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内容摘要：《时轮经》全称《时轮金刚大根本续经》，是藏传佛教中地位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相传，该经系释迦牟尼佛为以香巴拉法王月贤为首暨北方迦婆罗萨化身的九十六法王和其无量数的清净眷属所讲说的。《时轮经》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不仅提到了伊斯兰教兴起后对香巴拉的入侵，还记载了一种独特的伊斯兰教先知谱系。
关键词：《时轮经》；藏传佛教；伊斯兰教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后，随即向东方扩张，原先信奉佛教的中亚和印度北部，成为两大宗教最先相遇的地方。波斯萨曼王朝（875—999年）时期，中亚地区基本实现了伊斯兰化。10世纪以后，佛教、摩尼教和祆教（或称拜火教）在中亚基本上销声匿迹了。而《时轮经》出现的年代，恰恰是在10世纪。
一、《时轮经》中的香巴拉与伊斯兰教
1933年，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1900—1954）在其作品《失去的地平线》（Lost Horizon）中描写了一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Shangri-La），并于1944年搬上银幕。从此，香格里拉就成为世外桃源、乌托邦的代名词。究其实，英语“香格里拉（Shangri-La）”一词就源自藏语“香巴拉（Sham-bha-la）”。而藏语中的香巴拉又源出于《时轮经》。
大乘佛教信仰的彼岸世界称为“净土”，指诸佛菩萨为度化一切众生而以菩提修成的清净处所。而香巴拉可谓是藏传佛教所信仰的人间净土。香巴拉又译为“苫婆罗”，据《土观宗派源流》记载：“其国土形圆，四周雪山围绕，内中做八瓣莲花形，每瓣形间有河流贯穿其间，国土中央有大雪山如莲花蕊。每瓣之内各有十二具胝城邑，八瓣共有城邑九十六具胝。每一具胝城邑有百亿邦土。每一具胝有一统御邦土的王侯。此国土中央又复有雪山分划成为四大部洲之相。其中心有迦罗婆城。”传说，这里的人民不执、不迷、无欲；历代的神圣国王，为未来之世界保存最高佛法，直至外部世界的宗教异端被彻底消灭为止。藏语典籍中有很多关于香巴拉的记载，藏族民间也流传很多关于香巴拉的故事。1775年，六世班禅大师罗桑华丹益希根据藏文大藏经的记载而撰写了一部通俗的香巴拉指南。他将香巴拉传说分成了三个部分：前往香巴拉之路程；王国本身之情形；王国历史及预言。
藏文典籍中对香巴拉的历史及王统传承也有详细的记载。著名的《青史》、《红史》和《土观宗派源流》中都记载了当香巴拉第十贵种海胜王在位时期，穆斯林（纳洛或拉洛）入侵香巴拉的事件。
成书于元末的藏文典籍《青史》中说，“《无垢光明》中说，此中对时代的决定是从佛世起经六百年为妙吉祥时代；此后八百年为纳洛（意为边鄙人）时代；纳洛时代过后约八十二年（不到一百年）的时候，是难胜者略施造作即能净治身心的贵种王族难胜时代。这一时代其所造作决定能成，所以是超纳洛（边鄙）的年代。”《青史》共十五辑，其中第十辑专记时轮传承及其教授如何而来的情况。后来达惹那他著《印度佛教史》，土观著《土观宗派源流》等，无不据《青史》而撰出。
成书于明代的《新红史》记载，在香巴拉具种王系第十代“尊胜海”在位时，“其时印度一小区称玛噶达，该地有拉洛法。” 藏语中的“拉洛法（ Kla-klovi-chos）”一般认为乃指伊斯兰教。“拉洛”（或译“纳洛”）一词系指“野蛮人、异教徒”之意，其对应的梵文词汇为“弥戾车”（mleccha），原意指的是非印度语的外来侵略者，如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希腊入侵者。而“玛噶达”（Ma-Gta-Dha）一词，据西方学者的考证，应指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而言。
关于“拉洛法”即伊斯兰教侵入香巴拉一事，在清代的《土观宗派源流》中记述如下：
当第十贵种海胜王即位，从名度日即甲申年至火空海时开始将有阿多、阿牛迦、有豕、童王、白衣、摩杜摩地、能坯等异端回族教主及其教徒，进入麦加。他们之中的第七位名为具甘者或名蜜慧者，造著外道的历法，传播回教。那时其他外道们，皆改信回教，毁坏内道寺宇很多，据说回教住世之时量，粗略计之，从这时起，当有一千八百年。
他随后引用《时轮根本续》，预言“第二十五贵种文殊化身的神武轮王将大破这些回教徒”，“一切大地皆归贵种大王所统治，于是大乘教法，愈加宏扬。”这里，译者直接把“拉洛法”译为了“回教”。藏文典籍《如意宝树史》《西藏王臣记》中也有相关记载。而所有这些记载的源头都取材于《时轮根本续》。
香巴拉的传说源自《时轮根本续》（Dus-vkhor-rtsa-brgyud），又称《时轮金刚大续》、《时轮经》或《吉祥时轮续》，是藏传佛教中地位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17世纪时被列入北京版大藏经首函第二篇。相传，约在公元前880年，在南印度的安德拉（Andhra），释迦牟尼为以香巴拉“法王月贤为首暨北方迦婆罗萨化身的九十六法王和其无量数的清净眷属讲说《时轮金刚大根本续经》，由法王月贤笔之于书”，迎请至香巴拉。据说，法王月贤还根据自己的理解写了《时轮根本续六万品释》；之后又有香巴拉白莲法胤为之作注，即《时轮根本续无垢光大疏》《时轮根本续无垢光大疏摄要》等。后来，时轮大法由香巴拉传入印度，1027年传入西藏并由季厥·达哇峨色（月光）译师译为藏文。
为未来世界保存最高佛法的净土香巴拉，却又为何有对伊斯兰教的记载，而且还是一种负面的记载呢？学者们认为，这显然与历史上伊斯兰王朝对印度次大陆和中亚佛教地区的征服有关。《青史》中说，诸智者大师都认为中印度发现时轮的时代是11世纪初，即1027年，所以“很显然，时轮是从古代在印度就有的。”但根据研究，释迦牟尼为香巴拉法王月贤等讲说《时轮经》的说法可能仅为一种托名。真实的情形是，时轮密法约在公元9世纪末10世纪初出现在印度，而且是从印度北方传来的，其策源地或许在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和克什米尔一带。据说，从时轮密法的内容里，可以看到佛教与伊斯兰教、基督教、祆教和摩尼教的奇特交融。中亚一带曾经是佛教的天下，也是人类历史上多种宗教、民族、文化的汇聚之地。这种文化环境里产生时轮密法这样的理论体系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西方学者认为《时轮经》出现的时间约在十世纪，尚有以下两点主要证据：
首先，根据经文中提到的一些地名，可以提供间接的证据。例如，提到拉洛法兴起的地方是在 “玛噶达”（Ma-Gta-Dha），或者是在位于“麦加”（Ma-Ga）之地的“玛噶达”。如前所述，“玛噶达”应为“巴格达”，系当时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首都；而该城建成的时间在公元766年，于9世纪以后达到极盛。因此，经文的出现应该不会早于这个年代。
其次，藏历“火空海”纪年与伊斯兰教希吉莱历纪年的关系问题。西藏“胜生周”纪年的首年是1027年，即《时轮经》传入西藏的年代，1027年以前则以“火空海”纪年。在藏文中，“火”表示数“三”，“空”表示数“零”，“海”表示数“四”。因此，“火空海”纪年代表403年。据藏学家黄灏指出，若把这一纪年折合成公元纪年，则应将藏历第一绕迥的1027年（丁卯、火兔年，胜生周纪元）减去403年，则相当于公元624年。在时轮历中，对公元624年以后的年代计算就采用火空海纪年。根据《新红史》记载，火空海纪年的403年也正是“拉洛法”兴起时期，因为这403年是尊胜海至王难的时期，也正是“拉洛法”在印度推行的时期。所以《新红史》中又称之为“拉洛年”。显然，“火空海”纪年与伊斯兰教的兴起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伊斯兰教的纪年希吉莱历始于公元622年。而在“火空海”纪年的403年间（624—1027），正是伊斯兰诸王朝对中亚、印度实施征服的时期。由之也可以看出，《时轮经》正是诞生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当中的。
二、《时论经》所记述之先知谱系
《时轮经》中对伊斯兰教的记载，最独特之处在于其所列举的一个先知谱系。该先知谱系在藏文文献中也悉数引述，如前引《土观宗派源流》中的文字：
……将有阿多（A-Dho）、阿牛迦（A-Ho-Gha）、有豕（Phag-lDan）、童王（Byis-Pa-dBang-Po）、白衣（Gos-dKar-Can）、摩杜摩地（Ma-Dhu-Ma-Ti）、能坯（vJoms-Byed）等……他们之中的第七位名为具甘者（mNgar-lDan）或名蜜慧（sBrang-rTsevi-Blo-Gros）者……
这个列举有七个名字的名单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其中的七位又指的是谁呢？显然，藏学家刘立千先生翻译这段文字的时候，并没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所以仅从藏文的字面意义勉强予以汉译。西方不少藏学家也关注到这个名单，并就此有不少的讨论和研究成果，其中以亚历山大·博金（Alexander Berzin）的研究较为细致。我们先看他英译之《时轮经》中对应的段落：
Verse I.154 from The Abridged Kalachakra Tantra (Tib. bsDus-rgyud, Skt. Laghu Kalacakra Tantra) reads:
“Adam, Noah, Abraham, and five others – Moses, Jesus, the White-Clad One, Muhammad, and Mahdi – with tamas, are in the asura-naga caste. The eighth will be the blinded one. The seventh will manifestly come to the city of Baghdad in the land of Mecca, (the place) in this world where a portion of the asura (caste) will have the form of the powerful, merciless mlecchas.”
《时轮经》一章154节写道：
“亚当、诺亚、亚伯拉罕，以及其他五个具他摩者——摩西、耶稣、白衣、穆罕默德和马赫迪——均属于阿修罗那伽族。 第八个将是看不见的那一位。第七个将来至于麦加之地的巴格达，（该地）在此世界中乃是阿修罗的一部分，（该阿修罗们）将具强大而残忍之弥戾车形象。”
表一：《时轮经》中所列之先知谱系对照表
对照刘立千汉译《土观宗派源流》与亚历山大·博金的英译，可以看出一个主要区别是前者所列为七人（缺摩西的名字），而后者为八人名单。但这并不妨碍本文的主题，在此暂不予讨论。在伊斯兰教当中，先知的谱系始于阿丹，终于穆罕默德。先知的总数目，据说有十二万四千多人，其中《古兰经》中提到名字的有二十五位，其中又有六位是最高贵而又享有特殊头衔的圣人，分别是：人类始祖、“真主的密友”阿丹（亚当）；“真主的预言者”努哈（诺亚）；“真主的至交”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真主的代言人”穆萨（摩西）；“真主之灵”尔萨（耶稣）；“先知的封印”穆罕默德。而这六人的名字都出现于《时轮经》的先知名单当中，可见《时轮经》的作者对于伊斯兰教先知谱系的了解相当准确。
亚历山大·博金指出，梵文“Isha”（对应藏文dBang-Po）意为“大能之主”或“王”，是耶稣阿拉伯文名字“Issa”（尔萨）的固定对译；而且该词在梵文中还是湿婆的别称“Ishvara”的缩写。而梵文“Madhumati”（对应藏文sBrang-rTsevi-Blo-Gros）意为“蜜心者”或“蜜慧”，乃是对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固定称呼。经文中“第七个将来至于麦加之地的巴格达”显然是指先知穆罕默德始传伊斯兰教、阿拔斯王朝定都巴格达的历史背景；但经文作者对于麦加和巴格达的关系显然不甚了了。
在这个先知名单当中，另两人名字的出现却引起了学者们的争论。亚历山大·博金指出，梵文“Shvetavastri”（对应藏文Gos-dKar-Can）意思是“白衣者”，乃是摩尼教创始人摩尼的梵文名称。但是，假如这个名称的确是指摩尼的话，他为何会被列入伊斯兰教的先知谱系呢？
我们可以确定“白衣者”即为摩尼，基于两点理由。
第一，摩尼在世的时间与此先知名单中他所处的位置相吻合。公元3世纪中叶，摩尼（Mani，约217—约276年）吸收祆教和基督教教义，宣称自己是继琐罗亚斯德、释迦牟尼、耶稣之后的第四位先知，试图建立一个拯救人类的世界性宗教。毫无疑问，摩尼不但是处于耶稣（公元前后）和穆罕默德（7世纪）之间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宗教领袖，而且自称为耶稣所预言的那位先知。因此，摩尼身列这个先知名单的这个位置，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二，摩尼教有服色尚白的特征。由于摩尼教为典型的二元论宗教，主张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故服尚白色。在宋元以后的中国历史上，摩尼教的变种明教就多以服色尚白、白衣乌帽等特征著称。所以，梵文“白衣者”即指摩尼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诚如亚历山大·博金所言，在任何伊斯兰教的现存派别之中，无论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的各个分支，都没有将摩尼列入先知谱系的主张。博金的解释是，摩尼教盛行的印度北部、克什米尔至阿富汗地区，到公元9世纪的时候，可能已有摩尼教团体皈依伊斯兰教。他们有可能在特殊的时间、地点内发展出一种业已在历史上湮没的教义，即将摩尼列入伊斯兰教的先知谱系当中；而当《时轮经》在同一时期、同一地点的佛教僧团中诞生时，恰好以此为蓝本作为对伊斯兰教的解说。这种推测，虽无明显的证据，但也是有可能的。
摩尼教曾经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宗教。摩尼教一度在波斯萨珊王朝胡尔木兹一世（271—272年在位）时期得到支持，后来又于8世纪下半叶成为突厥回鹘汗国的国教。在传播的过程中，摩尼教结合各地区的特点，利用当地形式传播并为当地人所接受。在其东渐过程中，摩尼教曾与佛教、道教思想结合，据说《老子化胡经》就是中国摩尼教徒的作品。在西传过程中，摩尼教则吸收基督教成分，与基督教中的异端“诺斯替”思潮（Gnosticism）有直接的关联。在伊斯兰教兴起后，摩尼教并没有消亡，而是继续存在了很长时间。据中世纪阿拉伯学者白鲁尼《遗迹》一书记载，摩尼教虽然历遭压迫，却生存到伊斯兰纪元七世纪（公元13世纪），信徒在亚洲和欧洲都有不少。根据记载，到公元10世纪初，巴格达城内尚有摩尼教徒三百人，到10世纪后半期，则只余五人。这表明，摩尼教徒已经逐渐皈依伊斯兰教。这些皈依伊斯兰教的摩尼教徒，据说不少人仍暗中信奉摩尼，“如倭马亚末朝哈里发穆尔旺的老师便是”。据此推断，在《时轮经》出现的9—10世纪，表面改信伊斯兰教而暗中仍崇奉摩尼的信徒团体的存在的确是很有可能的。
《时轮经》所记之先知谱系当中，另一引人注意的名字则是马赫迪。梵文“Mathani”（对应藏文vJoms-Byed），意为“毁灭者”，乃是梵文中对伊斯兰教马赫迪的称呼。博金指出，与“Mathani”梵文“Pramatha”同为“毁灭者”之义，而该词乃是阿修罗之首领的名字。将伊斯兰教中的马赫迪译为此名，当然也跟《时轮经》中对伊斯兰教的整体态度有关。
马赫迪（Mahdi）系阿拉伯语音译，意为“被引上正道的人”，是伊斯兰教中将于世界末日来临前降临的一位“拯救者”。但关于马赫迪的身份与能力，在伊斯兰教的不同派别当中又有不同的理解。逊尼派认为马赫迪是出自先知穆罕默德家族的一位继承者，他将在末日来临之际在地面上重建正义；也有逊尼派学者认为马赫迪只是将在历史中出现的一位普通穆斯林领袖；还有一些逊尼派学者不认可有关马赫迪的教义。
在什叶派当中，马赫迪教义则是被普遍接受的，而且这位马赫迪就是重返人间的那位“隐遁”了的什叶派伊玛目（十二伊玛目派认为是第十二位伊玛目，伊斯玛仪派认为是第七位伊玛目）。“隐遁说”是什叶派的特殊教义，即认为最后一位伊玛目并没有死，真主让他隐遁起来，他奇迹般地活着，直到真主让他再世。末日审判之时，他将作为马赫迪返世，征服全世界。显然，马赫迪教义非常类似于犹太教的“弥赛亚”教义，也有学者认为其本身就是皈依伊斯兰教的犹太人带来的一种思想。在伊斯兰教的历史上，曾有不少起义领袖自称为马赫迪降世。
由此观之，《时轮经》中的先知名单应该跟什叶派的某个支系有关，尤其是经文中还有这句话：“第八个将是看不见的那一位”。所谓“看不见的”，当然就是什叶派教义中的“隐遁”（阿拉伯语al-Maktūm）一词的意译。在公元9—10世纪印度北部具体的地理环境当中，我们可以将《时轮经》中的先知谱系与哪一个具体的伊斯兰教派别联系起来呢？亚历山大·博金的考证认为，这可能与什叶派支系伊斯玛仪派（亦称七伊玛目派）有关。
在伊斯兰教历史上，什叶派首先是作为政治上的、而非教义学上的少数派产生的，在阿拔斯王朝时期，什叶派的武装起义也层出不穷。在政治压力下，什叶派多数迁往帝国势力较弱的东部边陲地区，10世纪的时候，伊斯玛仪派在锡吉斯坦（今伊朗西南部、阿富汗南部）和呼罗珊（今伊朗东南部、中亚南部和阿富汗北部）地区获得了发展。959年前后，印度伊斯兰教重镇木尔坦（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城市）的统治者皈依了伊斯玛仪派，968年，木尔坦成为埃及伊斯玛仪派法蒂玛王朝的一个属国。
伊斯玛仪派特别注重对教义的神秘主义解释，重视数字符号的象征意义。由于该派只承认七代伊玛目，而伊斯兰教本来就对数字“七”十分重视，故该派尤其喜欢数字“七”。据说该派所列的先知谱系，最重要的先知是七位：阿丹、努哈、亚伯拉罕、摩西、耶稣、穆罕默德和马赫迪（隐遁的第七伊玛目复临后的名号）。这与《时轮经》中的名单基本相同。至于为何在这个名单中又出现了“摩尼”的名字，或暗中崇奉摩尼的某伊斯兰教社团与伊斯玛仪派之间又有何关联，目前尚无明显的证据加以证实。但可以推断，《时轮经》中的先知谱系的确是特定时代与地理、文化背景之下的产物，即：公元9—10世纪时候的伊朗东部、阿富汗、中亚和印度北部一带，各种宗教文化在此特定时空当中次第相遇并彼此交汇了。
结语：“诸教统一论”视阈下的《时轮经》
在人类历史上，各大宗教相继出现并主宰了世界范围内的各主要民族、国家和文明，当他们相遇的时候，既有激烈的武力冲突和对抗，也有温和的文化交流和融汇。自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文明冲突论”以来，赞同者有之，痛斥者有之，但不能否认其的确概括出了上述历史进程的其中一个方面。而以伊斯兰哲学家赛义德·侯赛因·纳塞尔、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基督教学者汉斯昆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转而提倡“文明对话，无疑是凸显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另外一个方面。
2009年11月6日，赛义德·侯赛因·纳塞尔（Seyyed Hossein Nasr，1933—）教授首次来中国，应邀参加“北京论坛（2009）”并做以“天、地、人和谐及不同文明的和谐”为题的主旨报告。当天下午，他又以“伊斯兰与儒家文明的对话——对21世纪人类困境的回应”为题，与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对话北京大学。纳塞尔教授及其所代表的“传统学派”（the Traditional School或the Perennial Philosophy），主张通过对历经时光考验之人类共同智慧的重构，藉以构成对现代性危机的回应之一。其中，“诸教统一论”（the Unity of Religions）可以说是传统学派的一项关键主张，也是当今开展文明对话的形而上学前提之一。该学说在中世纪各宗教中的神秘主义传统中实际上都有所体现。到了现代，当人类世界深陷于以种族、民族、宗教等多种面目出现的政治冲突之时，传统学派先驱之一的舒昂（Frithjof Schuon，1907—1998）在其代表作《诸宗教之超验性合一》（The Transcendent Unity of Religions）中重提这一关键命题。纳塞尔则继承了这一命题，将之进一步阐发为“一神多圣论”（One God，Many Prophets）：世界只有一个统一的本源，在亚伯拉罕一神教传统里是“上帝”、“真主”，在印度传统里是“梵”，在中国传统里是“道”、“理”，在哲学家那里是绝对精神、终极实在。现实世界则呈现为“多”，在亚伯拉罕宗教那里，唯一神派遣了一系列的先知（圣人），由之诞生了不同的传统。这个先知序列，肇端于亚当，完成于穆罕默德。在某种程度上，诞生在穆罕默德之前的许多宗教大师，不仅包括亚伯拉罕宗教传统中的诸先知，还包括琐罗亚斯德、释迦牟尼、孔子甚至摩尼，也都有被列入伊斯兰教所认可的先知谱系的可能性。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儒教徒、祆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都是这个宗教多样化世界的合理成分。这样，宗教间的相互理解与对话，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在当前兴起的宗教或文明对话当中，回儒对话、回耶对话都较为多见，不仅召开了多次学术讨论会，亦有相关著作发表。而就“回佛对话”而言，除台湾灵鹫山道场创办人释心道于2002年后多次推动举办回佛对谈以外，尚不多见。其实，回佛对话在历史上已有发生。例如，在阿拔斯王朝前期，哈里发曾邀请印度佛教僧侣到巴格达的“智慧馆”工作，将不少梵文文献译为阿拉伯文；在我国，明末清初的回族思想家王岱舆曾与佛教人士对话，留有《希真正答》一书。本文讨论的《时轮经》，则是历史上回佛对话的又一重要成果。一方面，如本文所述，《时轮经》中记述了穆斯林与香巴拉的对抗性关系，并记录了一种在特殊历史情境中出现的先知谱系；另一方面，时轮密法的不少理论与修持方法，也折射出其与伊斯兰教尤其是苏非神秘主义的深层互动。这一方面的内容，尚值得更深层次的研究。
其实，在《时轮经》当中，也包含有类似上述“诸教统一论”的思想。据说，时轮密法一般划分为外时轮（针对物质宇宙与历史）、内时轮（针对人类生理与病痛）、别时轮（针对密宗修持）三个层次。穆斯林与香巴拉的对抗关系，只存在于外时轮的层次，而在别时轮的密宗修持当中，民族界限是不存在的。从理论上讲，通过接受时轮坛城灌顶，可以唤醒每一个人心中的佛性，无论他是佛教徒，还是那些并未践行佛法道路的人。在当代的藏传佛教当中，时轮密法仍被作为高级的密宗修行方法加以传授和修持。
在西藏历史上，五世达赖喇嘛曾经接待来自克什米尔的伊斯兰教苏非修士辟尔·亚古博，与他讨论教义，并在拉萨赐给他一块安居之地，这就是今天拉萨“卡基林卡”穆斯林园林的由来。 这段历史佳话，更加见证了历史上业已发生过的回佛对话的鲜活场景。
原文发表于《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用请查找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