲蚌寺“果芒扎仓”格西喜饶嘉措大师等人门下继续受业，修法习经达7年之久。这期间，他虽然已经掌握了很多的佛学知识，但仍然认为自己还未达到所要求的高度，始终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去寻觅新的知识。又由于他性格耿直爽快，对任何问题总喜欢直言不讳的阐述自己的看法，并利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和犀利的口才与一些获得格西学位的高僧进行辩论，常常击败对手，故不免被寺院里一些小人嘲笑攻击，甚至是殴打。尽管处境不佳，根敦群培仍以坚韧的毅力，潜心钻研佛经。同时，他一有空就画佛像，将这些得意之作卖给权贵阶层，以救济、资助众多的贫困僧人。
民国23年(1934年)夏天，印度学者、僧人拉胡勒，桑克洛特雅那发现佛经的梵文原本在印度已经失传，遂抱着一线希望前往拉萨，渴望能在那里找到贝叶经。除外他还想将藏文《大藏经》译成梵文，因此要聘请几位译师。碰巧有人把根敦群培介绍给他，俩人见面谈得很投机，根敦群培出众的才华给这位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根敦群培欣然应邀往印担任译师，他放弃了每年一度的传大召法会上报考拉让巴格西的机会，特地向一些印度商人学习了一些简单英语，跟随拉胡勒匆匆就道。途中，根敦群培取道山南，访问了名胜古迹，朝礼了桑耶寺，一路抄写、描绘、摄照和收购了能得到的古籍或手抄本。几个月后，抵达印度瓦拉纳斯，他以极大的求知欲游览了佛教圣地，参观博物馆，结识当地学者并且顽强地修习梵文，后转入锡兰(今斯里兰卡)梵文大学，用了14个月的时间，以名列榜首的学习成绩，获得学校授与的“班智达”学位。根敦群培一生学会了汉、梵、英、僧伽罗、印地、巴利等多种语言文字。旅印期间，他曾同罗列赫共同合作将两本著名藏文著作《青史》和《释量论疏》译成英文，而前一本著作主要是根敦群培完成的，可见他的英文程度和翻译水平都是很高的，否则是难以胜任的。如同前述，根敦群培还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当年他在拉萨时曾为帕邦喀活佛画过一幅肖像，高超的绘画技巧迎得了被画者的大加赞赏。赴外国后，他继续施展自己的才华，无论是唐喀佛画人物肖像，还是山水风景、飞禽走兽，他都能画得神态逼真、栩栩如生。
根敦群培侨居国外学习，一去就是10年，他除了拜谒印度、尼泊尔各佛教圣地之外，遨游了不丹、锡兰，参观了重要的城市和名胜古迹，仔细地研究了外国的历史、地理和宗教制度，和当地的佛学家探讨了有关的问题，他还将巴里文《昙钵偈》译为藏文。数年中尽管他生活十分清苦，有时几个月没有收入，偶尔朋友或学者们送来一些卢比，才得以勉强度日。但他：并不为之惧退，而是孜孜不倦地日夜刻苦攻读。通过接触到的敦煌资料和对藏族历史的研究学习，他深感有重新编撰一部完整的西藏历史的必要，随即他着手又搜集了有关资料，对从新疆和敦煌出土的一部分古藏文原始资料作了深入的研究，并与罗列赫和其他藏学工作者讨论这些文献资料，决心编写《白史》。为了生活上有所保障，便于更好地写作，他只好到“英国皇家亚洲学会"212作，翻译有关西藏佛教和文化艺术方面的资料。正是通过对国际社会的深入接触，使根敦群培逐渐认清了英帝国主义图谋西藏的野心，热爱中华民族、维护民族尊严的感情使他对英帝无比痛恨。由于他较高的学术造诣，一些国家纷纷邀请他前往从事藏学研究工作，然英印当局百般阻挠，不予签发护照，根敦群培气愤之下，毅然离开印度。
民国34年(1945年)，根敦群培回到了西藏，为了继续写好他的那本著作，他四处拜师求教，亲自前往热玛岗、吴香多等吐蕃历史遗迹，如吐蕃牟地赞普(赤德松赞)时修建的“噶穷多吉因坛城”佛殿遗址和热巴巾(赤德祖赞)所建的吴香多佛殿遗址进行实地考查和研究。经过3年努力，他终于编撰出为后人所颂扬的藏族著名史书——《白史》。该书记述了松赞干布至芒松芒赞赞普时期的吐蕃历史，采用了与以往任何藏族史学家不同的写作方法，即将宗教和历史严格区分开来，与过去带有许多浓厚神话色彩的藏文史书截然相反。作者详细地考证了赞普们的年代，论述了他们各自的功绩和在藏族古代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对当时的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恰如其分的结论。根敦群培是第一位运用敦煌古藏文文献考证西藏古代历史的藏族学者，他的这本书因而也就开创了科学地利用古代文献资料的先河。该书重大意义还在于作者将7世纪以来吐蕃在宗教上同印度的关系，特别是政治上同唐朝中央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作了正确的论述，为13世纪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这一历史事实提供了有力可靠的理论依据，所以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根敦群培除了最重要的历史著作《白史》以外，还撰有大量各类论著。哲学类有：《动论》、《智论》、《中论要义》、《唯识派论》、《Z艮 难之明路》、《外、道异见明析》、《修行道论》、《龙树教义饰》。翻译类有：《昙钵偈》、《巴纳歌》、《瑜伽真信》、《沙恭达拉》、《释量疏》、《青史》、《军事操典》、《罗摩衍那传》。游记类有：《江湖游览记》、《斯里兰卡记事》、《一位学者旅行家看图解的印度史》、《草药及饮食之二十种滋味》、《(口度圣地巡游记》、《从拉萨到大吉岭》、《喜马拉雅巡礼》。美术类有：“《印度风土素描集》。其它类有：《爱情之艺术》、《藏文字典》、《火堆之升起》、《莲玛鸟的故事》等等。这些著作内容广泛，文笔畅达、精练，词汇丰富，寓意深刻，通俗易懂，以很强的感染力和幽默、诙谐、风趣的词语，深深地吸引了众多的读者，也充分展现了他渊博的学识和才华，给丰富多彩的藏族文化宝库增添了晶莹耀眼的瑰宝。此外，他还写了不少诗歌，但由于作者经常流落不寓，多有失散，所存廖廖无几。
根敦群培除了在学术上广采博收、锐意进取、学习先进科研方法和理论、大量地著书立说之外，他还阅读过许多英文版的马克思声义书籍，他始终坚持认为西藏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实现祖国统一，更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他曾说过：“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如果毛泽东能在西藏彻底完成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事业，那么对于新旧事务的更替，将起巨大的作用”。意思是，只有彻底推翻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才能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他在痛斥西藏的旧制度和统治阶层的僧俗贵族们的丑恶行径时写道：
把隐私不露尊为高明，
把狐疑猜忌当作聪颖，
把一切陈旧颂扬为神灵的旨意，
把一切新颖说成是妖魔作祟。
把一切奇迹认为是恶兆，
这就是佛法圣地图伯忒，
我们西藏历来的传统。
厌闻喧嚣嘈杂的声音，
模样谦恭的众僧徒们，
见了茶酪绮绣和金钱，
就和贪财老渔夫无异，
大人贵族喜听献媚话，
正如少年喜妖娆无差!
根敦群培生活在我们祖国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战祸频至、动荡不宁的时代。当时的西藏地方虽然没有出现什么战乱，但是反动的噶厦地方政府勾结英帝国主义，伙同英特务分子柏尔、麦克唐纳、福克斯等在西藏架设电台、散布谣言，妄图把西藏同祖国分裂出去，变成英属附庸国。为此，他呼吁人们：英帝虽然科学发达，生产技术先进，但是他们玩弄阴谋诡计，妄图奴役藏族人民，所以不能认贼作父，必须提高警惕!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毫无利人慈悲的心胸，
却能开动机器燃电灯，
以此指给正人以邪路，
对此黄毛猴类要警惕。
民国36年(1947年)，是西藏历史上动荡的一年。这年春天发生了热振事件，失势的爱国派前摄政热振活佛打算推翻背叛祖国的亲英派摄政达札，不幸被害致死。支持热振的色拉寺僧人与藏政府发生武装冲突，结果该寺被洗劫，许多爱国志士仁人被处死或流放，而西藏少数贵族与帝国主义势力加紧了分裂西藏的阴谋。这时传闻拉萨有共产党活动的消息，而在此前英印政府曾密电其驻拉萨代表黎吉生，诬陷根敦群培在印期间参与印度共产党，并且指出同党人有邦达绕噶、江金公、贡培等人。黎吉生接电后极力唆使噶厦政府逮捕他，不久，噶厦地方政府遂以“共产党特务”“有亲汉倾向”“参与伪造、涂改百两藏钞”等等罪名，将正以自己博深的学识报效民族文化事业、专心著述《白史》的根敦群培投入黑暗的牢房之中。事实上根群敦培既未参加印度共产党，更没有参与邦达饶噶等人对抗噶厦政府的组织，仅仅是因为他的确是倾心社会主义，相信人类要走向共产主义，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共产党进入西藏，还因为他作为一个正直的热爱本民族、热爱祖国的学者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卖命而已。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由于几年狱中生活的折磨迫害，根敦群培身体极为虚弱，病情日益恶化，虽经中央人民政府派来的医护人员多方治疗，终因医治无效，于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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