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利用藏汉文献、岩画、考古出土等历史资料,对西藏古代体育发展历程进行探析.认为西藏古代体育源于史前时期藏族先民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从史前到吐蕃至清朝时期经历了史前古代体育的起源、吐蕃时期古代体育的产生与形成、元明清时期军事与社会体育多元化发展三个阶段的演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藏古代体育内容和形式,折射出西藏古代体育文化的多元性。
关键词：西藏；古代体育；起源；发展历程
西藏古代体育是藏族先民在青藏高原独特的历史传统与民族文化孕育下产生发展且形式较为固定的体育形态，[1]是藏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藏古代体育源于史前时期藏族先民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在藏汉文史籍、岩画、寺院壁画、考古文物中，记载和描绘了狩猎和部落冲突中的原始体育活动形式，为研究西藏古代体育文化起源、演变与发展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历史文化资料。根据西藏昌都卡若、拉萨曲贡等遗址出土的石器及各地发现的岩画分析，距今4000-5000年前史前石器时期西藏就已产生古代体育的萌芽，从史前到吐蕃至清朝时期经历了史前西藏古代体育的起源、吐蕃时期古代体育的产生与形成、元明清时期军事与社会体育的发展等三个阶段的演变。西藏与周边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吸收融合，为西藏古代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2]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民族体育活动内容和形式。
一、史前时期西藏古代体育的起源
自史前时期，西藏古代体育就呈现出独特风俗。以生产与劳动（采集、渔猎等）为主的原始活动，是史前古代体育产生的基础；原始氏族与部落组织之间为争夺生活和生产资源的冲突和械斗，是史前体育产生的重要条件；原始祭祀和民族风俗等特色鲜明的身体活动仪式，是孕育古代体育的土壤。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探寻西藏古代体育的起源就要借助考古发现，通过对古代遗迹、遗址考察和古代遗物的研究，尽可能地还原历史原貌，再现当时的历史背景。
（一）生产劳动及工具制造是古代体育形成的基础
在吐蕃王朝建立以前，上限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集中体现了高原人类为了生存而练就的跑、跳、投掷、攀登、射箭、游泳等基本技能。早期劳动技术经验、社会生活规范的传授，是手口相传的示范性技能传授。劳动工具的使用是形成古代体育形态的重要基础，藏族先民在生产劳动中创制了简陋的工具，如石刀、石斧、石磨、石镞等，成为当时基本的生活必需。据藏文古籍《贤者喜宴》记载，早在史前时期，高原先民们为了狩猎、驱赶野兽、防御外敌，发明了弓箭和“古朵”（又称“俄尔多”“抛石器”）等攻击武器。在昌都卡若、拉萨曲贡、堆龙德庆县等新石器文化遗址发掘出土距今约有5000年左右的铲状器、斧、锄状器、钻、尖状器、刮削器、锥、针、矛、镞等生产劳动工具及武器(图1)，拉萨曲贡村落遗址“石镞”的出土，说明当时的藏族先民已经开始使用弓箭。[3](P59)弓箭作为重要的狩猎工具，在人类征服自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弓箭的功能逐渐转化，游离于狩猎和军事作战，被赋予竞赛、娱乐和教育的功能。[1]卡若村落遗址中保存完好未经碳化的谷物种壳以及粮食加工器具、陶罐、烧灶遗迹等生产、生活工具，[4](P39)说明藏族先民已摆脱了以狩猎为生的单一生活和饮食方式并产生村落文化，证明新石器中晚期藏族先民已掌握农耕、畜牧、狩猎、采集等生产活动技能，为西藏古代原始体育的起源奠定了社会基础。
图1
（二）原始狩猎和部落冲突是古代体育产生的条件
史前时期，西藏初始的体育形态是史前人类生产、生活的记录与反映，是西藏古代体育的雏形。狩猎占据了史前藏族先民日常生活的主要部分，狩猎技能不仅解决了物质需要，还创造了早期民族特色的狩猎习俗。狩猎中必须掌握的奔跑、游水、掷石、跳跃、射箭等运动技能以及石刀、石矛、石箭头、石球等狩猎工具的制作与使用，都要借助直观、形象的身体语言。[1]因此，史前藏族先民将动作、身体活动、器械形态，用简单的线条、人物简画敲凿在岩石上，以岩画的形式进行的记录。西藏的岩画遗迹主要分布在西藏西部（果拉、塔康巴）、藏北高原(夏仓、加林山)、藏南谷地、藏东南等地区，古老的岩画记录了藏族先民以狩猎为主要生存形式的游牧民族日常生活。尽管史前人类对岩画的创作不是为了体育，但岩画客观形象地提供了西藏古代体育的原始图像，是青藏高原上早期人类活动的佐证。最具代表性的藏北加林山《猎人使用弓箭射猎野牦牛图》岩画中，描绘史前时期藏族先民使用弓箭狩猎的图形（图2），猎人使用弓箭射猎，一头背部中箭的野牦牛，箭矢已深达野牦牛的体内，[5](P156)表现出射箭围猎、狩猎生活的场面，折射出藏族先民原始狩猎中所蕴含的西藏古代体育的形态。
图2
以军事活动为目的的技能训练与技能传授，促进了军事技能的提高和身体素质的提升。早期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争夺生活资料，部落之间的战争成为史前重要的社会活动。如图3 藏北加林山《演武征战》岩画描绘的战争场面，战争中的武士既能骑战，也擅步战，使用的武器主要是长矛、刀剑、圆形或方形的盾牌以及弩机和弓箭等武器，充分反映当时部落战争的场景。这些原始的军事活动是推动古代体育产生的原动力，是西藏古代体育起源的重要因素。
图3
（三）原始祭祀活动是孕育古代体育的土壤
原始祭祀、民族风俗与古代体育的产生也密不可分，使传统体育具有原生态性、民族性和地方性。[1]西藏史前期，生产力低下，先民们在不能理解或驾驭的自然及社会力量面前，产生了原始崇拜和万物有灵思想，在民间的祭祀节日上表演的法舞、宗教舞蹈形式，是为了与自然、超自然力量进行沟通或者除病去邪、祈求种族的繁衍和劳动丰收等目的，这就需要特色鲜明的身体活动仪式来实现其信仰。如巫术、图腾崇拜便是史前藏族先民宗教信仰之一，衍生形成了与祭祀活动关系密切的藏戏、舞蹈、杂技等古代体育的雏形。如图4纳木湖扎西半岛《连臂踏歌舞蹈》岩画中的舞蹈形式有独舞、双人舞、集体舞，还有刀舞、剑舞等，舞者男女皆有。人们在仪式中通过原始舞蹈活动来表达劳动丰收、狩猎成功的喜悦心情，又具备增强体质、调节心理的作用。随着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原始舞蹈逐渐向风俗性舞蹈表演形式过渡，对后来青藏高原流行的“果谐”“堆谐”（即围成圈的歌舞形式）等民间舞蹈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1][9]这也是舞蹈艺术最初的表现形式。正如《西藏奇遇》记载：“乃穷在喇嘛的簇拥下来到做法场地，做法事时他动作协调，手舞足蹈起来，像芭蕾舞演员那样灵活，单脚在地上旋转。众人吐舌弯腰，敬畏万分。”[6]
图4
二、吐蕃时期西藏古代体育的产生与形成
公元633年（唐贞观七年），松赞干布迁都逻些（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正式建立吐蕃王朝。吐蕃时期不仅是西藏地方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西藏军事体育兴起、民族传统体育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带动了青藏高原文明和文化的整体发展，掀起了西藏古代体育发展史上第一个高潮期。
（一）军事体育兴起推动西藏古代体育的产生
吐蕃时期，军事斗争的频繁促使统治者重视军事训练，把军事提高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为实现军事目的，当时吐蕃以氏族集团为基础形成了“全民皆兵制”的部落联盟，[7]为强盛的吐蕃奠定了军事基础。藏汉文史籍、寺庙壁画中记载或记述了吐蕃时期军事活动的兴盛。藏文史籍《历史大全》记载了青藏高原藏族人民创制习武工具的传说：“蕃域从猿到人的历程，分为7个时期，分别由魔怪到神王统辖主宰，创制了不同的武器和器械，分别为：第一个时期出现了弓箭等武器；第二个时期出现斧等武器；第三个时期出现了叉矛和抛石跳板两种武器；第四个时期出现匕首等武器；第五个时期出现器械为投索绳；第六个时期出现棍棒、投石鞭等器械；第七个时期出现了箭囊、剑、铠甲和盾等武器。”[8](P10)藏文史籍《贤者喜宴》载：青藏高原远古时期“最初有十余个较大的部落，在他们之中先后出现了弓箭……等武器”。这些战争武器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健身、防卫、娱乐性的体育工具。[9]《通典·吐蕃传》记述吐蕃军队“人马俱披锁子甲，其制甚精，周体皆遍，唯开两眼，非劲弓利刃之所伤也”[10](P100)，充分说明吐蕃时期军事的强盛。军队使用的“兵器有弓、刀、矛、盾、甲胄”“枪细而长于中国（中原唐朝——引者），弓矢弱而甲坚。人皆用剑，不战负剑而行。”[11](P219)随着弓箭、剑、铠甲和盾等武器的出现，为吐蕃习武工具的制作和军事体育活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军事训练的开展，推动了民间体育的发展，后来在民间普遍开展的赛马、赛牛、跑马射箭、马术、抱石、摔跤等内容逐渐演变成具有藏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
（二）藏汉文化交流促进西藏古代体育的形成
吐蕃时期，西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周边各民族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藏式围棋（围棋陆博）、骑射与马球、藏式摔跤（相扑）、拔河、百戏等体育活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时的体育活动已产生竞赛、娱乐和教育的功能，标志着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开始形成与发展。随着唐蕃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藏汉民族文化的相互吸收和碰撞，在原始军事体育形态的基础上西藏古代体育逐渐向多样化发展。[12]据史书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唐朝的陪嫁物品包括衣、食、住、行以及工巧技艺、杂技等。在文成公主协助、赤尊公主修建的拉萨大昭寺的壁画中有一幅《欢庆图》，就绘有抱举石头（如图5）、摔跤、射箭、奔跑等体育运动的画面。[1]山南桑耶寺摔跤（图6）壁画与敦煌莫高窟北周窟描写释迦牟尼和从弟难陀摔跤图从体育形式上看基本相同。吐蕃对古代体育发展贡献最大的当属马球，《旧唐书·吐蕃传》载：“景龙三年十一月，又遣其大臣尚赞吐等来迎女，中宗宴之于苑内球场，命驸马都尉杨慎交与吐蕃使打球，中宗率侍臣观之。”这与藏文文献相关记载基本一致。公元710年，吐蕃使臣赴唐都长安迎娶金城公主期间，与当地进行马术比赛，技艺超群，声震长安，并与唐王朝皇家马球队进行了马球比赛。《封氏闻见记》卷六《打球》云：“景龙四年，吐蕃遣使迎金成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好球者，请与汉敌。’上令仗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交、武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其都满赞咄犹此仆射也。”[13]（P213）它生动形象地把唐宫廷球队与吐蕃球队的竞赛情景再现，也成为汉藏两个民族友好往来、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
图5
图6
三、元明清时期西藏古代军事与社会体育的多元化发展
元明清时期，西藏的政治、经济逐步稳定繁荣，尚武之风兴起，出现了习武、赛马、射箭、爬杆、跳跃等等体育项目，推动了西藏古代军事体育持续发展和社会体育的繁荣，丰富了西藏古代体育文化内容，掀起了西藏古代体育发展史的又一高潮。
（一）元朝时期的体育
元朝的统一和西藏地方政权的稳固，社会逐步安定，推动了西藏政治、经济的发展，西藏古代体育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赛马和马术普及到民间，瑜伽气功已形成众多的修炼法，并传入元朝的宫廷、蒙古族等地区。[14]（P239-240）《元史·八思巴传外史》记载“以骑马较射为乐”，表明13世纪的藏族人民已经将赛马射箭活动竞技化。《达赖喇嘛传》记载：“正月二十四日拉萨大街上举行角力、举重比赛，郊外举行跑马射箭比赛。”[15]骑马、射箭、游泳、角力、武术等多种运动技能，在与中原地区及其他民族地区相互交流交融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规则，逐渐向竞技化、功能化和娱乐化发展。《汉藏史籍》载，元朝时，诸多体育项目已作为藏族男子必须具备的技艺：“肉搏战斗的体力、游泳渡河的本领、像鸟一样灵活的手指……”《丹珠尔》记述男子的九项技艺：弓箭术、跳跃、搏斗术、泅渡（游泳）术、马术、驾御术（驾车）、下棋、抛石、测算等被列入军事训练内容。[7]萨迦寺收藏的刀、剑等元朝兵器，是当时人们用于战争和习武的主要器械。闫振中的《西藏秘境》记述：“元朝时，萨迦王朝在封王时，元朝皇帝让萨迦王到内地领赏并接受封印。萨迦王和随从走了三年到达京城，到达京城后迷上并学会了中原围棋，萨迦王和随从在返回西藏的路上，每逢停下来休息时都要下上一、两盘，到萨迦又教会了许多人。”[16]（P254）表明在这一时期的拉萨弈棋已经开始流行。
（二）明朝时期的体育
明朝时期，基本继承了元朝在西藏的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并实行严厉的茶马贸易政策，客观上加强了中原与西藏地方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方面的往来和交流。如明朝时期的“达玛节”“望果节”“藏历新年”“沐浴节”等节日庆典都要举行射箭、赛马、藏式摔跤等体育活动，骑马射箭、游泳、跑跳等技能已经成为当时人们必须具备的基本体育技能。据敦煌史料载：“骑术之精者，在军中有传送公文的‘飞鸟使’，日行百里，肩插羽翎，奔驰急速。”[9]“14 世纪初，由格鲁派祖师宗喀巴倡导的传召大法会的闭幕期间，将举行为期三天的民族传统体育赛事，比赛主要为赛马、射箭、赛跑、摔跤、抱石头等活动内容。”[17]（P1）《丹珠尔》中记述了包含绳缚、前推、后拉、骑象术等体育内容的六十四种技艺。这一历史时期，具有藏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已经从生产、生活、祭祀仪式及战争中独立出来，目的性和功利性弱化，竞技性、娱乐性、强身健体性得到强化，基本形成了西藏社会体育的框架。
（三）清朝时期的体育
清朝时期，西藏的政治和军事体制发生重大变革，清政府加强了中央的集权统治，在西藏驻军和成立西藏地方军队，利于西藏社会的长期稳定，促进西藏的经济、政治、文化长足发展。[14](P7)当时的清朝驻藏军队习武成风，以跑马、射箭、角技、刺击等作为操练的体育运动项目[7]，还要求士兵掌握“旗兵习练云梯，鸟枪、马步射及鞭刀等技艺。”[18](P159)文硕在《初四定日阅操》对清朝驻藏军队开展与军事相关的体育活动做了较为生动的记述：“短兵白刃试击刺，长矛大盾纷腾骧，弧矢之利尤所重，能者破的猿臂张。”[14](P199)清朝驻藏军队开展跑马、射箭、角技、刺击等军事体育活动，促使西藏出现了习武、赛马、射箭、爬杆、跳跃等体育项目，推进西藏古代体育向多元化发展。《清稗类钞·技勇类》载：“清朝时西藏的赛跑、赛马、骑射、摔跤、举重、爬绳等习俗，是当时传统体育的主要内容，技艺出色者还要受到达赖喇嘛的赏赐。”[18](P104)藏族男子必备的“九术”技能中就有射箭、举石头、跳远、赛跑、游泳、摔跤等体育项目，孜康俗官学校将赛马和武艺作为毕业考试的测试项目。[9]当时西藏政府选拔官员的标准除具备“九种技艺”外，还要具备三十种工艺、九种舞姿等“全面发展”的要求，其中不少都属于体育项目，极大地促进了西藏古代体育的多样化。
清朝时期，在特定的环境、场合开展的跑马射箭、博戏、游泳、跳远、跳高、摔跤、掷骰子、杂技等形式多样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男女老幼都纷纷参与，尤其以骑射、跳远、杂技、博戏等最具特色。如《颇罗鼐传》记载：“在平地上如飞鸟般奔跑后跳跃”，[2]描述了以沙地平坝为运动场所的跳远竞技游戏；《西藏纪游》中生动地描写了清朝时西藏民间的“百戏技艺”杂技和藏历一月二日布达拉宫前的“飞绳”表演：“表演者在布达拉宫前握绳攀缘而上，站于楼角，引吭高歌，歌毕，手脚四伸，如箭离弦，顺绳滑下，观者如云，无不惊叹，目眩声齐歇。”[20]以及《西昭竹枝词》描述技艺高超者表演摔跤、爬竿、倒立、飞绳等杂技的精彩场面：“百尺长绳百丈低，翼张手足肉仙飞，万人目眩声齐歇，一鸟身轻过别枝。”[21]清朝末期，出现了专门论述棋艺的书籍《密芒吉单居》（《藏棋之理论》），书中详细记载“密芒”的理论、规则和棋谱，并记录当时已经出现了专门下棋的场所。诸多诗歌、游记等对西藏民间开展的体育活动的记载，展现了清朝时期西藏民间体育活动的多元化，为藏族体育史的研究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史料。
结语
西藏古代体育起源、产生与形成到多元化发展，与藏族先民的生存环境、生产劳动与生活方式、文化积累等因素有直接关联。西藏古代体育直接反映在文物、岩画、藏汉文史籍、寺院壁画中，所记载和描绘的奔跑、游水、抱石、摔跤、赛马、跳跃、射箭、弈棋等体育活动与藏族先民的日常生活、生产劳动、军事战争、祭祀活动息息相关，在体育形式上有着鲜明的藏民族文化特色，折射出西藏古代体育文化的多元性。西藏古代体育的形成发展既满足了藏族同胞的精神需求，对促进身心健康产生了积极影响，又丰富了我国古代体育的内容。对西藏古代体育发展历程的探讨，使我们对西藏古代体育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对西藏古代历史、文化、民俗的研究有了现实层面的理解，对西藏古代体育的发展历程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作者简介：张治远，西藏民族大学体育学院；杨海航，西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丁玲辉，西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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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西藏民族大学学报订阅 2021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