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麦积山石窟35窟的主佛及48窟的四臂观音，呈现出藏传佛教的艺术特点和题材特征，且在麦积山石窟文献资料室保存有一批珍贵的藏文文献，内容不仅有经文，还有祈愿文、咒文等。在文物库房还保存有藏传佛教法器等，涉及诸多藏传佛教的内容。文章试图探析麦积山石窟藏传佛教元素，来说明其重要的考古价值。

关键词：麦积山石窟；藏传佛教；艺术特征；藏文文书

麦积山石窟作为中国的四大石窟之一，以北朝时期的精美雕塑闻名于世，被美誉为“东方雕塑陈列馆”。因此，有关于麦积山石窟的研究，多侧重于北朝，对于元代及以后的造像提及甚少。事实上，现存于35窟的主佛和48窟的四臂观音，均为元代作品，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题材特征。现初步考证两尊造像均为藏传佛教题材，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及考古价值。

1、麦积山石窟的藏传佛教造像

1.135窟主佛

35窟位于东崖入口第二层栈道，与36窟、37窟毗邻，此窟开凿于北周时期，但原作已损毁。现存造像为元代造像，是为藏传佛教题材造像。元朝时，随着藏传佛教传入内地，藏传佛教艺术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在内地传统审美观念和雕刻技法的影响下，这种艺术形式悄然地改变着原有的风貌，呈现出新的艺术特色。从整体造型分析，此尊造像为典型的藏传佛教造像。面型圆而短，螺髻，短颈，束腰，身着偏袒右肩袈裟。塔状螺髻高隆、衣纹紧贴于躯体、工字型莲座样式及装饰都是藏传佛教造像的特征。工字型束腰须弥座上既有单股的金刚杵，也有十字金刚杵。台座呈大梯子形，底边外张，莲瓣宽肥，尖端上卷，台座边缘饰双层的连珠纹。此梯形台座是藏西风格的主要特征，繁复的莲瓣纹及写实衣纹是汉地艺术的传统表现手法[1]。从这些风格特征可看出汉文化与西藏固有的审美情趣相结合，反映出元朝汉藏艺术交融的时代特点，且藏传佛教艺术对汉地艺术的吸收已趋于成熟。

1.248窟四臂观音

四臂观音，位于48窟双龛中的左龛，尊相位于胸前的两手手掌佚失，次二手手指缺损，部分细节及色彩脱落，但主尊、台座乃至于背光整体造型保留较完整。四臂观音是藏传佛教观音菩萨的重要造型之一，作为西藏地区的保护神，其基本造型为一面四臂，结跏趺坐，中央的双手合掌于胸前。另外，两手则前臂向外伸展，手掌向内弯曲，中指与无名指向下轻触拇指，左手轻捻向上绽放的莲花，右手拎向下垂吊的念珠。这种造型的四臂观音也称为六字观音，是藏文史料中现存最早的观音身形之一，代表六字真言Omani-padmehum法力，是修持者在修持六字真言咒法时，观想的一种观音造型[2]。在藏传佛教造像中，这一样式自后弘期大量出现，分布遍及藏族文化传播地区并变得十分流行。

2、藏文文书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文献资料室藏有一批珍贵的汉、藏文文献资料，时代最早有唐本，继有五代、宋、明、清的刻本、写本共编号1500个（不包括残片），其中明代刻本最多。这批文书中不乏古善本、珍本，也有部分道书及经史子集和杂类文书。刻本是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唐代已经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盛，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了1000余年。此处的善本并非指校勘严密、印刻精美的古籍，而是指具有很高科学研究价值及历史文物价值的善本。珍本主要以佛经、论疏为原拓本。这批文献，最早主要来源于麦积山瑞应寺历代僧众遗留。1955年，冯国瑞先生向研究所捐赠了大量的古代文书，其中就有不少藏文文献，麦研.T.16号文书就是先生所捐，且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3]。

图1《龙王求雨令牌》经皮（来源：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编《瑞应寺遗珍》）

这些藏文文献中经皮封面有3张：麦研.T.02kluyikhram《龙王求雨令牌》经皮（图1）；麦研.T.04rtamgringyibzlogparnamrgyalstobskyimtshonchabzhugsso《马头金刚禳灾无敌法宝》封面；麦研.T.13《敦煌千佛寺经》封面。

经文正文有3张，内容涉及《西藏度亡经》《金刚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分别为麦研.T.03chosgzhung《西藏度王经》、麦研.T.15rdorjegcodpa《金刚经》以及麦研.T.16tshedpagdumyedpazhesbyebathegpachenpovimdo《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西藏度亡经》，原经名为《中阴得度》，是公元8世纪由藏传佛教开山祖师莲花生大师写成。书中提到的最有名的教法名为中阴闻教得度，属于藏传佛教最古老教派宁玛派的大圆满法，属佛教密乘。现译为《西藏度亡经》，是超度亡人的藏传佛教经典。麦积山石窟所藏《西藏度亡经》麻纸一张，长33.5cm，高9.6cm；双面均为手写体，无头字，草书，多有缩写字，墨书经文间夹杂有朱书题引，可判断为清代版本。页面有水渍、油污，边缘有破损（图2）。

图2《西藏度亡经》（来源：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编《瑞应寺遗珍》）

《金刚经》，也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来自印度佛教的初传期大乘佛教时期。受密教影响，《金刚经》被附加密咒形成诵读仪轨，民间还出现各种离奇的灵验感应录。般若经典《金刚经》被儒道化、迷信化之后，在中国盛行起来。麦积山石窟所藏《金刚经》麻纸一张，木刻版印刷品，双面印，长25.8cm，高8.7cm，原页码（正面左侧边沿空白处）：rdogcodsodgu金刚经第39页；页面有黑色油污，边沿多处破损（图3）。

图3《金刚经》（来源：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编《瑞应寺遗珍》）

禳灾文有3页，其中包括麦研.T.09sdiggshegs、麦研.T.10sdiggshegs禳灾文、麦研.T.11sdiggshegs禳灾文。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邓拓在其著作《中国救荒史》中提到“整个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灾荒史”。尤其明代的荒灾更为严重，“无岁不告灾荒，一灾动连数省”[4]。据记载，在明朝的276年统治中，各种灾荒达到1000余次，其中水灾、旱灾分别为196次和174次，如此高频的自然灾害，使得明朝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救灾制度，并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其中禳灾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救灾形式。禳，原为古代祭祀名，禳灾是指行使法术解除灾难。禳灾行为作为祈福祛灾的表现形式，在我国古代，长期以来便是应对灾害的重要措施，对稳定社会有着极其显著的作用。道教一开始就将禳解灾害作为法术内容，以后发展成门类繁多的体系，但凡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天灾人祸均在禳解范围之内。

明朝中央政府，为了能与藏传佛教僧团建立最广泛的联系，采取了“多封众建”“惟因其俗，化导为善”的政策。即对西藏各主要教派和地方势力首领均予以分封，通过分封以及袭职、替职和例贡等形式，使其均直通于中央，从而与明朝建立了直接的政治隶属关系[5]。由于藏传佛教在明代受到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对社会活动的参与度很高，反映在宗教层面，藏传佛教经文中也出现了不少的禳灾文。麦积山石窟所藏的禳灾文粗麻纸一张，长29.7cm，高7.2cm；双面手写，原页码（正面左侧边沿空白处）：nga第7叶，藏文有头字，楷书，内容为禳灾文龙食子仪轨，边沿有破损（图4）。另外一张禳灾文也是粗麻纸，长29.5cm，高7.2cm；双面手写，原页码（正面左侧边沿空白处）：nga第5叶，边沿有破损，正面下方边沿缺失一小块。

图4 禳灾文（来源：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编《瑞应寺遗珍》）

3页咒文分别为：①麦研.T.07sngag skad咒文， 其为4个同心圆，从外层数第一个圆和第二个圆之间是藏文，第二个、第三个圆中间是夹杂在花纹中的梵文，第四个圆内书写梵文。②麦研.T.14sngagskad咒文，单面印刷，是4个同心圆，从外层数第一个圆和第二个圆之间是藏文，第二圆、第三圆中间是夹杂在花纹中间的梵文，第四个圆内也写梵文。与麦研.T.07号都是刻版印刷品，或同一刻板印出，完全相同。③麦研.T.08sngagskad和麦研.T.07sngagskad类似，刻版印刷品，残缺一半，用红色体印刷。这3页咒文的功用都一样，带在身上用于辟邪（图5）。

（a）六字真言1 

（b）六字真言2

图5 六字真言（来源：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编《瑞应寺遗珍》）

《十六罗汉颂》麦研.T.12gnasbrtanbcudrug有2张均为麻纸，长54cm，高9.5cm；双面写；原页码（正面左侧边沿空白处）；gnasbrtangsum罗汉经之第3叶、第5页；页面有水渍，边沿多处破损（图6）。

图6十六罗汉颂（来源：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编《瑞应寺遗珍》）

3、元代所见题记

3.1藏文题记

麦积山石窟第四窟前廊左侧维摩诘龛下方，即左侧力士身后有3排藏文题记（图7），其寓意分别为：愿坚定菩提心；唵嘛呢叭咪吽；祈拜佛祖！其中一则题记为六子真言。六字真言，又称六字大明陀罗尼、六字箴言、六字大明咒、嘛呢咒，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咒，源于梵文。此咒含有诸佛无尽的加持与慈悲，是诸佛慈悲和智慧的音声显现，六字大明咒是“嗡啊吽”3字的扩展，其内涵丰富，奥妙无穷，蕴藏了宇宙中的大能力、大智慧和大慈悲。此咒即是观世音菩萨的微妙本心，常诵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和利益。其实就是在赞美金刚杵和莲花，起源于对古印度地方神湿婆的赞美。

（a）藏文题记图片

（b）藏文题记文字转化

图7藏文题记（来源：作者自摄）

3.2元代麦积山石窟题记

麦积山石窟部分洞窟中的元代题记可知，从元朝元至到至正年间，都有零星的题记留存，其内容除部分为游人随意墨书、刻画以外，也有开窟造像或重妆重塑时留于壁面的榜题、发愿文、舍钱记等含有实际内容（表1）。

4、文物库房所藏藏传佛教法器：金刚杵、金刚铃

金刚杵、金刚铃作为藏传佛教最典型的法器之一，使用于佛教仪轨及修行，修持者一般左手拿金刚铃，右手拿金刚杵，合在一起代表着智慧和方法的完美结合，是金刚乘坚不可摧的典型象征，代表毁灭一切愚痴和妄念的金刚力量[7]。麦积山石窟文物库房藏有一对铜制金刚杵和金刚铃，其中金刚铃底部已残损，金刚杵保存完好。

5、结束语

元代以来，随着统治我国北方的蒙古民族将西藏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并大力推崇并扶持佛教的发展，尤其崇信藏传佛教，使得藏传佛教在藏区和内地得到很大发展。由于历史原因，秦州地区成为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多民族成分混杂居住的地区。当藏传佛教在青海河湟地区形成，并在离秦州不远的临洮、泯州等地成为人们主要的宗教信仰时，其直接影响到秦州地区，藏传佛教也随之传入，并影响到盛极一时的佛教中心麦积山。麦积山石窟、仙人崖石窟、甘谷元代华盖寺、天水武山水帘洞石窟等部分洞窟中的藏传佛教题材造像，以及武山千佛洞石窟出土的古藏文木版画（有专家认为是八思巴文）、墨书藏文经书残片以及藏式覆钵塔等，是秦州地区藏传佛教元素的典型代表。另外，麦积山石窟第4窟所存的藏文题记发愿文、瑞应寺所藏的藏文文书，以及馆藏金刚杵、金刚铃等藏传佛教器物等藏传佛教元素表明，麦积山石窟所在的渭河上游地区也深受藏传佛教密宗思想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黄春和.藏传佛像艺术鉴赏[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4.

[2]李翎.藏传佛教阿弥陀佛与观音像研究[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55.

[3]张延清,李晓红.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藏古藏文经卷考录[J].敦煌研究,2009(5):94-95.

[4]徐芳芳.明朝官方禳灾研究[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0.

[5]王通玲.炳灵寺石窟藏传佛教艺术研究[D].兰州:西北民族大学,2011.

[6]张锦绣.麦积山石窟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7]罗伯特.比尔.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

原刊于《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