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 德令哈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在考古解析和研究中，因棺板画中帐房里就坐，举酒杯对饮的一对男女贵人中，男人的头冠与玉树藏族自治州勒巴沟摩崖石刻（公元798～815年）中的供养人帽式相同，而被考古专家判定为吐蕃赞普，其旁就坐的女人为赞蒙。由此，郭里木古墓葬考定为吐蕃墓葬。也有持不同观点者，认为是吐谷浑墓葬。本文提出郭里木棺板画为吐蕃统治下的阿夏嵬名党项（ལྡོང་འ་ཞ་དབུ་མི）墓葬的观点；并对苏呲、党项、阿夏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的记述进行解读和诠释，反正“阿夏”译为“吐谷浑”的学述行为。
关键词： 阿夏纪年； 郭里木棺板画，嵬名墓葬
引言
2002年8月初，青海省考古研究所接到海西州民族博物馆报告，称在德令哈郭里木乡（时为尕海镇。2001年2月21日青海省人民政府青政函2001【11】号文批复：撤销郭里木乡，设立并命名为尕海镇）的古墓遭到不法之徒的盗掘。省考古研究所立即派人赴德令哈，与海西州民族博物馆人员一道，对两座古墓进行了清理和发掘。
2004～2005年，青海省考古研究所所长许新国先生在《柴达木开发研究》（双月刊）2004年第2期和2005年第1期上连载发表《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一文。许新国先生根据丧葬殉牲习俗，判定该墓葬为吐蕃墓葬；根据对照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勒巴沟石刻“赞普礼佛图”中的“吐蕃赞普”首冠，与棺板画中“帐房”内男人的帽子相同，故判断该显贵人物的身份应为“赞普”，其旁就坐的女人即为“赞蒙”。墓葬形制与棺板画中帐房里的一男一女主要人物的身份判定后，许新国先生将棺板画分七个部分，即四神图、狩猎图、商旅图、宴饮图、男女双身图、射牛图、妇女图，对棺板画进行全方位考古解析。许新国先生的《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首次向国内外公开了郭里木吐蕃墓葬及棺板画的考古研究成果，大家得以窥见棺板画拍照全貌。这篇文章在国内考古界和史学界引起极大的关注。嗣后，考古界和史学界有学者陆续发表了多篇有关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的研究文章。继许新国先生《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之后，2005年，《柴达木开发研究》第2期上发表了柳春诚、程起骏先生《郭里木棺板画初展吐谷浑生活》一文，章文认为该墓属于吐谷浑墓，棺板画展现的是隋唐时期吐谷浑民族生活场景和文化习俗。并展开分析棺板画，以丰富的联想解读并提出了棺板画上的吐谷浑民族围猎、商队、宴乐、萨满巫师做法、吐谷浑人祭天、祭祖礼仪等方面的场景内涵，作为表达观点的依据，提出郭里木墓葬及其棺板画属于吐谷浑历史文化。
2018年都兰吐蕃墓葬考古中的重要发掘成果之一是都兰血渭（ཤི་བེ）① 墓床上发掘出一枚银制印章，据消息，上面的图案是一峰骆驼，边上刻有藏文“དབོན་འ་ཞ་རྗེ་ཕྱག་རྒྱ”（坌·阿夏王之印）。为此，阿夏为吐谷浑的各类文章纷纷出笼，似乎盖棺论定了。
本文拟对阿夏为吐谷浑的论点提出不同论点、论据和论证，试就此课题探讨以下浅见，就教于诸位史学家、考古专家和学者。
2018年考古中的重要发掘成果之一是都兰血渭（ཤི་བེ）墓床上发掘出一枚银制印章，据消息，上面的图案是一峰骆驼，边上刻有藏文“དབོན་འ་ཞ་རྗེ་ཕྱག་རྒྱ”（坌·阿夏杰之印）。② 碳14测定是公元745年（玄宗天宝四年，乙酉）。2008血渭一号墓的发掘，首次揭示出和以往发掘形制完全不同的高等级墓葬，特别是印章，表明了墓主人的身分。
“坌•阿夏王之印”这一重大的考古发掘成果，冥冥中与德令哈郭里木发掘的吐蕃墓葬棺板画中的人物群像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坌•阿夏杰”（འབོན་འ་ཞ་རྗེ）这一王者称谓，与吐蕃统治下的党项邦国有着血缘关系。而德令哈郭里木吐蕃墓葬的棺板画恰恰是属于吐蕃统治下的阿夏党项人的生活场景的组画。
一、略论苏毗白朗坚雪部落（སུམ་པ་བ་ལང་ཅན་ཤོགས་སྟོང་ལྡེ）与吐蕃
根据苯教文献记载：古代象雄（ཞང་ཞུང）的兴起，远早于雅隆（ཡར་ལུངས）部落。③ 古代象雄分为里象雄、中象雄、外象雄三部分。其中，外象雄包括三十九族（ཧོར་ལྡེ་སུམ་བཅུ་སོ་དགུ）和玉树二十五族（རྒྱ་སྡེ་ཉི་ཤི་རྩ་ལྔ）等部落。原始社会时，青藏高原上分布着许多自称“国”的部落，其中最大的部落王国就是居住在雅鲁藏布江以北，古越嶲、益州等川西北，今西藏昌都、那曲地区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区域的苏吡白朗坚雪东岱（སུམ་པ་བ་ལང་ཅན་ཤོགས་སྟོང་ལྡེ）。包括所谓“东女”（ལྡོང་མི），今四川理化等地方。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吐蕃在古代分为十二小邦，p.T128《རྒྱལ་ཕྲན་དང་རྒྱལ་རབས་རིམ་བྱུང་གི་མིང》（小邦邦伯家臣及赞世系）明确记载了苏毗（སུམ་པ）小邦王君及家臣的名字。如论噶尔与年二人（བློན་པོ་མགར་དང་མཉན་གཉིས）等，噶尔与年大臣常出现于苏毗 、阿夏史中，实为苏毗家臣。而非吐蕃人等等。公元前四世纪，外象雄地区苏毗部落兴起，在隋朝时，苏毗小邦辖民三万，势力强悍，他们的统辖为西藏那曲地区中部、东部与青海省玉树一带，今拉萨、日喀则地区亦在苏毗辖境之内。公元六世纪时，雅鲁藏布江以北已统一于苏毗部落之手。以山南为根据地的吐蕃，称臣于苏毗部落，要给苏毗王出兵助防和交纳贡税。苏毗君王在名义上是青藏高原各族的共主。④
在吐蕃雅隆部落兴起之前，苏毗部落很早便参与中原汉地、西城各国、南亚西亚的印度、阿富等国的贸易，以羌塘金沙换取各种用品，⑤ 因而其经济和文化在青藏高原各部落中最为发达。苏毗部落兴起时，牧农业生产都较发达，以致吐蕃时期的古藏文历史文书称其为“苏毗白朗坚（སུམ་པ་བ་ལང་ཅན）。即“苏毗黄牛部”。吐蕃政权建设中有一项较重大的措施—“大料集”（མཁོ་ཤམ་ཆེན་ཕོ）就是检阅实力，征集兵马粮草。当时的苏毗（སུམ་པ）、阿夏（འ་ཞ）地区是吐蕃重要的军粮马匹供应基地。吐蕃所需“军粮马匹，半出其中”。⑥ 历代吐蕃赞普都重视苏毗、阿夏这一今青海玉树、果洛、那曲等区域的大牧区，仅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上记载赞普的就有芒松芒赞、都松芒布杰、赤德祖赞等好几代赞普亲自巡视过黄河源区的苏毗、阿夏驻地，阿夏（འ་ཞ）和噶尔（མགར）的大臣常驻今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地区，所以也不排除赞普亲自巡视过今都兰地区。公元七世纪时，吐蕃雅龙部落兴起，而苏毗部落内部发生动乱，吐蕃松赞干布乘机兼并了苏毗，统一了全藏。吐蕃将统治区域划分为五个“如”（རུ），意为“部”。苏毗部落称为苏毗如（སུམ་པ་རུ），亦有译作“孙波如”的，下再分为十一个东岱（སྟོང ་སྡེ），即一千户为一个岱，苏毗共一万一千个岱（千户部落）。
古代外象雄或汉文称谓的“小羊同”属国坌•阿夏（དབོན་འ་ཞ）人主要居于苏毗白朗坚雪东岱（སུམ་པ་བ་ལང་ཅན་ཤོགས་སྟོང་ལྡེ）之内，为苏毗黄牛部五个一千户部（东岱）之一。《敦煌本吐蕃古历史文书》中一再提到的吐蕃赞普夏天常驻地苏毗河（སུམ་ཆུ་བོ），就是黄河源地区经过苏毗境内的主要支流河段之称谓。因此，吐蕃属阿夏地望当在今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西北、玉树州曲麻莱县境域、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南部境域。此外，阿夏还有唐境阿夏（རྒྱའི་ཁམསུ་གཏོགས་པའི་འ་ཞ），大论达札禄恭（བློནཆེ་སྟག་སྒྲ་ཀླུཁོང）先克唐廷藩属阿夏，自唐土夺取人口，头疋、辖土，唐人震惊。于唐境野摩川（གཡེར་མོ་ཐང）……湟水之滨等地……开始纳贡。⑦ 这部分唐属阿夏实为多思麻（མདོ་སྨད）之牧区藏族。
阿夏总体上在党项羌（ལྡོང）大部落范围内，包括苏毗白郎坚（སུམ་པ་བ་ལངཅན）、阿夏果沃切（འ་ཞ་མགོ་བོ་ཆེ）、啊切董（ང་ཆེ་ལྡོང）、弭药董（ལྡོང་མི་ཉག）诸部。啊切董中包括大安多部落。《后汉书》等史籍音译统称“白兰”，“白朗”、“白狼、“党项羌”或意译统称“西羌”、“黄牛羌”等。实为苏毗、白兰、安多（ཨ་མདོ་ཕྱོགས་ཅན）各部落的泛称。《北史•吐谷浑传》云：“西北诸杂种谓之阿柴虏。”说的是整个安多诸部，而不是仅指吐谷浑。吐蕃攻陷京师长安，也是达札路恭等率阿夏（འ་ཞ）和啊切董（ང་ཆེ་ལྡོང）党项兵二十万入侵唐朝，攻陷帝都长安的。古代苏毗、阿夏驻地非常广阔，如他们驻牧的主要区域地名有：ཤར་རྨ་ཟླ་སྒང།—东玛达岗：相当于黄河与布尔汗布达山脉、布青山脉、阿尼玛聊山脉并行段。如同马鹿奔跃的山（《黑头凡人的起源》p76）；ལྷོ་འབྲི་ཟླ་སྒང།—南智达岗：相当于长江与南边的唐古拉山脉，如同帐篷上竖起的白幡；ཤར་བུ་འབོར་སྒང—东布包尔岗：相当于川北甘孜等藏区及玉树、洮河流域；ཧོར་ཐིས་མུར་ཨ་ཆེན་ཐང—霍尔•铁木尔驻地阿钦塘（ཨ་ཆེན་ཐང）—可可西里盆地、阿尔金（ཨ་ཆེན་སྨུག་པོ）山脉南北麓一带（《黑头凡人的起源》p76、p77）。
སག་པོ་སོག་ཆུའི་འགྲམ་ན་འདུག།—萨布驻在索曲畔。相当于西藏那曲及藏北三十九族地区；འཇང་སྨུག་པོ་ས་དམ་སྟེང་ན་འདུག།—烧当羌驻在柴达木；ཐོག་ཐོག་ལྡོང། ང་ཆེ་ལྡོང། སྨུག་པོ་ལྡོང།—沱沱董、阿柴董、紫董。羌达雪（བྱང་ཟླ་ཤོད་ཡུལ）地方驻阿柴董。蕃安雪（བོད་ངམ་ཤོད་ཡུལ）地方驻沱沱董；夏尔冈嘉雪（ཤར་གངས་སྐྱའི་ཞོལ）地方驻紫董。董阿柴（ལྡོང་ང་ཆེ）十八支。以上是守土三董。上董神首与天平，中董山如帐篷城。下董土地三脚袢。白董花董黑董紫董。上有智（འབྲི་）耶（གཡག）两部，中有喀沃（ཁ་བོ）白利（བེ་རི），下有弥药（མི་ཉག）曲弹（ཁྱི་ཐན），以上区域相当于今那曲地区西北部、北部；中昆仑山南麓，东昆仑山南北麓，且末、若羌、善鄯；阿尔金山南北麓，柴达木盆地东部、北部，布尔汗布达山南北麓，整个玉树、果洛地区，川西北，多思麻区域等等。
都兰吐蕃古墓曾出土木简，上面写有“ཧོར་ཀུན་དགའ”藏文字。对此，人们联想起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的《霍•岭大战》。值得注意的是，霍尔为部落名称，在古代居住于川西北、羌塘等地。“霍尔……等小土司，皆直接受治于四川省。并无大土司酋长居间管理之。”“霍尔（Hor）藏语曰‘合阿尔’。清代官书作‘霍尔’。包括有章谷（四川丹巴）、卓窝（西藏洛隆）、麻书清代土司（四川甘孜境内）、孔撒（孔散士司，甘孜境内）、东科（甘孜境内）、白利（甘孜白利土司）、霍尔咱（四川藏族土司）等地，今为甘孜、炉霍、道孚三县”⑧ 除此之外，西藏那曲北部有霍尔岱•三十九族（ཧོར་སྡེ་སུམ་བཅུ་སོདགུ）。都兰县国土资源局干部汪秀对笔者说：解放前都兰杂玛尔部落人智仁•加托（འབྲུ་རིན་རྒྱ་ཐོ），经常以挖古墓为生，有一次，他在一座古墓里挖掘出一枚印章，上面刻有字，经当地喇嘛夏普尔（བྱ་འཕུར）鉴定，确认印章上刻的字为藏文：“ཧོར་སྨན་ངགས་རྒྱལ་པོ”，即“霍尔•曼俄合王”。
以上部落（土司）名曰霍尔，实为藏族。可见，都兰古墓中出土“ཧོར་ཀུན་དགའ”木简，说明有些墓葬与川西北、羌塘地区藏族有关。
二、“阿柴”称谓来源及阿夏（འ་ཞ）小邦简史
“阿柴”称谓来源的具体论据，对阿夏或吐谷浑的定义具有很重要的判定价值。被汉语音译的“阿柴”源自“阿切”（འ་ཆེ），即“阿夏•果沃切”（འ་ཞ་མགོ་བོ་ཆེ）藏语缩语，意为“阿夏大首领”，六个藏文字母之首字和尾字的拼写，即阿切（འ་ཆེ）；或“啊切董”（ང་ཆེལྡོང）前两个字母的对音。意为“吾大董”。⑨ 无论是“阿夏”或“阿柴”均为阿夏、党项部族的自称，而与迁自辽东鲜卑一支的“吐谷浑”无任何相干。既便各种汉籍中明确译写的“吐谷浑阿柴”，亦不过是人为地跟风托玛斯教授等西方藏学专家将“阿夏”的简称“阿切”（འ་ཆེ）或党项的自称“啊切”（ང་ཆེ）音译为“阿柴”，嫁接到吐谷浑头上的曲译。客观实事上，对“阿夏”是“吐谷浑”的论点，找不到一点儿论据予以论证。同时，搞清楚什么是吐蕃，什么是阿夏，什么是党项羌的外延与内涵关系的概念很重要，这是一个形式逻辑问题，不可以混为一谈。吐蕃与阿夏（阿柴）的隶属关系对阿夏或吐蕃的墓葬归属具有甄别考证价值，因此，笼统地提出“吐蕃墓葬”缺乏考古文物支持，依据亦不充分。吐蕃与阿夏是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笼统的“吐蕃”不能掩盖阿夏；具体的“阿夏”只能是吐蕃的内涵之一，而不能完全代表吐蕃。在内涵的关系上，党项羌的内涵中包括苏吡，苏毗的内涵中包括阿夏；在外延上，党项羌是苏毗、安多（འ་མདོ）、阿夏（འ་ཞ）、弥药（མི་ཉག）等青甘川藏各部落的外延，如都兰出土的“坌•阿夏杰之印”只能说明该墓可能是吐蕃外戚大臣坌•阿夏杰（འབོན་འ་ཞ་རྗེ）之墓，而定为吐蕃墓尚缺考古文物支持。
苏毗白朗（白兰）坚雪东岱（སུམ་པ་བ་ལང་ཅན་ཤོགས་སྟོང་ལྡེ）“左属党项，右与多弥（མདོ་སྨད。藏文为引者所注）接。胜兵万人，勇战斗，善作兵，俗与党项同”（《新唐书•党项传》）。阿夏的居住区域及称谓，英国著名东方学家、古藏文专家F•w•托玛斯编著的《敦煌西域古藏文历史文献》藏文中统称阿夏国，或北象雄（小羊同）。《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p.T1286、1287、1288和I.o.750、B.M.or.822（187）诸号中均称作“阿夏”（འ་ཞ）。⑩ 阿夏为苏毗小邦，阿夏居住区域地理位置南接今西藏那曲地区中、东北部，西、北达可可西里盆地、中昆仑山脉南麓；东南接松潘；西抵中象雄（ཞང་ཞུང་བར་བ）；东接多弥（མདོ་སྨད）；中心在今青海果洛、玉树全境；北境抵中、东昆仑山脉（ཨ་རྒྱ་ཆེན་མོའི་རི་རྒྱུད）① 南麓及东延的丹巴日杰（དམ་པ་རི་རྒྱུད）山脉，亦即蒙古语“布尔汗布达”山脉南北麓地区，包括柴达木盆地及其南部的都兰山区。
阿夏国汉籍称作小羊同国，属于苏毗内属小邦。及至后周时期，阿夏国业已兴盛，其国由五个“东岱”（五个一千户）穹庐（ཁྱུང་དབྲ）组成，人口约三万；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在婼羌米兰故城进行采集和科学发掘的藏文木简中，就有阿夏（འ་ཞ）部人户数的记录：
“阿夏人户有多少？长住户若干？根据所计住户之数，决定派来边隅斥候数人。”“阿夏上部万人部落，凡属唐所辖者……，每户征收五蕃升（bre）青稞；部万人部落田赋税以六成计征。所征青稞混合堆置一处，一部分如以羊驮运不完，可派牛运。”这里所记述的阿夏“唐所辖者”为唐代多弥地区的广大牧农藏族。
党项阿夏至“唐贞观六年，与契苾数十万内属”（新唐书•党项传》），② 为后来的迁徙到宁夏以北地区建立西夏国的主体民族董•弥药嵬名（ལྡོང་མི་ཉག་དབུ་མི）部众之先驱。吐蕃征服阿夏后，对降蕃的阿夏国称谓“坌•阿夏”（འབོན་འ་ཞ），阿夏国臣服吐蕃国后，吐蕃囯称阿夏的小国王统称“坌•阿夏杰”（དབོན་འ་ཞ་རྗེ）。“坌”意为“外戚大臣”，“外戚”并不对应“贵族”，坌•阿夏实际上可称作“外甥”或“外孙”阿夏。③ 据藏文文献记载：藏王聂赤赞普（གཉའ་ཁྲི་བཙན་པོ）兼并诸侯各国，首次建立统一的吐蕃王朝以后，曾作为诸侯王的阿夏（འ་ཞ）国与吐蕃王朝内部结下联姻关系。随后他们成为舅甥双方，在吐蕃与阿夏结盟石碑上亦明确刻字记载为“坌•阿夏杰”（དབོན་འ་ཞ་རྗེ）。因此，“阿夏”这一称谓存在于吐蕃聂赤赞普至布德贡杰（སྤུ་དེ་གུང་རྒྱལ）时期（约公元前825年—约公元前505年）。在吐蕃时期悉补野部（སྤུར་རྒྱལ་བོད）第八代赞普止贡（གྲི་གུམ་བཙན་པོ）将“外道阿夏苯”（འ་ཞ་བོན）引进雅隆悉补野部。④ 这也是象雄苯教在吐蕃雅隆区的首次传教。
“阿夏”在古象雄王国时期为一属囯之称谓，而非吐蕃对汉籍中记载的古老民族“吐谷浑”的称谓，“杰”（རྗེ）为“王”。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木简）⑤ 对“坌•阿夏杰”在白兰（བ་ལང）、西域（ལུ་ཡུལ）等地区的活动有确切的记载。⑥ 据藏文文献记载：藏王聂赤赞普（གཉའ་ཁྲི་བཙན་པོ）兼并诸侯各国，首次建立统一的吐蕃王朝以后，曾作为诸侯王的阿夏（འ་ཞ）与吐蕃王朝内部结下联姻关系。随后他们成为舅甥双方。
“坌•阿夏”这一称谓存在于（约公元前825年—约公元前505年）聂赤赞普（གཉའ་ཁྲི་བཙན་པོ）至布德贡杰（སྤུ་དེ་གུང་རྒྱལ）时期。阿夏早在古象雄王国时期为一部族之称谓，古代象雄有四个“矮人”部落。阿夏就是其中之一。
“阿夏”不是吐蕃对“吐谷浑”的称谓。就近代而言，象雄苯教辛（གཤེན）、竹（བྲུ）、叙（ཞུ）、芭（སྤ）、枚（རྨེའུ）、琼（ཁྱུང）等大氏族中世袭喇嘛仍然有阿夏的大喇嘛，如，竹氏家族的阿夏•堆泽坚赞（འ་ཞ་བདུད་རྩི་རྒྱལ་མཚན）、阿夏·洛珠坚赞（འ་ཞ་བློ་གྲོས་རྒྱལ་མཚན）等著名喇嘛。⑦ 现代以来，凡汉籍译为“吐谷浑”与“吐蕃”之交战史的记述，实为受托玛斯教授译“阿夏”为“吐谷浑”的错误学述观点之影响，跟风所造成的历史歪曲； 实为吐蕃与阿夏之交战或与唐朝汉军之交战史。
阿夏被吐蕃统辖的年代被学界定为公元643年。⑧ 如：阿夏部分纪年记述《敦煌吐蕃历史文书》p.T.1288：
……།བཙན་པོ：ཁྲི་སྲོང་རྩན་གྱིས།ཤུལད：བྱངལམ་：དུ：པྱུང་སྟེ།འ་ཞ་དང：རྒྱ་ལའ ……དང：འ་ཞ་གཉིས：གྱིས：དཔྱའ་：གཅལ་ཏོ།（……赞普墀松赞巡临北方，阿夏与汉属之……，……与阿夏二纳赋。）这是吐蕃首次征服北方的（西域、河西等）阿夏人，阿夏与汉属…给吐蕃纳税的记述。⑨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吐蕃就曾遣使通好。唐朝也派使臣入蕃，638年，松赞干布派求婚专使随唐使到达长安。公元640年，松赞干布派出大臣葛尔•东赞域松（མགར་སྟོང་བཙན་ཡུལ་བཟུང亦译为禄东赞）入唐请婚。641年文成公主及唐、蕃专使、随从人众启程，经日月山抵阿夏境，筑馆于河源，松赞干布亲迎于柏海，即今之扎陵湖、鄂陵湖（在今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东北部与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境西部，扎陵湖西一小部分属于曲麻莱县行政区域）。
松赞干布娶蒙氏（མོང་བཟའ），生子公松公赞（གུང་སྲོང་གུང་བཙན）。650年松赞干布去逝，其子公松公赞（གུང་སྲོང་གུང་བཙན）先死，于是由其孙芒松芒贊（མང་སྲོང་མང་བཙན）继位。⑩ 葛尔•东赞（མགར་སྟོང་བཙན）为大论，辅佐朝政。葛尔•东赞与赞普同宗，为噶（མགར）氏家族。东赞忠实地执行了松赞干布的唐蕃友好和巩固王室政权的各项既定国策，公元652年，他平抚了吐蕃本土珞部（གློ）的动乱；654年，召集会议共商国是；655年，写定吐蕃法律条规。在吐蕃全境安定后。噶尔•东赞率兵十二万人于公元656年出击苏毗白兰氐（སུམ་པ་བ་ལང་ལྡེ），白兰氐居地在今青海柴达木盆地都兰、巴隆、或以为今青海省果洛、玉树地区。①
松赞干布之孙芒松芒赞，其母即是阿夏人。唐仪凤元年（公元676年），芒松芒赞卒，其王妃没卢墀没禄（འབྲོ་ཟ་ཁྲི་མ་ལོད）所生遗腹子嗣位，史称墀都松赞（ཁྲི་འདུས་སྲོང་བཙན），汉籍作“器弩悉弄”。仍用噶（མགར）家族继续辅政。母后没卢墀没禄在墀都松赞继王位，讨平贵族噶（མགར）氏之前和之后，就曾参与过政治活动，吐蕃文献纪年称她在675年召集过盛大的盟会，对此，敦煌出土吐蕃藏文木简记载：
ཕགྀ་ལོ་ལ་བབ་སྟེ། བཙན་པོ་དཔྱིད་ཞེཤིང་དུ་གཤེགསྟེ། བཙནམོཁྲྀ་མོ་ལནགྱིས། སྟོན་མོཆེན་པོ་གསོལད།（及至猪年，春，赞普至谐辛。赞蒙墀玛伦举行盛大庆宴）。墀都松赞的嗣位与亲政，是得到了她和坌•阿夏（འབོན་འ་ཞ）的支持才得以实现的。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p.T.1288：……赞普墀松赞巡临北方，阿夏与汉属之……，……与阿夏二地纳赋起，相当一个时期为吐蕃统治下的坌•阿夏大臣及吐蕃大论活动在阿夏境域（今果洛、玉树、且末等地）活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起自狗年，即唐高宗永徽元年，庚戌，公元650年，终于猪年，即唐玄宗天宝六年，丁亥，公元747年。合计98年。又根据伦敦所藏原登录号8212（187）的卷་补充，起自猴年（玄宗天宝二年，甲申，公元744年）之上一年（因为年代残阙，应是羊年，即天穴宝元年，癸未），终于兔年（代宗广德元年，癸卯，公元763年）之下一年（也因年代处残破，应为代宗广德二年，甲辰，公元764年）。共补充出21年。其中又有4年重出，实际总数为115年。这百余年中吐蕃一侧记载的重大事件悉备于中。”②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历年记载中，没有一年有吐谷浑王朝主要成员死亡在阿夏地区的记录，这一时期，吐谷浑部已经亡国。③
庚申（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八月，吐蕃遣兵击吐谷浑，以吐谷浑内附故地。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蕃攻吐谷浑于青海湖地区。以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救吐谷浑。五月，诏郑仁泰及将军独孤卿云等分屯凉（今武威）、鄯（今乐都），备吐蕃。吐蕃兵自南疆东下。夏五月，吐谷浑与吐蕃相攻，两吐上书唐庭论曲直，并，来请师。唐朝天子两不许，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奔吐蕃，言其情，吐蕃出兵捣虚，破吐谷浑，吐谷浑王诺曷钵不支，与公主引数千帐走凉州，请徙居内地。帝以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官，帅右武卫将军独孤卿云、辛文陵等分屯凉、鄯，以备吐蕃。六月，又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集大使，平两国怨，吐蕃遂有其地，诺曷钵竟不得。
公元663年吐谷浑亡国。因此，碳14测定公元745年的“坌•阿夏杰之印”无法成为吐谷浑任何一王之印。为论证这一论点，在此，阅读并通俗翻译《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木简藏文纪年中与阿夏有关的历史纪年，并摘录于下面。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木简为古藏文，其语法语音非常接近安多牧区藏族方言，尤其是接近于汪什代海等（今天峻县）部落藏语方言。笔者将有关人物、地名等汉译成古藏文原音译成安多牧区方言。
吐蕃几乎每年集会议盟，以巩固其部落联盟，纪年中常记述集会议盟引事引人，为阿夏地区地名与今之地名、人物在某地活动提供了较多的资政。
在公元663年之后，吐蕃与唐朝、吐蕃与阿夏交往的历史舞台上，已经没有吐谷浑占据的位置。公元653年阿夏邦国的坌•达延莽布杰（འབོན་ད་རྒྱལ་མང་པོ་རྗོ）征收农田贡赋于多思麻（མདོ་སྨད），即现今青海省中东部地区。659年起，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逐年记载了阿夏籍王妃墀没禄（བཙནམོཁྲྀ་མོ་ལན）在吐蕃本土的行踪和活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木简）对降蕃的阿夏王室大臣坌•达延（འབོན་ད་རྒྱལ）在阿夏、白兰、青海（仅指青海湖地区）、西域等地区的驻防与活动有确切的记载，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记载，坌•达延（འབོན་ད་རྒྱལ）这一人物于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战死于冬给措纳（སྟོང་གི་མཚོ་ནག）。④ 即今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东北部。 公元659年，赞普驻于札吉夏拉（སྤྲགས་གྱྀ་ཤ་ར），大论东赞前往阿夏。坌•达延莽布杰（འབོན་ད་རྒྱལ་མང་པོ་རྗེ）于冬给措纳湖（མཚོ་ནག་སྟོང་རུ）之处于唐朝苏定方交战，达延亦死，以八万之众败于一千，是为一年。以上地点，位于今都兰县东南，玛多县北部。坌•达延死于这次与唐军的战役中。翦除噶（མགར）氏后，吐蕃外戚坌•阿夏（འབོན་འ་ཞ）遂取得了赞普墀都松赞母子的宠信，墀都松赞命阿夏归降吐蕃且与王室联姻的阿夏首领坌•达延（འབོན་ད་རྒྱལ）长期驻防青海湖一带；公元660年，赞普驻于玛勒卓盖斜（མལ་ཏྲོ་ེསྐེ་བྱེ）。大论东赞在阿夏，是为一年。从公元660年至666年，吐蕃大论东赞连续六年在阿夏邦国活动，即在今都兰、玛多、曲麻莱等地。公元666年大论东赞从阿夏境内返回，于斯勒吉灯纳（ཟྲུད་གྱི་ལྡུ་ནག）地方颈部患痈疽，是为一年。公元667年大论东赞逝于日布尔（རྀས་པུར）地方，是为一年。以上大论东赞活动区域均在阿夏境内，即今果洛玉树西北地区。668年，赞普在且末国建造堡垒（ཇྀ་མ་ཁོལ་དུ་དགྲ་བཞེར་བརྩྀགས་པར་ལོ་ཆིག），是为一年。说明阿夏至且未有驿站及通道，应是都兰至乌图美仁至尕斯库勒至若羌，即丝绸之路柴达木辅道。669年，赞普驻于斯勒吉灯纳（ཟིད་གྱི་ལྡུ་ནག）。阿夏诸部前来致礼，征其人贡赋税。是为一年。公元670年，赞普驻于倭塘（འོ་དང）。于且未国击唐军多人。是为一年。公元671年起由坌•达延逐年在当地主持盟会。⑤ 公元672年，赞普夏驻于“香”之苏毗河。冬，至南孜林（ནམ་ཙེ་གླྀང）患染天花之症。是为一年。这里所记载的“苏毗河”（སུམ་ཆུ་བོ）是黄河源西南巴颜喀拉山（བ་ཡན་རྗ་སྐྱ་རི）南缘的河流的名字，为苏毗等部落驻地的治曲（འབྲི་ཆུ）的一级支流段，叫苏毗河。位于今玉树州曲麻县区域。古苏毗河（སུམ་པ་ཆུ）今叫色吾曲（སེ་བོ་ཆུ），位于曲麻莱县北部，为昂日曲（ངང་རི་ཆུ）、雅日巧曲（གཡགས་རི་ཆུ）、加巧曲（སྐྱ་འཆོག་ཆུ）向南汇流的一级支流色吾曲，即苏毗河，注入通天河。
公元673年，赞普初夏驻于泡丹多谷（ཕོ་དམ་མདོ），仲夏迁至苏毗河。于董给乃早（འདོང་ཀའྀ་ནེ་ཙོ་ལུང）山谷，由噶尔•赞聂顿布（མགར་བཙན་སྙ་ལྡོམ་བུ）、犀章赞卓（ཁྲྀ་འབྲྀང་བཙན་བྲོད）二人集会议盟（二人均为禄东赞之子）行牧区大料集。冬，巡临颇章香吉惹嘎（ཕོ་བྲང་ཤངས་གྱྀརབ་ཀ）。首先于东（དུངས）之达孜（སྟག་ཙལ་）集会议盟，以征调后备军事征集壮户丁。是为一年。其中“香”（ཤངས）、泡丹多（ཕོ་དམ་མདོ）谷口等地名均在黄河源区域。及至猪年（高宗上元二年，乙亥，公元675年）：赞普春驻于斜香（ཞེ་ཤིང），赞蒙墀没伦（བཙན་མོ་ཁྲྀ་མོ་ལན）举行盛大庆宴，坌•达延墀松（འབོན་ད་རྒྱལ་ཁྲྀ་ཟུང）贡金鼎。夏，驻于跋布川（བལ་པོ），大论赞聂（བློན་བཙན་སྙས）于欣吉革然（ཞྀམས་གྱྀ་གུ་རན），征象雄的大料集。突厥（དྲུ་གུ）之境有内乱，冬，赞普驻于恩吉纳沃（འོན་གྱྀ་སྣ་བོ）。是为一年。及至蛇年（高宗开耀元年，辛巳，公元681年）：赞普驻于辗噶尔（ཉེན་ཁར），夏，大论赞聂由斯达尔（ཟྲིད་མདར）河谷集合议盟，努芒•年细赞（གནུབས་མང་ཉེན་བཞྀ་བརྩན）与噶尔芒•年达孜布（མགར་མང་ཉེན་སྟག་ཙབ）二人由吾合拉（བོག་ལ）山下方回，于嘉吉陇让（རྒྱས་གྱྀ་ལུང་རྀངས）长谷紧急集会议盟。是为一年。此处的“年达孜布”人物与都兰吐蕃古墓有关。2000年4月和8月，青海省考古研究所对都兰热水境内的血渭1号墓等进行清理被盗损中小墓之机，海西州地方志办派三木才、刘树军前往都兰，邀请都兰县懂测绘的7名专业人员前往1号墓进行实地测绘和考察，在新1号墓（在老1号墓略东）中，省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土一条木简，长约3～4公分，宽约1公分，上面用黑墨汁书写有“རྒྱལགྱྀཕོབྲངཔགཉནསྟགརྩལ།”一行藏文字，刚出土的木简墨色鲜黑，字迹工整清晰。现场做翻译为汉文的除三木才外，有都兰县副县长李公加先生。2001年，三木才、刘树军署名发表《都兰热水血谓1号吐蕃大墓宾葬民俗文化考察》一文于《柴达木开发硏究》2001年第6期，首次公开了都兰血渭1号墓形制的精确测会数据，以及殡葬的民俗文化田野考察成果，一并公布了所发掘出土的藏文木简文字、藏文石碑文字文物图片。2012年，海西州政协副主席旦却加先生撰文《青海都兰吐蕃古墓重量级墓主人身份考释》，发表于《青海藏族》2012年第二期，解读翻译木简上的“རྒྱལ་གྱྀ་ཕོ་བྲང་པ་གཉན་སྟག་རྩལ།”汉译为“皇家官殿（牙帐）官长年•达则”，称木简为“降布”。认为是“名片”木简。笔者汄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木简古藏文所记录的“噶尔芒•年达孜布”（མགར་མང་ཉེན་སྟག་ཙབ）与都兰新一号古墓出士的木简“年•达孜”（གཉན་སྟག་རྩལ།）是同一个人，前者姓名前冠以“喝尔芒”是为表明其人物是“噶尔”氏家族人。在吐蕃文书中，常常有གཉན་异写成ཉེན་或གཉེན，རྩལ་异写成ཙབ或་ཙན，ཀ写成ཁ等实例，书写并不规范。由此推断，集会议盟之地斯达尔（ཟྲིད་མདར）河谷及赞普巡视驻地辗噶尔（ཉེན་ཁ）、吾合拉（བོག་ལ）、嘉吉陇让（རྒྱས་གྱྀ་ལུང་རྀངས）等阿夏地名均在都兰县南部境域内。
年•达孜（གཉན་སྟག་རྩལ）在阿夏地区活动至公元685年，共5年。及至马年（高宗永淳元年，壬午，公元682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赞聂于角冉木（སྒྱོག་རམ）集会议盟。冬，芒辗细赞（མང་ཉེནབཞྀ་བརྩན）与芒相达孜（མང་ཞམ་སྟགཙབ）二人于地乌夸尔（རྟེའུ་མཁར）马城堡集会议盟。仲巴洛•章嘉斯木色（བྲུང་པ་ལྷོ་འབྲྀང་རྒྱལ་སུམ་སྲེགས）至辗噶尔贡奉酒浆。是为一年。
曲麻莱县东南德曲（གྟེར་ཆུ）下游吉唐（སྐྱིད་ཐང）有嘎待马圈（དགའ་བདེ་རྟ་ར）墙遗址，可容上千匹马。⑥ 疑为“地乌夸尔”之遗址。 及至羊年（高宗弘道元年，癸未，公元683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赞聂于札吉木尔给（སྤྲགས་གྱྀ་མུར་གས）集会议盟。冬，为赞蒙文成公主举行葬礼。是为一年。及至猴年（中宗嗣圣元年，甲申，公元684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赞聂（བཙན་སྙས）于卫日雪吉惹干木（་དབུ་རི་ཤོད་གྱྀ་རེ་སྐམ）集会议盟。麹•都赞（ཁུ་འདུས་ཙན）、俄合•曲玛惹（རྔེགས་ཁྱྀ་མ་རེ）、阿夏（འ་ཞ）三者前来申诉是非，牛疫大作。于墀沃木（ཁྲྀ་བོམས）地方，集中患瘟疫之牲畜。冬，于香吉惹布喀（ཤངས་ཀྱྀ་རབ་ཁ）渡口集会议盟。合并藏钦（གཙང་ཆེན）之四岸为二。是为一年。及至鸡年（中宗嗣圣二年，太后垂拱元丰，乙酉，公元685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赞聂（བཙན་སྙ）与芒年达孜（མང་ཉེན་སྟག་ཙབ）二人（亲属间）相互人凶杀。大论赞聂逝于香吉苏毗河（ཤངས་གྱྀ་སུམ་ཆུ་བོ）。于汪母汪噶尔（བངམོ་བང་ཀར）地方，墀章赞卓（བློན་ཁྲྀའབྲྀངབཙན་བྲོད）任命为大论。论钦陵（བློན་ཁྲྀ་འབྲྀང）于冬，在拉格布穷（གླགྀ་པུ་ཆུང）举行冬季集会议盟。上赞普墀都松（བཙན་པོ་ཁྲྀ་འདུ་སྲོང），谋者执进毒者多人，毙之。是为一年。本纪年中提出大论贊聂死的地点—香吉苏毗河。可知年达孜（གཉན་སྟག་རྩལ）在苏毗河的香（ཤངས）地方杀死了大论赞聂（བློན་ཆེན་པོབཙན་སྙ）。即在今曲麻莱色吾河流域地方；可以推断汪母汪噶尔（བང་མོ་བང་ཀར）地方也在玉树曲麻莱境域内。及至猪年（中宗嗣圣四年，太后垂拱三年，丁亥，公元687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钦陵（བློན་ཁྲྀ་འབྲྀང）领兵赴突厥“龟兹（གུ་ཟན་ཡུལ）之境”。冬，定藏钦（རྩང་ཆེན）之地亩税赋。坌达延•墀松（འབོན་ད་རྒྱལ་ཁྲྀ་ཟུང）与努布•芒辗细赞（གནུབས་མང་ཉེན་བཞྀབརྩན）、噶尔•达古日耸（མགར་སྟ་གུརིཟུང）三人于桑松园（བཟང་གསུམཙལ）集会议盟。平息藏钦首次叛乱。是为一年。及至鼠年（中宗嗣圣五年，太后垂拱四年，戊子，公元688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夏，于斯浦格（ཟུ་སྤུག）集会议盟。冬，坌达延•墀松于雪吉次尔陇（ཞོགས་གྱྀ་ཚུར་ལུང） 集会议盟。赞蒙墀姆当（བཙན་མོ་ཁྲྀ་མོ་སྟེངས）去做达布（དགས་ཡུལ）王妃。是为一年。及至牛年（中宗嗣圣六年，太后永昌元市，已丑，公元689年）：赞普驻于辗噶尔之塘布拉（ཐང་བུ་ར）。赞蒙墀邦嫁阿夏王为妻。大论钦陵自突厥引兵还。冬，于浦保尼阿夏（ཕུལ་པོ་ཉ་ཤ）集会议盟。是为一年。及至一龙年（中宗嗣圣九年，太后长寿元年，壬辰，公元692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夏，于雄那（ཤོངསྣ）集会议盟，任命六大安本（མངན་ཆེན་པོ）。冬，吉朗让（སྐྱྀ་གླིང་རྀངས）集会议盟。立红册木牍。多思麻（མདོ་སྨད）之冬会于嘉姆细噶尔（རྒྱམ་ཤྀ་གར）举行。收苏毗部（སུམ་པ）之关卡税。是为一年。及至蛇年（中宗嗣圣十年，太后长寿二年，癸巳，公元693年，大论钦陵（བློན་ཆེན་ཁྲྀ་འབྲྀང）往阿夏（འ་ཞ），是为一年。及至羊年（中宗嗣圣十二年，太后天册万岁元年，乙未，公元695年）：大相钦陵（བློན་ཆེ་ཁྲྀ་འབྲྀང）在阿夏（འ་ཞ），于达格拉•嘉德尔（སྟག་ལ་རྒྱ་དུར）与唐元帅王尚书大战，杀唐人甚多，是为一年（达格拉•嘉德尔地点被认为在今青海省恰卜恰地方）。及至猴年（中宗嗣圣十三年，太后万岁通天元年，丙申，公元696年）：赞普驻于斯达（ཟྲྀད་མདའ）河谷，大论钦陵于阿夏之斯勒格金（སིལ་གུ་ཅྀན）之奥郭勒（འོ་ཀོལ）征集阿夏大料集。是为一年。及至狗年（中宗嗣圣十五年，太后圣历元年，戊戌，公元698年）：夏，贊普巡临北方。冬，大论钦陵引兵赴大小宗喀（ཙོང་ཀ་ཆེ་ཆུང），执唐军元帅都护使。其年冬，噶尔家族获罪，赞普往帕尔（ཕར）。是为一年。及至虎年（中宗嗣圣十九年，太后长安二年，壬寅，公元702年）：征孙波茹（སུམ་རུ）大料集。是为一年。及至龙年（中宗嗣圣二十一年，太后长安四年，甲辰，公元704年）：夏，赞普父王驻于黄河大行军衙之约得吉（ཡོ་ཏྀ་ཅུ）。是为一年。及至猪年（睿宗景云二年，辛亥，公元711年）：夏，贊普驻于跋布川（བལ་བོ），祖母驻于（དྲོན）。夏日会盟由坌达延•赞松（འབོན་ད་རྒྱལ་བཙན་ཟུང）与大论墀苏格（བློན་ཆེན་པོཁྲྀ་གཟིགས）于恰若空盖召集。冬，由岔达延•贊松与大论墀苏格二人集会议盟。征集青壮兵丁多人。是为一年。及主鼠年（睿宗大极元年，壬子，公元712年）：夏，坌达延与大论墀苏格于牙帐附近之斜玛陇（བྱེ་མ་ལུང）集会议盟。冬季会盟由坌达延与大论墀苏格于吉杳（སྐྱྀ་དྲ་ཙལ）园中召集。是为一年。及至牛年（玄宗开元元年，癸丑，公元713年）：夏，赞普驻于麻勒卓（མལ་ཏྲོ）之金党（བརཛེན་ཏང），坌达延（འབོན་ད་རྒྱལ）与大论墀苏格（ཁྲྀ་གཟྀགས）于斯补（ཟུ་སྤུག）之江布（རྐྱང་བུ）园集会议。任命五百长。唐廷允赐夏冬牧场，唐廷使者杨卿前来致礼。冬季会盟由大论墀苏格于蒙噶尔（མོང་ཀར）召集。是为一年。及至虎年（玄宗开元二年，甲寅，公元714年）：坌达延与香•赞咄热李兴（ཞང་བཙན་ཏོ་རེ་ལྷས་བྱྀན）于斯勒格金（སྀལ་གུ་ཅྀན་）之奥考勒（འོ་ཁོལ）地方征阿夏（འ་ཞ）之大料集。……坌达延与论墀苏格二人引上军劲旅赴临洮（འབུ་ཤྀང་ཀུན），还。是为一年。及至鼠年（玄宗开元十二年，甲子，公元724年，夏，赞普驻于拜乐（སྤེལ），巡临北方，在考捏德日（ཁོ་ཉེ་དུ་རི）围猎野托牛作乐，绊索缚野牦牛，由大论墀孙杰（ཁྲྀ་སུམ་རྗེ）于卫茹雪（）之几乌陇（ལྕྀའུ་ལུང）召集夏季大会议盟。由论•达格日则布（བློན་སྟག་རྀ་ཙབ）集会征羊同（ཞང་ཞུང）国大料集。是为一年。及至兔年（玄宗开元十五年，丁卯，公元727年）：夏，赞普以政务巡临阿夏（འ་ཞ）。途次，韦•孙波杰（དབའས་སུམ་པོ）被控。攻陷唐之瓜州晋昌。大论芒夏木（མང་ཞམ）逝。冬，贊普牙帐驻于频章角儿贡纳（ཕོ་བྲང་ཇོར་གོང་སྣ）任命坌•阿夏杰（འབོན་འ་ཞ་རྗེ）、香坌•丹葱（ཞང་འབོན་གདན་ཚོམ）、韦•达格札恭禄（དབའས་སྟག་སྒྲ་ཁོང་ལོད）三人为大论。是为一年。及至狗年（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甲戌，公元734年）：征阿夏（འ་ཞ）之青壮兵丁。论结桑东则布（བློན་སྐྱེས་བཟང་ལྡོངཙབ）克曲夏坚（ཁྱི་ཤ་ཅན་）部落。是为一年。此纪年记述之“曲夏坚”是明代的曲先部落，“曲夏坚”并非“吃狗肉部落”。古代藏族在止贡赞普时期就有取名夏曲（ཤ་ཁྱྀ）、尼阿曲（ཉ་ཁྱྀ）的赞普公子，其姓名意为“鹿狗”、“鱼狗”，而曲夏坚（ཁྱྀ་ཤ་ཅན）应是“狗鹿者”；或者古藏语口语读“ཁྲི”（尺）为“ཁྱི”（曲），由此，也不排除“曲夏坚”为“尺夏坚”（ཁྲི་ཤ་ཅན）即万鹿者。
及至猪年（玄宗开元二十三年，乙亥，公元735年）：大论吉桑董则布（བློན་སྐྱེས་བཟང་ལྡོང་ཙབ）前往阿夏（འ་ཞ）。是为一年。及至马年（玄宗天宝元斗，壬午，公元742年）：夏，由论莽波杰（བློན་མང་པོ་རྗེ）于麴年蒙冈（ཁུ་ཉེ་མོན་གངས）征阿夏（འ་ཞ）大料集。是为一年。及至猪年（肃宗乾元二年，己亥，公元759年）：孙波茹（སུམ་རུ）部将领授予告身。论•墀札（ཁྲྀ་སྒྲ）与论多西尔（བློན་མདོ་བཞེར）二人赴阿夏（འ་ཞ）。是为一年。
以上从公元650年至公元763年113年间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古藏文）中始终对苏毗与阿夏地区的历年活动有详述，但未见一处与吐谷浑有关的记述。坌•阿夏（འ་ཞ）的历史与吐蕃统治下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宗教与语言、集会议盟息息相关。公元653年收多思麻农田税的是纪年中首先出“场”的坌•达延莽布杰，去逝于公元659年；公元671年，由坌•达延主持会盟之事；公元675年，坌•达延墀松主政集会议盟事；公元727年，任命坌•阿夏杰等三人为大论。由此，从年代先后推断，都兰吐蕃古墓中出土的年代为745年的“坌•阿夏杰之印”为公元727年任命的大论坌•阿夏杰之印章。其他几个“坌•达延”在年代上不符合公元745年。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是丰富而可信的真实文献和实证资料。被认为是研究吐蕃古代历史的信实的作品（G.Tueei，The Tombs of the TI began kings Roma，1950）。《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原稿和译文，对阿夏部落人物纪年有了清晰的记述，其纪年记述完全可以反正“阿夏”译为“吐谷浑”说。对研究都兰地区吐蕃墓群中出土的人物木简、印章以及人物的姓名及族属研究都极有裨益。
三、“多思麻（མདོ་སྨད）议盟集会”与郭里木棺板画的主题
吐蕃“多思麻议盟集会”似乎始于公元692年。此前，集会议盟始于公元673年，由噶尔•赞聂多布、钦陵赞卓（均为禄东赞之子）于孙波河（སུམ་པ་ཆུ），即曲麻莱一带苏毗行牧区大料集时首次集会议盟。嗣后，公元678年于“邓”集会议盟，680年大论赞聂、论钦陵二人于“札”之牟尔垓集会议盟，681年芒辗•细赞与噶尔芒•年达孜布在“甲之谷”紧急集会议盟，682年，大论赞聂于局然集会议盟。冬，芒碾•细赞与芒相•达孜布二人于马城堡（曲麻莱德曲岸）集会议盟等等。几乎年年有集会议盟。集会议盟多举行于苏毗、阿夏、跋布川（བལ་བོ་ཁྲོམ）、羊同、且末等地。
公元692年起，吐蕃增加了“多思麻议盟”。议盟不再局限于苏毗、阿夏、跋布川、且末等的部落联盟内。集会议盟随党项各部，如阿夏部落向安多（ཨ་མདོ）东部北部迁徙，产生了“多思麻议盟”，其范围相当于今果洛、玉树、海南、黄南、海西、海北全境，相当于元明时期吐蕃等处宣慰司辖“脱思麻路”及“脱思麻万户府”全境。⑦ 692年首次在甲木细喝尔（རྒྱམ་ཤྀ་གར）地方举行多思麻地区的集会议盟；公元702年在多思麻南木东兆木（ནམ་ལྡོང་པྲོམ）举行议盟集会；公元703年在遥吉计潘（ཡོལ་གྱྀ་ཅི་འབོ）；公元706年冬于多思麻之巴尔吉莱玛尔（པར་གྱྀ་གླེ་མར）和约吉迪乌局（ཡོལགྱྀ་རྟེའུ་དཀྱུ）；公元707年于多思麻之若格豆之玛绒（རག་ཏགྀ་རྨ་རོང）；
公元708年于温江岛尔（འོན་ཆང་དོར）由大论墀苏格（བློན་ཆེན་པོ་ཁྲྀ་གཟྀགས）集会议盟。多思麻之会盟事，于若达格年布尔（རག་ཏགྀ་ཉམ་པུར）召集。公元709年，多思麻夏季会盟于赤巴杂（མཁྲྀས་པ་རྩ）召集；冬，于温江岛尔集会议盟。多思麻之冬会于则南木夭（གཙེ་ནམ་ཡོར）召集；公元710年，多思麻之集会议盟一事，由墀苏格•囊恭（ཁྲྀ་གཟྀགས་གནང་ཀོང）于则南木夭召集；公元711年，仍由墀苏格•囊恭于则南木天召集；公元715年，大论墀苏格•襄恭于角德（རྒྱོདུ）召集多思麻冬季议盟集会，征集多思麻之大料集；公元717年，多思麻之集会议盟事，由大论乞力徐主持召集，地点在尼其根（གཉྀ་ཇྀ་གེན）。冬季会议由大论乞力徐于惹木西噶尔（རྱམ་ཤྀ་གར）地方召集多思麻议盟；公元718年，多思麻之冬季会盟事，由论墀苏格于夭（ཡོལ）地方召集；公元719年，多思麻冬季会盟事由大论墀苏格仍在夭地方召集；公元720年，多思麻之冬季会盟于则南木夭召集；公元721年，多思麻之冬季会盟事，于惹木西噶尔由论墀苏格•囊恭（བློན་ཁྲྀ་གཟྀགས་གནང་ཁོང）召集；公元722年，多思麻之会议于则南木夭地方由论墀苏格•襄恭召集议盟；公元723年，在722年召集议盟的地方召集；公元724年，论墀苏格•囊恭于菊（རྒྱོད）地召集多思麻之冬季大会议盟；公元726年，多思麻之冬季大会由达札恭禄（སྟག་སྒྲ་ཁོང་ལོད）于则南木夭地方集会议唱；公元727年，多思麻会盟于卓•勒曲陇（འབྲོ་ལྀཆའུ་ལུང）地方，由论墀苏格•囊恭召集；公元728年，多思麻之会盟事于菊地方由大论卓•穷桑倭儿芒（འབྲོ་ཆུང་བཟང་འོརམང）召集。这一年韦•达札恭禄获罪谴，任命没卢•穷桑倭儿芒为大论。公元732年，多思麻之会盟由大论穷桑于扫耳（ཟོལ）地方召集；公元733年在扫耳地方召集；公元734年，多思麻之集会议盟事，于赛布（སེབ）由论结桑东则布召集；公元735年至755年的20年间没有举行多思麻集会议盟，因为吐蕃国内发生了诸多重大事件，如唐廷使者窦元礼前来致礼，赞普检阅骑队，大论穷桑前往阿夏，唐廷使者李尚书访问，吐蕃引兵小勃律国。小勃律王降致礼，唐廷使者王内侍前来致礼，赞蒙金成公主去逝举行葬礼，征阿夏大料集，赞普苏笼猎出生，母后芒蒙吉薨。唐廷使者郭中郎访问，赞善巡视北方，进行征兵点兵大料集，实施征四茹大料集，攻陷洮州城堡，收复马忠英（རྨ་ཁོམ་ཡུལ）黄河军衙等等。公元755年，以兵力捕杀谋害父王之元人山。任命东萨地方三个东岱千夫长之职又恢复多思麻集会议盟事，于伍列兰那（དབུ་ལེ་ལམ་ནག）地方，由论绮力思扎（བློན་ཁྲྀ་སྒྲ）、芒赞彭冈（མང་རྩན་འཕནགང）、论多西尔（བློན་མདོ་བཞེར）召集。引劲旅至洮州，冬季会盟由尚•野息（ཞང་རྒྱལ་ཟིགས）于若达之郭（རག་ཏགྀ་ཀོག）地召集。公元756年，多思麻之夏季会盟于姚（ཡོལ）地由论墀桑（བློན་ཁྲྀ་བཟང）召集。冬季会盟于姚地由论囊西尔（སྣང་བཞེར）召集；公元757年，多思麻之冬季会盟由论•芒赞（བློན་མང་རྩན）、论多西尔二人于则南木夭召集；公元758年，于则南木夭召集多思麻集会议盟；公元759年，多思麻之冬季会盟于若格豆玛戎（རག་ཏག་རྨ་རོང）由论墀札（བློན་ཁྲྀ་བཟང）召集；公元760年，多思麻之夏季会盟由论墀桑与论墀札与论囊西尔•藏孔（བློན་སྣང་བཞེར་རྩང་ཁོང）二人于热垅桑（རེ་ལུང་བཟང）召集；公元761年，多思麻之冬季会盟于则南木夭召集；公元762年，多思麻之夏季会盟于卫里拉日姆（དབུ་ལེའྀ་ལྷ་རྀ་མོ）召集；公元763年，最后一次多思麻夏季会盟由论•墀札达格察布（བློན་ཁྲྀ་སྟག་ཚབ）于拉雪（སླ་ཤོད）之呢格（སྣིག）召集之。⑧
公元692年至公元763年81年间，共召集35次多思麻集会议盟，议盟均举行于苏毗、阿夏驻地黄河源地区、南疆跋布川、且末、外象雄（小羊同）及多思麻地区。多思麻集会议盟事随党项阿夏部东扩至今青海湖地区、河湟谷地等地。多思麻集会议随着党项、阿夏等安多地区藏族部落东迁，集会议盟改称“多思麻议盟集会”，议盟集会由原苏毗、阿夏驻地及且末等地东迁。“多思麻”意为“下安多”。郭里木墓葬棺板画及其人物主题与“多思麻议盟集会”有关联，综上所述：如，“及至鼠年（玄宗开元十二年，甲子，公元724年，夏，赞普驻于拜乐（སྤེལ），巡临北方，在考捏德日（ཁོ་ཉེ་དུ་རི）围猎野托牛作乐，绊索缚野牦牛，由大论墀孙杰（ཁྲྀ་སུམ་རྗེ）于卫茹雪之几乌陇（ལྕྀའུ་ལུང）召集夏季大会议盟。由论•达格日则布（བློན་སྟག་རྀ་ཙབ）集会征羊同（ཞང་ཞུང）国大料集。是为一年。”这一夏季大会议盟的主要主持人物是苏毗氏族大臣墀孙杰。类似郭里木棺板画中的“射牛图”、“晏饮图”等场景主题。
郭里木棺板画宏大的场景，圆形的穹庐（ཁྱུང་དབྲ）、多彩盛装的诸多人物、骆驼、骏马、射牛晏饮作乐等丰富的彩绘，其主题思想是某一年夏季“多思麻议盟集会”的情景再现，其中人物均为吐蕃统治下的阿夏嵬名党项（ལྡོང་འ་ཞ་དབུ་མི）人，而非吐蕃本土贵族，更谈不上吐谷浑部落及人物。
四 、 穹庐与拂庐之区别及党项阿夏嵬名与吐蕃
值得关注的是一个古老而特殊的氏族文化习俗特征：古代的坌•阿夏（འབོན་འ་ཞ）等北象雄王国的卓（འབྲོག་མི）人居住穹庐（ཁྱུང་དབྲ），而不居住拂庐（སྤུ་དབྲ）。因此，德令哈郭里木墓葬及其棺板画中所刻画的圆顶穹帐等民俗画与坌•阿夏（འབོན་འ་ཞ）游牧贵族有着族属和民族文化习俗的内在联系。为多思麻夏季召集议盟集会的内容，其中包函着围猎野托牛作乐，绊索缚野牦牛的内容。棺板画上的外束绳索的圆顶形“帐房”实际上是典型阿夏穹庐。
何谓“穹庐”？ 穹庐被有关汉文工具书解释为“高起成拱形的房舍”。同时，“穹庐”又是古代苏毗、坌•阿夏（འབོན་འ་ཞ）等对住宅的名称汉语之音译。“穹庐”藏语原意即“鹏帐”。吐蕃苯教古文献（[韩国•金东柱汉译著]《黑头凡人的起源》〈དབུ་ནག་མིའུ་འདྲ་ཆགས།〉）记载，远古吐蕃六氏族赛（སེ）、木（རྨུ）、董（ལྡོང）、东（སྟོང）、札（དབྲ）智（འདྲུ）诞生于三枚穹（鹏）卵，故作“穹庐”，意为鹏帐， 藏语音译则为“穹札”（ཁྱུང་དབྲ），“穹庐”为“穹札”之对音。
《黑头凡人的起源》（དབུ་ནག་མིའུ་འདྲ་ཆགས）记载：远古吐蕃六氏族中的党项（ལྡོང）住紫色穹庐，叫“赛穹札”（སེ་ཁྱུང་དབྲ），是吐蕃白、黑、花、紫四类生于穹卵的不同氏族帐篷中，党项人特有的紫穹庐，俗称毡帐；党项（ལྡོང་）人也称为紫党项（སྨུག་པོ་ལྡོང་）、阿切董（ང་ཆེ་ལྡོང་）、弥药董（མི་ཉག་ལྡོང）。⑨ 《演繁露》描述党项人穹庐称：“本出戎虏，持穹庐拂庐之具体而微者耳。巷柳为圈，以相连锁，百帐百阖，为其围之多也，故以百子揌之，亦非有百圈也。其他帐既成，大抵如今顶圆亭子而用青毡通昌四隅上下，便于移置耳。” ⑩ 党项人“拥有以动物皮盖顶的房子（但不是帐篷）。”① 郭里木棺板画中的两顶“帐房”，毋庸置疑，实为具有阿夏党项人居住习俗特征的穹庐（ཁྱུང་དབྲ་）。它与吐蕃赞普牙帐（ལྷ་གབ་བམ་ལྷ་ཁབ་）有本质上的区别，唐代吐蕃赞普则“联毳帐以居"，即住拂庐。“拂庐”也是藏语音译，“拂庐”并非“氆氇"（许新国先生释拂庐另名氆氇）。“汉人称贵族们的大帐篷作拂庐，然而，这一对音词肯定是藏文phru（—ma）译来的，其意为‘宫殿’或‘军营’。” 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先生说。笔者认为，拂庐是“补札”（སྤུ་དབྲ）的对音，即毳帐。吐蕃“贵族们住在可容纳百人的大拂庐中”。② “赞府春夏每随水草，秋冬始入城隍，但施庐帐，又无屋宇。”③ 根据棺板画中两顶“顶圆亭子”似的穹庐，可以推断棺板画中的“帐房”是阿夏党项人的紫穹庐，穹庐高档者叫“百子帐”或“百头帐”（དབྲ་ཀྭ་བརྒྱ་མ），西夏仁孝时，东迁的阿夏党项人曾经把百子帐作为进贡物品，献金帝。这种工艺十分复杂的毡帐，则应是极富极贵的阿夏党项游牧部落大论首领或坌•阿夏之类居所，非一般平民之居所；在民俗文化特征上讲，更不是吐蕃赞普、赞蒙之居所。吐蕃富姓“以毡为幕”的具体情况未见史载。棺板画中的两顶穹庐是判定整个墓葬民族文化属性的纲，纲举而目张。笔者由此断定棺板画中的所有人物应是阿夏嵬名党项（ལྡོང་འ་ཞ་དབུ་མི）人，即高贵的阿夏党项人；而非吐谷浑人；亦非西藏本土的吐蕃土著人，依据为阿夏党项系西羌人的一支，“远溯春秋时代，散处河、湟、江、岷间的古代西羌部落大约有150种，其中吐蕃本土只有最僻远的‘发羌’、‘唐牦’两部。”④ 假设由郭里木墓葬推理，都兰血渭古墓葬群亦为阿夏党项墓的逻辑成立，那么，这些墓葬群与唐代所称谓吐蕃的西藏本土的土著氏族就没什么直接相干了，因此，笔者无法苟同笼统的“都兰吐蕃古墓葬群”或“德令哈郭里木吐蕃墓葬”的定义。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即阿夏并不是吐蕃人，而是被吐蕃征服的属国人。凡带有“坌”字头的首领都不是吐蕃人，亦即党项是西羌人，而非西藏本土吐蕃人。但从种族而言，阿夏（འ་ཞ）、弭药（མི་ཉག）、党项（ལྡོང）都是藏族人，与吐蕃族属相同。有出土文物证明，都兰古墓葬群中存在吐蕃统治下的苏毗、阿夏党项王族、吐蕃统治者的外戚王臣、甚至俗称“霍尔”（ཧོར）一类其他氏族人物的复合性墓葬。
五、帽式是判断该墓葬民族的重要特征依据
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是一组阿夏党项部落首领率部议盟集会、“部长与猎”、“酒醴之会”的大型集会纪实场景组合的画。阿夏弭药党项人“衣皮毛，事畜牧”，为游牧民族。一有聚会或议盟事，或庆贺，总是饮酒作乐。棺板画中聚会人物众多，有狩猎，宴饮，饮酒作乐，歌舞乐伎，射犛牛，赛马，比剑等诸多题材场景。但其帽子款式只有四、五种。其中最具特征的款式是党项人的高筒尖顶白毡帽（ལྡོང་གི་ཕྱངས་ཞྭ་མགོ་རིང་）。党项人特有的高筒尖顶白毡帽是党项人历史中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民俗文化元素之一，郭里木墓葬棺板画刻意突出了这一主题。有关史籍记载：到了11世纪，在中国中原地区，唐王朝己经覆灭（公元907年），经过中间的过渡阶段残唐五代（907一960年）之后，宋王朝（960一1297年）开国。但在该国的西北部，又形成了一个党项阿夏王国，即西夏王国，而在藏文及其本民族的藏缅语中叫作弭药。⑤ 弭药（མི་ཉག）即阿夏党项。阿夏党项王族嵬名氏起源于党项人的三座山峰耸尖的神山。党项人对三座神山极为崇拜。于是，他们的白毡帽制成高筒尖顶帽，款式像高耸的雪山。《圣立义海》将贺兰山、积雪山、焉支山（羌紫山）列为“夏国的三大山”。对此，藏族民间有谚语云：“党氏获得三峰山，党裔因戴高筒帽”（རི་རྩེ་མོ་གསུམ་དེ་ལྡོང་ལ་ཐོབ། ལྡོང་ཞྭ་མགོ་མཐོ་བ་དེ་ཡིའི་དོན།）。郭里木棺板人物画的男性帽饰中亦有像如今的弭药（མི་ཉག）后裔之一玉树康巴男人的头饰—“红裹冠”，这一名词是《宋史•外国传•夏国》中对党项男子冠饰的记述词。说到底是辫梢用红色细绒穗编制的缠头长辫盘在头上的装饰。棺板画人物不论男女，冠饰有高筒尖顶白毡帽和矮筒圆沿白毡帽、红裹冠、红布缠卷冠、布塔帽等种类。第三组棺板画中，穹庐里举杯对饮的男主人的帽饰就是高筒尖顶白毡帽这种款式，穹庐外围坐的人物中至少还有三个戴高筒尖顶白毡帽的男性。因此推断穹庐里的男女贵族是党项游牧部落首领或者坌•阿夏权臣及其妻子，而非吐蕃赞普和赞蒙。
（公元822年）五月，唐朝和盟专使大理卿刘元鼎率领使团入吐蕃，他写赞普服装打扮和牙帐云：“中有高台，环以宝楯，赞普坐帐中，黄金饰蛟螭虎豹。身披素褐，结朝霞帽首，佩金镂剑。钵掣可逋立于右，宰相列台下。” 吐蕃赞普冠饰可见一斑。
镌刻在当年阿夏王国辖区今玉树州勒巴沟沟口岩壁上的两幅阴线石刻是“礼佛图”和“转法轮图”，据称唐代（阿夏之地）早期石刻。画面右边是释迦牟尼佛立像，高3.4米，佛像右边刻有四个朝佛的人像。第一个是侍童，高0.54米，头顶梳螺髻，作跪状，双手捧一香炉；第二个头戴吐蕃时期的塔式缠头，高1.5米，身着对襟翻领胡服，双手捧钵，身体前倾作献礼状；第三个为女性，高1.3米，头梳顶髻前倾的双抱面髻，身披无领大氅，双手持莲花；第四个为侍童，高0.9米，身披对襟翻领胡服，手持莲花。⑥ 可见该图为“礼佛图”而非“赞普礼佛图”。其中第二个头戴塔式缠头的供养人的帽式与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中穹庐里的男贵人的帽式毫无相似之处。穹庐里与男贵族同坐的女贵族的帽式为宽沿扁平白毡冠或者白羊羔皮贴面的白毡冠。此种帽式至今在玉树等康巴牧区常见。莫高窟四零九窟西夏贵妇之服饰“圆形冠饰”与棺板画中穹庐里就坐的贵夫人的帽式极相吻合。她身着白色大翻领裘褐长袖袍，披发间缀着绿松耳石串。这对党项贵族夫妇是棺板画狩猎、宴饮图中的中心人物；也有可能棺板画反映的是郭里木棺椁里合葬的男女主人生前的参加吐蕃一年一度集合议盟的场景画。由于人物身份贵贱不同，服饰颜色和头上戴的帽子款式也有贵贱之分，如，大部分人物的帽式为帽筒较矮的扁平白毡冠；普同庶民穿着的青绿服饰也不在少数。
六、绯紫青绿色调是判定棺板画党项服饰的依据
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在服饰色调方面，具有最突出的绯紫青绿主色调特征。集中体现了阿夏党项人“妇女不衣皮毛，则衣锦，服绯紫青绿”⑦ 的民俗特征。在第三组宴饮图七位并排就坐的妇女中，着青色长袍者三个，紫色一个，绯色二个，白色白冠一个。其中，有冠以扁平圆沿白毡帽，着青色长袖大襟长袍，内穿紫色长袖裙，紫色袖口露出青色长袍袖口外，颈部露出白衬衫衣领，屈膝跪坐在锦垫上的妇女；有身着紫色大圆领长袖宽腰直裙，衣领内露出蓝色衬衫衣领，梳细辫披头左右，前额发际缀珠贝串，以提示末婚者；冠以赤褐色头巾的姑娘可视为西夏党项与吐蕃兼有的风俗服饰与首饰者。“当地妇女，皆著褶裙，翩迁有姿，头缨珠贝，有如粲者。”⑧ 其服饰头饰同今之玉树、西康党项遗族弭药妇女。其右边坐着冠以扁平圆沿白毡帽，身着白色（裘衣）长袍的妇女；有身着绯色长袍，白色衬衫，冠白毡帽的富态妇女；有头缠红色丝穗，黑发分披左右，梳细辫，双耳戴着绿松石耳串，着青色大对襟长袍，穿白衬衫的端庄妇女等等。她们的左前方坐着一位头缠红色布塔帽，一身土黄色裘衣，黑发披肩的男性，此人应为弭药党项人的“厮巴”（རྩིས་པ），即算卦人。不论男女，其衣着普遍具有阿夏党项人服饰特色—“胡服”。皆为“右衽之民”，衣锦绮。男子服长袍（裙）冠缯帽，妇女辫发萦后，发际缀珠贝等首饰风俗，均为西夏党项风俗。棺板画人物中有面部涂有赤褐色“安达”（འ་འདག）的男性，同阿夏弭药人习俗。这也符合阿夏党项人自称“夏萨董麻尔”（赤面食肉族）的特征。藏北地区牧区至今兴面涂赤褐色“安达”的习俗。应是阿夏之遗俗。党项人与吐蕃人的衣着迥异特征之一是：西夏皇族嵬名党项男人长袍及髁，棺板画中有一位着绯色长袍而直立的人物，其袍左右开，是为便于骑马；而吐蕃之袍无左右开，长袖、大襟、宽腰与阔摆，交领左衽，吐蕃赞普袍上有披风惹嘎（རལ་ག་），裘袍穿着时提至腰部束带。
自元昊为帝之后，弭药党项人的上层贵族逐渐汉化，服饰多仿汉人这一实事，在史籍中亦有记述。自元昊成帝起 “诸部始白窄衫，冠毡、红裹冠，后垂红结绶，自号嵬名。西夏李元昊称帝时定西夏皇族的姓为‘嵬名’，他族不能参与此姓。嵬名，意为尊贵的人。”⑨ 在棺板画人物中，几乎所有人物都着白衬衫，这也成为棺板画中人物服饰的显著的民族特征之一。“我祖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⑩ 阿夏党项人当年如是说。“衣锦绮”在板画中表现得琳琅满目。《宋史•外国传•夏国》记载：党项人“文资则幞头、靴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襕，金塗银束带，垂蹀躞，佩解锥、短刀、弓失韣，马乘鲵皮鞍，垂红缨，打跨钹拂，便服则紫皁地绣盤毬子花旋襴、束带，民庶青绿以别贵贱，每岁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 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中的“射牛图”，许新国先生作了细腻的描述。对此，《新唐书•吐蕃传》有形象贴切的记载：“其宴大宾客，必驱犛牛，使客自射，乃敢馈”。棺板画中开弓搭箭欲射犛牛的人物，头戴高筒尖顶白毡帽，身着红白格团花交领白衬衫，绯色点花长袍，穿肥大白裤，长袍双袖交叉结于前，脚穿黑色钩尖履（也叫“黑色猪鼻靴”），与其他男性着装略有不同，他毫无疑问是一副多康弭药康巴藏人打扮。吐蕃人下体什么时候穿裤子，棺板画上难以说明。但吐蕃人的裤子是晚起的。诗人陈陶在《陇西行》一诗中对党项人服装款式的改变有诗云：“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长袍、长裙本身可以荫蔽下体不致外露，一时看不出裤子的需要。所以“内不着裤”的习惯一直保留到晚近。故棺板画的断代或许晚于唐代，或宋代中期，西夏元昊称帝之后的嵬名（དབུ་མི）党项贵族始穿白窄衬衫、白裤子等。
宗教信仰方面，阿夏党项人崇拜苯教，极其崇敬天地与自然界。《蒙鞑备录》对此称“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阿夏党项人认为山、水、树、土地、地下都分别有神灵主宰。《西夏黑水桥碑》：“敕镇夷郡境内黑水河上下所有隐显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咸听朕命”（ཅིན་ཡི་བཀྱིན་གྱི་ཁོངས་སུ་འཇི་ནའི་སྟོད་སྨད་དུ་གནས་པའི་མངོན་མངོན་དང་མངོན་མིན་རི་ཆུའི་ལྷ་དང་ཀླུ་བཙན་ལྷ་ང་ཡུས་ལྷ་ལ་སོགས་པ་བདག་གི་བཀའ་ཉོན་ཅིག）。① 郭里木棺板画中的“四神图”—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图画及树画，反映了阿夏党项人崇敬天地与自然的鬼神观念和天文地理堪舆意识，古代吐蕃堪舆亦有“四神”，但末见用于吐蕃丧葬墓棺画的史载。吐蕃人主要用于堪舆风水，称谓“四方灵物”。党项人在棺板上画“四方灵物”，是作为墓葬的镇墓灵物的。然而，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中的“四神图”与吐蕃的“四方灵物”有差异。吐蕃的“四方灵物”为：东南边虎，身色杂；东北边龙，身天蓝色；西南边鹏，身色蓝；西北边牦牛，身色白；② 郭里木棺板画的“四神图”为青龙、朱雀、白虎、玄武，是完全汉文化化的灵物，因此，该墓葬有仿唐宋汉墓之嫌。这也是与吐蕃墓葬不同的特征之一。
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中第一组射牦牛图中的猎人乘骑的马尾打着单结或双岔辫结，这是典型的羌人乘骑骏马的装扮风俗，现玉树、环湖等地的牧民乘骑骏马时，至今兴打这种马尾装扮结。同时，棺板画中狩猎的武士足穿“尖钩覆”，与榆林窟二十九窟西夏武官命妇之“足穿尖钩覆"相同。并且狩猎武士的马具如马鞍、衔勒、肚带、胸绊、后鞴与当今玉树、那曲等地区康巴人的马具装饰极为相似。
棺板画中“男女双身图”反映了党项人“其俗淫秽蒸极，于诸夷中最甚”（《隋书•党项传》）的一个侧面。郭里木棺板画中隐含许多阿夏党项历史与民俗文化信息素，在郭里木棺板画描笔细节中，想必史学家、考古专家、学者可解读更多形象的证明。
七、党项墓葬与吐蕃墓葬的民族属性关系
党项（ལྡོང）是一个活跃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古代少数民族，最早出现在魏、周之际，最终消失于明代中叶。 党项是吐蕃赛（བསེ）、穆（རྨུ）、董（ལྡོང་）、东（སྟོང་）四个氏族，或加上札（དབྲ）智（འདྲུ），总为六氏族，或六种人中的董（ལྡོང་）氏族，汉译为“党项”。远古时均居住于雅砻河谷的索塘（ཡར་ལུངས་ཟོ་ཐང་）、泽塘（རྩེད་ཐང་）、沃卡久塘（འོལ་ཁ་རྒྱུག་ཐང་）、赤塘（ཁྲི་ཐང་）等地，以采撷为生。后发展成为阿夏国，或羊同或北象雄国。古藏文文献里已经有了关于这些氏族及祖源的记载。这些吐蕃时代文献一直保存在敦煌石窟藏卷中，据说所谓“六父王天神”（ཡབ་ལྷ་བདག་དྲུག）的后代聂赤赞普从天降到地上，做了“六牦牛部的首领”（བོད་ཀ་གཡག་དྲུག་གི་རྗེ） 被尊为赞普悉补野（བཙན་པོ་སྤུ་རྒྱལ）或称“圣神赞善鸮提悉补野”（འཕྲུལ་གྱི་ལྷ་བཙན་པོ་འོལ་ལྡེ་སྤུ་རྒྱལ）。 继之，又历数代赞普，先后兼并邻部，雅砻的这一部落渐强，大约在隋末唐初逐步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吐蕃王朝。其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青藏高原全部，同时促进了与青藏高原的阿夏、苏毗、白兰等族部的融合。党项是汉文古籍中称为“西羌”的部族之一。“西羌”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而是属于蕃人的一支。有藏学专家认为，“西羌”是古时汉族对多康藏族的叫法。古阿夏党项人同吐蕃，对王者有厚葬殉牲等葬俗。有些学者在研究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的文章中批驳许新国先生的观点，说：“但在河陇、河湟地区至今没有发现一座应属于吐蕃贵族的墓葬。就是在拉萨也并没有大规模的吐蕃墓葬发现，其原因就在于葬俗之不同，吐蕃上层多行火葬，僧侣上层行塔葬，平民行天葬，而只有孤寡、恶疾者行水葬或土葬。所以惟独在柴达木腹地，远离吐蕃政治、军事中心的都兰、德令哈发现了大规模的吐蕃墓葬，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因而是说不明的。” 出现如此结论是因为对各民族历史、民俗沿革史的无知和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使然，以致将现代藏族丧葬习俗当为吐蕃丧葬习俗，加以比较都兰等地的吐蕃古墓。
古代吐蕃，在早期的的赞普时期就有墓葬及棺椁，甚至有铜棺，都有文字记载。西藏琼结县境内有松赞干布、芒松芒赞、赤都松芒波杰、赤德祖赞、牟尼赞普、赤德松赞、赤祖德赞、朗达玛等藏王墓等古墓10处。③ 其形制同都兰血渭老一号吐蕃古墓。
穷结县的各藏王墓树有墓碑、记功碑等。尚有未被考证的大中古墓数10座；④ 乃东县赞塘、下东嘎、普努沟、红墓山、加赛山、切龙则木、结桑村等处古墓群20处，共计1072座墓；⑤ 西藏扎囊县境内斯孔村、康佳村、加日村墓葬群及都古山墓葬及祭祀坑，⑥ 其形制完全同都兰血谓老一号吐蕃墓祭祀坑等等。吐蕃自古就行棺椁及土葬的悠久历史和民俗，土著教苯教丧葬仪轨繁杂，陪葬殉葬丰厚，丧葬宗教文化内容丰富，形式隆重。自莲花生传教西藏后，吐蕃赞普抑苯扬佛，遂改革丧葬及殉牲陪葬习俗，以天葬为主。阿夏党项作为古代吐蕃六氏族的一员，亦兴棺椁葬及殉牲陪葬。如，在贺兰山下“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类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 仿宋陵之法葬式应是土葬。其中，一零八号陪葬墓中发现了棺木和棺钉。西夏党项字典《音同》中有“棺槨”二字，李继迁乳母死时，就以棺槨殓尸出葬，类许新国先生《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都兰吐蕃文化全国学术论坛论文集》，文物出版社）中记述郭里木吐蕃墓葬。许新国先生：“其中一座为椁墓，另一座系竖穴土坑墓，但用柏木封顶。两座墓葬的木板均较完整。木椁墓为男女合葬墓，士坑墓为迁葬墓。迁葬墓形制较为特别，是先将零散的骨架装于一小棺内，然后将小棺整个放置在大棺中。” 这种丧葬法与西夏党项人贺兰山下陵墓丧葬形制如出一辙。如上所引，李继迁死后，德明即位柩前；“棺槨”、“柩”都是土葬之法。党项人在宋代立国后，丧葬陵墓仿宋，但之前更早年代，党项阿夏人不仅土葬有棺，而且还有自己的公共墓地。如阿夏党项人自己写的《西夏赋》有三句诗云：“黔首石城漠水畔，赤面祖坟白河上。高弭药国在彼方。” ⑦ 关于阿夏弭药人的“白河”和“石城”的地望，学界尚无确切的考证，有人认为“白河上”在祁连山或贺兰山或积雪山，也有人认为是今之甘肃舟曲的白水江为“白河”，莫衷一是。对“白河”与“石城”的具体地望，笔者经多次田业考察，并撰拙文略作考述《石城山崖南壁山谷中发现宋“古骨龙城”遗址》，蒙《群文天地》主编青目，发于2020年第1期，在此不再赘述。简而言之，党项人的“黔首石城”即唐宋古骨龙古城，位于今湟源县日月藏族乡莫多吉庄前药水河（莫多吉河）北岸；“赤面祖坟”与今都兰县白河（藏语叫曲尕追，蒙古语察汗乌苏，意为白河）两岸及上源的众多古墓群吻合。2018年都兰热水新的血渭一号墓中出土的刻有藏文的印章“འབོན་འ་ཞ་རྗེ་ཕྱག་རྒྱ”（坌阿夏杰之印）这一考古发掘文物，（最近被西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夏格旺堆释读，被翻译成“外甥阿柴五哈亚克加”，被登在百读App头条。这可以说是翻译界出现的天大的笑料。）无可辩驳地印证该墓为阿夏大臣之墓。因此，在德令哈发现的郭里木吐蕃墓葬，与都兰古墓群具有内在联系。汉代以来驻牧于果洛、玉树地区的白兰羌阿夏王国、青海湖地区的先零羌（ཤ་ལིངས་འཇང）、卑禾羌（པེ་ཧར་འཇང་）、驻牧于柴达木盆地茶卡盐池周边的烧当羌（ཚྭ་འདམ་འཇང）均为阿夏党项人；在唐末宋初，河湟地区、青海湖地区、柴达木盆地、天峻、刚察地区及青南地区均为西夏党项董毡王（སྟོང་བཙན）统治区；公元一0七一年，宋朝派王韶安抚洮、河。在甘青招抚西夏唃厮啰旧部蕃民三十余万帐，约150万人口。都兰热水等地数以百计的古墓群均冠以“吐蕃古墓”不仅过于笼统，颇令人怀疑。都兰地区是吐蕃吞并阿夏后的属国阿夏辖地，坌达延等吐蕃大臣自公元650年以来多次巡视阿夏。公元659年，“坌达延芒布支（ད་རྒྱལ་མང་པོ་རྗེ）于乌海（མཚོ་ནག་སྟོང་རུ）之东岱（སྟོང་སྡེ）处与唐朝苏定方交战，达延亦死。⑧ 具体地望位于都兰吐蕃古墓群南，即冬给措纳湖，为唐代之“乌海”。都兰北部札陵湖、鄂陵湖、乌海等区域，在唐代曾置吐蕃黄河大行军衙“马重英”（རྨ་ཁྲོམ་ཡུལ）⑨ 军事控制的区域，“马重英”军事控制区亦是阿夏之地，都兰白水两岸数以百计的古墓群，极有可能为阿夏党项部落的“赤面祖坟”，即阿夏党项人的公共墓群，其中不否定有其他部族、吐蕃王臣、贵妃、贵族、文武将领、士兵之类墓。笔者认为都兰地区古墓群主体应是吐蕃统治下的阿夏“蕃弥药”（བོད་མི་ཉག）党项古墓群。
综上所述，近现代以来，有些学者将“阿夏”对译成“吐谷浑”，以至史学界将“吐谷浑”定为藏语“阿夏”，成为吐谷浑王族的藏语统称。而“阿夏”并非吐谷浑或具体人物的姓名，“阿柴”更不是吐谷浑之别称，而是阿夏人的自称“阿切”（འ་ཆེ）、党项人的自称“啊切”（ང་ཆེ）简称的对音。
八 、“吐谷浑”是如何被翻译成藏文“阿夏”的？
首先，著名的英国东方学家、古藏文专家、英国牛津大学教授F•w•托玛斯（1886—1956年）、法国巴黎大学藏文教授巴考（J.Bacot）、杜散（ch.Toussant）三人合作，经过15年的钻研，于1940年在巴黎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一书。在此之前，托玛斯教授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陆续发表一批长篇论著，研究成果卓著。托玛斯教授致力于西域古藏文文献和写本的解读、翻译和研究。 他编著《敦煌西域藏文社会历史文献》的编年史记中首次将有关“阿柴”（་འ་ཆེ）这一古代象雄王国的部族称谓统统译成汉语的“吐谷浑”。从此，“阿夏”成为吐谷浑的藏语称谓，被国内外藏学界普遍沿用。 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献中记载的“阿夏 ”纪年也一并成为了“吐谷浑”纪年，甚至藏文拉达克编年史中记载的“塞阿切”（བསེ་འ་ཞ）都被译作“塞吐谷浑”。
托玛斯《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一书，成为中国史学界，尤其是藏学、敦煌学和西域史地研究者所熟知的一部学术名著， “阿柴”（འ་ཆེ）是“吐谷浑”的学术观点被广泛应用；凡“阿夏”（འ་ཞ）均译为“吐谷浑”。
“阿柴”这一称谓是古代党项（ལྡོང）三兄弟部落即阿切董（ང་ཆེ་ལྡོང）、姆布董（སྨུག་པོ་ལྡོང）、托托董（ཐོག་ཐོག་ལྡོང）中的阿切董（ང་ཆེ་ལྡོང）部落的简称；如沱沱河（ཐོག་ཐོག་ཆུ）便是流经托托董居住区的长江源河流的名称。小羊同国时代称谓阿夏（འ་ཞ），在苏毗白兰部落之内。都兰血渭（ཤི་བེ）新一号墓中出土的“坌阿夏杰之印”（དབོན་འ་ཞ་རྗེ་ཕྱག་རྒྱ）自然也无法与吐谷浑挂钩。这一人物是苏毗白朗坚雪阿夏（སུམ་པ་བ་ལང་ཅན་ཤོགས་འ་ཞ་སྡེ）部落的大论坌•阿夏杰（公元727年，由吐蕃赞普任命为大论）之印章，是2018都兰血渭一号墓中出土的银制印章的不二主人。
在吐蕃文书及象雄拉达克（ལ་དག）编年史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均充斥“阿夏”（འ་ཞ）纪年或出现冠有“坌”字（འབོན་）的数位吐蕃统治下的阿夏权臣人物。对此，国际藏学界知名专家们末能給予充分关注他们所处的年代及历史背景。并且凡在木简、金石刻字等上面出现的“阿夏”（འ་ཞ）统统译成汉语“吐谷浑”；晚起的中国藏学研究机构的知名专家们更是乐此不疲。国内于1959年首次编辑出版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将“阿夏”译成“吐谷浑”登堂入室。（英）F•w托玛斯教授在《敦煌西域古藏文历史文献》一书中说： “阿柴人在历史上占据的位置是很不清楚的。藏文拉达克编年史中，提到一个称作塞阿柴的‘矮人’部落；A•H•弗兰克教授校对这部编年史（见《存于印度的吐蕃文物》），第二卷，第71，279页时，确定他们是拉祜尔（ཀླ་ཀློ）人，认为其自称亦如此。弗兰克教授说，‘阿柴’之名见于有关帕玛•色坝哇（པད་མ་སེམ་དཔའ，梵文音译，即莲花生；按藏文写法音译，应为白玛•穷乃）的文学作品中；་弗兰克教授认为，见于西域藏文文书的‘阿柴’似乎也指La—hul‘拉祜’（JRAS，1914年，第46页；《古代于闻》，第1462页）。但是，参照所指的吐蕃西部国家，此说难以令人接受。就这些文书提到的一些事实和看法，弗兰克教授的观点直接受到伯希和教授的批评（《亚洲杂志》，1914年，第二卷，第124页注）。伯希和曾经提出过充分的理由，举出了具体的例证（同前，1912年，第二卷，第520—523页），说明阿柴就是吐谷浑（Tu—yu＜k＞—hun）人（见科德尔教授《历史》，索引），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民族。经沙畹教授考定其居住地在藏东北青海湖北面的山区。以前（JRAS，1928年，第311—312页），我们也许没有充分注意伯希和教授的论证，提出阿柴（实际上）是罗布淖尔南部的鄯善（shan—shan）国的居民。解决此问题的线索也许在斯坦因的文书中，因此我们建议分析文书中有关阿柴的部分。其中许多章节与西域的地理、历史和文化有广泛而重要的联系”。托玛斯在进一步解读和研究西域古藏文历史文书后，又说：“从佉卢文书的时间考虑，阿柴似不包括吐谷浑。”
F•w托玛斯教授所编著《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中首次提出的“阿柴就是吐谷浑”的论点，得到伯希和教授、沙畹教授的认同和考定。成为国际藏学界的一项成果。然而，他们并末注意到古羊同国（ཞང་ཞུང）的阿夏（འ་ཞ）部族历史，同时，他们将阿夏人和吐谷浑人在西域的活动史所考定成“吐谷浑”史。这一部分吐谷浑实际上是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6年），吐谷浑慕利延西迁于阗、且末、若羌、鄯善等的吐谷浑部以及魏孝文帝太和四年（公元480年）以来，吐谷浑伏连筹为西海公，始经营青海湖地区及其北部祁连山时期约34年的吐谷浑部迁徙史，托玛斯教授在《敦煌西域古藏文历史文献》中，也留有余地地说： “解决此问题的线索也许…”之类的提示。阿夏历史远早于吐谷浑西迁白兰时期，且吐蕃历史文书原文等史籍记载中只有“阿夏”而无“吐谷浑”的记载。
根据藏文历史书籍及苯教古文献《黑头凡人的起源》（དབུ་ནག་མིའུ་འདྲ་ཆགས）手抄原稿、《嗣库花儿生况》等记载，⑧ 阿夏（འ་ཞ）是藏族四大氏族中的党项（ལྡོང）弟兄三部落中的兄弟阿切童（ང་ཆེ་ལྡོང）氏族的别称。根据《嗣库花儿生况》（རུས་མཛོད་མེ་ཏོག་སྐྱེད་ཚུལ）记载：“弭药区域党项类……阿夏分出嘎氏。”（ཡུལ་མི་ཉག་ནས་ླལྡོང་རིགས། འ་ཞ་ནས་རྒ་བྱུང་སྟེ།）。记载党项（ལྡོང）有董阿切十八大氏族（ལྡོང་ང་ཆེ་བཅོ་བརྒྱད），桑嘉（སེང་རྒྱལ）阿夏（འ་ཞ）有九子（ལྡོང་ལརུས་ཆེན་བཅོ་བརྒྱད། སེང་རྒྱལ་འ་ཞ་བུ་དགུ་གྲོལ།）。所谓“阿柴”是党项阿切十八大氏族之一的拉钦替布（ལྷ་ཆེན་ཐིས་པོ）之三个儿子之一阿切董（ང་ཆེ་ལྡོང）部落。并记载“北边昆仑山麓居阿切董”（ད་བྱང་ཟླ་ཤོད་ཀྱིཡུལ་དེར་ང་ཆེ་ལྡོང་）。《嗣库花儿生况》也称作《果洛嗣库》，说明阿夏部与今之果洛部落亦有关系，而今之玉树藏族确系古弥药（མི་ཉག）人之后裔。早在吐谷浑西迁甘、青地区之前，党项、阿切、阿夏等氏族在青藏高原作为苏毗白兰国的土者民族，在白兰等部内存在了几千年。假设阿夏被译成吐谷浑，则吐谷浑应于公元前825年至前505年发祥于雅龙（ཡར་ལུང）地区，而不是东北辽东地区，这种论据显然是不存在的，论点更是滑稽可笑的。
参考与注释：
① 有必要纠正血渭地名为藏文“ཤེའུ”的异说，有专家发表论文提出血谓地名“是来自西藏中部的吐蕃时期势力较大的一个氏族”的名称等种种臆造和揣猜。
“血渭”这一地名称谓是蒙古语地名藏语音译再音译为汉语地名称谓。2000年以来，在省考古研究所所长许新国考古文章中首次译用的汉字地名“血渭”。蒙古语地名藏语音译叫“ཤི་བེ་ ”（H e wai）。这一地名实为都兰当地蒙古语地名，而非吐蕃时期人物或氏族“ཤེའུ”之名称。仅海西柴达木盆地、天峻等地叫“血渭”（ཤུ་བེ）的地名至少有三四处。据海西蒙古族作家，享受国务员特殊津贴专家可可西里、地方志学者才次道尔吉等蒙古族专家学者也考证后确认是蒙古语地名。并提供文字解释依据：根据蒙古国策布勒编《简明蒙古语词典》解释：∫ ibe，1、篱，筚，栅栏，篱笆，潘篱。2、做栅栏用的长条木头，用篱笆搭的畜圈。长年驻牧某地的地点亦叫室韦（血谓）。
② 《都兰热水2018血渭一号墓墓主身份基本确定》，金台资讯2021—01—31 08：59人民网精选资讯官方帐号据传。
③ 才让太《古代象雄文明》载《西藏研究》1985年第2期。
④ 王忠：《拉赞干布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版第1次印刷。p6～7。
⑤ 苏毗人挖沙金的具体地望当在今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双湖县境士克隆山丘（མཐུག་ལུང）之顶。可查阅百读：三木才《关于“蚂蚁挖金”的地望之我见》发表于1996年《西藏研究》。
⑥ 《册府元龟•外臣部》“降附”条中。
⑦ 金石刻名。《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此碑立于拉萨西城，布达拉山对面，现比碑迁至布达拉宫广场东北角。本注释录藏文见《王尧藏学文集》（卷二），p84。p91。
⑧《任乃强藏学文集》（上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p10，p21—23。
⑨ 【韩国】金东柱著《苯教古文献＜黑头凡人的起源＞之汉译及其研究》（དབུ་ནག་མིའུ་འདྲ་ཆགས）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⑩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原文（藏文）中从头到尾书写འ་ཞ。后经中国藏学研究院诸专家统一，凡འ་ཞ均翻译成“吐谷浑”。
① 【韩国】金东柱著《苯教古文献＜黑头凡人的起源＞之汉译及其研究》（དབུ་ནག་མིའུ་འདྲ་ཆགས）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p58。
② 契苾：铁勒族部落之一。唐贞观六年（公元632年）一部分白兰部人与契苾何力部落一起降唐，唐太宗将他们安置在甘、凉界内，从事畜牧。这部分白兰弥药部落为后来之宋西夏的党项人的一部分。
③ （英）F•w•托玛斯编著，刘忠、杨铭译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p5。
④ 曲杰•南喀诺布著，向红笳、才让太译《苯教与西藏神话的起源——“仲”、“德乌”和“苯”》，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p8（注释13）。
⑤ 木简由王尧、陈践合作，由民族出版社于1980年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⑥仝⑤。
⑦ 嘉姆•周华著《藏族简史》，民族出版社，1995年10归第1版第1次印刷。p71～72。
⑧ 〈法〉麦克唐纳著，耿昇译《汉藏走廊古部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p2～3。
⑨ 〈英〉f•w托玛斯著《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民族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p5、p9。
⑩ 王尧著《王尧藏学文集》（卷一），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p5，顺5—13行。
①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王尧藏学文集》卷一。p11。p192。⑩〈法）A•麦克唐纳著，耿昇译《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p340。
② 下班钦索南查巴著、黄颢译《新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p153。
③ 据藏籍载，松赞干布曾禅位于其子公松公贊，而公松公赞受禅不久即死，遂又复位。松赞干部死后，以公松公赞之妃莽莫支（མོང་མོ་རྗེ）所生之子芒松芒赞继其祖父即赞普位，当时尚在襁褓。
④ 英〉f•w托玛斯著《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民族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⑤ 王尧著《王尧藏学文集》（卷一），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p5，顺5—13行。
⑥ 《黄河源头第一县曲麻莱》（藏文文史），青新出（97）准字第108号。内部资料。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1996年6月河北第2次印刷。
⑧ 《王尧藏学文集》卷一。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6一月第1版，
⑨ 苯教古文献《黑头凡人的起源》大概13世纪成书，其内容描述了大概800年的西藏当时的几乎所有情况，即包括有关苯教的宇宙观、其世界相、世界的构造及其位置、神祇及人类起源神话及其繁衍、各氏族的始祖及派系与分布情况、地域的分布、各氏族的风俗之化及其起源、外国的列举及其地理、引用一些重要的历史文书书名、有关苯教的重要人物、受到佛教影响的痕迹等等。此书的手抄本曾被法国学者石泰安（Rolf Alfred St ein）参阅过。石泰安手中的拷贝是从霍夫曼（Helmut Hoffmann）那里得到的。韩国人、学者金东柱翻译成汉文，并前面附有原文藏文稿的这部《黑头凡人的起源》的文献拷贝是从石泰安那里获得（手抄本）的。据金东柱《摘要》中称：是世界上“惟一一份手稿”。
⑩仝⑨。
① 《枫窗小牍》卷下，引程大昌《演繁露》《宝颜堂秘集》广集第2。
② [法]石泰安著、耿昇译《西藏的文明》，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129页
③仝②。
④《册府元龟》962页。
⑤《新唐书•吐蕃传》。
⑥ 《宋史•外国传•夏国》
⑦《玉树州志》，三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737—738页。
⑧仝⑦。
作者简介：
三木才，又名桑丁次仁，藏族，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委员会原主任委员。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海省地方志研究常务理事、副会长，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受聘“志书评审验收专家” ，海西州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