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清晨，朋友通过微信告诉我：晓文今天清晨不幸去世。我感到十分震惊，年纪轻轻，充满活力，生龙活虎，一点迹象都没有，怎么说走就走了。实在太意外，太难以接受！

       还没有从失去晓文的震惊和悲痛之中缓过神来，又得知嘉铭在几天前过世了。这更让我感到震惊和悲痛。最近因疫情比较严重，北京是首都，更是重点防控地区，关注点都在疫情方面。

       杨嘉铭教授，我们是校友，在业务上也有多方面的联系。嘉铭在学术上涉猎很广，在民族学、宗教学、博物馆学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也有丰硕的成果。嘉铭跨多种学科，这倒不是因为他兴趣广泛，不能专心致志于一门学科，在一个领域深入下去，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而是因为这几十年来，学科调整频繁，组织机构不断变化，他的专业也只能跟着调整。我们这一代人有个特点，受党的教育，形成一个观念：听党的话。党让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做一行就爱一行。而且一定要把它做好。

       嘉铭就是这样。这些年来，虽然一直在西南民族大学，但在校内转了几个部门，换了几个专业。党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干一行爱一行，而且一定要把它做好。所以他涉猎多种学科，在几个学科领域都有比较好的成就。他刻苦好学，作风朴实，学风严谨，兢兢业业，踏踏实实。

       我与嘉铭在学术上的接触和合作，主要在藏族文学方面，重点是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领域。嘉铭在格萨尔唐卡，格萨尔图像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尤其对甘孜州丹巴县的格萨尔石刻图像的发掘、收藏、研究和出版方面，做出了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贡献。嘉铭与罗布江村、赵心愚教授合作，编辑了大型画册《岭国人物石刻》。嘉铭把他们编好的书稿拿来，征求我的意见，并请我撰写序言。我说：学习学习，谈谈感想，提提意见和建议是可以的，但要我写序，我不敢当。研究图像是你的强项，你们三位大教授合作，深入研究，精心编辑，又是学校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我怎么敢给你们的书写序？嘉铭坚持说：正因为我们是校友，你又专门研究《格萨尔》，所以才要你写。

        恭敬不如从命，我勉为其难地给他们三位精心编辑的画册写了序言。该画册出版后，社会上、学术界反映很好。而刚好又赶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格萨尔》诞生千周年纪念活动，更受欢迎。我觉得在该画册的序言里意犹未尽，又写了一篇文章：《献给<格萨尔>千周年纪念的一份厚礼——谈丹巴莫斯卡格萨尔人物石刻发掘整理的重大意义》，予以比较全面的推广和评介。

        在这之后，嘉铭继续深入研究格萨尔图像，作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在格萨尔图像研究方面，做出了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成就。

        后来我和周爱明同志在编辑《格萨尔唐卡画册》时，嘉铭给我们提供资料，介绍情况，给予很多帮助。使这本《格萨尔唐卡画册》得以顺利出版。唐卡画册出版后，他又热情地撰文推荐介绍，给予积极评价。

        再后来我在主编《<格萨尔>大辞典》时，嘉铭又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资料，丰富了大辞典的内容。

        嘉铭为人大度宽厚，谦虚谨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实事求是。更不是狭隘自私，嫉贤妒能的。这在现在的学术界是很难得的。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台湾山月文化出版社打算向台湾同胞介绍藏族史诗《格萨尔》，请嘉铭撰写文稿。在这之前，嘉铭与台湾出版界、宗教界有很多交往和联系，在台湾出版过他编辑的德格八邦寺的唐卡。在他们请他撰写《格萨尔》方面的书时，他谦虚地说：我对《格萨尔》了解不多，还是请降边老师好。把我介绍给山月文化出版社的人。在嘉铭的帮助下，我将我与吴伟合著的《格萨尔王全传》改编为六卷本，用繁体字在台湾出版。这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比较全面地用繁体字向台湾同胞介绍《格萨尔》的著作。后来，又出版了我撰写的《中国西藏格萨尔说唱艺人》。我的原稿写的是“藏族格萨尔说唱艺人”，但台湾的同仁说：台湾读者不太熟悉“藏族”、“藏族地区”这样的概念，在他们的观念中，西藏就是“藏族”、“藏族地区”。这也是迄今为止第一次向台湾同胞介绍独具特色的《格萨尔》说唱艺人。在这一过程中，嘉铭在协调、沟通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因为他们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对此，我一直铭记在心。

       去年11月2日，海豚出版社和成都市汉藏文化交流中心在成都举行我主编的《<格萨尔>大辞典》座谈会。嘉铭和晓文都在邀请之列。我打电话给嘉铭，请他参加。他很高兴，首先向我表示祝贺，然后说最近身体不太好，还在住院，座谈会就不参加了。我问什么病，还要住院治疗？因为嘉铭的身体一向很好，他比我小8岁，又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会得什么大病。他说问题不大，明后天就出院。他又问我：在成都待几天？出院后去看你。我说既然你身体不好，开完会我去看你。他在电话里笑着说：医院不是见面的好地方，还是我去看你，我出院后再联系。说话时，情绪很好，声音爽朗，中气很足。我丝毫没有感到嘉铭有什么病。

        开完会，还有一些杂事要处理，嘉铭没有给我来电话。更严重的是：我失言了，没有去看他，匆匆回北京了。回北京不久，就遇到严重的疫情，忙于应对，而疏于问候嘉铭。万万没有想到，嘉铭就这样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感到深深的自责，后悔莫及，痛心疾首！去年11月1日下午的电话，竟成为我与嘉铭的最后一次联系。

       晓文是我们藏学界的后起之秀，也是我国《格萨尔》事业的中坚力量。他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四川省民委民族研究所工作，后来担任该所所长、四川省《格萨尔》办公室主任。作为四川省这样一个多民族大省的民族研究所所长，他的工作范围很广，他本人学养比较深厚，基础比较扎实，在民族学人类学、边疆学、宗教学、彝学等方面都多有涉猎。还有很多为当前的民族、宗教工作服务，为维稳服务的课题，而且多次获奖。都做得很出色。而我与晓文的联系和交往，主要还在藏学和《格萨尔》学方面。他的专业和特长在民族学、人类学及边疆学方面，但是，作为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的所长，四川是除西藏而外藏族人口最多的省份，有两个藏族自治州，一个自治县，他不能不关心西藏问题。作为四川省《格萨尔》办公室主任，关心和支持《格萨尔》事业，是他的职责所在。实事求是地说，开始时，晓文对这方面不太熟悉，但他有很强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他勤奋好学，谦虚谨慎，因此入道很快。他多次对我说：藏族文化真是精深博大，《格萨尔》真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他说：他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学习藏语文，否则在学业上可以多做一些成绩。尽管他不懂藏语文，但是，在协助和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省内的藏学研究，协调兄弟省区和中央有关部门加强藏学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晓文为人热情诚恳，待人厚道，乐于助人，所以他的人脉很多，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得也很好。

       尤其在《格萨尔》工作方面，虽然他不懂藏语文，不能直接参加搜集整理和翻译工作，但是他积极组织省内有关人员，搜集整理藏文资料，编辑出版，同时组织社会上的力量，进行翻译。在这方面，他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还有更加宏伟的计划。

       去年11月2日，他应邀参加我主编的《<格萨尔>大辞典》座谈会。本来那天上午他要参加四川省彝学学会的年会，并做主题讲话。我说：你要忙就算了，不要来啦！他说：“《格萨尔》的活动我是一定要参加的。”那天上午，他先去参加彝学学会的年会，讲完话，又急急忙忙赶到西南民族大学文翰宾馆来参加座谈会，并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11月的成都，已是入冬天气，加上阴雨绵绵，还是比较冷的，可是晓文却是满头大汗。我真的有点过意不去，对他说：我说啦，你要是忙，就不要来嘛！他笑呵呵地,还是那句话：“《格萨尔》的活动我是一定要参加的。”散了会，饭都没有吃，又匆匆忙忙参加另一个活动去了。

       万万没有想到，11月2日在西南民族大学文翰宾馆的一别，竟成了我与晓文永远的离别。从此阴阳相隔，天各一方！

       晓文还年轻，他热情！他勤奋！他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他有很多很多理想和抱负。据朋友说，晓文在昏迷之中，留给这个世界最后一句话是：“我才53岁，我不想这样……”

       是的，53岁，是多么年轻，多么宝贵的年纪！晓文不想这样……。我们何尝不是这样！我们更不想晓文这样……。天不假年，英年早逝。天道不公，天妒英才！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多么残酷，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啊！

       故人凋零，感慨良多！当此疫情肆虐，神州蒙难之际，更觉生命之脆弱，生命之宝贵！珍惜生命，健康第一！

       嘉铭和晓文的不幸逝世，是我国藏学事业的一个损失，更是《格萨尔》事业的重大损失！

       亲爱的嘉铭！亲爱的晓文！请你们在另一个世界安息吧！你们的亲人，你们的孩子，组织上和朋友们会关心照顾，请你们放心！你们未竟的事业，我们会继承下去！

       亲爱的嘉铭！亲爱的晓文！我们永远怀念你们！你们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降边嘉措

2020年2月2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