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洛扎县; 古碉楼; 建筑特点; 影响因素; 地域特征

摘要：西藏洛扎县境内现有大量的古碉楼遗存，其年代久远、特征鲜明，具有较高的建筑学与考古学研究价值。通过对边巴乡美秀村、杰玫村、雪迦村古碉楼的田野调查，作者梳理了这些古碉楼的类型，分析了它们在分布、选址、功能、形式、结构、构造等方面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并对比林芝、川西两地碉楼，初步探讨了洛扎碉楼的地域特征。

一、引言

西藏的传统建筑具有独特的形式、功能及营造方式，藏式碉楼就是其中的一种。关于碉楼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的描述: “依山居止，垒石为屋，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1］。碉楼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川西碉楼碳 14 测年数据显示其建造年代多在 11—15世纪［2］145－149。同时，在西藏宗堡建筑中也可见碉楼的影子，如雍布拉康和青瓦达孜宫，由此可推测碉楼的形式早在公元前或已出现。碉楼作为历史遗存具有历史、科学、艺术等多方面的价值。山南市洛扎县边巴乡的古碉楼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被归类为“不可移动文物”。2019年10月17日，位于边巴乡杰玫村的杰顿珠宗遗址入选了“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目前，由于社会环境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传统碉楼的在用率逐渐下降。川西地区的部分碉楼通过改造更新得以继续利用，而山南市洛扎县区域内的绝大多数碉楼因无人居住和维护而逐渐塌毁，及时的调查、研究并加以保护十分必要。诸多学者从建筑学、历史学、民族学等角度出发，对青藏高原地区碉楼的建筑特征、历史渊源、文物价值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显著。但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川西地区的碉楼，对西藏地区碉楼的研究则不够深入，而与西藏洛扎县古碉楼相关的研究文献更为稀缺。2018年、2019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和南京工业大学组成的调查小组对山南市洛扎县、措美县等地的碉楼进行测绘研究。洛扎县位于喜马拉雅南麓，南与不丹接壤，边境线长约 150 千米，北与浪卡子县相邻，东临错那、措美两县，面积约 5000 平方千米，由洛扎镇、拉康镇、边巴乡、色乡、扎日乡、生格乡、拉郊乡组成，平均海拔在3800 米左右。

洛扎县河流主要由一河( 洛扎雄曲) 、四沟( 色沟、边巴沟、门当沟、拉郊沟) 组成［3］。其中边巴沟发源于边巴乡柏日村的米龙拉雪山，流经坝村，从与措美县交界的美秀村北侧流过，入虾久曲，又经门切、拉康镇，汇入洛扎雄曲，全长 46.2 千米。2018、2019年两次调查的区域为山南市洛扎县拉康镇与边巴乡区域内的美秀村(注：本文中的村庄均为自然村的概念)、杰玫村、雪迦村以及措美县乃西乡达尔玛村，其海拔均在 3400 米以上。根据《西藏自治区县级气候区划》，调查区域内的一镇四村属高原温带季风半干旱气候区和高原亚寒带季风半干旱气候区［4］，该地常年太阳辐射强，早中晚温差较大。在田野调查中，调查组发现夏季下午三点左右，沿着边巴沟河谷会出现起大风，偶尔伴有局部雨雪的现象。调查区域内石材丰富，露出的地层主要有杂岩系片岩、片麻岩、页岩、砂岩、灰岩以及部分花岗岩［5］，山体覆盖灰黄色土壤，植被较少，多为矮灌木、草丛。调查中，对61座碉楼基本情况和数据进行了收集和记录。同时，综合运用现代测量技术和激光扫描技术对其中 13 座保存较为完整、类型特点突出的碉楼进行了详细的测绘，得到相应的数字三维模型，并以此为基础绘制了测绘图。

二、古碉楼建筑类型

调查区域的碉楼分布广泛，类型丰富。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使用性质或组合方式可将当地古碉楼分为以下若干类型。

( 一) 按使用性质区分

调查区域内的碉楼按照使用性质可分为衙署碉楼、军事碉楼、居住碉楼。

衙署碉楼指当时地方政府用来处理行政事务的建筑( 群) ，这类碉楼往往位于交通要道或地势险峻之处，其多选址在地势较高的制高点位置，并自成一区，在满足军事防御功能的同时也体现了地位和权利。衙署建筑多以建筑群的形式出现，建筑群内部功能与空间复杂，外围利用地形修建有厚实、高大的围墙或堡垒作为防御。调查区域内主要有三座衙署碉楼: 杰顿珠宗( 见文末附图1) 、拉嘎宗、浦登宗。杰顿珠宗位于四周为陡峭山崖的孤峰上，仅通过东北侧缓坡处的吊桥进入建筑，防御性极强，建筑东面的峭壁上修筑有暗道，推测其具有取水和遇险时转移的功能。

军事碉楼指以防御为主，不做日常生活起居的建筑。在拉康镇西侧山岗上建有一座防御性质很强的军事碉楼( 见文末附图2) ，其沿山脊线按南北走向呈一字形展开。建筑东、南、西三侧为河谷和道路，其东侧约1.5千米处为村庄，建筑选址处视野良好，可依地形地势观察敌情，是十分重要的要塞。建筑形式类似于长城，总长约98米，南北两端修筑碉楼，碉楼原有两层，现已残毁，残高约8.5米。

居住碉楼在调查区域内所占数量最多，最为常见，是当地居民日常生活起居所在。碉楼多由几个单体组合而成，平面为矩形，层数在三层到五层之间，大多数碉楼主入口处有凹槽，室内多有隔墙划分成若干空间。

( 二) 按组合方式区分

调查区域内的碉楼按照组合方式可分为独立式碉楼、裙房式碉楼、多楼组合式碉楼。

独立式碉楼是指仅以一栋楼的形式出现，周围没有其他建筑( 见文末附图3) ，该类碉楼在调查区域内占比较少。裙房式碉楼是指一栋高大单体碉楼为主，其他体量和高度明显小于主碉楼的建筑依附于周边或一旁( 见文末附图4) 。这些裙房建筑有的分散周边，有的与主碉楼形体上相连。据调查发现，主碉楼和裙房建筑并非一次施工完成，裙房建筑为后期依附于主楼加建而成，此类碉楼在调查区域内占比居多。

多楼组合式碉楼是指由两栋以上体量和高度相当的碉楼共同组合而成的碉楼群，各个单体相邻布置，有的在形体上直接相连( 见文末附图5) ，有的彼此相近但不相连( 见文末附图6) 。裙房式碉楼和多楼组合式碉楼应该是由独立式碉楼发展而来，其出现可能是因为独立式碉楼在功能和空间上不能满足使用的需要，因而在独立碉楼周边加扩建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

三、古碉楼建筑的基本特征

( 一) 分布与选址

洛扎县古碉楼主要分布在洛扎镇门当村、边巴乡美秀村、色乡曲戏村等地，共540余座古碉楼［6］，其中约200座分布在边巴乡，主要集中在美秀村、杰玫村、雪迦村等地，另在边巴沟北岸措美县达尔玛附近也坐落着 30 余座碉楼。在整体分布特征上，碉楼沿着边巴沟呈带状分布。从美秀村沿着边巴沟河谷至杰玫村方向座落着大大小小的碉楼，主要分布于边巴沟南岸山腰上，其中以美秀村( 约80座) ，杰玫村( 约40座) 碉楼为最多。在美秀村东西向3100米，南北向1600米以及杰玫村东西向2400米，南北向1300米范围内，碉楼以整体散状、局部组团的方式分布，组团内楼与楼间距在20米内。

现存的大部分碉楼，往往选址在坡地的相对平缓处、梯田边缘处，和耕地的关系较为密切。少许碉楼选址较为险要，处于陡坡与台地的边沿、山口等地，以杰顿珠宗为例，其选址非常独特，位于陡峭的独立崖壁之上，形似“半岛”，东、西、南三面约为 70度的陡坡，其下为深沟，只有东北面可进入宗堡，建筑坐落于此居高临下，视野开阔，易守难攻。

( 二) 形式与功能

在调查范围内，裙房式碉楼数量最多，主碉楼和裙房建筑的平面均为矩形。主碉楼多为 3－5 层的建筑，造型简洁，外墙采用收分的样式，收分率多为5%－9% 。碉楼入口没有固定的朝向，其中东面设入口的略多，所调查的61座碉楼中有21座朝东，占比 34. 43% (注：考虑测算偏差，文中东向为东偏南10°至东偏北10°范围内)。许多碉楼的入口立面正中央开有深度约1米、宽 0. 8 米的凹槽，入口凹槽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从建筑底部直通至屋顶( 见文末附图7) ; 另一种则是通至顶层楼面下( 见文末附图8) ，凹槽顶以多个短横木为过梁，顶层室内在凹槽的正上方设壁龛，凹槽内设有窗洞。

所调查的碉楼墙体就地取山石，交错砌筑而成，再用黏土抹面，整体呈灰黄色，顶部有女儿墙，墙顶选用大块片石压顶和片石出挑 0. 1－0. 2 米来保护墙体。个别碉楼会将刻有经咒的石块砌筑在外立面墙上用作祈福或辟邪。

碉楼室内空间较为狭小，其开间和进深多在 6－10 米，层高在 2.5－3 米。每层之间的垂直交通采用 70°－80°的活动爬梯，置于上层洞口的转角处。功能竖向分布，底层主要为调整地平兼作储存，二层以上均为居住生活之用。绝大多数碉楼室内已塌毁，根据现有资料对其室内功能做了以下几点推测: 因入口多开在二层，推测其可能为公共活动空间; 部分碉楼顶层没有隔墙，空间较大，推测其可能为主人居所或内部活动空间; 内隔墙将室内划分若干空间，推测其可能起到划分起居生活和垂直交通的作用。

碉楼每层的各个面上设有 2－3 个窗洞，其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防御用的三角形箭窗; 另一种是采光和通风用的普通窗。两种窗都采用木或片石作为窗洞的过梁，其中箭窗较为普遍，其形式似“斗”状，内大外小，兼有采光作用，室内的开口尺寸为0. 8－1 米，室外的开口尺寸为 0.3－0.5 米( 见文末附图9) 。普通窗洞没有明显内大外小的特征，其下有木窗框( 见文末附图10) ，个别碉楼的普通窗还采用了直棂窗的形式( 见文末附图11) 。虽多作为居住之用，但碉楼整体上强调防御。碉楼立面凹槽产生的作用与原因不详，但推测主要用于防御，保护主入口安全之用。部分碉楼主入口设在二层，战时守碉者抽取室外爬梯，并从凹槽内的窗洞向下投掷石块以抵御攻击者。碉楼的开窗形式也体现出防御特征，其整体开窗少，以箭窗为主，少数碉楼还开设有突出墙面的砸石口以保护墙基( 见文末附图12)。

( 三) 结构与构造

调查区域内的碉楼采用石砌墙体和木构架共同承重的混合结构形式，其中，体量与面积较小的碉楼为石砌外墙与内部木构架承重; 而体量较大的碉楼，除外墙外，还有石砌的内隔墙也参与承重。经统计，在调查区域内有97座有内隔墙，占比 70.3% ; 有 41座无内隔墙，占比 29.7% 。碉楼外部收分墙体，底层厚度 0.9米－1.2 米，向上逐渐收至0. 5米－0. 7米。而室内的隔墙厚度为0. 8米左右，高度多在 2－3 层，无收分。

碉楼分布于山腰，多为坡地，其室内底层对地形没有过多处理，依然为坡地面。碉楼的楼屋面采用木质主梁、密梁( 次梁) 、片石望板的楼盖形式，3－5根截面尺寸约为0. 3米的主梁贯穿室内直接插入外墙体或搭置在内隔墙上，其上再密集放置截面尺寸约为0. 1米的圆形或方形密梁( 次梁) ，望板层采用厚度薄、面积大的片石，其上再覆土夯实，形成楼层面( 见图 13) 。根据调查中发现的位于巴拉村（注：位于杰玫村西南的一座自然村，隶属美秀行政村）内、唯一一座保存基本完整、各楼层尚存的在用碉楼，楼面与屋面的望板层厚约0. 1米，由 3－4 层片石叠砌而成，覆土层厚约0.2米，覆土为就地采集，未见使用阿嘎土的情况。

图13: 楼层面示意( 朱城磊 绘)

现存碉楼遗址中没有发现木柱的使用。巴拉村这座完整的碉楼室内无内隔墙，无木柱（注：现有木柱系后期架设，与梁架无构造联系），主梁跨度在5米左右，而有的遗址顶层跨度达10余米，远大于这座碉楼，据此推测它们的木构架中应设有木柱。同时，在巴拉村碉楼中，发现了直径约 0. 27 米的窗过梁，这种大尺寸过梁很少见，且其上还有榫头( 见图 14) ，可能是柱子的一部分，后被挪作过梁使用。这也可以作为洛扎碉楼中有木柱存在的一个佐证。

图14: 巴拉村碉楼二层带有榫头的窗过梁( 王一丁 摄)

裙房式碉楼的裙房建筑墙体与主体碉楼墙体没有构造上的连接，并非一次砌成。裙房建筑只是紧紧依靠在主体碉楼上加建而成，其间可见明显的构造缝隙。这种形式产生的原因可能有两种: 一种是裙房建筑为后期加扩建而成，故而在构造上没有直接连接; 另一种则是主体碉楼与裙房建筑同时修建，但当时施工程序和施工工艺上先完成主碉楼后再建裙房建筑。

( 四) 洛扎碉楼的地域特征

碉楼在青藏高原地区有着广泛分布，集中于青藏高原东南部横断山脉地区和南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其中又以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林芝市、四川省西部地区碉楼为最，由于气候、地理、物产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三地碉楼在分布与选址、形式、性质与功能、结构与构造方面呈现不同的地域性。在分布与选址方面，三地碉楼都呈现“依山居止”“近川谷”的特征。三地碉楼以整体散状、局部组团的方式分布，其中山南和川西碉楼多分布于山腰上，而林芝地区碉楼都分布于河谷地带( 见图15) 。山南和川西碉楼多选址于坡地相对平缓处、田地边缘处，少数碉楼选址于陡坡、台地边缘等险峻地方; 林芝碉楼则都选址于河谷边的平地上。

图15: 山南、林芝、川西碉楼分布对比示意图

在形式方面，山南、林芝、川西三地碉楼存在较大的差异( 表1、表2) 。山南碉楼平面形式单一，单体平面均为近似方形; 林芝碉楼多为十二角碉，平面呈“准曼陀罗形”［7］( 即坛城状) ; 川西碉楼平面形式丰富，以近似方形为主( 当地称四角碉) ，此外还有五角、六角、八角、十三角碉存在。洛扎碉楼形体厚重，建筑高度多在15－20米，高宽比小于2.5: 1；林芝碉楼高度多在20－30米之间，高宽比大于4: 1；川西碉楼较为高耸，建筑高度多在20－30米，最高可达49米，高宽比大于2.5: 1。三地均有独立式碉楼，裙房式碉楼见于山南、川西和林芝地区，多楼组合式碉楼只见于洛扎地区。立面上，三地碉楼造型简洁，洛扎碉楼以立面凹槽和突出墙面砸石口为最典型特征，川西、林芝未见此形式; 三地碉楼普遍存在大量箭窗，方窗见于山南、川西碉楼，另外在川 西个别地区碉楼上可见十字形窗［8］68; 山南和川西碉楼屋顶有挑出檐口的特征，林芝碉楼屋顶未见此形式。

在使用性质方面，山南碉楼主要用途为居住，个别碉楼用于衙署和战争防御; 林芝碉楼平面多为“准曼陀罗形”，说明其形式来源与用途可能与宗教活动有关［12］; 川西碉楼主要用途为战争防御、宗教活动和民俗活动，一般极少用于居住，但当地人为节省石料，部分碉楼的一层或几层与住宅相连，而具有居住储藏功能［13］32。山南碉楼多用于居住，功能需求多，故其多有内隔墙划分不同使用空间，室内空间较为复杂，面宽大于6.7米，进深大于6.2米; 川西、林芝碉楼无过多的使用需求，室内空间简单，平面为单室，尺寸多为5米×5米左右。山南、川西碉楼屋顶有活动平台，为可上人屋面，推测其用于宗教活动或军事防御; 林芝碉楼屋顶塌毁，屋顶形式和功能难以考证。

表1: 山南、林芝、川西平面示意图

表2: 山南、林芝、川西部分碉楼形体对比表

在结构和构造方面，山南、林芝和川西三地碉楼都以石砌墙体和木构架共同承重的混合结构形式为主，楼屋面均采用木质主梁、密梁( 次梁) 、望板层形式，而片石望板只见于洛扎碉楼，其余两地的望板层铺设栈棍或草［2］307。从川西地区的裙房式碉楼梁架体系与住宅梁架体系分离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断碉楼与现状住宅并非同时兴建，现状住宅是晚于碉楼加建或者改建［13］26。三地碉楼外墙均有收分形式来加强碉楼整体稳固性，其中川西地区的部分碉楼墙体外部还通过加角的构造来增加碉楼水平向和竖向的稳定性。山南碉楼多有内隔墙分担楼层荷载，主次梁搭接在内隔墙上可减少梁跨度，而川西、林芝两地少见内隔墙。在墙体用石上各地碉楼略有差异，山南碉楼墙体多用片石，而林芝、川西碉楼多用块石。

综上所述，山南碉楼地域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 1) 碉楼单体平面均为矩形且室内多有隔墙划分空间，内部空间较为复杂。

( 2) 碉楼占地面积较大，高度偏低，形体厚重。

( 3) 碉楼立面上多开设凹槽，其中东立面开设凹槽的碉楼略多。

( 4) 少数碉楼有突出墙面的砸石口。

( 5) 所用石材为片石。

( 6) 碉楼以居住性质为主，但建筑防御功能突出。

四、古碉楼建筑特征影响因素

建筑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发展、演变，其间必然受到自然、社会、技术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山南市洛扎县境内的碉楼正是受到气候、地形地貌、物产等自然因素和生产生活、历史发展、安全环境等社会因素以及技术因素的综合影响，才形成了特征鲜明的建筑。

( 一) 自然因素

洛扎县内的气候、地形地貌、物产直接影响了碉楼的分布、材料、结构。洛扎县属高山切峡谷地貌类型，气温、降水随高度增加具有显著变化，时常出现山腰降雨，山顶降雪的现象，县内冰雪覆盖面积为736.7km2，海拔高处常年积雪［5］，故山顶区域不适宜建造碉楼。洛扎县南部年均降水量 40mm，集中在6－9 月份，呈季节性变化，夏季突发性降水多［5］，降水后，边巴沟水位起落明显，河谷中易受水患影响的地方亦不适宜建造碉楼。而山腰地带无水患、无积雪影响，碉楼则多分布于此。同时，降水亦影响着碉楼的建筑构造，墙体由片石交错叠砌而成，而墙体顶面为防雨水渗透则选用表面积更大的片石压顶并形成挑檐来保护墙体。洛扎县南部年均气温9. 5℃，极端高温27.1℃，极端低温－20℃［5］，温差较大。同时，洛扎县1月至4月，11月、12月的平均低温在0℃ 以下［14］，一年中长达六个月的时间处于寒冷时段。因此碉楼受气温的影响，其形体厚重，墙厚大，最厚处可达1米以上，以抵御寒冷。

地理环境决定当地物产，物产直接影响碉楼建筑材料和结构形式的选择。洛扎县受气候影响，乔木数量少且植株小，当地没有太多用于建造的木材，而地表以岩石和沙土覆盖为主，露出的地层主要有杂岩系片岩、片麻岩、页岩、砂岩、灰岩以及部分花岗岩［5］，这一地质条件决定了当地不仅石材丰富且易开采，故碉楼的建筑材料以石为主、木为辅; 也形成了水平方向为木质主、密( 次) 梁承重、竖直方向多为石砌墙体承重的石、木混合结构。同时，木材稀缺，粗大的材料多被加工成主梁，有时还不得不使用“拼料”制作主梁( 见图 16) ，使得用于窗洞的木材较少，就导致了碉楼窗洞尺寸不大，构件纤细，部分窗洞还采用石过梁或片石叠涩形式。

图 16: 主梁拼料的使用( 王一丁 摄)

( 二) 社会因素

洛扎县内的生产生活方式、历史发展、安全环境影响了碉楼的分布、选址、功能、形式、体量、构造。洛扎县属半农半牧地区，当地地形与气候环境使得易于开垦和耕作的农田主要分布于河谷和山腰地带。为了耕作方便，作为民居的碉楼与农田的关系十分紧密，大多就近布置，因此不仅大量碉楼散布于河谷坡地，而且建在山腰低处及谷坡的碉楼也明显多于山腰高处。调查区域内，130余座碉楼中的91座碉楼紧邻农田，即便遇到陡坡，碉楼也克服地形限制，选址于农田附近。另外，居住用途的碉楼也不会建得过高，一般在5层以下，以免日常生活中上下楼过于不便。

西藏聚落形态是一脉相承的。至少在“小邦”时代，作为统治据点的堡寨就已出现［15］，其往往建于地势险要之处，而氏族或部落子民的生产生活区域则分布在周围，形成共生的聚落。这种聚落形态随后得以沿袭和发展，成为西藏一种比较典型的模式，如: 雅隆部落( 联盟) 时期的雍布拉康、青瓦达孜、吐蕃时期的红山宫，甚至更晚时候的布达拉宫与雪城，这种聚落形态在洛扎县也有非常明显的体现。调查区域内的杰顿珠宗、拉嘎宗、浦登宗都选址在视野良好的高地，而每个宗附近都有一、两个自然村，村落周围则又分布着大量农田。

影响碉楼建筑特征的一大因素是社会安全环境。历史上的战争、政局动荡，甚至地方利益冲突，都使得人们对建筑的军事作用和防御性有很高要求。特别是冷兵器时代，宗山、军堡等建筑均扼守要冲，自成一区。在调查区域内，将这一点体现得淋漓尽致的是杰顿珠宗和拉康镇军堡，建筑选址于山顶或峭壁处，视野开阔，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即便是普通的碉楼民居，在建筑形式和构造上也强调防御性。封闭高耸的造型、厚重的石砌墙体、高处的斗形箭窗、以及专门用于向下攻击的砸石口，无不反映出碉楼建筑在设计和建造时就充分考虑了对围困、火攻、撞击、挖掘等情况的应对。调查中，我们采集了19栋碉楼的33份木样本，进行了碳14测年; 其中15栋碉楼的25份样本的测年结果多分布在9—13世纪。结合采集样本的都为底层的木构件，推测这些碉楼很可能在西藏分裂割据时期建造或经历过重大修缮。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碉楼修造的历史背景，以及当时社会安全环境对碉楼使用性质、建筑形式的影响。

( 三) 技术因素

建筑技术是碉楼成功建造的必要条件，对碉楼的形式、结构、构造有着直接影响。

碉楼作为藏式传统建筑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土、木、石材料的加工与应用、石墙与木构架混合承重的结构体系、逐层建造的营建方式等方面均体现了藏式建筑的基本特征。同时，由于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的差异，洛扎碉楼又呈现出独特性。

洛扎碉楼的营造技术主要来自传统的藏式建筑技术体系。与西藏其余地方建筑相比，在形式、结构、构造方面具有相似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在已调查的碉楼遗址中，未见通柱的使用，墙体上亦未见脚手架遗留的痕迹，故推测碉楼采用了藏式建筑常见的逐层建造方式; 其次，楼屋面的承重结构由主梁、密梁( 次梁) 、望板层构成，上又覆土，是藏式建筑最普遍的平顶形式和构造层次，再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木柱，碉楼内部的木构架体系也与常见的藏式建筑相一致; 另外，部分木构件上有榫卯痕迹，但由于主梁、密梁大量被抽走他用，目前多见于窗框部位; 再者，洛扎碉楼的外墙收分明显，是典型的藏式建筑特征; 最后，西藏很多建筑，尤其是依山建筑多修建地垄墙作为建筑物的基础部分，如布达拉宫( 见图17) 、郎东庄园( 见图18) 、葱堆措巴( 见图19) 、古格王城( 见图20) 等，洛扎部分碉楼也受此建造方式的影响，在建筑底层修筑地垄墙( 见图21) 。

图17: 布达拉宫白宫地垄墙图片来源: 《西藏藏式建筑总览》［16］148

图18: 朗东庄园地垄墙图片来源: 《西藏古建筑测绘图集》( 第一辑)

图19: 葱堆措巴地垄墙图片来源: 《西藏古建筑测绘图集》( 第二辑)18］56

图20: 古格王城山腰建筑遗址地垄墙( 王一丁 摄)

图21: 洛扎碉楼地垄墙( 左: LZ－BBJM－南－D10; 右: LZ－BBMX－北 II－D15) ( 王一丁 摄)

洛扎碉楼的营造技术亦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从而形成了其独特性。首先，洛扎碉楼平面均为矩形，形式单一，平面刚度较林芝、川西碉楼弱，且洛扎碉楼内隔墙仅仅是搭接在外墙上，没有构造上的连接( 见图22) ，这种修筑方式制约了其建造高度。其次，碉楼的木加工技术简单，木构件尚未形成标准化、定型化，梁截面尺寸和跨度未统一的比例关系，存在不同规格的构件混用的现象( 见图 23) ; 木材表面处理也较为简单，矩形木梁用锛削平，未作漆饰，更无彩绘，而且有相当数量的木构件仅做去皮处理( 见图24) 。另外，碉楼的悬挑技术不够成熟，顶层砸石口处采用简易的悬臂梁形式，导致其悬挑较小，荷载很有限，易受破坏。再者，碉楼的室内、外面层处理上也较为简单，部分碉楼墙体仅仅采用黏土抹面，未见装饰、彩绘、粉刷，望板层则是直接使用粗加工的片石或石板，整体风格也因此较为粗犷。最后，西藏民居外墙一般采用 3%－5% 的收分率［19］，体量小、高度低的建筑的外墙收分率较小，而洛扎碉楼多建于地形起伏较大处，且形体高耸，高宽比大于平地民居，为了追求结构稳定，其外墙不仅厚重而且收分率较大，多大于5% ，最大者甚至达到 9% 左右( 见图 25) 。

五、结语

作为洛扎县最为常见的古建筑形式，碉楼是当地非常宝贵的建筑遗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通过调查和分析，对碉楼的分布与选址、形式与功能、结构和构造形成了较为理性的认识，初步归纳了典型的地域与时代特征，从而对其建造者的营建思想、营造技术和生存智慧也有了初步的了解。但尚存一些问题有待考证，如碉楼立面凹槽出现的原因、用途，碉楼为何东向居多，碉楼内部木柱如何应用以及梁柱连接等问题还需进一步探究。

图 22: 内隔墙与外墙交接缝隙( 王一丁 摄)

图 23: 宽窄梁混用( 王一丁 摄)

图 24: 木材表面加工简单( 王一丁 摄)

图 25: 洛扎碉楼 LZ－BBJM－北－D09 收分墙体( 朱城磊 绘)

洛扎境内绝大多数碉楼已被弃用，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社会安全环境的好转，当地居民防御的需求大大降低，无需修建防御性极强的碉楼;其次，碉楼内部空间较为狭小，有限的室内空间难以承担生活起居的全部需求［20］; 最后，碉楼开窗少且洞口小，室内因此而较为昏暗，空气流动性也较差。碉楼的防御性和舒适性形成矛盾，其不适于现代人的生活起居方式而被弃用，逐渐走向破败。

2018—2019 年对西藏山南洛扎县边巴乡区域内碉楼实地调查，获得了部分基础资料和数据，为后续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今后，将进一步的丰富碉楼的基础资料，以期对特征和年代形成有更清晰、更完整的认识，对未解的问题还需继续探索。同时，绝大多数碉楼被弃用，渐趋消亡，对其保护和再利用也是另一个亟待展开的研究方向。

附图：

作者简介：朱城磊( 1996—) ，浙江绍兴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传统建筑研究; 李亚忠( 1982—) ，甘肃陇西人，文博助理馆员，主要从事藏式建筑研究; 王一丁( 1977—) ，河北石家庄人，副教授、工学硕士，主要从事西藏地方建筑史、西藏传统建筑研究; 夏格旺堆( 1973—) ，藏族，西藏谢通门人，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青藏高原考古、西藏历史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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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西藏研究》 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