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民族大学教授仁增先生的研究专著《藏文文献汉译规范化研究》出版发行之后，引起了许多学者及翻译专业人士的高度关注，受到省内外相关老藏学家、翻译家，中青年翻译骨干和部分在读研究生的广泛称赞。

著名藏学家、翻译家祁顺来先生为本书作序，并对该书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原青海省政协副主席、著名藏学家和翻译家蒲文成（已故）先生，在自己的文章和专著中多次对仁增教授的翻译研究水准和孜孜不倦的教学态度不惜美誉赏赞。

众所周知，翻译是一种实现不同语言文字之间相互沟通交流的方式，能让不同语言的民族通过翻译来实现沟通交流。翻译的具体形式很多，有口译、笔译、机器翻译等，但是目前翻译仍然以口译和文字翻译两种形式为主。

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翻译应该是实现政治经济的发展目标、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播、搭建和谐友谊的金桥，也是人们在不断交往交流、交融互通方面必不可少、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如何研究分析与提高完善翻译水准问题也是摆在各民族学者面前的案头之要，举之重行。

祁顺来先生在本书序言中写到：“这部学术专著是作者长期博览众采，深入思考，多方探究的产物，是作者学术认知的积淀，多年心血的结晶。体现一个有抱负，有志向学者的学术自觉、学术责任和学术担当。”虽然语言不多，却全面而又深刻地诠释了本书作者的学术境界、学术造诣和学术责任。

该书的出版发行，无疑对藏汉翻译规范化理论的提升与完善，推动藏汉翻译的全面发展，提高藏汉翻译水准等方面将会产生巨大推动作用。

此书总共有10章，277页、27万字。本书的主要学术内容包括：第一章，重点阐述本选题的社会背景、研究目的、学术意义、研究现状，以及相关理论基础等基本内涵。与此同时，研究分析了本书的现实意义，作者认为专门研究藏文文献汉译规范化，进而推动藏汉翻译事业，对促进藏汉文化交流，加强民族团结，增进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以及增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该书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将专有名词、格助虚词、非格助虚词、常位句、殊位句及藻饰词等这些藏文文献汉译难点问题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借鉴国内外的翻译规范理论,构建藏汉翻译基本理论体系。从研究方法而言，主要采用多学科结合研究法、语法比较研究法、文化比较研究法、实地调查研究法等。本书的创新之处，重点是通过全面回顾藏汉翻译历史,   广泛阅读各种译本，从构成语言的主要成分入手, 首次对藏文文献汉译中出现的主要问题进行较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归纳，从而较清晰地勾勒出了藏汉翻译的基本面貌。另外，明确规定了藏汉翻译的基本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等；第二章，解析了藏文文献汉译状况及不规范问题，同时回顾了藏汉翻译经历的崎岖坎坷历程。全面细致的阐释了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存在的突出问题解析的透彻到位，对错译、一名多译、各地方言为主的译文等举例说明与解析。比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各部本的译名而言，《ལྷ་གླིང་གབ་ཙེ་དགུ་སྐོར》有《天界》《仙界遣使》《仙界》《天岭九卜》《仙界占卜九藏》《天界卜筮》六种不同译名; 历史著作的译名来说，《སྦ་བཞད》有《坝协》《巴协》《跋协》和《跋耶》等四种不同译名等译文混乱现象，同时提出了译文要规范统一的独特明确的观点。作者认为，虽然目前有不少藏汉翻译研究文章，但大多数形似我国传统文论，是对某一个翻译问题、翻译事件、翻译活动或译作译品之就事论事的思考和感慨，常以感悟、评点、随感等形式出现，不追求定义的准确、逻辑的严密、方法的合理、论证的清晰和实证的支撑、因而缺乏科学性，更没有从翻译的学科特征出发, 运用语言学、语法学、修辞学、文艺学、文化学及美学等多学科知识建构一种既切合藏汉翻译实际，又行之有效的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基本理论体系, 以指导藏汉翻译实践，致使藏汉翻译事业一直处于无理论指导、无规则可循、无方法可依的混乱局面等的情形； 第三章，研究了藏语人名汉译规范化问题。提出了藏语人名汉译的原则和方法，要求以音译为准，且译音要力求准确，避免使用方言词与多音词；翻译用字要选常用字，忌用生僻字、贬义词和生义词等的具体观点。另外，作者认为人名的译写是否正确统一，不仅会影响到人们正常的交往交流和有效沟通，在具体的文献翻译中，更会关系到译文的整体质量和文化价值。“人名翻译，至关重要，一字之差，就会面目全非，因此理应受到译界的重视”的重要性；第四章，重点探讨了藏语地名汉译规范化问题。要求坚持藏语地名汉译的原则和方法，不断规范和统一地名汉语音译及一名多译中存在的乱象，尤其是提出了藏语地名语音统一与藏语三大方言区译名的规范化问题，特有现实指导意义。同时认真阐释了藏语地名与藏语人名一样，除经常出现在日常交流中外，藏文文献中也被广泛运用，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地名的译写是否准确统一，不但影响人们的相互交流，在具体的文献翻译中，更会关系到整个译文的翻译质量，甚至关系到史料的真实性与参考价值的问题； 第五章，解析了藏文书名汉译规范化问题，重点阐明了藏文书名的取法、藏文书名的构成特征、藏文书名的翻译方法等问题，并提出了翻译要精准、精确、精炼的要求。书名的翻译方法是采用直译、略译、改译为主的观点；第六章，解释了藏语藻饰词的含义及类型、藏语事物藻饰词的特点、藻饰词的翻译方法等。尤其是提出了藏文藻饰词的翻译采取直译、意译及直译与意译结合并行的具体方法。作者认为藏语藻饰词是一种特殊词语, 它是在引进并借鉴梵文词藻学的基础上形成。一般分事物藻饰词和数字藻饰词，前者数量多、范围广，主要有七种取名方式，在印藏文化中常被用于文学作品中，起各种修饰作用;  后者数量较少，但有自己独特的构成方式，在印度文化中它只被用于时轮历和度量学中，但传入藏区后，逐渐纳入词藻学中，并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体裁中广泛加以运用的观点；第七章，探讨了藏文特殊文化词汉译规范化问题。分析了生态类特殊文化词、物质类特殊文化词、社会类特殊文化词、宗教类特殊文化词等的构成与翻译技巧，并提出了音译为主，适当加注的翻译方法。作者的最终结论是，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转换。对一个译者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一个优秀的翻译家尤其要熟悉异族文化，准确理解所译文献的原意，根据需要灵活掌握翻译方法。藏汉文化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差异。藏语文化中的生态类、物质类、社会类、宗教类、语言类的词汇千差万别，数量颇多，它们都是藏文化的特殊产物。翻译这些富含文化内涵与藏民族特色的词时，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原义，谨慎处理的要求。与此同时，作者认真谈到，绝不能滥用译法，更不能胡译、乱译，还要讲究翻译用字的规范和统一,  使译文准确传递信息，在保证译文可读性的基础上，将原文文化的内涵和民族特色进行最大限度的体现，从而使翻译真正成为藏汉文化交流的桥梁的具体要求。第八章，阐释了藏文格助词的汉译规范化的重要性及许多翻译人员常常遇到的棘手问题。此章中重点研究和分析了藏文格助词的分类和特征、藏文格助词的翻译方法等，并提出了对译和略译的方法要求。作者认为格助词也叫格，是一种特殊的虚词。藏文格助词常用于核心句中,  是核心句的重要语法标志，使用极为广泛。因此，藏文各文法书中将其列为重要内容单独讲授和研究，成为藏文文法之一；第九章，阐述了藏文格式词与藏文非格助词汉译规范化与藏语语法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作者着重解析了藏文非格助词的分类和特征、藏文格助词的汉译方法，并解释了主要的非格助词是针对格助词而言的。包括饰集词、待述词、离合词、终结词、连接词、语气词、否定词等内涵；第十章，重点研究与分析了藏文主语和宾语的译法、藏文谓语的译法、藏文定语的译法、藏文状语和补语的译法等。作者的结论是，主谓宾、定状补是构成藏汉句子的主要成分, 也是藏汉语言的共性所在，并且大部分能对译，只有宾语、状语、补语因受语境及译者所选句式等影响，偶尔会出现不对译的情况。不过藏汉句子各成分在排列次序、所处位置以及表现形式上却有差异，对此我们要予以重视并求同存异，而不能为求新异而使译文语言生硬晦涩，进而损害原义的准确表达或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同时还要注意语境与翻译的对应关系，即因语境不同而出现的译法变异性的看法。此章可谓是翻译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社会使用词句翻译相结合的要点。研究成果显著、观点明确，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

纵览全书，该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较以往翻译研究成果而言，藏译汉的研究专著和论文较频繁，但是藏文文献汉译规范化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何况这又是多数藏族翻译人员面临的棘手问题和难以突破的瓶颈。本书的出版发行，可谓是填补了没有藏译汉规范研究的专著空白。该书重点探讨和分析了藏文文献汉译中存在的疑惑与难点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新方法与新观点。同时分析了藏族著名作品的汉译成果，为何读者少、流传不广泛的原因？认为主要原因还是翻译不规范和名词术语不统一所造成的。因此，作者的观点是译文的规范与统一是重中之重，势在必行。只要藏译汉的规范和完善上下功夫，逐渐能够翻译成走向全国及乃至世界的好作品。

第二、日常翻译中藏族地区的人名、地名、书名等翻译较混乱，导致出现了许多不应该出现的纠纷、矛盾、分歧和问题，尤其是在牧区常常发生草山纠纷，导致群众伤亡的残酷情形，多数集中突出在藏译汉的地名人名混乱所造成。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地方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别原因；二是藏族三大方言区与汉语发音不统一的原因；三是汉藏翻译人员的实际水准的差别与原文的理解表达水平与翻译方式不一致而造成的。 这三种问题产生的根源无疑是翻译不规范的重要原因。作者还提出了以往不少不规范的翻译问题，影响了藏族文化的有效传播和藏汉文化的深度交流,  以及公共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亟待解决的具体要求。 另外，该书中充分论证或阐释了翻译的信、达、雅的内涵及理论指导意义，并理论结合实际提出了人名、地名、书名音译为主，同时使用意译和合译的观点。此外，还列举并提出了其它语法词、文学作品等意译为主的要求。这些翻译方法的提出，对今后翻译工作的规范与名词术语的统一会产生较强的作用。

第三、在探讨原来汉译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时，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名词术语错译和多译的乱象，以表格形式明确的汉藏对照的方式说明，很有启发和借鉴作用。比如，用汉藏对照表格方法，对赞普及王子的名称、王妃名称、吐蕃臣相的名称，还有历代学者、喇嘛、官员等名称，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一名多译或错译的实际问题，并要求必须要规范统一的意见。尤其是一名多译的现象十分严重，人名尽管是音译的，可是应用了大量的不一致的同音文字，造成一名多名的后果。作者结论性的观点：藏语地名反映藏民族某一个地区及某一个历史阶段的地貌特征、物产、经济、历史、生存范围、历史变迁以及宗教信仰等文化内涵。它在藏汉翻译时最常见，数量仅次于人名。因此，其翻译的准确统一与否，不仅影响人们的相互交流，在文献翻译中, 更会影响到译文的整体质量，甚至还会影响到汉语的规范问题。翻译多地一名时，要注意用字的规范，不能随意翻译而造成同名多译，更要考察地名渊源，不能割断其历史文化关系。所依原文语音应以藏语书面读音为准，不能以三大藏语方言区各方言为主，只有这样才能使大部分译名得以统一。这段解读非常重要，分析了人名地名翻译中存在的突出矛盾或问题，同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另外，为了更好地掌握翻译的重要内涵，作者应用了大量的藏汉双语的案例，而且使用标准规范的句词说明问题，很有说服力和现实指导意义。

第四、该书中的藏文藻饰词汉译方法应该是翻译难度大的词汇，而且词汇量大，翻译中存在较多的分歧。但是，本作者对藏文藻饰词汉译提出了直译、意译、直译与意译结合并行法，以及改译或略译等四种。藻饰词多数用于文学作品的修辞方面，若要掌握藏文藻饰词很不容易，一种事物与动物等有多种名称。譬如，仅仅太阳、月亮、星星、大地、雪山、莲花、狮子、老虎等的藻饰词各有多则二十多种，少则六、七种名称，何况翻译的难度非同一般。对这些疑难问题，作者采取理论结合实际的方式进行了探讨与分析，并提到了对这些翻译方法要根据具体内容和语境来恰当、灵活使用，各有侧重，不能固定化和绝对化的具体要求，这也可谓是一种研究的新突破。

第五、该书应用的资料翔实可靠，多数资料从历代藏文文献和实际调查研究中得到的。我们发现作者的参考文献中既有1300多年的翻译文献资料，又有藏传佛教后弘期后的经文、格言、道歌、故事的翻译资料，还有历代著名学者的翻译作品和当代作家的翻译作品，纵观文献资料，可谓搜集齐全、珍贵，很有参考价值。再加之，作者长期处在翻译研究和教学工作的第一线，积累了实践的基础和丰富的经验。因此，为广大翻译工作者和研究人员，以及广大大学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翻译教科书。

第六、该书运用翻译学等多学科知识和理论，对其进行研究，建立了基本的指导性理论体系。该书框架结构合理，研究方法新颖、学术规范、内容丰富、论据充分、论点突出有力、语言流畅到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从中不难看出作者虽然是从小学习母语成长的一位藏族学者，但是，他始终坚持学习钻研汉语文及普通话，进步很快，今天他已经具备应用汉语文书写专著的水平。此翻译研究专著的出版，第一是足以证明了他的汉文书写能力，第二是向社会和翻译工作者奉献了一部专业知识较强的书籍，确实难能可贵。

上述评介仅仅是总结与提炼的主要学术价值或基本特色，还涉猎不够全面深入、广泛涵延，有许多方面还未嗅探通达，因此，我呼吁相关同仁们不妨通读原著，潜心思悟，一定会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促使我们成长进步。

总之，该书中把藏文文献汉译规范化问题，分析透彻、表述清晰、很有学术价值，但是，我们还不能满足于现状，我们肩负的担子越来越重，尤其是藏汉翻译任重而道远。我们目前眼见的只是社会科学的部分词汇的翻译成果，还有大量的自然科学的词汇翻译望尘莫及，而且在各行各业每天还不断出现新的名词术语。因此，我们需要加倍努力，辛勤工作，培养大量的翻译优秀人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每个翻译工作者的力量和才智。

作者简介：角巴东主（1949—）男，青海共和县人，青海省文史馆馆员，青海民大藏学院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从事格萨尔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