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一、问题的提出

耶稣会士德西德利1684年12月20日出生于意大利中北部城市皮斯托亚，16岁加入耶稣会，28岁正式成为一名传教士。1715年6月25日，彼时在印度果阿的德西德利被当地耶稣会派往西藏传教，经近八个月的旅途辗转，于1716年3月18日到达拉萨，开启了其在西藏长达五年的传教活动。1721年初，罗马教廷将耶稣会在西藏的传教权限划给卡普清修会独有，德西德利在西藏的传教活动被迫终止。德西德利从拉萨回到罗马后，对其在藏传教期间的日记及往来信件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形成了著名的《西藏旅行及在那里的传教报告》（以下简称《西藏旅行报告》），《西藏旅行》一共有四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名为《从罗马到拉萨：“第三西藏”的首府及在那里的传教》,主要记录了德西德利从罗马到拉萨漫长旅途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以及德西德利来到拉萨后受到拉藏汗的信任和保护，继而开展其传教活动的过程；第二部分名为《西藏的自然、风俗及治理体制》，主要记录了18世纪西藏的自然风光及民俗民风；第三部分名为《异教：西藏独一无二的宗教》，主要对西藏的宗教，即藏传佛教进行了翔实的描述；第四部分名为《离开西藏回欧洲》，记录了耶稣会在西藏的传教权限划拨给卡普清修会的前因后果、德西德利离开拉萨后在印度五年的生活以及其后回归罗马的旅途。意大利藏学家卢西亚诺·伯戴克（Luciano Petech）、恩佐·瓜蒂拉奥.博季齐（Enzo Gualtiero Bargiacchi）、朱塞佩·托斯卡诺（Giuseppe Toscano）等人认为德西德利的《西藏旅行报告》是十九世纪之前西方人有关西藏最为翔实的科学记录。既往有关德西德利及其在藏传教活动的研究也多基于此书所载相关内容展开。然而鲜为人知的是，除了《西藏旅行报告》，德西德利在藏五年间还撰写了至少四本藏文手稿，因1732年布教总会禁止耶稣会教士公开出版任何作品，这些藏文手稿近两个世纪以来一直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内束之高阁，无人问津。1924年，夸奈鲁斯·韦塞尔斯（Cornelius Wessels）神父相继发现了这些手稿，尘封了近两个世纪的德西德利的藏文手稿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德西德利的四本藏文手稿被发现后，西方相关研究人员即刻对这些手稿进行了整理和翻译。在此过程中，德西德利的藏文水平及佛学知识令西方学者对其刮目相看。英国学者大卫·施奈尔格洛夫（David Snellgrove）和李查德森（Richardson）在他们合著的《西藏文化史》中称，“德西德利能够在短期内掌握藏文并用藏文书写基督教义，又在短期内从他的格鲁派老师那里学会了藏传佛教的精要，这表明德西德利是一位聪慧超人的学者”；意大利著名藏学家朱塞佩·图齐（Giuseppe·Tucci）也感慨，“德西德利在没有印度哲学知识做基础的前提下，能够掌握这些难度极大的观点（指佛教观点，笔者所加）实在是一件神奇的事情”；意大利另一位学者尼古拉·加斯巴罗（Nicola.Gasbarro）在名为《德西德利：现代性的人类学家》一文中将德西德利同列维·施特劳斯相媲美，认为“他们两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及根据各自不同的生活年代，对一个特定人群的生活和思想作出了描述和解释”；德国藏学家鲁道夫·卡舍夫斯基（Rudolf.Kaschewsky）称，“他（德西德利，笔者所加）不该仅仅被视为是（西方的）第一位藏学家，他还是（西方）第一个同藏传佛教进行理性对话的欧洲人”；德西德利部分藏文手稿的英译者，美国著名藏学研究者小唐纳德·洛佩兹(Donald S.Lopez JR)更是将德西德利同比较宗教学的开山鼻祖弗雷德利赫·麦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uller）相提并论，认为德西德利是佛教和基督教之间宗际对话（inter-religious dialogue）的最早开启者。

然而，不管是对其藏文水平和佛学造诣的高度肯定，亦或是将其视为佛教和基督教之间宗际对话的开启者，以上对德西德利的评价均出自同德西德利有着共同宗教文化根基的西方人。截止目前为止，由于资料阙如，国内既无对德西德利四本藏文手稿的专文探讨，伍昆明的《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简要提及了这些藏文手稿，但并未涉及其中的具体内容。对西方研究人员给予德西德利的历史评价也缺乏来自本土的批判性评估。有鉴于此，基于洛佩斯所译德西德利四本藏文手稿的部分英译内容，德西德利的藏文手稿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直馆藏于罗马的耶稣会档案馆中，未公开出版。这也正是国内到目前为止鲜有有关这些手稿研究的主要原因。1981年至1989年间，意大利学者朱塞佩·托斯卡诺陆续将这些手稿翻译成了意大利文；2017年，洛佩兹在《驱逐黑暗：一个耶稣会士对藏人灵魂的探求》中对德西德利藏文手稿中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并将其中的部分内容译成了英文，该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目前为止了解德西德利藏文手稿最重要的媒介。结合德西德利在《西藏旅行报告》中的相关记述，本文所使用藏文及英文引文均系笔者翻译的汉译版，原始文献出处参见各引文的参考文献。本文拟对德西德利四本藏文手稿的概要作一初步探析。本文希冀对德西德利藏文手稿的初步讨论，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对德西德利及其在西藏的传教活动产生一个直观的了解，进而重估西方学者给予德西德利的历史评价，另一方面也希冀籍此案例得以管窥早期西方传教士在藏长达一百二十多年传教活动的概貌。

二、德西德利的四本藏文手稿

德德利来到拉萨后，很快就意识到他的传教对象并不是一个蒙昧无知的原始人群，而是一个拥有浩瀚经典且热爱逻辑哲思的民族，要想在西藏赢得信徒，直接面向大众宣扬福音无异于自讨无趣，权宜之计是著书立说，以理服人。对此，德西德利在《西藏旅行报告》中如此说道：

藏人进行日常性的辩证法训练，他们有正规的辩论，还有培养博士的大学，另一方面他们的书籍（他们有不计其数的图书馆）极其晦涩难懂，他们错误宗教的体系格外庞大，格外深奥，要想很好地理解这一体系需要超乎常人的智慧。此外，尽管藏人十分乐意倾听你的观点，但他们并非肤浅轻信之人。他们总是习惯性地进行逻辑思辨，想要极其详实地看到你的观点，并对之进行掂量和探讨。他们想要被说服，而不是被指引。因此，（前往西藏的）传教士必须要能够适应冗长的辩论，必须能够写出深刻、扎实、无懈可击的的书籍。只有能写出这样的书籍我们才能以此反驳他们错误的宗教，也才能使他们通过自己翻动页面的手，真切感觉到我们神圣的宗教里所蕴含的真相、良善以及合理性。

德西德利不仅意识到了藏人有着缜密的逻辑思维习惯、庞杂深奥的知识体系，而且准确地判断出彼时这一思维习惯和知识体系的核心构成人员：西藏的喇嘛。德西德利认为“由于西藏宗教学者们十分喜欢逻辑辩论”，如若能够用藏文著书立说，通过严谨的逻辑来向他们呈现基督教义，“他们会倾听并理解我的论点，理性最后会促使他们被说服”，而“一旦喇嘛们被说服，不识字的普通百姓会跟着蜂拥而至。”

正是基于对藏人及藏人智识阶层这样的认识，德西德利来到拉萨后很快开始潜心学习藏文及佛教经典，并在此后五年间撰写了四本面向藏传佛教高僧的藏文手稿。这四本手稿分别是：《黎明破晓：旭日东升的预示》(ཐབོ་རསྒྲེངས་མུན་སསྒྲེལ་ཉཡི་མ་ཤར་བའཡི་བརྡོ།)《白人喇嘛依波利托向西藏学者请教关于前世和空性的观念》(མགབོ་སྐ ར་གྱི ཡི་བླ ་མ་ཨཡི་པབོ་ ལཡི་དབོ་ཞསྒྲེས་བྱ ་ བ་ཡཡིས་ཕུ ལ་བའཡི་བབོད་ ཀྱ ཡི་མཁས་པ་རྣ མས་ལ་སྐྱེ སྒྲེ་བ ་ སྔོ ་མ ་དང་སྟ བོང་པ་ཉཡིད་ཀྱཡི་ལྟོ་བའཡི་སྒབོ་ནས་ཞུ་བ་བཞུགས་སབོ།)《众生及诸教之来源》(སསྒྲེམས་ཅན་དང་ཆབོས་ལ་སབོགས་པ་རྣ མས་ཀྱ ཡི་འབྱུ ང་ཁུ ངས། )以及《基督教法精髓》(ཀསྒྲེ་རཡི་སསྒྲེ་སྟ སྒྲེ་ཨན་ གྱི ཡི་ཆབོས་ལུ གས་ཀྱ ཡི་སྙེ ཡིང་པབོ། )。

（一）德西德利的第一本藏文手稿：《黎明破晓：旭日东升的预示》

德西德利来到拉萨后撰写的第一本藏文手稿为《黎明破晓：旭日东升的预示》(ཐབོ་རསྒྲེངས་མུ ན་སསྒྲེལ་ཉཡི་མ་ཤར་བའཡི་བརྡོ།)（以下简称《黎明》）。根据德西德利在《西藏旅行报告》中的记载来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有三点：

这本书首先要否定目前在非基督徒中广泛流传的人人皆可通过他自己的宗教获得解救的错误观念，进而使他们树立这一最为重要的真理，即，通向天堂及解脱的道路只有一条。其次，此书呈现了真正救赎之道的特点、救赎之道能带来的恩赐、获得永恒福祉的必要条件等。最后，本书呈现了一个人如何在世间诸多教法中辨别出对的那一个教法。

总体来说，这本书的主题为基督教的护教学，即从基督教的立场教人分辨何谓“正确教法”，何谓“异端思想”。尽管在《黎明》里并未直接提及，但德西德利在此书中所言“正确的教法”毫无疑问指的就是基督教。德西德利在书中将《圣经》形容为是一种从天上发掘的伏藏，又将自己喻为向拉藏汗及藏人揭示真理的掘藏师，以一位“通过神圣真理解释宗教的神父”(མགབོ་སྐ ར་དཔའ་འདྲ ཡི་དག་པར་བདསྒྲེན་པས་ཆབོས་འཆད།)和一位“寻找真理的智者”(མཡི་མཁས་དག་པས་བདསྒྲེན་འཚཚོལ།)间一问一答式的对话为主线，使用佛教的概念及术语，向藏人的信仰领地发起了第一波冲击。

1716年12月底，德西德利完成了《黎明》的写作，翌年1月6日将此书呈给拉藏汗。拉藏汗读完《黎明》后，于是年3月将德西德利召进宫里。对于这一次的见面，德西德利在《西藏旅行报告》中如此记述道：

汗王告诉我他和喇嘛中的一些博学之士仔细读了我的书，他们一致的观点是书中所论及观点原则表达清晰，逻辑合理，但是其中关于轮回及空性的观念同他们的教义完全相反。鉴于这种差别的存在，他不想当下作出任何决定，待到双方对各自的观点经过扎实的逻辑准备后，决定在我和喇嘛们之间举行一场辩论会。他明白这件事的重量，因此不想让我对我的敌人所使用的武器毫无了解，因此他不想让我立刻投入战斗，而是先对他们宗教里的教义和书籍进行细致的学习，充分了解他们宗教里的主要人物及其著作，熟悉他们所使用的辩论方法。此外，他希望我在他们的寺庙里参加寺里的讲经和辩论，并允许我在拉萨的任何寺庙里自由的学习，阅读寺里的任何经典，任何不懂的难点只要我请求可以随时有那里的喇嘛向我进行解释。最后，他让我克服困难将我反对他们教义的理由及论点写下来。

如此，1717年3月德西德利在拉藏汗的安排下进入小昭寺学习佛经，在小昭寺五个月期间，德西德利在一名名为云丹白桑(ཡབོན་ཏན་དཔལ་བཟང )喇嘛的指导下，开始钻研《甘珠尔》；同年8月，德西德利转至色拉寺，一方面着手钻研《丹珠尔》，另一方面重点学习了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论》。《菩提道次第论》不仅成为了德西德利了解藏传佛教教义最为重要的著作，其中关于轮回及空性的观点也成为了德西德利随后三本藏文手稿所驳斥的重点内容。

（二）德西德利的第二本藏文手稿：《白人喇嘛依波利托向西藏学者请教关于前世和空性的观念》

如前文所述，德西德利在《西藏旅行报告》中记载了拉藏汗计划在喇嘛们和德西德利之间举行一场“佛耶辩论”的决定。虽然在其它文献中无法查证这一记载的真实性，但是从德西德利随后所做大量有关佛教主要观点的笔记来看，洛佩兹对藏在印度果阿耶稣会档案馆内德西德利的笔记进行了整理。相关资料显示，德西德利从1717年7月开始正式开始了佛学笔记。在小昭寺期间德西德利的笔记从因明入门知识摄类学（བསྡུས་གྲྭ）开始；1717年8月进入色拉寺之后，德西德利开始钻研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论》，并对《菩提道次第论》的纲目（ས་བཅད།）及其中关于业报和轮回的内容做了大量笔记。此外，德西德利的笔记中还摘录了许多《无量寿经》(ཚཚེ་མཐའ་ཡས་པའཡི་མདབོ། )、《佛说善恶因果经》(ལསྒྲེགས་ཉསྒྲེས་ཀྱ ཡི་རྒྱུ ་དང་འབྲ ས་བུ ་བསྟ ན་པའཡི་མདབོ། )以及《出城品经》(མངབོན་པར་འབྱུ ང་བའཡི་མདབོ།)等佛学经典中的相关内容，这些笔记大多在其《白人喇嘛》的手稿中得到了引用。洛佩兹等人认为德西德利本人坚信这场辩论会发生。然而，随着1717年12月3日拉藏汗被入侵的蒙古准噶尔部队所杀，这样的一场佛教和基督教之间辩论的可能性化为乌有，德西德利转而开始撰写他“正式向西藏宗教发起战役”的最为重要的手稿：《白人喇嘛依波利托向西藏学者请教关于前世和空性的观念》(མགབོ་སྐ ར་གྱི ཡི་བླ ་མ་ཨཡི་པབོ་ ལཡི་དབོ་ཞསྒྲེས་བྱ ་ བ་ཡཡིས་ཕུ ལ་བའཡི་བབོད་ ཀྱ ཡི་མཁས་པ་རྣ མས་ལ་སྐྱེ སྒྲེ་བ ་ སྔོ ་མ ་དང་སྟ བོང་པ་ཉཡིད་ཀྱཡི་ལྟོ་བའཡི་སྒབོ་ནས་ཞུ་བ་བཞུགས་སབོ།)（以下简称《白人喇嘛》）。“མགབོ་དཀར།”在十七世纪藏文语境中泛指进藏喀什米尔人,德西德利故意将“མགབོ་དཀར།”写为“མགབོ་སྐར།”，以此来有意地将自己同穆斯林人区别开来。本文在此根据上下语境，将“མགབོ་སྐ ར་གྱི ཡི་བླ ་མ་”意译为“白人喇嘛”。更多有关“མགབོ་དཀར།”和“མགབོ་སྐ ར།”的讨论参见：Trent Pomplun.Jesuit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Ippolito Desideri’s Mission to Tibet[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2010:65.

尽管在《白人喇嘛》中很难看到传教的蛛丝马迹，仅从其题目看甚至让人相信该书作者是一位虚心的佛教学习者，但在面向西方读者群体的《西藏旅行报告》中，德西德利并不掩饰这本书驳斥佛教、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写作动机：

我的这本书一共分成了三个卷的内容。第一卷我重点驳斥这里人们所信仰的轮回这一迷宫般的谬论；其次，我反驳了他们所信仰的空性这一观点，关于空性他们的经典浩瀚繁杂，在这些经典中他们的导师释迦以最微妙的伎俩将他的信众引向了无神论。这些经典以精神启发、激情消除、净化灵魂、远离执着为伪装，将一个自有永有创世主存在的可能性被完全排除。在第三卷也是最精短的卷册里我将他们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基督社区，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将基督经典及《教会问答（手册）》中的有关内容向他们予以阐释。

尽管德西德利写作此书的野心十分大，但是随着1721年罗马教廷撤回耶稣教会在西藏的传教任务，这本书在完成第一卷，即对轮回的驳斥后戛然而止。

根据藏文经典的书写传统，在开始正文前，德西德利在《白人喇嘛》的开头献上了一段九言书首礼赞(མཆབོད་བརྗིབོད་)。德西德利的这段礼赞的开头部分如下：

至高无比无有类似者，心意难表无量亦无终，无损无颠亦无变化者，自然无有缺陷无过错，即无缘起也不依他处，所有存在凭此做依止，全知全然概无不知者，彼处所有存在皆平等，刚柔并济创造此世界，无偏无倚亦无趋向性，彼乃无比慈悲之枯主，吾之身语意之依止处，虔诚向您行此叩拜礼！

(ལྷ ག་མཐབོ་མསྒྲེད་ཅཡིང་འགྲ ན་འ དྲ ་དཔསྒྲེ་ཟླ ་མསྒྲེད།། བརྗི བོད་ཀྱ ཡིས་བསམ་གྱི ཡིས་མཡི་ལང་ཚད་མཐའ་མསྒྲེད་ཟད་དང་ལྡ བོག་དང་རྣ མ་འགྱུ ར་ཡསྒྲེ་མཡི་མངའ།། ཉསྒྲེས་སྐྱེ བོན་དག་དང་ངབོ་ངབོ་ཉཡིད་ཀྱ ཡིས་བྲ ལ།། རང་ཉཡིད་གཞན་ལ་མ་བལྟོ བོས་རག་མ་ལས།། ཅཡི་ཡབོད་ཐམས་ཅད་རང་ལ་རག་ལས་པ།། མ་ལུ ས་ཤསྒྲེས་བྱ ་ཇཡི་བཞཡིན་ཐམས་ཅད་མཁྱ སྒྲེན།། མཐ འ་ དག་རྟ ག་ཏུ ་རང་ཉཡིད་རང་ལ་མཉམ །། འ ཇམ་དམ་གཉཡིས་ཀྱ ཡིས་ཅཡི་ཡབོད ་ ཐམས ་ཅ ད་བསྐ བོས།། ཀུ ན་ལ་ཉསྒྲེ་ རཡིང་མསྒྲེད་ ཅཡིང ཕྱོ བོགས ་རཡིས ་མསྒྲེད།། འ གྲ ན ་ ཟླ ་མསྒྲེད་ དབོ་ཐུ གས་ རྗི སྒྲེ་ཆསྒྲེན ་པབོའཡི་ བདག ། ་་ ་ ་་་དསྒྲེ་ལ་ལུ ས་ངག་ཡཡིད་རབ་དང་བ་ཡཡིས།། བདག་ནཡི་སྙེ ཡིང་ཐག་པ་ནས་སྐྱེ བསུ ་མཆཡི།། དསྒྲེ་ལ་བདག་ནཡི་གུ ས་པས་ཕྱོ ག་འཚལ་ལབོ། །)

德西德利的这段礼赞不仅没有直接表明其礼赞对象，且使用犹如“慈悲之枯主”(ཐུ གས་རྗི སྒྲེ་ཆསྒྲེན་པབོའཡི་བདག་)这样的佛教术语令读者误以为其所指为佛陀，但如若读过其《西藏旅行报告》，清楚其借佛反佛的传教策略，礼赞中“即无缘起也不依他处”(རང་ཉཡིད་གཞན་ལ་མ་བལྟོ བོས་རག་མ་ལས་)、“刚柔并济创造此世界”(འཇམ་དམ་གཉཡིས་ཀྱ ཡིས་ཅཡི་ཡབོད་ཐམས་ཅད་བསྐ བོས་)等表达显然同佛教的缘起观背道而驰，具有明显的基督指向，我们也因此不难看出其所做开篇礼赞对象并非佛陀，而是耶稣基督。

礼赞后的正文里，为了说服藏传佛教高僧们阅读此书，德西德利论述了自我宗教之外了解其它宗教教义的必要性。德西德利在此将藏人对佛教的崇尚喻为对自己家园的热爱，以近乎激将法的策略，引诱藏传佛教高僧们认真读完这本讲述“白人喇嘛宗教”(མགབོ་དཀར་བླ ་མའཡི་ཆབོས་ལུ གས་)的书籍：

如果他们（指藏人，笔者所加）到达尼泊尔或者克什米尔，看到那些他们从未见过的风景，那些对于自己家乡所抱有的热烈的火种会迅速熄灭。如果他们继续前行，他们的眼睛会被印度广阔的土地以及美好的事物点亮，过去西藏所呈现的许多浮夸的魅力会变得荡然无存。从南方继续坐船航行，他们就会到达海洋的彼岸。在那里，东方是中国，一个生产珠宝和享乐的土地；西方是白人喇嘛的土地，那里珍宝、商品以及各种各样无与伦比的事物应有尽有。如果他们置身那里，置身于那个世界的中心，他们必然会认为这个故土，这个西藏，是一个多么黯淡无光而充满痛苦的地方。

德西德利在此借助佛经中常用的比喻手法，居高临下地告诉藏传佛教高僧们，尽管在他们看来西藏的宗教是无与伦比的，但那仅是因为他们对白人喇嘛“无垢纯净之教法”(ཆབོས་ལུ གས་དྲ ཡི་མ་མསྒྲེད་པ་རྣ མ་པར་དག་པ་བདསྒྲེན་པ། )一无所知。论述完关于学习另一门宗教教义的重要性，德西德利随后开始对佛教中的轮回概念进行了驳斥。为了反驳藏人关于前世今生的观点，德西德利先是利用彼时欧洲在地理知识方面所坐拥的优势，告诉藏传佛教高僧们地球由海、陆两个部分组成，其中人类所居住的陆地又有欧洲、亚洲、非洲及美洲四个部分构成，其后称“在欧洲、非洲及美洲广袤无际的陆地及不计其数的岛屿上，没有一个宗教将轮回写进其信仰条例中；在这些大陆及岛屿上生活着的不计其数的人类中没有一个人叙述过关于前世的故事”。德西德利在此以对外面世界充满见识的姿态，企图说服藏传佛教高僧们他们所信仰的轮回以及他们所听闻的关于转世活佛能够记忆其前世的传说都是“谬论和对至真信仰的扭曲”。

为了柔化自己论述中的攻击性，确保这些论述看起来尚在佛教世界内部的辩论范围，《白人喇嘛》严格按照佛经中“破立遮止”(དགག་གཞག་སྤང་གསུམ་)的论述次第展开讨论，在使用和操弄大量佛教术语和概念的同时，引用了宗喀巴、龙树菩萨、圣天祖师、月称、寂天等佛学大师的著作，德西德利在此手稿中引用的具体著作如下所列：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论》、龙树菩萨的《不可思议赞》、《菩提心释颂》、《出世赞》、《中论》、圣天祖师的《四百论》、月称的《菩提瑜伽行四百广注》以及寂天大师的《入菩萨行论》及《菩萨学集》。以佛教的外衣做掩饰，对轮回的概念进行了极尽所能的否定。

（三）德西德利的第三本藏文手稿：《众生及诸教之来源》

德西德利于1717年11月28日开始写《众生及诸教之来源》(སསྒྲེམས་ཅན་དང་ཆབོས་ལ་སབོགས་པ་རྣམས་ཀྱཡི་འབྱུང་ཁུངས།)（以下简称《众生》），从写作时间上看，《众生》同《白人喇嘛》存在一定的重合，从其内容上看，由于涉及到对空性的反驳，洛佩兹认为此书或是《白人喇嘛》的未竟部分。

《众生》的主要内容是说服藏传佛教高僧们一个真实、独立、永恒的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尽管手稿中并未直接提及“上帝”一词，但德西德利以“天成至宝”(རང་གྲུ བ་དཀབོན་མཆབོག་)这一充满佛教色彩的术语来指称上帝，“རང་གྲུབ་”或“རང་བཞཡིན་གྱིཡིས་གྲུབ་པ་”(天成)在佛教里泛指不受制于因缘而天然、独立存在的事物，是佛教、尤其是中观派重点反驳的观点。通过参考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关于上帝存在的五个证明》中的有关论点，企图说服藏传佛教高僧们这样的一个关于“天成至宝”的“事实”：在所有相互作用力的终极处必然有一个第一力的存在；在所有因果链条的终极处必然有一个最初动力因的存在；在所有真善美的终极处必然有一个至真、至善、至美的存在。

德西德利随后又根据自己对佛教中“世俗心识”(ཐ་སྙེ ད་པའཡི་ཤསྒྲེས་པ་ )和“正理心识”(རཡིག་པའཡི་ཤསྒྲེས་པ་)的片面理解，企图通过藏传佛教高僧们易于接受的话语，继续说服他们“天成至宝”存在的可能性。在《众生》的结尾处，德西德利又不惜笔墨地对“天成至宝”的品质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称此“天成至宝”乃“众生之善”(ངསྒྲེས་ལསྒྲེགས། )，佛陀和三宝均不能与之相媲美。

（四）德西德利的第四本藏文手稿：《基督教法精髓》

《基督教法 精 髓》(ཀསྒྲེ་རཡི་སསྒྲེ་སྟ སྒྲེ་ཨ ན ་གྱི ཡི་ ཆབོས་ ལུ ག ས་ ཀྱ ཡི་སྙེ ཡིང ་པབོ། )是德 西德利藏文手稿中唯一一个直接出现“基督教”(ཀསྒྲེ་རཡི་སསྒྲེ་སྟ སྒྲེ་ཨན་གྱི ཡི་ཆབོས་ལུ གས)一词的手稿。这本手稿的前半部分继续对佛教中的空性概念进行了驳斥，后半部分则是典型的教会问答式写作。教会问答式写作（Apologetic works）是早期西方传教士常用的写作手法。这种写作方式通常以对话形式出现，其主要内容为分辨所谓的“真正的宗教”（基督教）和“伪宗教”（非基督教）间的区别。德西德利在《黎明》中便开始使用了这种写作手法。此外，十六世纪在内地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所撰《天主实义》、十七世纪在印度传教的耶稣会士罗伯托·德·诺比利所撰写的《永生对话》，也都是典型的教会问答式写作。

值得注意的是，德西德利的每一本藏文手稿中都有对空性概念的否定。在德西德利看来，不推翻缘起性空的观念，他就无法向藏传佛教高僧灌输一个不靠缘起、独立而永恒存在的上帝。也正因为如此，他对佛教中的空性概念深恶痛绝，在《西藏旅行报告》中，德西德利称空性概念为“恶魔”，将佛祖对空性的解释斥为是“诡计、形而上学的假想及各种谬论编织起来的漩涡”。在以专横的言语对空性观进行一番斥责后，德西德利最后发出了如此的怒嚎：

他们的法主（指佛祖，笔者所加）还能发现比这个更狡猾的计策来掩饰这一最为致命的错误么？这个错误就是完全否认一个真实上帝的存在……世上还能有比他更为聪明的骗子么？他使得自己的道看起来像是唯一通往永恒解脱的道，却使我们远离那个给我们真正解脱、给人类真正恩赐的上帝。

在《基督教法精髓》中，德西德利将佛教的空性观理解成西方的虚无，即没有，从二元对立的学说出发，认为一切的存在都有其对立面，有早便有晚，有形便有无形，有智慧便有愚昧，有光明便有黑暗，有大便有小，有长便有短，进而得出有空便有不空者，即一个不靠缘起、独立存在的上帝。

在对空性概念进行了冗长的否定后，德西德利认为传播福音的最大障碍至此已在理论上得以解除，于是首次在他的藏文手稿中正式对基督教的教义进行了呈现。在这些篇章中，德西德利继续操弄佛教的术语和概念，以藏传佛教高僧们易于理解的话语，完整地翻译了基督教的《使徒信条》《主祷文》《摩西十戒》等主要经文。德西德利对这些经文内容的解释以对话形式出现，一位被称为“智慧探寻者”(ཤསྒྲེས་རབ་ཀྱ ཡི་སྙེ ཡིང་པབོ་འཚཚོལ་བ། )的藏人提出问题，一位被称之为“班智达”(པཎྜི ཎྜིཡི་ཏ། )的神父做以回答。

对话的开头，“智慧探寻者”问：“既然我们藏人的宗教是不可靠的不正确的，那么在我们死后我们能经历的就只有痛苦了？”班智达对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进而向“智慧探寻者”讲授起被他称之为是“无垢纯净之教法”(ཆབོས་ལུ གས་དྲ ཡི་མ་མསྒྲེད་པ་རྣ མ་པར་དག་པ་བདསྒྲེན་པ། )的基督教常识。

三、讨论：对德西德利四本藏文手稿的评价

随着1721年耶稣会在西藏的传教权被划给卡普清修会独有，德西德利在西藏的传教活动被迫终止。德西德利也未能如其所愿，将这些藏文手稿批量印刷并在西藏喇嘛间广泛传播，这些手稿也因此随德西德利的旅程从拉萨漂洋过海来到了罗马。

如前文所述，1924年，德西德利的藏文手稿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被发现后，西方学者对这些手稿进行了整理和翻译工作。在此过程中，德西德利因其在藏文写作水平和佛学知识储备方面所表现出的能力，备受西方学者推崇。总体来看，西方学者对德西德利的历史评价可概括为两个主要部分：其一，由于德西德利在这些藏文手稿中所表现出来的藏文水平及佛学知识储备，德西德利被认为是西方最早的藏学家之一；其二，由于德西德利的藏文手稿中涉及有关基督教和佛教教义各自特征及彼此间联系的诸多探讨，德西德利被认为是基督教和佛教间宗际对话的开启者。诚然，不管从德西德利在这些手稿中所参考的大量佛教经典来看，根据崔安特·彭佩伦（Trent Pomplun）的计算，德西德利的藏文手稿一共引用了近九十本佛教经典。彭佩伦认为德西德利对这些佛教经典的认识主要得益于对《菩提道次第论》的学习。或是从其所使用的“破立遮止”等传统佛教经典的书写方法观察，抑或是从在这些手稿中所使用的大量典型的佛教术语来分析，德西德利的确展现出了一定的藏文阅读能力及写作水平，然而，据此将其视为藏学研究家却极大忽视了德西德利藏文手稿中所蕴含的基本写作意图。

从本文以上的分析看，德西德利的四本藏文手稿主要由以下几个内容组成：一，分辨“正确教法”和“错误教法”的护教学内容；二，对轮回观念的驳斥；三，对空性观念的驳斥；四，对“天成至宝”，即上帝存在的辩护；五，对基督教教义的呈现。从其论点的推进层次看，这些内容又可粗略凝练为两个主要部分：对轮回和空性观念为主的佛教教义的驳斥及以证明“天成至宝”存在为主的基督教义的宣扬。科学研究是通过缜密的逻辑推理对事实证据进行分析，进而得出一种客观、公正结论的过程，而德西德利所撰四本藏文手稿的基本内容清晰地向我们表明德西德利的藏文学习、佛经研修以及其所撰写的藏文手稿都是德西德利借佛反佛，最终实现以耶代佛传教目标的主观策略，实不可将之归入科学研究。

西方研究人员对德西德利的另外一个评价是将德西德利视为是佛教同基督教之间宗际对话的开启者。然而尽管在其藏文手稿中德西德利用佛教的术语、概念及经典对其以耶代佛的写作动机进行了小心翼翼的包装，但是在《西藏旅行报告》中，德西德利将西藏的寺庙视为“敌营”、将藏传佛教的经典视为是“敌人的武器”，将轮回、空性等佛教的核心观念视为是“敌人的伎俩及诡计”，将其撰写的藏文手稿视为是向藏人发起的“战役”。宗际对话的核心是通过“比较的、冷静的、甚至是理解和赞赏的态度”来实现不同宗教间的互动、理解及宽容，宗际对话始于十九世纪末，此间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佛教等人类主要宗教内部产生了一批提倡宗教对话的改革人物，他们提倡矫正各自宗教中的排他性和保守性，以“比较的、冷静的、甚至是理解和赞赏的态度”来对待自我之外的其它宗教。1893年在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宗教议会”标志着人类宗教间对话的正式开启，将十八世纪初叶德西德利自上而下，单方面向西藏宗教文化发起的“战役”等同为宗际对话显然暴露了西方相关学者本位主义的研究立场。

最后，尽管德西德利的藏文手稿及其《西藏旅行报告》中的相关内容清晰地表明西方学者将其视为藏学家及宗际对话开启者的观点实属失当，尽管其后卡普清修会在西藏的宗教文化渗透活动有过之而无不及，1721年德西德利离开西藏后，卡普清修会继续其在藏传教活动，传教活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德西德利留下来的策略。卡普清修会一方面积极结交西藏地方上层人士，另一方面继续用藏文撰写宣扬基督教义的手稿，一时得到了七世达赖喇嘛、康济鼐、颇罗鼐等西藏关键上层人物的支持和保护。然而随着1742年开始卡普清修会唯我独尊的传教姿态在拉萨表现得愈发明显，同时伴随着藏民中出现拒绝参加传统宗教活动的基督教徒，西藏僧俗人民终于向卡普清修会发起了反击，至1745年4月20日，卡普清修会被迫撤离西藏，其在西藏近30年的传教活动至此画上了句号。既往有关进藏西方传教士的研究对西方学者的这一本位主义立场鲜少关注。然而，从以上本文的分析看，剥开德西德利“藏学家”“宗际对话开启者”的外表，德西德利在西藏的传教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宗教文化渗透行为，是一种文化霸凌心态的产物。对于德西德利为代表的早期西方入藏传教士的历史研究若是脱离了这一基本的认识，人们则无法对西方传教士在藏百年有余的传教活动产生一个客观的认知，自然也无法做到以史为鉴，防患于未然。（作者简介：益西旦增，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原刊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4期 注释引用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