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冬日暖阳的周末，我来到康定城阿里布果山南麓的金刚寺参访。在金碧辉煌的大殿侧旁，我看到凌乱的修缮工地一角有一座白塔，几位老人在虔诚地转经。我转到塔的背后，忽然发现在狭窄的转经道上，另有一座不起眼的石塔，旁边还立有一块石碑。阅读碑记上简短的文字，才知道这原来是著名藏学家刘立千先生的舍利塔。我读过刘先生许多的著译作品，对先生十分敬仰，想不到竟然在这里穿越时空偶遇。一位成就斐然的藏学大师，生前默默无闻地耕耘，驾鹤西行之后悄然归寂于康藏边地一隅，依旧恬淡静妙。

金刚寺中刘立千先生的舍利塔　摄影：尼玛嘉措

　　说到现代康藏研究，任乃强、李安宅、谢国安、刘立千，是四位伟大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他们都曾在四川甘孜藏区生活、工作、考察过；一位是出生在甘孜县的藏族人，两位汉族学者娶了藏族夫人，三位汉族学者都以高寿终老在四川成都；四人都是上世纪40年代华西协和大学边疆研究所的研究员，是人类学华西学派的骨干，撰写了大量有份量、开拓性的研究专著和论文；他们都秉承治学“务求经世致用”的理念，积极参加西康建省、西藏和平解放，以及西藏和西康的社会建设，一位为十八军进军西藏提供了五十万分之一的康藏全图，为经略西藏提出了重要意见建议，三位更是投笔从戎，直接进藏参加工作。

李安宅、任乃强、刘立千三位老友在一起（资料）

　　让我们按照长幼有序排座次，逐一阅读四位藏学大师的传奇人生和旷世才情，了解他们康藏研究的学术历程和主要成果。

　　康巴汉子、基督徒、解放军，谢国安的多面人生

　　沿着G317国道西行，翻过罗锅梁子，就是被称为康北中心和康北粮仓的甘孜县。1887年，谢国安就出生在这里，他的藏名叫多吉卓巴。

　　谢国安思想变迁的尺度之大让人称奇。10岁时，他逃离甘孜家乡入拉萨哲蚌寺学经，做了一名小喇嘛。半年后，不甘寂寞的他离开寺庙，跟随藏商商队去了锡金甘托克。又过了一年半，他来到印度大吉岭的教会学校学习藏文、英文和梵文，由佛教改信了基督教，英文教名保罗•夏热甫。1950年，谢国安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以63岁高龄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又从基督徒变成了一名无神论者，人称“智慧保罗”。他先任西藏工委研究室顾问，后调西藏军区干部学校教授藏文。世事沧桑，谁主沉浮？

成都，原华西协和大学（现四川大学医学部）钟楼（资料）

　　谢国安开始从事藏学研究是在印度期间。他应孟加拉亚洲学会之请，到加尔各答校订《藏文大藏经甘珠尔》。1912年，他跟随由印度返川的驻藏川军返回内地，来到康定。在这里，他结识了英国驻打箭炉领事孔贝，由谢国安口述、孔贝笔录的英文专著《藏人论藏》(A Tibetan on Tibet)1926年在伦敦出版，被西方学术界誉为“最详实可信之作”。此后一段时间在康定的国立师范学校任教。1939年，西康省成立，被省政府聘为顾问。1944年，谢国安受聘到华西协和大学边疆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主要从事藏文的翻译与教学工作，同时为其他研究者提供资料参考。法国的大卫•妮尔夫人、石泰安教授等人的研究工作都得到了他的帮助和指导。

　　谢国安对康藏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方面，他是我国最早研究《格萨尔王传》的学者之一。石泰安就是在谢国安的帮助下，翻译了《格萨尔王传》，并以《格萨尔吟唱诗人研究》论文获博士学位，在国际藏学界一举成名。

　　谢国安是喜马拉雅山南北两侧比较文化研究的先行者，尤其对门隅地区的研究成果更为丰硕，先后发表《西藏之闷域》、《闷域之一尼泊尔》、《闷域之二哲孟雄》、《闷域之三不丹》、《闷域风俗之一般》、《释阿里三围》《闷域的终点咱日》等文。

　　谢国安作为现代康藏研究的奠基者，培养了一代藏学家，如自己的女婿刘立千等。谢国安先生于1966年病逝于北京，享年79岁。

任乃强先生和他的藏族妻子罗哲情措（资料）

　　藏学农学、张献忠、皮影戏，任乃强的多样研究

　　任乃强属于鲜见的奇才。他的研究范围极其宽泛，他研究张献忠，他研究诗词，他研究皮影，他研究山海经，他研究上古史，他研究农业，他研究交通，他研究黄金开采，等等。无论他研究什么，每个领域都形成自己一家之言，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他最重要的贡献还是体现在康藏研究方面。

任乃强先生手绘地图（资料）

　　任乃强生于1894年，是四川省南充县人。他少年聪慧，但家境贫寒。在中学读书时第一次接触到现代地图，从此终生喜爱地图测绘、收藏与研究。以至于1915年到北京准备投考北京大学地理系，到京后才知道北大无此系，于是考入北京高等农业专门学堂学习农学。

　　1929年，回到四川的任乃强被四川军阀刘文辉任用为川康边务视察员首次赴西康考察，一年时间遍历西康9个县，这成为他康藏研究的起点。任乃强的康藏研究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重在实地调查和勘测，而且正如自己所言，“周历城乡，穷其究竟。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民俗、山川风物，以致委巷琐屑鄙俚之事，皆记录之”。在甘孜下乡，我随时都会携带着任先生的《西康图经》、《西康考察报告》和《康藏史地大纲》。对照历史与现实展开阅读，深感任先生在70多年前的著作，无论是对境域、民俗、地文的描述和论证，还是对社会治理的思考和见解，都十分的精确、深邃，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康藏研究月刊》（资料）

　　任乃强的康藏研究带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感情，力图消弭民族隔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藏区社会进步。他褒扬藏族有四种美德，“为内地汉人所不能及，即仁爱、节俭、从容、有礼是也”。第一次赴西康考察时，他因患病受困于瞻化县，即现在的新龙县。他感到要深入了解藏族，必须从语言开始，于是有了娶一位藏族妻子的想法，不久就与新龙土司之女罗哲情措结婚。后来任乃强的康藏研究得到了罗的很大支持。任乃强在《西康图经》的民俗篇中专制“余之番妇”一文，表示“甚幸余之娶有此妇也”，并戏呼之为“番人之标本”。1946年任先生受聘为四川大学农学院专任教授，期间成立了“康藏研究社”，并亲自担任理事长，罗任总务干事，创办发行《康藏研究月刊》，一直坚持到1949年9月，共出版29期，发表了大量藏汉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藏文典籍译作。可惜罗哲情措1949年在成都病逝，年仅40岁。又过了40年，任乃强也在成都去世，终年96岁。

雅安，原西康省政府（现四川农业大学）办公楼　摄影：尼玛嘉措

　　这个春节前的一个傍晚，我途径雅安，专程来参观原西康省政府的办公大楼，现在这里是四川农业大学的行政楼。此行主要目的是向任乃强先生致敬，因为雅安在任先生一生中具有重要的位置。1931年，任先生从成都出发，途径雅安参与川康公路选线，提出了二郎山段修筑方案，为当时川康公路和新中国成立后川藏公路建设选定了线路；1935年，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成立，任先生不仅担任了建省委员，还举家迁往雅安；1939年，西康省在康定正式成立，刘文辉为受排挤的任先生在雅安建立“西康省通志馆”，委任其担任馆长；1956年，任先生再次随四川大学农学院从成都外迁雅安，又住进原西康省政府。雅安，不知在任乃强先生心中终究是怎样一种情愫？

　　燕京耶鲁、英语藏语、安多康巴，李安宅的多元背景

　　李安宅生于1900，河北省迁安县人。1923年考入齐鲁大学，后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26年毕业后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耶鲁大学人类学系留学，期间翻译了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名著《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我们在大学读书了解宗教的起源时，老师推荐阅读的就是这本书。

　　李安宅是最早运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实地考察和研究藏区的学者之一。1938年，他接受陶孟和、顾颉刚两位导师的建议，以教育部边疆视察员的身份，与其妻于式玉一道深入甘南藏区和拉卜楞寺，从事藏族文化促进工作和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撰写了《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拉卜楞----李安宅的调查报告》、《宗教与边疆建设》等。

　　李安宅最著名的研究成果体现在对安多历史与宗教研究方面。之所以将其作为现代康藏研究的奠基人，主要是他于1941年任教于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受聘建立了边疆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先是聘请了任乃强，后又经任乃强推荐，聘请了精通藏文的谢国安和精通佛学的刘立千等藏学专家。由此形成了一个以西南边疆民族，尤其是康藏地区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机构，汇集了康藏研究的庞大人才队伍。同时，李安宅于1944年还组织了一批专门力量进行藏族社会历史的田野调查，为时半年。他本人也与任乃强等人一同到西康省北路考察，亲自撰写了《西康德格之历史与人口》、基于更庆寺的《喇嘛教萨迦派》等文章，填补了当时人类学调研的空白。这几篇论文的写作得到了谢国安、刘立千等人的协助。

　　在短暂的英美讲学后，李安宅先生于1949年回国，同年12月应贺龙之邀，参加人民解放军，参与十八军政策研究室的组建，投身于解放西藏的事业。先后参与创办了昌都小学、拉萨小学。1955年调回成都后，先后在西南民族学院和四川师范学院工作。1985年在成都去世，享年85岁。

　　活佛随从、藏族女婿、高级翻译，刘立千的多重身份

　　刘立千是个沉静的人，一生安然。他出生于1910年，四川省德阳县人。小学毕业后因家贫无力升学，入私塾读古代汉文典籍8年。1930年到重庆川康平民银行工作后对佛学产生了兴趣，常去听法师和活佛讲经。由于语言不通，1933年辞去银行的工作前往康定，跟随谢国安学习藏语文，后与谢国安之女谢建君结婚。

　　在基本掌握了藏语文后，刘立千在康定地方遍访藏传佛教各教派的高僧，学习宁玛、萨迦、格鲁各派教法，不仅掌握了丰富的佛教知识，藏语文水平也因此得到更大的提高。1936年，他作为根桑活佛的翻译，离开康定到成都、长沙等地传授宁玛派教法，后回康定国立师范学校教书。1940年开始翻译第一部藏文典籍《西藏政教史鉴》(即《西藏王统记》)。1943年后，他接受李安宅的邀请，一直在华西协和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刘立千译著两种　摄影：尼玛嘉措

　　1949年成都解放后，他也响应政府的号召进军西藏，先后在西藏工委统战部、宣传部、西藏军区等单位工作。1955年调往北京，先后在国务院翻译局、民族出版社工作，主要任务是翻译和审定《毛泽东选集》等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的藏文本、《民族画报》等出版物的藏文版。1972年因病退休，回成都隐居。2008年在成都去世，享年99岁。

　　刘立千翻译的藏文典籍译文准确、通俗流畅、注释精当，被藏学界公认为藏译汉的上品。他所撰写的藏学专著和论文，观点中道公允，证据确凿无碍。在他的晚年，凡有登门求教的，他从不推辞，总是尽可能地给以解惑答疑。他将自己的著作版权和稿酬都无偿捐给民族出版社，作为藏族文化出版奖励基金。他一生简朴，粗茶淡饭，书生布衣。所谓“出世则通，入世则达”，如刘立千先生，或许已经通达两界？

　　笔者从90年代开始就购买收藏了刘立千先生的很多书籍，作为业余时间研习藏学的必备之书。有些是他翻译的藏族学者的名著，如《西藏王统记》、《土观宗派源流》、《玛尔巴译师传》、《米拉日巴传》等，有的是他厚积薄发的专著，如《印藏佛教史》等。

　　最后，还是要解开我开头的疑问：为什么刘立千先生去世后，会把舍利入塔供奉于康定金刚寺？原来，金刚寺布楚活佛在成都对勘藏文《大藏经》和翻译佛教典籍时，拜刘立千先生为师。他翻译的所有重要文本都经过刘先生修改审定，还协助刘先生在晚年整理了译著全集。把师傅的舍利供奉到自己所在的寺庙是对大师的顶礼。我也在想，甘孜是刘先生学术研究的起点，他的一生也都为康藏研究而存在。安住在康定的寺庙中，也许正是刘立千的誓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