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第一世嘉木样《佛历表》的内容与价值

摄影：觉果

摘要：藏族历史上出现了很多《佛历表》，它是研究藏传佛教尤其栽族历史的一种畫要的工具书。本丈根据藏文丈献，对藏族历史上出现的不同的《佛历表》及其持点进行了阐述，重点介绍了第一世嘉木样的《佛历表》。

关键词：《佛历表》；第一世嘉木样；松巴堪布

藏文文献浩如烟海，内容包罗万象，《佛历表》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藏族历史上，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不同类型的《佛历表》，大多出自藏传佛教高僧之手。它是研究藏传佛教尤其是藏族历史的一种重要工具书。如拉卜楞寺寺主第一世嘉木样协巴•俄昂宗哲，学识渊博，精通佛典，其著作达15部之多，其中的〈佛历表》就是一部研究藏传佛教、藏族历史的重要著作，为我们研究藏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提供了丰厚的史料。然而目前对这本著作，学术界鲜为人知，本文拟就对〈佛历表》的命名、藏族历史上出现的各家《佛历表》的特点加以阐述，重点就第一世嘉木样的《佛历表》加以介绍。

一、《佛历表》的名称及其含义

藏族历史上出现的《佛历表》，类似汉文文献中的年表。在中国史学史上，历史年表的编制一般是对史著的辅助和补充，其功用正如史学家万斯同所说：“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其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⑴由此可见，表可以弥补文字叙述的不足，并能以清晰的编排方式使人们对历史一目了然，节省篇幅和笔墨。中国史学史上，年表始于西汉司马迁，以后一直被运用于纪传体史书中，自《史记》到《清史稿》，举凡二十六史皆有表，可见其重要性。

《佛历表》，藏语称“丹孜”(bstan-rtsis)，是研究藏传佛教尤其是藏族历史的一种重要的工具书。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丹孜”一词有不同的阐释。有人解释“年表，藏文为revi-mig，本义是'山羊的眼睛'，因为在藏文历书和史书中的年表都用墨线勾勒出方格，形同羊眼，故而名之，一般也叫方格表”⑵。这一解释不是很准确，严格意义上来讲，《佛历表》类似于年表，但还不能称之为“方格表”。如藏文文献中的天文历算、回文诗等，也是用表的形式来制成的，可以称之为“方格表”，但不能称之为《年表》。黄明信先生曾撰文对《佛历表》名称也进行了解释。他认为，《佛历表》译作“教历”较为确切，“这个名称的来源是由于释迦牟尼并不认为他的教法在世界上是永远存在的，佛圆寂之后，它将以500年为一个阶段，叫作一品(levu)，每一品按其特征各有一个名称。共有10个’品’，也就是10个500年，其后就不存在了。再过一个很长的时间之后才又重新出现。因此，对于佛教徒们，计算自己所信仰的这个宗教产生之后，已经过去了多少年，将来还会存在多少年，就成为一件很重要的事，计算这种年代的著作就叫作'教历'。这肿著作里也附带逐年记载了佛教的大事、重要的佛教寺院建立的年代、佛教历史上重要人物的生卒年代、重要典籍著作的年代等。这些内容逐渐积累得越来越多，由附带成分变成了主要部分，但是'教历'这个名称始终未变”⑶。由此可见，我们将“丹孜”翻译成“教历”是最恰当的，只不过是《佛历表》之称已经约定俗成了。

藏民族历史悠久，史籍浩繁，事迹错杂，多数历史事件带有宗教色彩，为能把头绪纷纭的历史事件很快检索出来，只能求助于《佛历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教历”。为此，我们从史学史的角度看来，《佛历表》即“教历”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既是衡量史学家研究史学水平的尺度，也是评析一个民族的历史学发达程度的标志。

二、藏族历史上的《佛历表》

在整个藏族的历史上，产生了诸多的《佛历表》，这足见藏族传统学者对史学的重视程度。藏文文献卷帙浩繁，已经公布于世的文献却寥若星辰。就目前所见到的如14世纪《布敦教法史》的作者布敦大师(bu-ston-rin-chen-grub，1290~1364)编制过的《佛历表》；16世纪《贤者喜宴》的作者巴卧祖拉陈瓦也编写过《时轮要诀历算综论积年表明解》，这些都是较早的年表，但当时的《佛历表》与历史纪年并没有完全契合；史学价值较高的《佛历表》当属清代一些史学家编订的《佛历表》，这些历史年表在历史记叙和史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较典型的有第巴•桑结嘉措(sde~pa-sangs-rgyas-rgya-mtsho，1653〜1705)的《浦派历算法——智者颈饰白琉璃》和《白琉璃除锈》，嘉木样•协贝多吉(vjam-dbyangs-bzhad-ngag-dbang-brtson-vgrus，1648~1721)的《阐明西藏圣教大德年表黄金日光》及《佛历表》，收录在松巴堪布•益希班觉(sum-pa-mkhan-chen-ye-shes-dpal-vbyor，1704~1788)(如意宝树史》中的《佛历表》，19世纪后期的绒达•洛桑丹曲嘉措(rong-tha-bio-bzang-dam-chos-rgya-mtsho)的《历算论•重要算表新编》等。其中著称于史的当推是松巴堪布和嘉木样的《佛历表》。

20世纪80年代以来，藏学研究蓬勃发展，对《佛历表》即“教历”之学也颇为重视。首先是才旦夏茸先生(tshe-brtan-zhabs-drung，1910~1985)汇集前贤的各种教历著作，并结合他自己从各种藏文文献里收集到的资料，编辑成《藏族历史年鉴》(bstan-rtsis-kun-gsal-las-btus-pa)—书，应该说是集各家之长的一部藏族历史与宗教史相得益彰的编年史。张怡茹先生主持编纂的《藏汉大辞典》中，有年叙钦饶威色(nyan-shul-mkhyen-rab-vod-gsal)编写的《西藏历史大事年表》，年表附于这部大型工具书之后，有很强的普及性。此外，黄明信和谢淑嬪编写了一部《藏族历史人物年代手册》，是一部按人名等的字母顺序排列，便于査找历史人物年代的手册。

三、各家《佛历表》的特点

清代的《佛历表》，主要是采取“饶迥”纪年体系(以“时轮历”为主)的方式，但在年代计算方面，各家各有不同，既有佛陀纪年，又有则是饶迥纪年，还有历算家各自编写的历元时间。

第巴•桑结嘉措的两部历算著作篇幅浩大，是藏族历算学的代表作，这两部书主要讲述浦派历算和星占体系，但也涉及不少历史年代，如释迦历元、藏传佛教的前后弘期时间、莲花生和阿底峡入藏时间以及藏族历史分期等问题。书中开列的各类年表对于研究西藏历史纪年有一定学术价值。

绒达的《历算论》年表主要是一种“回算表”，有助于对一些历史时间的计算、换算等，与桑结嘉措的著作可同作编年史的重要参考书。

松巴堪布的《佛历表》完成于1748年，这时的作者正值43岁，就任佑宁寺法台之职。这部《佛历表》由3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记载了饶迥纪年前的部分年代，从关于器世间的四劫时开始，至藏历第一饶迥火兔年前一年止；第二部分饶迥纪年，从藏历第一饶迥火兔年(1027年)始，至藏历第十二饶迥火虎年(1746年)止，总计719年的历史；第三部分是对部分年代的评说。有趣的是该表巧妙地夹在了《如意宝树史》中，成为该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个年表的资料是作者依据“著名的信史”的《教法源流》、《史册〉、《传记》摄集而成，但就辑录的各家所述历史年代作了客观的核实，甚至精心考证，正如他所说的“但其中的有些记述很难全信”⑷。

第一世嘉木样的《佛历表》，从藏族历史第一饶迥火兔年(1027年)开始逐年记录，一直到作者生活的时代1715年，记述了藏族688年的历史。这两部年表的内容主要侧重于宗教事件和宗教人物，但对一些历史重大事件也有记载，比如1240年多达纳波(rdor-rta-nag-po)率蒙古军队首次入藏、1244年萨迦叔侄赴凉州与阔端会晤、1269年蒙古在西藏设立驿站、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1407年嶋玛五世赴汉地、1479年甘丹寺夏孜和强孜发生冲突、1537年止贡派占领甘丹寺所属18座寺院、1642年固始汗引兵入藏支持格鲁派以及1652年五世达赖入京觐见清顺治皇帝等。

首先，第一世嘉木样《佛历表》和松巴堪布的《佛历表》，当属史学价值较高的历史年表。第一世嘉木样的《佛历表〉和松巴堪布的《佛历表》两者记载各有侧重，彼此还可以相互对照、互为补充。年表内容虽然文字简单，但从中透露出了作者对历史的态度、选择和历史趣味，也能够反映岀作者的历史观。

其次，松巴堪布的《佛历表》所记入的时间比第一世嘉木样的《佛历表》更长，在其年表的开始和结尾详细地介绍了各种历元和年代计算的问题，作者对于《青史》、第巴•桑结嘉措的《白琉璃》和《除锈》中的一些错误提出批评，并精心给予更正。在对待嘉木样的《佛历表》态度上，松巴尊重前贤著述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指出其中的失误，能做出这样的纠正作为一个宗教职业者是难能可贵的。当然，在那特定的年代里，作为宗教界人士尤其是藏传佛教界的领袖人物的他们，侧重于宗教历史是情由可原。

再则，“嘉木样和松巴堪布都是宗教人士，年表关注于宗教事件自然毫不奇怪，但从两位作者都共同对汉藏关系的大事予以关注和记载来看，这两部年表所表现的思维倾向无疑也代表了当时的藏区的普遍意识”⑸。总之“嘉木样•协白多吉的两个年表以及松巴堪布《年表》应当是清代前期西藏的真正的史学年表的代表”⑹。

藏族著名学者才旦夏茸先生(tshe-brtan-zhabs-drung，1910—1989)编写的《藏族历史年鉴》(bstan—rtsis—kun—gsal—las-btus-pa)，集各家之长，辑录了公元前1019年至1951年，三千年间藏族重大历史事件，有异说者也注明便于后人研究，内容丰富。但也有不足之处，“其不足之处是第13个周胜周(大致相当于18世纪)以后格鲁派以外其他教派，安多(甘青)以外其他地区的资料比较简略""I。这可能与作者的宗教身份——格鲁派活佛有关。

在张怡茹先生编纂的《藏汉大辞典》中，有年叙钦饶威色编写的《西藏历史大事年表》，这个年表辑录了前后藏、安多、康区的重大历史事件，该年表的重要特点是其中“康区和宁玛派、喝举派的年代则比才旦夏茸的详细”⑻。年表中记录了从藏历火牛年(617年)始到藏历第十六饶迥土牛年(1949年)止，共1332年的历史。此年表经过编辑《藏汉大辞典》的诸多专家学者的核实，附录在工具书之后。

此外，尚有黄明信先生(bsod-nams-rgya-mtsho)的《藏族历史人物年代手册》，这部专著也颇具特色。众所周知，历史人物的生卒年代是了解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记载这些资料的文献很多，但使用时亲自査找很费事。汉文文献有不少“人名词典”可査，藏文文献中就缺少这类词典。黄明信先生鉴于这种情况，编写了《藏族历史人物年代手册》一书。编写这样一本手册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当然该书的难点，恰巧就是其真正的价值所在。藏族历史上，一个人有多个名称者也很多，往往在其受出家戒、沙弥戒、比丘戒、密教戒，学习修辞学、声明学、医药学等学科时，上师赐给他一名，他在撰写不同的文章时，使用相应的署名。这样往往一人多名。黄明信先生从1987年起，就着手搜集资料，参考了《雪域历代名人辞典》、《雪域历史人物简介》等书，结合自己多年积累的资料，编辑成书；为便于读者检索，重点将藏族人名按照藏文字母的顺序编排岀来；书名也沿用了传统的“丹孜”(bstan-rtsis)，后面加上了“嶋昌(ka-phreng)"两字，意思是按藏文字母ka-kha-ga-nga的顺序排列。该书的汉文名称则按其主要内容命名为《藏族历史人物年代手册》。该书的重要特点就是尽量澄清藏族历史上的一人多名或多人一名问题，特别是历史名人，就如70页的"扎巴坚赞'(grags-pa-rgyal-mtshan)就有11个人，习惯上用地区、族氏、教派、寺庙、职称、学位等来区别。该书解决了一人多名或多人一名的问题，并且设置了许多互见条，从不同角度都能检索作者的真名。设词条3700多条，多于前贤著述。

四、第一世嘉木样的《佛历表》

第一世嘉木样的《佛历表》，成书于藏历第十二饶迥火猴年（1716年）正月十四日。后被弟子们刻板印刷成本，整集在《第一世嘉木样全集》“嶋”（ka）第一函部内。藏文梵夹叶共37叶。全文分序言、年鉴两部分。载史年限长达688年，并收录了同一事件之不同记载备考，力求做到历史的真实性，这是其他《佛历表》所不及的。

第一部分序言：共11叶，系一般经文典籍格式，赞词后为正文。正文均采取藏族文学体裁所惯用的偈颂体的形式，分别概述了如下几个问题：

①宇宙天体日、月、星、辰以及贤劫初期众生起源情况；②贤劫中期人类的演化，工巧学、声明学、因明学、韵律学、天文历算学和艺术等各类学科产生的时间；③贤劫末期诸佛依次诞生的时间，并着重概述了释迦牟尼的诞生、成佛、灭化的时间；④“香巴拉”（极乐土）二十五代法王的诞生、继位、弘法时间；⑤藏王松赞干布的继位、建立布达拉宫和大小昭寺的时间；⑥藏传佛教诸教派在卫藏地区的产生、天竺佛学大师抵藏传法的时间；⑦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后弘期等的时间。

第二部分年鉴：共26叶，以表格的形式叙述，用藏历纪年法按照时间的顺序，记载了上起藏历第一饶迥火兔年（1027年），下至成书之藏历第十二饶迥木羊年（1715年），总计688年的历史。记录了整个藏区的重大历史事件、活佛的传承、高僧大德的出生、圆寂、重要著作的辑成以及各处大寺创建年代等。另外还记载了在此期间历代中央王朝（宋元明清）皇帝继位的年代。

第一世嘉木样的《佛历表》有着重要的史学价值。首先，正如人们所评价的：“关于嘉木样•协白多吉的两个年表，后人对于他的《佛历表》尤为重视，因为其篇幅比《大德年表》长一倍有余，内容也比较丰富。《佛历表》（Xbstan-rtsis-revu-mig）完成于第十二饶迥火猴年（1716年），主要将1027年到1715年近七百年的藏区各类政教大事以及著名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按照年代顺序，以表格的形式进行排列，线索清晰。第二，由于藏区各寺院和不同学者间都有各自行用的一些编年体系，造成对编年编排的一些混乱。嘉木样遍览这些不同的佛历表，将不同的纪年换算法作了排列，以正僧俗各界对编年的统一。特别是本书完成的第12饶迥火猴年（1716年）为历元，说这一年正处佛诞生后2631年、释迦成佛后的2586年，讲《时轮根本续》后的2585年，佛涅槃后的2531年（这个时间有误），作《时轮摄略续》后的1999年，蔑栗车（kla-klo）在世的1083年，杰盖（rgyal-dkas）著历算后的910年，诸饶迥的第689年，佛教戒律期的51年。”⑼等等，对今后的研究工作大有裨益。如此这般夸赞毫不过分。第一世嘉木样的《佛历表》的第二部分由黄颜译为汉文，刊登在《藏文史料译文集》。此文我在拉卜楞寺工作时，曾也作了翻译，并对黄颜本的误译作了纠正，但限于篇幅，至今未曾发表，待将来与其他译文共同辑录成册，也是我的愿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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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松巴堪钦.松巴佛教史（藏文版）[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

原刊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