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廖斌
摘要：在古藏文吐蕃地名中, 有相当数量的反映了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民族关系的历史地名。这些地名不是偶然形成的, 是吐蕃时期藏民族与周边民族互相往来、移居频繁、战事不断、文化冲击所造成的。这类古藏文吐蕃地名真实地反映了以吐蕃为中心的纷繁复杂的多维古代民族关系, 其内容不仅有政治关系、军事关系、文化关系, 还有经贸关系。
关键词：古藏文; 吐蕃地名; 民族关系;
在古藏文文献等吐蕃时期文献资料中, 地名文化是其重要的内容之一, 是这些文献显现其准确性、可信性、原始性、权威性的重要方面。每一个吐蕃地名可看作为一部历史, 其中反映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变迁情况, 可以带我们进入历史的遐思。吐蕃王朝因其生机勃勃仍然被今人所追忆, 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丰富的内容, 当然也包括异彩纷呈的地名文化。吐蕃地名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及民族特点, 是古代藏族文化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吐蕃地名不仅能反映当时各种历史现象及文化现象, 还能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补史、证史、辩史。
吐蕃地名从公元7世纪被藏文记载以来, 真实地反映了与吐蕃有关系之族群分布及演变发展和相互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留下了众多古代民族历史信息和历史痕迹。敦煌古藏文地名不仅有吐蕃本土地名, 还有大量被吐蕃所征服的青藏高原外围部分地名。这些地名所隐含的内容相当丰富, 除了地名本身所具有的地理语言信息外, 还包含着吐蕃与周边民族及周边民族相互之间关系的诸多信息, 这对了解古代西北民族关系及古代中亚民族关系有重要意义。在敦煌出土的文献中, 有数目繁多的西域、河陇、南亚、川滇等地地名, 这些地名大多又与当地所居部族或政权族名一致, 如“hor” (回鹘) , 既是族名, 又是政权名, 同时还是地名。地名与族名、政权名一致的现象在古代屡见不鲜, 这对我们了解古代民族提供了有利的方便, 对分析古代民族关系也很有帮助。
一、吐蕃地名所映现的古代民族分布格局及其演变
民族的地理分布作为一种区域内特定的地理现象, 在地理环境方面表现为生态分布和地缘分布, 在空间组合方式上呈现出聚居、杂居与散居的特点。[1]从民族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探讨民族语地名, 梳理民族与民族语地名间富有历史性的对应关系, 就会发现地名其实是探究民族历史地理分布的最佳切入点。吐蕃地名作为藏语地名的范畴, 它以具体的藏语为地名标示方式, 显示出吐蕃王朝统治区域内藏族和其他诸族同相关地理区域之间的某种特定的联系, 从中映现出古代西北地区乃至中亚的古代民族分布格局及其演变情况。
古代吐蕃统治区域的民族的地理分布是个异常复杂的动态变化过程, 吐蕃时期及其王朝前后历史复杂多变, 政权更迭迅速, 致使民族的地理分布格局也发生着巨大变化。当时某一地区或某一部族的聚居、散居、杂居状态, 既是较长时间内该地区历史发展演变的结果, 也同时处于不断的发展演变当中。这种发展演变导致了许多吐蕃地名在后来历史长河中不断被民族内部或其他民族语言所更换的情况。
(一) 吐蕃地名所映现的河陇西域等地民族分布格局与演变
河陇西域地区为古代民族重要走廊之一, 这块土地上活跃过许多亚洲强权民族, 在政权更易和民族流动的漫长历史过程中, 曾留居于此的这些古老民族留下了他们的种种印迹, 其中包括地名遗产。通过对河陇西域地区吐蕃时期地名遗产的考察, 能重现吐蕃时期该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和演变历史经过。
吐蕃与唐朝长期的拉锯战, 使河陇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逐渐发生变化, 吐蕃人分布到河西各地, 还有相当数量的吐蕃人散居在祁连山地的河谷中。吐蕃与大食、回鹘的争战也改变了西域民族分布格局的原来状态, 积极南下的回鹘人割据在天山以北地区, 大食人也未能越过葱岭进入西域绿洲地区, 更不用说势力东渐了。吐蕃势力进入西域使西域的民族分布格局产生较小动荡外, 百年来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格局, 但要注意西域南道迅速被吐蕃化的演变过程。
就民族聚居区而言, 无论是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聚居, 还是以血缘和地缘并重的聚居, 只要这个聚落长时间地存在下去, 自然会在该聚居区的地名中留下反映该族群聚居状况的一系列地名。一般情况下, 该族群在某地居住的时间越长, 对该地的影响也越深, 留下的该族群语言地名就会越多, 这自然而然地反映出该地区民族分布格局的发展演变情况。如“vbrong lung” (庄浪) 是吐蕃实力未进河西之前张掖一带古羌人地名, 充分说明张掖一带曾一度长期被古羌人所居的事实, 又如“ta hva” (大夏) 、“va zha” (吐谷浑) 等表示族群的地名, 是印证吐谷浑人活动足迹的古藏文早期地名。曾被吐蕃控制的河陇西域地区, 吐蕃赞普王朝灭亡后, 该区域局部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一直延续到近代。所以, 在河陇西域的局部地区, 仍然能够找到自吐蕃时期延续至今的部分吐蕃地名, 这些地名反映了吐蕃控制该区域时期的整体民族分布格局虽发生过较大变化, 但局部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保持了原来面貌, 其演变过程缓慢。
如祁连山一带及周边地区的藏族, 就是吐蕃赞普王朝时期被派往吐蕃东北部的驻军部队、当地古羌人与其他部分族群融合而成, 到吐蕃末期, 这种融合进一步加剧, 该地区几乎成为单一民族的居住区, 吐蕃末期祁连山一带的这种民族分布格局一直存在下来。如许多冠以“sde”的地名和“mkhar tsan leng cu” (坚城) 、“g.yar mo thang” (雅摩塘) 、“de gag.yu tshal” (德噶玉采) 等地名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另外, 吐蕃统治时期的河西是唐人为主体民族的聚居区, 在该地区吐蕃地名中, 除了一小部分吐蕃人新命名的地名外, 绝大多数是直接从汉文音译的原有地名, 说明河西在吐蕃统治时期仍然以汉人为主要居民。如“ha se” (河西) 、“sha cu” (沙州) 、“yu lim” (榆林) 、“long cu” (陇州) 、“lung shan la rgyud” (陇山山脉) 、“kwa cu” (瓜州) 等古藏文地名, 完全是直接音译自汉语的地名。
司空图的《河湟有感》云:“一自萧关起战尘, 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 却向城头骂汉人。”[2]吐蕃占据河陇是以河湟谷地为基地进行的, 向东切断河西和陇右之间的联系, 然后分而取之。河湟地区最先落蕃, 汉人的吐蕃化程度也相比较高, 故出现“汉儿尽作胡儿语, 却向城头骂汉人”的景象, 反映了河湟地区唐人同化为吐蕃的严重程度。河湟汉人同化吐蕃的趋势加剧了这一地区民族分布格局直线变化的过程, 河湟地区基本成为以吐蕃人为主体民族, 以吐蕃藏语为通用语言的蕃化地区。
一般来讲, 服饰和语言是判断一个人文化归属的较为重要的视听标志。虽然我们目前仍然不知吐蕃时期河陇地区被吐蕃化的人数有多少或程度如何, 但从陷落吐蕃的区域内其他民族尤其是汉人的服饰变化及语言使用情况能推测吐蕃化的大概面貌。从汉人皆说“胡语”, “易服辫发”, “纹身赭面”的外部变化可知, 吐蕃在该区域的文化控制力度还是很强的, 河陇地区大体上已蕃化或正在蕃化过程中, 河陇民众的吐蕃变化倾向应该有相当规模。目前见于古藏文文书的河陇地区大量古藏文地名也可以推测, 吐蕃赞普王朝后期河陇地区实行语言藏语化的基本政策。
这里有必要澄清一种较为偏颇的说法。现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吐蕃统治河陇西域后, 在这些地区实行严酷的民族压迫和同化政策, 实行奴隶制, 致使某些地区社会经济出现倒退现象。事实上, 吐蕃统治时期, 吐蕃确有在某些地方实行过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和同化政策, 但可以断言, 河陇西域地区并未全部成为吐蕃贵族将领们任意宰割的对象。吐蕃对这些地区的统治方式, 既有吐蕃本土移植过来的军政制度, 也有延续本地原有制度的情况, 同时还有“大军政区域” (khrom chen po) 、“赤岱” (khri sde) 、“德论所辖之大统治区域” (bde blon gyi khams chen po, 德康) 等新设立的建制。另外, 种种迹象表明吐蕃自赤都松时期开始进入封建制社会, 在本土实行了封建社会制度, 如此社会进程中吐蕃不可能在河陇西域一带实行奴隶制, 将该地区人们身份降为奴隶更为难上加难, 这会导致这一广大区域众多民族的极力反抗, 可事实却与之相反。所以, 吐蕃统治河陇西域并未改变该区域封建生产关系, 吐蕃统治的表象掩盖不了河陇西域地区社会的封建性质。[3]
现存于甘肃省内的古藏文佛教写卷中, 出现大量外族抄写者和校勘者的名字。在这些写卷里, 有署名为吐蕃人的, 有保留汉式姓名的, 有保留汉姓而取用吐蕃名字的, 也有西域其他姓氏的。可见, 汉族和其他民族向吐蕃同化或其语言演变成藏语的规模是很大的, 这就是为什么古藏文地名中出现如此大量的混合语地名的原因。
(二) 吐蕃地名所映现的藏彝走廊地区民族分布格局与演变
吐蕃东渐, 在藏彝走廊地区留下了为数甚多的吐蕃地名, 同时对藏彝走廊古代族群的分布情况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藏彝走廊本为古代族群迁徙流动的大场所, 向来部族众多, 族际互动频繁。从历史文献记载看, 在吐蕃势力未到达该地区之前, 藏彝走廊地区生息着数目较多的古代部落或部族及部落群体, 居住着众多族体, 族称繁杂, 大体上呈羌、夷、蛮等族体自北而南依次分布, 有大量实力较小且居住分散的部落和组织松散的部落政权, 只有附国等具有一定规模的政权实体。如昔卫、利豆、春桑、迷桑、大硖、婢药、向人、望族、林台、白兰、当迷、渠步、葛延、白狗等羌人部落散居山谷, 各自为政;百蛮、乌蛮及蒙秀、越析、蒙舍、浪穹、邓赕、施浪等六诏部落分布在雅砻江中下游和洱海周围地区。这一时期藏彝走廊的地名除了极少数外, 基本上未见于古藏文史料中, 证明与吐蕃时期相比, 藏彝走廊地区与吐蕃本部发生关系的概率很小。
公元7世纪随着统一的吐蕃帝国王朝建立, 吐蕃不断向东挺进, 迅速与藏彝走廊上的诸多部族发生联系, 从而出现了大量有关该地区的藏语地名。从这些地名分布情况与演变过程分析, 基本能断定吐蕃帝国初期藏彝走廊上的民族分布格局和后期演变情况。
吐蕃与藏彝走廊地区族群开始发生关系时, 古藏文文献及其他文种文献出现了较多部落名和与其相关的本土地名, 且多与该地区族群本土语言为主。如“mtsho rum” (洱海) 、“dmu” (穆) 、“vmog re” (木里) 、“nam” (南磨) 、“beg” (白) 等古藏文地名, 均是该区域本土地名, 这类地名本身就包含了许多古老部族的历史文化信息。后来吐蕃逐渐控制藏彝走廊, 使藏彝走廊的诸多族体或被唐所管辖, 或被吐蕃融合, 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藏彝走廊本土地名大多被吐蕃化, 藏语普遍使用在该地区, 如“rdza rgyal” (弱水) 、“vdang ma” (丹玛) 、“vpav vldang” (巴塘) 、“vrta vlwo” (道孚) 、“vgar thar” (噶塔尔) 、“vngav vpag” (阿坝) 等是被藏语化的地名, 一直沿用至今。从公元7至9世纪吐蕃经略藏彝走廊的前后历史情况看, 能推断藏彝走廊地区民族分布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先松散的部落分布格局被打破, 新的部落联盟及地方政权又不断被吐蕃所统和, 以致该地区纷繁复杂的族际关系渐趋简单, 原来地区间的族际互动关系变成吐蕃与藏彝走廊地区整个群体间的从属关系, 数目繁多的古代民族成分也在近百年内逐年消失, 大部分成为吐蕃民族的一部分。
例如像“mywa”到“vjang”的地名演变过程映现了南诏地区民族分布格局和演变的历史。起初, 吐蕃人开始与南诏地区“蛮人”打交道, 得知该区域族群名为“蛮”, 从而把整个“蛮”人所居区域也称作“蛮地”, 借用于他称。吐蕃古藏文还出现“mywa dkar po”、“mywa nag po”等称呼, 可见此时在该地区分布着众多“蛮”部落及部族, 居住情况复杂。吐蕃东扩后, 统一不久的南诏国成为吐蕃的藩国, 吐蕃人将其名从“mywa”改用“vjang”, 泛指南诏。这样, 在南诏境内的其他部族及族体不见于藏文史籍中, 仅有“vjang”等地名出现在古藏文文献, 映现出南诏地区由早期分散的部落群体分布格局演变为统一的古代民族国家政权之史实。
有的藏彝走廊地区古藏文地名直接音译自汉语, 如“叠州” (rtevu mkhar) 、“西望” (vshi vlw) 、“资州” (tse ci) 等先是汉语地名, 后来唐蕃争夺藏彝走廊时, 吐蕃为便于了解地望就用藏语重新命名, 其中大多是音译过来的。从这一情况看, 这些地区本身属于唐朝, 地名也一般以汉语为主, 后来经过一系列争夺战争, 或成为唐蕃边界地区, 或沦为吐蕃辖地, 在藏文文书也出现大量这一地区的地名, 证明区域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藏彝走廊北段, 以东女国及“西山八国”等部在吐蕃东渐时期, 亦纷纷内附于吐蕃。这些地名均见于汉文史籍, 但在唐以来汉文史料中很少出现。在藏文史料, 与“东女国”、“西山八国”等地名相对应的藏语地名很少见到, 证明这些部落政权在吐蕃东渐时已不复存在, 或被编入吐蕃新的军政区域。这种从吐蕃前期藏彝走廊部落政权或区域名的记载到吐蕃帝国王朝时期消失此类地名的变化, 充分能够印证该地区古代民族和部落政权不断统一, 最终融入吐蕃的历史事实。
吐蕃东扩引起藏彝走廊的古代民族分布格局最为深刻的变化, 无疑是藏彝走廊大部地区被吐蕃所统治, 从而与吐蕃本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趋密切, 旧的民族分布格局被打破, 以吐蕃人为主的新的民族格局逐渐生成。吐蕃控制藏彝走廊大部地区后, 在该地区建立起一系列军政建制, 有效统治这些部落及族群,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东向发展。吐蕃在今丽江设立神川都督府, 管理着滇西北地区和川西部分地区, 同时设置若干节度管辖今甘孜及大渡河上游地区。[4]随着吐蕃军队进入藏彝走廊, 不少吐蕃本土军民也随之迁移而来, 在藏彝走廊地区长期驻守, 很多军民永远留于此地, 成为该地区又一主体族群。吐蕃一方面将本土制度移植到藏彝走廊地区, 使该地区成为自己的实际控制区;另一方面, 吐蕃把藏族语言文化极力传播到新地区, 使之基本融入藏系民族。藏彝走廊的众多部族成为吐蕃属部后, 其军民又大量编入吐蕃军队, 派往前线作战。如“蕃人入寇, 必以蛮为前锋”;[5]“白兰为吐蕃所并, 收其兵以为军锋”;[6]“白兰、春桑及白狗羌为吐蕃所臣, 籍其兵为前驱”。[7]从这些文献记载看, 上述部落或族群编入吐蕃军队后, 其首领由吐蕃授予告身及官职, 从而逐步进入吐蕃军政体制。
(三) 吐蕃地名所映现的青藏高原民族分布格局与演变
吐蕃势力向周围扩展之时, 吐蕃外围部分部族及民族被纳入吐蕃的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当中, 成为吐蕃的属部, 为其输送资源和财富, 并与派遣当地的吐蕃军民长期杂处, 协同作战, 一起生活, 相互通婚。有的政权首领还与吐蕃王室联姻, 来自吐蕃本土的宗教文化亦在当地传播, 从而使得这些古代民族在政治、文化心理以及血缘上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吐蕃化。如苏毗、党项、象雄、吐谷浑等原先虽为与吐蕃有亲缘关系的部族, 但都以其独立的政治实体存在, 并在长期的割据状态下与吐蕃本土有很大差异。后来吐蕃赞普政权在统一青藏高原时先后兼并了这些高原上的较为强大的族群, 随之成了吐蕃“外四族”, [8]正式融入藏民族。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古藏文象雄、吐谷浑、党项、苏毗地区地名如“mtsho ma pang” (玛邦湖) 、“khyung lung dngul mkhar” (穹隆银城) 、“gu ge” (古格) 、“mtsho sngon po” (青海湖) 、“mtong sod” (宕昌) 、“tsong ka” (宗喀) 、“rag tag” (热达合) “mo yog” (莫约) 、“byang ka rnam brgyad” (姜噶南木杰) 、“khri ka” (赤噶) 等来看, 从语音及语言本身无法看出哪些为外族地名, 只能从其所隐含的其他信息考证具体族属及所处方位, 这就充分证实了吐蕃兼并这些地区后, 其地名也已被完全吐蕃化。
吐蕃帝国王朝崩溃后, 很多吐蕃边疆区域内的吐蕃驻军、移民部落等并未返回吐蕃本土, 而是向更为广大的区域扩散, 与当地原住民及部族杂居相处, 相互依存、融合发展。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吐蕃在唐最盛, 至本朝始衰。……洮、岷, 以至阶、利、文、政、绵州、威、茂、黎、雅州夷人, 皆其遗种也。”[9]可见青藏高原东南部分布着大量藏族人群, 其中有些是吐蕃时期的移民, 有些则是被“吐蕃化”的人群。分裂割据以来藏区佛教的全面发展, 使得这些地区与原吐蕃本土在宗教文化上的关系重新连接, 联系更为密切, 进一步加强了藏族文化的包容性与统一性。曾被吐蕃所统治的河陇西域及藏彝走廊地区, 吐蕃赞普王朝灭亡后依然部族众多, 缺乏统一, 但在与原吐蕃本土较近的青藏高原周边地区, 以藏族为主的民族分布格局已基本形成。
从后来的青藏高原地区情况看, 除了极少数外来族群外, 吐蕃赞普王朝灭亡后不久, 已经完全形成在文化上高度一致, 经济上相互依存, 政治上彼此依赖的统一的藏民族。
二、吐蕃地名与民族迁徙
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 移民是带动社会发展的有力因素。移民一方面造成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及融合, 另一方面又造成文化传播。这些变化情况在吐蕃地名中也可以显现出来。纵观吐蕃历史, 民族迁徙的潮流从未中断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吐蕃本土居民及周边区域异族居民, 主动或被动地离开世代居住的地方, 到异乡建立新的家园。在一次次民族迁徙中, 吐蕃本地居民向四周迁居, 周边部族或民族也源源不断地迁入迁出, 出现了青藏高原民族大融合的新局面。一系列民族迁徙和移民中, 原有地名中有的地名多次发生变化, 有的地名却保留至今, 而有的甚至成为民族迁徙的唯一记录。
(一) 吐蕃地名所反映的吐蕃内部民族迁徙
在藏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 历代政权的更替, 疆域的消长, 民族的迁徙等无不对藏区地名产生影响。另外, 因民族内部大量的迁移也使藏区地名发生更易。所以, 研究吐蕃赞普王朝时期青藏高原民族迁徙历史时, 如果把相关史料与古藏文吐蕃地名结合起来进行探究, 将能得出一条较为清晰的青藏高原民族迁徙路线。
目前已掌握的许多史料表明, 在吐蕃统一多康藏区之前, 以“蕃”为共名的语言相似或相近的被文献记载为“羌人”的各部落在该区域生活, 在文化的价值取向上与卫藏地区藏区先民基本一致。吐蕃势力来此之前, 许多地名已经形成, 到吐蕃赞普王朝时期仍在通用, 如“rgyal rong” (嘉良夷) 、“zi ling” (先零) 、“sum pa” (苏毗) 、“vbrong lung” (庄浪) 、“lung mdo” (乐都) 、“rong” (戎) 、“vgu tshang” (姑臧) 、“vbri chu” (牦牛河) 等地名, 均在公元6世纪之前已经形成并载于汉文史料。又如古藏文南语写卷中出现的川滇地区古藏文地名, 多数为吐蕃未统一川滇藏区之前广泛使用的故有地名, 其中相当数量的地名仍在使用。
今甘青地区 (即多麦藏区) , 在吐蕃赞普王朝建立之前的较为遥远的年代已有古羌人 (spyang mi) 的大迁徙活动, 大迁徙促进了这一地区藏族先民的文化得到融合, 生产得到互补, 社会得到发展, 这从卡约文化等甘青地区考古发现中充分能够证明。[10]
至公元7世纪末, 吐蕃已基本统一了青藏高原诸部, 随即展开了持续两百年的民族内部迁徙活动, 大量吐蕃中部地区 (卫藏) 的军民持续不断地迁往各地, 吐蕃语言、文化得到强有力的整合与统一。大量多康藏区古藏文地名出现在这一时期, 许多原有地名以新创制的藏文记载下来, 并创造不少新的地名。
雅隆悉补野吐蕃政权于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兼并周边部落政权建立起以今西藏为疆域的民族国家, 随后进行了统一高原诸部的大规模统一战争。从史料记载看, 到公元7世纪初, 吐蕃已经征服了与多康地区毗邻的苏毗, 苏毗与多弥、党项、吐谷浑相接, 苏毗的内附加快了吐蕃兼并这些部族政权的步伐。公元7世纪60年代, 吐蕃以武力完全征服吐谷浑, 其界直接推至甘青地区, 不久又将川滇地区西北部纳入其治下。在这些持续不断的军事行动伴随的是规模宏大的军事迁徙, 吐蕃中心区域大量人口随向外推进而居住到新的区域, 并留下了数量庞大的新的地名。
姓氏地名是民族迁徙的一个重要标志。以氏族为名的部落群体本来只有各自唯一的发源地和固定一地的原始生活区域, 后来随着氏族的不断发展壮大, 以原氏族为名的部落或群体分支迁徙各地, 有的千里迢迢远离故地迁入他乡, 同时将姓氏地名被移植过来, 成为新的居住地的地名。另外, 在民族迁徙过程中, 直接将原居住地地名移植过来的也比比皆是。藏族“董氏”之“十八大察氏” (tsha chen bco brgyad) , 本为远古时期藏族董氏族的十八支系, 后因迁徙所致, 在藏区各地均分布有这些支系的后裔, 几乎遍及全藏区。
冠以姓氏的地名, 就是宗族观念和宗法制度在地名上的体现。今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地有大量被称为吐蕃遗民的群体, 他们在吐蕃时期从吐蕃腹地迁来后, 先建立一个较小的基地, 以此为基础, 同族同姓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形成较大部落性村落。这些部落性质的村落一般以其姓氏作为地名, 在后来的繁衍和再迁移的过程中, 又形成同一名称的姓氏地名。
史载吐蕃“出师必发豪室, 皆以奴从, 平居散处耕牧”。[11]据史料记载, 吐蕃常以部族或部落为单位组织“董岱”, “董岱”既是作战部队, 又是生产单位, 吐蕃的每次对外战争, 实际上是一次次民族迁徙活动, 都会有大量吐蕃本土民族迁徙外地。在今青藏高原东部地区, 有大量被称作吐蕃时期移民或吐蕃将领后裔的群体, 如四川德格土司, 自称为吐蕃早期名臣噶尔·东赞的后裔, 说噶氏家族遭吐蕃赞普赤都松镇压后其残余家族成员流亡此地而形成。[12]
另外, 吐蕃帝国王朝时期在吐蕃本部建有多座赞普驻地的宫殿, 如“sprags kyi sha ra” (乍之鹿园) 、“spugs kyi mur gas” (布之穆尔格) 、“nyen kar” (年噶尔) 、“shang kyi rab ka tsal” (香之热噶园) 、“mer ke” (梅尔格) 、“von kyi va ga tsal” (温之阿噶园) 、“brag mar” (扎玛尔宫) 等。这些城堡既是赞普驻地, 又是移动的吐蕃军政中心, 反映了吐蕃王族主要成员也为了政治需要随处移动, 可能也是藏族游牧生活的另一惯例。
(二) 吐蕃地名所反映的吐蕃控制区民族迁徙
民族空间位置的频繁移动, 不仅使民族迁徙的主要通道———民族走廊沿线留下许多历史印迹, 在民族变动急剧的地理区域也能找到曾生活于该区域民族留下的历史遗踪, 即民族语地名。所以, 梳理民族语地名有助于历史上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的迁徙情况。
在古藏文文献及后期藏文文献中有关吐蕃时代历史地理沿革的史料中, 可以找到许多显示吐蕃实际控制区内民族迁徙的历史踪迹。如西域陇右出土之藏文文书出现的地名“宁噶尔” (nyen kar) 、“悉董萨” (stong sar) 、“悉宁宗” (snying tsoms) 、“阿古萨” (rgod sar) 等, 本为吐蕃本土卫藏地区的“董岱”名, 后来吐蕃军事扩张战争中, 作为作战部队派往新征服地, 这些部落举家迁入新的根据地, 所住区域遂以部落或董岱名为新的地名。像“偕微” (shevu) 的姓氏地名, 原为居住在拉萨河流域的吐蕃邦国“吉若姜恩”地方的一氏族名, 这一家族在这个邦国中享有“论” (blon, 大臣) 的地位。“偕微”家族的成员在吐蕃帝国建立前后担任过大相“论”的职务, 而且, “偕微”家族在吐蕃王朝中已经享有“论”职务的世袭制资格。青海都兰县有“偕微”的地名, 甘肃甘南碌曲 (洮河上游) 有称为“偕微仓” (shevu tshang) 的部落 (今甘肃甘南州碌曲县偕微仓十二部落) 。据我们所知, 这两个是目前保留古老姓氏“偕微”的唯一地名。由此可见, 后来随着吐蕃帝国不断开疆扩土, “吉若”邦国的“偕微”氏族可能被派往今柴达木盆地的都兰地方担任官职, 仍然延续了“论”的世袭地位, 并有部分迁徙到今甘肃甘南地区。又如河西“龙家” (lung dor) , 原为西域焉耆王族。焉耆灭亡后, 本地焉耆人大多仍当留于原居地, 焉耆王率王族东迁至河西地区, 占据甘州, 遂在甘州出现“龙”的地名, “龙家”, 指东迁焉耆王族或其活动区域的名称。
今尼泊尔境内“tsang” (藏) 、“bla ma” (喇嘛) 、“rva ye” (热叶) 、“rta mang” (达芒) 等地名, 均是吐蕃时期“董岱”迁徙尼泊尔境内所致。[13]
自吐蕃扩张以来, 吐蕃外围控制区有过若干规模宏大、裹挟着众多人口的迁移活动。这种广泛的长途流迁, 冲破了以往青藏高原与河陇西域及藏彝走廊间闭塞隔绝的状态, 推进了吐蕃与周边人群及各种地域文化的交会融通, 在长期交融、演化、整合的过程中, 诸多时代旧痕扫荡一尽, 部分较小族群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消亡, 进一步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有些族名与地名相一致的民族地名, 在吐蕃较早时期的藏文文献中屡次出现, 但到了吐蕃末期, 却不见于藏文史料中, 这就足以证明这一部分族群已经迁徙他处或悄然流逝, 难觅其踪。
作为高原民族, 其军事行动与民族迁徙往往是相伴而行的。吐蕃的人口随着军事上的深入, 被大量迁移至各地, 徙民也在此定居下来。人口的迁徙使吐蕃与周边民族无限地接近, 形成无意识的相互渗透和影响。吐蕃的军事扩张和人口迁移涵化了统治区内其他民族, 逐步向藏族靠拢。
三、敦煌古藏文吐蕃地名所反映的古代民族关系
依据现有文献资料, 我们直接可以从敦煌古藏文地名梳理古代民族关系了。吐蕃在向四周扩张其领土时, 与周边民族发生不同领域的广泛双向互动关系, 随着吐蕃和周边民族关系的深入发展, 吐蕃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吸收了大量外部优秀文明, 进一步巩固吐蕃高度一致的民族文化心态。同时, 吐蕃向周边民族地区也输送本土文明信息, 尤其是吐蕃语言文字的广泛传播及大力推广, 促使了周边地区双向交流的进程。吐蕃还注重与这些地区民族间的政治、经济联系, 在控制河陇西域时期, 吐蕃依然保护和利用丝路贸易, 还开通了闻名中外的“麝香之路”, 同时控制着“青海道”、“唐蕃古道”、“吐蕃—勃律道”、“吐蕃—尼婆罗道”等重要商业和交通要道, 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与周边国家和民族形成政治、文化及经贸关系。
古藏文吐蕃地名反映的当时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民族关系的历史事实, 是吐蕃地名最重要的历史文化内涵之一。从目前所能掌握的古藏文吐蕃地名可以推知, 在公元7~9世纪 (甚至早于7世纪) 之间, 以吐蕃为中心的古代民族关系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维民族关系, 其中有政治关系, 有军事关系, 有文化关系, 也有经贸关系。
(一) 古藏文西域地名所映现的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
吐蕃在7世纪开始四周扩张, 西域就是其重要战略目标之一。从敦煌古藏文《吐蕃编年史》及相关汉文史籍记载看, 吐蕃自670年开始, 进兵西域, 攻破龟兹、于阗、焉耆 (碎叶) 、疏勒四镇, 唐朝随即并废安西四镇。之后唐朝一度收复上述西域地区, 但双方长期在西域进行拉锯战, 到公元8世纪后期, 吐蕃彻底打败了在西域的唐军, 西域大部成为吐蕃正式辖地。
吐蕃以新控制的西域广大地区为基地, 与唐、大食、回鹘相抗衡, 争夺在亚洲腹地的霸权。在西域实际控制区, 吐蕃设置官吏, 驻防军队, 推行与本土基本一致的一系列军政制度。经过长期的统治与治理, 西域出现许多被吐蕃化的地名, 除了较多新命名的地名外, 还出现相当数量的译成藏语的原始地名。这些地名基本形成了吐蕃在西域的特殊地名文化, 对吐蕃统治时期西域历史地理研究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吐蕃与西域自公元7世纪初吐蕃帝国王朝建立之初即开始形成联系, 在此之前, 吐蕃故地与西域不同地区也在宗教文化层面上已有较为密切的接触。尤其是吐蕃控制西域南部地区以来, 吐蕃语言文化对西域南部吐蕃实际控制区产生很大危害, 藏语作为官方语言也在继续推行, 宗教文化的互动影响更为深入。在此背景下, 具有特殊意义的古藏语西域地名不断涌现, 形成了与吐蕃本土地名有别而又有内在联系的新的地名系统。吐蕃统治时期西域地名不仅是吐蕃与该区域间发生多层互动关系的有力佐证, 而且是研究吐蕃在该区域创设军政建制, 编创新的军民组织, 计口授田的重要依据。
据敦煌等地出土的古藏文文书, 古藏文西域地名有近百条, 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古藏文西域音译地名, 第二类为吐蕃控制西域大部地区后重新命名的新地名, 第三类为有关吐蕃本土随军迁徙至西域各地的岱级 (sde) 部落组织的地名。其中, 第一类地名占多数, 如“tshal byi” (萨毗) 、“khri bshos” (焉耆) 、“gu zan” (古先, 或库车) 、“ne smel” (拔悉密) 、“se tong” (七屯) 、“sog dag” (粟特) 、“gar log” (葛逻禄) 、“bru sha” (勃律) 、“nob” (罗布) 、“shing shan” (山神) 、“shig nig” (识匿) 、“ta zig” (大食) 、“se rib” (悉立) 、“hor” (回鹘) 等。因吐蕃与西域诸族发生关系时西域已经被诸多族群所居并长期民族化, 使西域地名沉淀下来, 从吐蕃地理史料看, 吐蕃人入住西域后, 对大部分原地名都基本接受了。大部分新纳入吐蕃治下的区域地名都是原名, 尽管是音译, 却分明不是藏语词, 同音不同文字。吐蕃地名中从他族语言音译的地名较多, 这肯定是操两种语言的民族之间来往密切引起的。西域古藏文吐蕃地名中绝大多数来源于西域诸族古代民族语言, 有来自突厥语的, 有回鹘语的, 有匈奴语的, 有于阗语的, 甚至来源于波斯语的古藏文地名。有些地名来源复杂, 说法不一, 具体含义今已不可考。但无可争议的是, 这些地名均表明了吐蕃与该区域或该群体曾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关系。第二类地名基本都是藏语地名, 其本身的含义也可从藏语查找, 如“shel chab” (玉河) 、“nam ri” (金山) 、“li yul” (于阗) 、“glang ri” (牛角山) 等。第三类地名是吐蕃本土军事部落组织迁徙西域而生成的地名, 这类地名大多以吐蕃本土部落名称命名, 但显然不能与吐蕃本部同一地名相提并论, 此类地名后缀均冠以“sde” (岱, 意为部落或组织) , 如“nam ri pag gi sde”、“rgod tshang stod kyi sde”、“khri dang gi sde”、“gad sram gi sde”、“phod kar sde”、“nag shod kyi sde”、“yel rab kyi sde”、“nyen kar gyi sde”、“skyi stod kyi sde”等。
西域居住着诸多古代族群, 有于阗人、回鹘人、突厥人、粟特人, 还有部分吐谷浑人和汉人, 民族关系复杂, 历史沿革迥异。不同族群生活区域有不同的地名文化, 又因政权更迭及民族迁徙等原因使这些地名发生多次变化。古藏文西域地名正是反映这种现象, 其中部分地名随着历史记忆的模糊而无法考证, 有的则以其他民族语言地名所取代。
通过对新疆米兰、麻扎塔克及敦煌出土的藏文文书看, 吐蕃在这些地区设有新的“万人部落”、“千人部落”的记载, 而这批“万人部落”、“千人部落”的地名又涉及吐谷浑、唐人、粟特、吐蕃等人。如“吐谷浑上部万人部落” (va zha khri sde stod pa) 、“朵儿德部落” (dor tevi sde) 、“洛扎部落” (lho brag gi sde) 、“桂仓部落” (rgod tshang gi sde) 、“忠赞部落” (vbrong tsam gi sde) 、“丝绵部落” (dar pvi sde) 、“那赤部落” (nag khrid kyi sde) 、“吐谷浑城新旧千人部落” (va zha khar sta chin gsar rnying stong sde) 、“北部郭当部落” (byang po rgod ldang gi sde) 、“涅茨部落” (nyag tshevi sde) 等部落地名, 表明西域等地归属吐蕃后, 吐蕃为便于统治新设立诸多部落, 把这些地区交错居住的众多部族分类编户和集体管制。在吐蕃经略西域过程中, 许多吐蕃本土部落纷纷离开原驻地, 奔赴前线作战, 之后, 即驻屯于各占领区, 由此形成这些占领区新的临时性地名。《弟吾宗教源流》还载吐蕃在边疆地区设置三百六十个董岱 (千人部落) 组织, 从事驻守和维稳边区。[14]这类部落制度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域等地众多族群的进一步融合。
据《智者喜宴》记载, 吐蕃“自西方之胡部、尼婆罗, 打开了享用食物财宝的库藏。自北方霍尔、回纥取得了法律及事业之楷模。如是, 松赞干布遂统治四方。”[15]表明了吐蕃与西域不同民族和政权发生广泛联系, 并形成多种类型的对外交往关系的史实。这在古藏文西域地名中能够充分反映出来, 与回纥、大食、尼婆罗、突厥等有关的地名屡见不鲜。古藏文文书P.T.1283号写卷《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 是一部专门叙述突厥、回鹘地区历史地理信息的藏文文书, 其中有关突厥、回鹘的地名大量出现, 且多以音译记载, 从中可知吐蕃对这些地区地理情况非常熟悉, 表明吐蕃与该地区各族群间的关系也非常频繁。
吐蕃在向西扩张的过程中, 与大食发生了直接的联系, 这种关系不仅在政治方面, 在经贸方面也非常紧密。大食兴起之前, 吐蕃与古代波斯的关系也相当密切, 双方关系已有相当长的发展历史。[16]《汉藏史集》云:“东面是汉地和契丹, 南面是印度河尼泊尔, 西面是达岱 (stag sde) 及斯潘 (gzig vphan) 。”[17]这里出现之“stag sde”和“gzig vphan”即大食, 藏语“stag gzig”是“stag sde”及“gzig vphan”之“stag”和“gzig”合并而成。《五部遗教》也载:“西方月亮落下的地方, 有财宝大食王。”[18]藏文史籍经常把大食与财宝连在一起, 这可能与古代藏族从大食引进不少财物做贸易有关。藏史还称松赞干布时期, 吐蕃从大食迎请一位名叫噶勒诺的医生, 作为吐蕃赞普身边的主治医生。[19]另外, 苯教文献常把大食与吐蕃上部象雄联系起来记载, 还认为象雄与大食直接接壤或两地合在一起。现代研究者也认为, 源自象雄的苯教文化与大食祆教有密切的联系和接触, 苯教曾受到过祆教二元论的影响。(1) 吐蕃与波斯或大食在双方的经贸关系中, 以麝香为主的商品交易占据重要位置。麝香产于吐蕃, 当时的西亚和中亚各地统治者对麝香非常青睐, 麝香源源不断地运往大食等中西亚各国, “麝香之路”由此形成。麝香之路不仅使吐蕃的商品送达中西亚各地, 瑟瑟之类的宝石物品也成为吐蕃王公贵族的珍宝, 波斯风格的金银器等在吐蕃极为流行。吐蕃通过西北部地区与中亚和西亚各地区交流, 开通了几条通往中西亚的商贸通道, 青海道、罽宾道、勃律道等均通往中西亚地区。这些道路与丝绸之路相汇合, 形成通往四周的商贸文化大通道, 双方都“可以利用早已开通的这条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通道推动吐蕃与相关地区和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2) 这种古代民族间的经贸文化往来之复杂关系, 不同程度地隐藏在西域吐蕃地名当中, 如古藏文吐蕃地名中有关大食、粟特的许多地名, 就包含着吐蕃与这些地区古代族群间的特殊关系, 当然, 其中更多的是政治军事关系。
藏文史料《汉藏史籍》讲述吐蕃刀的历史时称, 吐蕃的刀最早出现于止贡赞普时期, 吐蕃刀的种类有唐朝的、粟特的、回鹘的及吐蕃本土的, 并记述了各种刀的优点, 长宽度等, 对刀的分类极为精细。[20]可见, 吐蕃与唐朝及西域粟特、回鹘等民族发生关系时, 在兵器交易方面也有过紧密接触。
据古藏文文献, 吐蕃在向西域中亚地区扩张势力时, 吐蕃本土仍然盛行苯教, 吐蕃军队中有大量“苯教师” (lha bon po) , 随吐蕃军队参与战争, 他们在平时满足吐蕃军人的宗教需求, 并在驻守边地过程中传播苯教。[21]另外, 虽然影响甚微, 几乎对吐蕃的宗教文化没有产生什么作用, 但无可否认的是, 中亚一带的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也曾传入吐蕃。据《世界境域志》记载, 在吐蕃首府拉萨建有一座伊斯兰清真寺, 还有少量穆斯林群体。
吐蕃与中亚西域诸多民族间在军事领域外, 双方还在商业贸易、外交往来、文化交流、联姻的领域发生关系, 中亚西域的风俗、饮食、生产技术、音乐舞蹈、宗教文化、法律制度等对吐蕃有或多或少的影响。更敦群培在《白史》中认为吐蕃赞普缠头的习俗来自于波斯, [22]有的学者还认为吐蕃丧葬习俗也受到中亚地区拜火教的影响。
另一方面, 吐蕃越过喜马拉雅山脉, 对尼婆罗、天竺等发生直接联系, 这一情况在吐蕃古藏文地名可资参考。吐蕃曾迎兵至印度腹地, 在恒河北岸立碑划界, 对尼婆罗进行长达百年的统治。
吐蕃统一青藏高原后, 随着跟周边民族的相互交往, 吸收周边地区的文化和技术, 天竺、尼婆罗等地佛教文化包括佛教艺术在内的文化技术源源不断地传入吐蕃, 促进了吐蕃社会文化及生产技术方面的发展。佛教传入吐蕃后, 天竺、尼婆罗与吐蕃的关系从政治关系转变为佛教文化关系, 天竺、尼婆罗佛教文化给吐蕃以强烈的影响, 吐蕃吸收喜马拉雅南麓的文化是全方位的。从藏文创制起, 天竺语言文化对吐蕃语言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众多吐蕃青年游学天竺, 学习天竺的佛教文化及语言文字, 与此同时, 吐蕃又从天竺、尼婆罗请来著名学者, 在吐蕃传授佛教文化。
吐蕃称霸中亚后, 东接经济繁荣的唐帝国, 北临游牧强悍的突厥回鹘, 西抵日趋强盛的大食帝国, 南至次大陆文明古国天竺, 四境皆与当时世界上发达的地区相接。而吐蕃又凭借其无可抵挡的强大武力打通四邻地区, 在军事扩张的同时又与这些地区进行大规模商业贸易。据《弟吾宗教源流》记载, 吐蕃时期就已形成以“八大集市” (khrom kha chen po brgyd) 为平台的商贸活动中心, [23]这些集市大多设在西域各地如勃律、突厥、尼婆罗、葛逻禄等境内, 可见吐蕃重视与西域各地商贸往来的程度如何。
(二) 古藏文河陇地区地名所反映的古代民族关系
公元755年, 即唐玄宗天宝十四年, 唐境内爆发安史之乱, 唐朝从河陇等地抽调大批军力东向赴援。长期与唐朝争夺河陇等地的吐蕃乘隙而入, 先后攻占原属唐朝的广大区域, 到广德元年 (763年) 前后占领唐陇右诸州, 到贞元七年 (791年) , 又抢占了唐河西诸州。自756年至公元9世纪初, 唐朝辖地秦州、渭州、成州、洮州、岷州、兰州、鄯州、廓州、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伊州、西州等地先后被吐蕃攻陷, (1) 从此以来, 河陇地区基本成为吐蕃实际控制区, 吐蕃在该地区的统治长达百年之久。吐蕃控制这一广大区域后, 先后制定一系列军政制度, 划分不同层次的军事统治区域, 强有力地统治这一地区, 使这些地方在近百年的时间里迅速被吐蕃化, 大量古藏文河陇地区地名油然而生。
河陇地区, 是亚欧大陆内部之草原民族走廊和青藏高原东部边缘民族走廊的交汇地带。这一地区除了唐人占绝大多数外, 先后居住的其他古代部众也较多, 致使河陇地区各民族相互杂居、散居状态正常化, 这就造成了这一区域许多地名有多个民族语地名的情况。从古至今这里都是不同民族之间争夺生存空间和发生互动关系的重要场所, 区域内先后活跃过众多民族。这些区域生活过的民族, 或多或少都为这一区域地名增添过自己民族语言的成分。透过这些地名, 我们可以大致地了解该区域历史上民族地理分布的格局和变迁的一些情况及该民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超过半个世纪的统治使河陇地区出现复杂的地名文化现象, 吐蕃语言文化的加强及普遍使用藏语使得河陇地区地名迅速藏语化, 古藏语地名大量出现, 有些原有地名完全被新的藏语地名所取代。随着吐蕃政治文化的强盛, 新的军政地理区域不断设置, 从而又出现了许多以政区为名的古藏语地名, 如以“mkhrom” (冲木、意为大军政区域) 为名的政区名即是其一。古藏文河陇地区地名有直接音译自汉语的地名、混合语地名及新命名的藏语地名三种, 第一种如“ha se” (河西) 、“sha cu” (沙州) 、“yu lim” (榆林) , 第二种如“mkhar tsan leng cu” (凉州) 、“tseng shu hyan” (清水县) , 第三种如“vgu log sgang” (灵武) 、“vbrong lung” (庄浪) 。
在河陇地区民族关系中, 唐蕃之间的关系尤为突出。如古藏文文献记载曰:“圣神赞普鹘提悉补野, 自天地浑成, 入主人间, 为大蕃之首领, ……建万世不拔之基业焉。王曾立教法善律, 恩泽广被, 内政修明、熟娴谋略, 外敌慑服, 开疆拓土, 权势增盛, 永无衰颓。此威德无比雍仲之王威严煊赫, 是故, 南若门巴天竺, 西若大食, 北若突厥、拔悉蜜等虽均可争胜于疆场, 然对圣神赞普之强盛威势及公正法令, 莫不畏服俯首, 彼此欢忭而听命差遣也。东方之地曰唐, 地极大海, 日之所出, 此王与蛮貊诸国迥异, 教善德深, 典籍丰闳, 足以与吐蕃相颉顽。”[24]从这段吐蕃的文献记载可以看到, 吐蕃将其周边的天竺、大食、突厥、拔悉蜜等均列入了“莫不畏服俯首, 彼此欢忭而听命差遣”之国。而在吐蕃眼中, 唐朝则是唯一“与蛮籍诸国迎异, 教善德深, 典籍丰闳”并“足以与吐蕃相颉顽”的文明大国, 唐朝在吐蕃心目中的这种强大和显赫的地位, 正是军事上的胜利和文化上的强盛带来的。所以, 从吐蕃的整个民族关系史来看, 吐蕃与周边民族国家的对外关系中唐蕃关系最为频繁和直接。同样因为与唐朝的这种特殊关系, 古藏文河陇地名中数量最多者为从汉语直接音译的藏文地名。
根据《新唐书》所载, 松赞干布时期吐蕃从汉地求得蚕种, 虽然吐蕃自己是否养蚕织丝史载不明, 但很明显吐蕃已于松赞干布时期就与唐朝有丝织品的交易。
吐蕃“遣诸豪子弟入国学, 习诗、书, 又请儒者典书疏”, [25]并向唐廷请去《毛诗》、《礼记》、《左传》等经籍, 还从汉文翻译大量佛经和其他文史资料。如《尚书》四篇古藏文译文, 即是吐蕃时期藏汉两个民族相互学习、进行密切的文化交流的见证。
随着吐蕃在河陇地区统治时间的推移, 吐蕃本土与河陇地区在文化上的交往和互动也日益频繁。吐蕃从汉地引进汉地佛教的同时, 其本土的宗教及语言文化也不断向河陇地区传播, 从而促使这些吐蕃控制下的人群在文化、心理等方面逐渐趋同于吐蕃本土。
因河陇地区除了汉族外, 还有诸多民族杂处相居, 其中有粟特、回鹘、突厥、党项、吐谷浑、于阗等人。吐蕃控制河陇地区时, 吐蕃人与居住于该地的众多古代族群间发生了千丝万缕的互动关系, 在敦煌古藏文史料中, 记载河西地区上述民族的情况不少, 且多以吐蕃发生的关系为主。
(三) 藏彝走廊地区古藏文地名中所反映的古代民族关系
藏彝走廊地区的古代部族中, 许多部族与藏族先民有或多或少的族际关系。从历史上看, 这一地区在隋唐以前一直处于部族众多、大聚居小杂居状态, 区域间关系密切, 形成复杂的关系网。公元7世纪吐蕃统一青藏高原诸部族后, 其势力开始向四周渗透。当时藏彝走廊地区正处于唐蕃缓冲带, 唐和吐蕃都对这一地区极感兴趣。吐蕃和这一区域间开始形成多方面的密切联系始于7世纪。早在吐蕃噶氏专权时代, 吐蕃军事势力亦进入了洱海一带。680年, 吐蕃攻陷安戎城, “由是系洱海诸蛮皆降于吐蕃”, 吐蕃势力进入洱海地区。但这种归附时有变化, 当时的藏彝走廊地区诸多部族在唐蕃间权衡不定, 到公元8世纪初, 这一地区最终附于吐蕃。古藏文文书所见藏彝走廊地区地名除了吐蕃人自己命名的地名外, 有借用该地区原有地名的现象, 其中有大量该地原住民原始语言的地名。
吐蕃与藏彝走廊地区族群开始发生关系时, 在古藏文文献及其他文种文献出现了较多部落名和与其相关的本土地名, 且多与该地区族群本土语言为主。后来吐蕃逐渐控制藏彝走廊, 使藏彝走廊的诸多族体或被唐所管辖, 或被吐蕃融合, 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藏彝走廊本土地名大多被吐蕃化, 藏语普遍使用在该地区。从公元7至9世纪吐蕃经略藏彝走廊的前后历史情况看, 能推断藏彝走廊地区民族分布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先松散的部落分布格局被打破, 新的部落联盟及地方政权又不断被吐蕃所统和, 以致该地区纷繁复杂的族际关系渐趋简单, 原来地区间的族际互动关系变成吐蕃与藏彝走廊地区整个群体间的从属关系, 数目繁多的古代民族成分也在近百年内逐年消失, 大部分成为吐蕃民族的一部分。
吐蕃时期藏彝走廊地区居住着众多族体, 族称繁杂。在云南东部 (包括滇池地区) 至贵州西部有所谓东爨和西爨。属东爨统治的主要是乌蛮, 故称“东爨乌蛮”;属西爨统治的主要是白蛮, 故称“西爨白蛮”。云南西部 (包括洱海地区) 主要是白蛮和乌蛮, 又有河蛮等其他族群。藏语“mywa”很可能也借于“蛮”之语音, 或汉语“蛮”借自藏语“mywa”, 因为古藏文里把云南地区的纳西族等先民称“mywa dkar po”和“mywa nag po”, 很显然这是“白蛮”和“乌蛮”的义音混合译。古藏文文献还用“vjang”来指称南诏, 后世藏族史家均用“vjang”代替“mywa”称南诏和纳西族。川滇西北地区居住着名目繁杂的氐羌系族群, 并有大小不等的部族政权, 它们之间除了区域内部的互动关系外, 还先后与吐蕃发生直接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尤其是政治关系相当紧密。
有的藏彝走廊地区古藏文地名直接音译自汉语, 如“叠州” (rtevu mkhar) 、“西望” (vshi vlw) 、“资州” (tse ci) 等先是汉语地名, 后来唐蕃争夺藏彝走廊时, 吐蕃也为便于了解地望就用藏语重新命名, 其中大多是音译过来的。从这一情况看, 这些地区本身属于唐朝, 地名也一般以汉语为主, 后来经过一系列争夺战争, 或成为唐蕃边界地区, 或沦为吐蕃辖地, 在藏文文书也出现大量这一地区的地名, 证明区域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藏彝走廊北段, 以东女国及“西山八国”等部在吐蕃东渐时期, 亦纷纷内附于吐蕃。这些地名均可见于汉文史籍, 但在唐以来汉文史料中很少出现。在藏文史料, 与“东女国”、“西山八国”等地名相对应的藏语地名很少见到, 证明这些部落政权在吐蕃东渐时已不复存在, 或被编入吐蕃新的军政区域。这种从吐蕃前期藏彝走廊部落政权或区域名的记载到吐蕃帝国王朝时期消失此类地名的变化, 充分能够印证该地区古代民族和部落政权不断统一, 最终融入吐蕃的历史事实。藏彝走廊的众多部族成为吐蕃属部后, 其军民又大量编入吐蕃军队, 派往前线作战。如“蕃人入寇, 必以蛮为前锋”;[26]“白兰为吐蕃所并, 收其兵以为军锋”;[27]“白兰、春桑及白狗羌为吐蕃所臣, 籍其兵为前驱”。[28]从这些文献记载看, 上述部落或族群编入吐蕃军队后, 其首领由吐蕃授予告身及官职, 从而逐步进入吐蕃军政体制。
吐蕃对周边地区新归入的属部征收赋税, 在获取财富和资源的同时, 与这些地区之古代民族发生经济上的互补与联系。如吐蕃进入藏彝走廊后, “征百蛮之赋税”, [29]对南诏亦“贵赋重数”, [30]南诏“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贸易”。[31]川西南及滇西北地区盛产食盐, 今昆明更有“大盐池”, 吐蕃与当地进行食盐交易。
吐蕃统治后期, 居住于藏彝走廊的诸多部族基本已同化成藏族, 族际关系从对外变为对内的民族内部关系。从汉文史籍所载之“吐蕃白狗国”、“吐蕃白兰”[32]及“吐蕃哥末国”[33]等地名分析, 这些处于藏彝走廊的古代族群此时均已看作吐蕃人, 成为吐蕃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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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清]董诰.全唐文:卷377[M].
注释:
11 2参见才让太《古老象雄文明》, 《西藏研究》, 1985, (2) ;格勒《藏族本教的起源与发展问题探索》, 《世界宗教研究》, 1986, (2) 。
21转引自陆离《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制度研究》, 北京:中华书局, 2011.1;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8.282-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