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内容摘要：青藏高原东南部与川滇交接处自称“培米”的藏族群体远古氏族问题一度被学界讨论，学者们提出了牦牛种说、白狼羌说、党项羌说和藏族说等不同的观点；然而，该群体本身也有自古流传下来的氏族叙述传统，有着自我的族群认知。本文将汉藏史料与本土历史文化信息结合起来，在他者和自我的双重视角下，对“培米”藏族远古氏族属性进行考证。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群体发展历史是整个中国发展历史的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也被视为我国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和川滇平原交界处，自称“培米”或“仲米”的藏族群体，成为国内学者们多年研究的对象。该群体与我国单一民族普米族在历史和语言文化等方面有密切关系，为此，费孝通先生曾提出“四川木里地区的‘藏族’和云南宁蒗一带的普米族原本是一族，语言与藏语不同，接近羌语、嘉戎语” 的观点。同样，其他学者也依汉文资料提出了各种观点。不少学者把属于藏族的“培米”群体视作普米族的一部分，将其传统文化也解释为非藏族的文化范畴。然而，当地藏族则认为，他们的语言跟其他藏区方言虽有差异，其族源上属于藏族远古氏族“最纯真”的后裔。由于参考资料和研究方法上的单一性，该群体历史文化上的很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在此笔者将汉藏史料与本土历史文化信息结合起来，在他者和自我的双重视角下，探讨青藏高原东延“培米”藏族远古氏族问题。
一、他者视角下的历史文献
自称“培米”的藏族人口约有五万之多，主要分布在木里藏族自治县、盐源县和九龙县。他们的语言文化跟云南省境内的普米族极为相似。普米族在1960年被视作一个单一民族，并依“名从主人”的原则按群体自称“普米”或“培米”之音取名。普米族人口有四万之余，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兰坪县和宁蒗县等与木里藏族自治县和盐源县相邻的地方。两地“普米”或“培米”人虽属不同民族，却认为属于同一个远古氏族。以此为由，在汉文相关研究中，学者们将二者视为同一个文化族群进行研究。在此，笔者将从史料研究综述对“培米”藏族远古氏族属性进行研究。
在解放前的诸多汉文史料中，包括“培米”藏族和普米族群体在内的青藏高原诸群体被统称为 “西蕃”或“西番（明朝后）”。关于“西番”的远古氏族问题，汉文史料研究者进一步将其追溯为古“西羌”的范畴。古“西羌”又有很多分支，相关研究者们的观点大致可以概括为“牦牛羌”说、“白狼羌”说、“党项羌”说和“藏族”说的四大不同观点如下：
1.“牦牛羌”说
方国瑜先生在其《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一文中, 以《后汉书·西羌传》和《后汉书· 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的有关记载，及《白狼歌》的语言基本上与近代纳西语相同或相近为由，认为“从语言族属关系上看, 纳西族的先民 ( 筰地牦牛种之白狼羌),是从大渡河以北迁徙而南。” 并后来还提出徙笮(牦牛夷)为西番人(今称藏族和普米)的先民。不论筰地先民是近代的纳西族还是藏族和普米族, 方先生认为筰地白狼夷为牦牛种人。对此，蒙默和格勒等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2.“白狼羌”说
任乃强先生认为今普米或培米的祖先为筰地的“白狼槃木”，而且跟康区的古代民族同属古羌人。陈宗祥和邓文峰先生也认为，“普米就是‘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的‘槃木'” 。此外，严汝娴等学者也经研究认为“西番”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东汉的“白狼夷”。
3.“党项羌”说
此观点主要依据《隋书》、《北史》、《旧唐书》和《新唐书》等史料的记载。尤中先生依此认为“辽宋时期, 自黄河上游两岸往南, 沿大渡河南流段以西地带, 普米族做为‘西番’中的一部分, 与一部分羌人、吐蕃人相杂居。直到明朝时期, 西番的这种分布状况仍然基本上古今一致。除云南西徼外的那部分西番是13世纪中叶随蒙古兵南下的而外,其他部分则为自辽宋以来便居于原地。”
4.藏族说的观点
四川省民族志调查组在《 四川省“ 西番” 识别调查小结》中，经调查认为木里“西番(‘培米’藏族)”与整个藏民族在历史、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诸方面类同,是密不可分的同一族源。另外，持此观点的除吕振羽外，还有林惠祥。林先生认为“‘西番’住西康省及四川西部南部和云南西北部, 或谓属羌之遗属, 通常谓属藏族。此二说亦无甚冲突, 因羌与藏实有密切的关系,并非并不相同之两民族,且‘西番’介居两者之间即类于羌亦类于藏,可视为两者的混合也。”
根据汉文史料中以上四类不同的观点，“培米”藏族和普米族以及其他藏区东、北部与中原文化交接地带的藏族等藏系民族都包括在“西番”范畴，因此，今“培米”藏族和普米族等西南地区的“西番”人跟西北地区的“西番”人，以及在河湟地区曾被称为“家西番”的已汉化的藏族皆有历史关系。研究“家西番”的学者还认为“其（家西番）族渊主要有两部分:一部为唃厮啰青唐吐蕃之后裔， 另一部为明中期受西海蒙古压制和攻击从环湖草原转入湟水领域的藏族之后裔。”然而，上述研究几乎都没顾及“培米”藏族以及藏民族自身的远古祖先氏族认同方面的历史记载。根据《北史·党项传》、《隋书》和《两唐书》记载，古汉文史料中的牦牛、党项、白狼等群体古“羌”人，不是彼此相对的概念，而是有重叠关系的古部族称谓，而且从“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等历史记载上看，这些群体跟今藏族一样皆有猕猴种演变的历史认同。有关羌人历史，有学者根据甲骨文的特征分析道，“有史可考的，最早见于殷商时的甲骨文卜辞。…… 据甲骨文记载，殷商时的羌又叫‘羌方’，有两大部落，一是‘北羌’，一是‘马（氐）羌’。” 对此，有藏族学者推断出汉文史料中的“羌”跟藏文“བྱང་ཐང་།（羌塘）”中的“བྱང(ZHANGA)”有关系。从史料可知，随着古“羌”人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其中一部分还融入到中原各族群中，也成为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先民。
同时，体质人类学和遗传学等学科领域的新研究也对普米族和藏族的同源问题给予了科学依据。譬如，赖江华等学者从遗传学角度对我国诸多民族进行研究后，从科学证实方法考证了诸西番群体之间的同源关系。另外，温友峰等研究者，也通过掌指纹的研究方法得出了藏族与汉文史料中记为氐羌的后裔（门巴族、普米族、羌族等）有亲密的关系，而且普米族的掌指纹和被调查的拉萨藏人的掌指纹研究数据最为接近的结论。
然而，上述祖源称谓皆非是对象群体的自称，也无法推断该群体自我历史视角下的远古氏族。因此，笔者更倾向于从广阔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脉络中理解“培米”藏族在发展与认同中出现的复杂深刻的文化现象，注重研究该群体自称和口述等群体自身的历史信息。
二、 自我视角下的族群认知
1.群体称谓
作为独立民族的普米族和“培米”藏族同属自称为“培米”、“拍米依”、“仲米”或“普米”之音的群体。在这两个群里的语言里，“培”、“拍”、“仲”或“普”音有“白色”之义，而“米”则指“人”，连起来可释为“白人”。然而笔者经调查发现，“培米”藏族老人和不少学者认为，“‘培米’、‘拍米依’或‘普米’的称谓，均是藏文‘བོད་མི(bod mi藏人) ’的方言读音；至于‘仲米’，是普米族成为单一民族后有了‘白色’的新解释而出现的新称谓。”即便如此，“培米”藏族语言中“白色”为“培”或“仲”的音与今三大藏语方言和文字中“དཀར（音‘嘎’，指白色）”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然而，也不能以简单的语音横向对应而断定“培米”藏族是被错化为藏族。
语言是民族群体的主要文化内容之一，各民族语言会发生不断的变化，同一个民族内部也会因不同的地理区域而形成不同方言。在有关法藏版敦煌文献的研究中发现，在古藏语里有与“培”、“拍”、“普”或“仲”音义相同的词。法国著名的藏学家石泰安在《汉藏走廊古部族》有关藏族“董氏”研究中，提到了原居在青藏高原北部青海等地的藏族“董氏”群体语言中有白色为“ཕྲོམ（phrom）”的记载。根据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第1285号第55行中的“ཐང་བ་གཡུ་ཐང་སྙུན་ཀྱང་བཤོས། གནའ་བས་ད་བཟང། ཕྲོམ་བས་ལོད་དཀར།”和第1039号写本第26行的“གནའ་བས་འདའ་བཟང། ཕྲོམ་བས་ལོ་ལོ་དཀར། གནའ་དེ་ལྟར་ཕན་ཏེ་བསོ་དེ།”等相关记载，可以断定古藏文中的“phrom”的意思与“培米”藏族语言和嘉戎语一样，是“白色的”，或“某种白”，或“某种白色的东西”。
除普米语和“培米”藏族语言中的“仲”音跟敦煌文献中的藏文“ཕྲོམ”字能够对应之外，其余“培”、“拍”或“普”之音也能对应。藏区各地语言因地域而有发音差异，各地区口语发音和藏文文字书写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藏文构词结构上分析，藏语各方言中有部分音拆分发音而发生脱落、鼻化、变调等现象。在“培米”藏族语言中，也出现了此类现象。比如，藏文“འབྲུག（龙）”读为འབའ་རུག（bʐu55）；“སྦྲུལ（蛇）”为སྦ་རུལ（bɐ35 re53）；“སྤྲེའུ（猴子）”读作“pʐi53ɣu53”，等等。由此可以推理，现以中文写为“培”、“普”、“仲”的“培米”藏语“phʐã”音，也实为藏文“ཕྲོམ（phrom）”的不同变音。其中“培”、“普”是藏文“ཕྲོམ”字上下结构拆分而迅速读作“ཕ་རོམ（pha rom）”的音，而“仲”音则是“ཕྲོམ”字未拆分的发音。另外，在“培米”藏族语言里“人”称作“米”或“米依”，跟今三大藏语方言很接近，是古藏文中的“མྱི”的拆分迅速读音。因此，单从群体自称看，不管“培米”是“བོད་མི（藏族）”还是“ཕྲོམ་མི།（白人）”，都属藏族的范畴，并根据群体语言特征上看，“ཕྲོམ་མི།”是属于藏族远古“董（ལྡོང）”氏后裔。当然，仅从族群称谓之语音变迁中证明“培米”是藏族远古氏族确实有些单薄，笔者接下来将从群体自身的口述史和传统史料即该群体代代相传的祖谱等相关材料中验证这一问题。
2. 祖谱
“培米”藏族和普米族每家每户都有代代相传的“指路经”和“祖谱”等口传史。这些集体历史记忆跟汉文史料记载的历史信息基本一致，陈述了原居青海一带的远古氏族支系逐渐南迁而成了他们的后裔。祖谱在“培米”藏族和普米族传统结亲等社会交往中视为非常重要的内容，被视为群体内部最主要的纽带。如今大部分藏人家庭虽已见不到十分详细的祖谱，但在《黑头矮人》等藏文古代史料中却有类似的记载，而且《西藏王臣记》等诸多藏文史料也提到了吐蕃王朝灭亡之前，赞布王氏都有背诵祖先氏族的习俗。另外，很多藏区传统婚庆上仍有老人颂赞各自家世族系的议程，从文化特性上看，这无非也是远古背诵祖谱习俗的一种演变。就生物学意义而言，祖谱作为一种血统谱系，是族群在生物种族化之后的幸存；唱诵祖谱这种表现性行为就是其共同过往经验的追溯和再现，而祖谱作为以不同文本形式所呈现的历史内涵恰恰说明——组成该群体的个体拥有相似或同质的文化及社会特征。除此之外，唱诵行为也表现为“培米”藏族和普米族对族群共同体渊源的追根与溯源，是对族群文化记忆的一种唤醒与眷恋。
不少学者也对“培米”藏族和普米族的祖谱进行过研究，把口传下来的祖谱中的两句话视作普米族和“培米”藏族早期重要历史信息，并以地方发音将其记为“吉吾布直懂，普米冉贡祖”。这两句有各种不同阐释，在《国内普米族研究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普米族长者胡文明先生将其解释为：“雪水汇集之所，普米四岳之裔”。而与此不同的解释还有：“普米族传说祖先的发祥地是‘觉吾布志懂’其地望在贡嘎岭下，雪水汇集之所（另有注解道：另一说，‘觉吾布志懂’的地望在青海大雪山下的江河之源），由那儿流出一条清澈的河流，普米最早的四个兄弟就是在雪水汇流处分道扬镳的。” ，以及严汝娴解释的“雪水融化成江河之源的地方，是穿裙妇女的发源处。”等等。
然而笔者在木里藏族自治县等地“培米”藏族村落调研时发现，“韩贵”或“韩吉”收藏的远古祖谱经书所记载的内容，与之前学者对口头祖谱的解释存在差异。普米族学者将“韩贵”所用的经书称为“韩贵文”，并声称“韩规教经典是用藏文书写的，但韩贵用普米语拼读，使文字的音、义与藏文有别，故称之为韩贵文。” “韩贵”所收藏的手写经书都是在当地宗教祭祀和传统丧葬中必须念诵的经典，“可称之为‘普米族的百科全书’。”在“培米”藏族诸多经书中，有一本以当地“韩贵文”书写的《འདུར་གྱི་ལྡོང་གི་ཕ་རབ་དབུས་ཕྱོགས་བཞུགས་སོ།།（董氏父系祖谱）》，声称是当地代代相传的一个文史祖谱。口传祖谱若是在声音标记的意义上对所指之物进行了方言保留，那么祖谱经文则是作为书面语通过抄写形式对所指之物进行了固定。这种固定性在经过长时间的历史积淀之后，成为了塑造民族认同理念关键依据。
从经书题目上可见该祖谱是藏族远古的“董”氏一支的祖谱。关于“董”氏的史料记载较多，如有“（藏族）分成四部族即顿、董、赛、穆”。《汉藏史集》亦记有“藏族是源于猕猴与罗刹女……内四氏族为：顿（སྟོང）、董（ལྡོང）、赛（སེ）、穆（རྨུ或 དམུ），四氏族繁衍成为藏族人。”以及“董（ལྡོང）氏族的人多出王者”等。成书于九世纪左右的古苯教文献《黑头矮人故事》记载：“在远古时期，在那原始的喇玉贡唐地方……天神后裔分四氏族，即马尔象雄族（སྨར་ཞང་ཞུང），顿苏毗族（སྟོང་སུམ་པ），董木聂族（ལྡོང་མི་ཉག），塞阿柴族（སེ་འ་ཞ），其中，马尔与象雄为一族，董与木聂为一族，顿与苏毗为一族，塞与阿柴为一族，四氏族加舅氏果族称五大氏族。”根据《藏族简史》等史料，“董”氏即阿布董（ཨ་སྤོ་ལྡོང）氏族中有白董、黑董、黄董、紫董、红董等多种。“董氏族起初分化为六族，后来其中又分化成六族，再后来分化成十八大阿欠（ང་ཆེན་བཅོ་བརྒྱད）、十八大氏族（རུས་ཆེན་བཅོ་བརྒྱད）或十八小氏族（ཤུལ་ཆུང་བཅོ་བརྒྱད），加上支系羌氏人通称为穆羌四氏。”等记载。“董”是藏族古老姓氏中居住较为分散群体。对此，石泰安从地域层面将董氏十八大姓氏分布区域考定为黄河上游地区的果洛人地区、霍尔人地区、岷洲、洮洲、嘉戎，并以唐东杰布（ཐང་སྟོང་རྒྱལ་པོ།）为例说明了董氏人数之多，分散居住于整个藏区的特点。
“培米”藏族传统写本《董氏父系祖谱》一书中，有“ཆེ་བ་སྤོས་ཆུ་ལྡོང་།（大布曲董）”一句，与“培米”藏族和普米族口述史中的“吉吾布直懂”或“觉吾布志懂”的读音极为相似。据“韩贵”解释，此句实为“培米”藏族和普米族的口传家谱中的第一句，是指蕃人远古四大姓氏或六大氏族之“董氏”系统，由此认为他们是藏族“董”氏之“布曲董（སྤོས་ཆུ་ལྡོང་།）”的后裔。关于“布曲董”氏族，其他藏文史料中也有明记，如《朗氏家族》中记有：“……阿尼慕思赤道娶妻念萨夏米而得三子：长子布曲董、次子塞孔扎、三子阿甲止，……”并“长子布曲董，董则有十八阿乾、十八大氏族、姆博董的六大、六曾。”等。至于“培米”藏族和普米族口传的“普米冉贡祖”一句，笔者尚未找到文字记载。对此，他们以当地语言解释为：“培米”、“普米”或“冲米”是族群自称；“冉”为四；“贡”为山或山脉；“祖”为子女之意。连起来意为“从远古四大山脉分离出来的培米（或普米）后裔。”因此，从“培米”藏族和普米族的自我称谓与条分缕析的史料对应中，可见二者的祖先都是曾分布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宽广地域的藏族——远古“董”氏群体。
另外，《常用五行算宝瓶（འབྱུང་རྩིས་ཉེར་མཁོ་བུམ་བཟང་།）》中也明文记载，远古“董”氏群体从古就有崇尚鹿为“拉”兽的传统，而这依然保存在“培米”藏族和普米族远古流传下的很多故事之中，体现了二者共同的藏族历史文化渊源。譬如，被学界关注的普米族传统《诗毕杀鹿歌》，也跟广为人知的藏族《སྲིད་པའི་བ་ཆུང་བཤས་པ།（诗毕杀小牛之歌）》在文本内容和特征上基本一致。两个故事中的“牛”与“鹿”的区别，主要跟各族群传统的“拉兽（བླ་ཟོག）”信仰有关。
3.语言
在我国民族识别的先决条件中，语言是重要的参考标准之一。在《云南少数民族识别报告》中写到:“滇西北的‘西番’族与西康省境内的‘西番’族进一步比较后可考虑为单一民族。在语言上,云南兰坪、宁蒗西番语与中甸藏语仅有12.3 % 相近,不同之处占87 % ,而且‘西番’语语法有独特的现象,形态变化较多，与藏语不同。”费孝通先生以此为由提出“培米”藏族和嘉绒藏族、白马藏族都不该是藏族的观点。在建国之初的历史特殊阶段和艰苦条件下，学者能够在民族识别工作中做到全方位研究，实属后人无法达到的高度，非常值得赞赏。但同时，由于研究者自身的文化背景等诸多原因，相关研究也难免遗留些许遗憾。相关“培米”藏族和普米族语言的语音对比，只关注了附近族群间的横向对比，而忽视了语言发展的历史纵向研究，而为了进一步加深我国各民族和族群文化的研究，我们有义务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探究。
笔者在学习当地语言时发现，“培米”藏族的语言与所谓的藏族三大方言有较大的差别。但该群体语言中除了有很多现代汉语词汇和其他藏语方言中所用的词汇之外，还有不少古藏文中出现的基本词汇，如“mu（མུ天）”、“ɬi（སླི月亮）”、“dʐa（གཟའ星）”等。此类词汇在今藏语三大方言中少见，但这些词汇在古藏文和古象雄语中很常见。
石泰安先生根据嘉绒语和霍尔巴语、羌语、木雅语、西夏语等语言相关词汇，认为嘉绒语在形式上与藏文史料中被称为董氏的族群语言有关。同样，陈宗祥先生也在《敦煌古藏文拼写的<南语写卷>首段试译》中，发现了从白狼语—南语—西夏语—普米语等一脉相承的语言发展历史，并提出“董姓部落遭侵急母榆谷南迁”的结论。因此，我们从群体语言发展历史角度也能考证“培米”藏族和普米族属于群体自我认同上的远古“董”氏部族后裔。
除了前面所提到的语音变化方面的规律和其传统生活相关的常用词汇中存在的跟藏语其他方言一样的不少词汇之外，“培米”藏族的语言在语法结构上也跟其他藏语方言也基本一致，都是主+宾+谓的结构。虽然“培米”藏族语言中的各种助词的发音跟其他藏语方言不同，但大部分都能有其对应的语法功能。在民族想象与文化认同中，语言是最重要的媒介，但是一般情况下语言因其起源不易考证。然而，从语音对比与梳理中，能找到其语音、语义方面的相似与同源之处，具体见附录二 “木里桃巴村方言与藏文词汇对比”。
4.宗教
在早期的相关研究中，不少学者对该群体的宗教方面也有研究，大部分学者只采用文化“他者”的视角，并未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对该地区藏族和兄弟各民族群体宗教进行定位和阐释。如有学者把“喇嘛（བླ་མBla Ma）”和“韩规（སྔགས་གྱེརSngags Gyer）”等本群体对宗教人士的称呼视为宗教称谓归类，还有一些学者将“师比（སྲིད་པ）”等具体教派内容看成一个宗教类别。
笔者在采访普米族和“培米”藏族诸多“韩贵”后得知，在“韩贵”文化自我认同上，不承认他们所传承的宗教为“韩贵教”。对此，普米族韩贵文化研究学会的“韩贵教”老师、多吉品措老人特别讲到：“在普米语里‘韩贵’又称‘韩吉’，是藏文‘སྔགས་གྱེར།（诵咒）’一词的方言读音。‘韩贵教’是学者们近期创作的教派名称，我们‘韩贵’对自己所传承的宗教根本不叫‘韩贵教’。实际上，‘韩贵’还分‘曲韩贵’和‘苯韩贵’，分别指的是传统的宁玛派和苯教的传承人，而不是指某个宗教。由于前来采访的大部分学者不懂藏文，而且现在普米族是个独立民族，人们较为随意地将‘韩贵’传承的宗教视作一个新的宗教。”（2014年10月5日采访记录）另外，从相关宗教仪式和经书内容上看，“培米”藏族和普米族多数“韩贵”所传承的是苯教，而且很多苯教“韩贵”经书是苯教九乘理论中作为四根部乘的“师辛”或“师苯”的内容，其文化信息历史非常悠久，值得被藏学研究者重视。
三、总结
民族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产物。作为拥有一定共同文化特性的社会群体，各民族“想象的共同体”的历史构成是多样的，表现于民族内部与外部、自我与他者等不同视角的历史叙事。研究各民族和地方性群体历史文化，除了已有文史资料之外，还应该重视群体内部的各种历史叙述。
记载“培米”藏族历史的除了有相关汉文史料，还有群体内部“指路经”、“祖谱”等口述和藏文书写资料。依汉文史料研究，“培米”藏族属于“西番”、“西蕃”、“西羌”等不同历史阶段的族群范畴，而从本群体自我认知上看，他们与普米族同属古代“布曲董”的后裔，根据藏族历史史料，“布曲董”是藏族远古“四大主要氏族”之一。
对民族历史进行追根溯源、考察其文化作为生物因素的多种外在表达，需要结合文化“自我”和“他者”的不同视角，以便严谨的对待其多样性与差异性。从自我视角观之，虽然普米族和藏族属于不同的民族，但是在其历史发展中存在同根同源的历史关系和同质性的文化基质。特别是普米族与“培米”藏族在语言、宗教、文化上的相似性和非绝缘性，不仅说明了不同民族有着独特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积累，还说明了不同民族间的客观历史渊源和文化同质特征。在藏学研究领域中，对“培米”藏族以及相邻民族的传统语言、历史、宗教进行考察，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藏族远古历史文化特征，并了解以及与周边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 作者：完德加，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原刊于《中国藏学 》201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