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一条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长河。在滚滚东流、奔腾不息的黄河两岸，星罗棋布地分布着诸多史前文化遗存，如裴里岗、老官台、仰韶、大汶口、龙山、二里头等，它们和其他文化一起孕育了古老的黄河文明，拉开了黄河文明发展的序幕。而位于黄河上游、甘青交界处的喇家遗址，同样是闪耀在黄河史前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以独特的文化面貌和丰富创造，谱写了一段令人惊叹的千年传奇。

　　一、喇家遗址的考古发掘历程

　　　　揭示4000年前的灾难场景

　　喇家遗址位于青海省海东地区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官亭镇喇家村，是黄河上游地区发掘的以齐家文化大型聚落为主，兼有马家窑文化、辛店文化、汉晋遗存等不同文化内涵的大型史前文化聚落遗址。齐家文化因1924年首先在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发现而得名，存续于距今约4300~3500年。发现于半个多纪后的喇家遗址，距今约4000年，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大型史前灾难遗址，保留了史前大地震、黄河大洪水和泥石流等多重灾难遗迹。

　　1981年，喇家遗址首次被发现并受到关注；1982年、1986年，青海省全省文物普查分别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复查；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喇家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齐家文化时期的宽大壕沟遗迹、玉器以及房址里出土玉器的现象，初步推断喇家遗址可能是齐家文化的一处中心聚落。

　　2000年，考古队在遗址东台区发现密集的白灰面窑洞式房址、多处地震灾难遗迹、宽大壕沟和零星墓葬，并在房址内发现多具姿态各异的人骨遗骸，共发现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255件遗物。此次发掘不仅探明了喇家遗址是具有宽大壕沟的齐家文化大型聚落，还揭示了前所未见的4000年前的灾难场景，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社会轰动，也为喇家遗址赢得了“东方庞贝”的美誉。

　　2001年，考古队在遗址东南台地发现广场遗迹、杀祭坑、埋葬坑等。这些遗迹再现了远古人类的祭祀仪式活动，证实了窑洞式建筑结构是喇家遗址房屋的主要建筑形式。在房址墙角处发现多处壁式烤炉，这是我国目前已知的较早的壁炉遗迹。还发现多处地裂缝、坍塌和褶皱起伏的古地震遗迹，由此认定是地震在先，洪水在后，最终导致了喇家村史前聚落的毁灭。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和青海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在喇家村村民家避雨时偶然发现了齐家文化石磬，这是目前我国所见的最大的史前石磬，后被称为“黄河磬王”。

　　2002年，考古队在喇家遗址小广场的东南边发现了两座特殊的地面建筑遗迹，一座是拥有12个柱洞的房址，另一座是拥有9个柱洞的干栏式建筑。这是在北方黄土地上首次明确发现和认定的干栏式建筑，是齐家文化和黄河上游史前考古的又一突破。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和采集房址遗物时，在一件翻扣的蓝纹红陶碗内发现一团粗细均匀、卷曲缠绕的面条，这是震惊世界的考古重大发现。此外，喇家遗址还出土了一把折断一半的大玉刀，做工精致，是难得的重器。

喇家遗址出土的大玉刀。蔡林海供图

　　2003年，考古队在小广场北边土台顶部发现一座高规格形制的墓葬，考古人员认为墓主可能是氏族或部落中有特殊身份的人，也可能是巫师之类的神职人员，还初步认定土台是一个不断有祭祀性埋葬和祭祀仪式活动的祭坛。

　　2005年，考古队在遗址西区发现新的建筑格局，并且发现可能是旱作耕地的线索。2007年，在遗址北区发掘出一批祭祀性儿童墓葬。2014年，在遗址西区发现一座陶窑，不仅为研究齐家文化陶器烧造技术增添重要资料，还证实该遗址部分出土的齐家文化陶器应为当地生产制造；窑穴内还出土了5件灼痕排列有序的卜骨，这对于了解齐家文化先民的宗教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发现三处房址共用一处门前场地的情况，为探索齐家文化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提供难得的线索；发掘两座随葬多件齐家文化玉料的墓葬，表明喇家遗址可能是当时的一个玉器生产地。

　　2015年，喇家遗址已明确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和汉晋时期遗存共存，以齐家文化遗存为主。2016年发掘的4座齐家文化时期的房址形态各异，其中，有一处上下两层的房址。上层房址为9个柱洞式半地穴房址，出土陶器、玉石品和骨器，还出土了较多卜骨；下层房址为窑洞式房址，有壁炉、壁龛、壁灯、灶等重要遗迹。还有一处房址的南壁发现疑似红、白、黑三色组成的壁画。

　　喇家遗址自发掘以来，就受到高度重视。2001年，喇家遗址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12月，国家文物局将喇家遗址列入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这也是青海省首个获批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20年，面积达100公顷的喇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文物保护与展示工程、博物馆建设全面完工。2020年5月，喇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开馆。

　　喇家遗址博物馆，喇家遗址考古发掘的重要成果及珍贵文物的展示场所，也是喇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甄强摄

　　二、“东方庞贝”“第一碗面”

　　　　黄河上游史前文明高度的生动诠释

　　喇家遗址，因其灾难遗址的特点又被誉为“东方庞贝”，但实际上，它的年代比意大利庞贝古城还要早2000年，虽然其规模不及庞贝古城，但占地约67.7万平方米的遗址却有许多惊世发现。喇家遗址的文化意义早就超越了史前灾难遗址的涵义，是国内少见的、保存较完好、文化遗留极为丰富的史前大型文化聚落，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人们对黄河上游地区史前文明的认知。

　　喇家遗址是我国首个经多年考古发掘和科学论证的史前灾难遗址，反映了4000年前因地震和洪水造成聚落毁灭的灾变过程。而更为可贵的是，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喇家遗址的先民展现了一幅幅护佑幼小、相互友爱的场景。如房址中两对看似是母子紧紧相拥的场面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虽然后来通过线粒体DNA分析发现，其中一对遇难者没有明显的母系亲缘关系，但这两个定格在4000年前的以身护幼的场景，在穿越千年时光之后仍焕发着人性光辉。

       2000年，喇家遗址发掘的状若母亲怀抱幼儿的人骨。蔡林海供图

　　喇家遗址的聚落形式和建筑结构，为研究齐家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喇家遗址的聚落布局存在一定的规划意识，遗址东南部有多处房址、壕沟、小广场、祭坛等地面建筑和不同等级的多座墓葬，遗址西部发现了密集房址、陶窑和出土玉料的墓葬。其中，房址分单间、套间和双间，东西成排分布。这些遗迹分布表明喇家遗址存在功能分区，其早期阶段的壕沟不仅证实该遗址在齐家文化早期为环壕聚落，还说明有大规模集体协作行为的存在。小广场区域遗迹种类丰富，表明喇家遗址存在举行活动和仪式的公共活动空间。

　　从房址遗存的结构来看，喇家遗址的建筑是横穴窑洞式建筑结构，其营造技术为利用黄土断崖开凿挖穴，地面和墙面铺有白面灰，是典型的齐家文化建筑形式。这些建筑尚未摆脱原始的居住形态，但有些房址发现圆形火塘和壁式烤炉。圆形火塘多在室内中间，壁式烤炉则分布在房屋的土壁或墙角处，用石板分隔出烘烤室和火膛两个空间，颇具地域特色，两种并存的炉具形式反映当时人们饮食方式和食物结构的多样化。

　　在喇家遗址出土的众多文化遗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碗卷曲缠绕、纹路清晰、形似拉面、已经风化的面条状物体，其直径约0.3厘米，总长为50厘米。后经科学鉴定分析，证实这是一碗用粟（小米）混合少量的黍米（黄米）、用压制方法做成的面条，在面条的成分中还发现少量动物蛋白和骨头碎片，说明这是一碗荤面。

面条发现时的近景。蔡林海供图

面条出土时情形。蔡林海供图

　　喇家遗址出土的这碗面条是世界范围内迄今发现的时间最为久远的面条遗存，不仅将中国人吃面的历史从东汉往前推移到了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还反映了中国黄河流域是面条起源地的可能性。2005年，介绍该项研究成果的文章《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小米面条》发表在《自然》杂志，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

　　喇家遗址的发掘为研究齐家文化时期的社会发展水平、生产生活形态、宗教礼仪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喇家遗址发现的面条和其他诸多发现一起，反映了齐家文化文明进程的线索和发展，同时也反映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三、“玉刀之王”“黄河磬王” 

　　　   史前文化交融、礼乐文明发展的历史见证

　　喇家遗址的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它地处青海省民和县南端的官亭盆地。官亭盆地是青藏高原东北缘与黄土高原南缘的过渡地带，早在史前时期就是沟通中原与西域的通道，是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的交通要道。喇家遗址发掘的玉器、石磬等文化遗存，不仅是中华先民生产生活的珍贵遗留，也是史前文化多元交融的历史见证。

　　喇家遗址出土的玉器数量众多，器形多样，制作精美，显示出高超的工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被称为“玉刀之王”的大玉刀尤为引人注目。该玉刀复原长度为67厘米、宽16厘米，厚仅0.4厘米。它被认为是部落权力的象征，因此又被称为“王者之器”。

　　远古时期的玉器具有重要的音乐功能，考古学家对喇家遗址出土的玉璧、玉环和玉管进行音乐声学测量，认为这些玉器集礼器与乐器功能于一身，说明当时礼乐文明已有一定发展。从材质来看，喇家遗址的玉器除昆仑玉外，还有来自新疆阿尔泰的玉料，这表明早在4000年以前，青海东部地区与遥远的新疆就已经有了沟通往来。

　　除了玉器外，石磬也是喇家遗址礼乐文明和社会文明发展水平的佐证。遗址出土的有着“黄河磬王”之称的史前石磬为灰绿色，形状类似遗址出土的长方形玉刀，长96厘米，宽61厘米，厚4厘米，一边中间有孔，可以穿绳系挂，被悬挂后敲击，发出金属声音，音色圆润洪亮，音高清晰，考古学者认为其为低音打击乐器。

       有着“黄河磬王”之称的石磬。青海省博物馆供图

　　石磬是古代乐器之王，也是象征宗教权力的利器，主要用于氏族和部落内部举行“丰年祭祀”的重大活动。考古工作者曾在青海乐都柳湾遗址和山西陶寺遗址发现过史前时期的石磬，虽然其形制、工艺与喇家遗址发现的石磬有较大差别，但说明史前时期石磬就已经在黄河流域有较大范围的传播，黄河上游地区与中游地区很早就已存在音乐与宗教文化方面的交流。

　　考古学者对喇家遗址出土的人类遗骸、黄牛骨和汉代马骨进行DNA和体质特征分析，得出的结论从不同角度反映喇家遗址先民与其他地区群众交往互动的客观现实。古DNA分析显示，喇家遗址人骨的主体体质特征属于明显的东亚蒙古人种，其主体形态特征可能更多地继承了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群的体质特征，也有小规模基因交流的可能性。通过对喇家遗址汉代灰坑中的8匹马的骨骼进行DNA遗传学分析，结果表明这8匹汉代马骨均属于家马，其毛色为枣色、栗色和黑色，是常见的纯色马匹。考古学者认为，我国古代家马毛色多样性是从西向东逐渐递减的，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经新疆、甘青入中原，是古代家马进入中国的一条主要路线。喇家遗址所处的甘青地区位于中原地区和新疆之间，是家马从新疆到中原的经由之路。

　　喇家遗址是黄河上游地区具有鲜明文化标识和重大影响力的史前文化遗存，其发现不仅对探索齐家文化社会性质与经济形态，黄河上游早期人类文明、生态环境，黄河流域自然灾害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也为研究黄河上游地区史前文明的交融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目前，喇家遗址相关的考古挖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仍在继续，喇家遗址的千年传奇仍未终结。

　　（作者系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