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闻邦达家族之大名，在拉萨，在西藏，邦达家族可以说是无人不晓。有康巴首领之称，有西藏商品经济开拓者之说。虽在藏多年，未曾有所接触，甚至也没有在文史资料中读到。

　　去年10月，昌都解放40周年，我因公务去往昌都，在途中谈起邦达家族。可巧，我们的头儿格桑朗杰就曾是这个家族的佣人，其父亲跟随邦达·多吉多年，侍奉左右，实际上是具有管家性质的佣人。格桑朗杰自幼跟随邦达·多吉之次子邦达·旺钦，也算是个小佣人。但从他所叙的旧事看，似乎更像是“侍读”。昌都解放后，年龄都只有十岁左右的主仆二人，分别被送往中央民族学院和西藏公学学习。自此一别，三十多年没有见过面。此番来昌都，格桑朗杰也有寻访之意。

　　在昌都，查阅当地一些文字资料，屡屡见到邦达·多吉的名字。早在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进入康区，在那里组建了第一个具有革命性质的博巴政府，邦达·多吉便被委任为财政部长。1950年，邦达·多吉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主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图为邦达·多吉

　　在昌都地区政协大院里，我和格桑朗杰找到了邦达·旺钦。自幼一起读书玩耍的孩子而今成为了陌生人，却由我这个更为陌生的人在他们中间作了介绍。昔日的少爷，现在是昌都地区政协副秘书长，昔日的侍童，现在是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这是三十多年后的第一次重逢。虽然他们曾经许多次参加过同样的会议，住在同一个招待所，却互不相识。我看着他们相互间问年龄、健康和家庭状况，“主仆”相见，无限沧桑，既有亲切，又有感慨，甚至不免有些尴尬。邦达·旺钦邀请我们上他家作客，还答应了我请他谈谈邦达家族的请求，不过，他申明由于当时年岁太小，说不很清楚。

　　邦达·旺钦住在昌都县委的一套住宅里，因为他的妻子扎西白姆在昌都县小学工作，是自治区人大代表。他的家相当简陋而且零乱，不像我们在拉萨所看到的其他贵族家庭那般豪华，可以由此想到主人的繁忙和随和。邦达·旺钦夫妇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回藏，被分配在崇山峻岭之间的江达县，一个做文学工作，经常跟着工作组骑马下乡，很像个基层干部；一个在那里的小学教书，多少年一直是山区孩子的第二母亲。他们在那里生活了23年，几年前才迁来昌都镇，所以，他们的家庭器具和陈设，都还带着以往的岁月痕迹和地方特征。

　　旺钦能记起的家族史事的确不多。据他介绍，邦达家族的发家史并不是很久远的事。

　　邦达家在四代前还只是萨迦寺在芒康县的差户。重要的时间起始于其曾祖父。邦达家此时已显露出发迹的势头。在邦达地方，当时只有同村庄的加中贡布家族可以与之相抗争。加中贡布生有五子，咄咄逼人，邦达家却只生有一子，不能不担心对手的威胁，便借故横刀杀死了加中贡布五个儿子，以断其后。此时，清军西进，加中贡布前往巴塘向清朝钦差大臣控告此事。钦差大臣主管地方军政事务，便判定偿杀邦达家三人。邦达既顾家族之未来，又慑朝政之威严，凑齐本家族亲友三个人脑袋，却将第二代邦达——旺钦之祖父邦达?列江留了下来。这是邦达家族史的第一回合。

　　留住性命的邦达·列江果然不凡，既从商，又从政，而使其家庭成为望族者。至关重要的是本世纪初的政治事件。1910年，在西藏地方政府与清朝中央政府发生剧烈冲突的情况下，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邦达·列江以自己在印度办有商业之便，保护并资助了达赖喇嘛。两年后，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为回报邦达·列江之助，给予了邦达家族千载难逢的发展便利：授权邦达家族独家经营全藏羊毛和贵重药品，并明令其他商家不得经营，违者重罚。巨大的垄断权很快使邦达家族成为豪门，邦达家族的生意做到了成都、上海，做到了印度乃至欧美。但邦达·列江却莫明其妙地死于非命。后来我到拉萨访问旺钦之胞妹贡吉旺姆，据她说，祖父之死因一直不明，但传说那天祖父出门曾有巫师竭力劝阻，无论如何不能出门，倘若十分必要，也务必在天黑前返回，以免迹象明显的凶兆。邦达·列江却未置重视，他应约赴一场掷骰子的游戏，兴致勃勃玩到天黑尚不思归家，结果应了巫师之言。至于是因为政治原因，或是商敌所为，或是旧仇之偿，不得而知。

　　邦达·列江的三个儿子中，最有声望的应首推三子邦达·多吉——这位藏东地区著名的人物。其长兄邦达·洋佩尽管也赫赫有名，却与他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邦达·多吉虽然也继承了其父亲的商品运输经营业，但邦达·多吉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无疑是在政治方面。

　　在邦达·旺钦儿时的记忆中，父亲总是独自蹲在地上琢磨关于水的问题。他想着如何将远水引到近处，将低水引到高处。这并非臆想天开，他的确研究出一套办法，挖沟引水，冲击土石，让山坡自行崩塌，抬高基础水位，果然是水如人意。乘工作之便，略绕了一段路，我们特意去芒康县邦达乡探访。格桑朗杰就出生在这里，后来随驮队去了巴塘。现在乡政府的房子，当年就是邦达·多吉自己设计的，而将他的想象盖成具体的房子，则是格桑朗杰的父亲所为。

　　旺钦评价他的父亲邦达·多吉时说，他最厉害的就是那双眼睛，看人看得非常准。例如格桑朗杰的父亲，一个字不识，但铁木土石各门技活乃至管家理财，无所不能，具善解人意，我父亲想得到，他父亲便能做得到。识才用人，大概是所有政治家的共同特征。

　　造就邦达·多吉为藏东政治军事人物的，除了家族基础外，还有其复杂因素。康区山地，高山峡谷，养育着骁勇剽悍的康巴人，他们以性情刚烈而著称。昌都地处横断山脉，既是交通要塞，又为兵家必争之地，西藏地方政府对其常常显得鞭长莫及。这里，汉藏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甚密，地方政府或者无可奈何，或者大为恼火，康藏矛盾相当激烈，冲突时常发生。既有的家族基础加上现实的社会斗争，使邦达·多吉成为康巴人利益的代表。

　　1932年，西藏噶厦政府委任邦达·多吉为芒康、察雅两宗之基巧即总管，想以此来掩饰对康巴人的鄙视和不满，表示康巴人在西藏军政地位上的平等。却不料邦达·多吉对此不仅不感恩戴德，反而愈发感到噶厦政府这一政治手段的险恶用心。他利用康藏矛盾，四处奔走联络，呼号游说，宣示自己改变贵族专制的雄心大志，历数封建农奴制度之罪恶，并提出自己的8条纲领性主张，其中包括：废除贵族世袭制，废除无偿乌拉差役，发展民族经济文化，兴办教育，推广藏汉双语教学，加强川康滇各民族团结，抵抗西方殖民势力入侵，等等。邦达·多吉在自己的家乡芒康县联合起当地18头人，欲起造反。但在关键之时，18头人背叛了他，转而迎合藏军的进攻。

　　1933年，邦达·多吉不得不率领自己的部队放弃芒康，到巴塘避难。他将部队化整为零，打算同藏军开展游击战争，他本人则折往东南，前往南京，以求得中央政府的支持。在这里，他遇到了与他同命相怜的昌都同乡、也是惨遭噶厦政府之害的诺那活佛。蒋介石即封诺那活佛为宣慰使，封邦达·多吉为宣慰组长兼地方武装组长。

　　旺钦在评价父亲识才用人时举的另一个例子是他的一位部下仲麦·格桑扎西。此公现在也是昌都地区政协副秘书长，现已年过古稀。我去拜访此公，虽说老先生消瘦，但气色精神颇好。邦达·多吉组织武装力量，亲任骑兵大队长时，仲麦·格桑扎西任中队长，邦氏做驮运买卖时，此人则是主要帮办。老先生自幼在巴塘读书，精于汉藏两文，虽后来被入冤狱，如今却依旧记忆清晰，思维活跃，逻辑严密，目前止伏于案头，撰写文史。在回忆邦达·多吉的文章中，他条理不紊地评论道：

　　在历史上凡青康藏军之冲突，实为国内局部之争端，非外人所可得而干预，但西藏方面对青康区的武装进犯，往往由英帝国主义有阴谋的暗中策划而进行。但师出无名，失道寡助，在各战区先后遭到失败而返回金沙江之西。

　　此后，邦达·多吉的游击队伍出没于金沙江两岸，给予藏军多次打击，最后，噶厦政府不得不放弃其所谓尊严，委曲求全，坐下来与邦氏谈判，并负责赔偿邦氏一切损失。邦达·多吉回到芒康，继续组织他的由西藏至印度的驮运生意。但他无论从个人感情还是涉及民族乃至国家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仍然与噶厦政府分庭抗礼，势不两立。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噶厦政府中的分裂势力对中原大局隔岸观火，甚至企图趁火打劫，而邦达·多吉则有与中华民族共存亡之志。前年在重庆举行的一次关于抗战时期文史资料座谈会上。作为西藏唯一的与会者，仲麦·格桑扎西披露，在日本侵略者对抗战后方实行战略封锁，切断海路运输线时，邦达·多吉则开辟印度经西藏直通川滇的陆路国际运输线，支援抗战物资达一亿五千万美元。仲麦·格桑扎西还另文介绍，1939年，国民党第31集团军宋希濂将军曾就抗战事宜联系邦达·多吉，邦氏表示，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一旦日本侵略者深入康区，邦达·多吉愿赴疆场，与日寇作殊死斗争。担任这次重要联络的翻译，即是精通藏汉两语的仲麦?格桑扎西先生本人。先生的披露，据研究抗战史的专家学者认为，是有重要意义的，邦氏的作为，应当说更证明了抗日战争的全民族性。证明了在抵御外来侵略时中华各民族的一致性。

　　邦达·多吉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善于洞察历史发展趋势，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懂得了应当将康藏民族的希望寄于何处。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班禅大师致电毛泽东主席要求解放西藏，邦达·多吉则派人前往北京，上书朱总司令，要求解放军早日解放康藏人民。在昌都战役和进军西藏过程中，邦达·多吉极尽所能，给进藏部队以支持协助，并欣然出任昌都解放委员会副主任。

图为邦达多吉的儿子旺钦和孙女旺姆

　　在言谈之间，我感到旺钦更为关注的是人们对已故父亲的评价。邦达·多吉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文革”后期在拉萨悄然逝去。据说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曾想把自己的一生记录下来，遗憾的是他只写了几行字。他没有能够看到中央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没有能够看到西藏今天的风采。在庆祝昌都解放40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代表从北京赶来，在他们的贺信中，对邦达·多吉和其他爱国人士在进军西藏过程中所作的历史贡献，再次给予了肯定。第二天，我又到旺钦家去，旺钦很有感慨地说，共产党没有忘了老朋友啊。

　　补记：这是1990年我参加昌都解放庆祝活动后写的一篇文字，发表在1991年《雪域文化》秋季号，近30年过去，偶然找到旧作，大致与后来的《形色藏人》风格相近，故纳入之。有趣的是，2011年我重返西藏的聊天中得知，我的房东居然就是本文主人翁邦达·多吉的孙女，真是缘分啊！从她那儿得知，邦达·旺钦现在年事已高，但身体还是不错的，现多住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