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第一次来到位于中国甘肃省的敦煌莫高窟时，道士王圆箓已伴随藏经洞度过了7个春秋。那一年，斯坦因仅仅用四个马蹄银（约200两银子）就换走了足足装满20大箱子的敦煌文献和精美艺术品。
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买走6000余件敦煌文物。伯希和将这些文物运往法国时，在北京将部分文献装裱，并在六国饭店进行了展览。整个中国为之哗然！
斯坦因、伯希和盗劫敦煌遗书后，莫高窟藏经洞为世人所知，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图为道士王圆箓 图片由万玛项杰提供
图为英国探险家斯坦因 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官网
图为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官网
百余年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相继出版，让散佚海外的敦煌藏文文献以出版的形式重新聚首。
而在近日于敦煌召开的“2019敦煌论坛：‘6-9 世纪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出版成果展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了敦煌市博物馆。
据敦煌研究院勘措吉介绍，敦煌市博物馆馆藏敦煌藏文遗书总计6062件，均为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今编第17窟）所出。
图为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及第17窟藏经洞洞门 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官网
图为敦煌藏经洞所出绢画 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官网
时光倒回至1910年，当时的甘肃省学台、金石学家叶昌炽建议甘肃省当局将劫余的藏经洞全部文物运送兰州保管。
1920年，甘肃省教育厅便令敦煌知县“将该项番字经卷，悉数运送来省，交由省图书馆保存”，并派人会同敦煌县地方政府共同对敦煌文献劫余部分进行了清理查验，当时从莫高窟藏经洞内清理出藏文经卷94捆，重440余斤；带夹板经书11打，重1744斤。
其中，除了卷式写经“一捆四斤”（约10卷左右）、梵箧写经“一打六十六斤”（1000多页）移交甘肃省公立图书馆（今甘肃省图书馆）保管外，还有93捆卷式写经至今未发现保管和处理情况的记载，剩余的藏文经卷于1950年交敦煌县文化馆（今敦煌市博物馆）保存。
1950年以来，敦煌市博物馆不断接受私人捐赠和多方访求，陆续征集到一部分汉、藏文经卷和经页。其中，有200多卷藏经洞所出《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征得颇为传奇。1949年9月至10月，一个不知国籍和姓名的外国人匆匆离开敦煌时，将这200多卷经书扔在了房东殷登铭家，殷登铭发现后，将其交给了人民政府，后又转交给敦煌市博物馆收藏保管。
图为敦煌市博物馆 图片来源：敦煌市博物馆官网
图为敦煌市博物馆馆藏的部分敦煌藏经洞藏文文献 图片由万玛项杰提供
图为《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编辑组工作现场 图片由万玛项杰提供
据勘措吉介绍，敦煌市博物馆所藏6062件敦煌藏文遗书中，卷式藏文写经236件，多为《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藏文写本；梵箧式藏文写经5826件，计8576叶，多为《十万颂般若波罗密多经》。这些写经尾题中有许多抄经人、校对人、再校人的名字，甚至还有一些杂抄和吐蕃王妃、宰相校经的题记，如晚唐名将张议潮的抄经题记，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勘措吉说，从众多的抄、校经题记可以看出，敦煌当年集中了一大批藏族、汉族和西域各民族的文人，从事佛经翻译和抄写。藏文写经中保留了一批抄经生和校经师的题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校经师是云丹。勘措吉说，这位“云丹”可能就是吐蕃时期的高僧宰相、公元822年唐蕃会盟时的吐蕃僧相钵阐布贝吉云丹，《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上有他和吐蕃第三代法王赤德祖赞的王妃贝吉昂楚的校经题记。历史记载，当年，他们一起组织和主持了吐蕃在敦煌以佛经翻译、抄写为主要内容的佛教文化事业。
勘措吉说，敦煌市博物馆所藏敦煌藏文遗书中还有一部分社会文书，其内容包括吐蕃上层统治者之间书信往来的记录、驿传文书，佛教活动的发愿文、佛教仪轨、诗文等，是关于吐蕃历史的珍贵资料。（原标题：一座博物馆与6062件“劫后余生”的敦煌藏经洞藏文遗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