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降边嘉措老师通过微信发来推文，《沉痛悼念嘉铭同志和晓文同志》，文中说袁晓文（益希汪秋）先生英年早逝，而在早几天杨嘉铭先生也已经走了。读完全文，茫然若失，久而无措，竟然难以置信。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怎么会？！怎么会？！
一番探究，两位先生确乎离开我们，往生了……
袁先生是2月21日走的，圈内很快就知悉了；而杨先生，却是在1月19日中午12:58分，在家中安然辞世，走前还叮嘱家人，一切从简，不必知会他人。于是，家人悄悄办理了一切，直到我的追问，杨艺才告知其父的病情及去世等情况，随后在“西南民大格萨尔重大课题组”微信圈里小范围公布。
杨、袁两位先生，都是国内有名的民族学家、康藏学家、《格萨尔》学专家，他们的仙逝，毫无疑问，是国内学界的巨大损失。袁先生不太相熟，只在去年的一两次会议上见过，每次似乎都是行色匆匆但发言精当真诚，倒是对于他的藏族本名益希汪秋多有听闻，因为他与《格萨尔》学，特别是甘孜千幅唐卡的因缘而深为敬佩，不过并没有能与本人对上。而杨先生，却因一直支持关注本刊——《中国西藏》而交往请益近30年。
我与杨嘉铭先生的相识，应在20世纪末的九十年代，具体因由及细节已然模糊，大抵不外是编辑和作者而起始。那时我从汉文版转而执行主编《中国西藏》杂志的英文版。嘉铭先生是西南民大的教授，时不时地给我们赐稿，他的文字质朴又雅致，洗练而流畅，每每佐以精美的照片，文图匹配，十分精当而悦读。对于主要做涉藏对外传播的刊物《中国西藏》来说，实为上上之选。一而再，再而三，我首先从文字里认识了杨先生，于是直接向他约稿。嘉铭先生欣然允诺，把他关于《格萨尔》史诗文化在康区的调研成果，特别是关于史诗图像的田野成果形成通俗文字，专供本刊，向国内外推介他所挚爱的藏族文化。编辑过程中，如遇困惑，他都会详尽答疑解惑，满满的谦然师者状。
图为2006年6月，在西南民大博物馆《格萨尔》展室，杨嘉铭先生（右二）热情解答参观者提问。
随着对编刊出版各种流程的谙熟，工作中的挑战日益不存，加以廖东凡、张晓明两位领导的引领，我终于再起了研学的兴致。加以硕导钟老敬文先生的号召，允我再入其门，并许以在职而延长一年两年的喷香“饵料”，终于决然去做许多人鄙视的“傻博士”。不过，终究是放了钟老的鸽子，另选了与职业更为贴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藏族文化与《格萨尔》”专业。2003年5月，临近毕业，正忙着说唱艺人论文，降边老师却邀我共同承担有关方面下单定制的《格萨尔》唐卡画册的编撰。婉谢不成，勉力承担之际，却由此开启了我与嘉铭先生的相见相熟之缘。
提及这本画册的编撰，嘉铭先生竟然比我还兴奋，连声称赞：好事！好事！大好事！并慨然允诺，凡有所需，全力以赴。果然，当年10月，当我与出版社的大摄影师马耕平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7天长假里，从北京到西宁到拉萨再到成都时，嘉铭先生也像青海的角巴东主、才让旺堆，西藏的次旺俊美、韦素芬一样，各自牺牲假日，准备好各种史料，联络好各方人物，在单位或家中专程等候！我们每到一地，架起机子，布好灯光就能开始采集或访谈。嘉铭先生不仅备好了自己几十年辛苦搜集的如更庆寺、仲萨寺、相喀寺等多幅珍贵唐卡图片，他的大作《琉璃刻卷——丹巴莫斯卡<格萨尔王传>岭国人物石刻谱系》等等趁用资料，恭候在西南民大的校门口，还领着我看完学校的《格萨尔》展馆，随我们任意拍摄他和同仁们的珍藏，又带着我们到了四川省博物馆，找到馆里的陈志学先生，观摩并拍摄到国内唯一的清代11幅《格萨尔王》系列唐卡！为此，我约请到志学先生为刊物撰稿，专门介绍这些珍藏。这也是国内外首次公布这批珍品。理所当然地，我们在画册中也将这些精美遗存一一推介。短短7天里，我们就从两省一区收集到数十幅《格萨尔》珍贵唐卡，这完全得益于像嘉铭先生这样酷爱史诗、酷爱藏族文化的诸位学者大德的无私关照和倾力扶持。
当年12月，《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唐卡》由中国画报社出版，以纯粹的图文呈现出《格萨尔》这样一种“人类文明的活化石”的史诗，在新中国保存、抢救、弘扬而勃兴的现状。图书出版后，相关部门十分满意，首版汉、英文各3000册全数采购，此后多年一直作为国家参加各种国际书展的精品图书，竟至于我们的作者样书都是出版社再向其回购。作者各得3本样书，我从中匀出一本寄赠杨先生。可以说，这本画册从立项到出版能在大半年内完成，嘉铭先生居功至伟。现在想来，其实他作为第三作者，完全足够。但他并没有任何要求，我们也只在后记里表示感谢，赠以一册。读罢，嘉铭先生又立即为我们鼓与呼，写下《一部展示伟大史诗<格萨尔>的精美画卷——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唐卡述评》，高度评价此书。
此后，我们的联系更为紧密。他数次提及，希望我俩合作，把四川省博物馆的11幅唐卡每幅上的人、物、景等等一一切分细化，汉藏英对照，做科学的图像分解研究。我却犹豫再三，自己学养不足，对于图像和藏语文又都不擅长，一旦应承，等于套上枷锁，再无安逸闲适。日子就这么一天天漏过。期间，杨先生的教学与研究硕果累累，特别是对《格萨尔》日益精进，不仅自己出成果，还培养了女儿，带出一批又一批学子。为了表彰他对史诗搜集、保存、研究、弘扬等等多方面的贡献，我向设立“拯救西藏结绳记事基金”的英国工人PaulPawlowski先生建议，给嘉铭先生颁奖，获得同意并被授权签发相关文件。2009年，借《中国西藏》杂志创刊20周年纪念活动之机，杂志社张晓明社长兼总编代表基金向嘉铭先生颁发了证书和奖金一万元（人民币），这也是该基金的首次颁奖和重要活动。杨先生欣喜振奋，在典礼上发表了感人肺腑的答谢辞，表示将再接再厉，为藏族文化的保护、发展和传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能也是在这次，我终于答应他的合作提议，下决心以他为榜样，为自己耽迷热爱的藏族文化尽可能多地贡献心力。
定下合作意向，杨先生准备申报国家课题。他计划等课题申报成功，就将全部唐卡扫描，风景人物牛马建筑等等，画上的任何一个对象，都一一进行解析，并以汉藏英三种文字说明，做成一部《格萨尔》史诗文化大词典式的百科全书，其中，藏文他负责，英文我承担，汉文他主我辅，共同努力。
2010年，正当我准备前往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墨脱县采访之际，嘉铭先生一个电话使我的西藏行改为了甘孜金马草原行。“爱明主编，听说甘孜州色达县有好几个‘格萨尔’艺人，一个伏藏，一个从石头里说唱的女艺人！”他在电话里兴奋得发出从未有过的高声。“来吧！我陪你，我们一起去！”征得社长同意，我立刻飞赴成都，坐上他早已联络安排好的越野车，直接赶往色达县。沿途满目都是两年前大地震的痕迹遗留，触目惊心，加上早些天的暴雨泥石流，到处都是落石，所幸我们时时安好。
图为上有太阳（尼玛）和月亮（达娃）图案的福运鸡蛋
几百公里奔驰，当晚住在海拔4000多米的色达县城，殊无缺氧等高原反应。第二天早餐，嘉铭先生递给我一个煮鸡蛋，我谢过剥壳，见其上面似乎不对。我说，杨老师，您看，这鸡蛋是不是坏了？嘉铭先生接过，入目立马惊呼：“尼达！尼达！”并“嗵”地站起身来。其神情从未有过的激动，我怔怔看着他，诧异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杨老师吗？他的淡定呢，他的沉静呢。他平抑了又平抑，还是兴奋不已，“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藏族人称这个‘尼达’，意思是太阳（尼玛）和月亮（达娃），你看，这不是吗？”说完，立刻取出相机，把图像拍了又拍。我说，既然杨老师喜欢，就送给您吧。他立刻回说，那不行，这代表着福运，你不能送，我也不能收。你好好收藏着吧。我于是珍而重之地用餐巾纸包好，装进口袋里。第二天，第三天拿出来再看，太阳和月亮的图案越来越淡，等到完全消失，就把它吃了。心想，吃到肚里，福运在身，跟傍身也差不多，也没敢跟嘉铭先生再提。
那次行程果然顺利而成功，我们采访到了4位艺人，5位学者，嘉铭先生发现了近十幅《格萨尔》图像，大大丰富了他的图像库。此后是不是写了系列的研究文章，不得而知。反观我自己，读了又读秦文玉先生状写西藏《格萨尔》说唱艺人扎巴老人的报告文学《神歌》，经历一年多的揣摩和酝酿，终于写出《石头里的<格萨尔>——说唱人俄珍卓玛传奇》，连载于《中国西藏》上，大概算得上本人记者生涯中最满意的作品了。
图为2010年7月，说唱艺人俄珍卓玛在家中庭院里为我们说唱她从石头里看到的史诗《格萨尔》。杨嘉铭先生为前一，红衣者为作者，旁左为色达县文化旅游局副局长四朗彭措。
回到成都，嘉铭先生来不及放下行李，我们又匆匆赶往四川省博物馆，找到相关人员，却被告知，扫描并解析这些图像已经被四川大学霍巍教授等联合博物馆，共同申报国家课题，正式立项并已经开始工作了！唐卡当时就在被一台巨大的专用仪器扫描中！听闻此讯，嘉铭先生呆若木鸡，怅然良久，才喃喃道：“也好，也好，有人做就好。”那种个人创意被同行抢先的无奈，那种事情另有人做的庆幸，让我既心酸又感念，只能怯怯地检讨自己没有早点答应，耽误了时日，又再三保证自己没有泄密，从未向任何人谈及此事，因为嘉铭先生也知道，霍巍大教授为我们刊物撰写专栏，一直合作良好。但嘉铭先生反复只有一句，“也好，也好，有人做就好。”完全木然地，被我送回校园后，我也就匆匆回京了。
杨嘉铭先生获得霍巍教授等关于四川博物院《格萨尔》唐卡研究国家课题结题成果——《格萨尔唐卡研究》图书扫描件后，立刻分享给我全本。此后，霍巍教授亲手寄赠一册。图为图书封面。
此后的几年，我从记者编辑业务岗转入领导岗位，很少出京或出差，偶尔会有个电话，互相存问，大多是我有问题请教他，他的第一句总是“爱明主编，谢谢你……”明明是我在向他请教，他却总要倒过来一再致谢，似乎他人的关注、兴趣、诘问，都会让他铭感五内。每次提请他不要这般客气，他总说，不是客气，是确实高兴有人关注，有人质疑，这样藏学事业才会越来越兴盛，史诗《格萨尔》文化才会越传越远。听到他的这些话，我总在想，这大概才是一位胸怀事业的真正学者，真正的大德吧。
直到2017年底，突然接到嘉铭先生电话，听到他满血复活的声音，似乎音容笑貌里都充满能量：“爱明主编，谢谢你。终于申请下来了，《格萨尔》图像文化调查研究及数据库建设，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听到这个消息，额手称庆！连声真诚祝贺，为他高兴，为他欢呼！祝贺老师心愿达成！接着，他邀请我加入课题，出任某个子课题组长，我说，自己正在策划一个“西藏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的系列丛书，将列入中国出版集团计划，《格萨尔》方面，准备捉笔撰写一本《看得见的<格萨尔>》，如果需要，当然可以加入，所出图书也可算入课题成果；至于组长，因为自己多年来并未再参评正高职称，恐怕不够资格。嘉铭先生听完，果然沉默了下来，我知道他的顾虑，立刻向他郑重承诺，作为普通一员参与足够，能被先生垂青，已经荣幸之极！将会做好自己分工之内的事和在刊网上积极宣传，毕竟，《格萨尔》史诗文化是藏族文化精髓之一，无论如何保护、研究与宣传，都是必须的。他这才放下心来。
经单位批准，我参与了课题，随后的两次开题与推进会议，嘉铭先生每次都亲自电邀，遗憾的是每次都因工作和学习走不开而缺席。至今除了被拉入课题组微信圈外，除了杨艺，其他成员一概不识。像我这样的课题组成员，可能也是史无前例吧。嘉铭先生从不曾责怪，也不气恼，倒是经常催促、督察我的新书进程。他在研究或整理资料中，若有相关发现，凡认为可以为我所用的，总会立刻给我传来。每听到我的写作有所寸进，就欢欣鼓舞，勉励不已。惟其如此，对于他的电话或者微信，我总是既欣喜又愧疚，既希望接到又害怕接到，因为在他的勤勉之下，烛照出我的懒散和随性，两相对照，实在是感愧。
去年6月下旬，受赵心愚教授邀请，去成都参加民族学会年会，获得批准后，拟提交的论文提纲为《昌都瓦拉寺<格萨尔>壁画初探》。其中有好几幅人物难以确认，我与嘉铭先生约好，会间请他帮忙辨认。他满口应承，到期早早候在宾馆大堂，等我从会堂回来，他一个70多岁高龄的国家二级教授，已静等一个多小时！我赶紧道歉，他却毫无怪罪，说我能参加学术会议殊不容易，认真听会是应该的。随我到房间后，茶水不沾，却催我打开电脑，立即验看图片。珠牡，辛巴梅乳孜，晁同，对我基本确认的他再次肯定，对我存疑的他努力辨认，能确认的确认，不能定论的直接承认不能，并没有顾忌脸面的模糊言辞。然后说起他两次去瓦拉寺而不能全部拍摄的经历，感叹机缘未到的遗憾和玄妙……我赶紧表示，自己的这些照片，倒是齐全，既有陈庆英老师的赠予，又有同事文群太的二次完整拍摄，可以分享的。“那太好了！我们《格萨尔》图像库的资料更齐全了！”他双手合什，以为感谢。遗憾的是，我从成都回京后，一直忙于工作、上党校，然后是新冠肺炎疫情，等到有闲整理好准备相赠，却传来嘉铭先生仙逝的消息。
嘉铭先生走了，我们的微信通话记录一夜变成空白，幸喜他传来的图片早已转存。幸喜重大课题他早已明确分工，大家在沉痛追思之际，个个表示必定会齐心协力完成课题，“这无疑是缅怀杨老师的一个最佳方式”。
嘉铭先生走了，我的脑子里只有他那清瘦谦和的笑脸，耳畔回响的是他谆谆温暖的叮咛。新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改革大潮中，他潜心专注于藏学事业，随时随地坚守自己的讲台和书桌，为着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贡献全部心力。相信这样的人，无论在哪个世界，都会是最受欢迎的吧。
嘉铭先生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