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藏文论文为中心（1982—2014）
摄影：觉果
摘要：文章以1982年以来30余年中，用藏文发表的有关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的论文为对象，就所涉及的相关领域进行分类梳理，作了简要的评述。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望了未来之研究。
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古藏文文献的发现，在国内外学界引起极大的轰动。在敦煌文献总量中，藏文文献数量仅次于汉文文献，内容的涉及面亦很广。如此量大类多的藏文文献，对重新认识古代吐蕃的历史、地理、政治、军事、宗教、语言、文学、医学、民俗、科技、翻译和其他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敦煌藏文文献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各种文字撰写的论著蔚为大观。国内的研究成果，相比于汉文研究成果，藏文成果学界相对较为陌生。为了回顾总结用藏文发表的研究成果，并展望未来的研究趋势，本文以近30余年（1982—2014）来的藏文论文为中心，按类予以梳理，并略加评述。
一、文献的综合性研究
自1982年以来，用藏文撰写相关文章，综论敦煌藏文文献的发现过程、各地的收藏情况和整理出版的设想，并探讨文献研究各方面的学术价值。
旺堆次仁的论文《资料宝库—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西藏研究》[1]1986.1），分别介绍了敦煌藏文文献中的有关法律、历史、文学、翻译、语言等方面的文献及其学术价值。群培次仁的论文《谈出自敦煌石窟的藏文文献》（《西藏研究》1991.3），简述敦煌文献的发现及其各国的收藏情况，和这些古文献在敦煌地区出现的原因，并对藏文文献之内容的分类、特征和价值进行了探析。卡岗·扎西才让和聂孔·贡觉次旦的论文《敦煌古藏文卷的产生及其它的整理出版的初步设想》（《西藏研究》1998.2），依据汉藏历史文献，回顾吐蕃统治敦煌地区的历史及其所创作的文明，介绍敦煌藏文文献的发现过程和各地的收藏状况，并提出了国内外藏敦煌藏文文献的整理方法和出版形式的设想。加羊达杰和贡却南杰的论文《试论吐蕃时期文献特征》（《西藏研究》2004.1），介绍吐蕃时期之石碑、简牍、寺钟、摩岩石刻以及敦煌文献的概貌，并加以说明吐蕃时期各类文献的内容和语言文字所具有的总体特点。龙布杰的论文《敦煌藏文文献与藏文古典之关系及其历史价值》（《西藏研究》2009.4），对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经过从地域和内容两个方面进行不同的分类之后，探讨敦煌藏文文献的史料价值。堪措吉和隆英忠的论文《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概述》（《西藏研究》2009.4），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的收藏原委以及有关单位的情况，进一步说明甘肃敦煌博物馆藏写本《般若经》之分类形式和编号方式，最后探讨了古藏文文献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二、社会历史文献研究
虽然在敦煌藏文文献中社会历史相关文献相对较少，但是这些文献的史料价值非常可贵，弥补了后期藏文历史著作记载之不足。因此较早引起了藏文学界专家们的关注。研究内容包括历史人物、历史地名、历史事件、法律制度、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
历史人物方面，郭须·扎巴军乃的论文《敦煌史籍中记载的吐蕃大臣简介》（《西藏研究》1995.2），以敦煌藏文文献历代赞普传记中所记载之大臣们的历史为基点，参考大事纪年和后期史书，逐次简介从17代赞普德赤南雄赞至42代赞普乌东赞之间的宰相。道吉草的论文《简述敦煌文献中记载的藏族历史上的几位妇女人物》（《西藏研究》2003.1），通过敦煌藏文文献考察མ་མ་གྲོ་ཞ་སྐྱིད་བརླིང་མ། གླུ་སྲིང་མེར་ལྕམ། འབྲོ་བཟའ་ཁྲི་མ་ལོད།三位王妃的人生轨迹，根据她们的政治业绩进行了评价。恰日·嘎藏陀美的论文《法藏敦煌藏文写卷P.T.150号译者噶瓦贝泽译师研究》（《西藏研究》2008.1），认为P.T.150号译者噶瓦贝泽（也译成伯则）译师是公元8世纪中叶，出生于彭波（拉萨市北面彭玉年曲流域）的噶氏家族，在当时翻译并校勘了不少佛教经典，同时自己亦著书立说，是一位资历颇深的翻译大师，在吐蕃佛教的引入和藏文化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卡岗·扎西才让的论文《敦煌文献P.T.849中首次发现的莲花生大师传记文献研究》（《中国藏学》2009.1），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指出P.T.849 号中的“印度法王”是吐蕃时期的释迦牟尼佛的称谓，而“德瓦布扎”是莲花生大师首次到藏区时的称谓，并进一步认定，该文献是莲花生大师之传记。他的另一论文《敦煌文849中修行大乘佛教和获得大乘佛教至顶加行的藏王名称与藏族史书文献比较研究》（《中国藏学》2010.2），提出敦煌藏文文献P.T.849号中罗列的修行大乘佛法的几个吐蕃赞普之名称，与其他史书中所记载的有所不同。经过史料的查阅，进一步阐明བོད་འཕྲུལ་གྀ་རྒྱལ་པོ་དམྱྀག་གསུམ་པ།是“三大法王”的意思，སྲོང་བརྩན།是松赞干布，བཙན་པོ་ཁྲི་སྲོམ་ལྡེམ་བརྩན།是赤松德赞，བཙན་པོ་ཁྲི་གཙུག་ལྡེ་བརྩན། བཙན་པོ་རལ་བ་ཅན།是赤祖德赞，他们与吐蕃王朝分裂之后不久的几个赞普后裔，都是修行大乘佛法且获成就者。此外，其《依据敦煌文献谈之贡赞普称谓含义》（《西藏研究》2012.3），认为止贡赞普名称的内涵，释为象雄语的吉祥赞普有偏颇之处，也不是刀下丧命的意思。དྲྀ། 对应的含义是邪魔，他有被魑魅魍魉所杀害的说法而方能冠上止贡赞普之名。夏吾拉旦的论文《再谈敦煌文献P.T.1287关于止贡赞普的几个问题》（《西藏研究》2011.1），通过诸多苯教文献佐证，从苯教仪轨的视角，重新解读P.T.1287号关于止贡赞普之名称的由来以及重要的数个词句的内涵。多杰东智的论文《辨析敦煌文献P.T.1287中“鲁都”一词的实际含义》（《中国藏学》2011.3），应用语言学和史学的研究方法，认为P.T.1287号中的“ལུག་རྟུག一词的实际含义，并不是以往学界所阐释的所谓的羊屎和种羊，而是松赞干布之贵妃象雄萨乐特曼。”
历史地名方面，巴尔卡·阿贵的论文《敦煌吐蕃文献中的小邦地名考证》（《中国藏学》2009.1），分别稽考P.T.1286号《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中记载的17个小邦的地名渊源和地理位置。夏吾卡先的论文《敦煌文献中的<马驹三兄弟的故事>探微》（《中国藏学》2009.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这部文献所出现的各地名的考证，认为该文献是一部以西藏佛教前弘期苯教文化浓厚的古象雄和林芝等地为主要地理范围，表现上古西藏联邦时代相互间干戈现象的一部文献。卡岗·扎西才让的论文《敦煌吐蕃文献中“马重”和“集巴城”等地名在安多卡岗地区发现新探》（《中国藏学》2011.3），通过文献考察和实地调查，认为P.T.1287号中出现的རྨ་ཁྲོམ། མཁར་ཇིད་པར། ཡོ་ཏྀ་ཅུ་བཟངས།等地名在安多卡岗地区，进一步提出，该地区是吐蕃时期东西往来频繁的主要古道。勘措吉的论文《再谈敦煌文献中的རེབ་ཀོང་།之地名》（《西藏研究》2014.3），认为尽管རེབ་ཀོང་།之地名的由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吐蕃时期已经存在或者使用此地名。现在普遍使用的རེབ་གོང་།一词，便是吐蕃时期所用的རེབ་ཀོང་།一词之不同写法形式而已，并以法藏敦煌藏文写卷《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初会》写经人名的题记为主要参考资料，阐述了自吐蕃时期开始，在རེབ་ཀོང་།地区产生的很多参政大相和文化艺人，同时提出当时该地区与敦煌在各方面有紧密的联系。
历史事件方面，道帏·角巴鲁加的论文《考源自敦煌文献的部分重大事件的年表》（《西藏研究》2000.4），对P.T.1288号大事纪年的叙事风格、纪年特点和内容结构进行扼要介绍，并对其中的一些词语的内涵进行了解释。高瑞和贡保草的论文《敦煌第365洞窟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中国藏学》，2009.3），认为从敦煌第365石窟的藏文题记内容看，该石窟是832年开始建造，至834年才完成的，其与P.T.999号文献在内容上有一定的关联性。三羊切旦的论文《法藏敦煌藏文写卷P.T.1080号新探》（《中国藏学》2009.3），认为敦煌藏文写卷P.T.1080号产生的年代是公元747年，内容是在敦煌地区的一位女性佛教徒，为了更好的管理跟自己作对的女仆而上交之诉讼文书，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法律的公允性和藏文的普及性。
法律制度方面，先巴的论文《吐蕃时期沙洲官制概述》（《中国藏学》2005.4,2006.1），以吐蕃统治沙洲的早期历史背景为主线，引用相关敦煌藏文文献，并展开论述吐蕃统治沙洲期间所建的职官制度的形式和不同官员的职责。叶拉太的论文《从古藏文文献谈吐蕃王朝时期的刑法制度》（《中国藏学》2009.4），在当代法律理论的视野下，以敦煌藏文文献为主要资料，将吐蕃时期的刑法分为民事刑法、军事刑法和刑事刑法三大类，并举例详论吐蕃王朝时期刑法制度的内容及特征。索南才让的论文《敦煌吐蕃法规文献P.T.1075考》（《西藏大学学报》2014.1），以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1075号为主要资料，同时参考吐蕃时期和后期的相关文献，提出以P.T.1075号等相关法律文献中记载的告身制度就能够旁证，吐蕃时期的社会并不是奴隶制社会，当时业已形成了较完整的封建社会制度，并认为P.T.1075号等吐蕃时期的相关法律文献对后期的帕竹、藏巴和甘丹颇章等各统治时期的法律制度产生了较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社会制度方面，索南吉的论文《试析古藏文词组སླུང་ཚང་། སླུངས་དཔོན།》（《西藏研究》1993.4），认为སླུང་ཚང་།是吐蕃时期为信使们的往来所建的驿站，སླུངས་དཔོན། 是驿站的官员，汉文史籍中的“笼官”名称是藏文སླུངས་དཔོན། 一词的音译。扎布的论文《试析<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的བརླའ་བརྡུངས།》（《中国藏学》2000.1），对བརླའ་བརྡུངས། 一词译成“追击了敌人”的翻译内容提出质疑，并认为བརླའ་བརྡུངས། 之原意为击碎股骨，和原始宗教信仰相关的བླ་བརྡུངས། (泯灭魂魄)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达琼的论文《浅谈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大事纪年中的议事之内容》（《西藏研究》2010.2），认为集会议盟是一种吐蕃时期重要的议事制度，其内容可以分为课税、军事和职官等9大类。夏吾拉旦的论文《敦煌藏文文献P.T.1189号研究》（《中国藏学》2011.2），认为敦煌藏文文献P.T.1189号大抵是公元962至974之间的文书，即吐蕃王朝分裂（844年）过110余年之后的书简。其主要内容是肃州司徒向河西节度天大王景琼可汗致函，说沙州的盗贼时不时明目张胆地损害肃州百姓等的情况。其中也透露出吐蕃时期的千户制度、盟誓制度以及藏文的使用，在10世纪时期的苏州、沙洲等地区依然继续或存在之历史情状。吴玉的论文《敦煌古藏语中“洛额”一词的派生文化》（《中国藏学》2011.3），认为在敦煌藏文文献，尤其王臣们的歌词中频频出现的ལྷོ་རྔེགས། 一词，其确切含义是历代大臣们竭尽全力争取的一种最高身份，抑或是荣誉称号。勘措吉的论文《敦煌藏文经文誉抄初探》（《西藏研究》2012.3），以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为主要资料，梳理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抄经制度，譬如抄经人员的构成、誉写流程的方式、经页报废的现象、奖惩制度的模式等。
三、语言文字文献研究
敦煌藏文文献中的语言文字具有早期藏文特征研究的学术价值。此类研究主要集中在敦煌藏文写卷中的早期梵文和藏文字的书写形式、拼读内容、演变过程以及相关的语法理论问题，书写形式、拼读方面，郭须·扎巴军乃的论文《古藏文特征研究》（《中国藏学》1994.2），通过举例，详述了吐蕃时期三大文献（金石、木简、写卷）中反复出现的元音、基础字、前加字、后加字、叠字、虚词等的互换规律和原因。堆拉布琼的论文《从敦煌文献〈兄弟教诲录〉中的缩写体谈古藏文缩写法》[2]（《西藏研究》2003.2），认为藏文缩写法有大小之分，敦煌等古藏文的缩写法全都属于小的范畴，即虚词的缩写。多布旦的论文《从敦煌文献谈藏文上加字、有足字和前后加字的演变过程》（《西藏研究》2007.2），经过现代藏文的上加字、有足字和前后加字的写法及读音与吐蕃时期的对比，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差别。认为，出现这些差别的缘由在于后期的学者们按照语言的变化和文字的特征，对古藏文的上加字、有足字和前后加字进行了多次的改良；《从敦煌古藏文形体谈藏文字形发展变化》（《西藏研究》2009.2）一文，利用文字学字形演变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学术界共认良久的“藏文草体是楷体速写而形成”完全相反的观点，论证出藏文草体是很早以前就已经普遍流行，而非楷体速写基础上形成；《从敦煌藏文写卷试析吐蕃时期藏文上下加字》（《西藏研究》2011.1），认为敦煌文献中藏文的上下加字和叠字的写法及拼读与现代的藏文存在明显的出入，显示出在《三十颂》和《音势论》两部语法书为问世之前，便有较完整的藏文上下加字和叠字的理论体系。中普琼的论文《敦煌吐蕃文献古今词汇比较研究》（《西藏大学学报》2014.1），以文献训诂学的角度，对敦煌藏文文献中的当时较普遍使用的众多词汇进行了注解。
卡岗·扎西才让的系列论文讨论了敦煌藏文文献中出现的梵文，《敦煌吐蕃文书早期梵文ཨ་སིད་ཏི་བྱེ་འཛ་ན།和ཨཱོཾམ།转写形式研究》（《西藏研究》2011.4），通过敦煌藏文文献P.T.849号中的梵文ཨ་སིད་ཏི་བྱེ་འཛ་ན། 和སྀ་ཏི་ར་སྟུ། 以及者龙甘丹兴庆寺钟文里的ཨཱོཾ། 等的转写形式，与后弘期学者们的转写形式比照，认为萨班等后期学者们对早期梵文的写法经过几次规范化之后才形成现有的转写形式；《敦煌吐蕃文书中早期梵文元音的转写形式》（《中国藏学》2012.1），对敦煌藏文写卷中的早期梵文元音的转写形式，与后期各时代的梵文语法和其他文献中的元音转写形式进行对比研究，阐述了早期梵文元音转写形式的演变过程，指出这与藏文字和各类标点符号的变化与定型具有紧密的联系；《敦煌文献P.T.849中五个梵文韵文的早期形式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3.1），认为敦煌藏文文献P.T.849号160行中所记载的5个韵文，指的是梵文的5个基本韵文，而且梵文的16个韵文亦可以归纳至这5个基本韵文当中。
语法理论方面，索南才让的论文《敦煌古藏文文献及碑文藏文语法与吐弥桑布扎藏文语法之比较研究》（《西藏研究》2005.1），通过对吐蕃时期古文献的语法特征与传说由吐弥桑布扎所著的语法书《三十颂》和《音势论》的原理进行比较，认为吐弥桑布扎的《三十颂》和《音势论》两部语法书的内容，系经藏族历代文人墨客的不断完善才形成的。塔哇·扎西当知的论文《敦煌文献中新发现的吐蕃时期藏语语法解读》（《中国藏学》2010.1），经过对相关文献的对比分析，确认法藏文献P.T.783号与英藏文献ch.0003号是同一部藏文语法文献，名称为《八转声颂》；认为《八转声颂》在公元9世纪中期由法成据汉文本译成藏文，而汉文本又是从照梵文本译出。在《丹珠尔》中收藏的结·奇珠译师所翻译的印度大师希达热的《声论》(ཤྲཱིདྷ་ར། «སྒྲའི་རྣམ་པར་དབྱེ་པ་བསྟན་པ»)是敦煌本《八转声颂》的另一种译本。故此断定，《八转声颂》作者也是印度大师希达热。最后提出了，《八转声颂》对早期藏文语法理论形成史和藏文文法本身研究的学术价值。
四、文学艺术文献研究
藏族学者利用敦煌藏文文献，对吐蕃时期文学艺术的相关研究蔚然成风。研究内容包括故事、史诗和道歌的主题思想、艺术特征、渊源关系和影响现象等方面。
祁正贤的论文《论敦煌古藏文中的修饰词》（《西藏研究》1992.3），利用檀丁《诗境论》之修辞理论，分析敦煌古藏文中的修饰词风格，认为在《诗境论》译成藏文之前，藏族业已出现过较为丰富的修辞方法，只不过是当时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已。索平的论文《一部藏族文学史上最具悠久历史的文学作品—初探出自敦煌石窟的“兄长遗教”一卷之内容》[3]（《西藏研究》1993.4），认为敦煌藏文文献《兄长遗教》是一部扬善弃恶、理性思考以及为人着想等处世哲学为主要内容的文学作品，也是藏族文学史上历史最悠久的箴言体文学著作。
夏吾才让的论文《初探〈尸语故事〉与出自敦煌的古代藏族几则故事之关系》（《中国藏学》1996.3），通过《尸语故事》的情节、语言、人物以及结构等方面，分别与敦煌藏文文献中的几则故事的反复对照，提出了藏文本《尸语故事》并非来源于印度民间故事集《僵尸鬼故事二十五则》，反之藏地早期原本就有《尸语故事》这类古代民间故事。羊毛吉的论文《初探敦煌文献中的〈马与野马故事〉与历代藏族文学作品之关系》（《西藏研究》2009.3），将敦煌文献中的《马与野马故事》与历代文学作品的各方面的关系作对比，指出藏族文学史的传统性、连贯性和影响性等的特征。秀日多的论文《法藏敦煌藏文〈罗摩衍那〉译文探微》（《西藏研究》2009.3），认为古印度的《罗摩衍那》史诗是世界文学的一朵奇葩，获得世界各民族的喜爱。在公元8世纪曾有3种藏文译本然而当时之所以没有完整的《罗摩衍那》藏文译本是因为其具有跟佛教水火不容的古印度外道思想。
多杰的论文《试探敦煌文献中的道歌文化背景及其特征》（《西藏研究》2008.3），认为吐蕃时期的道歌是在浓厚的苯教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其表现的主题是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政治活动，而且具有显明的民族性、高原性、历史性、对唱性以及对比性等艺术色彩。旦增顿珠的论文《略谈吐蕃时期道歌及其原生口语文化特征》（《西藏研究》2011.1），以吐蕃时期的道歌为个案，结合原生口语文化有关理论，探讨吐蕃时期道歌和口语中的ནི་སྒྲ། བཟློས་སྒྲ། བསྐོར་ཚིག等的特征。
琼宝·索南多加的论文《敦煌文献中琼宝苏孜与娘尚囊的对歌内涵研究》（《西藏研究》2013.3），首先阐述了P.T.1287号中的琼宝苏孜与娘尚囊对歌的历史背景，并在以往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对歌的数个重要词句着手，解读了琼宝苏孜与娘尚囊对歌的内涵，指出吐蕃时期青藏高原统一的业绩归功于松赞干布赞普或者同时代的君臣的说法有些失当，因为其父南日伦赞在吐蕃统一事业上同样功不可抹。同时作者认为，ལྷོ་རྔེགས།不仅是藏族古代的一个族姓，亦是一个地名。这类对歌词内容的深入研究，对当时历史背景的认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浅谈敦煌古藏文文献P.T.1287中有关མགུར།的几个问题》（《中国藏学》2013.4）认为，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1287号中的松赞干布和噶尔·东赞两位君臣对歌的年代为公元655年[4]，歌词当中的མདོ།指的是多麦地区， རྩང་།指的是后藏地区，གློ་བ།可以理解成ལྷོ་རྔེགས།的ལྷོ།གད་ཀྱི་གསེར་པོ་ཆེ།亦可以理解成松赞干布赞普，从这两位君臣对歌的歌词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盟誓制度是吐蕃时期维护国泰民安的一种政治手段，也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另一篇论文《布德贡杰所唱道歌之历史背景及其内涵解析》（《西藏研究》2014.1），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相关文献考述敦煌藏文文献P.T.1287号中的布德贡杰所唱道歌的历史背景之后，对歌词内容再次解读，在某些问题上，提出了跟学界有所不同的观点。仁增和次央的论文《略谈敦煌文献中的道歌艺术特点》（《西藏研究》2013.4），从修辞风格、民族特色、情感蕴含、主题内容、语言风格、音乐性质六方面，展开讨论敦煌藏文文献中的道歌之艺术特点。
五、宗教文献研究
综观敦煌藏文文献，佛教文献的数量较多，由于所用的纸张较佳，保存和管理的情况也较好，能窥见吐蕃时期极其重视佛教事业的一面。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的重大发现，为吐蕃时期的佛教发展情况和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状况及佛教经典的翻译风格等一系列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贵资料。学者们热衷于探讨宗教各文献的翻译情况、版本源流、传达思想、影响程度等。
南卡诺布的论文《敦煌藏文文献སྦས་པའི་རྒུམ་ཆུང་།原本之考释》（《中国藏学》1989.3），认为敦煌藏文文献中的桑杰贝巴(སངས་རྒྱས་སྦས་པ།)的«སྦས་པའི་རྒུམ་ཆུང»是一部大圆满法著作，其与奴青桑杰益西《禅定目炬》一书的内容上有一定的关系。索南东主的论文《敦煌古藏文写卷P.T.823研究》（《中国藏学》2011.4），认为敦煌藏文写卷P.T.823号是敦煌汉文写卷Pch4646号《顿悟大乘正理决》的藏译本，P.T.823号是研究“吐蕃僧诤”历史事件不可或缺的文献。通过藏译本P.T.823号和汉文本Pch4646号的逐字逐句比较，较全面地论述了“吐蕃僧诤”的来龙去脉，以及《顿悟大乘正理决》的禅宗思想，并通过参考其他相关文献，分别探析了汉僧摩诃衍和印度僧莲花戒各自的佛学思想与著作情况。班班多杰和周拉的论文《〈顿悟真宗金刚般若修行达彼岸法门要诀〉初探》（《中国藏学》2005.4），介绍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藏文《顿悟真宗金刚般若修行达彼岸法门要诀》，是由侯莫陈琰居士和智达禅师问答形式构成并以北传禅宗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一部文献。虽然敦煌藏译本是从汉文本译成的，可现存汉文本残缺不堪，而此文献在历代汉、藏《大藏经》中均未收集，因此，敦煌藏译本的珍贵和罕见，对北传禅宗思想的探究，藏传佛教与汉传禅宗历史关系的论述，汉、藏传佛教的比较研究等体现的学术价值更不言而喻。同时，文章还考述了其所显现的禅宗思想可以归为“一切心无”“般若中观”“无所处”“如来藏”等方面的观点。周拉的论文《顿悟大乘正理决研究》（《中国藏学》2013.4），认为敦煌汉文文献P.4646号及S.2672号《顿悟大乘正理决》，是公元8世纪末叶或是公元9世纪初叶，由摩诃衍的弟子按其上师之吩咐记录的关于“顿渐之争”的一部文献；并综合《巴协》和《顿悟大乘正理决》等藏汉文有关史料的记载，提出藏传佛教史上的“顿渐之争”并不是子虚乌有，而是客观发生的史实，且发生在公元792年至794年期间。摩诃衍虽是汉地北传禅宗的传承者，然而他所持的佛法观点是以南传禅宗和北传禅宗两派的佛学思想共同构成的；文章还阐述了摩诃衍之法脉传承的历史，以及其的佛学思想。他的另一篇论文《汉文敦煌文献〈顿悟大乘正理决〉译文》（《中国藏学》2014.1，2014.2），将敦煌汉文文献P.4646号及S.2672号《顿悟大乘正理决》翻译成藏文，并进行了注释。
恰嘎·旦正的论文《试探敦煌文献中的占卦词内容》（《西藏研究》2007.2），认为英藏敦煌藏文占卦文献是早期苯教文化孕育的产物，在吐蕃时期发展盛行。虽然其归属于占卦类文献，但事物描写的细致入微，字字珠玑，读起来富有节奏感，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堪称一部脍炙入口的文学作品。阿旺嘉措的论文《敦煌文献中的“苯”和“苯波”释义》（《中国藏学》2013.2），认为敦煌藏文文献中的བོན།字指苯教的一种仪轨，或者是巫术咒符中对神鬼的祈禳，也指主持仪轨的苯教徒，亦有动词“说”的意思，另外，敦煌文献中存在བོན། 和བོད།两个字互换的情况。敦煌藏文文献中的跟བོན།和བོན་པོ།相关的这些文献，属于司巴苯教，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恰日·嘎藏陀美的系列论文主要研究敦煌藏文文献中的佛经文本，《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中的〈普贤行愿王经〉写本初探》（《中国藏学》2007.3），认为最初的《普贤行愿王经》来源于佛陀，其藏译本在赞普赤松德赞时期，由益西德（智军）等藏族译师和印度班智达共同翻译。敦煌藏译本有60个偈颂，15个誉写者，也有几种不同的译本；《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P.T.150号〈普贤行愿经广注〉残卷研究》（《中国藏学》2008.1），认为敦煌藏文文献P.T.150号是印度坚桑博大师《普贤行愿经广注》的部分残卷，公元8、9世纪左右由藏族伯则（吉祥增）译师译成藏文，并提出P.T.150号本与《丹珠尔》中的《普贤行愿经广注》比较，确实大同小异，所以，P.T.150号《普贤行愿经广注》何时藏入敦煌藏经洞的时间，值得再深入研究；《法藏敦煌藏文写卷P.T.151解析》（《西藏研究》2009.2），认为P.T.151号是《普贤行愿经广注》的部分残卷，在藏族历代《丹珠尔》目录和其他书目中，未找见其作者和翻译等说明的题记，通过对比《丹珠尔》和敦煌文献中收藏的其他《普贤行愿经广注》对比，在词句用法和语法的结构上有很大的区别，因此，该文献比敦煌其他类似的《普贤行愿经广注》文献在时间上更早一些，其作者也有可能是桑杰智巴，但尚待进一步研究。他的另一篇论文《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百拜忏悔经〉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藏学》2009.1），通过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百拜忏悔经》和其他有关的藏族历史文献相紧密结合，论述了藏传佛教史上的重大之事“宁保桑哇”（秘要）的相关问题；《法藏敦煌贤愚经研究》（《安多研究》第5辑，甘肃民族出版社）指出，敦煌藏文写本P.T.943号,S.T.217号, S.T.218号 《贤愚经》，是由郭·法成在公元8世纪末至9世纪初期间，依据梵文本，并参考汉译本基础上翻译而成的，与汉文本在卷数上有所差别；《略析敦煌古藏文音译汉文佛教文献P.T.448号〈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西藏研究》2011.3），认定敦煌藏文佛教文献P.T.448号，是一部汉文《般若波罗密多心经》音译成藏文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作者阐明吐蕃时期民众普遍信仰《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经典，因此，藏文音译本《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也是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并提出藏文音译本的字句意义和翻译风格与汉文本对照，从中亦能够发现当时敦煌地区的方言及汉字的读音等特征；《敦煌藏文佛教文献P.T.889号〈异部次第念诵轮中异部说集〉残卷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西藏大学学报》2011.4），认为敦煌藏文佛教文献P.T.889号，是古印度佛教一切有部派重要人物，多哇拉（温柔佛）大师（643—754）的古代印度佛教各派系形成的历史著作《异部次第念诵轮中异部说集》的部分内容，仅存2页。还说明其对古印度佛教，尤其对藏传佛教发展史研究的参考价值不可低估；《英藏敦煌古藏文写卷中观本论无畏释解析》（《西藏研究》2014.1），认为英藏敦煌藏文写卷IOL.TIb.J.VOL.18.16号，是一部龙树大师《中观根本智论》之注释著作，名称为《中观本论无畏释》，其作者不是历代学者所共认良久的龙树大师，而是无畏论师。在吐蕃时期，由印度中观派·迦那伽日巴（智藏）和藏族译师觉若·鲁伊嘉赞（龙童）译成藏文。
杨本加的论文《敦煌藏文写卷P.T.903解析》（《西藏研究》2009.2），介绍古印度论师胜友所著的敦煌藏文写卷P.T.903号《根本萨婆多部律摄》是《波罗提木叉经》的注疏之作，可能问世于公元7世纪，因为印度论师胜友生于公元6世纪初叶，卒于,7世纪。这部戒律文献，在赤松德赞时期，由印度亲教师希兰陀罗菩萨提和藏族大译师白若杂纳在桑耶寺译经院据梵文译成藏文，尔后由克什米尔堪布贾纳希兰巴扎、大译师贾巴希热、释迦希年等诸高僧大德，以白若杂纳等的译本《根本萨婆多部律摄》为基础，对照梵文原文对其进行了校译，现已编入藏文《大藏经》，共有13卷。吉加本的论文《初探敦煌古藏文〈白伞盖〉残卷及其译者》（《西藏研究》2009.3），概述法藏敦煌文献中《白伞盖》之收藏情况和基本特征，考证《白伞盖》，是赞普赤德松赞时期由印度的希兰陀罗菩萨提和菩萨提米札译成藏文史实。并指出，这部密宗经典，在当时社会较为风行。桑结克的论文《初探敦煌藏文文献P.T.93》（《西藏研究》2011.2），认为敦煌藏文文献P.T.93号，是大乘佛教经典《佛说诸法本无经》，由藏族译师仁钦措（赤松德赞—赤德松赞）812年左右译成藏文，其结构和语法都与《甘珠尔》中的版本略有不同。才项多杰的论文《敦煌藏文文献P.T.116思想研究》（《西藏研究》2012.3），指出敦煌藏文文献P.T.116号，是略论大小乘之区别、入门及各自之性相的一部文献。同时，作者认为从该文献传达的要旨上看，属于瑜伽行中观派思想，可能是寂护和莲花戒在藏地瑜伽行中观派思想传播不久后产生的佛教文献。
索南的论文《英藏敦煌藏文文献IOL.TIb.J.VOL.17中的正说圣妙吉祥名称经研究》（《西藏研究》2013.1），论述了该经典的语法特征，将部分内容分别与 《甘珠尔》本《正说圣妙吉祥名称经》进行比较，由此说明两种版本的异同关系。德白的论文《敦煌藏文写卷燃灯祈愿文之不同P.T版本比较研究》（《西藏研究》2013.4），概述法藏敦煌藏文四部写卷燃灯祈愿文P.T.26号、P.T.2号、P.T.45号、P.T.170号共有的古藏文语法特征，进一步对四部写卷内部的语法特点进行对比，从而说明它们在问世时间上的先后问题，并认为燃灯祈愿文在内容上具有祈福禳灾的功能，其最初很有可能是赤松德赞赞普时期的一位佛教徒著，抑或是一位大译师译为藏文。
六、其他文献研究
在敦煌藏文文献中，因明学和医学文献的数量相对较少，研究的相关论文也较少。改玛本的论文《敦煌因明学藏文残卷P.T.123中〈正理滴论本疏〉研究》（《中国藏学》2011.4），介绍敦煌藏文因明学文献P.T.123号，是由《正理滴论》《正理滴论广注》《他续成立论》《他续成立论注疏》四部因明学著作组成。却吉扎巴（法称）的《正理滴论》是由印度崦拉朋巴桑波（利他妙贤）等和藏族洛丹喜饶译成藏文，多哇拉的《正理滴论广注》是由印度姿那弥札（胜友）和藏族益西德译成藏文，却吉扎巴（法称）的《他续成立论》和多哇拉的《他续成立论注疏》是由印度须陀斯达（清净狮）和藏族伯则译成藏文。《正理滴论》和《正理滴论广注》的语法和标点的形式与后期的其他版本有不同之处。作者提出，虽然学术界定论，敦煌文献皆是1002年之前的文献，但经过考证，敦煌本《正理滴论》可能是1312年之后的翻译成果。
德格才让的论文《敦煌藏文文献P.T.1062、P.T.1065研究》（《中国藏学》1990.4），认为敦煌藏文文献P.T.1062号是治疗马的各种疾病的理论书，P.T.1065号是管理及调教马的理论书，内容不仅丰富，而且具科学性。P.T.1062号、P.T.1065号两部都是公元8至9世纪期间文字记载的文献，可能是世界上时间较早的有关医马和驯马的理论书，从而能窥见马在吐蕃时期的重要性。
七、研究成果的总结与趋势之展望
根据以上之综述，对以往的研究成果予以总结，并对今后的研究趋势略加展望。[5]
（一）研究成果的总结
1.从相关论文发表的数量呈增长趋势不难看出，学界愈来愈重视对敦煌藏文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据笔者粗略统计，自1982年以来，仅在《中国藏学》和《西藏研究》上就发表过103篇相关论文。
2.从研究队伍的构成上看，作者以各民族院校的师生为主，其中硕士博士研究生较多。另外，不少硕、博士学位论文，以敦煌藏文文献为研究对象，可见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
3.以往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社会历史和佛教文献方面。社会历史文献中，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研究的论文较多，而经济、法律研究等方面的成果不多。佛教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禅宗文献、祈愿文和部分显宗，探讨翻译特点、版本源流等方面，而医学、文学、苯教等方面的成果较少。
4.从研究方法上看，以语言学、历史学的方法为主，如对社会文献的解读、各种词语的考释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助于对敦煌文献的理解。
（二）研究趋势之展望
1.存世敦煌藏文文献有待全面普查 。虽然中、英、法藏敦煌藏文文献正在陆续出版，国际敦煌项目（IDP）的网站上也能下载相关文献的图片，但是其他各地的大小馆藏之文献除了部分目录或者叙录公布于众之外[6]，尚未见到影印版等的刊印。另外，不少敦煌藏文文献流散在民间，在西藏的某些寺院里也发现藏有与敦煌藏经洞文献同类的敦煌写经[7]。因此，大量宝贵资源尚未有效利用，还需要进一步全面系统的普查。
2.定名和缀合。文献的定名和缀合是文献整理的主要环节。敦煌藏文文献中还有大量的写本未定名，或定名多有不准确的，对此需要再研究，给予准确的定名。比如P.T.228号未定名，只笼统地称为佛经，其实是《入菩萨行论的》的残片；P.T96号定名为《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其实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由于有些写卷撕裂成两件或多件而分别散藏在不同的馆藏，并编了不同的序号，此类写卷需要缀合为一，再现其最初之完整状态。比如“P.T.794号写本残片完全能与IOL.Tib.j.628号写本间缀合。”[8]
3.写本的分类编纂
（1）敦煌写本的分类编篡。敦煌藏文写本内容和种类十分繁杂，再加上散藏在各地的馆藏及编了各种不同的序号，对某部文献的专题研究和某类文献的全面、系统之研究带来不少困难。所以对各种写本有计划、有步骤地校录、注解和考释，从而分类编是当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如可以按类编篡成《密宗文献汇编》《中观类文献汇编》《戒律类文献汇编》《因明学文献汇编》《禅宗文献汇编》《藏外佛典汇编》《占卜文献汇编》《祈愿文文献汇编》《苯教文献汇编》《文法类文献汇编》《伦理类文献汇编》《文学类文献汇编》《法律文献汇编》《契约文书汇编》《书信汇编》《历史著作汇编》《医学类文献汇编》《汉藏词汇对照类文献汇编》等。
（2）敦煌藏文《大藏经》的编纂。一般认为《旁塘目录》《钦普目录》和《丹噶目录》是吐蕃时期编篡的藏文《大藏经》之三大目录。《大藏经》目录的问世及大量敦煌藏文佛教写本的存在，我们有理由认为吐蕃时期就已完成了藏文《大藏经》的编篡。虽然现在无法目睹吐蕃时期藏文《大藏经》之全貌，但是通过以现存的《旁塘目录》和《丹噶目录》为基础，并参考后期的藏文《大藏经》，对敦煌藏文佛教各写本进行整理、缀合、编辑和校勘，再现吐蕃时期的藏文《大藏经》之全貌，亦即敦煌藏文《大藏经》。
4.编写和完善目录。为了方便研究工作，充分发挥文献的学术资料价值，还需赓续编写和完善相关目录。可以编写《敦煌藏文文献研究论著总目》《敦煌藏文佛教文献总目》《中国散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在各家馆藏的目录合集在一起可以编一部《敦煌藏文遗书总目索引》。在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完善英、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解题目录。
5.进一步深入、拓展的研究领域
（1）虽然国内的不少学者对P.T.1288号中的大事纪年做过研究，但是文献本身记载的内容丰富且篇幅有限，以及相关资料的匮乏，加上其中的不少古词语之理解难度较大，因此，对P.T.1288号为主的P.T.1286号、P.T.1287号等历史文献的研究，尚待更加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2）过去文献的研究以某一家馆藏的文献为主，缺乏其他各馆藏的属于同类文献之整体研究。这当然跟有些馆藏的文献尚未公布和刊印等有直接关系。但是将各馆藏的同类文献搜集整理并进行对比研究颇为重要，比如，对《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研究，只有以各家馆藏所收藏之《大乘无量寿宗要经》间对比分析，方能了解敦煌文献中的该经典之整体性特征。
（3）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很少涉及对吐蕃时代之各种思想的研究。我们可以对敦煌藏文文献中与各类思想相关的资料加以综合在一起，进而展开讨论吐蕃时代之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史学思想、大乘佛教的中观、唯识思想以及禅宗思想等。
（4）佛典的对勘研究 。敦煌藏文佛典大部分译自梵文佛典和汉文佛典。在后弘期初期，藏族贤者们展开了规模较大的藏文《大藏经》的编篡修订活动。在西夏文、回鹘文文献中也存在类似的佛教经典。因此佛典的对勘研究，还存在一个广阔的学术空间。例如，对佛典的敦煌本与后期《大藏经》本之间进行比较，考究敦煌本与《大藏经》本之间的区别，从而探析佛典的翻译、流传和演变等情况。对佛典的藏文敦煌本与梵文本、汉文敦煌本和汉文《大正藏》本、西夏文本、回鹘文本等其他不同本之间进行对比，探究不同民族对同一个佛典的翻译之风格、理解之特点及影响之程度等。
（5）交叉学科之研究 。由于敦煌藏文文献的种类繁多、内容的涉及面广以及年代久远而不易理解等因素，便需要文献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如对经济文书的研究，就需要经济文书与同时期的简牍、金石以及后期的史著中的相关内容进行相互结合，并参考其他民族文献中记载的有关信息，利用语言学、文献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方法予以多层面的研究尤为重要。对法律文献的研究，既需要语言学和文献学的研究，又要结合现代法学理论知识的分析。对祈愿文文献的研究，以宗教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更能体现出该文献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对占卜、医学、文学、书信和文法等文献方面之研究方法，也不例外。
总之，近30多年来，藏文学界对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也存在较少关注国内外学术的前沿动态，以及研究方法单一等不足之处。
原刊于《中国藏学》2016年第3期
作者简介:
桑吉东知，藏族，1989年1月生，青海循化人，文学博士，现任教于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7年博士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其博士学位论文《敦煌藏文西方净土文献研究》，获2017年甘肃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先后在《中国藏学》、《西藏研究》、《藏学学刊》等刊物上用藏汉两种文字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2016年出版个人专著《藏族寓言小说研究》。
[1] 本文括号中的杂质均为藏文版，特此说明。
[2] P.T.1283中的ཕུ་བོས་ནུ་བོར་བཏམས་ཤིང་བསྟན་པའི་མདོ།此文的汉语论文名中译为《兄弟教诲录》，而学界一般汉译为《兄弟礼仪问答》。
[3] P.T.1283中的ཕུ་བོས་ནུ་བོར་བཏམས་ཤིང་བསྟན་པའི་མདོ།此文的汉语论文名中译为《兄长遗教》，而学界一般汉译为《兄弟礼仪问答》。
[4] 从作者考证的过程和所得的结论看，此处所写的年代应是公元645年，但却写成公元655年，可能是一种误写。
[5] 此部分参考了才让的《敦煌藏文文献编目整理、出版方面的成果回顾及未来研究趋势之展望》[J]一文，载《台大佛学研究》第22期，109-138。
[6] 马德主编：《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1年9月。
[7] 如西藏卓卡寺发现的《喇蚌经》。
[8] 索南：《敦煌藏文写本〈入菩萨行论〉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4年5月，第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