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藏羚羊在青海可可西里地区觅食（2015年5月19日摄）。三江源，活水千百年流淌不息，孕育滋养着中华乃至亚洲文明。曾几何时，因人为活动、过度放牧、自然变迁，这片原始沃土呈现退化、沙化危机。
如何确保“中华水塔”丰盈常清，碧水永续东流？记者长期追踪，找寻答案。
生态恶化困境下的
三江源悲歌
鼠掘沙进家园不再，守着源头没水喝，放下牧鞭背井离乡……世代逐水草而居的三江源牧民，开始尝到生态恶化的滋味。
2001年，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麻多乡牧民多杰，眼睁睁看着家门口的丰美草场变成老鼠乐园。他说：“鼠害最猖獗的地方，每平方米有近10个鼠洞，草场很快变为不毛之地。”
鼠类在更多地区日益活跃。到2004年，位于澜沧江源头的玉树州杂多县因鼠害导致退化的草场面积逾900万亩，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20％。位于长江源头的玉树州治多县，草场退化面积820多万亩。
失去植被覆盖后，一些退化草场渐成裸露的黑土滩，像“病毒”一样向周边扩散。在三江源北缘，草原迅速大面积退化。记者当年曾深入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铁盖乡，看到流沙将牧户房屋重重包围，墙体被压塌，一座座砖房成为废墟。国道两旁的沙丘频频“爬”上路面阻断交通，县里不得不出动推土机清理。
据青海省有关部门统计，到2004年时，整个三江源地区沙化面积超过3800万亩，核心区中度退化草场达1.5亿亩。黄河源头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过去的4000多个湖泊，90％以上干涸，黄河源头一度断流。分析认为，全球气候变暖是导致上述恶果的主因之一。
水枯草衰，牧民生产渐渐难以为继。共和县铁盖乡拉干村牧民才本加流着泪告诉记者，从日子安稳到无家可归，一切变化像做梦一样。2003年起，整个三江源地区近10万牧民背井离乡，陆续搬离世代生活的草原，近70万户牧民主动减少了牲畜养殖数量。
草场不再丰美，牧民何去何从？
政府强力保护生态
三江源头生态告急！中华水塔面临危机！牧民沦为生态难民！本世纪初，媒体争相连续报道，三江源备受关注。
国家、部委、科研院所纷纷派员，顶着高原反应，奔赴平均海拔超4000米的三江源，调研生态恢复良策。
2005年，我国正式公布实施《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总投资75亿元，实施面积15.23万平方公里，项目兼顾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生产布局多方面，当年下达资金7亿元。
“力度之大，理念超前，前所未有。”时任青海省三江源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的李晓南说，青海省委、省政府多次强调，扎实推进生态治理，将最优资源，集中到三江源地区。
推进100余项三江源科技项目，建立多部门协作的生态监测机制，打破区域生态本底数据空白，培养一批留得住、能干事的一线生态工作者……被称为“西部人才洼地”的青海省，举全省之力推进三江源生态保护增效提质。
与各地普遍开矿建厂、修路架桥不同，经济发展全国“垫底”的青海省，咬牙坚持生态立省战略，“宁愿错失发展机会，也要留住绿水青山。”全面停止对三江源地区的GDP考核，陆续关停一批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将全省90％左右的国土，纳入工业禁止或限制开发区域。
连续苦干8年后，2013年底三江源生态恶化得到遏制，草原产草量整体提高30％，三大江河年均向下游多输出58亿立方米优质清洁水，有学者称为“不可能实现的奇迹”。
2016年，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经中央深改组审议，在三江源地区启动。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赫万成介绍，肩负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先行先试任务，青海省向旧体制果断“开刀”，整合国土、林业、环保、水利的执法权，将玛多、杂多、治多、曲麻莱4县政府部门精简25％，打破原有大小自然保护区条块分割，对12.31万平方公里的园区实行垂直统一管理……
青海创下我国生态文明领域多个“第一”：2017年首个国家公园地方性法规《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施行；首个生态法庭当年在玉树州设立；2018年我国首个国家公园研究院在青海挂牌；2019年生态管护岗位在全国率先覆盖园区所有牧户。
各界共护中华水塔
三江源的“山水林田湖草”日益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其复苏向好的变化，促使当地牧民逐步形成生态保护的高度自觉。
记者在“三九”寒天的玛多县黄河乡，曾目睹7位牧民蹚着齐膝积雪、背着数十斤牧草顶风前行，只为给大雪中“断顿”的藏野驴送去“粮食”；在果洛州玛沁县大武乡，记者获悉54岁的牧民多布旦连续种草14年，成功染绿了格多村上万亩黑土滩；在果洛州班玛县玛可河原始林区，曾是一名伐木能手的朱富海，如今春季日均栽种40株树苗，平均每半个月穿坏一双鞋子……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专家被感召吸引，陆续来到三江源参与生态改善。
在杂多县昂赛乡，记者近期遇到北京大学和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年轻的科研团队，他们为三江源生态治理建言献策，每年要驻点研究11个月。长期在野外奔走露宿，他们满是泥渍，皮肤黝黑，却乐在其中。
中国林科院研究团队的刘炎林，总在高山裸岩、密林峡谷中考察，很享受内心与江河湖草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