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代驻京呼图克图简况

呼图克图作为一种宗教职衔，是对佛学造诣、品行修养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程度，在信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藏传佛教高僧的封号。所谓“呼图克图”是蒙古语，意为“有果位者”。乾隆朝《大清会典》规定：“凡喇嘛，道行至高者曰胡图克图。”可以理解为达到佛教修行的高层次，获得一定果位的人，诸如“阿罗汉果位”“菩萨果位”“佛果位”等。清代封赐了大量的呼图克图，尤以康乾时期为盛。清代册封呼图克图，主要根据其在弘扬佛法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和在政治方面所起的作用而定，并逐渐演变成大活佛的封号、职衔，同时也是宗教、世俗特权的象征。据《蒙藏佛教史》记载，在清代，“全蒙藏之呼图克图，有百五十八名之多。呼图克图所驻锡之寺院，朝廷待遇极隆”。

二、清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所指

关于清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究竟指哪八位，学术界众说不一，梳理相关研究，归纳出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驻京呼图克图分为清廷四大呼图克图和驻京八大呼图克图，清廷四大呼图克图，即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济隆呼图克图；驻京八大呼图克图，即东科尔呼图克图、果蟒呼图克图、那木喀呼图克图、鄂萨尔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喇果呼图克图、贡唐呼图克图、土观呼图克图。

持此说者概源出于嘉庆朝《大清会典》。该典中记载：

驻京喇嘛中，历辈阐扬黄教如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哹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济隆呼图克图，或在京掌教，或赴藏办事，俱会加国师、禅师等名号。乾隆五十一年，高宗纯皇帝钦定喇嘛班次，左翼头班章嘉呼图克图，二班敏珠尔呼图克图，右翼头班噶勒丹锡哹图呼图克图，二班济隆呼图克图，皆列于雍和宫总堪布、避暑山庄普宁寺总堪布之上。其余驻京之呼图克图，有东科尔呼图克图，果蟒呼图克图，那木喀呼图克图，鄂萨尔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喇果呼图克图，贡唐呼图克图，土观呼图克图，多伦诺尔有锡库尔锡哹图诺颜绰尔济呼图克图，皆出呼毕勒罕，入于院册。

第二种说法：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哹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拉果呼图克图、洞阔尔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察罕达尔汗呼图克图、土观呼图克图。在此说中“拉果”即上说中的“喇果”，“洞阔尔”即上说中的“东科尔”。持此说者概源出于妙舟法师所编著的《蒙藏佛教史》。该书在第五篇第二章“章嘉呼图克图”中专门记述了章嘉呼图克图，在第三章“驻京各呼图克图”中又专门记述了敏珠尔、噶勒丹锡哹图、拉果、察罕达尔汗、洞阔尔、阿嘉、土观七位呼图克图。  

第三种说法认为是青海地区驻京的八位活佛，即章嘉呼图克图、土观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哹图呼图克图、洞阔尔呼图克图、拉果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却藏呼图克图。此说基本见于记述青海藏传佛教历史情况的著作或文章中。所谓驻京八大呼图克图，顾名思义，应该是驻京呼图克图中地位较高、影响较大的八位。

在上述诸呼图克图中，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哹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济隆呼图克图被称为“清廷四大呼图克图”。从《大清会典》的记载来看，这四大呼图克图在驻京呼图克图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因此在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中应该包含清廷四大呼图克图。

而第一种说法虽有官修史料佐证，但《大清会典》的记载是强调清廷四大呼图克图的特殊地位和待遇，并规定将其余八位驻京呼图克图和一位驻多伦诺尔呼图克图入于理藩院册档，并不能说明驻京呼图克图已分为清廷四大呼图克图和驻京八大呼图克图。需要指出的是，四大呼图克图中的敏珠尔呼图克图即是所谓“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中的果蟒呼图克图，即使是官修史料也不能避免讹误。第二种说法中没有清廷四大呼图克图之一的济隆呼图克图。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中不应不含清廷四大呼图克图，因此，第一、第二种说法难以成立。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也不应该仅仅是来自某个地区的八位，因此第三种说法仅指青海地区的八位呼图克图，可以理解为青海驻京八大呼图克图，而不能代表驻京八大呼图克图。

根据清政府的有关规定，驻京八大呼图克图应该是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哹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济隆呼图克图、那木喀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拉果呼图克图、察罕达尔汗呼图克图。

根据《钦定理藩部则例》记载，清政府规定：

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哹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济咙呼图克图、那木喀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喇果呼图克图、察罕达尔汗呼图克图历世驻京掌印，以上八人并情愿呈请驻京之呼图克图等均于转世后，来京瞻仰天颜之日裁撤呼弼勒罕字样。

所谓“呼弼勒罕”，也作“呼毕勒罕”，为蒙古语，指现在人们所说的“转世者”，有时也指“转世灵童”。活佛圆寂后转世、转生为转世灵童，在寻找转世灵童时，虽然已寻访认定该转世灵童为某一活佛的转世，但尚未坐床之前只称其为转世灵童。当正式坐床并裁撤“呼毕勒罕”字样后方能获得正式的活佛资格。按清政府规定，以上八位呼图克图不仅历世驻京掌印，而且在认定为转世灵童后，只有进京朝觐清帝才能裁撤“呼毕勒罕”字样获得活佛资格，即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人物一样，只有经清中央政府批准，才能获得活佛资格。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他们是清代北京或常住北京的八位呼图克图，只有回到北京才能获得正式活佛身份。换言之，即只有这八位是清代历世驻京掌印的呼图克图。因此，以上八位为清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应该是正确的。

三、清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有关情况

清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其中，一位来自西藏，一位来自甘肃，一位来自内蒙古，其余五位均来自青海。

1.章嘉呼图克图

章嘉呼图克图是清代格鲁派四大领袖（达赖喇嘛、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之一，被认为是西藏之东、漠北蒙古之南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其本寺是青海互助县的佑宁寺。“章嘉”初作“张家”，因一世章嘉·扎巴沃色生于青海省互助县红崖子沟张家村而得名，由于康熙皇帝认为“张家”二字不雅，故将“张家”改为“章嘉”。章嘉呼图克图位列清代四大呼图克图之首。

2.噶勒丹锡哹图呼图克图

噶勒丹锡哹图呼图克图，也称赛赤呼图克图或赛赤活佛、赤钦活佛。“噶勒丹锡哹图”为蒙古语，与藏语“甘丹赤巴”一词的意思相同，“噶勒丹”是蒙古语对藏语“甘丹”一词的音译，“锡哹图”是蒙古语对藏语“赤巴”一词的意译，意为“法台”；“赛赤”是藏语，意为“金座”，是对曾任“甘丹赤巴”职务僧人的尊称。由于一世赛赤活佛罗追嘉措（1635—1688）曾任第四十四任甘丹赤巴，因此从他开始的这一活佛转世系统被称为“赛赤”活佛系统。“赤钦”是藏语“赤哇钦波”的简称，意为“大法台”。因此，赛赤活佛也被称为赤钦呼图克图或赤钦活佛。

此系活佛从开始直至清代之所以以蒙古语“噶勒丹锡哹图呼图克图”传世，是因为该系活佛当时处于青海蒙古的辖区内，其真正开始的转世，即认定为罗追嘉措转世的二世赛赤洛桑丹贝尼玛是蒙古族，此后便以蒙古语称谓沿袭下来，并得到了清政府的沿用。由于西藏的策墨林呼图克图也曾被清朝政府赐予过“噶勒丹锡哷图禅师”或“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的封号，因此，二者容易引起误解，实际上赛赤呼图克图在驻京呼图克图中以“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之号传世。

3.敏珠尔呼图克图

敏珠尔呼图克图也称“果莽呼图克图”“赞布诺们罕”等，是青海大通县广惠寺的活佛。广惠寺原名“赞布寺”，后又称“果莽寺”，清顺治七年（1650）由青海佑宁寺高僧赞布·敦珠嘉措（1613—1668）创建，故初名赞布寺。一世敏珠尔赤列伦珠（1622—1699）是青海蒙古族人，曾任拉萨哲蚌寺果莽扎仓堪布13年，康熙四年（1665）五世达赖喇嘛赠给他“敏珠尔诺们罕”称号。“敏珠尔”为藏语，此处有“永恒”“光明”等意思，“诺们罕”是蒙古语“法王”之意。因受封后被迎请到青海赞布寺，故又被称为“赞布诺们罕”。

4.济隆呼图克图

济隆呼图克图，也称巴索活佛、达察活佛、达察呼图克图、达察济隆呼图克图、功德林呼图克图、通善呼图克图等，是西藏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为格鲁派中起源最早、变化最复杂的与清代许多政治事件密切相关的活佛转世系统之一。因为一世济隆·巴索·却吉坚赞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住过后藏伦地巴索地方，故得名巴索·却吉坚赞。由于任第六任甘丹赤巴，故其圆寂后得以转世，被称为巴索活佛，并沿用至第四世。以后第四世巴索·拉旺曲吉坚参出任昌都强巴林寺第十二任法台后，其晚年住在洛隆宗康沙村达察伦珠德钦寺悟禅静修而得名“达察”，此后巴索活佛又被称作“达察活佛”。所谓“济隆”也作“济咙”“吉仲”“济仲”“杰仲”等，据说此称为宗喀巴大师所起，是藏语对西藏大贵族子弟出家后的尊称，可以理解为“尊前”“阁下”等。因六世济隆·阿旺官却尼玛（1653—1705）与五世达赖喇嘛有师徒关系而称其为“济隆”，这就是其后历辈达察活佛冠以“济隆”的由来。由于七世济隆·洛桑贝丹坚赞（1708—1759）被清政府封赐为“呼图克图”，此后济隆活佛世系才被冠以“呼图克图”职衔。同时七世济隆曾任雍和宫堪布，奉旨驻京供职，此后正式成为驻京呼图克图。

济隆活佛初无固定庙宇，后曾驻锡昌都八宿县桑珠德青岭（也称八宿寺、巴克硕寺等）、羊八井沙玛尔巴寺。乾隆五十九年（1794）八世济隆·意希洛桑丹贝衮波在拉萨西郊建成其驻锡地，御赐“卫藏永安寺”之名，藏语称“功德林”，因此，济隆呼图克图又称“功德林呼图克图”或“功德林达察呼图克图”。由于光绪三年（1877）光绪皇帝赐给十世济隆阿旺贝丹却吉坚赞“通善禅师”名号，因此，济隆呼图克图又称“通善呼图克图”。

济隆呼图克图是清代四大呼图克图之一，也是西藏著名的“四大林”“四大摄政”（功德林济隆活佛、丹吉林第穆活佛、锡德林热振活佛、策墨林活佛）之一，昌都或康区的四大呼图克图（帕巴拉呼图克图、察雅切仓罗登西饶呼图克图、类乌齐帕曲呼图克图、八宿达察济隆呼图克图）之一。

5.那木喀呼图克图

那木喀呼图克图也称萨木察呼图克图或赤钦那木喀呼图克图，是甘肃拉卜楞寺的四大赛赤活佛之一。由于一世那木喀活佛出生于甘肃碌曲县萨木察地方，因此该活佛转世系统名号最初被称为萨木察活佛。“那木喀”则是一世萨木察·南喀桑波洛桑贝丹、二世萨木察·晋美南喀活佛法名中前面几个字的藏语音译，也作“南喀”，意为“天空”，故萨木察活佛又被称为“那木喀活佛”。又因一世萨木察活佛曾任甘丹赤巴，后被清朝嘉庆皇帝封赐为“赤钦那木喀呼图克图”，因此，自此以后萨木察活佛在清代以“那木喀呼图克图”之名传世，在京驻锡雍和宫那木喀呼图克图佛仓，是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

6.阿嘉呼图克图

阿嘉呼图克图是青海塔尔寺的寺主活佛。所谓“阿嘉”是安多藏语“父亲”之意，因该转世活佛系统被认为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父亲鲁本格的转世而得名。也有人认为由于该转世活佛系统开始形成的二世阿嘉·喜饶桑布生于青海湟中地方李家山阿氏家族，被认定为从西藏到塔尔寺传法的藏传佛教高僧次成君尼的转世后，被称为“阿家活佛”，由此形成“阿家活佛”转世系统，后因汉字“家”字较俗，故改为“嘉”字，成为“阿嘉活佛”。但藏传佛教界一般认为是因宗喀巴大师父亲的转世而得名。因此，该转世活佛系统的地位较高，被僧俗大众尊为塔尔寺寺主活佛，从三世阿嘉·洛桑丹贝坚赞开始于乾隆晚期任驻京呼图克图，是清代八大驻京呼图克图之一。

7.拉果呼图克图

拉果呼图克图，也作“喇果呼图克图”，又称“拉科呼图克图”或拉科活佛，是青海塔尔寺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之一，由于一世拉果活佛却扎西和二世拉果活佛喜饶群觉均出生于今青海湟中县拦隆口乡西拉果（拉科）村，故因地名而被称为拉果活佛或拉科活佛。蒙古地区称其为“阿力户”活佛，此为藏语“阿拉”的蒙古语音译，在不少藏族地区尤其是安多地区以“阿拉”一词来尊称活佛，并成为活佛的专用名称。二世拉果活佛喜饶群觉从康熙末年开始进京供职，成为驻京呼图克图，驻锡北京雍和宫，为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

8.察罕达尔汗呼图克图

察罕达尔汗呼图克图也称察罕喇嘛，是清廷定鼎北京之后最早和北京建立关系的蒙藏地区高僧，成为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也是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中唯一一位来自蒙古地区的高僧。“察罕”是蒙古语“白色”之意，“达尔汗”是蒙古语对有特权人的尊称或荣誉称号，可以理解为“特权者”，原为蒙古庶民因立功而获得的职位名，后指旧时被免除徭役赋税的人，是皇帝对具有特殊贡献者的特殊封赐。由于察罕喇嘛是清代唯一一位在军队中服务且功勋卓著的高僧，顺治十三年（1656）因在西藏军前效力，被清政府授予“达尔罕绰尔济”封号，历辈由镶黄旗蒙古都统支给俸禄银米，因此被称为“察罕达尔汗”，其出身之地也被称为达尔汗旗，也由此形成了察罕达尔汗转世活佛系统。“绰尔济”为藏语“法主”之意。道光十四年（1834），因其驻京有年，从前著有军功，撤销“绰尔济”，赏给“呼图克图”职衔，换给黄敕，圆寂后并准其作为呼图克图转世。

察罕达尔汗呼图克图在清代被称为“随营的呼图克图”，是唯一一位在军队中服务的驻京呼图克图。其在京驻锡地为德胜门外的慈度寺和察罕喇嘛庙，因其军功较多，清政府赏赐其寺院用黑色琉璃瓦，故俗称“黑寺”，慈度寺俗称“前黑寺”，察罕喇嘛庙俗称“后黑寺”。俗传黑色表示杀敌多，血色由红变紫，由紫变黑，故以得用。但蒙、满民族以大黑天神即玛哈噶拉为战神，概与此有关。同时，察罕达尔汗呼图克图还是驻京呼图克图中享有俸禄的呼图克图。按照清政府规定，驻京喇嘛根据任职情况，相应发给“驻京喇嘛钱粮”，而察罕达尔汗呼图克图因屡立军功，被清政府编入北京的蒙古镶黄旗内，按照多罗贝勒的爵秩待遇发给俸禄银米。因此，察罕达尔汗呼图克图有庙产、牧地、牲畜、收租地，还像贝勒一样享有俸禄，是享有清政府特殊待遇的驻京呼图克图。

四、清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的历史作用

有清一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受到了清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礼遇，封官授衔以显其位，建仓修寺以适其居，赐车赠马以利其行，赏银奖物以阜其用。同时加强管理，赏罚分明，昭明法度以彰显国威，建章立制以规范行为。

驻京八大呼图克图的主要职责包括：作为清中央政府处理蒙藏事务的使臣，出使藏族、蒙古族地区，传达清中央政府旨意，宣谕政策，根据清中央政府的敕令处理蒙藏地区的政教事务；奉命掌管蒙藏地区有关政教事务，有的奉敕担任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有的还在军前效力；作为清中央政府处理蒙藏事务的顾问，为清中央政府制订治理蒙藏地区的政策和有关管理措施提供建议；受命安排或推荐蒙藏地区主持政教事务的高僧和驻京供职的喇嘛；根据敕令前往蒙藏地区传教弘法；为清廷进行宗教服务，根据清中央政府的旨意，举行佛事活动，祈祷国泰民安、盛世清平，并满足宫廷宗教生活的需要；受命出任驻京掌印扎萨克达喇嘛或驻多伦诺尔掌印扎萨克达喇嘛等职，掌管北京和内蒙古等地的藏传佛教事务等。

清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地位和影响，顺应历史发展，顺应时代潮流，协助清中央政府治国安邦、理政图强，建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功绩。

1.顾全大局，倾心内向，劝谕西藏和有关蒙古部落归顺清廷，顺利实现了清中央政府对蒙藏地方的全面施政，为清初开国创业和实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2.听命中央，怀柔边疆，出使西藏地方及其他蒙藏地区，宣谕中央政府指令，奉命处理政教事务，在联系中央政府与蒙藏地方之间充分发挥了政治纽带的作用，进一步巩固了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关系。

3.同仇敌忾，保家卫国，反对外敌入侵，反对民族分裂，积极投身护国行动，继承和发扬了藏传佛教界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例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廓尔喀人入侵西藏，清政府立即调集军队入藏抗击，又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派福康安大将军率精兵进藏退敌。被任命为西藏摄政的八世济隆呼图克图积极协助清军抗击侵略，乾隆五十七年（1792）侵略军被彻底驱逐，清军抗击廓尔喀入侵西藏取得胜利。因八世济隆呼图克图在反击廓尔喀入侵之战中办理军务有功，乾隆皇帝“著加恩仍准续封慧通禅师法号”，又命将没收的噶玛巴红帽活佛的羊八井寺交其管理。

4.维护稳定，化解纷争，根据清中央政府的指令，针对蒙藏地区敬信佛教的传统，发挥自身优势和影响，调解蒙藏地区的纠纷，为维护蒙藏地区的和谐和安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帮助清政府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5.依附朝廷，勤职辅政，以自己的学识和对蒙藏地区的了解，成为清中央政府治理蒙藏地方的政教顾问，在清中央政府制订治藏政策、治蒙政策以及对蒙藏地方的具体管理措施等方面发挥了参谋和助手的作用。例如章嘉呼图克图驻京世系一直被清政府赐以“国师”名号，虽为宗教意义上的国师，但确在治藏政策、藏传佛教政策的制订上，在认定达赖喇嘛、委任摄政等多方面具体管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6.弘法利生，掌教辅国，不仅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内地以及蒙古族地区的弘传，增进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而且协助清中央政府建立了内地以及有关蒙古族地区藏传佛教的管理秩序；更重要的则是吸引或根据清中央政府的指令接受蒙藏地区的达官贵人和信教群众来北京朝拜，不仅有利于清政府阻滞蒙古诸部与西藏等地区的过密交往，而且密切了边疆地区和北京的联系，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驻京八大呼图克图根据清政府的旨意在北京和一些蒙古族地区广建寺宇，弘扬佛法，而且受命担任驻京掌印扎萨克达喇嘛或驻多伦诺尔掌印扎萨克达喇嘛，管理北京、五台山、承德或内蒙古地区的佛教事务。同时，翻译经典，传播文化。二世噶勒丹锡哹图呼图克图和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受命将藏文大藏经《丹珠尔》译成蒙文，三世章嘉还奉旨主持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以及部分藏、汉文论疏译为满文，并将有关西藏宗教舞蹈传入北京，对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清帝对蒙古诸部与西藏等地区的过密联系心存顾虑，对于蒙古诸部奏请赴藏延请高僧弘法传教事宜，往往敕令驻京呼图克图前往，或安排蒙古诸部有关人员来京朝拜驻京呼图克图，以满足蒙古诸部宗教信仰的需要，阻滞蒙古诸部与西藏等地区的过密交往。而且八大呼图克图驻锡北京，客观上吸引了大量蒙藏地区的达官贵人和信教群众前来朝拜，切实密切了边疆地区与北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增进了民族团结，促进和巩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

总之，清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不忘国恩，忠于职守，辅政弘教，护国利民，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保障社会稳定、增进文化交流，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日知”系列讲座第43期暨西域所建所15周年系列讲座第3期《清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述略》（2022年5月18日）的文字编辑稿。讲座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李德成研究员主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