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藏学家杨质夫先生展开的历史与田野考察
摄影：觉果
摘要：近代以来中国西部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革离不开各界文化精英们的共同努力，处于汉藏蒙文化交界地带的青海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的极速规整时期表现出了与其历史心性相一致的状况。在文化自觉的时代氛围下，杨质夫及与他关涉的文化精英们在青海建省、稳固边疆、藏汉翻译、藏汉佛教文化交流、民族教育发展、藏学研究、开发青海等方面开创了一整套具有民国特色的文化传统。上述具体的文化实践显现了个体行动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关联性，以杨质夫为代表的本土知识精英及外省籍文化名士们将家学渊源成功转换为文化资本和社会财富，使人文渐起的近代青海步入了现代社会发展序列。
关键词：文化实践；杨质夫；汉藏蒙交界地带
青海在文化地理上呈现的内陆-边疆、边疆-内陆的双重性特征使其在民国时期成为中央政府联系西藏的中间缓冲区域，一大批潜心立足于汉藏蒙交界地带的文化实践者们以行动彰显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心性与文化生产的方向，杨质夫先生是其中本土知识精英代表的一员。杨质夫（1906-1960）原名杨炆，字质夫，后以字行，藏语名贤泽珠桑，今青海省互助县红崖子沟老幼堡人，西北文化教育界的知名翻译家、藏学家、教育家。在西部民族地区的文化实践中，杨质夫与他的同行们将汉、藏、蒙文化沟通和民族教育发展纳入到那个年代的国家建构序列中，与当时名噪青海政坛、文坛的诸多学人志士一道为改善西北文化底蕴之薄弱现状积极奔走，奠定了之后青海文化自觉与文化实践蔚然成风的现实基础。本研究通过杨质夫及其周围的政府名流、藏汉学者及乡绅士儒等各层面的文化实践，展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精英们在民族文化沟通、兴办教育、推动地方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实践意义，从中透视历史语境中文化实践者们努力构建的对话渠道及话语场域对当下的意义。
一．关于汉藏蒙文化交界地带的历史性与当代性讨论
青海历史的文化心性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呈现，就中国疆域变迁而言，青海从化外之地逐渐变为化内之地，在与周边地区的互动过程中发展出了与中央体系的内在性趋同的一体化倾向。依据民族迁徙与文化交流的脉络发展而言，青海是西通新疆至中亚、南接西藏、北去蒙古、东往汉地的中间站。就多元共生的文化格局而言，青海是数个文化圈的汇集地，数个文明的叠合地。基于这样的历史积淀，在杨质夫的时代，青海为文化实践者们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1.文化自觉的时代风气
青海民国年间文化自觉的时代风气既承接自历史上形成的文脉传统，又与当时国内忧患与国际背景不无关联。现代意义上的青海地方文化自觉始于清代末年，在政务自觉方面的表现之一是两广总督岑春煊于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首议青海建省，光绪帝令徐世昌、袁世凯、升允、庆恕等商议，陕甘总督升允认为建省条件尚不成熟，光绪帝又令政务处议奏，议奏结果认为青海地方部族杂居，民无定所，风俗制度不宜强同，加之需大笔费用，应先行试垦，等蒙番一心，振兴实业后再议建省。1914年 (民国三年)西宁举人丁耀奎在北平供职期间上书《袁大总统青海建省政见书》一文，力呈青海建省之必要，但袁世凯以亲批“狠以款难,议格”而罢论。1916年马麒执掌青海军政权力后，黎丹、周希武等一批文化名士力主仿效热河之例建青海特别行政区，由甘肃督军张广建转请北洋政府未果。1922年马麒祥拟经营青海意见，甘肃督军陆洪涛从中阻挠，加之军阀内战等，北京政府一直未做出决定。国民军控制西北局势后，青海建省才水到渠成地变为现实。1928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3次会议决定宁夏、青海分别建为行省。1929年1月青海正式建省。孙连仲到任后在兰州发表《青海省政府宣言》，提出了建设青海发展的八条措施。在我国行省制度的实施框架中，青海东部农业区属甘肃（一度属陕西）行省管辖，牧区基本在行省直辖区之外，行政管辖系统虽不一，但农区和牧区在各方面都存在密切联系，青海未建省前的地方行政组织是府县制与盟旗王公、千、百户建制并行的双轨地方行政建置。青海建省前后历经21年，清末以来熟识青海农牧特色和民族风俗的地方官员多次提出升格青海政区地位的建议，无疑是对青海地理时空和对拱卫内地的战略要地的深度认知，另行设省有利于地区政治的开化和经济、文化等各项事宜的发展。
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当时商贸文化自觉的一大体现，近代以来，青海地区羊毛出口贸易活跃，清末民初，西方各国商人通过买办在西北等地广泛设立洋行，收购羊毛。至 1910 年左右，丹噶尔市场上羊毛的年购销量多达一百数十万斤，毛价由每市斤二两白银左右一度涨至三十两白银。20 世纪 20 年代青海农牧交错地区已出现大量以羊毛交易为主要特征的商贸城镇，如湟中、贵德、门源、西宁等地，与羊毛贸易有关的运输业也兴旺起来，大量羊毛通过黄河上的羊皮筏子运往包头，最后出口到国际市场。这一时期青海地方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区域经济体系。民国以来，青海本地商人从事经营贩运羊毛贸易活动，带动了地区皮筏运输业的繁荣。商贸城镇的兴起和区域经济体系的形成实际上是经济领域中的文化自觉。在教育领域传统儒学教育向新式学堂教育过渡，拒不完全统计，清末青海境内的教育机构大约有儒学六处，书院九处，社学七处，义学六十七处，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下诏废科举，兴学堂，青海东部各县也先后将条件较好的书院、社学改建为初等小学堂或高等小学堂，引入西方文化，传播自然科学知识，培养具有现代知识眼光的新型人才。除此而外，19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旅行家、探险家、考察家、传教士等在欧亚腹地进行的自然地理、地质、动植物、宗教等领域的考察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国内学者对包括青海在内的西部地区的关注目光，因此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期，无论是在政界、经济领域、还是在文化、教育层面涌动着一股开发青海、建设青海的文化热忱，后来杨质夫们的活动空间相对宽广，在南京、四川、西藏及后来的宁夏、台湾之间的穿梭中凸显了青海据有的历史地理意义。
2.汇通四方的区位特征
笔者尝试将广大的青海地区视为是汉、藏、蒙文化的交界地带，这一地带间有伊斯兰文化带及基督教文化点，从事青海地方史和清代理藩院研究的贾宁教授基于多维视野的跨文化研究提出了“青海学”这一联系中国和内陆亚洲广阔研究领域的学术命题，尽管这是从民族史学的角度延伸出的地方志类研究，但其研究内涵已突破地方志的界限，释放出与藏学、蒙学、汉学、敦煌学、满学（清史研究的一部分）等研究态势相交叠的理论取向，从中可以重新把握学术意义上的青海定位，即位处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交汇区，青海河湟地区是汉藏蒙文化的交界地带，也是三种文化的边缘地区，这一地区文化情状呈现为碰撞、交融、博弈、采借、争锋等诸多特征。其区位特征则是汇通四方，汇即数个文化圈的汇集地和数个文明的交叠地，汉儒文化圈、藏文化圈、蒙古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和基督教文化点的遍布及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商贸文明和古代印欧文明聚合使青海成为多族群聚居、多元文化荟萃之地，来自四方的文化、文明都能在青海得以适应性发展。通即意味着青海政区的战略性特征，明代时汉藏蒙交界地带的甘宁青地区地处国家军事前沿区，成为经略西域、南攻青藏高原、北取蒙古高原的战略基地，边疆性区位特征显著，清代以后逐渐显现出内陆性区位特征。丁耀奎、张广建等都力呈青海维系边疆安全的战略位置。马麒在呈请北洋政府《经营青海之意见书》中也并呈开发青海之重要性。由是观之，青海具足的汉藏蒙交界地带文化特性使其在近代以来尤为显现出政区战略意义。其当代性也在于时至今日这一地区仍是北通蒙古、西北通向新疆至中亚、西南联系西藏至南亚、东接汉地的枢纽地带，青藏公路、青藏铁路、西宁至花土沟公路段等依然是欧亚大陆桥上的重要陆路文化孔道。
二．杨质夫们的实践活动
19世纪中晚期至20世纪初是中国思想界对传统知识体系的深刻反省期，中国人朝野上下的普遍观念是“自强”，在“中体西用”的共识下弥漫着追求国家富强的时代氛围。尽管当时的甘宁青地处偏远，但在国家氛围的影响下涌现出了一大批政治、文化精英，他们中有些是本土人士，有些是外省籍名流，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努力尝试，他们在汉藏蒙文化交界地带贡献了各自的学识抱负，包括藏汉蒙文化的沟通，加强西藏和内地的联系，促进民族教育的发展、推动宗教文化的交流等方面。
1.朱绣与杨质夫
杨质夫因朱绣赏识而入黎丹门下，从此也拉开了杨质夫与朱绣、黎丹等人的文化实践帷幕。杨质夫与朱绣的交集中最为突出的文化实践之一是钻研藏学，贯通汉藏，之二在于立足汉藏文化的沟通而兴办民族教育，培养民族人才。朱绣（1887—1928 年），字锦屏，出生于青海湟源一商人家庭，其父朱义山以制作藏靴为生。朱绣幼年拜师于湟源名儒杨景升门下，后被迫辍止学业，到西宁“钱泰茂”商行当学徒，劳作之余孜孜阅读《申报》、《益世报》等进步刊物，1911年获黎丹赏识，劝其弃商从政，遂举荐为西宁道尹公府随员。兼通蒙古、藏、汉三种语言文字，并且赋性聪慧，能言善辩，好学好问，对国内外时事及国家民族前途颇有见解。黎丹将其介绍给马麒当幕宾的同时也介绍朱绣与董香斋、李焕章、周希武等西宁文化名人相识。1915 年，朱绣以西宁道属参议会议员的身份，先后到兰州、西宁、洛阳、北京、南京、上海等地考察学习，受当时进步人士诸如《京报》主编邵飘萍等的影响，回青后同黎丹、周希武等人奔走呼吁，很快在青海掀起了开办新式教育的热潮，不久任宁海蒙番师范学校校长，为开发青海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促成了青海蒙藏教育的极盛时期，他也成为当时著名的甘边政治活动家和民族教育家。后又担任甘肃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并和周希武等人一起革新学制，废除读经，改订各级学校课程。1919 年，朱绣衔北洋政府之托，协同青海宁玛派领袖古浪仓活佛和甘肃督军公府谘议李仲莲等前往西藏规劝十三世达赖喇嘛内向，入藏后收集了大量英藏文件资料，著有《经营西藏计划书》、《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海藏纪行》和《拉萨见闻录》等书稿。1920年，朱绣又以镇守使参军的身份亲往北京为马麒升任护军使一职进行活动，并到洛阳晋见吴佩孚，希望能将青海划为特区。1925 年，朱绣作为马麒的代表前往北京参加段祺瑞主持召开的善后会议，并面谒了病中的孙中山先生。此后，朱绣开始信仰三民主义，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为国民党在青海的发展积极工作，先后三次担任国民党西宁县党部委员。为振兴实业，他还担任青海垦务局会办，积极推广垦务。为进一步推进西北地区的开发，朱绣最早发起组织过“西北问题研究会”，为振兴西北奔走呼吁。1928 年，朱绣、周希武等人随同马麒前往兰州接洽欢迎国民军入青事宜，7 月 25 日，朱绣一行五人从西宁出发，行至老鸦峡莲花台时，遭到伏击，朱绣中弹身亡，念恨谢世莲花台。朱绣任西宁蒙番师范学校校长时，杨质夫在该校勤习藏文，成绩突出，朱绣将杨质夫介绍入黎丹门下，黎丹组建的西宁藏文研究社中著名藏族学者有古浪仓活佛、罗桑更登、德扎更登达吉等，杨质夫在他们的教导下深入攻读语法、正字诸学科，钻研《唯识》《俱舍》诸论，并赴化隆的扎寺、循化洛音堂静房、同仁隆务寺等处进修摄类学等。192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参加黎丹主持的《藏汉大辞典》编纂工作，负责整理黎丹历年积累的藏汉文资料。1930西宁藏文研究社改组为青海藏文研究社，杨质夫任教务部主任，以业余时间培养民族教育人才，1945年夏，教育部任命杨质夫为西宁国立师范学校校长，他根据多年实践和认识，组建了边疆师范班，扩大招收甘青康少数民族学生，增设牧区小学和边事课程，数年之间培养了一批从事基层民族教育的人才。1947年应国立兰州大学之聘，兼任该校边疆语文学系教授和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西宁师范学校校长。因朱绣的引荐及杨质夫本人的才学造诣，杨质夫及周围的知识精英们努力在民族教育领域施展抱负，以此完成政治开化、胸怀开阔、汉藏沟通的新青海建设。
2.黎丹与杨质夫
杨质夫入黎丹门下后的具体文化实践之一为藏汉大辞典的编纂；其二为随同黎丹入藏，任西藏巡礼团翻译之职；其三为创制藏文字模和研究边疆史地。黎丹（1873-1938），字雨民,号无我,藏文法名达麦多吉,意为无我金刚，出生于湖南湘潭官宦之家。关于黎丹生平及建树详见《民国西宁道尹黎丹》一文。赵惟熙任甘肃临时都督时,黎丹就任督府秘书,期间与马麒结识,私交渐深，马麒十分钦佩黎丹的渊博学识与谙熟时政的才干,黎丹也立志于青海的经营与发展，为马麒从中斡旋，多方努力，促成了马麒升任西宁镇守使的政治局面。黎丹与马麒结识后在涉及青藏的重大问题上释放出了过人的政治谋略和远见，与甘肃天水周希武、青海湟源朱绣、湖南朱炳等组成马麒幕府,主谋定计,在青海建省及开发和经营等方面行施了时至今日仍值得世人称道的举措。特别是1914年发生甘川间玉树界争问题后,黎丹力助马麒争回玉树,并建议呈准中央堪查玉树界务,使青海南部省界紧张局面趋于缓和,避免了一场武力冲突。就西姆拉会议上英国单方策划的内、外藏之事,黎丹立即向马麒建议当坚决反对,随即又与周希武、李乃芬等人商讨起草电文,以马麒署名的电文即刻成为享誉全国的“艳电”，一方面挫败了英国分化藏区的阴谋，另一方面成就了马麒的政治声誉及威望。在倡导文化教育方面黎丹选拔任用本地知识人才，感召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省内外精英,以官方或私下赞助方式研究西北问题,讨论治边方略,学术风气渐趋浓厚,出现了蒙藏文化促进会、西北问题研究社等各种文学、文化团体，培育了重视文化、重视教育的新风。另外大力开办新式教育，在蒙藏民族集中聚居地区设立蒙藏学校，开启民智，培养民族人才。在黎丹组建的西宁藏文研究社内吸收了杨质夫、陈显荣、蒲涵文、陈锦文、官保加(蒙古族)、阿福寿(蒙古族)、王本巴(蒙古族)、祁建昌(土族)、洛桑香曲(藏族)等为社员，先后选派官保加(曾任海西州州长)赴玉树结古及柴达木马海,阿福寿、王本巴等往青海湖区蒙旗,洛桑香曲等到海东地区筹办民族学校,普及民族教育。
青海建省后黎丹改西宁藏文研究社为青海藏文研究设，自任社长，广揽藏汉学者编纂双解《藏汉大辞典》，1928年黎丹与杨质夫携辞书去南京广泛征求意见，在南京支那内学院得到了院长欧阳竟无大师的协助，敦请国内通晓英、藏、梵文的学者进行审核，并吸收了许多外文资料进行了进一步的编辑加工。由于藏文印刷条件和资金限制等因素，这部辞典一时未能出版。杨质夫留在南京摘录其中部分内容先行编辑成一部《藏汉小辞典》。经黎丹保荐，杨质夫担任蒙藏委员会翻译，并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中央政治学校）西康班教授藏文，这是国内大学讲授藏语文的开始。1934年黎丹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青海藏文研究社社长的名义组织西藏巡礼团赴藏沟通与交流藏汉文化。随行人员有杨质夫、欧阳鸷(藏文名字为群沛晋美,意思是"无畏"，后称为欧阳无畏,曾任台湾政治大学教授,被誉为台湾藏学家之父,1992年逝世)等。在藏期间,黎丹与喜饶嘉措大师结为法友，杨质夫被介绍为喜饶嘉措的直传弟子列于门下，欧阳鸷等则被介绍进入哲蚌寺郭莽学院等处学习。杨质夫从师于喜饶嘉措后钩沉史料写出《历代噶丹赤巴考》、《西藏世家源流考》等学术论文，完成了由喜饶嘉措及西藏一些著名学者对《藏汉大辞典》的最终审核，也为后人留下了有关西藏巡礼团的珍贵史料《入藏日记》等。1950年杨质夫因历史问题入狱劳改，在狱中坚持做翻译工作，先后译出马列主义的书籍《中国共产党党章教程》、《谁是最可爱的人》、《藏汉词汇》等以及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英雄诞生》等20多册。在狱中杨质夫与其他人员共同创制了被称为新生体的、填补国内印刷行业空白的第一套完整的1—7号正楷、草书、黑体三种藏文字模，并提出后缀带点法、连串字方法，这些创制推行全国，至今使用。1952—1953年被调至监外，在争取尖扎昂拉项谦工作中担任翻译，并赴西安等处负责翻译工作。
3.喜饶嘉措与杨质夫
杨质夫拜师于喜饶嘉措后拓宽了文化实践的面向，将从事的文化活动从地理空间上不断延展，足迹遍及西藏、南京、北京、青海等地，具体活动内容中不断践行沟通汉藏文化的宗旨，在从学喜饶嘉措后的两年时间内深入钻研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利用巡礼朝圣者身份广交西藏上层僧俗人士，完成了上述学术论文和《藏汉大辞典》的最后审稿程序。后黎丹与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代表蒋致余向南京当局建议聘请喜饶嘉措赴内地讲学，喜饶嘉措于1936年被教育部聘为国立五大学西藏文化讲座，杨质夫担任翻译。喜饶嘉措在国立大学的讲坛上第一次介绍宗喀巴的学术论著，引起当时藏学界的极大关注，被视为是汉藏文化高层次发展的开始。抗战开始后，杨质夫协助喜饶嘉措组织抗日宣传团，深入青康牧区、寺院等处宣传抗日救国思想。1939年后杨质夫被调至重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翻译科长，译审抗日文件、书刊、《三民主义要义》等和教育部民族学校教材等。同时参加中国边疆学会，与顾颉刚先生过从甚密。1942年7月，西藏地方政府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通知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及英国、尼泊尔等国驻藏人员以后向该局联系事务，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急剧恶化。国民政府除采取政治斗争军事部署外，于1943年春派喜饶嘉措以朝圣名义回藏，内定其为国民党西藏党务筹备处主任委员，杨质夫随行，内定为书记长，其夫人冯云仙为委员，带领一批汉藏人员，于1943年冬经青海玉树前往拉萨，被西藏军政人员阻挡于藏北黑河，屡经交涉，西藏噶夏地方政府只同意喜饶嘉措入藏，其他随员则一律不予放行。次年夏，喜饶嘉措及杨质夫等被迫返回重庆。杨质夫此行虽没有达到去拉萨的目的，但对藏北39族进行过社会调查，留有《夥尔三十九族之调查与研究》等珍贵的研究论文。杨质夫、喜饶嘉措、黎丹及从事藏学研究的吴均等传递了当时的政治文化气息，他们那一代学者开启了中国藏学、蒙学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积累了藏学、蒙学研究的学术经验，他们汉藏兼通，身体力行前往藏、蒙地区实证勘查，同时秉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意识，国难当头之际，在汉藏蒙边缘地区的文化活动中顽强地将个体实践纳入国家建构的一体化进程中，从而使个人行动与国家发展获得了一致的方向。
4.冯云仙与杨质夫
杨质夫的文化实践中有一位女性的身影撒播在了玉树、拉萨、西康、西宁广袤的土地上，她就是杨质夫的第二位夫人冯云仙女士，藏名格桑雀珍，西康省汉源县人，幼时为西康名士赖执中所收养，成年后送南京蒙藏学校读书，得表兄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格桑泽仁(王天华)扶持成为西康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中央社女记者，后任国大代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监察院监察委员、国民党战地妇女服务团团长等职，与宋美龄结为干姐妹，在台儿庄战役中救扶战地孤儿，在武汉、重庆等地创办儿童院慈善机构收容难民儿童，曾创立青海省玉树师范学校，后继任该校校长，与杨质夫在牧区创办过医院、学校。1943年随喜饶嘉措进藏时冯云仙任国民党西藏党务筹备处委员，1949年10月，格桑雀珍受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阎锡山派遣回西康老家以探父为名组织藏民打游击，对抗解放军，1950年在成都被捕入狱。1975年获特赦。之后，与子杨安塘留居西宁直至去世。
三．基于象征与符号的意义阐释
个体活动只有放在具体的文化情境中方能展现其价值，文化情境与时空场域彰显的高度、深度及社会影响力往往和个体关涉的实践价值相一致，作为知识精英的个体经验史也往往代表了社会思想史的脉络流向。因此，在知识生产时代，各类精英们的思想意识及行动也往往具有象征与符号的意味，并在以后较长的时期中积淀为文化的脉搏，孕育出蔚然成风的实践理性。在历史的深处观照现实，似乎杨质夫们的时代与今天西部大开发的情境实有几分相似之处，开发青海、经营青海、建设青海依然是今天的主题。
1. 作为知识精英的个体与文化生产
杨质夫们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受西方文明的影响,逐步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阶段。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康梁的百日维新,到孙中山的新旧“三民主义”,各种新思潮不断冲击着僵化、落后的西北传统社会。以黎丹为首的知识精英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在当时大多数人看来死水一潭的西北社会正在涌动的暗流,凭借青马集团在政治抉择中的身份转换及民国新军阀自我改进之主观愿望,在一系列的文化生产活动中取得了镜鉴性成果。主要如下：
青海“殖边”的基本思想是“首以兴办教育为基础,次以振兴实业为后盾”,尤其重视蒙藏教育。民族教育理念是“以开通智识,使之民各有自治之能力,发爱国之思想,而成良好之国民。教育普及,民智日开,绝不至受他人之煽诱而叛祖国”。创办民族教育的具体措施是建议国民政府改原宁海蒙番师范学校为青海筹边学校,归甘边宁海镇守使署直接管理,聘请内地知名学者任教；更新民族教育教学内容，不仅讲授自编蒙藏语文、国文、国语,还另设英语、生物、矿物、史地、乡土等科目。其后增设边事、垦殖、测绘、畜牧、农业等科目,讲授青藏历史、地理、民族、宗教及青藏、川藏交涉等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教育特点；开创“双语教学”之先河，在主办的各民族学校里,坚持以汉藏蒙三种语言教学,深受各少数民族上层及学员的赞同；为弥补藏族现代教育教材的匾乏,配合“双语教学”的需要,组织社会各方面、各民族的精英,以商务印书馆旧制中小学国文课本和算术课本为蓝本翻译成藏文,以安多藏语编印《通用藏语会话》,制定藏文教学课本。成立文化实践社团“青海藏文研究社”，编纂《藏汉大辞典》，按照藏文正字学的排列顺序编排,每条词目下面都有汉文释义和藏汉文例句，内容广泛,举凡史地、文哲、医药、语言、历算、艺术、经济、宗教、政治以及古藏文、自然、生物等方面的词汇,均一一收入并加详解,卷帙浩繁。另外，石印出版《汉藏小辞典》，成为首批藏汉比类的工具书。
西藏巡礼团的进藏与喜饶嘉措在南京、北京等地的讲学在当时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政治关系相对松弛的历史背景下成为超越政治关系的隔阂和曲折向纵深方向发展的重要渠道与方式。喜饶嘉措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的发展佛教文化以抗战建国的提案及在青海筹建成立的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形成了僧人教育学校为基础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渠道。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有助于形成对现时政策和发展的积极认识与期盼。汉藏佛教界僧人密切关注局势发展与政治动向，从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的共同意识出发进行弘法活动，民国时期共同的救国理念增进了彼此间的理解。当时汉藏佛教文化间的了解和认同成为双方接触和交往扩大的现实因素，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政治上的接触和交往与宗教层面的文化交流活动相互促进，文化交流活动超越双方政治关系的隔阂和曲折，在历史的罅隙中不断寻求共同的历史交汇点，承继着汉藏关系发展的历史使命。因此，民国时期活跃在藏汉蒙文化交界地带的个体精英们的文化生产已超越个人行为层面的意义而具有了象征与符号的深层介质。
2.家学渊源与文化资本
杨质夫同时代人的文化实践在本质上是文化资本转换过程的体现。清末民初,活跃在西北政坛上的来自湖南的名士黎丹、黄文浚、朱炳、陈泽藩等人多是当年跟随左宗棠入甘的湘军后裔、官宦子弟,自幼受父辈儒学文化传统教育和湘江淳厚文风之熏陶,处事稳练,知人善任,善于审时度势[3],在“青马”的政治运筹中游刃有余、政见卓越。黎丹系清云贵总督黎培敬之孙、湖南都督谭延闿的表弟,副贡生出身。早年曾任甘肃宁州知州、湖南都督谭延闿书记官等职。辛亥革命后,为西宁镇总兵马麒赏识,聘为“智囊团”首脑。1918年任西宁道尹。1930年1月,马麒正式任青海省政府主席,以黎丹任委员兼秘书长。1933年,经九世班禅和邵力子等人的力荐,黎丹遴选为国民党监察院委员。1938年夏在原籍湘潭逝世,终年67岁。黎丹的家学渊源造就了社会资本的累世积累，在他的甘青文化实践中，知识积累奠定的良好学识眼光无疑使他在人才济济的“青马”幕府中脱颖而出，同时也将湘潭地方的文化熏陶带到了甘青地区，使经世致用的文化风气渐染青藏地区。也正是深厚的知识储备，使黎丹在运筹帷幄之中将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到内地，增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同样杨质夫的家学渊源也使个人行动彰显了象征资本累积运行产生的社会财富。根据在杨质夫家乡的田野调查和家谱挖掘，我们试图还原杨氏一脉在家族历史延续中传递的个体人生史与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及文化资本运行的一般性规律。
杨质夫家族中的一世祖杨德山在明代时“以戎马起家，诰授世袭指挥，明中叶檄调征讨西地，随军至甘肃湟中，奏捷后世袭指挥，镇守斯土”，后辞职就农，定居于互助红崖子沟老幼堡。二世祖杨仲仓因海寇复扰地方，杨仲仓袭父职随军征剿，告捷之后诰授百户。三世祖、四世祖生逢乱世，清太祖定鼎燕京后准本地番土司二十八员永守世职，然汉世袭指挥尽行裁革，与庶民齐，杨氏武秩由此遂罢。五世祖时正逢康熙年间，撰修家谱，传承家族渊源，奉杨德山为杨氏始祖。到十世祖时重新绘画宗案一轴，续修家谱。十一世祖杨景春时欲继志述事修成谱牒，恰逢同治年间回乱，秘藏了前述志谱。杨景春是清光绪丙子科带补甲子科举人，在自家设立私塾教授学童。十二世祖杨作枢系晚清秀才，夫人孙氏生有四男三女，1933年率长子杨焕和三子杨炆（质夫）为本村捐银元一千元，在本村建成了互助县第六高级小学，村众树石碑铭记。笔者一行试图一瞻石碑记述之事，咨询人遗憾地将我们带到了现老幼堡小学操场边的一颗柳树下，说在杨焕之子杨蔚塘等乡老迁址重修小学时将石碑埋在了这棵柳树下，个中缘由似乎牵涉一宗捐资、出力的纷争。十三世祖为杨作枢一脉的杨焕、杨燐、杨炆、杨煃。杨焕毕业于甘肃省国立第一师范学校，后在甘肃省国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任职教务主任。青海建省后宁海筹边学校改为青海省立第一中学后，任该校首任校长，培养了大量急需人才。1936年任循化县长职，后任青海省教育厅秘书、督学之职，及《青海民国日报》近体诗副刊主编。1944年任西宁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45年任湟中鲁沙尔盐局局长等职。早在上海读书时，杨焕就利用寒暑假求诗学医，擅长针灸疗法，坐堂自由行医，1954年以后被吸收为青海省卫生处中医药研究组成员，研究整理中医遗产，培训中医人才四期。杨焕之子杨蔚塘是中医主治医师，毕业于互助县中医进修班。其孙继承衣钵仍在老幼堡行医，开办乡村社区诊所。杨炆为杨焕三弟，与第一位夫人侯桂邦育有一子杨照塘，1957年毕业于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兽医系，后在宁夏盐池县畜牧局兽医站工作，文革刚开始后自杀身亡，生有二子锡宁及遗腹子锡云，现在宁夏中石油公司任经理，仍和杨安塘保持联系。杨炆与第二位夫人冯云仙育有二子一女，杨安塘就是杨质夫先生与冯云仙女士所生的长子，1963年毕业于西宁师范学校，曾任西宁市城北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西宁市政协委员等职，育有两子一女。次子冯逸（即冯弼汉）1949年被带往台湾，上世纪八十年代杨家祭祖时冯逸曾回过老幼堡。女儿毓芳出生在四川，现居四川，育有一子一女，子女在四川做生意，和杨安塘还保持来往。冯云仙女士获特赦后与杨安塘常住西宁，直至归老。杨氏一脉自明朝一世祖行伍起家始，中间经历了数度的身份转换，至杨焕、杨炆时期家学传统厚积薄发，成为那一时代文化实践的集大成者，在医学、儒学、藏学及文化教育界展露实力，笔者认为家学渊源同其他社会资本一样是获得更高资本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更深层次的文化实践方能释放出持久的、深远的影响力。杨质夫与同时代的文化实践者们大多先天具有良好的家学传统，或通过后天努力获得文化资本的积累，在文化生产的同时获取文化资本，把握住了个人成长与地方建设同步发展的机会。
作者简介：张海云，土族，青海贵德人，民族学博士，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人才，主要从事民族文化研究。本课题系本人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藏汉蒙边缘地区的宗教信仰与社会秩序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2CMA017。
文章来源于《中国藏学》201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