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由茶马古道的开启，滇藏线沿途成为西藏地区最早与外界接触与交流之处。千百年来，这个茶马古道旁的藏族村落，倚隘而兴，因盐而盛，藏传佛教、天主教、东巴教也在此地共存共荣。
每周日早上，66岁的藏族老人斯扎兰换上干净的藏装，揣上藏文版的《圣经》，带上9岁的孙子，去上盐井村做弥撒。那里有西藏唯一的天主教堂。就在同一天，斯扎兰的女婿照例会去山上的喇嘛庙诵经祈福。
这是当地一户典型的藏族家庭。尽管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但一家人和睦共处，互不影响。千百年来，这个茶马古道旁的藏族村落，倚隘而兴，因盐而盛，藏传佛教、天主教、东巴教也在此地共存共荣。
盐井因产盐而得名，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的芒康县盐井纳西族自治乡，与云南接壤，是滇藏公路进藏的第一个站。全乡4486人，纳西族仅占四分之一，绝大部分是藏族。按地势高低，盐井分为上盐井和下盐井。上盐井村大多信奉天主教，而下盐井村信奉佛教。在这里，纳西族没有信奉自己的东巴教，而是追随藏传佛教，而藏族则信仰天主教。多元的文化在此相融共处，让这个仍旧保留着最原始制盐工艺的小镇多了几分神秘。
茶马互市打开大门
第一次来盐井，作家范稳就被那里的气场震撼了。四面高山围拢着一块从河谷中拱出的断崖，村庄就坐落于此，澜沧江如利刃将山与崖恰到好处地切开，站在600米高的村中俯瞰河谷，咆哮的澜沧江犹如一条溪流。千年盐田架于澜沧江两岸，藏式民居鳞次栉比地顺山势排开，蜿蜒的滇藏公路穿镇而过。“当时心灵突然被打开了，一定要为她写点什么。”范稳说。
尽管是个千人小镇，但盐井的历史如盛产的盐巴俯拾即是。它位于滇、藏、川交界处，是闻名遐迩的茶马古道通往西藏和四川的必经之地。
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因藏区处高寒地带，缺乏蔬菜，肉类是藏民的主食，而茶叶恰有解脂除腻的作用，逐渐成为生活必需品。藏区的良马、皮毛又是内地所需。就这样，在横断山脉之中，形成了靠马骡驮载货物的交通要道，河谷高山间传来的那阵阵清脆的马铃声，一响便是千年。
茶马古道分川藏、滇藏两线，而滇藏茶马古道大约形成于公元6世纪后期，由云南的产茶区经大理、丽江、香格里拉后进藏，西向拉萨，最终通向南亚次大陆。这条茶马古道也就成为最为古老的进藏线路之一。
坐落于滇、藏、川三角地带的盐井自然成为茶马古道通向圣城拉萨的咽喉。而盐井盛产的盐巴，也作为来往马帮交易货物之一。
这里，渐渐热闹起来。
一队马帮一般由一二百匹马组成，一个汉族人同时只能赶五匹马，而藏族可以赶七匹。每十五里一小歇，三十里一大歇。似乎正是由于马帮的存在，茶马古道沿线的语言交流并无障碍。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所长木霁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云南至西藏，都可用西南官话沟通，看似闭塞的高山大河间，正是因为货物和文化的交流而变得通畅。
木霁弘还发现，马帮的马鞍，白族是硬的，藏族是软的，而在盐井这样的结合部，马鞍软硬都有。“这就是交融的过程。”木霁弘说，当茶成为藏族生活的一部分后，便把不同的文化联系起来了。不仅如此，马尾巴上粘着的草籽还随着马帮一路带到西藏，形成逃逸植物通道。马帮也不仅仅是货物的运输，也逐步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云南大理马帮在藏区会表演云南花灯戏，而藏族马帮到了云南也会弹起弦子，引来围观。跟随马帮，一些工匠进藏，成为传播技术的先驱，而传教士则借助马帮进入藏区传教。
戴十字架的藏族人
事实上，从17世纪起，就有传教士进藏传教。经过数次波折之后，1855年，法国传教士邓得亮在盐井创建起天主教堂，其强大的生命力一直延续至今。
这座西藏唯一的教堂位于滇藏公路旁，是一座典型的藏式建筑。若不是屋顶那个高大的十字架，没人将其与教堂联系起来。教堂装饰也入乡随俗，室内的哈达、圣像唐卡让人耳目一新，而哥特式高大拱顶和天花板上的《圣经》题材壁画依旧保持着天主教的风格。
每天早晚，上盐井村的天主教信徒会到此做弥撒，周日早上人最多。这里有世界上唯一的藏文版《圣经》，信徒会用藏语读《圣经》，用藏语咏唱赞美诗，而神父也是穿着藏服。
59岁的白着住在教堂隔壁。在他的家中，供奉着耶稣、圣母玛丽亚的神像，而他胸前还戴着十字架。他家世代为天主教徒，在他五岁时，父母就带他进教堂。“我的名字也是神父起的。”白着说。在上盐井，信徒的名字与欧洲人相似，多为神父所取；人死后以天主教仪规进行土葬，但其生活方式、习俗与信奉佛教的藏民没有区别。
亲历了文化和宗教交融的还有下盐井村的纳西族。他们原本居于云南丽江，随着木氏土司的势力扩大，在明朝时期顺着这条古老的通道来到盐井，并在此扎根繁衍。如今，盐井的纳西族除了祭祀中还保留着纳西族的一些传统外，其他已与当地藏族别无二致。他们说着流利的藏语，过藏族的节日，爱喝酥油茶，吃糌粑，信仰藏传佛教。
不过，相比而言，上盐井村的530多名天主教信徒更是中西合璧的典范。他们既过藏历新年，也过圣诞节、复活节。每年的圣诞节，教徒们都将举行狂欢活动。教堂院中会垒起五六个炉灶，公认厨技出众的村民成为主勺，每家还会派出帮手。几百名信徒围坐在空地上聚餐，晚上大家唱歌跳舞。这所有的开销都是来自弥撒费，它有专人保管，并在活动后将费用明细公开。
尽管上下盐井一堑之隔，宗教信仰泾渭分明，但在藏民心中却没有沟壑。下盐井村的佛教徒们自发来凑热闹，天主教徒会热情欢迎；而每年藏传佛教传统的“跳神节”到来之时，上盐井的村民也会涌向下盐井。
然而，当年天主教进藏却是一部曲折的历史。早在中世纪，传说在喜马拉雅的北侧有一个约翰长老的王国，为了将被遗忘的子民带回基督世界，不少传教士翻越喜马拉雅传播福音。作家范稳说，当时在西藏传教犹如在地板上种庄稼，面对着不仅仅是恶劣的地理条件，还有生命之危。
据范稳的研究统计，从盐井天主教堂建立到上个世纪40年代最后一次冲突，15任神父，其中7位被杀。藏传佛教势力过大，传教士只能在偏东南一隅传教。最终，他们转至盐井，为村民看病，之后便有两三个村民成了天主教徒，也成了盐井的首批信徒。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在上盐井购买地皮，修建了教堂，发展教徒，开办圣徒药房。同时，传教士们还带来了法国的葡萄酒的酿酒技术。时至今日，盐井人还保持着自酿葡萄酒的传统。
斯扎兰老人的父母曾是天主教堂的佣人，一家七口住在教堂。那时，天主教的神父会给穷人盖房子，免费看病，发放西药，那神奇的小药片令藏人称赞不已。“逢年过节，教堂还会施粥，给天主教堂当佣人，至少可以填饱肚子。”斯扎兰说。
对于解放前的教堂，93岁的修女阿尼记忆更为深刻。她14岁受洗，目睹了教堂的兴衰。那时，教堂会帮助穷人盖房子，收留孤儿和无依靠的老人，甚至给没有牦牛的佛教徒买牦牛。如今，她是盐井唯一健在的修女，每天仍坚持去教堂做弥撒。其他省份的天主教徒来到这里，都会拜访这位西藏天主教的“活化石”。见到这位老修女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尊崇地跪拜行礼。
或许，正是因为这份“赢得藏族人的好感才能赢得藏族人的灵魂”的执著，让天主教在盐井藏民心中生根开花。可在解放前，天主教徒受到佛教徒们的嘲笑，被称为洋人“古达”，“古达”在藏语中有奴颜之意，是对摇尾乞怜的狗的形容。
直到1951年，天主教教民向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提出申请，教堂再次成了天主教教民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改革开放后，文革中被毁的百年教堂被修葺一新。如今，在盐井，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组成的家庭比比皆是，彼此间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我不强迫孩子信天主教，他们有选择的自由。”斯扎兰说。
1997年，上盐井村28岁的鲁仁第成为第一位藏族的天主教神父。从那以后，上盐井村每逢重大节日便不再到云南等地另请神父。2004年，鲁仁第还俗，但仍担任盐井天主教堂民管会主任一职。
天堑变通途
盐井产盐，这被当地人看作是上天的馈赠。与其他产盐地不同，盐井仍然沿用最为古老的制盐方法。3249块盐田分布在澜沧江两岸，每块盐田均由几十根木柱搭架而成。所谓盐田，其实是每块大约仅七平米，用以晒盐的水泥板。
劳作的藏民要到江边的盐井中背盐水，倒入自家盐池沉淀后再洒进盐田，日晒风干，结晶成盐。因土质不同，盐多呈酱红色，犹以“桃花盐”最为知名，每斤可卖到一块多钱。或许是最原始的才是最好的，这里的盐自古销路甚好，牧民用它喂养的牲畜易增肥和产崽。如果食用其他的盐，牲畜容易生病。
如今，盐巴仍是当地的藏民的重要收入来源，盐井每年产盐四千吨左右，一般的农户一年有四五千元的收入。因缺少耕地，灌溉困难，盐井人世代靠盐换取粮食，盐也就成为盐井人的命根子。
下盐井村老村长贡秋扎西还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经常带着30多人、百余匹马组成的马队驮着盐巴去换粮食。那时，因为没有公路，仍会沿着茶马古道行进，没有桥梁要靠用竹子做成的索道过江。有意思的是，人们也要将马匹绑在竹制的溜索上，而马匹也早已习惯于这种刺激的过江方式。
他们将盐换成粮食分给村民，几十天后就会驮上盐巴再次出发。不过，盐井早已形成集市，外地牧民会用酥油或粮食来此换盐。他们大多有固定的交易对象，祖祖辈辈都是固定的一家人做生意。当然，贡秋扎西还是希望走出去。走得越远，盐就能换回更多的粮食，而在盐井的集市，盐只能等份交换。
随着上世纪70年代滇藏公路的通车，原本二十天的行程缩短至三天。贡秋扎西回忆，从香格里拉到盐井，马帮来要用9天时间，而公路通车后，只需要走6天。“路变宽了，马匹并排着走反而不适应了。” 如今，这段310公里的路程开车仅需七八个小时。而让贡秋扎西感受最深的是，原来马队依靠索道横渡澜沧江要花一天时间，自从1983年大桥通车，过桥只要两分钟。
如今，西藏公路通车总里程已达5.8万公里，神秘的茶马古道已然成为历史。山间此起彼伏的马铃声已经成为绝响，取而代之的是摩托车的轰鸣声。
在盐井，几乎家家有摩托。戴着墨镜的藏族青年在柏油路上疾驰，远处就能听到摩托车上音响传来的《爱情买卖》的歌声。或许是因为茶马古道让这里的藏民较早的与外界接触，走在盐井的街道上，他们不会向外来客多看一眼。如今，盐井的年人均收入在四千元左右，主要经济支柱是劳务输出，外出打工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曾经赖以生存的制盐业所占比重已经降到30%。
或许是因为传教士早期在此设立教会学校的缘故，盐井人特别重视教育，儿童入学率高达98%。盐井乡最高、最漂亮的建筑是盐井中学六层教学楼。事实上，盐井中学也是西藏唯一一所乡级中学，学生在这里还享受着包吃、包住、包学杂费的“三包”待遇，盐井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人才的摇篮。如今，西藏的盐井籍领导干部多达505人，最高官至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盐井乡党委书记柳发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家对盐井教育的投入已超过3000万元。此外，政府出资将居住在盐井条件恶劣区域的藏民搬至乡上，对于新建房屋的农户还给予两万五千至一万元不等的国家补贴。
事实上，安居乐业的藏民最令人感动的是他们的纯朴。在滇藏公路上，搭车似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只要伸出大拇指，骑着摩托的藏民便会搭你一程。25岁的背包客张宏说，从香格里拉到盐井的310公里，他搭过六次车，全部是藏民的车子，途中一个藏族家庭甚至收留他过夜，让他感动不已。
当前，斯扎兰老人家正在重修房屋，领到了一万元的补贴，老修女阿尼每月也能收到政府近千元的生活补助。
花了六年时间，作家范稳完成了他的“藏地三部曲”，以展示这里多种文化的冲撞与融合。“在这里不同宗教和文化共存交融，人们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这就是进步。”范稳说。(实习生王童对本文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