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廖斌
摘要：河湟文化作为黄河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线性文化和走廊文化，河湟流域将其上下游、左右岸、不同段的多元文化，如同串联珍珠一样贯通连接起来，呈现出联结性、中介性、亲缘性等多种地域特征。
关键词：河湟文化；形态；特征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河湟”常被统称为“河湟地区”“河湟流域”和“河湟谷地”，其范围涵盖黄河上游、湟水流域及大通河流域地区，历史上又称“三河间”。河湟文化是指萌生、传承、发展于河湟流域的典型地域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黄河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代表了中华文化内部的边陲文化，是一种连接地带中介型、交汇型文化。河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文化多元，农牧兼具，博采众长，包容互补，散发着和美、交 融、共荣的独特魅力。
一、河湟流域概念及范围的历史演变
“河湟”是“在西北边疆史上形成的诸多区域性地名中影响大、传播广，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被使用的地名”。河湟流域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重要区域。历史上“河湟”常代指不同时期羌人、吐蕃、西夏等少数民族活动的区域，一些学者认为“河湟”的民族意义高于其地理属性。从地理位置上看，河湟流域西部地区属于青藏高原东缘地带，东部地区则属于黄土高原的西缘地区，两种不同类型地质地貌在河湟流域实现连接和过渡。
“河湟”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书·赵充国传》中，有“循河湟漕谷至临羌”“溺河湟饥饿死者五六千人”等记载。此后，又在《后汉书·西羌传》中出现：“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侯丕勋等学者认为当时河湟流域范围大概为“西起今青海湖，东至兰州市榆中、皋兰二县，北达祁连山，南至黄河”。“河湟”在不同时期还成为西戎、西羌代称。《晋书·载记》曰：河湟间氐羌氏十余万落与张璩相首尾，麻秋惮之，不进。”《新唐书·吐蕃传》记载“故世举谓西戎地曰河湟”。
至唐代，河湟流域范围进一步扩大延伸，“河湟”与“陇右”“河陇”等地域名词互通。唐开元二年（714年），置陇右节度使，领鄯、秦、河、渭、兰、临、武、洮、岷、廓、迭、宕12州，而陇右节度使治所所在的鄯州即今青海乐都。如《旧唐书·吐蕃传》曰“常有复河湟之志，遣大将野诗良辅发锐卒至陇西，番戎大骇。”宋代继续延续，如“陇右故为唃氏所有，常为吾藩篱。今唃氏破灭，若弃之，必归夏人。彼以区区河南，百年为劲敌，苟益以河湟，是尽得吐蕃之地，非秦、蜀之利也。”
由于历史上河湟流域地理范围大小发生变化，至今河湟流域仍有“大河湟”和“小河湟”之分。“大河湟”泛指日月山以东、祁连山以南的地域，包括黄河上游、湟水流域及大通河流域所构成的整个“三河间”区域，即除青海西宁、海东、海北、黄南、海南全境外，还包括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临夏积石山县、永靖县，天祝县、永登县和临潭县等地；“小河湟”多指日月山以东、同仁县以北的黄河、湟水流域，即包括西宁市和海东市全境，同仁县、尖扎县、共和县、贵德县、海晏县、门源县。“小河湟”流域的中心，在历史上发生了多次迁移变化。“汉代以前的古羌和西羌阶段，各部落的中心在今西宁。西汉武帝元狩年间至东汉末建安十年约310年，中心在允吾，即今民和县。公元 205 年至北魏孝昌三年(527年)，即三国魏晋南北朝时 期，约520年西平时段，中心在今西宁。孝昌三年至隋到唐玄宗天宝末年，约230余年，中心在今乐都（西平郡东移乐都）。肃宗至德宗以后吐蕃统治上百年，中心仍在乐都。北宋以后至今约1000年时段中，从青唐城、鄯州、西宁州、西宁卫、西宁府至西宁市，西宁中心地位未再发生变化。当下西宁市、海东市、临夏市可以说是河湟流域的三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青海河湟流域是承载新时代河湟文化传承发展的核心地带。
本文河湟流域指青海境内“小河湟” 流域范围，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该流域承载了青海省近八成以上耕地，集中了青海四分之三的人口。而西宁、海东以占全省2.8%的国土面积，承载着青海 68%的人口和61%的经济总量。青海河湟流域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补给地和多功能承担区，对疏解三江源人口和经济发展压力，保 护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具有独特的战略支撑作用，在维护“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国家战略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河湟文化形态
河湟文化的源流与人类的迁徙和交流分不开，河湟文化的形成有着众多民族的参与和贡献。河湟文化是一种线性文化和走廊文化，河湟流域将其上下游、左右岸、不同段的多元文化，如同串联珍珠一样贯通连接起来，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
（一）源远流长的史前文化
河湟流域史前文化源远流长、传承融合，形成了以拉乙亥遗址、宗日文化遗址、西宁沈那遗址、民和阳洼坡、胡李家遗址、柳湾墓地、尕马台遗址、上孙家寨遗址、喇家遗址等为代表的青海史前文化。据考古资料推测，6700多年前，共和盆地的拉乙亥人拉开青海新石器时代早期序幕，采集农业开始出现。“距今8000-3500年前的大暖期孕育并催生了甘青地区史前文明，而河湟地区则由于海拔较高原因，只能够在距今6000年上下的‘仰韶大暖期’迎来马家窑文化的灿烂文明，其后又由于几次大暖期内的冷暖波动对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 的盛衰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仰韶文化晚期庙底沟类型时期，青海东部民和及循化等地成为古代仰韶人活动范围的最西端。后经过数百年马家窑文化不断继承和发展成熟，齐家文化欣欣向荣。随着青海大多数地区气候环境逐步恶化， 以锄耕农业为主的生产生活转型为以畜牧经济为主、兼营农业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出现了卡约文化、辛店文化。青铜时代晚期，辛店文化向西发展，在北川河流域与卡约文化汇流融合，产生出“唐汪式”陶器。卡约文化向西扩展，对诺木洪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进入到新疆东部的哈密盆地。
（二）悲壮奋进的红色文化
河湟红色文化后来居上，是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前补足信仰精神之钙，激发百折不挠、奋发进取精神具有重要作用。它主要包括了“忠诚理想、坚定信念、顾全大局、服从命令、生命不息、战斗到底、顽强不屈、忍辱负重”的西路军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人一之，我十之”的青海实干精神，“自信开放创新”的青海意识，“登高望远、自信开放、团结奉献、不懈奋斗”新青海精神等诸多精神文化，并传播广泛，深深镌刻在河湟大地上。
青海河湟流域红色文化有着诸多实物载体，如西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海北州西海镇青海原子城国家级爱国主义示范教育基地、红光村清真寺等等。这些实物载体不仅是传播宣传红色文化基因，赓续精神谱系，教育党政干部、科技工作者接受党性洗礼、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平台，而且也是河湟各族干部群众了解革命先辈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的重要窗口，也是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高地。
（三）多元共生的宗教文化
河湟流域地区多种宗教文化汇聚，不同宗教文化间平等对话、彼此尊重、相互交流、相互包容，各教派之间多元并存、和合共生。塔尔寺、佑宁寺、东关清真大寺、洪水泉清真寺、凤凰山拱北、北山天主教堂、教场街基督教堂、湟源城隍庙、大通城关城隍庙、南山南禅寺、北山土楼观、乐都昆仑道观等寺院、清真寺、道观、塔窟等宗教建筑或宗教设施是承载不同宗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北山土楼 观、瞿坛寺、塔尔寺、东关清真大寺、洪水泉清真寺、庵古录拱北等一些宗教建筑是多元宗教相互尊重包容、和谐共生诸多内涵的承载和符号象征。
（四）和美相融的民族文化
河湟流域多为多民族聚居区，历史上西戎、羌、鲜卑、吐谷浑、吐蕃、蒙古等许多民族在河湟地区经过诞育、分化、交融，形成了血浓于水、休戚与共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汉族文化、藏族文化、回族文化、土族文化、撒拉族文化、蒙古族文化等各具特色的多元民族文化，呈现出“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繁荣景象。河湟文化就是通过历史上不同民族多元文化传播共享、相互交流、采借融合和继承创新而逐步形成。河湟地区是诸多民族文化交融之炉，很难从河湟文化中剥离出一个民族特有的单一的文化元素，不同时期各个民族文化和美相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大多数民族文化多是共享的文化。其中，湟源排灯、格萨尔王传、土族纳顿会、骆驼泉的传说等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各民族文化的精华。
（五）璀璨夺目的现代文化
河湟流域交通网络四通八达，龙羊峡、拉西瓦、李家峡等一大批水电站建成，河湟流域共和、贵德、循化等地区水能或光伏发电产业在青海全省占有重要重要地位。共和盆地信息建设提速发展，数据产业、数字经济正在蓬勃兴起，西宁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获得批复。河湟流域青绣文化、拉面产业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西宁和海 东各地图书馆、体育场、大剧院和博物馆群时将古典之美融入现代生活， 传统与时代相融，绚丽多彩、璀璨夺目。
三、河湟文化特征及内涵
（一）多元汇聚与对外发散性
自古以来，河湟流域多民族流入汇聚融合与外迁发散流动同时交错进行。考古发现证实，早在马家窑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原始居民已经迁入河湟地区，粟作农业也由黄河中游地区传播至此地，而当地的青铜冶炼技术及玉石等物质资源也传入中原。自夏商初至明清末，西戎、羌、氐、月氏、匈奴、汉人、鲜卑、吐谷浑、吐番、回鹘、党项、蒙古、回回、撒拉等古代民族于河湟流域迁徙驻足、生息繁衍，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如《史记》中记载，尧舜时期，原居住于近湖北和湖南地区的三苗迁至三危地区，与当地土著融合，演变为西戎诸族。继西戎诸族与周围部族东迁，羌人崛起并活跃于中国西部，河湟地区成为羌人早期活动的中心区域，因居陇右以西，被称为“西羌”。夏禹时期，诸多羌人加入到大禹治水队伍当中。殷商时期，商朝对西羌时常发动征伐战争，一些羌人沦为祭品。至周武王伐商纣王时，羌人加入讨商队伍之中。战国时期，自无弋爰剑始，子孙繁衍，河湟羌人诸部不断整合发展。至两汉，少部分匈奴、卢水胡、月氏胡和大量内地汉人相继进入河湟地区，导致部分河湟羌人内迁，跟随匈奴归汉羌人还被称为“羌胡”。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氐人、鲜卑诸部相继进入河湟地区，其中秃发鲜卑、乞伏鲜卑、吐谷浑对河湟地区产生影响。唐宋时代，部分吐蕃、党项迁居河湟，部分河湟汉人被吐蕃所同化。进入元明清时期，蒙古人、回回人、撒鲁尔人、中原汉人等先后集体移居河湟流域。
历史上诸多外来民族移入汇聚河湟流域的同时，原留居河湟流域的当地人不断向外迁徙发散。如两汉时期汉人大量迁入与河湟羌人内迁交错进行。十六国时，随着前凉、后凉、西秦、南凉、北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大夏等地方割据势力长期或短期染指河湟流域，各地方政权间相互之间为攫取军事资源而掠夺大量人口，其中既有匈奴、鲜卑、氐人等民族人口的大批移入，也有河湟羌人被迫大量流出。唐代随着吐番势力进入河湟，大批党项、吐谷浑人则移往内地。吐蕃末代朗达玛灭佛后，一些逃亡至河湟流域化隆、尖扎等地的卫藏地区僧侣传播佛教、收受徒弟，最后成就了河湟流域 藏传佛教后弘期发源地地位。明清时期，又因蒙古族人口的规模化移入，也曾致不少藏族部落外迁。河湟流域是许多民族交融互动的重要区域，作为中原地区与西部边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伸缩进退、相互消长的中间地带，对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不同民族人口的迁徙，河湟流域成为中原儒释道文化、西藏佛苯文化、西域伊斯兰文化、 北方草原萨满文化向内交流交汇和向外扩散辐射之地。
（二）多重边缘性与开放包容性
河湟文化作为一个地域文化系统，只有在开放包容背景下，才能获得维持这个系统运动和平衡所需的物质和能量，永葆自己的生机和活力。河湟流域处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交叉过渡地带，处在多元文化圈边缘交汇重叠地带，从华夏中心来看河湟流域，常被视为“维雍州之西陲”“隔阂华夏”，被标上了中原儒释道文化向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边缘之地符号。与此同时，西藏佛苯文化、西 域伊斯兰教文化、北方草原萨满文化常常在河湟流域向东传播时，气势规模趋弱，成为文化传播网 络末梢。一些宗教教派传播发展过程中在其文化中心遭受挫折时，河湟流域常成为一些宗教徒的 藏匿经典和避难之所。因此，河湟文化与诸多文化中心相比较，具有诸多文化边缘性特征。而这种多元文化边缘性也造就了河湟流域每个民族从不妄自尊大，排斥外来者，不以自我民族文化为中心， 拥有谦和包容、交流互鉴、开放平等地域文化风格和文化态度，推动河湟流域多元文化百花竟放、绚丽多彩，呈现和美共荣特征。
由于河湟文化的多重边缘性，在某种程度上又推动了周边文化区域不同程度的发展，其过渡联结的中介区域作用发挥了重要作用。如9世纪中期，唐朝和吐蕃王朝几乎同时发动灭佛运动，一些佛教徒避难于河湟流域，保留了佛教复兴的火种。
（三）中华内向性与国家认同性
自古以来中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脉和核心，连接边陲地区多民族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和内向性质，蕴涵于对国家制度和国家政权象征的高度认同和内向行动实践当中。由于河湟地区战 略地位重要，自西汉以来，除唐末五代和宋代的一些时期之外，一直在中央政府管辖范围内，所以河湟文化中包含着深厚的内向中华情结。如范文澜先生提出：“吐蕃扩张的方向，不是通过泥婆罗进入天竺，而是对着较远较强的唐朝。天竺气候炎热，不宜于高原人耐寒的习性，视南进为畏途，这应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羌族一向以青海为中心，散居广大的中国西部，吐蕃在本族内进行统一战争，于势为顺；羌汉两族有悠久的联系，文化和经济虽然相差很大，在交流上却是较为接近的。吐蕃扩张的方向必然被吸引到东方来，也就不难理解了。”河湟流域作为青藏高原东缘和黄 土高原西缘，中国西部疆域骨架网络中重要连接点，不仅是历史上历代王朝管控西藏、新疆等边疆 地区的咽喉地带、桥梁纽带、缓冲积蓄带，而且也是青藏高原民族东向与中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流动基地和迁徙走廊，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格局形成史中发挥了双向链接推动作用。
历史上，河湟各民族正是通过朝贡觐见、主动归附、领受封赏、寺庙供奉万岁牌和家庭佛堂自觉悬挂领袖像，以及服从征调从军保家卫国等多种形式表达内向中华的朴素感情。东汉时期，河湟流域羌人感护羌校尉邓训恩德，为其立祠，后邓训信仰演变为西宁城隍信仰。南北朝时期，吐谷浑阿柴可汗发出“水尚知归，吾虽塞表小国，而独无所归乎”的著名感慨。并付诸行动，派使至建康，通贡于南朝刘宋政权，被封为刺史，这一事例成为中国历史上地方少数民族政权维护统一国家，一心向中华的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元代，西藏萨迦派高僧萨班贡嘎坚赞途经青海，赴凉州与阔端结盟，一路与藏族上层和僧俗群众接触，将西藏纳入祖国版图。青海省乐都县瞿昙寺隆国殿、贵德县玉皇阁、平安 县洪水泉清真寺等著名寺庙宫观均供奉过“皇帝万岁牌”。清代，雍正皇帝通过下旨在循化黄河南岸修建河源庙，亲自撰写《御制建庙记》和祭文等活动， 巧妙地将皇权彰显于边陲地区黄河神信仰之中。此外，雍正时期形成的祭祀青海湖制度，也成为中央政权联系青海藏族、蒙古族、土族、汉族等民族的纽带，成为展示国家权威，促进少数民族内向中华的仪式象征。
历史上中央王朝在河湟流域实行的多封众建、因俗而治，实施的土官制、土司制、僧官制等政策措施，促进了河湟流域民族宗教上层对中央政权的认同和服从，逐渐实现了河湟地区国家化过程。清代西宁办事大臣的设置为驻藏大臣的设立积累了制度经验。河湟流域历代高僧大德和知识精英，顺应时代潮流，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如明清两代，三罗喇嘛、西纳、章嘉、赛赤、敏珠尔、土观、拉科等高僧大德先后“率修善道，阴助王化”，为边陲稳定和国家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民国时期，崛起于河湟流域的青海当权者马麒在其幕僚黎丹、 周希武、 朱绣等人辅弼下，在抵制西藏分裂及争取十三世达赖喇嘛内向等问题上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根敦群培大师在西 藏复杂变局中， 不惧威胁，公开反动英国殖民主义，坚决维护国家统一。抗战时期，河湟各族群众积极出钱出力、捐献银元、羊皮等，并派出一些子弟奔赴抗日前线，奋勇杀敌。1949年4月，面对国民政府的极力拉拢和诱骗，11岁的十世班禅大师以“我是藏族人，是喝黄河水长大的，我爱故乡，不到外边去，决不能离开生我养我的土地”，依然选择留在家乡，表现出他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抗美援朝时，十世班禅大师、喜饶嘉措大师发出佛教界捐献飞机的倡议，化隆县夏琼寺、支扎寺积极响应。1959年秋天，海北金银滩草原上1279户各族农牧民为了支持祖国核工业事业，响应国家号召， 赶着15余万头牲畜，毫不迟疑、毫无怨言地离开世居之地，主动迁往别的牧场。
在民间社会，河湟流域一些村落和家族通过修族谱，将祖先追溯到中原，一些少数民族受周边汉族儒家文化影响，追求“耕读传家”，在买卖、租赁土地时普遍采用中原立契方式，反映出他们对中原文化和中央王朝的认同。在今天，河湟流域一些信教群众常常把党和国家著名领袖视为文殊菩 萨的化身，一些庙宇或宫观在神龛或佛堂上还悬挂供奉这些领导人画像，这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这种信仰实践对提高各族群众对国家认同、政权认同、政党认同、道路认同，增强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多样性与互补性
河湟地区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中的低海拔谷地，地貌复杂多样，山地、高原、盆地、河谷、平川等交错分布，河谷、盆地、平川等地带地势较低，河道纵横，土壤肥沃；山地、高原地势较高，绿草如茵。河湟流域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农牧兼宜，耕牧互补，孕育发展出农耕、游牧、园艺、渔业、商贸等多种生计方式，多样化的生计方式孕育出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商贸文化等多元的文化形态；多样的自然地貌和文化形态，展现出多角度、多层次、多元化的自然和文化景观。海东市耕地面积324万亩，天然草场1150万亩。《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示范省建设西宁市工作方案》（宁政〔2020〕13号）也指出：到2023年，西宁建设千头牦牛万只藏羊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场和生态牧场40家。河湟流域是连接不同的经济文化纽带，成为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生产生活品的重要集散地和商贸交流的枢纽，河湟流域的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西宁、海东等河湟中心城镇的形成和崛起，大大缓解了青藏地区粮食问题。各民族间频繁的贸易往来还深刻影响了河湟流域多民族聚居城镇、多民族交流集市、多民族交通要道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经济环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各民族在这些聚居城镇和交通要道大杂居小聚居，形成了点线结合，多元一体的网络骨架。河湟流域区域内多样的生计方式和多元文化发展形成了多元中孕育互补，互补上推动多元的格局。
河湟文化是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长期交融形成的历史产物，经过不断的互鉴选择、吸纳转换，实现了多民族、多宗教间的相互理解包容、相互交往渗透，不断妥协让步、互补互荣。 河湟文化可以说是神话故里、戎羌古地、礼敬自然、多元聚散、农牧轴心、和美共荣。
四、重大国家战略背景下的河湟文化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要求“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指出“以 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加大西部开放力度”“支持贵州、青海深化国内外生态合作，推动绿色丝绸之路建设。”这些具有空间属性的国家重大战略 为河湟文化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未来河湟文化发展，不仅要进一步积极响应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当中，而且还要紧紧围绕兰西城市群建设、西部大开发建设、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建设等重要部署紧密互动共融，找准国家重大战略、顶层部 署与河湟文化发展的结合点、突破口，抢占先机和文化制高点，将重大战略和政策转化为推动河湟文化发展的实际行动和具体项目，讲好青海的“黄河故事”，传播好河湟文化。
（一）河湟流域的当下地位
河湟流域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高地，是多元文化汇聚带、多元文明叠合区，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微缩景观带。历史上许多民族在河湟流域交换血脉，进行基因重组；多元文化在河湟流域相遇与叠合，相互碰撞，交融互鉴，呈现出联结性、中介性、亲缘性等多种地域特征。由于河湟文化具有边缘性和中介性特质，在某一历史时期又推动了周边区域文化不同程度的发展，发挥重要的联系纽带作用。一方面，我们应认识到，河湟流域作为连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的重要生态廊道，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服务保障基地和大后方，支撑着三江源国家公园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与建设，其中介功能和连接的区位优势无可替代。河湟流域中心城市如西宁市、海东市虽然远离全国经济中心，经济区位劣势不可否认，但是又有许多潜在的优势，可成为“一带一路”东西双向重要的商贸物流承接点、接续地，发挥着古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东西方国际商贸往来的重要枢纽作用。另一方面，我们需深刻认识河湟流域与黄河流域是一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河湟文化发展离不开区域之间的合作，需要同源共生、融通互补、协作共促、共同发展。
（二）河湟文化未来机遇与发展思考
当下传承久远的地域文化在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再生资源与内在活力作用显现越加突出，地域文化与生态旅游深度融合， 创新发展是打通绿水青山走向金山银山的主要通道之一。挖掘、梳理、传承、创新和转化地域文化资源工作成为许多地区推动地方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河湟文化是与其他地域文化交流互动、 互渗影响中不断得到发展的，甚至在某一时期，牵动着周边其他地域文化的发展。河湟文化有着持久的生命力，没有因历史上朝代变更而塞源断流，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吸纳外来文化要素， 不断焕发出崭新气象。因此，我们不能用静止封闭的眼光去看河湟文化，河湟文化实质上是一种处于发展变化中的地域文化，并且熔铸于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中。
我们需要用历史的“深度”、文化的“厚度”、精神的“高度”、地域的“广度”、时代的“速度”来保护、传承、弘扬河湟文化，挖掘梳理、传播转化河湟 文化，使河湟传统与科技碰撞，历史与时代交融，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一是从人类流域文明、黄河文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全局视野深度审视河湟文化， 深入挖掘河湟文化发展历史脉络和时代价值，立足河湟资源禀赋、突出比较优势，在关键领域、重点环节上实现新突破。二是研究河湟文化在黄河文明中的重要地位。通过领导点题，学者专家讨论、课题招标等形式，发挥省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思想库、智囊团作用，规划凝练一批重大研究项目选题，系统梳理河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深入研究河湟文化与黄河文明、昆仑文化、青藏高原文化之间的深层关系，推出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揭示出河湟文化在中华文明演进、中华民族融合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不断提升河湟文化的知名度。三是保护传承好河湟文化遗产系统，积极申请河湟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使河湟文化“见人见物见生活”，使河湟文化遗产在新时代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牢河湟儿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增强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坚定文化自信，凸显上源担当和支流职责。四是找准河湟文化与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旅游创新的最佳连接点、最大公约数，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将河湟文化保护与发展融入地方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文化遗产保护、文创产品开发、文旅演艺与影视创作、民族节庆品牌打造等各个环节当中，将历史文化、生态文化、红色文化、农牧文化、工业文化、水利文化、饮食文化、乐舞文化、游艺文化、建筑文化、旅游景区等串连融合起来，打造河湟红色文化之旅、民族文化风情之旅、民族民族团结进步之旅等精品旅游线路。五是通过全民参与、共同创意、创作联动等新方式，传承、诠释、传播和利用河湟文化，推动一些文化项目数字化、大众化、鲜活化、日常化，成为接地气、有生气、有创新、有体验的文化。进一步提升青绣、剪纸、农民画、雕塑雕刻、藏饰等河湟流域传统特色文化品牌影响力，推动河湟文化在文化景观模式、博物馆模式、特色小镇模式、主题公园模式、旅游演艺模式、文创开发模式、文化节庆模式等多元互补发展模式中繁荣兴盛起来，实现融合发展、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将西宁、海东等河湟流域中心城市建设成为彰显中华特色文化和黄河源头和支流文化的著名城市。六是从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产业链条调整视角考虑，培育更多的与河湟文化相关的产业链条，占据更多的生产环节，打通设计、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充分利用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激发文化产品创新活力和动力。
作者简介：鄂崇荣（1975-），男，土族，青海民和人，博士，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研究方向：青海民族宗教文化。
原刊于《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四期，注释、参考文献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