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们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昂仁县帕拉牧区进行牧区传统文化考察时发现，当地牧民通过沿袭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历史的传统轮牧制度，在使牧群数量增长到高水平的同时，还避免了自然资源的匮竭。这对解决当前过度放牧问题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美国凯斯西储大学教授、人类学系西藏研究中心联合主任梅·戈尔斯坦，5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西藏智库国际论坛上说。
图为梅·戈尔斯坦通过线上参加第五届西藏智库国际论坛
今年83岁的梅⋅戈尔斯坦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他对藏学情有独钟，是当代著作最丰富的藏学家之一。本届论坛，他做的报告题为《过度放牧与西藏传统社会产出最大化：羌塘西部帕拉游牧民族的轮牧系统》。
作为人类学家，梅·戈尔斯坦当年来到帕拉牧区，本来计划研究西藏牧民。但他敏锐地发现，当地4000多米超高海拔的自然环境和当地牧民的放牧方式都很特殊。“早在公元750年时，他们有100多头牦牛，到了1986年，他们已经有17000头牦牛。而且他们的牧草依然丰富，甚至他们在放牧时没有自然资源非常缺失的情况。”
图为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昂仁县风光 摄影：日喀则广播电视台记者 扎巴旺青
他十分好奇，在如此严酷的自然条件下，为什么这里的牧民能持续放牧？为什么牦牛增加了这么多却没有发生过度放牧的问题？ 他们是怎么避免“公地悲剧”[知识点]的？因为通常来说，“每增加一头牛，牧民就会有更多的经济收益，可一旦到了一定的上限时，就会对环境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很快生态环境就会恶化，反而会造成更多的成本。”
梅·戈尔斯坦通过研究牧民的“口头史”发现，这一切的秘密是因为当地牧民在放牧时有着一套沿袭了数千年的轮牧系统。“首先我们发现这里的牧民只是季节性地进行游牧，绝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土地上农耕。这样就能很好地平衡牧草生长与放牧需求。”
而牧民之所以要想方设法在有限的土地上放牧更多的牲畜，原因在于他们要供养数量庞大、不事生产的僧侣群体。“在1958年时，整个西藏人口中有14%的人是僧侣。对于很多牧民来讲，这是很大的负担。”于是，对土地进行轮牧的系统渐渐产生了，由此便能更高效地在单位土地上提升生产效率。
梅·戈尔斯坦介绍，轮牧制度首先是领主会将区域内的土地进行分割，并将每块地分配到具体的牧民。牧民除了放牧，还会在土地上进行农业耕耘，从而使土地的肥力增大，更好地保养土地。在分配土地时，领主会对不同的土地进一步细分。这是领主对佃户非常重要的管理方式。“例如，土地的范围大小、其中植物的生产效率等都要记录在案，相关文件由领主保管。如果一块地的植被非常乏善可陈，交租就少；如果土地的肥力比较高，交租就多。”
“更有意思的是，土地的分配不是永远不变的。基本上，每一家佃户获得的土地只能使用3年，每3年要把土地返还给领主或本地的官员。牧民们的牲畜则要从门里一个一个跑出去以便计数，然后根据牲畜的产量来算租金。因此，这种独特的轮牧系统能够更好地进行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间的平衡，从而避免发生‘公地悲剧’。”
梅·戈尔斯坦说，这种行之有效的轮牧制度不仅帕拉牧区的牧民在使用，很多西藏的牧民都会使用。
图为得益于西藏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黑颈鹤无忧无虑地徜徉在羌塘草原上，和谐而优雅 摄影：赵耀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扎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藏族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生态保护思想有着非常高的评价，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这是针对西藏提出的独特要求。梅·戈尔斯坦介绍的情况，体现出了世代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西藏人民传统生活中所蕴含的生态保护理念与生态智慧，这种智慧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相信西藏人民一定能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知识点
“公地悲剧”
1968年12月，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美国人类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的“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一文。哈丁在文章中讨论了公共牧场的使用与管理问题。他假定有一个向所有牧人开放的牧场，那么，每个牧民都将在此放牧尽可能多的牲畜。最后，全体牧民将落入在面积有限的公共牧场上无限增加牲畜的陷阱，从而导致公共牧场衰亡。“公地悲剧”可以理解为“运用与他人共同享有的资源（公地）以谋求个人眼前最大利益的行为，有害于全社会未来的集休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