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以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师徒的著述为中心
摘要：关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关公信仰则是儒释道合流的重要体现，围绕其展开的文化、宗教实践和影响深入到汉、藏、满、蒙古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大区域。这一信仰在藏传佛教中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而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师徒则是推动这一信仰得到文本支持并被规范化的关键人物。其中，三世土观呼图克图的著作明显表现出树立传承自龙树师徒之正统的意愿，结合相关人物传记中与外道持续交锋的记载，其对关公信仰修供文本的进一步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宣扬教法正统性的辅助措施；而这也是藏传佛教中国化在历史上的一个代表性体现。对于“关公／关帝”这一重要而复杂的文化母题，研究并理解其形象在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中的显化与内涵，以及这种建构所扎根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语境，是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长期过程和灿烂成果的有力切入点，也为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支撑。
关键词：关公信仰；藏传佛教；三世章嘉；三世土观；民族“三交”
千百年来，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的英雄，关羽（？—２２０）的形象在其身后得到了持续放大并被神化。从将军到战神、财神和护法神等，从民间的文化实践到皇室的敕封推崇，关公（或关老爷、关帝）信仰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和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了不少学者关注，并已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
这些成果多从历史文献叙述和口头文化传播等角度分析了关公信仰在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地方生活）中扩散和演变的过程，并尝试从汉传佛教、文学作品、民间神话等多角度分析这一信仰的来源。但是，对于关公信仰在藏传佛教中的吸收和变迁的研究，在相关作品中则显得不甚充分。
关于关公信仰在藏传佛教及涉藏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已有研究主要可划分为两类。第一类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对相关祈供、灵签等仪轨文献进行了翻译，其中包含一些尚未公开刊行的田野资料或寺院内部材料，为其后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本基础；但其中很多在对文献内容的具体分析上失之简单，只点明关帝形象的“地方化”“西藏化”或归因于“政治需要”“汉藏满蒙多民族文化融合”等便浅尝辄止。第二类研究则以杜赞奇（ＰｒａｓｅｎｊｉｔＤｕａｒａ）对神话背后象征意义所包含的、具有持续性的“超书写（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的讨论为开端之一，强调关公信仰背后历史层累的本质，亦有一些学者着眼于关公信仰和格萨尔信仰在涉藏地区合流的过程。第二类研究通常着眼于政治生态变迁下的文化和宗教治理政策的演化，关注清朝用兵西藏以及格鲁派在首都北京占据关键地位的制度化背景，将关公信仰的演变视为服务于巩固治理和弱化国家控制色彩等目的的策略。
总体而言，关公信仰在涉藏地区和藏传佛教中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其最初正式进入文本时，并未被有意识地与民族史诗意义上的格萨尔王进行结合，与格萨尔王合流是较为晚起的现象，并在很大程度上与１８世纪末期清中央政府在西藏边境地区的军事行动有关。然而，虽然对关公信仰在后期如何演化的探讨仍在持续并有不断深入的迹向，但是学者们对于该信仰形成和发展的关键人物，即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师徒的传记等相关材料的运用尚不充分。本文将以这些材料为主展开研究，尝试对关公信仰在藏传佛教中的早期出现及发展等内容进行补充。
一、从“伽蓝菩萨”到“关老爷”：关羽进入藏传佛教
唐宋时期，关羽被智者大师改造为汉地佛教护法的传说已经见于不同文献。如唐代董侹在《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中叙述了关羽用神力为智者大师开辟修禅道场的故事：
（玉泉）寺西北三百步，有蜀将军都督荆州事关公遗庙存焉。将军姓关名羽，河东解梁人，公族功绩，详于国史。先是，陈光大中，智禅师者，至自天台，宴坐乔木之下，夜分忽与神遇，云愿舍此地为僧坊，请师出山，以观其用。指期之夕，前壑震动，风号雷，前劈巨岭，下堙澄潭，良材丛木，周匝其上，轮奂之用，则无乏焉。（《钦定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四》）
而宋僧昙照和志磬亦分别在《智者大师别传注》和《佛祖统纪》中记录了蟒妖关羽从智者大师受戒的传说：
（智者）趺坐宴安，入大寂定。一旦，……又有巨蟒长十余丈，张口砺牙，意欲食啖，复有阴魔列阵，砲矢雨下，经一七日，了无惧色。……（妖魔）俱灭不见。……有二圣者步从威仪如王者状，长者……曰：“予乃蜀前将军关羽。……今日何幸，得闻无上菩提出世间法，今已洗心涤虑求戒品，永芘佛乘教化群生”。师从其请，为之秉炉传授。（《智者大师别传注》）
（智者）趺坐入定。一日，……有巨蟒长十余丈，张口内向，阴魔列陈，砲矢如雨，经一七日，了无惧色。……众妖俱灭。……见二人威仪如王，长者……前致敬曰：“予即关羽。……弟子今日获闻出世间法，愿洗心易念，求受戒品，永为菩提之本。”师即秉炉授以五戒。（《佛祖统纪·智者传》）
在被汉传佛教接纳为“伽蓝菩萨”后，明清时期，关羽又与藏传佛教逐渐产生接触和互动。据传，关羽最初进入藏传佛教的契机是明代大宝法王受封返藏时，将“伽蓝尊者”带回噶玛派祖寺楚布寺，僧众皆称之为“噶玛汉神”。然而，这一说法仅见于一些研究，且未有学者提供文献证据，笔者亦尚未发现藏文史料等记载。
藏文史料中最早关于智者大师调伏关羽的详细记载或来自工布查布（约１６７０／１６８０—１７５０）撰写的《汉地佛教源流》一书。在梳理深见派传承祖师时，工布查布运用较多笔墨叙述了“智者大师”弘扬佛法的种种功业，并特别叙述了其如何调伏“汉地政教总护法关老爷”的过程：
大师于玉泉山茅舍中静修时，出现了一条可怖的巨蛇，缠绕大师的身体并示现种种恐吓的形态，发现大师毫无动摇之可能后乘风消失。当晚，（关羽）身披铠甲，率天龙八部现身，礼敬大师并为（此前的）试探致歉。大师询问原因，为其讲法，授近事律仪，令其为护法神。
工布查布一方面将关羽因英雄末路嗔忿而死并成妖的经历与阿育王作类比；另一方面亦指出，在口传文化中存在关羽与姊妹护法同一心识，以及关羽即为随文成公主入藏的尊赞和率领格萨尔大军之王的说法：
以阿育王为例，尽管他是依照佛法执政的君主，由于郁愤暴死，他转生为大鲸。（关羽）像阿育王一样，虽然一切想法和行为大体上没有过错，但因为在羞愤的心境下死去，他转生为龙神四百余年。……似存……（关羽）是跟随文成公主入藏的凶猛尊赞，也是享有军之王之称的格萨尔本人，并与姊妹护法同一心识等故事。
这成为以后藏文文献中对于关公历史叙述的模板，并不断得到呼应。不过值得指出的是，此处“军之王格萨尔”与后期和关公信仰合流的格萨尔信仰中的史诗英雄格萨尔王所指不同。
推动关公信仰在藏传佛教中的传播和发展，并令其在文本上被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化的关键人物，是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及其弟子，尤其是二世嘉木样活佛和三世土观呼图克图。
按照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传记的记载，他曾在梦中两次与关羽相遇，随后关公两次助其脱离了可能危及生命的险境，后来他受到七世济隆活佛的邀请为关羽写作了一篇祈供文：
一晚，（三世章嘉）留宿于四川地方一座名为“襄陵”的大山的山脚下，梦见一个红色身大汉说：“……从今往后我做你的保护者，明日你在路上有一些阻碍，但我可以将其清除。”次日途中，有猴子从林中掷石头打中了随侍楚臣达杰的头部，但伤得不重。那位大汉汉语名为“关云长”，译成藏语则是著名的“长云大帝”。
上师（三世章嘉）患上一种类似痛风的病，手足麻木，视力下降……当时巴桑曲杰举行天女占卜，清晰见到大量巨型蜘蛛环绕（三世章嘉）周身，（对其）进行侵扰，一个威武的红色身大汉手持利剑，将它们驱赶到别处。当晚，上师梦到一位红色身大汉说：“我已驱逐侵扰你身体的鬼魅。”……想来是长云大帝的功业，……后来（上师）受达察济仲活佛（七世济隆活佛）之邀编写了一篇祈供文。
这与收入三世章嘉全集的《关老爷祈供法》跋文所载的创作缘起一致；当是１７５０年前后，雍和宫建关帝庙时，七世济隆活佛向其求请所得。从内容上看，这篇祈供文虽然篇幅很短，并且相对来说只是仪轨过程的简要概述和普通的供奉与祈愿之词，但其确立了修供关公的基本程式（即纯净的煨桑用品清单、观想的本尊、念诵的密咒及所结的手印等），并为其确立了“支那战神”的定位和“关老爷（后人亦作）”的标准转写形式。另外，虽然三世章嘉并未明确关公的形象和来源，但其指出关公源于“赛氏”，这为后人的解读留下空间，笔者将在后文展开探讨。
相比之下，二世嘉木样活佛所作的祈供文，以及三世土观呼图克图所作有关关公的历史和祈供文则更加详细。除了语句更丰富之外，这些作品也呼应了前人所指出的姊妹护法以及藏族文化中有关关公的尊赞渊源问题，并且明确了其形象。二者笔下的关公或者如汉地传统尊神一般坐于“绫罗层叠的黄金坐台”之上，或者“身色鲜红，忿怒庄严，下骑红马，左手执羂索，右手持长矛”，这是涉藏地区文化中地方赞神的典型形象，也与其来源呼应。同时，二者在祈愿的偈颂中也都明确指出希望关公护佑“天子”的政治权力，以及“政教合一”的事业如意圆满，可见其写作亦带有更明显的政治色彩。
除此之外，三世土观呼图克图的作品亦对蒙古地区的关公修供实践产生了进一步影响，察哈尔格西文集中收录的几篇作品多以其所作为基础，但二者在写作目的和内容取舍上仍然存在本质的区别，笔者亦将于后文讨论。
二、姊妹护法：“关老爷”的藏式显化
围绕藏族文化中关公作为护法神的涉藏地区渊源问题的讨论，学界多以三世土观呼图克图在《激励事业雨流之雷声》中的说法为基础，但通常只是对其观点进行了概括，即认为关羽与三位护法神属于同一心识：姊妹护法、夜叉大臣驱魔金刚和赤尊赞。除了第二位夜叉大臣驱魔金刚仅见于三世土观呼图克图的论述外，姊妹护法和尊赞则在由工布查布开始的藏文文献中得到共识。
然而，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在泛神信仰氛围浓厚的涉藏地区，万神殿中并不缺少护法神，除了红色通体、呈忿怒相等在外形上可与关公产生联系的表层特点，这些地位较高的上师选择这几位护法神作为关公在涉藏地区的显化有无深层原因？这几位护法神之间又有无联系，或者只是随机拼凑起来？笔者认为，在民间口头文化中，这种联系的初步建立可能确实源自这些护法神在形象和功能上与关公的相似性；但是进入规范的文本时，这种联系则含有高僧（尤其是三世土观呼图克图）精心设计的成分，其最终目的在于建立关公和姊妹护法的同一性，进一步则可为其宣扬教法的正统性服务。
首先，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在祈供法中，或是出于格律的需要，对于关羽的历史来源给出了简短而模糊的表述，即“出自赛氏并以‘长云大帝’闻名”。其中，“赛”这一名称不只引起了学者们相当多的讨论，其弟子对于这一渊源的解读也存在不同。二世嘉木样活佛在祈供文的赞颂部分说明关公的渊源时，除了姊妹护法和尊赞外，还指出一个名为“阿塞”的护法神——似是姊妹护法之子。阿塞并不见于其他和关公有关的文献，这或是二世嘉木样活佛对三世章嘉呼图克图祈供法的个人解读。
笔者认为，“赛”这一简称或指犀甲护法，其为姊妹护法的另一种称谓；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在这里并未另立新说，而是延续了口传的观点，并且只保留了这一个来源。同时，关羽和姊妹护法的对应，从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以及三世土观呼图克图传记的情节安排上，也可得到暗示。
一方面，关公在三世章嘉文中的初登场紧随三世章嘉随五世班禅受戒的情节：
在驻锡扎什伦布寺期间，（三世章嘉）在遍知一切班禅（五世班禅）身前听取威猛药叉姊妹护法随许法，班禅罗桑贝丹益西（六世班禅）在先师传记中说道，“姊妹护法及其眷众此后与章嘉呼图克图形影不离”。
不久之后，三世章嘉一行由藏返京的途中，梦见关公在蜀地出现，并帮其削弱了一场可能危及生命的大灾难，还声称在后藏地区长期得到班禅的供养：
（关羽）说：“此山下方的汉地全部由我管辖，在涉藏地区也有很多向我供奉饮食之人，尤其有一位后藏地区的老年高僧一再向我供奉饮食。”……（关羽）与姊妹护法同一心识，故而“在后藏有（向我）供奉饮食之人”是说班禅亲近姊妹护法。
上述情节亦出现在三世土观所作的《激励事业雨流之雷声》中。三世土观与关公的初遇则是在其随三世章嘉在五台山修习期间：
（此前）上师（三世土观）的身体出现一些病症，尽管长期以来在章嘉金刚持（三世章嘉）处医治，（三世章嘉）特别亲自实施了火灸等疗法，做了各种必需的供事并悉心照料，却没有根治病症。（三世土观）向金刚持（三世章嘉）求教，疑心此事将成为命中的碍难，章嘉金刚持回答：“我梦见一位官员说‘土观需要给我一匹红马’，（此人）似是王公贵族，若向他献马，便会好转。”
在五台山随三世章嘉听法并进行大量修习后，三世土观也亲见了关羽：
（四月）一个身骑红马、手持飘扬红幡的红色人影来到上师（三世土观）身前，又像闪电一般消失了。上师心想“这是长云大帝的形貌”，便为其写作了一篇祈供的仪轨文。
透过三世土观创作的传记及其自身的传记，可以看到一条隐微的线索，即由“姊妹护法—关公（且皆以保护者的身份出现）”串联起来的、从班禅到章嘉再到土观的本尊随许法的传承。
此外，不同于三世章嘉所作《关老爷祈供法》里观想格鲁派三大本尊的表述，三世土观所作祈供顶礼并观想的本尊为马头明王，而姊妹护法的究竟体性与其无别。这亦能佐证三世土观对姊妹护法和关公之间联系的强调。
三世土观用以为关公溯源的另外两尊护法神，一尊是在藏文文献中得到公认的尊赞，其与姊妹护法本质无二：有观点认为犀甲护法（即姊妹护法）的化身为不同种类的赞神，亦有观点视姊妹护法为赞神首领。另一尊则是夜叉大臣驱魔金刚：三世土观在建构关公与该护法神的同一性时，主要从名号展开阐释。他指出，“舅舅”，这一称呼与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之后的唐蕃关系（舅甥关系）一致；“大臣”，符合关羽生前蜀汉政权臣子的身份；此外，明代曾敕封关羽“三界伏魔大帝”称号，故而该护法神有“驱魔金刚”的名称也是合适的。虽然这种联系似有牵强附会之嫌，并且该护法神在形象上与关羽堪称相去甚远，但通过建立这一新联系，三世土观实际上将自己的论述与唐蕃关系勾连起来，间接为其观点提供了更强大的正统性。而这种正统性，正是三世土观的精心设计。
三、教法正统：三世土观的精心设计
如果说其他高僧的作品仍然是以仪轨方面的指导为主，且相关表述等与供奉其他护法神并无太大差异，那么三世土观呼图克图对修供关公信仰的关注显然超越了其他一般的护法神。他在《激励事业雨流之雷声》的结尾部分指出：
如今（正确修供的）见证者已经殆尽，对于正法的修行遍布谬误，犹如盲人嘲笑明目之人一般，只是随心所欲地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同时，在第一道跋文中，三世土观亦表示：
如今，大多数人已经不再亲近（修习）护法智尊，……此时传布这样的文字纵然批判甚多，但由于几位寻找胜义之人的激励（……仍然进行了写作）。
正如前述学者的研究所示，在三世土观创作此文时，关公信仰在藏传佛教中（涉藏地区）尚未得到大规模的修供；并且其赞颂和祈愿的内容亦与对其他护法神的祈供表述差异不大。那么，土观这种犀利的评价从何而来？他首次以相当详细的笔墨梳理关公的历史、修供仪轨，并主动将其与姊妹护法进行联系的行为，是否有可能存在某种象征性意义？
比较描述关公历史的不同藏文文献，笔者认为三世土观创作的灵感来源便是工布查布的《汉地佛教源流》，二者都具有一些其他文本不具备的细节。例如，他们都将关羽冤死成神的传说与阿育王类比，并且提及智者大师时都指出其师承。三世土观虽未说深见派，但亦点明其为龙树师徒的传承。除此之外，在论证关公与其他涉藏地区护法神的联系时，其亦大量引用了五世达赖喇嘛、五世班禅等高僧的作品，令其论述具有更强的权威性。
结合其创作该祈供的时间考虑：在三世章嘉传记的记载中（或在三世土观对该时期经历的建构中），１８世纪６０年代末期几次驻锡五台山期间，章嘉师徒多次与外道交锋，例如在关于学法修行的问题上训导宁玛派僧人、批评藏巴·益西班觉授灌顶时将多个仪轨合并、在干旱时期纠正外道祈雨仪轨的错误和无效等。章嘉在这一时期还创作了其著名的道歌《空行母心要之歌》，阐述其关于甚深中观见的证悟，并向佛陀、龙树师徒、宗喀巴大师等进行供养。三世土观为关公创作祈供法时，亦继承了工布查布的表述，指出为关羽授戒的智者大师传承自龙树师徒的见地。
另一方面，姊妹护法与达赖喇嘛系统的关系，亦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正统性和合法性的代表，例如，在掌握了西藏的政权后，颇罗鼐亦被认定为姊妹护法的化身。因此，伴随关帝庙在雍和宫（即格鲁派在朝廷帝都的重要寺院）的建立，以及关羽调伏者智者大师在文本中建立起的传承自龙树师徒的教法正统性，可以说三世土观亦是有意识地选择了来自汉藏两地两个形象和功能相似、在各自语境中又具有较高地位的神祇，在文本上进行同一性的建构，以为其宣扬正统性的目的服务。
将三世土观的创作与察哈尔格西文集中收录的几篇祈供文本进行对比，更能体现出其创作目的并不局限于修习实用。
虽然察哈尔格西所作的朵玛供法以三世土观的作品为蓝本，但察哈尔格西删去了很多三世土观对其他高僧文本的引用，反而对具体的献供物品、念诵内容和操作步骤作出了更详细的指示，跋文中亦是强调关公不论在宗教还是世俗层面都可发挥作用，只要在扎仓或家中修习，不论僧俗都可获得福祉。同时，在其文集中还收录了一篇跋文显示为“阿嘉呼图克图”所作的供饮仪轨和一篇仅有一页、并无序跋的煨桑仪轨文本。
因此笔者认为，察哈尔格西文集收录的更像是一个整合各种仪轨的指南手册，其修习上的实用性质远大于对教法正统的宣示；而很多其他上师所作相关仪轨的跋文显示出求请者多是蒙古人，亦能体现关公信仰在蒙古地区的实践程度相当高。
四、小结
关羽以及围绕其形成的信仰实践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活中占据有一席之地。关公信仰是中华民族“三教合流”文化特征的典型代表，其影响不仅深入广大汉族聚居地区，也深入到汉、藏、满、蒙古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大区域。探究这一信仰在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中的显化和内涵，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与同一性共具的特征，更全面地把握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各民族的历史语境和社会形态。
在藏传佛教和涉藏地区中，关公信仰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推动其正式进入文本并在修供上得到明确规定的关键人物，以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二世嘉木样活佛和三世土观呼图克图为代表。其著作之间存在传承和发展，而其中三世土观的著作明显表现出树立传承自龙树师徒的正统的意愿；结合当时章嘉师徒与外道交锋的背景，其对关公信仰修供文本的进一步丰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宣扬教法正统性的辅助措施。
作者简介：刘雨桐，清华大学人文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
原刊于《中国藏学》2023年第5期（注释及引用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