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滇、川、藏交界是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和滇藏经济贸易的交通要塞，历史沉淀深厚，滇西北多次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伴随着一次次民族大碰撞，古代藏族、纳西族、白族、傈僳族、汉族和蒙古族，在此区的统治势力范围均以神川为中轴呈拉锯式动态变化。最后以“中甸、维西和德钦入滇省版图，巴塘、理塘、得荣、乡城等归属四川省，芒康归属西藏”的结果而告终。它深刻表明，中华各民族能够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团结、和睦、强盛的大家庭是经历了多少困苦磨难和付出了多少沉重的代价换来的。同时，数度往复的民族大碰撞，又极大地促使了滇西北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与融合，使这一区域复合多元的民族传统文化变得更加灿烂辉煌。

关键词：滇川藏“三角区”；民族；碰撞；融合

滇川藏三省交界，是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发生过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各民族间的强烈碰撞，又促动着使这一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并迸发出巨大的火花。

一

公元七世纪，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势力开始向中国西南扩张。公元677年前后，吐蕃以金沙江和澜沧江流域为通道，屯集军队于滇西北迪庆地区，并在中甸（即香格里拉）与丽江之间的金沙江上建造了一座宏伟的铁索桥，史称“吐蕃铁桥”，以济军队越过金沙江进入西洱河（洱海）区域，同时也打通了一条吐蕃通姜域（南诏）的茶马古道。于是，姜域诸蛮先后臣服于吐蕃。为了长期立足于西南蛮区和控制西洱河诸蛮，吐蕃在铁桥地区设立了神川都督府和神川十六城。据敦煌吐蕃史古藏文写卷P.T.1287—1288号卷载，第三十六代赞普赤都松赞以神川都督府为据点，指挥千军万马，“征白蛮之赋税，收乌蛮为属民”。龙年（704年）冬，“赞普于赴蛮地主政期间升天”，成为历史上唯一驾崩于滇西北的吐蕃王。同年，赤德祖赞（704—754年）继位，成为第三十七代藏王。“赞普以其高深之谋略与策略下诏，蛮王谓阁罗凤者前来称臣敬礼，赞普遂赐以‘钟’之名号”’。于是，“（吐蕃）地域增长一倍。”“兵精国强为前所未有。”[①]神川都督管辖范围包括了今天的迪庆、丽江地区、兰坪县、剑川县、鹤庆县及四川盐源、会理一带（见《唐代吐蕃神川都督府控制区域示意图》）。正如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所言：“吐蕃仍守浪穹，南诏疆理以邓川为界，设宁北节度于邓川，以其北境止于此也”。

神川都督府管辖着铁桥西城（塔城）、铁桥东城（中甸）、聿赍城（维西）、剑寻城（剑川）、牟郎共城（兰坪）、傍弥潜城（弥沙）、三探览城（丽江）、大婆城（鹤庆）、小婆城（宁蒗）、松外城（永胜）和昆明城（盐源）、会川（会理）等。分屯于铁桥十六城的居民主要有吐蕃、乌蛮（磨些蛮、施蛮、顺蛮）、白蛮（弄栋蛮）和汉裳蛮（汉人）等古代民族，计16万左右。而最主要的乌蛮之磨些蛮就成为后来纳西族的先民，施蛮、顺蛮成为傈僳族的先民[②]。

据史料记载，在吐蕃势力进入西南地区以前，滇西北金沙江流域已被磨些蛮所占据[③]。唐代樊绰《云南志》载：“磨（些）蛮，亦乌蛮种类也。铁桥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池等川，皆其所居之地。土多牛羊，一家即有羊群。终身不洗手面，男女皆披羊皮。俗好饮酒歌舞。此等本姚州部落百姓也。南诏既袭破铁桥及昆池等诸城，凡虏获万户，尽分隶昆川左右”[④]。说明唐贞元年间居住于神川都督辖区的磨些蛮上万户约4万人左右，占此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唐仪凤二年前后，磨些蛮开始与吐蕃潜通，并率先臣服于吐蕃。

吐蕃与南诏交好时期，神川铁桥区域是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交往最繁华的区域之一，“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⑤]各民族频繁交往，极大地促进了本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增进了滇藏人民的友好关系。如同松赞干布迎取唐朝文成公主那样，藏王赤德祖赞也迎取了一位名叫姜摩赤尊的南诏公主，并生有一子叫姜察拉本。如汉藏史集载：“赤德祖赞王迎娶南诏妃赤尊为妻，生下了一个相貌出众的王子，起名为绛察拉本。因吐蕃境内没有能给绛察拉本王子当妻子的女子，所以派人到汉地迎娶唐睿宗的女儿金城公主。”[⑥]迪庆藏区至今还流传美丽的“甲萨公主”经尼西、奔子栏入藏的动人故事。 

二

常言道“合久必分”，在唐朝的支持下，公元794年元月，南诏王异牟寻用计捣毁了铁桥东、西两城，并斩断铁桥，以绝吐蕃通蛮之路。至三月份，神川据点十六城全部被南诏收服，并迁本区蛮蕃和汉人于云南东北诸川。如《云南志》载：“贞元十年，南诏蒙异牟寻用军破东西两城，斩断铁桥，大笼官已下投水死者以万计。今西城南诏置兵守御，东城自神川以来，半为散地”[⑦]

《元一统志》“丽江路”条载：“南诏衰后，大理亦莫能有其地，有磨些蛮蒙醋醋为酋长袭据之，至三十九世孙和牒、和字、和失”。“通安州”条载：“州治三赕……其民本濮繲蛮，后磨些叶古乍（叶古年）舒匿赤侵夺其地，世袭据有三赕，至二十四孙麦兀”。“临西县”条载：“临西县，磨些蛮罗裒间之地”。《元史》也载：“永宁州……磨些蛮祖泥月乌逐出吐蕃遂居此赕”。 这说明，进入宋代以后，滇西北磨些蛮聚居区也象吐蕃广大地区一样，种族分散，各有酋首。正如李京《云南志略》所述：“磨些蛮在大理北……依山附险，酋寨星列，不相统摄”。三赕有叶古年家族，罗波九赕（巨甸）有蒙醋醋家族，楼头赕（永宁）有泥月乌，维西有罗裒间。其中，以蒙醋醋和叶古年两大家族的部落势力较大。

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军分三路征大理，西路军由兀良合台率领从中甸济革囊渡金沙江进入云南，东路军由抄合也只烈率领从四川渡口一带入云南，中路军则由忽必烈率领从宁浪一带进入云南。如《元史·本纪》载：“九月壬寅，师次忒剌，分三道以进。中路军大将兀良合台带领西道兵，由宴当（小中甸）路；诸王抄合也只烈帅东道兵，由白蛮；帝由中道……至金沙江，乘革囊及木伐以渡”。金沙江沿线，众多的磨些蛮，有的迎降，有的抗击。叶古年家族阿良及蒙醋醋后裔和牒与和失均率众投靠蒙古军队而得到兀良合台的扶持。九年后，蒙醋醋后裔反叛，阿良在蒙军支持下率军攻下石鼓和巨甸。

阿良任茶罕章管民官后，叶古年家族（明代起称木氏土司）势力则越来越大，成为整个磨些蛮的首领[⑧]。公元1285年置丽江路宣抚司，统领北胜府（永胜）及顺州、宝山州、兰州（今兰坪）、巨津州（巨甸）、永宁州、蒗蕖州（宁蒗）和通安州（丽江坝）七个州，并在罗裒间之地置临西县（今维西县），隶属巨津州。（见《元代纳西族与藏族交界区略图》）

元代，忽必烈封西藏萨迦派八思巴为国师，领宣政院，“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见《元史》）。宣政院下设三个管辖区：一是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二是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三是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所辖之地是朵康六岗，今德钦县属于玛康岗招讨使司万户府的治辖之地，处于绷波岗的中甸藏区也置有管军的招讨使和管民的百姓达鲁花赤[⑨]。

三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朝将领傅友德率军征云南，次年春攻克大理及滇西北地区，原来受元朝册封的丽江宣抚司副使阿得率磨些蛮归顺。傅将军奏闻，钦赐阿得“木”姓，改丽江宣抚司为丽江府，管辖通安州、宝山州、兰州、巨津州和临西县等[⑩]。于是明皇帝朱元璋令木氏土司守石门以绝西域，守铁桥以断吐蕃[11]。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大，木氏土司发动了向北部藏区扩充势力的战争，攻克并统治了你那、照可、中甸、鼠罗、巴托、香水等六大区域。（见《明代丽江木氏木土司向北扩张势力后统治区域略图》）

在统治区域，木氏土司强迫奴隶开采矿山，开荒种地，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同时，又移民屯殖、修建寨堡、道路、桥梁，并凭借自己雄厚的经济资本、政治势力和与康藏噶玛巴教的亲密关系，发展滇藏的经济贸易，不仅加速了滇、康、藏交界区域生产力的发展，也极大的促进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为了能立足于藏区，木氏土司采用了“以其俗而柔其人”的战略方针，与藏传佛教各教派结成政教联盟。公元1516年，木定土司向八世黑帽系活佛表示要在其统治区建噶举派寺院寺庙百座，每年选送500名童子剃度为僧。至17世纪木增土司时期，滇、川、藏三角区已建有噶举派寺院、寺庙和静室150多个。1614年木增土司又迎请噶举派大活佛到中甸县小中甸康司寺完成了丽江版大藏经《甘珠尔》的编纂、刊刻工作。次年，他让位于长子木懿，并引退为僧，专心佛事。由于木增在康区对藏传佛教的宏扬作出了很大贡献，被本区藏族农牧民尊称为姜杰布·孙诺饶丹，噶举派的高僧还专门为其写了《姜杰布·孙诺饶丹传》以传后世。明代在中甸，木氏土司下令建造的著名的建筑除了小中甸木天王府外，还修建了大批白教寺庙，诸如大宝寺、衮钦寺、百鸡寺、哈匹寺、格咱寺和纳格拉寺等，在碧塔海湖心小岛上还修建了木天王兼作避暑的噶举派寺院（寺院的边墙石脚、路面石板和琉璃碎瓦至今残留其上）[12][13]。最著名的寺院为纳帕海西北角措布拉卡山坡上的衮钦寺，也称嘉夏寺和丽江寺。寺内铸有三丈六尺高铜佛巨像一尊（传说当寺毁后为搬此铜像而动用了十八头壮犏牛拉仍无能为力）和可容纳十二人的铜鼎一对（其中一只在文革前摆设于松赞林寺天井）[14]。徐霞客曾“求往中甸，观所铸三丈六铜像。”但因木氏以“路多盗，不可行”相劝而未能如愿（见《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

四

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云南吴三桂等起兵反清，以中甸嘉夏寺为首的迪庆藏区（包括德钦红坡寺、德钦寺和奔子栏冲冲寺等）的僧侣和木瓜头人在木氏土司支持下，借吴三桂之声势挑起战乱。康熙皇帝遣使叩见五世达赖，要西藏出兵讨伐，达赖喇嘛派蒙番兵进迪庆腹地平息了叛乱，稳定了西南藏区的政治局势。康熙十四年，达赖喇嘛报知皇上：“吴三桂曾取结打木（大中甸）、杨打木（小中甸）二城，今已发兵攻取，防守沿边”。五世达赖奏请康熙皇帝恩准，于公元1679年，在中甸建起了著名的噶丹·松赞林寺（又名归化寺）。如中甸藏文档案《钦命总管西藏等地方黄教喇嘛第穆胡呼图克图谕》载：“奉康熙圣主谕旨，命五代达赖喇嘛凡西藏所管各处多添设黄教，中甸地方于已未年（康熙十八年）建立归化寺，安设黄教喇嘛一千二百有零，早晚诵念万寿无疆经文，替地方百姓祈祷穰灾，求五谷丰登”。于是，木氏土司及其亲信在滇、川、藏三角区的统治历史从此结束。

雍正元年（1723年），蒙古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搞分裂，在青海发动了反清叛乱，波及迪庆藏区。清政府遣兵讨伐，早已企盼着摆脱青海蒙古和硕特部沉重苛捐杂税的滇西北以藏族为主的各族百姓欢欣鼓舞，夹道迎接清军的到来，拥戴政府反分裂的行动。

雍正四年，川陕总督岳中琪上奏朝政：“巴塘系打箭炉之门户，久入川省版图；至中甸贴近滇省，久入滇省版图。附近中甸之奔杂拉、祁宗、喇普、维西等处，虽系巴塘所属之地，向归西川，而其界紧接滇省讯防，与川省之里塘、打箭炉彼此犄角，足以各收臂指，控制悉民矣”（ 见《世宗实录》卷四十三）。

雍正五年，云南、四川组成委员会勘疆界，以红石崖等处为分址，中甸、维西和德钦正式列入滇省版图归云南省管辖，而巴塘、理塘、得荣、乡城、稻城等归属四川省，芒康（含盐井）归属西藏（见《滇云历年传》卷十二）。（见《清代滇川藏交界示意略图》）

综上所述：

（一）滇、川、藏交界三角区，从唐代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和滇藏茶马古道的要塞，因此，历史沉淀丰厚，滇西北历史上最重大的精彩事件几乎都发生在这里。唐代吐蕃时期，这里是吐蕃、南诏和唐朝关注的焦点，吐蕃收乌蛮于治下，并在此建立神川都督府，建造了世界建桥史上最早的神川铁桥，与南诏通商互市，使这里成为滇西北最繁华的区域和吐蕃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军政重地；宋末蒙古忽必烈西路大军经中甸在石鼓至其宗一线革囊渡金沙江入云南；明代，丽江木氏土司向北部藏区扩充势力，管辖范围直达芒康、巴塘和理塘。在这些大碰撞过程中，古代藏族、纳西族、白族、傈僳族以及汉族和蒙古族，在此区的势力范围均以神川（维西腊普河谷至长江第一湾的金沙江河谷）为中轴，呈拉锯式的动态变化。最后以“中甸、维西和德钦入滇省版图，巴塘、理塘、得荣、乡城、稻城等归属四川省，芒康（含盐井）归属西藏”的结果而告终。这说明，中华各民族能够成为今天这样团结和睦的大家庭是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的考验和付出了多少沉重的代价换来的。

（二）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滇西北“三江并流”区，不仅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也是民族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呈南北走向的横断山和并行的三江河谷，正好为古代南北各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大碰撞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而历史上数度往复的民族大碰撞，又极大地促使了藏族、纳西族、傈僳族、汉族和白族等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融合，使滇、川、藏交界各民族血脉相通，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各民族不同的文化交融，又不断为这一区域复合的多元文化增添着新的内容和色彩。

（三）千百年来，横断山的南北各民族在迁徙交流过程中，又有多种民族能留居于迪庆和丽江，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本区的立体环境，这种垂直异质的自然条件为具有不同生活习俗、适应于不同气候带生存的各少数民族提供了不同的生存天地——藏族，主要分布在这一区域的北部高寒坝区和山区，纳西族和白族主要分布在这一区域南部河谷区，傈僳和彝族多分布在南部山区和半山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活方式、语言文字和房屋建筑均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民族分布的立体性也便导致了人文资源分配的立体性，这就使得本区成为研究少数民族多元文化最有价值的“百国之乡”。到迪庆、丽江的游客说：“在山脚尝到了纳西族和白族姐妹亲手做的丰盛的菜肴，在山腰喝到了傈僳族和彝族兄弟甘美的水酒，最令人难忘的还有居住在高寒地区藏族同胞的青稞酒和酥油茶”。这便是对这一区域立体民俗风情的生动写照。这里有藏文、汉文、纳西象形文字和傈僳文，有苯教、藏传佛教、东巴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多种宗教流传和共存。其中，以“天人合一”与“适度”思想为主的迪庆藏族传统文化和纳西族东巴文化大放光彩，使人们感到魅力无穷。正是这种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多样性，使以迪庆为中心的滇、川、藏交界三江并流区成为世人向往的“香格里拉”。

标注：

[①] 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笔征》。

[②] 尤中.云南民族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176~178

[③] 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四川：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1~3

[④] 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38~39

[⑤] 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70~71

[⑥]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94~95

[⑦] 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54~55

[⑧] 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三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89~91

[⑨] 苏郎甲楚.元代在中甸设治浅谈.东宝·仲巴.苏郎甲楚藏学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11~13

[⑩] 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五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537~538

[11]《明史》卷314，列传第202，《云南土司列传二·丽江列传》。

[12] 冯智.明至清初滇藏政教关系管窥.东宝·仲巴.云南藏学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169~182

[13] 吴自修：光绪十年《新修中甸志书稿本》。

[14] 西洛嘉初.寻找徐霞客未能看到的大铜佛.载《中甸县志通讯》1987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