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轮藏”和“转经筒”都是以转动经轮的方式来表达诵经祈福的佛教器物，传递了佛教经典崇拜、功德回向等思想，广泛为汉藏佛教所采用，并且影响至今，是佛教转经文化的主要载体，更是汉藏佛教的重要文化符号之一。

       一、由“诵经”至“转经”

       佛教最初产生之时，没有形成书写文字，依靠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佛教教义，多表现为以唱诵的形式进行经典传承，这与古印度文化的声音崇拜密不可分。佛教经典以文字记录和传播之后，佛教的口传或诵经传统依然存在，并且是佛教传法和学修的重要形式。佛教对诵经活动的传承与推崇，不仅是由于诵读、背诵等对于学习佛教知识具有重要作用，也是由于大乘经典中明确强调了诵经具有功德，例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中说：“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于无量大集会中读诵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便获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殊胜功德。”

       转经文化的形成与诵经文化密切相关，可以说是在后者基础上延伸出的一种新形式，即转动装填经藏或者刻有经咒的转轮，并将其等同于对经咒的诵读，以此获得宗教上的价值认同，也就是佛教所说的功德。

       那么，为什么佛教会发展出“转经”的方式呢？这一点可以追溯至佛教对于“转”“转轮”的认知。首先，古印度文化以及印度佛教对于“转”（vṛt或pra-vṛt）这一词汇的使用都十分常见，《奥义书》中多用此表达在世间流转之人的行为，佛教用此常表达行为、发起行为、转动、流转等义，在汉译佛经中多译作“转”；同时，“轮”（cakra）也是其常用词汇，象征一种不停生死流转的轮回状态，也用以代表神圣的力量；这两个词结合而成的“转轮”是古印度文化中的常用表达，如“转轮王”等，佛教也接受了这样的表达，释迦牟尼在鹿野苑的首次讲法便被称为“初转法轮”。其次，基于印度佛教对于“转轮”的描述与认知，汉藏佛教都赋予“转”“转轮”以特殊的内涵，并且在相关的礼仪制度、宗教器物中有所体现，“绕塔”便是其中一例，而“转轮藏”和“转经筒”更是融合有经典崇拜、转轮、祈福修行等多种佛教思想文化要素的宗教器物。

       二、“转轮藏”与“转经筒”的联系与区别

       转轮藏、转经筒分别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转经文化的主要代表器物，两者之间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本文主要从以下三点进行论述。

       （一）结构和功能。转轮藏多为八角式藏经器物，中心有可旋转的立轴，周边为藏经的书橱，整体器物是开放式的，可拿取经书，亦可推动旋转；其建造目的就是为了在藏经的基础上增加转经的功能，通过转动藏经橱来代替阅览、诵读佛典，以此功德来饶益那些无法博览佛教经典的修行者和信众。转经筒的主体是中空圆筒形柱体，中有可旋转的立轴，筒内可装经咒文本，筒外面多刻画咒语，整体是封闭式的，内藏经咒文本不便取出；其使用目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文献进行专门的说明和讨论，后来根据贡唐仓·贡却丹白仲美（1762—1823）的记述，转经筒可以带来与诵读咒语同样的好处，而当转经筒被风吹动则可以祛除许多罪恶、障碍。

       总而言之，两者结构和功能上各有异同。两者都强调通过转动经典（包括显密典籍）可以获得等同于诵读的功德，但是不同在于转轮藏还具有类似“藏经阁”的功能，转经筒更多强调其在修行实践中的功效，虽然转轮藏在后期的发展中逐步淡化了藏经功能而更多侧重于转经的修行实践，但是其开放式的藏经设计依然使其与将经咒内封其中的转经筒有着明显的差别。

       （二）形成的时间。转轮藏形成的时间较为明确，一般认为是由南朝梁傅大士（497—569）创造，在《释门正统》等多处文献中有此记载，此后各朝代多有建造。国内现存最早的转轮藏为河北正定隆兴寺的宋代转轮藏，此外还遗存有数处宋、明、清时期的转轮藏。转经筒形成的时间并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形成的时间及文化来源众说纷纭。有些学者认为，转经筒是受印度佛教和西藏苯教的影响而产生的器物，根据一些后世的传说将其上溯至龙树、莲花生、玛尔巴等人。但如果依靠较为明确的文献记载，转经筒似乎并没有那么久远的历史，并且很大可能受到了汉传佛教转轮藏的影响。根据谢继胜的研究，现今可见有确凿时间记载的在西藏的转经筒位于16世纪的托林寺，同时在11世纪中叶的宋代，内地就有了与如今的转经筒十分相似的经筒，用以储存佛教典籍。在这一视域下，在汉藏文化交流频繁的数百年间，藏传佛教转经筒的形成很难说没有受到转轮藏的影响。

       河北正定隆兴寺内的转轮藏，建于宋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转轮藏。

       总而言之，从文化来源上看，转轮藏的形成既受印度佛教“转轮”思想的影响，更受汉传佛教重视经藏的文化影响，是佛教在汉地本土化的体现之一；转经筒更是受印度佛教“转轮”、西藏苯教“转山转水”、汉传佛教“转轮藏”等多种信仰的影响，是在多元文化共融中形成的一种西藏本土化的佛教器物。

       （三）传播和影响。转轮藏产生以后，在傅大士生时至晚唐前期的两百来年间，并没有关于转轮藏的文献记载，这至少说明在这一时期转轮藏并不流行，而在唐晚期之后，尤其是在宋代，转轮藏逐步得到了推广，各地寺庙纷纷造此器物，并且留下了很多文献记载。自12世纪后半叶的镰仓时代起，转轮藏开始影响日本佛教，并且日本至今仍保留有自室町时期至明治时期以前的转轮藏近130处。转经筒自从有明确的记载后，逐步成为藏传佛教的重要器物，并且以明显区别于汉传佛教转轮藏的独特审美和宗教意趣获得了广泛传播和发展。清代，由于中央政权对于藏传佛教的推崇，转经筒随着藏传佛教在汉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同时，在喜马拉雅周边地区的藏传佛教信仰空间中，转经筒也十分流行。

       总而言之，转轮藏在汉传佛教史上曾一度非常流行，影响很大，但是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时至今日，它已经消失在寺庙的建筑中，不再作为汉传佛教的重要器物存在。但是，转经筒却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与传播获得了很好的传承，它形制多样，有各种尺寸、样式，总是作为藏传佛教的标志性器物出现在寺庙之中。

       “转轮藏”和“转经筒”是汉藏佛教对于转经文化的不同展现，反映了佛教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发展与变迁，它们既有明确的相似性，又有强烈的差异性，是佛教在文化交流与碰撞中的宝贵结晶，体现了汉藏佛教的本土化特征。

       作者简介：张涵静，女，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国家留学基金委——慕尼黑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佛教哲学、梵文文献。

       原刊于《中国宗教》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