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藏族电影在不同历史阶段以多元叙事机制展现国家意识形态，以时代影像记录藏民族发展与变革，经历了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79 年改革开放前政治话语下的“他者”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构建、改革开放后叙事者的转型与藏文化多元表达、藏族电影原生态叙事转向与藏文化的“新”阐释三个主要阶段，而叙事机制和文化表达与这一时期的“叙事者”联系紧密。本文基于叙事机制视角对当代藏族电影梳理与分析，揭示“叙事者”与民族文化视听表达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阐释民族电影特有的叙事模式。

关键词：藏族电影; 文化视点变迁; 叙事者; 原生态叙事; “大影像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藏羌彝走廊多民族创世神话的流变与传播研究”( 项目编号: 20CZW058) 阶段性成果。

三、藏族电影原生态叙事的转向与藏文化的“新”阐释(2005年以后)

新世纪的技术进步引发互联网、新媒体飞速成长，为文化多元化发展和开放储备了必要条件;我国电影教育和电影产业的进步与繁荣，为电影创作的多元提供了大批新生代人才和营造了良好的电影生态环境; 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以及社会秩序、公共话语环境的重构等再一次导致文化语境的变迁。社会发展、生活节奏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实现越来越快，加速着国内外文化的对话频率，迫使文化产业不断找寻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向。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电影作为民族文化传播、记录和表达的载体之一显得尤为重要，国家对少数民族电影的支持力度也逐步加大，民族身份认同和凸显成为这一时期藏族电影的整体特征之一。此外，不同文化的碰撞对文化的含义重新解构和定义，众多影片中也出现了对藏文化的思考和全“新”阐释。

(一) 基于“大影像师”概念下的叙事机制转变

安德烈和弗朗索瓦将“大影像师”称为“暗隐叙述者”，即前文所述之“初级叙述者”，并阐释道:“无论哪种情况，即使观众没有感觉到陈述，即使他在心理上忘却了电影语言特有的方法，他也会被提醒在他‘信其言’的这一言语叙述者( 明现的、内虚构世界的和视觉化的) 之上或边上，存在一个影片的大影像师( 暗隐的、外虚构世界的和不可见的) ，是‘他’操作整个视听网。”［7］61“大影像师”是电影幕后操纵者，悄无声息地作用于电影叙事。从视觉化明现叙事到暗隐叙事，从视听感知到叙事意识认知，是对电影深入解读的两条路径，对叙事机制的掌握主要是对“大影像师”的解读。网络技术加速了“地球村”的实现，为了紧跟经济全球化脚步，我国在各个领域进行了大跨步改革，电影产业亦位列其中。网络空间打破了人们长期以来的传统媒介互动和文化传播方式，信息交互亦成为极其便捷的传播手段，而且虚拟空间的自由程度激发出更多的文化思想火花。换言之，这一时期的文化语境进一步消除桎梏，为电影创作提供了更具活力的土壤。此外，受全球经济化的影响，我国逐步引进国外电影，中国电影所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国务院亦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国产电影; 国家崛起，文化外交频繁而复杂，民族文化发展与我国文化政策以及国际交流联系紧密，是中华文化建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新世纪之后藏族电影呈现出对民族文化深入表达和民族身份认同的特征。再者，受益于我国电影教育的快速发展，这一时期有大批藏族电影创作者进入电影产业，不同于汉族导演，他们对于本民族的文化、思维、心理更加了解，创作者民族身份的转变为藏族电影发展带来了历史性变革，迎来了藏族电影的“新浪潮”。国家宏观、文化语境、商业模式等各个层面均聚焦于社会发展，从而对电影创作者造成思维、思想和自身文化养成的转变，而影像符码仅是外在表征，其叙事机制实由“大影像师”掌控。

(二) 原生态叙事分析

纵观1949年以来藏族电影的叙事变革，历经了“十七年”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初期等不同阶段，至新世纪开始逐渐走上文化表达的复归之路。21世纪初，“原生态”作为一个热门词被应用于民俗艺术领域，后来被引进整个文化艺术领域，原生态一词始于对工业文明的反思，由“原始性、原发性、原生性文化，民间、民族原生文化以及未被现代文明或文明社会所发现开发的文化资源等”［11］多元构成，其文化范畴以原始、质朴、本真为核心意旨。由此观之，在以市场为导向、主流政治话语淡化的新世纪初期，对于民族电影来说，汉族导演是对民族文化的“他者”叙事，而具有“本真”的民族身份的导演创作和本民族演员参演的才可谓之“原生态”民族电影。自2005年起出现了大量以藏族创作者为叙事者的藏族电影，他们的创作并非只是简单的藏族文化呈现、空间书写和形象塑造，而是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灵魂、准确捕捉民族文化精神，通过视觉意象上升为原型意象为受众打造“真实”的民族叙事框架。

首先，“原生态”的叙事机制。不同于大众电影，新时期藏族电影以“原生态”藏文化为叙事内核，从生活到精神世界，均进行原生态展示和观照，使电影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影片的新奇和陌生，而视听化的外在表现则更具藏族特色。《静静的嘛尼石》充分表现了当下藏族的生活图景，以及触碰现代产物和流行文化的内心世界。万玛才旦作为中国第一部藏族人编导影片的导演，以其作为本民族的独特视角、以本真的视听手法再现了藏族地区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内心变化。他的第二部影片《寻找智美更登》以寻找八大藏戏之一《智美更登》演员为明线，通过“在路上”以不同视角呈现藏族生活的“原生态”景观、寻找智美更登所体现的宗教核心，即慈悲、宽容和爱为暗线，表现藏文化的深厚、宽容、真挚。除了故事的内核表达是藏族“原生态”的文化思想和内心世界外，外在的故事空间、人物等视觉化信息均反映了生活真实的藏族民俗，既包含藏族电影中都会呈现的寺庙、喇嘛僧人、藏袍等经典藏族元素，更重要的是展示了当下这个时代藏族人的生活状态，用视觉符号还原了传统、现代、真实的藏族地区和藏文化。其次，“原生态”的基本叙事模式。图像符码是当下文化传播、表情达意的主要方式和手段，电影则是整合、重构了一系列图像和声音语言，并以此为媒介进行的视觉修辞传播。图像符号不同于语言符号，两者的认知差异在于“图像在与受众的心理互动中更具‘意义生产者’的劝服力量”［6］195。藏族电影中，创作者将其文化“意义”隐藏在所构建的视听符码体系中，以此构造观众内心深处对藏文化的意象，视觉符号以藏族电影视听的新奇和陌生为吸引观众的表象，通过叙事整体植入藏文化的象征意义和创作者的“劝服”意义。如《静静的嘛尼石》中的藏传佛教寺院、桑烟、活佛，《寻找智美更登》中的藏戏，《撞死了一只羊》中的超度仪式，《转山》中生死之际出现的经幡，《五彩神箭》中的神箭，《冈仁波齐》中的“磕长头”、诵经仪式等视觉所表现的图腾符码、仪式符码、身体符码等，无不进行藏文化意象的认同建构和心理生产。此外，作为故事人物的次级叙述者，“原生态”民族电影一般会采用本民族的职业与非职业演员，将本民族的质朴和纯真表达得淋漓尽致、自然流露。《冈仁波齐》中的主要人物均是人物原型，甚至连名字都是真名，他们并没有“演”，那就是生活本真。虽然导演称该片不是纪录片，但这种打破真实与虚构壁垒的纪实表现手法是藏族电影中“原生态”叙事的主要特征之一，亦有影视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因子。

(三) 现代文化语境下对藏文化的表达与阐释

新世纪藏族电影整体表现出“原生态”民族电影的创作特征，在当下快节奏、浮躁的现代生活中，藏族电影作为一股“清流”浸润着观众心灵，以原生态、质朴、自然、本真的艺术表现力博得观众青睐。藏文化蕴含在安静的叙事中，以平实、洁净、简单的影视符码对其视听化、具象化，圣洁神秘的雪山、一望无际的草原、神兽牦牛、圣湖、经幡等出现在叙事空间中隐喻藏文化所指，电影创作者尽力以明显的空间叙事呈现藏文化内涵。不同于早期藏族电影，新世纪藏族电影多以身体叙事和仪式符号营造藏文化景观，以挖掘藏文化魅力为主旨，搭建符号景观完成对藏文化的复魅，创作者将自身对藏文化的阐释隐喻在电影的视觉修辞中进行表达。《转山》中为完成对“信仰”“信念”的诠释，将身体置于“路上”，进而完成对心灵的洗礼; 《唐卡》中雪顿节的晒佛仪式; 《天脊》中的珠穆朗玛神山……所形成的视觉冲击与意义内涵，给予现代社会的信息爆炸、极速物质化的生命个体所寻找的灵魂“净土”，哪怕只是片刻，亦足以洗涤灵魂，并重新引发思考。由此观之，藏文化视觉化和富有修辞隐喻的图像在现代文化语境下得到了本真诠释。

四、结论与讨论: 藏族电影的叙述与讲述和藏族文化的表达与表征

透过对当代藏族电影叙事机制演进的分析，随着宏观层面文化语境意义机制的不断转向，叙事者身份突破了单一的政治历史的宏大叙述，逐渐演变为以藏族文化为内涵的电影视听符号的自我讲述。狭义语言学中的陈述是指“说话者存在于其陈述句中的语言学痕迹”［12］，将说话者在语言中的主观性表露无疑。同理，在政治话语“他者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所构建的藏族电影中，“他者”痕迹异常明显，虽然是基于视听语言的故事讲述，但更是作为一种特殊语境之下的认知图像对政治话语的叙述机制，而叙述话语则产生于隐匿在故事背后的政治他者。电影符码对于意象的表达和呈现趋于陈述，人们对电影感知和符码的解读趋于同一。“大影像师”构造的转向与综合促使藏族电影从叙述到讲述的变革，观众从单一故事所营造的叙事机制中逐渐脱离。此外，文化语境所带来的变革覆盖了社会的微观到宏观的各个层面，观众与电影创作均随时代发生转向。藏族电影的讲述与受众的解读产生编码与解码的双重偶然性，因此，藏族电影的叙事机制又产生了单一转向多元的变革，而电影本体与受众的解读亦随之由叙述向讲述转向，摆脱了单一的认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因人而异，不同的观众完成对视听符号的不同解码。另外，隐含在藏族电影中的藏族文化随电影叙事者的变革和由叙述到讲述的转变，发生了由表达到表征的转向，受众对文化符码的综合输入根据自身的认知经验进行多元加工，相较于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藏族电影而言更为深入。“大影像师”的创作意图植入其中，加强并加深了故事讲述所产生的时间和空间维度的意义延展，而受众所获取的视听符码仅仅起到指示作用。

叙事机制是语言、图像等多种符码在叙事维度的核心，叙事者作为故事讲述主体，是引导观众更好地“看故事”“解读故事”，并解读隐含在故事中“大影像师”的中心意图。本文仅立足于叙事者的角度对现代中国藏族电影叙事机制进行挖掘，同时揭示了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语境之下藏族电影对藏族文化的表达。不足之处是对叙事机制中的其他元素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如叙事者的成长与叙事语境的形成、电影叙事的时空属性等因素是如何作用于藏族电影，这既涉及叙事学研究的问题，也涉及电影理论问题，因此，对藏族电影的叙事研究有待进一步挖掘，且综合文化、艺术、语境等多个元素所进行的分析，恰恰是后续研究的努力方向。（注释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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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电影文学》 2022年第10期

作者简介： 坚斌 ，男，甘肃天水人，博士，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视觉传播、民族文化传播; 张翼，男，甘肃兰州人，博士，兰州财经大学商务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媒体环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