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藏医药档案是藏医药学的主要知识载体，属于中华医药学的重要部分。本文从记录文字类型、载体形式、记录内容等方面对藏医药档案的类型进行分类介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藏医药档案对现代人类医药事业发展具有的特殊价值，以期为藏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藏族；医药档案；类型；价值
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云南少数民族医药档案文献整理与特色数据库开发研究”（项目号：QN202132）；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元明清时期中国边疆治理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项目号：21JZD042）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受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建设项目“云南民族档案文献整理发掘研究”（项目号：2021CX05）资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聚焦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这个时代课题，充分肯定中医药的独特优势和作用。藏医药档案记载、反映了藏族自古以来面对各类疾病的医学和药理学认知，是将各类疾病的医药治疗状况、社会应对情况以及民族信仰与疾病治疗等进行结合，反映藏族疾病观、价值观的各类原始资料。藏医药档案更是真实再现了藏医药学的发展历程，是中国传统医药学的重要知识载体，是承载西藏古代科技文化的重要文化成果，是一宗有待在推陈出新中实现“古为今用”的重要文化遗产。本文就藏医药档案的类型及其价值作粗浅探讨。
一、藏医药档案的类型
藏医药文化发源于三千多年前，早在吐蕃王朝时期就已初具规模，后经多年传承和突破创新，在人体解剖、手术治疗等方面取得独特研究成果。藏医药学理论以“三因学说”为根基，认为人体内存在的“隆”“赤巴”“培根”是构成人体的“三大因素”。在“三大因素”的支配下饮食精微、肉、脂肪等七大物质基础和三种排泄物互相作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影响着人体的健康运行，藏医药中的核心药理及医理正是基于“三大因素”而展开，藏医药档案则是记录这些诊疗过程中产生的药理、医理的重要载体。基于此，可以认为藏医药档案是藏族先民和各个历史时期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在治疗疾病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或其他民族文字直接形成的，反映藏族医学药理内容，具有保存参考价值的各种文字、图标、声像、口碑等不同形式的原始记录。从藏医药档案的记录文字、载体类型、记录内容等方面来看，藏医药档案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按照记录文字划分
藏医药档案按照记载文字的形式，可以划分为以小邦文字记载的藏医药档案、以藏文记载的藏医药档案、以汉文记载的藏医药档案、以外文记载的藏医药档案和以符号记载的藏医药档案五类。
1、以小邦文字记载的藏医药档案。在6世纪末藏文产生之前，四省涉藏地区的不同小邦内使用不同的语言文字，这一时期的藏医药档案主要由各小邦的文字进行记载。目前在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吐蕃历史文书》有三卷吐蕃时期相关文书，其中编号为P.T.1286的是记录当时四省涉藏地区的各小邦情况的《小邦邦伯与家臣和赞普世系表》[1](P33)，该表长92厘米，宽25厘米，84行，写在被轧光的黄色纸张上。记述吐蕃之前青藏高原各部落邦国情况，相互之间征战吞并的情况，涉及17个部落邦国和地区的17位君长、23名辅臣，其中记录了不同小邦的语言和文字。虽然当时中原地区的北宋王朝在其部书《册府元龟》中认为在公元7世纪之前的吐蕃“尚无文字”“其俗刻木结绳”，但一些史料记载，如：如《敦煌本藏医残卷》收录的53个古藏药方、133味药；现藏书于国家图书馆的《藏医灸法残卷》等著作[2](P47-48)，体现出当时各小邦内都有其自有语言体系，以及使用小邦语言所记载的藏医药档案，但因历史原因这部分藏医药档案并未流传下来。
2、以藏文记载的藏医药档案。藏文产生于公元7世纪，当时松赞干布苦于吐蕃无统一文字，故派遣大臣吞米·桑布扎前往古印度学习梵文。学成归藏的吞米·桑布扎在古印度梵文的基础上结合藏语实际情况，创制藏文[2](P46)。之后藏文成为四省涉藏地区内的通用文字，这一时期的藏医药档案也主要由藏文记载和书写而成。例如现存最早的藏医药档案文献《月王药诊》，该书由当地藏医、汉族医僧和藏族译师共同合作而成[3]（P51），是现存藏医药档案的开山之作。此外，《嘉羊本草》《卓玛本草》《四部医典》等藏文文献均为以藏文记载的藏医药档案的代表性文献。除已出版的藏文医药档案文献外，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哲蚌寺、色拉寺、萨迦寺等处现仍有大量藏文医药档案，亟待挖掘。
3、以汉文记载的藏医药档案。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对藏、汉两地医学交流和融合产生深远影响。文成公主入藏时带来大量中原地区的医学著作以及医疗器械，其中包括“治疗四百零八种病的药物和医方一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件，配药法四部”[3]（P21)等，极大地促进了藏、汉两地医药学理论和实践的交流。文成公主带入吐蕃王朝的汉文医药学文献，以《汉公主大医典》为代表，该文献后被2名汉地和尚翻译成藏文医典——《医学大典》，这是吐蕃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医学著作，后因历史原因该书现已散佚[2]（P50）。但自文成公主入藏后，藏、汉两地交流日益密切，其中尤其以医药学交流更加频繁，产生大量汉文藏医药档案。
4、以外文记载的藏医药档案。17世纪的世界地理大发现运动，使得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西藏，并将记有西藏见闻的各类档案带回西方国家。部分西方学者在此档案基础上撰写出多部著作，其中部分涉及藏医药档案记录，如俄罗斯人叶夫列莫夫撰写的《漫游和奇遇》一书中对拉达克地区藏人的医药治疗情况有所涉及，这部分记载均可以作为藏医药档案的重要内容加以整理。
5、以符号记载的藏医药档案。除以文字记载藏医药学知识形成藏医药档案外，部分藏医药档案由符号来进行记载。其中最为著名的属于藏医药档案中的特殊载体——“曼汤”，也就是唐卡。唐卡是藏族人民手绘的医药学挂图。藏族先民根据本民族丰富的医药学理论和实践技术结合唐卡的绘制方法，将《月王药诊》《四部医典》等藏医药学经典档案文献中的医药学理论绘制成各色挂图，将深奥的藏医药学理论与技法用图画的形式展现出来，使“曼汤”成为藏医药档案的特色形式。
（二）按照载体形式来进行划分
藏医药档案按照载体形式，可以划分为藏族贝叶经医药档案、函装纸本藏医药档案、口传藏医药档案、其他载体形式的藏医药档案四类。
1、藏族贝叶经医药档案。古代印度的佛经，开始只是师徒相承、口耳相授，并不见诸文字。直到公元前1世纪佛教第四次结集时，才把经文和注疏纪录在贝多罗树叶上，因此，便把这种纪录在贝叶上的佛经简称为“贝叶经”。它的装帧，类似我国古代的竹简，用细绳一片片串成。用贝叶制成一部经书，要经过采叶、水煮、晾干、磨光、裁割、打洞、画线、刻写、上色、装订等十几道工序。藏文文献原来就是采用从印度传来的方法，写在贝叶上，一般用黑墨或红墨抄写。有时也用金粉抄写。因而，在古藏时期，受印度佛教影响，部分藏医药档案的书写载体为贝叶经，如现今出版的《西藏自治区珍藏贝叶经影印大全》中收录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的贝叶经中有医方明的藏文医药档案。[4][5]
2、“梵夹装”藏医药档案。“梵夹装”藏医药档案是现今存世最多的藏医药档案种类。早期当地医药档案装帧方式以“贝叶经”为主。但自中原地区的造纸术传入西藏后，当地人开始用纸张书写文字。后来为了书写和保存方便，出现了藏族特有的长条书式。长条书由很多规格相等的长方形纸页组成。这种装式大约起源于印度的贝叶书，即所谓“梵夹装”，后来藏族借鉴这种书籍装帧方式，称之为长条书。藏族的长条书自左向右横写，自上而下成篇。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西藏自治区图书馆、西藏大学图书馆、色拉寺、哲蚌寺等地均藏有大量“梵夹装”藏医药档案。这部分档案内容除了包括前述藏医药经典著作外，还包含有大量民间验方、民间医药传说、民间医药故事等记载。敦煌石室发现的藏文写卷中，还保留着吐蕃时期医学书籍的原貌，如敦煌石室所藏的《医疗杂方》编号P.T.1057（1-）、Vol.56，fol.57，成书时间约为八九世纪，是现存最早的“梵夹装”藏医学文献[2](P52)。
3、口传藏医药档案。虽然相较于其他少数民族来说，藏族有独立的语言和成熟的文字体系，但是部分藏医药学诊疗技法仍旧依靠口传的形式进行传播，如藏医尿诊法、藏医外治法、藏医放血疗法等医药疗法和诊疗技法均需要通过口传来进行传承，在此过程中形成部分口传藏医药档案，如藏医南北派代表舒卡·洛追给布的《祖先口述》，《晶珠本草》中的上部《药物晶珠歌诀》等[6]。
4、其他载体的藏医药档案。除了上述三类载体外，部分藏医药档案还以石刻、布帛、图画、医药器械等实物医药档案的载体形式进行保存。如拉萨哲蚌寺中存有部分佛教法器承担着部分诊疗的功能。除医疗器械这些实物医药档案外，石刻档案也是藏医药档案传承的重要载体，如现存甘肃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炭山岭镇小石门存的“石门药王佛石刻”，其中用石刻的方式以藏文记载了藏医药理疗知识，并篆刻有药王佛像图[7]（P55）。
（三）按照记录内容来进行划分
除按照上述两种划分标准对藏医药档案的类型进行划分外，根据其记载内容的不同可将之分为藏医药历史档案，藏医药理论档案，藏医药实践档案，藏医药植物、动物学档案，医药往来档案记录等几大门类。
1、藏医药历史档案。藏医药传统与西藏宗教传统两者之间密不可分，早在原始社会时期藏族就借助草本植物疗伤解毒，后来随着苯教的发展，当地对疾病的认知也不断变化，将导致疾病的病因归于各类“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藏医理论的基础——“三因学说”。藏医药历史档案的内容变化反映了藏医药历史的发展进程。如17世纪西藏政治家第司·桑吉嘉措在其《医学广论药师佛意庄严四续光明蓝琉璃》中的《根本医典诠释》分部和《医学概论·仙人喜筵》两部著作中对藏医药的起源加以论证，尤其是借助“曼汤”这一特殊藏医药档案载体来阐释藏医药文化的演变。因此，对藏医药缘起和发展历程的记载是藏医药档案的重要内容之一。
2、藏医药理论档案。在现存藏医药档案中，以记录藏医药理论的医药档案数量为最。藏医药理论的变迁依托于藏医药档案，其中记载了藏医药理论的发展离不开与汉地、印度、尼泊尔等地的交流，并在本土医药特色的基础上吸收各地医药理论的精髓逐步发展成今天所见的藏医药理论。在藏医药理论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出现了大量医药理论档案[8]，如第司·桑吉嘉措的《蓝毗达及其配方》、宇妥· 云丹贡布的《医学理论十八品》、苏仁· 娘尼多吉的《千金舍利》、香巴· 桑丹钦布的《续论》、强巴·南杰扎桑的《所需所得》等。
3、藏医药实践档案。在藏医药实践中，人体解剖和胚胎的研究是藏医药实践的特色内容，这些实践多记载于藏医药档案中。如8世纪中叶，当时任藏王赤松德赞王室医官的“三神医”之一的比吉·占巴希拉哈曾对人体解剖学进行深入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尸体部分》《活体和尸体测量》《尸体图鉴》等。此后，赤松德赞邀请各地名医齐聚王庭，共同撰写了《紫色王朝保健经函》，对当时藏医药中的先进诊疗技术、生理解剖、草药配方、各科病症诊治等进行详细记载，为8世纪末成书的《四部医典》奠定基础。此后，历朝历代医者无不在人体解剖、胚胎等方面开展研究。如，12世纪时被誉为“凡间药王”的宇妥· 云丹贡布在传讲《四部医典》时，曾亲自绘制接骨图画并编纂《脏腑解剖图》一部。目前存世的大量“曼汤”中也有对人体解剖等医药实践的翔实绘画，如17世纪的藏族名医洛扎· 且增努布绘制的人体脏器图中对人体各脏器位置的绘制与近代解剖学中的人体器官图极为相似。
4、藏医药植物学、动物学档案。西藏特殊的地理、气候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医药瑰宝——藏药。目前可见的最早的藏药集大成档案文献为《月王药诊》，其中收录了四省涉藏地区的医药植物440种，能够入药的动物260种，以及80余种能够作为药用的矿物，是目前可考的记载早期藏药的档案文献。吐蕃时期还产生了《药诊诸种草本要诀》《赞木央本草》《草药性能集——无瑕晶宝》《甘露宝瓶经轮及幻化龙胆草药书》《草药大全》等著作，其中《草药大全》沿用《四部医典》植物药的分类法，但作了生境分布、 形态等内容的增补。此外，随着西藏医药的发展，当地医药植物学和动物学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自14世纪山南地区建立帕摩竹政权后，藏医药开始出现南北派的区别。其中，南派代表人物舒卡·年姆尼多吉通过对藏南地区特有草药的研究，撰写了《草药生态》《草药鉴别》《草药性味》等。
5、医药往来档案。除记载藏医药诊疗的档案材料外，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西藏自治区图书馆等馆藏部分清中央政府、蒙古王庭与西藏往来的医药档案，其内容多为西藏、蒙古以及中央王朝之间医药往来呈文。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的满蒙王公贵族呈西藏地方首领的书信中多次涉及藏医药往来，如《布哩纳巴拉为呈报近况并请赐良药事致博克多葛根呈文》《嘉木样道布丹等为请安求药之事致博克多葛根呈文》《贝子达克旦朋素克为叩谢升任副盟长次子确认为转世灵童及乞药材事致噶勒丹席哷图呈文》[9]（P199）等。
二、藏医药档案的特色
（一）完备的医药学体系
藏医药档案所载录的藏族医学理论与实践方法种类丰富、体系完备，价值极其珍贵。如发展有3800多年历史的藏医药学，自7世纪创造和发展了藏文字后，就有了传承至今的卷帙浩繁的藏医药学典籍。藏医药学作为现存最古老的医药学学科之一，自其产生以来一直不断吸纳中原以及西藏周边国家的医药学精髓，在藏族医学药理的基础上博采众家之长，形成独具特色、体系完备的医药学理论体系，例如藏族天葬中有关人体构造学的全面了解、独具藏医药特色的病因病理学说等。此外在临床诊断、胚胎学等方面藏医药均形成一定的医药学理论和诊疗特色。[10](P90)这些深邃的医药学理论是藏族对我国传统医学乃至世界医学的伟大贡献。
（二）齐备的医药学门类
通过藏医药档案可以发现，藏医药学具有齐备的医药学门类。例如成书于公元8世纪末，由藏医医圣宇妥·云丹贡布所撰的《四部医典》，该书囊括藏医体系的理论和实践全部内容的藏医学百科全书，由根本医典、论说医典、秘诀医典、后续医典四部分组成，其中对藏医药学的人体解剖、胚胎学研究、病理学原理、人体病因病灶、藏医诊疗方法、藏医方剂配药原理、医疗器械、早期疾病预防等藏医药学原理均有所记载，是全门类藏医药档案的重要形式，除了收录当时藏医药诊疗方式、方法外，还收录了8世纪前的藏医药药材1002种，收录了时人医药药方配方3456种[11](P112)。该书中所反映的人体解剖学和胚胎学知识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中包含的医药学思想与文化经后世历代藏医药学者的不断丰富，使其成为藏医药档案的集大成者，也是藏医药档案中对藏医齐备的医药学门类记载的重要凭证。
（三）丰富的药物学记载
除完备的药理学知识和齐备的医药学门类外，藏医药档案中还记载了体系完备、数量种类丰富的药物学知识，如《药物大全》《甘露八部》《药物晶珠歌诀》等。其中，集藏族药物学之大成的药物学记录《晶珠本草》中将西藏药物中相关的珍宝类药、土类药、动物类药、旱生草类药、炮制加工类药等十三大类药物的使用方法、炮制方法、毒副反应、脱毒方法等药物制作方法进行介绍[12](P37)。此外，该书还对藏医药档案中药物学记录的精华进行总结，对部分四省涉藏地区独有药物进行详细记载，是中国传统医学中的本草类重要著作，在植物学、药物学、动物学等领域均有重要的凭证与参考价值。
（四）悠久的历史传承
纵览藏医药档案文献可以看出，藏医药事业的发展萌芽于原始社会时期，形成于7世纪的吐蕃时期，后经历朝历代的不断补充、完善并吸收中原地区及大食、尼泊尔、印度等地的医药学理论，将本土产生的医药学理论与实践与源自周边各地的医药学理论相结合，在本土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当地特有的医药理论体系。因而，现今所看到的藏医药档案文献中，传承了藏医药三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并产生了大量藏医药档案文献，其中既有对中原地区医药著作翻译形成的医典《门杰前木》《索玛拉札》等[13]，又有结合当地医药特色与本土宗教文化形成的《四部医典》《黄色比吉经函》《黑禳祓书》《百病方》《疗病黑书》《长寿驳书》《医药白书》。
三、藏医药档案的价值
（一）对研究藏医药学体系的建立具有原始凭证价值
藏族医学历史悠久，借助藏医药档案的记录可以发现，藏医药经过三千多年的发展历程，逐步形成了体系完备的医药学理论知识体系，并且相应产生了丰富实践记载。其中部分藏医药著作中对部分疾病具有独特的诊疗方式与见解，是世界古代四大医学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例如，现存藏医最早的藏医药学档案文献《月王药诊》中就涵盖了对早期藏医药学的全面汇总[3](P27)。该书中有藏族先民对于早期人类人体、胚胎发育等技术的认知和人体构造学的研究，其中借助对人体生理功能的认知来推断人体疾病产生的病因和分类，其中包括对不同病因的诊断原理和诊断过程。借助人体构造学的相关知识将人体的五脏六腑、寒热属性和要害穴位分布进行概括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各类诊疗方法，如早期藏族医疗诊断中的尿诊、脉诊、放血诊疗、针刺、正骨等诊疗手段均在此著作中有所记载。这些珍贵的藏医药学原理记录是藏医药学体系建立的珍贵原始凭证，为保存藏医药传统，弘扬藏医药文化具有重要凭证作用。
（二）对研究藏医药文化变迁具有参考价值
藏医药文化自产生以来，历经多年的继承与创新，逐步形成体系完备、门类齐全、记载丰富的藏医药学体系，藏医药学体系的建立和传承离不开藏医药档案的记载。因而，丰富的藏医药档案对研究藏族民族医药文化变迁提供重要参考凭证。例如，在敦煌经卷发掘之前，部分学者对于藏医药学原理的产生存在较大分歧。正是敦煌石窟中发掘出的藏文医药档案《藏医灸法残卷》证实了在远古时期藏族先民就已经具有了早期的医药学知识，如其中记载了部分藏族先民在旧石器时期就已经使用类似放血诊疗、火灸诊疗等治疗方法[2](P51)。此外随着藏医药学的发展，至8世纪之后，藏医药学理论已经具备了成熟的医药体系，其中藏医药学的集大成著作《四部医典》即为这一时期藏医药档案文献的代表。之后随着藏医药学事业的发展和藏医药档案记录的不断丰富，藏医药档案体系也逐步形成，形成了以《四部医典》为核心，以纸本医药档案为载体的藏医药档案体系[14]。因而对藏医药档案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藏医药文化的变迁及其历史进程，对藏医药文化体系的全面论断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对藏族文字与语言发展研究具有研究价值
从记录藏医药档案的文字的变迁可以进一步了解藏族语言文化的整体变迁情况。人类社会的医药诊断活动的变迁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变化同步进行的。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藏医药档案记录对于研究藏族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变迁具有研究价值。如藏医药档案的重要形式“曼汤”，不同历史时期的“曼汤”中均使用不同的藏文对“曼汤”的内容进行说明，这些说明文字因产生的历史时期不同其主要记录的藏文形式也各不相同，其中包括了楷书、行书、小邦文字以及古藏文形式，这些不同形式的藏文对后人研究藏文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四）对中国医药文化源流的论证具有史料价值
自7世纪文成公主入藏以来，藏、汉之间的医药文化交流不断得到发展和延续。藏医药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一部分发挥着独特价值。对于藏医药档案的发掘与研究对中国医药文化源流的论证也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如文成公主入藏后撰写而成的《汉公主大医典》中对于唐代中原地区的医药诊断方法、医疗器械形式、配药方法等均有所记载，是吐蕃时期西藏流传最广的中原医药学典籍。在《汉公主大医典》基础上形成的《医学大典》则是西藏医僧将中原医药学原理翻译成藏文向四省涉藏地区传播的著作。在此之后形成的《月王药诊》《四部医典》《索玛绕扎医书》《百万舍利医书》《十八部医清》等著作中均有对《汉公主大医典》中所记载的中原医药方式的传承和相关研究记载。因而对藏医药档案的研究，对于研究中国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和演变的源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15](P1)。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藏医药档案可以看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藏族先民的探索以及与周边各地的医药学交流，逐步形成了体系完备、门类齐全和类型多样的藏医药学体系。藏医药档案作为这一独具特色的医药学体系的载体，对于鉴证藏医药学原理、传播藏医药学文化、推动中国医药文化体系的建立具有独特价值。档案馆、图书馆等文化机构作为这部分藏医药档案的“保管员”[16]，在传承藏医药档案，弘扬中华传统医药文化中责无旁贷，需要借助藏医药档案的凭证价值、参考价值、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使藏医药档案真正在推陈出新中成为实现“古为今用”的重要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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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晓（1989- ），女，山东临沂人，现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档案学、少数民族档案等。
原刊于《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3月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