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古寺位于青海省玉树地区。称它为“小寺”,只因比起其他藏传佛教“大寺”如甘丹寺、萨迦寺等,结古寺无论从建筑规模还是僧人数量上都算不上大。但它在玉树地区影响力不容小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生维护祖国统一的九世班禅大师就是在这座寺庙圆寂的。
图为结古寺中白塔
九世班禅大师曲吉尼玛的一生可以用“跌宕起伏”四个字来形容。据已故藏学家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中记载:九世班禅出生于清光绪年间,5岁时通过金瓶掣签被认定为转世灵童,后被迎请至历代班禅驻锡地西藏日喀则地区扎什伦布寺,在驻藏大臣升泰的主持下升登法座,继承法统,19岁在拉萨大昭寺由十三世达赖喇嘛授予其比丘戒。
当时正值英帝国主义加紧侵略西藏,九世班禅两次率领日喀则地区僧俗参加抗英战争。在第二次抗英战争中,班禅大师被英国人胁迫至印度会见英国王储。在被要求对王储行跪拜礼时,班禅说,我只在我国大皇帝前跪拜,其余不行。此次会面商谈,年轻的九世班禅采取迂回战术,无论英国人怎么威逼利诱,就是不与其谈实际问题。英国人虽然愤怒,但也无可奈何,最后只能将其送回扎什伦布寺。
图为历世班禅驻锡地扎什伦布寺
在清末民初那段动荡的岁月中,局势混乱,复杂的历史现实因素交织在一起,还是造成了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暂时失和。
据1992年第1期《中国藏学》杂志《浅析九世班禅返藏受阻及其原因》一文中记载,1923年11月15日,班禅率少数侍从连夜离开历世班禅驻锡的扎什伦布寺,日夜兼程,于1924年抵达兰州。从此,九世班禅开始了在内地的漂泊生涯。
内地弘法期间,正值国内军阀混战,他目睹百姓饱受战火煎熬,发电北洋军阀,字里行间透露着忧国忧民的深情和对祖国统一的渴望。
即使身处内地,班禅依旧关注西藏时局。1931年,班禅在南京发表《西藏是中国领土》的演讲,立场鲜明地维护祖国统一。他还在南京、北京、沈阳等地建立办事处,密切了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九世班禅多次主持法会,为抗战募款,并抚慰战争中百姓的创伤。此外,由于当时日本策划分裂蒙古,为了调停当时蒙古贵族间矛盾,班禅不惜以身犯险,多次进入日本势力范围。他抵住日方拉拢,不辞辛劳奔波于蒙古各地宣传抗日爱国精神。
班禅的爱国之心受到当时中央政府和各地地方政府的尊敬。他所到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政府高级官员和社会名流都争相迎接陪同。此外,班禅深厚的佛学造诣也深受广大信教群众的拥戴。班禅每到一地都会传授“长寿佛心咒”、“文殊菩萨心咒”等心法,这也促进了藏传佛教密宗在内地的发展。
图为玉树地震(2010年)后重建的结古寺
内地弘法数十年,班禅大师仍时刻不忘故土,期盼早日返回西藏。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罗布林卡突然圆寂,留下藏文遗嘱,请九世班禅大师返藏“维持政教”。班禅大师返藏之旅,不仅被视作宗教领袖身份的回归,同时还肩负着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使命。所以,当时国民政府十分重视,不仅拨有专款经费,还派专使护送、配备卫队官兵,并对组织、路线、行程、接待礼仪都做了部署。
1936年,九世班禅取道甘肃拉卜楞寺,于当年12月来到青海玉树地区,驻锡结古寺甲拉颇章宫内。据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第38卷、第3期《九世班禅返藏受阻及在青海的活动述略》一文记载,九世班禅在玉树期间,心忧百姓疾苦,竭力满足信教群众宗教信仰需要,奔波于拉卜寺、班庆寺、禅古寺、拉休寺等多所寺院,主持佛事活动,为僧俗信众摸顶赐福。其中,他与结古寺渊源颇深,不仅将行宫设在结古寺,到达玉树后第一次大规模传法和灌顶也在这里,历时4天,参加人数约4000人。
1937年8月,班禅离开玉树,前往青海与西藏交界的拉休寺,拟从此地返藏。由于返藏行程一直受西藏地方政府阻挠,双方进行了反复交涉、磋商,但未取得一致意见。再加上国际时局复杂,中日战争期间,英国借机扶持西藏噶厦政府,强硬干涉班禅回藏。国民政府在英方压力下,不得不让班禅“暂缓入藏”。此时,九世班禅再次以大局为念,表示“就本人意愿,归念甚切,但颇尊重中央意旨”。
就这样,九世班禅只能在10月离开拉休寺再回到玉树。当班禅回到结古寺后,身体开始出现不适、进食困难等状况,再加上返藏之事受阻,悲愤交加,最终于1937年12月1日,抱憾圆寂于结古寺甲拉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