炳灵寺石窟外景远眺 甘肃省文物局供图（来源：人民网）

       敦煌藏文文献证明，藏文之’Bum gling（炳灵），最初作Bum lIng，是汉语地名“风林”之音译，凤林即凤林关，与炳灵寺相距不远，吐蕃遂以Bum lIng指称炳灵寺地区。吐蕃完全继承了河湟地区的佛教文化遗产，炳灵寺成为吐蕃重要的寺院之一，Bum lIng又演变为’Bum gling，故’Bum gling一词的出现早于宋代。

       炳灵寺是我国著名的佛教石窟之一，2014年“丝绸之路”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炳灵寺是其中的遗产点之一。炳灵寺石窟中汉藏佛教文化并存，尤其是唐中叶起，藏传佛教在这里得到持续发展，炳灵寺也成为藏传佛教的圣地之一。

       一、学界之争议

       炳灵寺名称之来历学界颇有争议，曹学文在《关于炳灵寺名称之争的学术史钩沉》一文中，[1]对不同学术观点有系统的梳理，同时作者也坚持“炳灵”一词来自于藏语’Bum gling的观点。

      学界对“炳灵”一词的来源有两种说法，其一，来自藏文的’Bum gling。藏语对炳灵寺的全称为Byams pa ’bum gling，其中，Byams pa，意译“慈爱”，即梵语Maitreya （弥勒）之意译，古代汉文佛典曾译为“慈氏”；’bum意为“十万”；gling 意译为“洲”（佛教有“四大洲八小洲”之说），gling又指寺院。此四字可译为“十万弥勒寺”。汉语“炳灵”来自’Bum gling之音译，这是炳灵寺僧人告知早期的调研者的，显见在当地这一说法由来已久。

       其二，“炳灵”一词本身就是汉语，不是译音。史有勇、刘再聪等人认为“炳灵”一词古已有之，[2]并在汉文文献中找到了许多例证。同时，认为藏语’Bum gling一词的出现在元代，而炳灵寺一名出现在宋代。[3]并进一步阐释了炳灵寺之名的寓意。

       学文的论文对第二种解释提出了质疑，认为炳灵一词即使是在汉语中广泛使用，也不能说明问题，因宋之前并未以此命名炳灵寺。研究者曾指出，炳灵寺又写作“冰灵寺”“丙灵寺”等，这是否也说明因源自音译，故用字不统一。明代的文献中，炳灵多作“冰灵”，如明正德十二年《重修灵岩寺碑记》（古刹灵岩寺，谚呼冰灵寺）、明人解缙《冰灵寺》等。清康熙本《河州志》、民国《导河县志》等文献中又写作“丙灵”。[4]或认为“冰灵”“炳灵”不同义，前者指寺院所在渡口处结冰，民间意为佛爷在冰上显灵，故百姓直呼“冰灵寺”。这一解释虽然冠于民间之言，实则望文生义。“冰灵”与“炳灵”音相近，一字之差，二者必有关联，只能看做是同一词语的不同写法。所知的早期汉文文献中（吐蕃以前），未有“炳灵寺”这一名称，而“炳灵”这一汉语词汇完全可以来对音藏语的’Bum gling一词，在对音上不存在问题。清初王菏泽所作《游灵岩寺记》云：“此寺旧讹炳灵，及阅宝圭元年之碑，则称灵岩寺，其名之讹久矣，今始正之。”[5]因为找不到文献依据，又不知“炳灵”一词源于’Bum gling，故认为是讹误。

       说藏语的’Bum gling一词出现于元代，理由是元代以上洞窟不见有藏传佛教绘刻，因此认为“炳灵”是否是藏语译音，只能锁定在明代，不必在更早的年代去求索。此说，过于武断，论者不熟悉藏传佛教历史文献所致，详见下文所言。因此，学界提出的“炳灵”一词来源的新观点，实无有力的史料证明。

       二、藏语’Bum gling源于汉语地名“凤林”

       笔者以为“炳灵”一词源于藏文’Bum gling，可为定论。但需要考虑的是’Bum gling一词之渊源，从藏语之构词法看，’Bum gling这一词汇又显得突兀，不同于藏语之构词规律。藏语中数词和名词组词时，一般数词在后，名词在前，与汉语完全相反，如汉语“一人”，藏语作Mi gcig（人一）。按此，’Bum gling应该作gling ’Bum（十万寺），才符合规律。可知’Bum gling类的构词法比较罕见，而且所指不明，又不符合藏传佛教对寺院的称呼。将’Bum gling称为Byams pa ’bum gling时，既符合藏语规律，又符合作为寺院的名称。问题的是，早期藏文文献里只有’bum gling的用法，而Byams pa ’bum gling这个称呼的出现是比较晚的。

        藏语’Bum gling一词最早应出现于吐蕃时代，实与汉语之地名“凤林”有关。嘉茂周华早已指出’Bum gling在古藏文中作Bum lIng，但他认为Bum lIng是藏语。[6]实则吐蕃时期，汉语的地名“凤林”就译为Bum lIng。[7]《大事纪年》载：

       [stagI lo la babste]……zhang rgya zIgs dang zhang stong rtsan las stsogs/ pas//Bum lIng ljag zam rgal te//’bu zhIng kun dang zIn cu dang ga cu las stsogs pa/rgya’I mkhar mang pho phab ste//. 

       译文：“[至虎年]（肃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尚结息与尚悉东赞等越凤林铁桥（Bum lIng ljag zam），率大军攻克临洮军、成州、河州等众多唐廷城堡。”[8]

记载凤林铁桥的Or.8212/187号敦煌藏文写本

       其中的Bum lIng曾被译为“彭林”，[9]或认为是指“洪济桥”。[10]从汉藏语对音规律及所载史事看，译为“风林”是准确的。凤林铁桥所在地即凤林关，此处是黄河上的一个重要渡口，也是是唐蕃古道上的交通要道。[11]凤林关的具体地望在永靖唵歌集，“是个富有历史意义的集市，河边巨石上刻有‘凤林关’三字，在古代河上，是有桥梁的，《河州志》所谓乡关桥，就在这里。”[12]凤林桥是唐蕃古道必经之地，也是从永靖前往炳灵寺的主要通道。《旧唐书·吐蕃传》载：“（大历二年）首领论泣陵随景仙来朝，景仙奏云：‘赞普请以凤林关为界’。”故吐蕃人非常熟悉“凤林（Bum lIng）”这个地名，而且因凤林关与炳灵寺相距不远，吐蕃人遂以“凤林”（Bum lIng）称呼炳灵寺石窟所在的地区。汉文文献中亦有将凤林关与炳灵寺并举之记述，唐人笔记小说《洽闻集》云：“河州凤林关有灵岩寺。”[13]

       “凤林”之译音，亦见之于后弘期之文献，如《上师俄巴父子历代传记·大宝饰鬘》一书记述有俄氏家族先辈的历史，其中一位名叫俄·赞聂者参与了公元762年吐蕃进攻河州之战役，内云：“（俄·赞聂）攻下河州城（Kwa chu’i mkhar），砍断凤林（Bum gling）之铁桥。”[14]此处，凤林译作Bum gling。笔者认为俄氏谱中出现如此古老的地名，说明其有所本，非后人之杜撰。此记载也说明，“凤林”一词在吐蕃时代有不同的译法，或者是传抄中有意导致的错误，因相对于Bum lIng，俄氏谱中的Bum gling更像一个藏语词汇。

       三、炳灵寺与吐蕃佛教

       公元762年吐蕃占领河州地区起，至吐蕃王朝在这一地区统治的结束，前后历经百年。从现在的研究成果看，似乎炳灵寺在这百年间是个空白，或者被人遗忘了。但是赤松德赞及以后的数位赞普是支持佛教的，佛教在吐蕃得到迅速发展。吐蕃在新占领地区，同样推行佛教，对原有的佛教寺院、圣地给予扶持。河西、河湟地区的佛教不仅没有遭受破坏，反而进一步发展。如吐蕃占领敦煌后，当地的佛教更加兴盛。就此推测，炳灵寺这一佛教圣地也不会被冷落。

       吐蕃末年河湟地区成为佛教传播发展的重要区域，故能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发源地。其地理范围具体而言，即唐代的鄯州、河州和廓州境，包括今青海西宁市，湟中、乐都、平安、尖扎、化隆、循化、贵德等县，及甘肃的永靖县、临夏县等。以上地方是连成一片的，均在河湟谷地。吐蕃之前河湟地区就有佛教的基础，如永靖有古老的炳灵寺，西宁北山亦有佛教建筑。吐蕃占领以后，完全继承了这里的佛教文化遗产，并实施优待政策，不少汉僧留在了此地，P.T.996中载有满和尚在宗喀（湟水流域）地方的传法活动，就是例证。唐蕃（汉藏）佛教并存，是吐蕃时期河湟地区佛教的特色之一。《喇钦贡巴绕色传》中对河湟地区的佛教状况亦有所记述。通过梳理史料可以发现，吐蕃佛教在这一区域传承不断，直至当代。

       保存有许多吐蕃史料的《第吾贤者佛教源流》中，记述有吐蕃境内著名的佛教寺院名称，云：

       “（吐蕃）八大禅修地：卫地（dbus，意为“中心”，指吐蕃之中心区域卫如一带——引者）有秦浦和耶尔巴两处，娘氏建的谐拉康为三，吉祥曲沃日为四；多康的丹斗山为五，炳灵为六，阿隆为七，龙塘阿雅隆为八。

       十二修心寺院：卫地有秦浦、耶尔巴、谐拉康三座；（多）康地有丹斗山、炳灵、阿琼和大卫拉蔡四座；多麦有龙塘阿雅隆、美雪僧林的静修地……，总的静修地有三十个。”[15]

       其中，丹斗山寺（Dan tig shan，此地名似源自汉语）在今青海化隆县境内，吐蕃未占领前这里就有寺院，[16]后成为后弘期藏传佛教复兴的大本营。阿琼又作阿琼南宗，在青海尖扎县境内，亦见之于P.T.996号，是吐蕃一处重要的修行圣地。炳灵藏文作’Bum gling，当指今永靖之炳灵寺。[17]“大卫拉蔡”（De ba’i bla tshal）之地望不详，笔者疑与P.T.16号中的“大夏域蔡”（De ga g·yu tshal）是同一地名，De ba’i bla tshal恐怕是De ga g·yu tshal之误写。[18]大夏域蔡位于河州大夏川，与炳灵寺相距不远。《弟吴贤者佛教源流》中，丹斗山寺和炳灵寺不仅列入吐蕃的八大禅修寺院，又计入了十二修心寺院中，亦见丹斗山寺、炳灵寺在吐蕃的知名度很高。丹斗山、炳灵、阿琼和大卫拉蔡四座寺院地理位置十分相近，皆在河湟地区。而且丹斗山寺、炳灵寺均为古刹，非吐蕃所新建。

       《弟吴贤者佛教源流》将这段材料置于赤松德赞时期，实际可能属于赤松德赞在位的晚期或公元九世纪初期。《奈巴教法史》中亦录有上引之十二修心寺院（原文作“断语心法之十二禅院”），但归在赤祖德赞（又名“赤热巴巾”，汉文作“可黎可足”）时期，[19]也许这更符合史实。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凤林”之译音Bum lIng或Bum gling变成了’Bum gling，并以此指称炳灵寺。将Bum 写成’Bum（十万），ling为gling（寺院），这与炳灵寺石窟造像众多的实情相吻合。’Bum gling一词虽不规范，但至少有了实际的意义。同时，说明吐蕃时期炳灵寺叫Bum lIng或’Bum gling，而不叫Byams pa ’bum gling。

       相对于’Bum gling，Byams pa ’bum gling这个名称是后起的。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赴蒙古前，曾朝礼河湟地区的佛教古刹。其传记言（1584年时），索南嘉措等朝拜了石崖上刻有十万弥勒佛像的圣地。[20]虽未提到Byams pa ’bum gling这个寺名，但说明此时藏传佛教界已将炳灵寺视为弥勒圣地。万历四十八年写成的《弥勒大佛志》（现藏炳灵寺），同样视炳灵寺为弥勒圣地，如言“将此重修弥勒圣地，作喜甘露海宝器”，“愿假此成就善行力，俾此弥勒圣地僧众同心，戒律清净，讲修增长，胜邪恶魔障。”[21]因此，我们推测在’Bum gling之前加Byams pa二字的作法，可能最早出现在明代。

       Byams pa ’Bum gling之名多见于清代的文献中，是指炳灵寺石窟，而当地的佛寺却有具体的寺名。《松巴佛教史》言炳灵寺沟中有三座寺，即拉东寺（lHa mdun dgon）、芒拉静房（Ming la ri krod）和塘尔静房（mThar ri khrod）。其中，拉东寺之名意为“神像前的寺院”，即炳灵寺下寺（《松巴佛教史》言当时寺僧有300人）。言塘尔静房（静房指山间修行小寺）中供有取自山崖之度母像，以此可知塘尔静房即炳灵上寺（寺僧有100人）。芒拉静房在拉东寺旁（寺僧10人），可能是指大佛对岸的新寺台（清康熙年间曾建宗喀巴殿等）。《世界广说》（成书于1830年）言在Byams pa ’bum gling有以高四十庹（平伸两臂之长度，又作“弓”或“寻”）弥勒大神像为主的弥勒神像十万个。[22]《世界广说》的作者未去过炳灵寺，可能依据了传闻或其他文献之记载。《噶丹佛教史》亦云炳灵寺有以弥勒像为主的十万弥勒佛像。《安多政教史》在记述炳灵寺弥勒大佛的同时，言还有十万尊弥勒佛像和无数的佛和菩萨像，[23]作者在保持传统说法的同时，亦指出了炳灵寺的造像不仅仅限于弥勒佛。总体而言，明代藏传佛教界认为炳灵寺有十万弥勒造像的说法在清代得到了延续，有了这样一种共同的认知，即Byams pa ’bum gling四字的含义与所指之实际情况相符。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将本文之观点总结如下：

      第一，藏文之’Bum gling（炳灵），最初作Bum ling，是汉语“风林”之音译，吐蕃中后期以此指炳灵寺地区，Bum ling又演变为’Bum gling。吐蕃晚期时，炳灵寺成为吐蕃重要的寺院之一，由此吐蕃佛教传入这里，并延续至后世。到宋代时，藏文之’Bum gling又音译为“炳灵”。

       第二，大抵在明代时期，藏传佛教界认为炳灵寺是弥勒圣地，遂在’Bum gling之前加了Byams pa（弥勒）一词，成为Byams pa ’bum gling这一语义明确的寺名。并言炳灵寺石窟有以弥勒大佛像为主的十万弥勒造像，使寺名中的’Bum（十万）得到合理解释。（作者才让，西北民族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

注释：

[1]曹学文《关于炳灵寺名称之争的学术史钩沉》，《敦煌学缉刊》2016年第1期，第92—99页。

[2]参见史有勇《“炳灵”非十万佛之意》，《民族报》2002年1月3日，又载郑炳林、石劲松主编《永靖炳灵寺石窟研究文集》上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412—413页；刘再聪、李顺庆《“炳灵”为藏语之疑问》，《丝绸之路》2005年第2期，又载《永靖炳灵寺石窟研究文集》第464—469页。

[3]《宋史》卷49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6、李远《青唐录》均有载。

[4]参见冯国瑞《炳灵寺石窟勘察记》，载《永靖炳灵寺石窟研究文集》上册，第159—185页。

[5]转引自冯国瑞《炳灵寺石窟勘察记》，载《永靖炳灵寺石窟研究文集》上册，第180页。

[6]嘉茂周华《圣地Byams pa ’bum gling见闻记》，《章恰尔》（藏文）1985年第4期；《嘉茂周华论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第420——427页。

[7]Bum lIng：其中大写的字母I代表古藏文反写的元音i，按今日之写法，应是ling。

[8]黄不凡、马德译《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7页。该书第121页注释云：“Bum lIng/风林：地名。风林（关），属河州（见《旧唐书·地理志三》）。故地在今甘肃东乡自治县西北。”

[9]王尧、陈践译《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最初译为“彭林”，后改为“凤林”。《王尧藏学文集》中此段文字译为：“及至虎年（肃宗宝应元年，壬寅，公元762年，同年四月帝殂，代宗立）：······尚·野息、尚·东赞等越凤林铁桥。引劲旅攻陷唐之临洮、成州（？）、河州等城堡多处。”（《王尧藏学文集》卷1《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211页）

[10]布伦顿·道特森（Brandon Dotsen）在《古代吐蕃编年史》（The Old Tibeten Annals）中对Bum lIng加了一条注释，言按乌瑞的看法，似指架在黄河上的“洪济桥”（2009年，第132页）。

[11]具体地望参见刘满《凤林津、凤林关位置及其交通路线考》，《敦煌学辑刊》，2013年第2期，第1—23页。

[12]冯国瑞《炳灵寺石窟勘察记》，《永靖炳灵寺石窟研究文集》上册，第170页。据该文，靠近炳灵寺之渡口处，古代亦有桥。另，藏文中的“铁桥”，一般指铁索桥。

[13]《太平广记》卷410《草木五》。

[14]《上师俄巴父子历代传记·大宝饰鬘》（Bla ma rNgog pa yab sras rim par byong pa’i rnam thar rin po che’i rgyan gyi phreng ba bzhugs pa yin no//），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编《先哲遗书》之《俄派师徒文集》第2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第6页。

[15]《第吴贤者佛教源流》，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57页。关于该著之成书年有不同说法，恰白·次丹平措等认为是12世纪初期，卡尔梅·桑木丹认为是13世纪（1261年）。

[16]参见伯果《青海化隆丹斗寺岩窟壁画调查》，《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2期，第24—30页。

[17]徐德存汉译本《第吴宗教源流》中将’Bum gling译为“本朗”（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6页）。

[18]De ga g·yu tshal：曾被译为“德噶玉园”，实则De是汉语“大”之音译（P.T499号中有汉语“大乘金光明最胜王经”之音译，其中“大”作de’i），Ga是汉语“夏”之音译（马休·凯普斯坦著、卢素文译《德噶·玉蔡会盟寺的再思考》一文中首先提出De ga即汉语“大夏”之音译，文载《藏学辑刊》第10辑，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第35—37页），则G·yu tshal（曾比对为“榆林”）亦有可能来自汉语。

[19]王尧、陈践译《奈巴教法史——古谭花鬘》，《中国藏学》，1990年第1期第117页。译文中将’Bum gling译为“彭木林”。

[20]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等译《一世——四世达赖喇嘛传》，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

[21]王沂暖译《弥勒炳灵寺圣地图志》，载《永靖炳灵寺石窟研究文集》下册，第895页。

[22]赞波·丹增赤列著《世界广说》，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出版，2011年，第207页。

[23]智贡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