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在古代藏族史的研究中，吐蕃史的研究占有极其重要的一页。诸前辈学者，在其研究工作中以丰富的知识，精湛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见解，使后进者受益良多。限于史料及其他原因，也有若干问题包括一些“定论”确有待商榷之处，一些“成说”有探寻其根源、考证其讹误之必需。本文冒昧提出一些质疑，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松赞干布“迁都”质疑
近几十年来，史家研究吐蕃史，撰述藏族古代名王松赞干布创造的辉煌业绩时，多论及松赞干布“迁都”一事，认为吐蕃的王都是由松赞干布从亚隆（yar lun，今西藏山南地区穷结、乃东一带）迁到逻些（ra sa，今拉萨）的。20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松赞干布传》一书有专节谈“迁都”，并推断“迁都”之年为公元633年，[1]即松赞干布行年17岁之时；[2]《中国通史》第四册第四章写到：松赞干布13岁继位后，几年之内“迁都拉萨，完成统一大业”；[3]20世纪80年代初，有同志专门撰文论述松赞干布“迁都”之原因；[4]发表在《西藏研究》1981年创刊号上的《松赞干布年谱》一文亦谓：松赞干布即位不久，约15岁“便已迁都拉萨，应该可信”。[5]如此等等，松赞干布“迁都”一说似成定论，几十年来，藏史学界没有人对此提出任何疑问。然而，认真研究“迁都”论所持的论据，以及松赞干布在位前后的吐蕃政治形势，发现所谓松赞干布“迁都”一说所据史料有误。
首先需要提出的是诸藏、汉史籍（包括吐蕃时期留下的金石铭文）中，找不到关于松赞干布从亚隆“迁都”至逻些的任何文字记载。[6]那么“迁都”一说究竟出自何处？请先看“迁都”论的部分阐述。
“松赞干布把王都向拉萨迁徙，据《西藏王统记》记载，松赞干布的祖先妥妥日年赞是普贤菩萨之化身，早先在红山建宫隐居修行，故吐蕃历代子孙均尊从此地是造福之祥地。所以松赞干布决定迁都到红山（布达拉），营建宫室，以作王都”。[7]
公元583年，隋开皇3年，癸卯，（松赞干布）15岁，迁都拉萨，约在此时。《福幢史鉴》说：“松赞干布既即位，谓臣下曰：昔我祖拉脱脱惹蔺夏王，乃圣普贤之化身，曾住在拉萨红山顶上，我亦当履先王遗迹，在此吉祥喜庆之处，作一切有利事情，当夜宿于亚伦札对园，次日即裹粮至亚场就浴，示现神异，虹光集射于岩石。现大字明咒，因名此处为‘稼当’（意为虹泽）。王既至此、遂筑宫室于红山顶上居之”。[8]
看到这里，才恍然大悟，原来“迁都”论者都引用藏文史籍《西藏王统记》（即《福幢史鉴》）。关于松赞干布即位不久从他的王宫所在地亚嫩（今西藏墨竹工卡县甲马乡）前往红山（即布达拉）筑宫居住的叙述，因为把亚嫩误为亚隆，故有从亚隆“迁都”至拉萨之谬误。现从《西藏王统记》藏文原著里重译这段文字：
“王（松赞干布）行年13岁，父王卒，即王位后想道：‘我要在雪域为众生谋利，当赴何处？我祖圣普贤之化身拉妥妥日年赞，曾住拉萨红山顶上。我亦当履先祖遗迹，在此吉祥喜庆之处，为众生谋利。’于亚嫩札对园如此想罢，次日进餐后起程赶路，在亚场六字处稍息就餐，尔后沐浴，此时水中示现五颜十色之虹光，……反照于岩石，从这一岩石又集射于对面之岩石，两处岩石被虹光联接，故此处村名为‘稼当’（意为虹光）”。[9]
类似《西藏王统记》的记述，在其他藏文史籍中也有所涉及。《智者喜宴》云：“‘在先祖妥妥年赞之修行处，卫茹雪钦拉萨之山，我将为众生谋事’，（松赞干布）如此想罢，从王宫（指亚嫩札对园之强巴米决林）起程，次日亚场克日稍息就餐……”[10]
藏文史籍中的这一段记述并不全是直录史实，而是杂有佛教徒史家的附会之笔。但是就它的主要含义而言，分明说的是松赞干布即位不久，在他的亚嫩（不是亚隆）札对园之王宫做出决定赴红山筑宫，途经亚场、稼当等地而已。“亚场”即今达孜县克日村，“稼当”亦在达孜县境内，至今仍叫稼当，绝无涉及从亚隆“迁都”至拉萨之事。那么，对于藏文史籍中的这一段叙述，为什么“迁都”论者产生如此根本性的误解呢？我想除了对原史料的理解产生偏差外，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松赞干布在位前后吐蕃形势以及他的出生地缺乏中肯的分析和考究。
我们知道，今山南泽当、乃东、琼结一带是称之为亚隆的吐蕃王朝的发祥地。第九代吐蕃王布德贡甲在位时，其地建有秦瓦达孜宫堡，在此以后至松赞干布祖父达日年西，秦瓦达孜宫堡一直是吐蕃的王都。达日年西在位时，今拉萨河流域有森波杰（王）达甲吾和墀邦松分别统治。[11]史书记载：达甲吾横行无忌，拒纳善言，远离忠诚之士，听纳诌言，亲近奸狡之辈，终成森波内乱。达甲吾之老臣念••几松那保投归墀邦松，墀邦松乘机灭达甲吾，吞并其他领地。时有娘•曾古、韦•义策、农•桑多日等森波臣民不服墀邦松的统治，暗中结盟，决心投奔吐蕃。娘氏、韦氏、农氏三人亲自潜入吐蕃秦瓦达孜宫堡，向达日年西请兵击森波。达日年西同意出兵进击，只是“尚未发兵之际，悉补野之赞普达布升遐”。[12]这样出兵征服森波，进而为统一西藏高原打下基础的历史性任务便落到了达日年西之王子墀伦赞的肩上。墀伦赞重新同森波的反叛者朗氏、娘氏、农氏、次邦氏等四姓六人结盟立誓，得到了娘氏等人对吐蕃王效忠不渝的保证，尔后“亲率精兵万人，启程远征”，[13]由于娘•曾古等人作内应，吐蕃大军“遂攻破宇那堡寨，灭顽敌渠森波杰”，[14]把森波王之宇那堡寨所在地“岩波”改名为“彭域”（今拉萨之东北彭波农场一带）。为了赞颂墀伦赞的巨大功绩，大臣们称他“政比天高，盔比山坚”，上尊号为“朗日伦赞”。[15]
这样，原属森波王的位于吉曲（拉萨河）流域的今尼木、堆龙、拉萨、达孜、彭域、墨竹等地区被朗日伦赞征服，变成吐蕃的属地。随着吐蕃的军力强盛，领土扩张，朗日伦赞在位时，吐蕃的军政权力中心已从亚隆移至吉曲河畔的墨竹工卡一带，朗日伦赞在墨竹境内建有众多的王宫，如赤萨兑嘎之王宫，强巴米久林王宫等等，松赞干布就生在强巴米久林王宫。[16]
查强巴米久林王宫在拉萨以东约70公里处墨竹工卡县甲马村，史称“亚嫩札对园之强巴米久林宫”，强巴米久林意即“慈心不变洲”之宫。由于“迁都”论对松赞干布的出生地持不同之意见，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的阐述。按藏文史籍《红史》、《西藏王臣记》、《智者喜宴》、《西藏王统记》等皆云：松赞干布生在“强巴米久林王宫”，《新红史》谓：“亚嫩札对园之强巴米久林王宫”。[17]这里，《红史》等虽简单地记述松赞干布生在强巴米久林王宫，但其王宫在亚嫩之地这一点，诸藏文史籍中是没有分歧的。“亚嫩”为甲马村之古名，又唤“嫩达”。松赞干布出生后把“亚嫩”更名为“甲马”（rgya ma）,意即“百地之母”。为书写方便，故写作“甲马”，直到“文革”前，仍可以在甲马看到强巴米久林王宫以及松赞干布生母赤萨兑嗄之王宫“兑嘎”宫的遗址。可以说，无论是对史籍记载的考证，还是对历史遗迹的考察，甲马为松赞干布的生地，在以往藏史家的著述里是比较可信的。
主张松赞干布“迁都”的论著认为松赞干布出生在亚隆。《松赞干布年谱》称：松赞干布生于“吐蕃旧亚隆札对园降巴米决岭（即本文所称强巴米久林）王宫”。[18]《松赞干布传》则采纳“传说”谓“荣布拉岗”为松赞干布生地。需要指出的是，首先在藏文史籍中无“亚隆札对园降巴米决岭王宫”之说法，其次，在亚隆无以“降巴米决岭”为名的王宫。根据“传说”认为松赞干布出生在“荣布拉岗”，显然所据不妥。因为松赞干布的真正出生地既有文字记述，又有实地遗迹，无须抛弃正确记载，而采纳传说。何况据我们所知在西藏并无松赞干布出生在“荣布拉岗”之传说，此语恐系来源有误，有失实之处。
综上所述可知，朗日伦赞灭森波后，吉曲河畔的墨竹工卡一带成为吐蕃决策国政的权力中心，朗日伦赞在位时墨竹工卡境内所建的众多王宫以及松赞干布出生在其地都可证明这一点。从藏文史籍的记载来看，松赞干布是在甲马登基执政，尔后在红山修筑王宫，使逻些成为新的王宫所在。如果把藏文史书中关于松赞干布在红山修筑王宫一事认作“迁都”之举，那么其“都”也只是从甲马迁至红山，并非松赞干布出生、即位在亚隆，然后“迁都”至逻些。所以我们认为所谓松赞干布即位不久便把王都从亚隆迁至拉萨一说，既没有文字根据，又不符当时吐蕃政治形势，“迁都”一说缺乏最基本的史证。
二、芒松芒赞即位之年辨析
关于松赞干布享年多少之研究中，藏史界存在两个相互对立的观点，即享年“82岁”和“34岁”。其中“34岁”一说比之“82岁”论据充足，更为符合历史事实，故目前国内外藏学界广为采纳和引用，影响较大。然而，迄今为止，持“34岁”说者很难澄清一个重要问题：若松赞干布“34岁”卒去，怎么会有13岁之王孙嗣位呢？
诸藏文史籍都说松赞干布之孙芒松芒赞13岁即藏王位。《红史》载：“王子贡松先卒，（王孙）芒松芒赞13岁即位”；[19]《西藏王统记》称：松赞卒，“尔后王孙芒松芒赞13岁时登基，立没庐墀玛类为王后”；[20]《青史》、《智者喜宴》亦谓：“芒松行年13岁即位”。[21]根据以上藏文史籍之记载，松赞干布之王孙芒松芒赞“13岁即位”应是确定无疑之说。但是究其本源，竟发现“13岁”即位一说史源有误，诸藏文史籍则以讹传讹，至今仍未得到纠正。
芒松“13岁”即位一说最早出自成书于1346年的《红史》。《红史》中的吐蕃由两个独立章节组成，第一部分是《红史》的作者公格多吉（亦称庆喜金刚）依据藏文史料撰写的，这部分无芒松芒赞13岁即位之记载。第二部分取史料于13世纪汉族译师降主（音译）和藏族译师仁钦札巴（宝称）所翻译的《唐书》吐蕃传部分，基中就有上文所述“王子贡松先卒，（王孙）芒松芒赞13岁”即位的记载。查汉文原著《旧唐书·吐蕃传》和《新唐书·吐蕃传》，都不见芒松芒赞“13岁”即位之记载，很显然这是译师的笔误。15世纪藏族著名的学者桂·学努贝（童祥）所著《青史》谓：“庚戌（650年）松赞干布卒，其王子贡松贡赞先卒，13岁之（王孙）芒松即位”。[22]这是引用了《红史》关于芒松芒赞“13岁即位”的错误说法。何以见得？桂译师本人在《青史》里特意说明，他是根据“人主公格多吉刊印的宝称所译汉文史料”撰写《青史》吐蕃史部分。[23]《红史》以后的诸藏文史籍如《西藏王统记》、《智者喜宴》等沿用这一说法，致使“13岁即位”之说在藏史界广为流传，以至讹传至今。
那么，究竟芒松芒赞何年嗣位呢？《红史》、《西藏王统记》等藏史皆谓：“芒松行年27，卒于藏邦那”。[24]《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载，鼠年冬，赞普墀芒伦（即芒松芒赞）薨于“藏邦那”。[25]从该书编年史部分可知，此鼠年即为丙子（676年）。由丙子上推27年，则为庚戌（650年）。芒松芒赞当生在此年。又见《红史》、《智者喜宴》等主张芒松生于戌年。因此，芒松生于庚戌（650年），卒于丙子（676年），享年27岁，这个看法是可信的。
需要指出两点藏汉史籍中的错误。首先藏文史籍虽然主张芒松芒赞生于戌年，但其年天干不确。若《红史》谓芒松芒赞卒年为丙戌，则与戊戌相差24年。这是因为《红史》等主张松赞卒年为戊戌，而这年嗣位的芒松芒赞应是13岁，故芒松芒赞当应生在比松赞卒年戊戌早一个小甲子（12年）的丙戌。显然，这是史家的错误，并不是直述信史。
其次，汉文史籍载芒松芒赞之卒年为仪凤四年（679年），[26]比正确之卒年丙子（676年）晚3年。这是由于芒松芒赞死后吐蕃匿丧所造成的。按丙子（676年）芒松卒后，匿丧3年，至己卯（679年）告丧于唐朝。唐人误以告丧之年为卒年，故晚3年。类似因吐蕃匿丧造成汉史记年之错误。在新、旧《唐书》中时有发现。
事实上庚戌（650年），芒松芒赞即位，年不满1岁。《旧唐书·吐蕃传》云：“其孙继立，复号赞普，时年幼，国事皆委禄东赞”。[27]《新唐书·吐蕃传》称：松赞干布“永徽初死，……立其孙，幼不事，故禄东赞相其国”。[28]这就是说，芒松芒赞是在“幼不事”之年即位的。如果“13岁”嗣立，何以“国事皆委禄东赞”呢？在吐蕃诸王中，十几岁即位者不乏其人，松赞干布13岁即位，被唐书称之“弱冠嗣立”，赤松德赞15岁登基，但两者没有国事“皆委”大臣。诸藏文史籍所载，芒松芒赞即位后，大臣嗄东赞（即汉文史料中的禄东赞）辅佐新王，执政15年，这与《唐书》之记述基本吻合。芒松正因为年幼不事，才需要名臣嘎东赞辅佐执政。值得惊喜的是，藏文史籍所称“嗄东赞铺佐新王，执政十五年”之说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年部分可以得到印证。[29]嗄东赞从壬子（652年）“抚服洛”、“赞夏尔”到丁卯（667年）病死，整整15年一手掌握吐蕃军政大权，政绩辉煌，军功显赫。
综上所知，芒检芒赞即位的确切之年应是庚戌（650年），时年芒松不满1岁。所谓“13岁”嗣位一说实系其史源有误，说清了这一点，那么，松赞干布终年34岁时，怎么会有王孙嗣立的问题应该说得到了回答。
三、关于苏毗之辖境
吐蕃早期西藏北部有一小邦，名曰“松巴”（Sum pa）,《新唐书》称之为“苏毗”，又呼“孙波”。此“孙波”乃是藏文Sum pa之对音，这已成定说。近世西藏学家多有考说苏毗之论著，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然而考述苏毗领域时，多把今拉萨、日喀则等西藏中部的广大地区列入其辖境之内，却大为不妥。
王忠同志在《松赞干布传》一书里如此论述过苏毗的领域：“北至于阗，西至麻庞雍错，与羊同为界，东至现今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一带，南方以雅鲁藏布江和吐蕃接境，现今拉萨、日喀则等重要地区都包括在它的辖境之内”。[30]进而认为“苏毗以女为王，有两王，女王（达甲吾）以年楚河流域为主要居住范围，从事耕牧，小王（墀邦松）住在拉萨河附近，主要从事畜牧业”。[31]王忠同志的这些观点，后来曾被有关论著普遍引用，影响至今不衰。
按藏文史籍《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智者喜宴》、《五部遣教》等关于苏毗的记述，可以说，苏毗辖境从不包括拉萨、日喀则等西藏中部地区，理由如下：
首先，《松赞干布传》把吐蕃统一前夕，统治吉曲流域（即今拉萨河谷）一带的森波王达甲吾和墀邦松分别误称作统治日喀则一带同拉萨平原的苏毗王，实为一大误解（同时把此二王谓之“女王”，更为不妥，容另文论述）。《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载：“岩波（即今彭波）查松之地方，王为古止森波杰”，又载，“苏毗之雅松之地，以未计芒茹帝为王”。[32]显然这里森波和苏毗是两个不相统属的小邦国。松赞干布祖父达日年西在位时，“辗嘎尔旧宫堡”有森波杰达甲吾在，悉补尔瓦之宇那，有森波杰墀邦松在焉，[33]此处所说墀邦松之宫堡在今拉萨东北彭波境内，达甲吾之宫堡辗嘎尔（nyen mkhar）则在拉萨以西堆隆德庆县境内，又名“辗嘎尔江浦”。[34]695年，大臣嘎·赞辗恭顿叛离，“于辗嘎尔江浦，赞普下令，杀其恭顿”。[35]赤祖德赞（即汉史书所称可黎可足）在位（815—836年）时，大臣蔡邦·达桑聂多在该地建寺，并立有“江浦建寺碑”（“文革”前此碑存于堆隆德庆县粗朴寺）。本文第一部分曾详细论及松赞干布之父王朗日伦赞从亚隆出奇兵抵吉曲流域，灭森波之经过。至于真正之苏毗我们还不能肯定始于何时被吐蕃征服，但有这样的史实可以说明：吐蕃灭森波后，松赞干布即位期间，苏毗与吐蕃失和，吐蕃名臣娘·莽布支尚囊“受命收抚苏毗诸部，归于治下”。[36]娘氏征服苏毗手段高明，史书称赞“娘·莽布支尚囊对苏毗一切部落不用发兵征讨，有如种羊领群之方法，以舌剑唇枪服之”。[37]被娘氏“受命收抚”之苏毗与朗日伦赞所灭森波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藏语里森波（zin po）与苏毗（即孙波sum pa）无论其文字形体，发音都无丝毫相同之处。
其次，把日喀则一带放在苏毗境内也与史实不符。按吐蕃早期，日喀则一带有好些小邦国，其中最大的为“藏蕃”，“藏”自古泛指今日喀则专区所属主要地区；“蕃”既是藏族或西藏的称呼，也是西藏中南部农业人口的自称。朗日伦赞灭森波前“有琼保·邦色者，割藏蕃王马尔门之首级以藏蕃两万户来献，（其土地民户）均入于赞普掌握中。[38]如此，“藏蕃”（即今日喀则专区主要地）区完全置于吐蕃统治下，而其地名从吐蕃至现在仍呼为“藏”，与苏毗无任何干系。把“藏蕃”称为“苏毗东部根据地”[39]是全然弄错了。
再说，吐蕃强盛前夕，西藏高原上并没有也不可能有辖境包括整个西藏中部和北部的强大势力，藏文史籍也从无此记载。事实上，当时西藏境内遍布十多个小邦，其中一个小邦则是苏毗。苏毗一境不包括拉萨、日喀则一说，还可从藏文史料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松赞干布完成了统一西藏高原的大业后，吐蕃走上了全兴道路。那时，吐蕃全境分成五个“茹”，50个千户，加香雄（羊同）11个千户共计61千户。其中今西藏中南部地区分四个茹，即藏文史书经常提到的“卫藏四茹”：即以今拉萨为中心的“卫茹”；以今山南昌珠为中心的“腰茹”；以今后藏南木林县和谢通门县中心的“叶茹”和“茹拉”。第五茹就是西藏北部的孙波茹（苏毗）。孙波或苏毗茹是沿苏毗旧地领界而划成的。《智者喜宴》（KPGT）对苏毗的四界有明确记载：“东至聂域朋纳（gne yul bum na），南至麦地曲纳（smri ti chu nag），西至叶下丁波钦（yel shabs sdin po che），北至纳雪斯昌（nags cod gzi vphn）[40]根据日人佐藤长的研究，苏毗东界在今藏东部昂伽曲（nam chu，北纬31.1℃，东经97.1℃）中下游地带。西界在今藏北班戈县境内札加藏布北侧其香湖（又称叶尔诺札湖）一带，其南北界容易确定，因为其地名至今未变，南界麦地曲纳，即为今黑河专区嘉黎县麦地藏布（北纬30.5℃，东经92.3℃）。北界纳雪斯昌[41]，则在今唐古拉萨以北沿青藏公路嘎曲河畔雁石坪一带。今青海玉树等地区亦包括在内。如果对苏毗境内10个千户稍加研究，那么，其中桂仓上下，纳雪等千户所在地，均可在今天的地图上识别出来，[42]例如，桂仓下千户即在今藏北安多县桂仓村（北纬32.8℃，东经92.0℃）”。
由此可知，苏毗所辖的主要地域是横跨唐古拉山脉南北的草原，与今拉萨、日喀则等中部地区的卫茹、叶茹等是同等军政区域。《新唐书·西域传》所记苏毗“东与多弥接，西距鹘苯硖”，[43]虽不很明确，仍可为上述藏文史料作旁证。
藏族历史源远流长，藏汉文史籍浩如烟海。今天限于种种条件，在以往的一些著述中，确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推敲的问题。今天西藏学研究要开创新局面，除了科研人员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历史这一先决条件外，主要一点应详细占有史料，对于藏汉文和其他文字的历史文献、考古资料，进行广泛搜集和精心钻研，反复鉴别比较，互为补充，相互印证，校订讹误，得出合乎历史本来面目的结论。笔者根据藏汉史料和诸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发表上述浅见，倘蒙学者名家指正谬误，不胜感激之至。
[1] 《松赞干布传》第23页、6页、7页、11页。
[2] 《松赞干布传》一文主张松赞的生年为丁丑即公元617年，故至公元633年其行年17岁(按虚岁计法)。
[3] 《中国通史》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页。
[4] 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5] 见《西藏研究》1981年创刊号。
[6] 撰写本文时，曾参阅了近20种藏史文献，均无关于松赞干布从亚隆迁都至拉萨的任何文字记载。
[7] 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8] 见《西藏研究》1981年创刊号。
[9] 见《西藏王统记》(藏文)，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65页、194页。
[10] 见《智者喜宴》(藏文)木刻板，第14页、69页。
[11] 见《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藏文)第33—55页、18页、记年部分。
[12] 见《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藏文)第33—55页、18页、记年部分。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
[16] 赤萨兑嘎宫为松赞干布生母之宫，今甲马有其遗迹，名曰“兑嘎残墙”。
[17] 见《新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页。
[18] 见《西藏研究》1981年创刊号。
[19] 见《红史》(藏文)，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19页。
[20] 见《西藏王统记》(藏文)，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65页、194页。
[21] 见《智者喜宴》(藏文)木刻板，第14页、69页。
[22] 见《青史》(藏文)木刻板，第24页。
[23] 同上。
[24] 见《西藏王统记》(藏文) ，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65页、194页。
[25] 见《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藏文)第33—55页、18页、记年部份，第160—161页、125页、107页、126页、139页、132页。
[26] 《旧唐书》卷196上。
[27] 同上。
[28] 《新唐书》卷216上。
[29] 见《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藏文)第33—55页、18页、记年部分，第160—161页、125页、107页、126页、139页、132页。
[30] 《松赞干布传》第23页、6页、7页、11页。
[31] 同上。
[32] 见《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藏文)第33—55页、18页、记年部分，第160—161页、125页、107页、126页、139页、132页。
[33] 同上。
[34] 同上。
[35] 同上。
[36] 同上。
[37] 同上。
[38] 见《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藏文)第33—55页、18页、记年部份，第160—161页、125页、107页、126页、139页、132页。
[39] 《松赞干布传》第23页、6页、7页、11页。
[40] 见《智者喜宴》(藏文)木刻板，第14页、69页。
[41] 见《吐蕃历史地理研究》，转引自《西藏研究》1983年第1期所载《入蕃大道沿途诸族与中央吐蕃之五翼》。
[42] 见《旭日》(藏文)1982年第1期。
[43] 《新唐书》卷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