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青海都兰热水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印章
摄影：觉果
前言
去年以来，一些媒体将2018都兰热水血渭一号墓出土的“外甥阿夏王之印”改称为“外甥阿柴王之印”，并大量报道类似血渭一号墓墓主人身份和族属确定，“出土印章是青藏高原划时代的重要发现”这样的消息（1）。作为本地的一个文史爱好者，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都兰墓葬和吐谷浑等问题的研究动向，特别是对这次的论坛。使我深深感到不安的是，很多论者常将青藏高原原有的阿夏部落和从辽东迁徙而来的吐谷浑部族，相提并论，混为一谈，造成思想认识和文物定性的混乱，尤其在都兰墓葬的民族族属问题上。我们要肯定都兰等地的考古发掘和国家认定，明确都兰墓葬的吐蕃族属，否定都兰墓葬上的所谓“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系属说。通过解读和对比汉藏历史典籍，列述对重要古藏文文献的错译及其造成的不良影响，揭示阿夏是如何变成吐谷浑的。应肯定土族族源的蒙古尔说，确认藏文文献中人物的民族族属和出土印章的墓主人等等。对这些问题，拟在本文中作进一步具体阐述，并请读者和专家学者们指正，愿继续探讨。
一、研讨这个问题的基础和大前提首先是国家认定
关于都兰墓葬族属问题的争论，其焦点不在于吐蕃统治下的是不是吐谷浑的问题，而在于墓葬的族属是谁，这是研究问题的基础和大前提。都兰考古发掘结论认为，族属是吐蕃而非吐谷浑。确定了这个基础和前提之后，再去考察和研究某一类、某一个墓葬的主人是谁，才是合情合理的。
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目前，周伟洲（2）明处还没提出否定都兰墓葬是唐吐蕃墓，暗中却在步步设套，釜底抽薪，将国家认定的吐蕃墓葬逐步变为吐谷浑墓葬。为了弄清周伟洲的良苦用心，我们可以通过他的思想变化和作品来认识问题，辨析其正确与错误。
1、从“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论，演变到“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系属研究”，所要表明的是“吐谷浑本源文化”。
2006年6月周伟洲教授的《吐谷浑传》出版，在其第六章第四节专门首次提出“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问题，认为吐谷浑灭亡后，受制于，甚至从属于吐蕃的吐谷浑，各方面都有了吐蕃化的倾向。书中尚未提到都兰墓葬问题，当然谈不到族属了。后来他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2013年5月，《史学集刊》刊登了他的《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研究》一文（3）。据传，这期间，周教授曾受邀于青海的某个民间团体考察过都兰墓葬，而后撰写了此文。论文明确提出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是吐谷浑墓葬，墓主人是吐谷浑人。这篇论文是从《吐谷浑传》的“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直接转向都兰墓葬为吐谷浑墓葬的过程，这是他有意演绎和发展的结果。为了证明这个论点的正确性，他不断从所谓的“吐谷浑本源文化”方面进行论证。《千年炳耀吐蕃墓，妄论有坟吐谷浑——评仝涛、周伟洲背离事实的论证及其他》一文，引用国际著名考古专家、英国的戈登·柴尔维之观点：“考古学者把一些不同的遗址里出现的同类型的组合，称为文化”，“人类学者和考古学者采取文化这一术语，意味着一群人或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有着共同的行为方式”。周所谓的这种“多种文化影响的吐谷浑本源文化”，不是吐谷浑文化，而是在与吐谷浑的“共同的行为方式”中，其“语言文字、政治制度、风俗习惯（服饰、丧葬仪轨等）”早已被“羌化”和“吐蕃化”了的，无本源可谈。周所谓的吐谷浑本源文化，应该是吐谷浑在辽东时的鲜卑文化在都兰地区的反映，都兰的墓葬遗迹里没有与鲜卑“同类型的组合”，因此称不上是吐谷浑文化，也扯不到本源文化上去。史实恰好相反，从都兰古墓葬的形制、结构、出土古藏文、人为赭面等均说明，它是西藏吐蕃文化在都兰等地的同类型的组合，也就是说这才是吐蕃本源文化在都兰等地的反映（4）。1999年9月8日北大考古队在结束都兰发掘考察之后，和都兰县公安局负责人有个座谈，会上考古队齐东方教授说：“吐蕃打吐谷浑就走热水沟。这个地区现在能确定为吐谷浑的东西很少。也就是说在诺木洪文化和吐蕃时期之间的吐谷浑文化是空白的”（5）。
2、墓葬主民族系属为吐谷浑之说没有令人信服的依据。事实恰好相反，吐谷浑没有灭亡之前，甘青两地没有吐谷浑墓葬。
1）从早期鲜卑人的丧葬看吐谷浑。
《宋书·索虏传》记鲜卑拓跋的葬俗时说得很具体：“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逆亡者”。据《隋书》记载，吐谷浑“风俗同突厥。丧有服制，葬讫而除。”停尸七日于帐，“择日置尸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6）。
2）进入甘青之后的吐谷浑丧葬。
吐谷浑进入众羌之地，由于人户极少，必受其诸羌火葬习俗之熏染。文献对古羌人的丧葬习俗记述得较完整：羌人实行火葬，公元前就是这样。二千年前《太平御览·四夷部》记庄子语云：“羌人死，燔而扬其灰”。《荀子·大略篇》讲得更为具体：“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墨子·节葬篇下》中说：秦之西有羌之种属的仪渠国，“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烟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7）。
《旧唐书·党项传》亦有如此记载：党项羌“死则焚尸，名曰火葬”。在氏羌居住的甘青地区，至今还难发现秦汉时期的氏羌墓葬，这可能与他们的火葬有关。《洛阳伽蓝记》说，“吐谷浑“风俗政治，多为夷法”，这个夷法指的显然是羌人之风俗，包括丧葬（8）。它可是一个300多年的经历，丧葬习俗基本被羌化，何况他们本来就基本实行火葬，因而，羌人的习俗包括丧葬对吐谷浑的影响是直接、深刻而又广泛。七、八世纪藏传佛教的传入，羌人和留在甘青的吐谷浑人一样由火葬而渐变为火葬与天葬同时存在，以后完全实行天葬（少量火葬），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现在的牧区，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本文作者查遍宁夏、甘肃、四川考古资料，没有一个提到过有吐谷浑墓葬，相反在甘肃肃南的大长岭发现了吐蕃墓葬（9）。说都兰乃至青海有吐谷浑墓葬，至今周伟洲尚不能确指。这里需要申明的是，可能会有人提出古羌人没有墓葬和吐谷浑在甘青没有墓葬的疑问：一是会问，那么如何解释马家窑文化的宗日类型和卡约文化的墓地遗迹呢？我认为，它们都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距今有2千多年到6千年的历史。这与历史所记载的羌人火葬是两回事，一个遥远，一个较近，较近的是早已发展变化了的习俗，历史文献记载的只是羌人的这种丧葬习俗而已，时间可能不到2千年。二是会问，甘肃武威、天祝等地不是发现了吐谷浑墓葬了吗？是的。那是吐谷浑被吐蕃灭亡后，其王诺曷鉢东迁后的事情，包括他的子孙们留下的唐化了的墓葬。本文作者认为在吐谷浑没有灭亡之前，甘青两地没有吐谷浑墓葬。
3、国家认定难以推翻
都兰县乃至海西州其他几个地方的墓葬，历经青海省三代考古工作者近60年的发掘，并由青海省政府和国务院先后发文，认定是唐吐蕃墓葬，毫无疑问，这是最具说服力和权威性的结论。
自上世纪50年代，从我省第一次对全省文物进行普查开始，到2010年，相继对都兰为主的海西柴达木东南沿、乌兰县、果洛州玛多县，玉树州三县等多处古墓葬群进行考古发掘。发掘研究结果均认为，这些古墓葬为吐蕃墓葬。除西藏之外，青海是吐蕃墓葬分布最广、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地区。据专家们估计海西州有吐蕃墓葬2千多座，玉树州有墓葬群31个，数量在千座以上。摘其主要者为：
1986年5月27 日青海省政府公布热水乡古墓群为“热水吐蕃墓群”；1996年国家文物局学委将都兰吐蕃墓葬群公布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996年11月20日，国务院以国发【1996】47号文将热水墓葬群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1999年6--10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热水血渭南岸的4座大中型吐蕃墓葬进行发掘，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文物资料，并于2005年出版了极具学术研究价值的综合考察报告集《都兰吐蕃墓》。考察报告不仅确认是吐蕃高级别人物的墓葬，而且肯定了墓葬是吐蕃的陵墓群（10）。
以上结论也是对周伟洲“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为吐谷浑之说的直接反驳和否定。周伟洲明明知道这些事实，却要反其道而行之，让人匪夷所思。我们认为，对考古发掘的定论和国家认定不是说不可以讨论，问题的关键是至今谁也拿不出任何确凿的证据来否定这个结论。
二、阿夏与吐谷浑的种种不同
为使读者简要了解阿夏与吐谷浑的区别，根据一些资料，进行综合归纳，先将他们不同的特点列述于后，再在相关地方提出阿夏和吐谷浑等问题进行讨论。
1、两个不同的民族
1）阿夏（འ་ཞ）。
（1）公元前后的阿夏。
阿夏人在藏文文献中至少出现于公元之前。阿夏的族属为塞氏。所谓塞氏，乃藏族远古四种姓之一：即穆·象雄，童·松巴，觉·木雅，塞·阿夏。塞·阿夏内部又分化了若干族系，其中曾有主持过吐蕃十二诸侯国的霸主噶氏，就是从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望族。噶氏又分化出九大族系，如噶·阿柔等。阿夏的后裔从末间断地繁衍生息至今，当今生活在甘肃迭部县的阿夏乡（有苯教寺院那贡寺）和四川若尔盖求吉乡的阿夏村。历史文献《后藏志》等证实了远古时代阿夏部族就居住在日喀则娘曲河中游一带（11）。阿夏作为最初靠近吐蕃的一个部落，早被吐蕃统属。这种统属是对“同一文化系统的不同部落的统一”（12）。阿夏人即是吐蕃人，与吐蕃是同系同种，这是不可怀疑的。
(2)松赞干布时期的阿夏。
“其后赞普（松赞）亲临，未用一兵，即使汉及阿夏，献纳赋税。阿夏为蒙古族，现属于俄罗斯”（13）。《白史》记载吐蕃时期阿夏的一些活动，比较详细的是禄东赞驻阿夏的资料：
自从松赞干布时期阿夏成为吐蕃属民开始，到公元669年，共提到阿夏11次，前后相距85年。其中，禄东赞从公元658年到666年驻阿夏7次（包括663年吐谷浑被灭之年），禄东赞亡（667年）后赞普于669年曾居于阿夏等多地（14）。
2）吐谷浑（གྲུ་གུ）。
（1）早期的吐谷浑。
吐谷浑族源为鲜卑慕容氏，古为东胡族的一支。秦汉时游牧于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与洮儿河之间，附于匈奴。北匈奴西迁后，鲜卑遂居漠北漠南之地，势力渐强，分为东中西三部。到两晋南北朝时，形成慕容氏、拓跋氏、宇文氏三大部，内部族群复杂。
吐谷浑约在公元286年左右乘西晋永嘉八王之乱，率部从辽东北进入内蒙阴山（呼和浩特境内大青山），驻牧20年后南下甘青川一带（15）。
（2）藏文文献中的吐谷浑。
——《红史》作者很明确地认为吐谷浑是黄霍尔（ཧོར་གསེར），而非阿夏。关于这一点，由于翻译者（陈庆英）有意地删除了原文和东嘎赤列先生的校注，使得这一重要史实长期被掩盖，直接影响到仅靠汉文学习和研究藏族历史的读者和学者（16）。
——《白史》中吐谷浑藏文称“支格”（གྲུ་གུ）。记载吐谷浑事迹和重要活动的有如：
“……西藏大军又曾越过中国‘五台山’，皇帝亦曾一度降位，其时‘吐谷浑’（ གྲུ་གུ），‘玉阗’（ ལི་ཡུལ ）、‘云南’（ཡུན་ནན）等处，亦曾属于西藏统治历百余年如此真实可靠不可暂忘之记载，乃至外国史学家所熟悉者，然本地大多数人民，连有无此事之疑念都不曾起，殊堪叹惜”。（按：公元763年，赤松德赞的藏军攻入长安15日，立金城公主之侄李承宏为帝，663年灭吐谷浑至763年，恰好百年）。
公元675年，“王后‘迟玛隆’请建大会，（此所说‘迟玛隆’བཙན་མོ་ཁྲི་མ་ལོད་ཀྱིས། 是否即松赞之妃‘尺尊’（ཁྲི་བཙུན），尚应研究。此妃权势很大。原注）。འཔོན་ང་རྒྱལ་ཁྲི་ཟུང་གིས། གསེར་ཟངས་ཆེན་པོ་གསོལ་པ་དང་།（译者：似说，本俄贾迟松请作鏖金像）（按：ང་རྒྱལ为ད་རྒྱལ之误，本俄贾即“坌达延”）（17）。
《白史》提到吐谷浑之名，大约是在南日松赞卒年的公元629年 ，到672年，前后共43年之久，提到吐谷浑34次。在《白史》中凡提到“吐谷浑”或“吐谷浑王”时，都是藏文的“ གྲུ་གུ”（音“支格”），和“གྲུ་གུ་རྒྱལ་པོ།”（音“支格加保”）
2、两个不同的地域
（1）阿夏：综合分析一些历史资料，阿夏从最初的阿里地区，流徙至日喀则地区的娘曲河一带，在松赞干布时或之前被吐蕃统属，逐步在其东部安顿下来。“今国内一些历史学者认为的那样，赞普时期吐蕃所属小邦阿夏并不是居住于青海、甘肃境内的那个吐谷浑（ཐུའུ་ལུ་ཧུན）。阿夏所处的疆域是从青海、甘肃边界交界处一直向南延伸到靠近‘白兰’（བ་ཡི་ལང）之间，在吐蕃之东形成一个弓字形（弧形）围绕的地区，地域达几千里，是属于吐蕃范围内（ཁྱབ་ཁོངས་སུ་གནས་པ）的一个邦国。藏人称其为阿夏”（18）。
（2）吐谷浑：公元313年（即西晋永嘉年）吐谷浑从内蒙大青山一带进入甘肃枹罕，后继续向南、向西扩展，到今之甘南，川西北阿坝一带，尔后转而北上，进入青海南之沙洲贵南穆格塘、赤水（按：一说在兴海，一说在共和曲沟，实际上两地距离很近）、浇河（贵德），曾经常进占、退守于白兰（果洛地区为主）。公元329年叶延时建吐谷浑国，夸吕（公元353—391年）时，居移青海湖西南，伏俟城是其都城。从此吐谷浑的活动基本上在甘青北部和东北部。伏允时（公元635年前后）吐谷浑曾分东西两部分，伏允守伏俟城，次子慕容尊王守鄯善（19）。
3、两种不同的语言
阿夏： 阿夏是青康藏高原的古老民族之一，语言系属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据其族源和迁徙的地域来说，一直以来在吐蕃的周围活动，而且早就被吐蕃所统属，成为吐蕃的属民，其语言是相同的，最多是方言不同而已，如苏毗之于吐蕃，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说阿夏使用的无疑是吐蕃语即古藏语。
吐谷浑：吐谷浑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语言。法国吐蕃古藏文文书研究者伯希和指出，吐谷浑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语音，与鲜卑语相似（20）。但那是吐谷浑初到甘青时的情况，后在300多年长的时间里，早已归属于吐蕃的吐谷浑语言、习俗已被吐蕃融合同化，以致彻底改变。至于极少数吐谷浑上层统治者内部是否还一直保留着吐谷浑即鲜卑语就不得而知，但诚如范文澜所说：“少数慕容部贵族与众多羌族部落酋长融合成为一个统治阶级，鲜卑人羌化了，因之，吐谷浑实际是羌族的国家”（21）。《新唐书·吐蕃传》也说：“逾代之后，斯人既没，后人安于所习”（22）。
4、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
阿夏早就被吐蕃所统属，而吐谷浑则是从松赞干布时候起到公元663年的芒松芒赞（650—670）时期成为其敌对一方。“松赞干布时，设有戍边三军（དཔའ་སྡེ་གསུམ）。戍边三军分“上、中、下三部。上部有卓、琼、噶尔、怒（布）、年等五个部分，针对吐谷浑（གྲུ་གུ），并将其打败；中部有白嘉“སྦས་རྒྱ་སྡེ་བཅུ།”12支针对羌人（འཇང་或ལྗང་）的部落军队，并将其打败；；下部有针对汉人的通夹9部和阿夏（ འ་ཞ ）的 6支‘东德’千户部落军队并将其打败”（23）。这一条非常重要，是把阿夏与吐谷浑两个民族，两种不同的军事身份，分得十分清楚。
三、古藏文文献被错译的问题——阿夏是如何变成吐谷浑的
在翻译重要藏文典籍而涉及阿夏和吐谷浑等一些重要问题时，译者们的思想认识和翻译原则就大相径庭。
1、有三类不同的翻译情形
第一类是尊重原文直译，译者不会擅做主张改变原文。如《白史》（24）和《西藏王臣记》（25）。最初的译者法尊法师和郭和卿，都是老一辈的资深翻译家，自觉遵从翻译原则，坚持“信达雅”的第一条“信”，不违背“信”，历史不按小说虚构，“信”是第一。
第二类是改变原文，会作出一点说明，但这种说明的理由往往缺乏根据。如由王尧和陈践先生编译的《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汉文部分），王尧所辑《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考释》（26）以及翻译《白史》的另外几位译者如付师仲（27）等。他们的译文，凡是遇到འ་ཞ（阿夏），འ་ཞ་རྗེ（阿夏王），均翻译成吐谷浑。只是在注释中作出一点简单说明，为什么要把阿夏改为吐谷浑，无非是说人们都是这样说的，如《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赞普传记》之注释第16吐谷浑条。（意见后述）
第三类是不作任何说明，擅自改变。如黄颢和周润年翻译的《贤者喜宴》（28），陈庆英翻译的《红史》（29）、《汉藏史集》（30）和参与主译的《西藏通史》（31）等都是如此。
2、错误的翻译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
以上所列第二、三类错误的翻译，是导致当代某些方面藏学研究经常发生混乱的源头，也是怎样把阿夏变成吐谷浑的源头所在。自上世纪出现的世界藏学热，至今温度未减。很多人想了解和研究藏学，但苦于不懂藏文包括古藏文，只能凭借一些译文，而这些译文往往鱼龙混杂，使看不懂藏文原著和看不到按原著翻译的译文的读者误认为事实就是如此，根本想不到会是错译，更使不能分辨真假的读者深受其害。再看下面四个例子：
1）在“《贤者喜宴》摘译本中，译者黄颢和周润年推算出吐谷浑早已迁徙至甘青河湟流域，故直接翻译成吐谷浑。但在上述直贡赞普时期（按：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有外道的阿夏人，辅佐直贡赞普进行改革的也是阿夏人。离吐谷浑吐谷浑的迁徙还差300余年，在原文中皆是藏文（Va--zha 即འ་ཞ）一词，但在译文中译者主观臆断地将吐谷浑迁徙之事纳入之外，没做任何注释说明，进而出现了内容截然不同的译文，这正是曲解、误释阿夏与吐谷浑为同一族源的症结所在”（32）。
2）在提到为达日年赛治疗眼疾的事情时，历代著名藏族著作家无一不说是阿夏医生，但是，有些学者只知道引用《贤者喜宴》汉文版的吐谷浑说，而不知道《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等藏文说的是赞普从阿夏域请来了阿夏医生：“འ་ཞའིཡུལ་གྱི་སྨན་པས་སྤྱན་ཕྱེ་སྟེ།....རྒྱལ་ཕྲན་འ་ཞ་རྗེ་བྱ་བ་སྨན་པ་མཁས་པ་ཞིག་བོས་པས་སྤྱན་ཕྱེ།”和“ཁྱོད་འ་ཞ་ཡུལ་ནས་སྨན་པ་བོས་ལ་མིག་ཕྱེ་ལ་རྒྱལ་ས་གྱིས། ....འ་ཞ་ཡུལགྱི་སྨན་པས་སྤྱན་ཕྱེ་སྟེ།”。
3）陈庆英对《红史》的翻译。“《红史》一书是1346年为蔡巴·更噶多杰所撰。在文末跋语中他早有明确注释。跋语写到：该书中的纪年有几处错误。吐谷浑乃黄霍尔，俄田乃和田。从这个简短的注释可知，《红史》作者很明确地认为此处的吐谷浑是黄霍尔，而非阿夏。此外在其他藏文文献中也没有发现将阿夏称作黄霍尔的，或认为黄霍尔是阿夏的。汉译文曲解其意，以为吐谷浑不是黄霍尔，将原文的肯定句式理解成否定句式，无法翻译成陈庆英先生汉译的结果。陈庆英先生的做法，“不但有失译本的第一手资料的价值，还对只能借助汉译藏文史书比较研究的学者们所得成果的学术质量产生直接影响。当然，也不利于汉藏文化的深入交流”（33）。
4）专家学者公认，敦煌古藏文文献是藏族历史上留下的最早的世俗文献之一，也是自14世纪以来许多高僧大德、专家学者推崇和引用的重要资料。在近代，藏族著名学者根顿群培的《白史》早就引用过其中的一些内容。王尧先生比较系统地译释过敦煌古藏文文献，早先还曾编辑《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后和陈践编译了《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探索集中既有藏汉文对照，又有部分藏文影印的内容。王尧先生还编译过《吐蕃金石录》、《萨迦格言》等，他为古藏文的考释、翻译和研究作出过重要贡献，这是必须首先肯定的。但他把敦煌古藏文文书中的所有事涉阿夏的人和事全部翻译成吐谷浑，实在遗憾和不解。
王尧、黄颢和陈庆英都先后在中央民院学习藏文，陈庆英是王尧的研究生。王对黄很推崇，认为他在翻译、整理、研究方面有不少贡献。据王尧讲，黄颢1959年毕业后就从事藏族史研究工作，在《贤者喜宴·吐蕃传》出版社时王尧先生为其写了一个很长的序言，全面介绍了藏族历史上的著述分类。把阿夏翻译成吐谷浑，我们不清楚王和黄两人是谁受谁的影响。
通过上述介绍，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原本的阿夏是如何通过这些翻译者们的错解而将阿夏翻译成吐谷浑的，这是源头之症结所在。
一般而论，越早的东西（文献）越真实可靠，因而越应该相信。后来者往往借题发挥，甚至臆测编造，弄得面目全非。藏史研究中存在同样的问题，后人不能不吸取教训。
在历代藏族的作者中，五世达赖喇嘛是被最为推崇者之一，他在政治、宗教上有很多建树，著书立说，多为传世之作，对藏族和藏族历史文化的发展有过重要影响。近现代的根敦群培、东嘎·洛桑赤列、张怡逊（34）等也对藏学做出过重要贡献，在藏学界名声显赫。值得一提的是根敦群培。《西藏通史》详细介绍他撰写《白史》的经过和写它的好处，根敦群培和他的学生还到赤德松赞时期兴建的噶迥多吉因寺遗迹进行考察、抄录碑文，他说：“依据噶迥（多吉因寺）的碑文，可以纠正以前王统历史中的一些错误”（35）。他的著作为研究藏学的各族专家学者包括宗教界，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四、依据古汉文文献，对照和解读敦煌古藏文文书中出现的人和事
1、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出现的重要人物源之于新旧唐书
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除了赞普之外，其中大论乞力徐（བློན་ཆེན་པོ་ཁྲི་གཟིགས）、坌达延迟松（འབོད་ད་རྒྱལ：ཁྲི་ཟུང་དྔ）、尚·赞咄热（ཞང་བཙན་ཏོ་རེ་ངྡ，ཞང་བཙན་ཏོ་རེ་ལྷས་བྱིན），这三人曾出现在新旧唐书（36）、（37），出现场次最多的依次也是他们。前两人出现在《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38）。由此可以知道敦煌古藏文文献翻译这几个人物的最初出处是就来自新旧唐书。敦煌古藏文文献涉及到的其他人物也应该是译者根据新旧唐书推导出来的。《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和《阿夏纪年》残卷中的以上人物曾出现多次（39）。
2、如何解读三个达延（达贾）氏？
1）从命名看，达延三人都是归属于吐蕃后的阿夏人。
达延莽布支（ད་རྒྱལ་མང་པོ་རྗེ）、坌达延迟松（འབོད་ད་རྒྱལ：ཁྲི་ཟུང་དྔ）、坌达延赞松（འབོད་ད་རྒྱལ་བཙན་ཟུང་དྔ）这三个人都出自《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三人名字中都有达延。达延一词的藏文是“ད་རྒྱལ”（音“达贾”）。“达延”这个词是从旧唐书开始使用的翻译名词（后面还以“达延”称），《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等沿用了这一翻译词语。
上述三人均称为“达延”（达贾），这是姓氏，说明他们是同属一个氏族部落，或者就是一个家族的人。这种命名方式完全符合千百年来藏族的文化传统和命名习惯，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过去对达延莽布支是否是吐蕃人有争议，范文澜、王忠等认为是吐谷浑人，后来有了王尧的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的藏汉文对照，才改变了吐谷浑说，周伟洲也承认，“今从王尧说”（40）。
为了区别吐蕃与吐谷浑的命名，顺便介绍吐谷浑的姓氏和命名。遍查有关鲜卑族（吐谷浑）的汉文史料，吐谷浑没有吐蕃（藏族）这样的姓氏名称和命名方式。鲜卑族有五大姓氏或八大姓氏之说，如慕容、拓跋等，有穆、陆、贺、刘、楼、于、嵇、尉，还有万俟、长孙、乌丸等许多姓氏（41）。名字多为汉字，如，慕容忠，投降吐蕃的索和贵是白鲜卑族人，慕容诺曷鉢投唐后多改为汉族姓氏，如白承福等。他们的姓氏名称中没有像松赞干布、达延迟松、夏吾才让等这样的命名。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达延氏不是吐谷浑人。
2)达延三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研究历史，无论是事件和人物，正确判定时间是首先要做的，因为这是基础。很多事情不能确定，往往是难以判定时间。从达延莽布支（ད་རྒྱལ་མང་པོ་རྗེ）到坌达延迟松（འབོད་ད་རྒྱལ：ཁྲི་ཟུང་དྔ）到坌达延赞松（འབོད་ད་རྒྱལ་བཙན་ཟུང་དྔ），三个达延氏，他们都曾担任过“论”或“大论”，在吐蕃政权中地位显赫。而且，后两位名字前面都有“坌”，从他们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中出现的年代看，达延莽布支在653—659年（出现2次）；坌达延迟松在675—694年（出现5次）；坌达延赞松在706—714年（出现6次）。从依次出现的时间和年龄分析，他们三人之间的年龄差分别是22岁和31岁，达延莽布支比坌达延赞松年长53岁，所以，他们有可能是祖孙三代。至少也是叔侄关系，虽然达延莽布支比坌达延赞年长许多。在藏族特别是安多藏族中，无论是侄子（外侄）和孙子都称其为“擦沃”（ཚ་བོ）。亲属之间的称呼，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也不一样，有细有略，如英语中的“uncle”，就不分叔、伯、舅。所以，在这里他们之间按年序可以叔侄关系称呼，坌达延迟松是达延莽布支的侄子辈的“坌”，坌达延赞松则是孙子辈的“坌”。
五、对涉及吐蕃以及吐谷浑其他几个问题的解读和认识
1、吐蕃赞普和阿夏的姻亲关系有历史渊源
1）聂赤赞普兼并诸侯各国以后，曾作为诸侯王的阿夏与吐蕃王朝内部结下了联姻关系。随后他们成为甥舅双方，因而在吐蕃石碑上亦明确记载甥阿夏。在达日年赛时还派遣吐蕃王廷某女嫁给阿夏氏族（42）。
2）松赞干布（629—650年）之“子贡松贡赞的元配阿夏妃名柯爵茂杰赤迦底峡，所生王子为芒松芒赞（按：约在650—676年间）。” （བཙུན་མོ་འ་ཞ་བཟའ་ཁོ་འཇོ་མོ་རྗེ་ཁབ་ཏུབསུས་པར་་སྲས་མང་སྲོང་མང་བཙན་བྱུང་།། ）。这在《西藏王臣记》（汉藏文本）和《西藏通史》藏文版中均有记载（43）、（44）
3）《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探索集》（藏文部分）：公元689年，赞蒙迟邦嫁阿夏王（གླང་གི་ལོ་ལ་བབ་སྟེ། .... བཙནམོ：ཁྲི་བངས། འ་ཞ་རྗེ་ལ：བག་མར：）为妻”（45）。现在尚不能确定吐蕃迟邦公主所嫁是哪位阿夏王。
史料证明，吐蕃王朝一直和阿夏保持着姻亲关系，直到阿夏完全融入吐蕃，成为吐蕃人后再无这些记载了。藏族古文献记载的只有吐蕃和突厥有过这种姻亲关系。吐谷浑被灭后，吐蕃曾联合党项、突厥和遗留青海的吐谷浑人攻打过唐朝军队，但没有任何明确的或让人信服的记载，说吐蕃某公主嫁给了吐谷浑某王。推理和猜测不能当作历史，更不能笼统地说是嫁给了莫贺退浑可汗。
从新旧唐书以后直到《资治通鉴》（46）、《册府元龟》也没有一部汉文古籍说坌达延迟松是吐谷浑人。后来人说坌达延迟松是吐谷浑女婿，完全是臆测和编造。
2、仲琮入唐与“本甥舅国”之诘
这是有些人拿吐蕃公主嫁吐谷浑王（即“本甥舅国”）说事的目的在于证明都兰吐蕃墓是吐谷浑墓。我们先来看史实，吐蕃使论仲琮赴唐发生在唐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3年），其背景是：咸亨元年即公元670年吐蕃入残羁縻18州，安西四镇并废，唐诏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拟护吐谷浑还国兵败，遂灭吐谷浑而尽有其地，唐惧之。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吐谷浑内附，索和贵投吐蕃，诺曷鉢走凉州，苏定方定乱。“吐蕃使论仲琮入朝，表吐谷浑罪，帝遣使者谯让（qiao 责备），乃使来请与吐谷浑平憾，求赤水地牧马，不许。”这是仲琮第一次入唐。咸亨三年即公元672年，吐蕃遣大臣仲琮第二次入朝。因为仲琮少游太学，颇知书。帝（高宗李治）召见问曰：“……吐谷浑与吐蕃本甥舅国，索和贵叛其主，吐蕃任之，夺其土地。薛仁贵等往定慕容氏，又伏击之，而寇我凉州，何邪？”仲琮顿首曰：“臣奉命来献，它非所问。”帝韪（按：wei，意为对或是，常反用之）其答。然以仲琮非用事臣，故杀其礼（按：收礼）（47）。《册府元龟》说得很客气：“至是帝召入赐宴，甚优礼之。帝厚赐而遣之”（48）。《资治通鉴》所述简约，同如《册府元龟》（49）。大非川兵败诸事已过去三年，吐蕃之强大，唐庭已深感不安，在这种形势下，对待使臣较为客气。“本甥舅国”，只是“如此而已”之问，没有具体对象，有些学者也有这种看法。我认为，文成公主嫁松赞干布之前，吐蕃与吐谷浑没有大的争战，有一段时间关系可能不错，说不定有互嫁公主之事，唐皇可能泛指这种情况。至于有的人拿公元689年吐蕃迟邦公主嫁吐谷浑王（按：如前，实为阿夏王）来说事，事实对不上。
3、所谓“藏人呼之为阿夏”的问题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注释》之16条：“吐谷浑……后被吐蕃侵并，藏人呼之为阿夏，是沿用其一部落阿柴（或作阿豺）的名称，p.t.1263“汉藏对照词汇”中将阿夏འ་ཞ译为退浑，将阿夏王འ་ཞ་རྗེ译为退浑王”（50）。在此暂不论阿柴、退浑事如何（在后解读），所谓“藏人呼之为阿夏”，换言之，是你藏人把吐谷浑叫做阿夏，其根据就是上面“汉藏对照词汇”。本文作者认为：
其一、事实正好相反，上述藏族著作家，都认定给达日年赛赞普治疗眼疾的是阿夏医生，而不是吐谷浑医生。恰好是黄颢、周润年、陈庆英等人把阿夏医生翻译成了吐谷浑。上述藏族著作家们都是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学问渊博的人，作学问非常考究，忠实于历史。他们异口同声地认定是阿夏医生，我们能怀疑在这种问题上出错吗？他们对藏文和藏族历史的熟悉程度远比上述诸先生广博而深厚吧，这一点想必也无人怀疑。在这里说“藏人呼之为阿夏”，是说不过去的。
其二，在“三军戍边”中阿夏与吐谷浑是敌对方，这在《贤者喜宴》藏文版和《东嘎藏学大辞典》有明确记载，在《白史》中把阿夏和吐谷浑分得很清楚。这可不能说“藏人呼之为阿夏”的实例吧。
其三，民族的迁徙与融合。阿夏最后统属于吐蕃，融入吐蕃，成为一体，最后可能还有少部分进入新疆后融入蒙古人，又徙入俄罗斯的，这是按根顿群培之说。吐谷浑从辽东出发，驻蒙古阴山，徙甘肃枹罕，进四川昂州，转而向北到青海南。他们在这里可能遇到了党项、白兰和不见汉史的阿夏的强大阻拦而不能继续南下，而是暂居一段时期之后，又由南而北到了甘青北部，主要部分在青海。在这里先后遭遇隋唐征讨，经历和亲献贡，助唐讨吐蕃，后来发生的事情，从表面看来是为尚公主事，事实上吐蕃看准了吐谷浑的十多个州地和丰富的物产，终于公元663年被灭。在青海历经350年后又往东避凉州，几代之后向东散去，至公元1042年后消失于北宋。在被吐蕃所灭之前特别是之后，阿夏与其地域交错，两族之间密切接触和交往，其文化、语言、生活习俗等，经300多年被诸羌和吐蕃文化的熏染，实际上这部分吐谷浑人已经全被吐蕃同化、融合，成为了吐蕃人，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具体事实的。但是，我们必须肯定的是，历史上的许多藏族学者和著作家们很清楚，阿夏和吐谷浑（黄霍尔）是两码事，不会混为一谈。
其四，当代一些专家学者们所持的吐谷浑论点，似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上述所列举的汉译本的影响，包括周伟洲教授在内。其中也有极少数现代藏族学者将阿夏误认为是吐谷浑的，如《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的作者格勒和《藏族万年大事记》的作者噶玛江村在其作品中就是这样说的，还有这次考释印章的两位年轻学者也是如此。雨佳和华桑扎西刊登于《都兰吐蕃文化全国学术论坛论文集》一书的两篇文章中，亦人云亦云，错认为达延迟松和达延赞松是吐谷浑小王。平心而论，他们除了个人的原因之外，可能也是受了上述错误译文的影响。但不能因为有几个不懂藏文甚至不太了解民族历史的藏族，就一概而论说是“藏人呼之为阿夏”。
其五，《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译者在注释中的所谓“藏人呼之为阿夏”的说法，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层意思：错了与我无关，反正是藏人们这样说的，似乎有点不敢担责，推卸责任的意味。
4、中外学者对“残卷”和“汉藏对照词汇表”的不同考释
第—、关于残卷的主人和年代问题
林梅村在其《相逢在青藏高原——敦煌古藏文“松赞干布本纪”残卷人物与葬地之一》一文中认为，残卷内容实乃吐蕃史官所撰写《松赞干布本纪》（51）。但是，对于此“残卷”的写作年代，林梅村与周伟洲说法不一。林梅村认为《松赞干布本纪》残卷是写于633—642年），周伟洲则认为“这一残卷记载了公元706—715年吐蕃统治下吐谷浑王廷所发生的大事”，还说：“这个吐谷浑小王的称号应是“莫贺吐浑可汗”，此号可能一直延续到八世纪末至九世纪（52）。林梅村和周伟洲对这一残卷的考释，翻译内容多有出入。两厢比较，相同之处是事情发生的年距都是9年，但时间间距前后长达73年。
对这份所谓“纪年”的考释有三个值得研究和重视的地方，一是时间，是什么时间段发生的事情；二是出场的是什么人物是谁；三是谁的“纪年”？暂不论“残卷”或者“纪年”的具体的人事问题如何，但可以按敦煌古藏文文书的补记来对待。敦煌古藏文文书反映的是650年前夕到763年之间的吐蕃历史，从这份“残卷”或者“纪年”中出场的几个人物分析，时间应在公元706年以后，大论乞力徐出现在706年—721年之间；尚·赞咄热（ཞང་བཙན་ཏོ་རེ་དྔ）有时称尚·赞咄热拉金），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53）中出现于（710—721年）之间，其中公元710年尚·赞咄热参加迎接金城公主进藏的活动。论乞力徐囊恭（བློན་ཆེན་པོ་ཁྲི་གཟིགས་གནང་གོང含属庐·乞力徐囊恭），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中出现于（721—724年）。
第二、如何解读莫贺吐谷浑可汗”的署名
周伟洲说，《贤者喜宴》ja卷载多吉英寺崇佛誓约中有“坌阿柴王堆吉布希桂波尔莫贺吐谷浑可汗”的署名（54）。说明周伟洲引用的是黄颢和周润年的汉译文。这件事，“在《贤者喜宴》的汉文版中是这样记载的：王堆吉布希桂波儿莫贺吐浑可汗。在藏文，这句话是‘དབོན་འ་ཞ་རྗེ་དུད་ཀྱི་བུལ་ཞི་ཁད་པོར་མ་ག་ཐོ་གོན་ཁ་གན’。在译文中译者直接将阿夏འ་ཞ译为吐谷浑，将‘མ་ག’（藏文）译为‘莫贺’，将‘ཐོ་གོན་ཁ་གན’译为吐浑可汗，对其中的‘堆吉布希桂波儿’དུད་ཀྱི་བུལ་ཞི་ཁད་པོར这六个字没有做任何解释和分析。莫贺‘མ་ག’应该是女婿的拆字的读法，这个称谓可与来自吐蕃王姐仲玛洛下嫁突骑施可汗（西突厥）和《吐蕃大事记》中的媳（མག་མ）相对应。‘堆吉布希桂波儿’是《吐蕃大事记》中的统叶护可汗的不同译名的记音。这段话的意思是：‘蕃甥阿夏王、突骑施乌介、特勤女婿（མ་ག）统叶护可汗’，这样理解才是准确的。译者的译文不仅有错漏，而且，人为地回避了问题”（55）。
第三、中外学者质疑“敦煌遗书p.t.1263《蕃汉对译词表》
在“敦煌遗书p.t.1263《蕃汉对译词表》中有所谓‘阿夏va-zha对照退浑、阿夏王va-zha-rje对照退浑王’。对于这个问题，黄盛璋先生在《汉于阗吐蕃文献所见‘龙家’考》中对《蕃汉对译词表》的可信度和准确性提出了种种疑问，认为龙家对汉文吐蕃赞普的拼音，不译为‘赞普’而译为‘天子’，‘龙’也是不用吐蕃文Vu，而用汉字音Lung，所译必为汉人，不是吐蕃人。托马斯在深入考究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和敦煌藏文遗书为主的史书后，作出了如下论断：“从任卢文书的时间考虑，阿柴（夏va-zha）似不包括吐谷浑在内。说阿柴（夏va-zha）等于吐谷浑，可能是对两族人的一种混淆，因为他们在一个时期内共同占据着山区。即受注视的鄯善王国、罗布沣尔地区、沙洲及甘肃西部山区。……关于汉文A.Chai（阿柴或阿豺）=va-zha，应该注意的同样情况：如417—430年，一位吐谷浑的名字就是这样叫的，而他就是第一位在沙洲的奠基者（按：阿柴，公元417—426年在位，“宋少帝以安西将军、沙洲刺史，封浇河公”。《吐谷浑传》215页）。纵观藏文古籍史书，F.W.托马斯教授的推断是客观而中肯的”（56）。根据黄盛璋的考释，再看这两个例子，可以作为补证：
一是，关于那份“蕃汉文对照表”，它是写在敦煌（汉文）遗书《张淮深修功德记残卷》的背面，有藏、汉文对译字，汉文的退浑王，藏文作A-za即འ་ཞ。此书卷写于淮深任职期（872—890年）或以后。据此文书知在九世纪九十年代（57）。这里不仅有年代，还说明那份“蕃汉文对照表”如黄盛璋所说：“所译必为汉人，不是吐蕃人”。
二是，黄文焕在研究对现存于河西地区公元七至九世纪的藏文写本经卷时发现，经卷虽然其外部特征完全是吐蕃民族形式，但是，写校者的总人数中其他民族人士占五分之四甚至六分之五，吐蕃人只占五分之一乃至六分之一，其中吐谷浑人写校者三人。表明公元七至九世纪间，吐蕃文化对河西等地各族民众影响之长久、广泛和深刻（58）。两个例子不仅同样说明了吐蕃藏文的普及程度，同时为我们如何认识此残卷提出了疑问：一是，为什么要用“蕃汉文对照表”？吐蕃人可以直接用藏文书写而不会用汉文。这很可能是为了向汉人、吐谷浑人或回鹘人等提供翻译上的方便；二是，正如黄盛璋所说是汉人所写，而不是吐蕃人。所以，完全应该对这份“蕃汉文对照表”的准确性提出质疑，也就是说不能错误地把阿夏视为阿柴，把阿夏“འ་ཞ译为阿柴或退浑，把阿夏王འ་ཞ་རྗེ译为退浑王。
六、关于土族族源问题，李克郁与周伟洲之说尖锐对立
1、李克郁和《土族（蒙古尔）源流考》（59）
李克郁先生从小生活在互助土族乡村，是从这里成长起来的一生研究民族问题特别是土族问题的土族教授。从1954年开始到1958年，他参加过有关部门组织的每一次的土族族源、语言等方面的社会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土族（蒙古尔）源流考》是他的力作，是他化了多年功夫，考察、核对，最终写成。对这样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自1992年出版后，学界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尽管书中有个别地方如对吐蕃达延莽布支和阿夏为阿柴等问题上研究不够，明显受到本文前述的一些史料的错误影响。这只是本书的一个小小的瑕疵，一点儿都不影响这本具有青海土族简史著作的重要性。这本著作从各个角度考释和研究土族族源问题，很多地方有独到之处，作为一个本民族的学者，经过多年勤奋耕耘，能做到这一步，思想和精神均属可贵。对他的著作，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
2、在族源问题上，他的观点与周伟洲《吐谷浑传·吐谷浑与今天土族的关系》的说法完全相反，现举一些例子，周伟洲的列前，李克郁的列后，供读者分析研究，是非不难辨别。
1)对两个文件的不同认识：
周伟洲肯定了《土族简史简志合编》的重要性。继而认为，“蒙古人是在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才进入今土族聚居的地区，在蒙古人进入该地区前此地已有许多称为‘霍尔’的人居住。因此，把蒙古族作为土族的主要族源显然是不妥当的”（60）。
李克郁在“后记”中说，“在编写《土族简史简志合编》一书时，调查组就蒙古尔族源问题展开了讨论，初步结论是：蒙古尔是由蒙古人和当地的霍尔人相结合形成的。但霍尔究竟何种历史民族，未能讨论清楚。根据调查队的基本观点，最后完成了《土族简史简志合编》一书，内部刊印。1960至1980年的20年中，史学界再也没有调查研究蒙古尔源流问题。1980年，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土族简史》编写组在编写《土族简史》时，未采纳1958年的结论，却采用了吐谷浑说，并且附了按语，说关于土族来源的种种问题，尚待今后深入研究。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我们认为，土族源于吐谷浑之说，道理更多一些，比较可信。《土族简史》编写组把蒙古尔的源流作为遗案留给后人去研究了。把族源问题作为遗案长期搁置起来，这绝不是广大蒙古尔干部、群众的意愿。解放已经40多年了，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说法了，而且应当有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说法。鉴于此，有不少同志要我把自己手头的现有资料整理出来，并明确阐述自己的观点，以便引起学术界的讨论。尽管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但我大着胆子接受了这一任务”（61）。
1)关于族源：
周伟洲是从事边疆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在其著作《吐谷浑资料辑录》中没有提到过吐谷浑与土族的关系问题，在《吐谷浑传》的最后第八章提到吐谷浑与今天土族的关系。他认为，大致土族的形成划分为三个时期：（一）吐谷浑——阿柴时期。约在十一世纪之前。（二）霍尔时期。从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蒙古人南下为止。（三）霍尔——蒙古——土人时期。约在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土族基本形成为止。关于族源，他认为虽然土族融合了藏、蒙、汉、羌族，是“可以把吐谷浑视为今土族的祖先、主要的族源”（62）。李克郁从语言学、历史学、民俗学相结合来剖析蒙古尔的社会，并从语言入手探索蒙古尔人的历史渊源。他认为，土族族源应该从唐时的“室韦”算起，后经沙陀到宋辽时期的阴山鞑靼，明清时期河湟的蒙古尔，一直到现代土族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与周伟洲的吐谷浑的发展过程恰好相反。道理很简单，李克郁的土族说是按照室韦、沙陀、阴山鞑靼到河湟的蒙古人这个方向阐述的（63）。周伟洲是以吐谷浑的迁徙，在甘青主要是在青海的活动说事（64）。李克郁在前言中说“近年来，史学界采用了吐谷浑说，认定蒙古尔民族是以吐谷浑为主形成的。我认为，这是个错案，……必须肯定的是蒙古尔人中间从未听到过他们出自吐谷浑的任何传说，对蒙古尔人来说，吐谷浑是个未曾听到过的陌生词。”“说蒙古尔为吐谷浑后裔，纯属假设与推定，不足为信。”
“《土族简史》采纳吐谷浑说，只是多种观点中的一种，暂时性选择。”事实上李克郁先生对这个所谓族源持有相反看法，他认为没有把过去几次考察的实际结果反映出来。他说“恕我直言，吐谷浑说提出的论据确实不少，问题是这些论据能不能站得住脚。笔者认为，远非如此！”（65）。
《青海民族志》在土族“民族源流”中将5个族称都列入其中，意在继续探讨和研究，不做定论，他们是：吐谷浑说、蒙古说、多源混合说、阴山白鞑靼说和沙陀突厥说。但基本否定了多源混合说和沙陀突厥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民族识别，并根据土族人民的意愿，统一称为土族，藏语称为“霍尔”（ཧོད）（66）。
3）关于《吐昆》：
周伟洲说：“土族自称，除‘蒙古尔’等外，民和土族自称为‘吐昆’”（67）。李克郁反驳道：“还有一些毫无真凭实据，人云亦云或假造事实的东西，如蒙古尔人自称‘土昆’的说法，就是无中生有，是一个典型的假造事实的实例，它干扰了蒙古尔族源的研究进程”（68）。李还在注释中作了详细说明。“关于土族（蒙古尔）自称‘土昆’的说法，最初出现在吕建福的《土族源流试探》一文中，其后芈一之先生用之，《土族简史》亦采用了吕建福的说法。经核实，蒙古尔无此自称，实属以讹传讹”（69）。实际上，“民和（土族）称自己作‘芒古’”（70）。
3、为什么有些人特别看重周伟洲的吐谷浑说，其目的何在？
近些年来，青海有些人大谈土族族源为吐谷浑，继而说海西吐蕃墓葬是吐谷浑墓葬，去年以来又说2018血渭一号墓是吐浑莫贺可汗之墓，其源头如上所述，是来自周伟洲的《吐谷浑传》，加之受其《青海都兰曁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研究》一文的影响，认为都兰乃至海西墓葬都是吐谷浑的。在这个问题上始作俑者是周伟洲。周伟洲等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都兰墓葬问题上，否定和抛弃国家认定的墓葬属于吐蕃论，在土族族源问题上否定李克郁先生的蒙古尔论，从而建立起一个“纯属假设与推定”的吐谷浑论。目的之二，也是最主要的。通过建立海西、都兰的吐谷浑论，要把国家早已认定的所有的唐吐蕃墓葬划归吐谷浑，认为是土族祖先的墓葬，这是明显的篡改。这次论坛的组织者和主持者仅听周伟洲和迎合者陈庆英两人之言，将2018血渭一号墓葬和印章定为“吐浑莫贺可汗”之墓，吐谷浑小王之印，是极不慎重的做法。论坛表面看来成功，可以暂时煽惑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却一定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和专门研究者们的质疑甚至反对。
我们需强调的是，如果李克郁先生的《土族（蒙古尔）源流考》之考证和努力能被学界和广大土族同胞所接受，从而否定周伟洲等人的吐谷浑说，走出周伟洲臆测的土族族源为吐谷浑的阴影，还原历史，土族的族源问题将会以本民族学者的意愿迎刃而解。同时，又为解决都兰墓葬的族属问题，减少了纠葛和阻碍，奠定了新的基础。
七、论说“2018血渭一号大墓出土印章”及其他
2021年1月11日，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文物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协办，召开了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考古成果线上线下专家论证会。论证会上,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周伟洲教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宗教研究所原所长陈庆英研究员等10多位专家教授发表了意见。
报道说，与会专家经过充分论证，达成以下共识：
此次考古发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印章表明墓主人为阿柴王，若树木测年准确的话，墓主人可能系莫贺吐浑可汗，其母亲系吐蕃的墀邦公主，从而确定了墓主人的身份与族属（71）。
既然印章表明墓主人为阿柴王，墓主人系莫贺吐浑可汗，那么，我们就从几个方面做一介绍和分析。甚至有人推而广之，非将已由国家定论的都兰乃至整个海西的“唐吐蕃墓”重新定为“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墓不可。
1、藏族使用印章的历史悠久。尚不清楚起始于何时，但在松赞干布时期以至以后，印章被广泛运用于公私各种场合，有各种式样和用途。
根据《西藏考古·考古汇》介绍：吐蕃使用印章在汉代，藏文文献及金石材料中早有零星记载，但真正引起学界注意则是因为敦煌古藏文卷子上发现的印记。目前发现的吐蕃印章文物有两类，一类为吐蕃古藏文卷子上的印章痕迹，另一类为吐蕃印章实物。根据印面形态，印章分为方形印和圆形印两种。由于，吐蕃印章受到东、西方印章文化的双重影响，目前发现的吐蕃印章无论是官印还是私印，印文都普遍带有图像，而当中的骆驼等形象还具有宗教含义，说明这时候的吐蕃已经接受了佛教影响。官印为方形，一般在4到5.7厘米，私印多圆形或椭圆形，在1厘米到2.2厘米之间，且以动物图像为主，这是吐蕃印章受到西方印章文化影响的直接证据（72）。
2、《白史》中的两枚吐蕃官印
“考古汇”论文在介绍各种印章类型时，提到了两枚吐蕃官印。这两枚吐蕃官印恰在《白史》的两封信中有介绍。时间、地点、图像、内容都一样。第一封信的图案是飞鸟加下方的藏文，第二封信图案在左上方有占全部印模3分之1的带翅狮子和下、右两方连着的的藏文。两枚印章的藏文分别为：“通拉尼斗杰”（མཐོང་ལ་ནས་རྟགས་བཀྱེ）和“绰（姆）千宝尼拉斗杰”（ཁྲོམ་ཆེན་པོ་ནས་བླ་རྟགས་བཀྱེ ）。论文认为，第一封信是“自敦迦宫，辰年仲冬发出命令，令沙洲官吏”，是龙年亨迦宫钤印颁发之告牒。边长约5厘米，印文为阳文。藏文译为‘亨迦宫敕令之印’。第二封信由带翅蹲狮图像和藏文组成。这是大论于陇州军帐会议上发出的禁止抄掠沙州汉人子女为奴的告牒。边长约4厘米。根据有关资料古藏文可解释为“大节度衙敕令之印”（73）。
3、出土印章特点与主人
这枚印章印面刻写有藏文“阿夏王之印”（འ་ཞ་རྗེ་ཕྱག་རྒྱ），它有几个特点：一是小，长度不到两厘米；二是材质为银；三是方形；四是图像粗糙，字体不规范。这些特点与前面介绍的吐蕃吐蕃印章既有共同点，又有区别。共同点是有藏文和动物图像；文字从下方拐右方排列；不同的材质；形状等。但，又有它的独特处：说它小，不应该是官印，但材质又是银；说它方，应该是官印，但尺寸又太小；说它是私章，尺寸差不多，但又不圆；说它是官印，图像粗糙，字体又不规范。这些特点决定了这枚印章不是官方印章，而应是由私人特意刻制的以表明自己贵族身份的私章，很可能是一位阿夏贵族人的私章，不具有实际的授受或封赠的意义。
墓主人应该是阿夏人达延赞松。从敦煌古藏文文书和前述之“达延三人之间是什么关系”来分析，就可以知道三个达延氏的出场活动及其之间的亲属关系了。坌达延赞松出现在时间在公元711—714年之间。如果都兰2018血渭一号大墓里的印章存在于公元744年前后的话，按树轮测定法推算，再加减35年，可以认定印章上的这个所谓阿夏王正是坌达延赞松。坌达延赞松的“坌”字应如上述之解读，当作达延莽布支侄子（或孙子）的阿夏王来理解才对。墓主人无疑是早已统属于吐蕃的阿夏人坌达延赞松，印章可能是他的私章。
4、对专家论证会方面的几个质疑：
1）论坛“共识”值得质疑。
按照专家论坛达成的共识，只短短两句话，却出现两个墓主人：“印章表明墓主人为阿柴王”，“墓主人系莫贺吐浑可汗”。从前面的列述和《吐谷浑传》的吐谷浑年表中，我们知道阿柴王出现的年代在公元417—426年之间，现在怎么又跑到公元744年的吐蕃墓葬里来了？阿柴在位期间还没有“莫贺吐浑可汗”这一说，他也没有这样的头衔；“其母亲系吐蕃的墀邦公主”，出嫁于公元689年，怎么会成为417—426年之间“阿柴王”或所谓的某个“莫贺吐浑可汗”之母呢?这不是天方夜谭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种表述，是不是在开玩笑，是不是把我们当成了还在牙牙学语的童稚，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2）迟邦公主嫁给了那个“吐谷浑王”？如果按周伟洲《吐谷浑资料辑录》的说法：公元689年，吐蕃公主赞蒙迟邦嫁吐谷浑王，这是在（武）则天永昌元年、吐谷浑慕容二年的时候（74）。吐蕃公主赞蒙迟邦嫁吐谷浑王是周伟洲转引王尧译释的《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探索集》的内容。不过，该《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藏文明明写的是赞蒙迟邦嫁阿夏王为妻”（བཙན་མོ་ཁྲི་བངས། འ་ཞ་རྗེ་ལ： བག་མར）（75）。论坛为什么不要求周伟洲直接指出吐蕃公主赞蒙迟邦嫁给了哪一个吐谷浑王？不应该笼尔统之地按周伟洲之言说是“莫贺吐浑可汗”。那么要问，到底这个“莫贺吐浑可汗”是谁？是那个慕容忠吗？是阿柴吗？或是还有另外一个吐谷浑王，周伟洲无法指明。
3）关于两个藏族专家之考证。
因为印章上刻的是古藏文，据说，最初考释这枚印章的是两个在拉萨的比较年轻的藏语文工作者，他们最初也释义为“外甥阿夏王之印”。那怎么会得出印章上的古藏文阿夏就是阿柴呢？这可能与他们的学识欠缺和经验不足有关，也可能是受了那些对古藏文错误翻译的影响而造成的结果。
4）周伟洲的结论是一家之言。
周伟洲先生多年从事西北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面广且多有著述，本人曾几次研读他的《吐谷浑传》和《吐谷浑资料辑录》，增长了知识，但对他在都兰吐蕃墓葬上的吐谷浑论，持有完全相反的看法。对他的所谓“吐谷浑本源文化”论，《千年炳耀吐蕃墓，莫论有坟吐谷浑——评周伟洲、仝涛两篇文章及其他》一文，作了有理有据的反驳。（76）这次专家会上的结论无疑是周伟洲《吐谷浑传》和《吐谷浑资料辑录》的观点，更是他《青海都兰曁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研究》的翻版。这次论坛上他坚持和重复了那些观点，他说：“这枚印章释读为‘外甥阿夏（柴）王（Bond-va-zha-rje）’，阿夏，即吐蕃对吐谷浑的称呼，此墓主阿夏王，即《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内所记之‘莫贺吐浑可汗’，其母后即吐蕃在689年下嫁吐谷浑王的公主迟邦。”本来这只是一家之言，不具为证，却成为了这次专家论坛上达成的共识。
研究古代史应该注意做好地面文献与地下考古发掘文物相结合，这样的研究结果才可能准确、服人。但凡看过他著作的人，发现对其考古方面的东西接触甚少，却很愿意在这方面发表言论。可能由于缺失考古学的涵养和正确的观念，往往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主观臆断，擅下结论，甚至以论代证，另搞一套，如在都兰吐蕃墓葬的族属问题上，采用漫水渗墙、釜底抽薪的办法，推翻国家定论（77）。
周伟洲是如何有意地背离事实，造成上述一系列本末倒置的错误呢？除了他本人的学术思想不端正，把吐蕃墓葬硬往吐谷浑方面拉扯外，还看得出来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受了上述那些错误翻译的影响，从而起到了强化他吐谷浑论的作用。至今看来，他仍然非要钻这个吐蕃墓葬和印章为吐谷浑论的死胡同不可。不仅如此，在青海土族族源问题上，置本民族专家多年的考研成果于不顾，执拗于推理性研究，固守吐谷浑论不放。难道周伟洲先生非要成之于吐谷浑史料的编著，也要败之于吐谷浑论的演绎不成。
5）陈庆英对藏族经典著作的错误翻译
陈庆英先生是我在大学的隔年校友。一个内地汉族学生由学物理转而藏学，一生勤奋，多有著述，令人钦佩。然而在翻译藏族历史名著《西藏通史》、《汉藏史集》、《红史》三书时，多处有严重错译的问题。特别不应该的是，故意将其导师东嘎教授的《红史》校注本中的重要内容删除不载，亦末作任何说明。这些已在前面列述。他的严重错译，可能导致了在藏学翻译领域源头上错误，并使不懂藏文的各族读者、学者准确了解藏文原著，进行有益交流方面，造成不良后果。在这次的专家论证会上，身为资深研究员，紧随周伟洲之论，仍不坚持原则，说什么：“印章上的阿夏王应该是后来特别是吐谷浑灭国后归附吐蕃的蕃属吐谷浑小王。”背离事实，更不应该。
6）霍巍的学术观
作为专家组组长的霍巍研究员在会议结束时总结道：“印章解决了多年来诉讼未决的大问题，印证了吐蕃占领吐谷浑的史实，在青藏高原考古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为该地区吐蕃吐谷浑之争画上圆满句号。”霍巍常去西藏进行考古调查，我购置并读过他的《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2021年5月26日，在青海民族大学举办的第三届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论坛上霍巍等四位专家发表了讲演。霍巍所讲内容是吐蕃文化，在谈到印章问题时一掠而过，但大屏幕上的背景画面所谓“阿柴印章”显示得非常清楚。我们应邀参加这次论坛的几位朋友看到这种情形很不以为然，当即写纸条让服务员递给正在讲演的他。内容是：“霍巍先生：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印章上明明写的是‘阿夏王’现在怎么变成了吐谷浑‘阿柴王’。历史上阿夏和吐谷浑是两个不同的部族，史书上记载得非常清楚。”他看了看纸条就装进了口袋。论坛结束时，只简单地回答了民大两个学生的提问，对我们的纸条质疑只字不提。是不愿、不便，还是什么？
这次异地连线的专家论坛会专家，定是提前沟通并邀请的，多为有备而来的清一色的吐谷浑论者，包括涉世不深、学术能力单薄的霍巍的学生们。甘青川、北京、西藏、成都等地有很多有名的藏区考古学家，也有不少资深的古藏文专家学者，他们中有几个被邀来参加研讨？个别的不得不请来参加，如青海的许新国先生“是热水墓群的发现者，并长期在此工作”（78）。在论坛发言时许新国先生说：“都兰吐蕃墓葬多有一座大墓附近有多座中小型墓葬的实际情况，应考虑‘家族葬制’的可能。关于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与文献挂钩，印章上的名称，不能与M1大墓相比，文献中的‘王’名甚多甚杂。青海考古所发掘的M6中的木简纪录中即有‘王妃’、‘王后’之名”（79）。论坛的组织者对许新国的发言就根本没有认识其合理性和重要性，当然更谈不上采纳。难道这就是对“热水墓群的发现者，并长期在此工作”者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吗？正因为这是一言堂，定会将不同的观点拒之门外。这样的论坛，其学术上的广泛性、严肃性、代表性在哪里？本是一个严肃的学术研讨会，却在这样的小范围内召开，且只谈一家之言，岂非咄咄怪事！
上面，我不只是介绍他们的情况，主要的还是认为他们中有些人的学术思想、翻译原则有问题。简而言之，坚持原文直译，坚持学术求实，善听不同意见，不一定是方法问题，而首先是事涉做人的道德问题。
这次异地连线的专家论坛会上，发言的多数专家中有些人连藏文字母的“噶卡”都不懂，却把印章上的阿夏王明目张胆地改称为阿柴王。对如此行径，还大加鼓吹，完全背离了考古人的最起码的职业道德，真可谓是考古界的一大悲哀！
4、综上所述，我的结语和建议是：
1）2012年10月的第一次都兰吐蕃文化全国学术论坛的胜利召开，为解决都兰吐蕃墓葬的族属问题，青海藏族研究会做了大量的工作，会后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遏制了吐谷浑论者在墓葬族属和文化属性上泛滥成灾的错误宣传以及社会影响，初步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然而，这次又因一枚小小印章的发现，再次提出族属问题。想必通过上述历史文献所揭示的事实，应该廓清阿夏与吐谷浑、印章与族属问题和墓主人了。
2）在藏学研究上应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道德观，实事求是、原原本本；可以大胆设想，但必须仔细求证；应广泛征求意见，集思广益，包括听取反面见解，不要在人为设定的小圈子里做学术研讨，这种研讨，目的往往不纯。
3）建议翻译工作者准确翻译藏族古典文献，纠正以往错译，为不懂藏文的专家学者提供可信的资料。准确翻译与学术争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准确的翻译，是进行研究和学术争论的基础，错误的翻译，会使研究和争论陷入无谓的混乱，造成不良后果。
4）重视、研究《白史》。《白史》是根顿群培的精心之作，我们对它还谈不上深入研究，对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似懂非懂，有一种不可置否的态度。甚至表现出表面上的推崇，实际上的轻视。应以《白史》划分的年代和史实为基础，从各方面析出混入阿夏历史中的吐谷浑成分，确立吐蕃史中的阿夏历史地位。广集众人之长，纠正一家之偏；细心考证，正本清源，还原被错解、错译了的阿夏和吐谷浑历史，以显示吐蕃和吐谷浑前期各自的本来面貌。历史是经过古人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千辛万苦创造的，不该是按后来人依照各自的诉求塑造的，更不应该随意编造。
5）重视、研究《土族（蒙古尔）源流考》。《土族（蒙古尔）源流考》是李克郁先生的倾心之作，十年磨一剑，成果得来不易。希望各族专家学者包括土族的专家学者给予充分的重视，克服浮躁，坐下来认真学习和研究，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土族族源上的吐谷浑说，不要只听信周伟洲一家之言。如李克郁先生所真心期盼的，共同写好一部准确反映土族历史的新的土族史。我相信这是迟早的事情。
注释和说明：
① 《2018血渭一号墓专家论证会》：“外甥阿柴王之印’血渭一号墓墓主人身份和族属确定！专家论证：青藏高原划时代的重要发现”（2021年2月3日文博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热水联合考古队。
② 《吐谷浑资料辑录》周伟洲编著，完成于1981年，1991年1月作为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没有提到过吐谷浑与土族的关系问题。后附《吐谷浑资料辑录·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的研究》（436—455页）。《吐谷浑传》周伟洲编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
③ 《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研究》，周伟洲著，2013年5月，《史学集刊》刊登，《中国土族》（2014·春季号）转载了此文。
④ 《都兰吐蕃文化全国学术论坛论文集·千年炳耀吐蕃墓，莫论有坟吐谷浑——评周伟洲、仝涛两篇文章及其他》雨佳 华桑扎西，（340—360页），在此为345页。
《都兰吐蕃文化全国学术论坛论文集·关于吐蕃、吐谷浑若干问题之我见》雨佳（13—25页）。
⑤ 《都兰吐蕃文化全国学术论坛论文集》（青海藏族研究会编，2017年4月，文物出版社出版）（1—426页）。齐东方发言在345页，摘自《都兰吐蕃墓》166页。墓葬分布的具体情况在350—351页。
⑥ 同（4），“千年炳耀吐蕃墓”348—349页。
⑦ 同（4），“千年炳耀吐蕃墓”348—349页。
⑧ 同（4）“千年炳耀吐蕃墓”348—349页。
⑨ 《肃南大长岭吐蕃文物出土记》施爱民著，中图法分类号：k872，文章编号：1005—3115（1999）01-0066-02。
⑩ 《都兰吐蕃文化全国学术论坛论文集》墓葬分布的具体情况见350--351页。
11 《都兰吐蕃文化全国学术论坛论文集·论阿夏系吐谷浑乎？——藏文化语境下的阿夏与吐谷浑之族源考释》，322—339页，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夏吾李加著。
12 《藏族文化发展史》丹珠昂奔著（423—424页）
13 《白史》（དེབ་ཐེར་དཀར་པོ）根敦群培（1903—1951）著。《白史》是一部藏族历史名著，根敦群培摆脱传统和世俗的影响，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确凿无疑、无可辩驳的事实，考证、论证和纠正了许多藏族史书上没有记载甚至记载错误的史实，补充了新的史料。《白史》和他所著的其他著作如《中观精要》、《性学》等为藏族史学、宗教学、人类学、美学、性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其学术成果常被引用和借鉴。西藏通史》在有关章节，比较详细地介绍根敦群培为撰写这部《白史》过程以及这样做的好处，还和弟子霍康到赤德松赞时期兴建的噶迥多吉因寺遗迹考察。这里完整地保留有赞普盟文的石碑，他们抄录了碑文。根敦群培说：“依据噶迥（多吉因寺）的碑文，可以纠正以前王统历史中的一些错误。”《白史》有法尊法师和付师仲、蒲文成等多种译本，法尊法师以原文直译，且有注释。其他人均将阿夏译为吐谷浑。本文所引内容均依法尊法师1954年译文。1981年10月西北民院内部印刷。中国藏学出版社依法尊法师1954年译文，从2012年至2019年曾6次印刷，页码与西北民院版基本差不多。此处，阿夏为俄罗斯之说在47页。
14 同（13）从47—72页提到禄东赞住阿夏多次。《吐谷浑传》“吐谷浑迁徙年表”348页。
15 同（4），论文集“千年炳耀吐蕃墓”348页。
16 同（11），“阿夏系吐谷浑乎”328页。《红史》“吐谷浑是黄霍尔”。《贤者喜宴》亦认为吐谷浑是霍赛尔：“ཐུ་ལུ་ཧོན་ཧོར་ཡིན།”藏文下册1172页。
17 同（13），献金象在《白史》74页。
18 《东噶藏学大辞典》（དུང་དཀར་ཚིག་མཛོད་ཆེན་མོ）东噶·洛桑赤列（1927—1997）著，2002年4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东嘎·洛桑赤列是现代著名藏传佛教高僧、藏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西藏林芝人。阿夏地域在1858页。
19 同（4），论文集“若干问题之我见》”15—16页。
20 《相逢在青藏高原——敦煌古藏文“松赞干布本纪”残卷人物与葬地之一》林梅村著。林梅村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资深研究员。原文刊登于《敦煌研究》2020年第六期，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2021年1月21日）。亦同（2）之《吐谷浑传》。
21 《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二册）范文澜著，644页。
22 同（4），论文集“若干问题之我见》”24页。
23 同（18），《东噶藏学大辞典》“三军戍边”1289页。
24 同（13），法尊法师译《白史》。
25 《西藏王臣记》（བོད་ཀྱི་དེབ་ཐེར་དཔྱིད་ཀྱི་རྒྱལ་མོའི་གླུ་དབྱངས།）第五世达赖喇嘛昂旺·洛桑嘉错（1617—1682），著于癸未年（明崇祯16年，公元1643年），1962年郭和卿以原文翻译，1983年民族出版社出版，有英、法、日、俄、德等外文译本。第五世达赖喇嘛执政时期，制定各项仪轨、制度，奠定了格鲁派发展基础。他维修布达拉宫，和四世班禅迎请固始汗进藏维护西藏稳定，受到清顺治皇帝恩宠和封赐。晚年著书立说，有《西藏王臣记》和三世、四世达赖喇嘛传等著作三十余卷。
26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ཏུན་ཧོང་ནས་ཐོན་པའི་བོད་ཀྱི་གནའ་ཡིག་ཞིབ་དཔྱད་ཕྱོགས་བསྒྲིགས།）（王尧、陈践译注，2008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译注者的前言），有藏文影印多页。（藏文在10—13页，汉文93—95页）。
《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ཏུན་ཧོང་ནས་ཐོན་པའི་བོད་ཀྱི་གནའ་ཡིག་ཕྱོགས་བསྒྲིགས།）王尧著，著于1976年，1979年由青海民族学院印，书前有著者序言。
27 《白史》1964中央民族学院付师仲译著，内部油印本。
28 《贤者喜宴》（ཆོས་འབྱུང་མཁས་པའི་དགའ་སྟོན或ལྷོ་བྲག་ཆོས་འབྱུང་མཁས་པའི་དགའ་སྟོན།）巴窝·祖拉成瓦于1564年著。藏文为上下册，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2014年11月第一版，2018年10月第二次印刷。上册1—668页，下册669—1280页。《贤者喜宴·吐蕃史》汉文由黄颢、周润年译注（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第二次印刷，由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出版发行。关于请阿夏医生、三军戍边在藏汉文中完全相反。藏文为“འ་ཞའི་ཡུལ་ནས་སྨན་པ་བོས་ལ་མིག་ཕྱེ་ལ་རྒྱལ་ས་གྱིས”（“从阿夏地请医生来开眼”）（上册139页），汉文却是“你从吐谷浑地召请医生。”（26页）。三军戍边的藏文是“དཔའ་བའི་སྡེ་གསུམ་ནི，....གྲུ་གུ་བཏུལ་བའོ།”（“三军戍边.....将吐谷浑打败）（153—154页），汉文却是“突厥金眼王....故征服了突厥。”同页中还将戍边三军中的阿夏东德六部落“འ་ཞ་སྟོང་སྡེ་དྲུག་གནས་པ་ལ”译为“吐谷浑六东岱。”《东噶藏文大辞典》中的“戍边三军”完全与《贤者喜宴》一致。也把吐谷浑称为“吐录浑霍赛尔”（ཐུ་ལུ་ཧུན་ཧོར་སར་ཡིན།），（藏文下册1172页）。
29 《红史》（དེབ་ཐེར་དམར་པོ）是蔡巴·贡噶多吉著，成书于1346年，向无刻本，以抄本传世。全书共分四大章：一、印度古代王统及释迦世系；二、汉地历代王统；三、蒙古王统；四、吐蕃王朝至萨迦派掌权的藏族史、教派史。书中引用汉文史料较多，汉藏关系记叙尤详。北京民族出版社有铅印本。汉文由陈庆英翻译。
30 《汉藏史集》（རྒྱ་བོད་ཡིག་ཚང་ཆེན་མོ或མཁས་པའི་དགའ་སྟོན་འཛམ་བུ་གླིང་གི་མེ་ལོང་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梵名释利布特跋陀罗）著，又名《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此书写于公元1434年即在汉地的明朱瞻基宣德9年。藏文版2020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东嘎·洛桑赤列在1983年5月的简介中说：“《汉藏史集》对于藏族历史研究是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在国内属于珍奇史料之一。该书的作者达仓宗巴·班觉桑布，其事迹迄今不见史书记载。”（1—390页）。《汉藏史集》汉文版，陈庆英译，1986年12月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1—406页）（藏文版为达日年赛治疗眼疾的是阿夏“འ་ཞ”医生在88页。吞弥桑布扎与老太婆的对话时说到他要到阿夏“འ་ཞ”去。在90—91页）
31 《西藏通史》（བོད་ཀྱི་ལོ་རྒྱུས་རགས་རིམ་གཡུ་ཡི་ཕྲེང་བ།）藏文版上中下三册，恰白·次旦平措等编纂，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出版，2020年8月第三次印刷。《西藏通史》汉文由程庆英等翻译，上下两册，1996年1月第一版，西藏古籍出版社出版。
32 同（11），“症结所在”325页。
33 同（11），“不力深入交流”331页。
34 《藏汉大辞典》（བོད་རྒྱ་ཚུག་མཛོད་ཆེན་མོ།）张怡逊编著。张怡逊是我国著名的藏学家、语言学家，四川省蓬安县金溪乡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在清华大学他结识了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在其鼓励下，决心编纂一部藏汉词典，促进藏汉文化交流。1978年邓小平批示支持他的愿望和要求。作为《藏汉大辞典》的主编与始发轫者，张怡逊为大辞典的编纂殚精竭虑，锲而不舍坚持了几十年。为编纂出版这部《藏汉大辞典》做出贡献的还有高丙辰、祝维瀚、土登尼玛等。《藏汉大辞典》由民族出版社出版，1985年7月为第一版）。（摘录自2007年2月16日《中国民族报》）
35 同（13）、（31）“根顿群培抄碑文”。
36 《旧唐书·卷196上·列传146 上·吐蕃上》，（3557—3561页）（714年坌达延迟松、大论乞力徐、尚·赞咄热（论悉腊）。
37 《新唐书·卷216上·列传141上·吐蕃上》4623—4624页记载762年仲琮入唐；4628页记载714年尚·赞咄热名悉腊逆公主金城事；4630页记载悉腊略通华文事；坌达延、乞力徐出现多次。
38 《册府元龟》北宋（1004—1013年）由王钦若、杨亿等编纂而成，达一千卷之多，是北宋《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四大书之一，是纯属政治方面的典籍，起着治国指针之作用。乞力徐、达延迟松在11359页，《资治通鉴》介绍见（47），1428页提到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年（714年）时坌达延迟松和乞力徐侵击唐界二次。1454页玄宗开元25年（737年）唐将毁白狗盟，乞力徐兵败。
39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中尚·赞咄热（拉金）出现在701—721年，9次；周伟洲《吐谷浑资料辑录》中的《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396页以及“残卷研究”的441页也提到710年的“尚赞咄热（拉金）”。
40 同（2）《吐谷浑传》“从王尧说”101页。
41 百度：吐谷浑姓氏。
42 同（11）论文集“吐蕃女嫁阿夏”324—325页。
43 同（25）《西藏王臣记》阿夏妃嫁贡松贡赞42页。
44 同（31）《西藏通史》藏文上册210页。
45 同（26）《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之藏文10—13页。
46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全书上起周威烈王（公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95年）。记载了战国至五代13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文中1428页提到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年（714年）时坌达延迟松和乞力徐侵击唐界二次。1454页玄宗开元25年（737年）唐将毁白狗盟，乞力徐兵败。
47 《新唐书·卷216上·列传141上·吐蕃上》4623—4624页。
48 同（38），《册府元龟》11150页咸亨三年（672年）唐帝高宗李治见仲琮。
49 同（46）《资治通鉴》1357页咸亨三年（672年）唐高宗李治见仲琮。
50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注释”之16条128页。
51 同（20），林梅村：“相逢在青藏高原”
52 同（2），周伟洲：“残卷研究”449页。
53 同（26），《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之藏文10—12页，汉文93—95页。
54 同（2），周伟洲：“残卷研究”436—455页。
55 《略论阿夏（འ་ཞ）族源》华多太著，《中国藏学》2021年第四期。
56 同（11），夏吾李加：“论阿夏系吐谷浑乎？”331页。
57 同（2），《吐谷浑传》187页。
58 同（2），《吐谷浑传》186页。
59 《土族（蒙古尔）源流考》李克郁（已故）著，土族，互助土族自治县东山乡人，原青海民族学院（现民族大学）教授，成书于1990年9月，199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共195页。
60 同（2），《吐谷浑传》“第八章吐谷浑与今天土族的关系”203—212页。
61 同（60），《土族（蒙古尔）源流考》后记之194页。
62 同（2），《吐谷浑传》“第八章吐谷浑与今天土族的关系”
63 同（60），《土族（蒙古尔）源流考》“蒙古尔民族之形成”151--192页.
64 同（2），《吐谷浑传》“吐谷浑大事年表”213—244页。
65 同（60），《土族（蒙古尔）源流考》“蒙古尔为吐谷浑说的质疑”13--14页。
66 《青海民族志》土族“民族源流”263—268页。
67 同（2），《吐谷浑传》“第八章吐谷浑与今天土族的关系”208页。
68 同（60），《土族（蒙古尔）源流考》“前言”3页。
69 同（60），《土族（蒙古尔）源流考》“注释（18）”186页。
70 同（60），《土族（蒙古尔）源流考》“前言”4页。
71 同（1），专家论坛会。
72 《西藏考古·考古汇·吐蕃印章初探》原创为四川大学历史系李帅，登载于《文物》2018年）。
73 同（13），《白史》“两封信”16—19页。
74 同（2），《吐谷浑传》“吐谷浑大事年表”215页。
75 同（26）《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藏文6页为阿夏，汉文90页为吐谷浑。
76 同（4），“论文集”对“吐谷浑本源文化”之驳，345页。
77 同（4），“论文集”吐蕃墓葬列述350—351页。
78 同（1），专家论坛会上的介绍。
79 同（1），专家论坛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