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曾晓鸿
摘要 ：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各民族以传统宗教与民族习俗为本，做出了尊重自然、与万物和谐共处的生态选择，从而形成了富有宗教性与民族性的青藏高原生态文化。青藏高原的雄浑壮美既是当代青海各民族作家创作血脉中的审美意蕴，也是他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叙写主体。他们的文本叙事中呈现着对高原生态的自然描述与理性思考，浸润着青藏高原生态文化的多重内涵。同时，也彰显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特质。
关键词： 青藏高原生态文化；当代青海多民族文学；文本叙事
青藏高原这片圣洁的雪域之地，自然面貌与人文景观彼此和谐、相互依存地组合为一体，繁衍生息于此的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中世代创造并传承的生态观、哲学观、道德观、审美观和价值观等物质和精神文化体系，构成了他们尊重自然规律的生态选择，确立了其发展的文化维度。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承载者、记录者和传播者。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自古以来多民族杂居的历史，使得当代青海多民族文学蕴含着丰富独特的生态文化内涵。作家们通过文本，叙写了人与自然、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主张人类对自然敬畏珍爱、与万物和谐共生、对生命尊重珍惜。这种富有宗教性与民族性的青藏高原生态文化观，是当代青海多民族文学所呈现的一个重要面向。
一、敬畏珍爱自然的生态观念
生态学认为，“人对自然界有依存性，各种生命现象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必须使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并协同发展。”[1]居住在青藏高原的各民族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以及自然资源的稀缺，使得他们对赖以生存的环境有着本能的敬畏和珍爱，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崇尚自然、敬畏自然和珍爱自然的生态意识，这种生态观的形成既与青藏高原特殊的生态环境有关，也与民族传统和宗教文化有关。
藏民族的原始宗教苯教认为：“世界由自然万物构成，没有自然万物的丰富性就没有世界的多样性；自然是相依相连、整体的统一；人作为自然界的一员，应敬畏、善待和关爱自然。”[2]因而，人们崇尚山林、天上、水泽的各种神鬼精灵和自然物，逐渐形成了以“万物有灵论”为主的原始生态观。公元7世纪中叶，佛教从印度传入雪域大地并逐渐成为藏民族的核心思想理论。在佛苯融合的过程中，佛教吸收、改造和充实了苯教中的自然观以及对自然的祭祀仪式，形成了富有浓厚宗教意识的藏民族生态文化，使藏民族对自然的崇拜和珍爱具有了神圣的宗教含义。“自然”在藏文化中不仅具有自然生命的特征，而且具有精神特性和生存意志，并多以神灵的形式出现。“那些神话传说和佛教大师的故事，将貌似简朴的山、水渲染得五光十色，勾画出了圣山圣湖的神秘面孔。从而受到人们的重视、崇拜，如同崇拜佛教圣地一样，视为有莫大的功德。”[3]这种宗教生态世界观成为青藏高原生态文化的主体内容，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生活在高原上的其他民族。因此，在当代青海文学中，各民族作家笔下的自然都是具有神性的自然。正如藏族女作家梅卓所说：“我们——藏民族的土著文化是能够听懂并恭敬地聆听大自然生命信息的各种语言。我们懂得生命等于生命；我们用心能够看到看不到的生命；我们明白所有生命是母与子的关系。”[4]
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首先表现在各民族作家笔下的神山圣水当中。藏族先民认为神山是众神游历之地，净洁寂静，鸟兽众多，草木丰盛，人烟稀少。在他们的意识里，草和森林是山的皮毛，岩石是山的骨骼，水是山的血脉。对此，梅卓说：“我们在‘雪山丛林’之中讲述着生命的神话，‘雪山的海洋’造就了我们的神山文化。我们对大山的敬畏、我们对大山的祭拜，我们与众多神山间的人格化的交流，是生命信息互动的交流。我们的山神往往是一位全副武装的勇士形象，表现了大自然不可战胜的威严与雄壮……。”[5]为了表达对山神的敬畏，藏民族通常以放“隆达”（图片）、煨桑、插旗杆、转山等仪式祭祀山神。他们在山顶或山口建立“拉则”（神宫），将刻有经文的石块堆放在一起，并在其上插满经幡，以定期祭祀的形式表达对山神的敬仰之情。“随风飘扬的经旗、堆积的玛尼石刻、满地的‘风马’纸片、朝圣者卑躬的身影和诵经声，营造出一个庄严、神秘又令人激动的山间圣境。”[6]他们认为，朝拜神山可以在生死轮回中免遭坠入地狱之苦，可以洗清一生的罪孽，甚至来世成佛。因此，转山成为了藏民族文化风俗中一个主要形式，在他们看来，“转山是一种修行，是一种积福德资粮的行为，依此止恶行善，超越自我。”[7]
伴随圣山朝拜的还有圣湖朝拜，据说神山代表男性，圣湖代表女性。青藏高原最著名的圣湖有青海湖、羊卓雍错、玛旁雍错和纳木错等。在民间传说中，这些圣湖都以女性化身出现，是孕育生命之神。因此，在当代青海文学的文本叙事中这些圣湖大都呈现出圣洁美丽的审美特质。梅卓笔下的玛旁雍错湖神圣而端庄：“成千上万只黄鸭、白鹅在湖面飞翔，微风吹拂，送来它们清凉的歌声，午后的阳光倾泻在湖水中，反射出星星点点的光斑，那么耀眼，水色在阳光下变幻莫测，一会儿青绿、一会儿深蓝，岸畔茂密的冬草也变成了金色，天空依然那么蓝，远远飘着几朵白云，仿佛远道而来的问候，北岸的冈仁波切雪峰，南岸的那木那尼雪峰，在碧绿幽蓝的湖面投射下高贵的身影，这是怎样一幅瑰丽的画面，难怪她是藏区神圣的湖泊之一。”[8]被藏民族称为“措温波”的美丽的青海湖，也是佛教徒心中的圣湖，它“浩淼广阔，其深莫测，犹如青青的蓝天，炫耀着人们的心意与目光”。这片湛蓝美丽的湖水因“是龙王菩萨的居住地，众成就者静修之圣地”[9]而备受人们的尊崇和敬畏。在作家眼中，“青海湖不仅仅是博大和美丽的，她更是神圣的。几乎同所有青藏高原上神奇的湖泊一样，人们赋予青海湖以女神的崇高形象，人们热爱她，敬仰她，崇拜她。”[10]受高原民族“人文—自然”生态观的影响，青藏高原美丽的神山和圣水成为了当代青海各民族作家反复赞美和吟唱的对象。高大雄伟的巴颜喀拉雪山、巍峨耸立的昆仑山、蜿蜒流淌的江河湖泊，无不在他们笔下呈现出富有宗教色彩的神奇与瑰丽。
藏传佛教文化中对神山圣水的崇拜并不是指某一具体的自然物质具有神性，而是认为生存的整个自然空间都是神圣之地，对自然的崇拜是对整个生存环境的崇拜，这是青藏高原生态文化中自然崇拜的一个重要内涵。因此，生活在高原上的各民族不但对神山圣水充满了敬畏，对牲畜赖以生存的草原更是倍加珍爱。千百年来，游牧民族严格遵循不能触动草原的禁忌，按照自然规律有限度地使用草场，绝不随意挖掘毁坏草场。因而，对那些有着草原生活体验与审美经验的当代青海作家而言，草原的辽阔浩大与朴素静美既是融入他们创作血脉中的审美意蕴，也是他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书写。因而，尤其在那些生于草原长于草原的作家笔下，辽阔静美的草原更是他们生态整体观的叙写对象。
作为草原牧人的后代，藏族女作家才登对草原的感情深沉而炽烈，叙写家乡美丽而多情的草原是她诗文创作的主旋律。她的第一部诗集就名为《我从草原来》。纵观才登的诗和散文，几乎篇篇都是对草原的深情表白，每一篇饱含深情的诗文无不显示出作者深厚的草原情结。草原的柔美和俊秀总是撩拨起作者无尽的思绪，“吻着草原的额头/企图化解千年的冰雪/绽放的雪莲/如藏女美丽的面颊/总是让我因它/而一醉方休”（《回望草原》）。草原在她的眼里总是充满了无穷的魅力，“家居山下、屋靠山坡，牧草肥美、野兔欢跳，偶尔还能听到牧女委婉的歌声，目睹一马双跨的恋人。这清风细雨、绿水青山、这匹把我驮出大山的铁青马，都是我在异乡的睡梦里千百回重放的镜头，如今这一切都在我的眼前，我恨不得俯下身体去拥抱它，亲吻它。”（《我从草原来》）“家在牧场/一线蔚蓝的天空下/雪山怀抱草原/草原怀抱牧场/牧场怀抱帐篷/于是，世界的孤寂/瞬间聚拢在这里。”（《家在牧场》）美丽多姿的草原在一年四季中呈现不同的色彩，草原上的植物、动物、蓝天、白云不仅是才登的审美对象和审美客体，而且成为诗人草原上感应交流的对象，“我将安静地聆听青草中的鸟鸣和着习习的清风/以及地表下潜流的溪水，无声地穿过岁月黑白的夹缝”（《梦想与光荣》）[11]。在诗人马非眼中，草原与他融为了一体，“当你独自置身湖畔草原/向青草更青处走去/你就走进了宇宙/……你可以是一棵草/……你不再是万物的统治者/只是它们之中的一员/你们都是一个家庭的孩子”（《青海湖》）[12]。他们热爱自然，感应自然，而且把自然万物与自己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一种生态之美。
从当代青海各民族作家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看到了他们对自然世界的亲情关怀和敬畏。因为在青藏高原这块神圣的土地上，在以自然崇拜、万物有灵为核心的原始宗教下生成的对神山圣湖的顶礼膜拜，以及将自然山水和动植物人格化了的美丽而神秘的传说，使大自然成为了一个与人平等甚至被人仰视的独立的生命存在，崇尚、敬畏和珍爱自然的宗教哲思已然构成了高原地区一道亘古不变的文化景观和独特的文学表现。因此，在当代青海各民族作家的文本叙事中不同程度地呈现着丰富而独特的生态观。而这种对神山圣水及自然万物崇拜和敬畏的宗教生态观无疑对高原的生态环境起到了极大的保护作用，因而使青藏高原成为了一片圣洁之地。
二、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
生活在高原上的各民族对自己的生存空间有着理性的认识，并通过宗教的方式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宇宙观——社会是由自然与社会、文化构成的统一的复合生态系统。高原上存在着丰富的生态链，这些不同种类的生物存在着互相依存的关系，构成生命的网络。青藏高原的生态文化就是把人类的生命融入到生态链中，灵性激活自己的生命和审美。在他们的空间意识中，人、神和自然构成了共同的居住地域，生活于此的一切生物，在神灵面前都是平等的。它们在长期的演化发展中形成了互为因果、相互依存和共生共存的密切关系。藏传佛教认为，包括动植物在内的有情众生“皆为我母”。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青藏高原游牧民族形成了与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在高原牧人的生活中，马、牛、羊、狗成为了生活的依靠，人畜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不仅常将牛、马、羊等家畜在其暮年时放生，而且不大肆猎杀野生动物，这既是从宗教的意义上来保护一切生物，也从生态系统上保存了生物的多样性，维护了自然环境和生态的平衡发展。因而，在高原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无论是在现世生活中，还是在来世生活中，人与动物总是相互依存、同居一处。这种人与动物、家畜和野兽之间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动物观，也表现在当代青海多民族文学的文本叙事当中。
表现牧民与生活中的动物和谐相处最典型的作品当属汉族作家杨志军的《藏獒》。这位曾经在青藏高原学习、工作并在青藏文坛具有独特地位的作家，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表现出了充满哲理的叙事风格。他以饱含激情的笔触形象而成功地勾勒了冈日森格、那日、虎头这些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忠诚藏獒的形象。小说简朴而不失诗性的韵致，简约而不失历史的厚重。作者通过文中人物形象与藏獒形象相得益彰的成功塑造，彰显了一种宗教情怀下人畜共处的生态理念和人性的维度。《藏獒》所表现的生态参与主题，是作者对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与自然、与动物相处关系的深度思考，也是作家生态意识的文学化表达，即关爱动物就是关爱我们自己，唯有如此，人类才不会成为地球上孤独的栖居者。正如小说的结尾，作者深情地叙说：“它们果然来了，在父亲的梦境里，它们裹挟一路风尘，以无比轻灵的生命姿态，带来了草原和雪山的气息。那种高贵典雅、沉稳威严的藏獒仪表，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藏獒风格，那种大义凛然、勇敢忠诚的藏獒精神，在那片你只要望一眼就会终身魂牵梦萦的有血有肉的草原上，变成了激荡的风、伤逝的水，远远地去了，又隐隐地来了。永远都是这样，生活，当你经历着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属于你了。父亲的藏獒，就这样，成了我们永恒的梦念。”[13]杨志军通过这部动物题材的小说表现出的历史反思与人性反思、环保意识与民族和谐以及人类的暴力与欲望、游牧人民的民族心态和宗教信仰等等，都是青藏高原生态文化在其作品中的形象化诠释与体现。
蒙古族作家察森敖拉多年来一直以孩童的视角来观察自然、体认社会，将笔端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长篇小说《天敌》是以牧民的草原生活为背景，讲述了小主人公超尘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故事。小说中的牧民与朝夕相伴的牲畜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对黑嘴巴狗、喜鹊花牛、白犏键牛的呵护，正体现了牧民与动物之间那份特殊的情感。汉族作家王文泸在《獒之惑》中也描写了三条为主人看家护院、守护羊群的藏犬，作者着重讲述了三条藏犬为守护主人的牲畜而不惜与偷袭羊群的豹子进行搏斗的故事。大灰狗为保护羊群与两只豹子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一只被咬死，一只负伤逃走，而它自己却身负重伤。黑藏獒由于被主人用两条铁链拴住，为了挣脱铁链的束缚参与到与豹子的搏斗当中去，“在野兽侵袭羊群的整个过程中，它一直在狂怒地蹦跳，想挣开铁链冲上去。四只爪子把地面挖成坑，挖得爪子流血，自己陷了进去。它试图咬断可恨的铁链，把自己的嘴巴弄伤了。”三条藏犬对主人极度的忠诚感动了所有人，并且在草原上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尤其是那只黑色的藏獒，它对所有养育过自己的主人都极其忠诚。“然而，视忠诚为重要品格的人类，却需要多么持久的教化，或许才能把忠诚艰难地移植到自私的天性中去。即使如此，忠诚却常常表现为令人担心的不稳定。如此看来，兽性倒是人类应该效仿的品质了。”[14]王文泸通过《獒之惑》为我们讲述了在高原游牧生活中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命运与共、相依为命的深厚感情。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马既是代步的交通工具，又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伙伴。马是游牧文化重要的象征符号，从而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马文化。马文化的形成，正是游牧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精彩部分，也是青藏高原人畜共处生态观的具体表现。在青藏高原当代文学作品中，马的形象也是各族作家钟爱的一个主题，它是奔放、进取、优美且独立自由的化身，它传承了青藏民族的血脉、气韵和精神，体现和弘扬了高原民族的精神特质。
在王文泸描写草原生活的小说《火狐》《越过达肯大阪》、散文《心灵的高度》《岗什卡山口之夜》等作品中都包含着许多对马的描述。作者之所以钟情于骏马是因为“在人迹罕至、环境恶劣的高原腹地，骏马常常成为他在戈壁大漠行走的唯一伴侣，在孤独的旅途中，除了静默的内心省察，就是与骏马之间无言词的情感交流。与骏马和谐相处的种种情景，让他获得了尊重世间一切生命的启示。”[15]藏族作家江洋才让的长篇小说《康巴方式》中那匹吸引着康巴汉子尼玛的火红的野马，“站在一块隆起的草丘上，它高昂着头颅，马鬃随风飘逸。……它从草坡上急驰而下，……红色的马尾形成了笔直的线条，像是拖曳着的一条长长的火焰。……继而，超过吉普车驰入到了远处的草色之中……”。[16]在这些描述骏马的文本中既隐含着作者勇于克服困难和跨越羁绊、追求内在精神高度和生命意义的象征寓意，也更多地表达了人马相依、融洽默契的生态意识。
牦牛是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特有牛种，由于它适应高寒生态条件，善走陡坡险路、雪山沼泽，能游渡江河激流，素有“高原之舟”之称。它既是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来源，也由于它能在极其艰苦的高寒地带顽强生存而成为蓬勃生命力的象征，人们从它身上似乎看到了一种生命本真的原始状态，“在跋涉的风雪中，在行进的暴雨里，背负沉重的驮袋，面对刺骨的寒冷，牦牛总是以舵手般的忠诚和坚韧，不断向困难挑战，始终给生活引路。”[17]因此，对青藏高原游牧民族而言，牦牛既是山神的化身，又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挚友。在才登的笔下，牦牛是“阿尼玛卿雪山染白的精灵，它用它千百年的修炼征服了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它栖息在这个英雄部落的中间，成了华热地区的一种信仰和一份骄傲，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标志。”（《峡谷精灵白牦牛》）在作者眼里，牦牛不仅是他们敬畏自然的感情寄托，也是寻求人与自然诗性结合的意象呈现。
青藏高原游牧民族因其独特的生存方式而形成了富有宗教意识的生态观，重视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一切生物，此意识已浸透于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中，影响且制约着社会、人伦、心理等方方面面，尤其比较突出地体现在他们对动物的特殊认识与理解上。高原游牧民族把各种动物视为自然界的精灵，常常将家畜与野生动物作为他们生活区域内的共同成员而倍加珍爱。他们除了畜养已驯化了的家畜——牛、马、羊等，还留出大片草地给野生食草动物，也不会大肆捕杀或侵扰它们。这种对动物的怜悯之情，使得青藏高原成为中国少数生物资源保存较好的区域之一，许多雪豹、野牦牛、藏羚羊、黑颈鹤、藏野驴、白唇鹿等珍贵的高原物种，至今在青藏高原游牧区仍然拥有一定的种群数量，保持着高原生物的多样性。这正是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秉承与万物和谐共生这一生态意识的表现。
三、反思环境危机的生态关怀
由于高寒的气候使得高原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因此，自古以来世居在青藏高原上的各民族对赖以生存的环境极为珍视，无论从宗教信仰的角度还是从世俗生活的层面都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化，秉持着人类与万物共存于地球之上的生态理念。高原人民将人视为在生态环境中的人、与自然共处共生的人。他们以自己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来适应高原的自然生态，而其创造的文化所折射和宣泄出来的生态美张扬着民族文化的精神。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才使得爱护自然、尊重自然成为了高原人民生存的保障和生态的理念。这种“集体的表征在双重意义上超过了感官生活。一方面，它们在我们所经验的疾驰而过的感官上加诸了一层固定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它们对环绕着我们的事物和事件投射了价值。”[18]高原文化所折射出来的生态观建立在一个文化群体所创造的全部传统之上，凝铸着高原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精神世界。
但随着科技发展、技术进步带来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膨胀，人类为了满足私欲，大肆破坏自然，使高原脆弱的自然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草原因无度开垦而渐趋沙漠化，丰茂的植被遭到大肆砍伐，高原特有的物种被猎杀贩卖，这种破坏又反过来危害到人类的生存。面对人类对自然肆无忌惮的开发和破坏，强烈的生态意识使当代青海各民族作家深刻地意识到了高原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他们在作品中关注于人的精神世界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痛惜于人类的过度开发所造成的自然生态失衡，由此反省反理性的、狂热的青藏拓荒历史，将“自然与人”的主题在精神和现实两个层面进行了深度阐发，表达了对现代化进程造成的高原生态危机的隐忧和焦虑。
蒙古族作家察森敖拉从20世纪末就开始关注青藏高原所面临的生态危机问题。在小说《放生》中，通过祁连山林区老猎人卡布龙的生活现状揭示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破坏。卡布龙生活的祁连山林区，以往是漫山遍野的树林，在森林里可以看到可爱的生灵，“在林间空地上晃来晃去觅食，在树的枝叶间飞上飞下嬉闹”。但随着公路修到偏僻的山区，在带给人们生活便利的同时，人们开始进军森林。“在一片锯声、斧声、劳动号子声中，一颗颗高大的松树、古柏、桦树，‘吧扎扎——哗啦啦’，东斜西歪，应声倒下。”[19]而林中的野生动物或被人们捕捉贩卖，或迁徙到了远方。望着眼前苍白、刺眼的荒山，那焚烧灌木丛的火光，那一声声锯、斧嘶鸣的声音，那捕杀禽兽的残忍情境，涌进了卡布龙的记忆。卡布龙的心在隐隐作痛，甚至有些烦躁和不安。这种烦躁和不安来自内心深深的忏悔。被破坏的森林至今也没有变成良田，人们照旧忍饥挨饿，还得靠偷猎为生。卡布龙在儿子单纯而现实的追问下渐渐复苏了良知。他匆忙赶回家，把家养的鹿羔、小香子、乌鸡，甚至买回来的几只鸽子，全部放生了。他以这种放生的方式期待失去的森林与禽兽的回归，也梦想着这一行为能为下一代换回一个美好的家园。他的放生行为既预示着人们善良灵魂的回归，也是作者对保护生态问题的深度思考，更是对人类大肆破坏自然而带来的生态危机的自觉反思。
王文泸是一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也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优秀作家。他有深刻的思想，也有敏锐的预见性。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问题一直是作家心系和关注的叙写主题，在其散文随笔集《在季风中逆行》中收录了多篇关于保护高原生态的作品，如《中华水塔三江源》《青海的山》《古红柳：活下去的理由》《古红柳保卫战》等，作者从一个新闻工作者敏锐的视角出发对高原生态遭到破坏的现象进行了揭示，并大声疾呼：“我们必须回归——回归到一个曾被三江源的先民们所恪守的基本价值观上去，那就是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在向大自然索取的同时勿忘回馈。……人类必须从自然征服者的角色心理中摆脱出来，回到自然之子的角色。”[20]他向往初民们的生存状态，渴望人类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反对人类纯功利或纯工具化地对待自然，回归自然是他散文创作的永恒主题和梦想。
藏族作家久美多杰也是一位对自然有着细微观察和独特感受的作家。在面对曾经水草丰美如今却因遭受破坏日渐荒凉的草原时，他不无痛惜地感叹道：“这是为了牛羊而存在的草原吗？……眼前的草原植被破坏程度令人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它像一位衣衫褴褛的乞丐。草原上的耕地仿佛是打在我们心灵上的补丁；牛羊也没有群星落地那么壮观；牧人缩成一团，背靠残墙晒着太阳；悠扬的歌声可能已经跟着大雁飞走了。”（《到石乃亥去》）在面对高原精灵遭到大肆捕杀时，他愤而追问：“我想知道：是谁把容纳千万条纯净溪流的人间天河搅成如此浑浊？天真的白唇鹿是在哪年哪月失去了自己的亘古家园？”当他发现“天不再是雪域的最纯，云也不再是青藏的最高”时，不由地流露出对生态危机的极度焦虑，“不能让最后的田园牧歌先谁而消逝啊！”“不能让母亲河冲刷掉自己仅存的一点母性啊！饱受自然报复之苦的我们，无力继续承受惨重的代价。这年头，大自然越来越显得不自然。而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尴尬的境地中学会了麻木？”（《世纪末话题》）[21]作者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审视自然和人类的关系，尤其对导致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进行了思考和反思，他认为连续遭受的这些自然灾害，既不是神祇发怒，也不是妖魔作怪，而是人类遭到了大自然的警告和报复。在他的文本中对自然的爱、对干扰自然规律的掠夺的厌恶以及对搅乱生态平衡行径的批判跃然纸上。
由此可见，在当代青海作家的笔下，自然万物与人的关系、人对自然的破坏、人与自然的融合等问题是他们关注的重要内容，他们秉持敬畏珍爱自然、与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侧重于发掘人与自然的紧张、疏离、对立、冲突关系的深层社会根源，把人类对自然的责任作为文本叙事的主要伦理取向，表现出反思自然危机的生态关怀和生态自觉，为我们展现了高原生态文化的深层内涵，描绘了人类栖居于大地上的理想的自然生态状态。
结语
以藏族文化为主体的青藏高原生态文化，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提倡人、神与自然合为一体的宇宙观，形成了人、神与自然相互依存、同生共存的自然—人文生态体系，使得人类的社会活动、人文活动与自然环境高度和谐。青藏高原上的生态文化在当代青海各民族作家的文本叙事中得到了多层次的独特表达。无论是对人与自然共融的呼吁，还是天地人相契的共识；无论是对高原精灵藏獒的叙写，还是对彪悍骏马的赞美，抑或是对高原之舟牦牛的刻画，与其他地域作家书写游牧文明的思想理路不同，当代青海各民族作家们则是在对人与自然、人畜共处关系的倾情演绎中，完成了高原游牧精神的重塑和高原生态意识的表达。在中国当代文坛，当代青海各民族作家也许是书写质朴的高原生态文化的最佳者。在一个以破坏生存环境而谋取经济利益的时代，在一个工业化高速发展而导致生态失衡的时代，当代青海各民族作家以其创作寻找着高原生态文化的根基，纵横驰骋于高原大漠，渴望寻找一片扬马跑沙、水草丰美的心灵牧场。他们注重选取高原上最富有生命力的意象，以此表达自觉张扬的生命意识和对人类自身生命与自然万物生命的深切关怀，他们对敬畏珍爱自然的生态观念、与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和反思自然危机的生态关怀的多维度叙事，使作品具有了更浓厚的自然人文情怀，凸显出青藏高原独有的生命特质和生态意识。
尤为重要的是，青藏高原人文—自然的生态文化正与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智慧相契合。老子主张“自然无为”，认为人在自然和社会面前无能为力；孔子提倡“天命论”，把“天命”奉为万物的主宰，要人们“尊天命”“畏天命”；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与天本来合一。这种朴素的“天人合一”观正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因此，当代青海各民族作家在文本叙事中表现出的青藏高原生态文化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平等看待世界万物的生态视角，而且赋予了我们关照居住世界的重要责任，对保护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建设青藏高原良好的生态文明，以及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当代生态理念，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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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雷庆锐，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多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
原刊于青海民族研究，2021年12月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