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番汉合时掌中珠》影印局部
西夏（1038-1227）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在我国西北建立的封建地方王朝，在其立国近200年间，与宋辽、宋金鼎立，对全国的政治、经济曾产生过重要影响，西夏史是中华民族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极盛时，占有今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以及内蒙古，青海的部分地区，在西北民族关系史和地方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
从研究青海地方民族史来说，应该特别重视西夏学的研究。因为西夏的前身党项羌是古代长期活动在青海、甘肃、川西北的西羌部落中兴起较晚的一支，西夏的社会、经济、文化、习俗乃至语言都和西羌一脉相承，而西夏创造有自己的文字，有大量的文物遗存，汉籍中对西夏也有大量记载，因此研究西夏对于我们解开西羌文化研究中的许多难解之谜会有重要帮助。
《旧唐书党项传》说：“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其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春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可见党项本是西羌中的一个小部落。到南北朝时才发展起来，内部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和拓跋氏等氏族部落，以拓跋氏最强，当是一个较大的西羌部落的联盟。有的学者认为拓跋氏是鲜卑系统之姓，故尔党项是鲜卑与西羌结合的部落。拓跋氏可能是来源于该氏族并与吐谷浑王室通婚而得到的“赐姓”，这可以从李元昊建国称帝后弃用“李赵赐姓”自称嵬名氏而不称拓跋氏得到证明。“嵬名”者据李范文先生考登，即是《元史》中的“於弥”、“乌密”（1），而“弥”又是许多西羌部落的自称，足见嵬名系羌姓而非鲜卑姓。隋唐时，党项最初依附吐谷浑，后又归附唐朝。吐蕃势力进入青海后，党项处在唐蕃双方长期争夺之中，开元年间，党项请求内徙，唐朝将他们安置在庆州（今甘肃庆阳），党项在青海的故地遂为吐蕃所占，留下的党项人被称为“弭药”（མི་ཉག）。安史之乱后，吐蕃据陇右、河西，庆州的党项又处于唐蕃之间，有时助唐抗击吐蕃，有时依附吐蕃攻击唐朝，所以《新唐书党项传》说：“庆州有破丑氏族三、野利氏族五、把利氏族一，与吐蕃姻援，赞普悉王之，因是扰边凡十年。”唐朝采用郭子仪的建议，将庆州之党项部落的一部分又迁移到银州（今陕西米脂县西北）以北、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以东居住。从此，党项即在陇东、陕北、河套一带繁衍发展，历经唐末、五代，至北宋初建立西夏，所以我们说党项是未被吐蕃统一的西羌部落中独自发展的最主要的一支。
早就有学者指出，西羌的语言应当与藏语有密切的关系。青海民族学院李文实教授等提出：可以用藏语来解释汉文古籍中关于西羌的一些地名和人名的意义。但是由于缺乏西羌语言的系统资料，这方面的探讨还未能深入进行。1908-1909年间，俄国军官柯兹洛夫在我国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旗境内的黑水古城遗址掘出大量西夏文物，劫往俄国。这些文物中包括《文海》、《文海杂类》、《音同》、《五声切韵》，《杂字》等语文字书和西夏文佛经等，其中对了解西夏语读音最为重要的是一部由西夏人骨勒茂才编纂、刊刻于1190年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它是迄今所发现的唯一有汉字标音释义的西夏文辞书。1922年，我国学者罗振玉从彼得堡大学教授伊风阁处借得该书照片，命其子罗福成校理抄写，及1924年由贻安堂经籍辅作为《绝域方言集》第一种刊行。70年代末，美国学者陆宽田在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拍摄全书，返美后进行整理研究，1982年以《合时掌中珠》为书名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刊布，书后并附有原件全部照片。1989年12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国西夏学学者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等三位先生整理的《番汉合时掌中珠》，该书每条词语都由竖写四行组成，右起第二行为西夏文，第三行为与之同义的汉文，第一行的汉文为第二行的西夏文的注音，第四行西夏文为第三行的汉文的注音，可供懂西夏文的人学汉字时了解汉字的字义和读音，也可供懂汉文的人学习西夏文时了解西夏字的字义和读音（3）。该书按天、地、人分为三部，天部又分为天形上、天相中、天变下；地部又分地形上、地相中，地用下；人部又分人形上、人相中、人事下，共九类。由于通过该书可以知晓西夏语单词的意思和读音，就为将西夏语与其它语言进行对比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同时也为了解藏语和西羌语在词汇方面的异同开辟了一条途径。
笔者本非从事语言研究的，但在近些年研究甘青藏族部落的起源问题时，多次碰到藏族先民与西羌部落的关系问题，所以对西羌语与藏语的关系亦颇留意。1991年在北京的一次交谈中，承蒙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陈燮章先生指点，始注意到《掌中珠》一书，又蒙祝启源同志惠赠一册，陈玉芳同志惠赠《西夏研究论集》，得以窥见一些西夏语同藏语词汇比较方面已取得的进展。经过几个月的阅读和思考，笔者认为这方面还需要做许多工作，很有必要引起我省藏语文研究者注意这一领域，故将自己的一些初步认识提出来，供有关同志参考。
中外学者首先注意到的西夏文读音的一个特点是鼻辅音韵尾的脱落问题，1930年王静如在《再论西夏语音及国名》一文中提出西夏语可能没有鼻韵尾，与彝语、纳西语没有鼻韵尾相同，并以此解释《掌中珠》汉字对音中的“阴阳对转”，伯希和建议用鼻化元音来解释这一现象。王尧的《西夏黑水桥碑考补》、李范文的《关于西夏语鼻韵尾问题》，依据西夏语的藏文音译特点，也认为西夏语鼻韵尾脱落是普遍现象。而黄振华则坚持认为西夏语有鼻韵尾存在，并主张建立普通元音、鼻化元音和鼻韵尾三类韵母的对立。聂鸿音同样认为西夏语汉语对音中的“阴阳对转”，只能表明失落鼻韵尾的是宋代汉语西北方言，而不是西夏语（4）。这一问题反映在西夏语同藏语词汇的对比中，就是提醒我们注意藏语中的后加字ན和ང在西夏语记音中有可能脱落，如藏语的ཤིང（木）在西夏语记音中可能变为ཤི（《掌中珠》确实记音为“西”），不论这是来源于西夏语还是宋代汉语西北方言的鼻韵尾脱落，它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一个规律。此外，在比较中还应注意藏语本身所具有的古今用词不同、同义词（如敬语形式与普通形式）在方言中用语相异以及前加字、上加字、下加字、后加字是否发音和读音变化等问题；同时还要注意《掌中珠》所采用的一个汉字对应西夏语一个音所带来的记音限制，西夏语大量使用汉语借词而带来的语音变化，等等。在尚未弄清这些因素对西夏语的汉字注音产生影响的规律之前，对西夏语同藏语词汇的比较中所做的许多解释就只能是尝试性的，完全有可能出现许多不可避免的错误。不过，笔者认为，为了搞清西夏语词汇与藏语词汇的关系，做一些尝试或出现某些错误，也不足为怪。
李范文先生在《西夏研究论集》中所收入的《试论嘉戎语与道孚语的关系——兼论西夏语与道孚语、嘉戎语、藏语的关系》一文中，首次利用《掌中珠》的汉字注音将西夏语与藏语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词汇比较，其方法是从《掌中珠》里选取100个词，将西夏语的汉字注音与藏语（拉萨方言、康方言、安多方言）、嘉戎语、道孚语同义词的读音做比较，其结果是：西夏语与藏语同源的词有25个、占25%，西夏语与嘉戎语同源的词有28个、占28%，西夏语与道孚语同源的词有52个、占52%，并由此得出结论说：“根据我们的调查与文献记载，我们认为嘉戎语不是藏语，道孚语不是嘉戎语，也不是藏语。西夏语虽与道孚、嘉戎语有密切关系，但是道孚语和嘉戎语也不是西夏语。”关于嘉戎语、道孚语是不是藏语的方言，还牵涉到其它许多方面的问题，笔者不准备在这里进行讨论。但是对于藏语与西夏语的词汇比较，我们觉得有必要对李先生的文章（以下简称李文）做一些补充。
李先生文中认为西夏语与藏语同源的词有：
汉文-西夏语汉文注音-藏文
木-西-ཤིང
豹-移则-གཟིག
狗-屈-ཁྱི
我-俺-ང
身-六（读“陆”音）-ལུས
手-腊巴-ལག་པ
骨-冷-རུས
鼻-你-སྣ
爸爸-芭不-པ་ཕ
妈妈-阿妈-ཨ་མ
姐姐-阿拶-ཨ་ཅེ
亲戚-你啰-མཉེན་ཚན（应是ཉེ་འཁོར）
背心-萼领-རྔུལ་ལེན（汗衫之意）
木匠-西吃-ཤིང་བཟོ（应是ཤིང་མཁན）
节-则-ཚིགས
疮-娘（应是麻）-རྨ
听-宁-ཉན
没-没-མེད
二-能-གཉིས
三-桑-གསུམ
五-鱼骨-ལྔ
六-抽-དྲུག
九-格-དགུ
千-都-སྟོང
万-克-ཁྲི
除此之外，我们认为该文所选的一百个词中，还有以下的一些词在西夏语和藏语中是同源的，为排印方便，以下先写出汉文意思，紧接的（ ）内为西夏语的汉文注音，后面再说明理由。
1，日（能）。李文中用藏文“ཚེས་པ”对比，认为不同源。但“ཚེས་པ”仅是用在表示日期、日数、一个月中日子顺序时的“日”，在藏文中表示“日”的对应词还有“ཉི་མ”（太阳、日），“ཉིན”（一日、一天），而“ཉི”、“ཉིན”的读音与“能”的读音（ni）相同，因此是同源的。
2，月（勒，《掌中珠》又常注音为“力”）。乍看起来此词藏语和西夏语读音差别较大，藏语称月为“ཟླ་བ”，读作“达哇”，在安多方言中也读为“杂哇”。在古藏语中“ཟླ”可能是读为“ཟ”、“ལ”两个音节，这从嘉戎方言读为tsəla、道孚方言读为slə，独龙语读为tw-la可以看出。看来是在双音节“ཟལ”向单音节“ཟླ”转变中藏语将“ཟ”和“ལ”合读为“达”或“杂”，而西夏语则重读后一音节成为“勒”，因此它们仍应为同源词。
3、今天（丕能、得能）。如上所述，“能”为藏语“ཉིན”的读音，故“丕能”，“得能”应是藏语“དེ་ཉིན”的读音，现代藏语中的“དེ་རིང་”（今天）的读音也与“得能”相近。
4，明天（那啰）。李文以藏语的“སང་ཉིན”（明天）比较，认为不同源。但在安多方言中明天也称为“ནངས་ག”，考虑到“ནངས”这一音节的鼻韵尾“ངས”脱落，故此词应读为“ན་ག”，与“那啰”的读音相符。党项羌本是安多地区的游牧部落，其词语中有安多方言词汇，应在情理之中。
5、雨（尼足）。此处的“尼足”当是拼读，读作tshi，相当于藏文的“ཚར”。在古藏语中“ཚ”和“ཆ”两字可以互换，西夏语中将“ཆ”读作“ཚ”，例如《掌中珠》里“大”的注音为“裁”，即是将“ཚེ”读为“ཆེ”。内以“尼足”当是藏文的“ཚར”——“ཆར”，而“ཆར་བ”在藏语中正是雨水之意。
6，风（勒）。此词与藏语“ལྷག་པ”（风）的安多方言的读音相符。
7，山（宜则）“宜则”当是藏文“རི་རྩེ”（山峰）的对音，并非仅对一个“རི”字。
8，火（没）。藏文“火”为“མེ”。
9，花（嚩）。嚩的读音为p'o，近似于“钵”，藏文“花”为“མེ་ཏོག”，“嚩”当是记“ཏོག”的音，可能是汉文注音时受汉义一字对记一音的限制，只记了“མེ་ཏོག”的第二个音节“ཏོག”。
10，麦（癞）。李文以藏文“གྲོ”（小麦）对比，认为不同源。实际上此西夏语的“癞”当是来源于藏语的“ནས”（青稞），可能是西夏语以“ནས”指整个的麦类作物。任乃强先生认为麦类作物最早是在青藏高原育成的，后来传入中原，汉文麦字从“来”部，“来”即是羌语称麦类为“ནས”的译音（5），西夏语称“麦”为“癞”，可以作为此说的一个例证。
11，马（领）。西夏语称马为“领”，当来源于藏语的“གྱི་ལིང་”（良马、骏马）一词，而且汉文注音只记了第二音节“ལིང”。将马称为“གྱི་ལིང་”或“འདོ་བ”，在《格萨尔王传》的唱词中多次见到。《掌中珠》里“马”的汉文注音有几处又写作“啰”，亦是来源于藏语的“རྟ”（马），将“ར”和“ཏ”分读，“ར”的读音记为“啰”，例如梵语词“རཱ་ཧུ་ལ”在古汉语中即译为“罗睺罗”。
12，牛（悟）。藏文“བ”为黄牛的总称，“བེའུ”为牛牍。
13，山羊（啰贼）。“ 啰”当来源于藏文的“ར”（山羊），而“贼”，当来源于藏文的“རྩིད”，本指山羊和牛的粗硬的毛，“ར་རྩིད”在藏语中专指山羊毛，在西夏语中“ ར་རྩིད”可能兼指山羊和山羊毛。
14，兔（勒讹）。藏文为“རི་བོང”或“ཡོས་བུ”。
15、头（吴）。李文以藏文“མགོ”（头）对比，认为不同源。但藏语中“མགོ”、“དབུ”都是“头”的意思，现代藏语中“དབུ”多用于敬语，“མགོ”是普通用语，这两个词可以互换，如“མགོ་ཁྲིད”（领导）可以说成“དབུ་ཁྲིད”，而且是更尊敬的说法。“དབུ”作为“头”之义，在敦煌藏文文书和吐蕃碑刻中多次出现，所以西夏语称头为“吴”与藏语称头为“དབུ”是相同的。“དབུ”从“头”的意义引伸，又有崇高、顶上、中心、中央的意思，如吐蕃四如中的“伍如”“དབུ་རུ”即吐蕃首邑拉萨所在的中心如，“དབུ་བླ”为帝王崇奉的喇嘛、上师，“དབུ་མཛད”（翁则）为藏传佛教寺院中的引经师等，李元昊称帝时定西夏皇姓为“嵬名”，“嵬”读音为“乌”，即应是藏文“དབུ”的对音。
16，喉（光宁（合））。李文以藏文“མགྲིན་པ”（喉）对比，认为不同源。此西夏语的“光宁”，当是藏语“སྐེ་མིད”（颈喉）的对音，“མིད་པ”的古词为“མྱིད་པ”，今安多方言仍读此音。“སྐེ”受后一音节“མྱིད”的影响，读若“光” 。
17、脚（刻）。李文以“རྐང་པ”（足）对比，认为不同源。“རྐང་”在现代藏语中读若“岗”，但在西夏语中由于鼻音韵尾“ང”脱落，或者“རྐ”的元音成为鼻化元音，所以读音与“刻”相近，所以西夏语和藏语的这个词仍是同源的。
18，舌（辣（合））。李文以藏文“ལྩེ”（舌）对比，认为不同源。但藏语表示“舌”还有一个词“ལྗགས”为古词，《藏汉大辞典》把“ལྗགས”解释为“ལྩེ”的敬语形式，看来“ལྗགས”在西夏语的读音中出现下加字“ཇ”弱化或脱落现象，因此读作“ལགས”，正与汉文注音辣（合）相符。按安多方言的读音，后加字“ག”读“合”或“嘿”音。《掌中珠》的写法是在辣字的下面加一个小的“合”字，表示“合”是辅音音缀。
19，人（尼卒）。李文以藏文“མི”（人）对比，认为不同源。但藏文“མི”的古词为“མྱི་”，读音为ni，与“尼”相同，现代藏语中拉萨语读“མི”（mi），但安多方言仍普遍读作“མྱི”（ni）。西夏语的汉文注音“尼卒”并非将两字拼读，而是两个音节，“尼卒”应是藏语“མྱི་བུ”的读音，意为人、人类，如“མྱི་བུ་རིགས་བཞི”是指藏语先民的四大姓氏，此词有时又合写为“མྱིའུ”的形式，有的外国学者解释为矮人部落，并不确切。马长寿先生说川西北羌族自称为“芈”，“绵”、或“玛”，是“人”、“民”之义，与藏族自称为“བོད”不同，故吐蕃非羌（6）。但是从西夏语看，古羌语的“人”应当是“མྱི”（尼）而不是“芈”或“绵”、“玛”，此羌族之自称“芈”、“绵”、“玛"应是其先民部落的名号或姓氏。
20、血（斜）。此处李文所定的汉文注音有误，《掌中珠》是在“肉血”两字之旁注以“直斜”两个音，李文即以为“肉”的汉文注音为“直”、“血”的注音为“斜”。实际上，汉义和注音的顺序相反，注音的顺序为“血肉”，即“血”的注音为“直”，当来源于藏语的“ཁྲག”（血），“肉”的汉文注音为“斜”，“斜”的现代读音为xie，但古音读为xia，显然与藏文“ཤ”（肉）的读音相同。因此血，肉两个词西夏语和藏语都是相同的。
21、鼻（你）。此词与藏语的“སྣ”（鼻）音近。
22，耳（尼六）。李文以藏语“ཨམ་ཅོག”（耳朵）对比，认为不同源。但藏语中表示“耳”还有另一个词“རྣ”，安多方言中常用“རྣ་བ”、“རྣ་ལམ”表示耳朵，如“རྣ་ལམ་མི་འགྲོ”意为听不进去，西夏语的汉文注音“尼六”当是来源于藏语的“རྣ་ལམ”。
23，纽子（折则）。李文以藏语“ཐབ་ཆི”（纽扣）对比，认为不同源。但“ཐབ་ཆི”为藏语中的蒙古语借词，时代较晚，并且主要在拉萨方言中通用。藏语此词应是“སྒྲོ་གུ”，西夏语的汉文注音“折则”当是两字相拼，以记“སྒྲོ”的音。
24，舅舅（乙波）。李文以藏语“ཞང་པོ”（舅父）进行对比，认为不同源。但舅父在藏族先民部落和党项羌部落中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词。在吐蕃的职官中，“ཞང་བློན”表示外戚和大臣，唐蕃通婚后，吐蕃称唐为舅，因而吐蕃贵族官员的名字前方要加上“ཞང་”（唐人音译为“尚”。）西夏王朝与吐蕃相同，也十分重视外戚舅氏，外戚野利氏、没藏氏、梁氏、任氏都先后控制过朝政，杖臣梁乙埋的名字乙埋当来源于“乙波”（舅氏）。因此，如果西夏语与藏语有亲缘关系，在这个词汇上应该是同源的。我们可以从安多方言的读音来证明这一点。“ཞང་པོ”在卫藏方言和藏文书面语中读作“尚波”或“象波”，安多方言读作“央波”，口语中称舅父为“阿央”，即将“ཞང་”（shang）读作“ཡང་”（yang），西夏语中鼻音韵尾脱落，故读作yi（乙）。
不过从安多方言中没有鼻音韵尾脱落的情形看，也可能正如聂鸿音先生所说，此处的汉文注音把“央”记为“乙”，是由于宋代汉语西北方言中鼻韵尾失落而引起的。有的学者认为西夏语的鼻韵尾脱落表明西夏语与彝语、纳西语关系更密切，但是从词汇对比看，西夏语与藏语的关系更为密切。例如舅父一词在纳西语中读作əgv或əv，与西夏语不同源。
尚可举出很多实例，因篇幅关系，从略。
依据上面的分析，在李文所选的100个对比词汇中，能够指出西夏语与藏语同源的词达到60多个，占60%以上，即使这里面有若干不完全准确或错误之处，也可以认为同源词在50%以上，再考虑到所选的这100个西夏语词汇中有的明显是汉语借词，那么这个比例还要更高一些。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这种选出若干个单词来进行比较的方法，由于选词的角度不同得到的结果必然会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因此，我们拟在下面从《掌中珠-人相中》选择有关专门汇集人体器官名称的词来进行比较，以明究竟：
词义-西夏语的汉文注音-藏文
头-吴-དབུ
目-每-མིག
（头）顶-周-གཙུག
脑-郍-ཀླད་པ
“脑”的汉文注音被写作“郍”。查，《辞海》、《龙龛手镜》等中未见到此字，。疑“郍”即“冉阝”字之异写，“冉阝”字用“那”字，读音为na，藏语“ཀླད”的读音为klad（la），西夏语和藏语的这个词是相同的。
鼻-你-སྣ
舌-辣（合）-ལྗགས
齿-垂-ཚེམས
牙-个-སོ
“牙齿”在藏语中有“སོ”和“ཚེམས”两个词，一般认为“ཚེམས”指大牙，“སོ”指门牙，《藏汉大辞典》解释“ཚེམས”为“སོ”的敬语形式。此处“ཚེམས”与“垂”读音相近，“སོ”和“个”的声母差异较大，可能是用的谐音字，也可能此处西夏语用的是“ཚེམས་དཀར”（白牙）一词，以“个”对音“དཀར”。
口-烈-ཞལ
藏语中通常表示“口”的词是“ཁ”，“ཞལ”是“ཁ”的敬语形式，西夏语的“烈”当来源于藏语的“ཞལ”。
唇-没-མཆུ、མུ་ཁ
咽喉-光宁-སྐེ་མྱིད
面额-你辣- དཔྲལ
此处的西夏语“你辣”可能是汉语借词，犹如今青海汉语方言中称面孔、脸面为“脸劳”。
耳窍（耳壳）-（泥六）（尼长）-རྣ་འཕྱང
耳塞-泥六（百）-རྣ་སྤབས
“耳塞”的意义不明，疑是耳垢、耳屎之义，与藏语此词རྣ་སྤབས的读音正好相近。
头发-吴麻-དབུ་སྐྲ
此词西夏语的前一个字“吴”是源于藏语的“དབུ”，音义相符，“麻”与“སྐྲ”差别较大，可能是借用汉语的“发”字。这样，西夏语称头发为“吴麻”，可能就是一个半藏半汉的组合词。
眉毛-墨麻-སྨིན་མ
眼眶-昧夸-མིག་ཁ、མི་མཐའ
肩-翰-སོག་པ
背-萼-རྒྱབ
脊背-勿移-སྒལ་པ
腋-说-བསེ
肋-那-རྩིབ་མ
西夏语称“肋”为“那”，可能是汉语借词。
心-宁-སྙིང
命-割-སྲོག
肺-罗-གློ
胆-吃-མཁྲིས་པ
肾-勿郎-མཁལ་མ
脾-不-མཚེར
“不”字与丕字通，可读为pi，西夏语称脾为“不”，当是汉语借词。
肝-息-མཚིན་པ
西夏语称肝为“息”，当源于藏语མཚིན，西夏语读音中鼻韵尾ན脱落，读为མཚི，故注音为“息”。
腹-讹-ཕོ་བ （安多方言读ཧོ་བ）
肚-味-གསུས་པ
肚脐-讹丁ལྟེ་བ
腰-尼周-མཁལ་མ སྐེད་པ
膝-宜会- པུས་མོ
股-味-བརླ
腿-恧-རྐང་ཉྭ
“恧”字《龙龛手镜》注为女六反，《辞海》注音为nv，当是用来注“ཉྭ”的音。
（鼻）涕-那-སྣབས་སྣབས་རྟུག
在以上关于人体器官的词中，可以认为与藏语同源的词有头、目、头顶、脑、鼻、舌、齿、唇、咽喉、耳壳、耳塞、眉毛、腋、心、命、肺、胆、肝、腹、肚、脐、膝、腿、脚胫、手、骨、关节，肉、血、筋、髓、鼻涕，气，脉，身体、病、恶疮等等，占了一大半。其余的，除了几个明显的汉语借词外，是否与藏语同源，尚存疑问。更为重要的是象眉毛、肚脐、耳垢、鼻涕这样的细小部位和琐细的名词，西夏语都与藏语相同。再考虑到《掌中珠》编成时（1190年）党项羌已北迁400多年，并一直受到汉文化和汉语的强烈影响，能在其词汇中仍然保持如此多的藏语成份，这就不能不促使我们考虑党项羌的语言与藏语的关系不只是一般的“有亲缘关系”、“颇为相近”的问题，而可能在其北迁以前，其语言本身就是藏语的一种方言，而且这种方言与现在藏语中的安多方言最为接近。从语言上看，黎宗华先生提出的西夏人（党项羌）本身是羌族先民的一个分支的观点是有事实依据的。
不仅在实物名词上西夏语的词汇与藏语有很多相同，就是在抽象事物的词汇方面，汉文史籍所记载的意思明确、有西夏语读音的词中，也有些与藏语完全符合。例如《宋史-夏国传下》记载，西夏“得汉人勇者为前军，号“撞令郎”，若脆怯无他技者，迁河外耕作，或以守肃州。”这里的“撞令郎”是个西夏语词，意为前军，其实这是一个藏、汉语结合的词，“撞令”应读作“童令”，为藏语“གདོང་ལིན”的音译，“གདོང་ལེན”意为“先锋、先行者、军队的前锋”，至今藏语中仍在使用，与“前军”的意思完全符合。“郎”为汉语，意为“儿男”。又如西夏文字的创制者，按《宋史夏国传上》说，是野利仁荣，而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说是遇乞，或作约噶，吴天墀先生《西夏史稿》则认为这里的“乞”当是仡的异写，读作ge（7）。实际上“遇仡”、“约噶”都是藏文的“ཡེ་གེ”的译音，“ཡེ་གེ”即是文字、文章、书信之意。《掌中珠》的“冬习文业”中的“文”字的汉文注音写作“夷隔”，也即是藏语的“ཡེ་གེ”。再如《宋史-宋琪传》说：“灵武路自通远军入青冈峡五百里，皆蕃部熟户，向来使人，商旅经由，并在部族安泊，所求赂遗无几，谓之“打当”，亦如汉界递旅之家宿食之直也。”这里的“打当”，如用藏语来解释，即是“གདན་སྟོང”，“གདན”为坐垫，铺位，西夏语鼻韵尾ན弱化或失落（也可能是译记的汉人不记此鼻韵尾），故读作“打”，“སྟོང་”意为酬值、代价，则“གདན་སྟོང་”可说是住宿之费用，与汉文所记的意思相同。如果从藏语与西夏语的紧密关系出发，探讨西夏的职官、制度等用语，可能会使这方面的研究深入一步。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我所达哇洛智同志的帮助，谨在此致谢。
作者简介
陈庆英，著名藏学家，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原籍广东省台山县，1941年生于四川。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青海民族学院物理系，80年代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古藏文专业，师从王尧先生与东嘎·洛桑赤列等。曾任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宗教研究所所长笃。 曾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学一年。陈先生在藏文经典汉译、藏传佛教史、藏汉蒙满关系史等领域进行了开创性工作。
注释：
（1）李范文《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见他的《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9页。
西夏语来源于党项羌的语言，因之应属于西羌语言，一些语言学者经过研究，初步认为党项羌语应属于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它与今四川羌语和木雅语很类似，也和彝语、纳西语两种语言有着比较亲近的关系（2）。但是，由于西夏文在创制时仿照了汉文的构字法，将汉文的一些偏旁的形状加以改变，主要利用这些偏旁在一个方块字中的位置及不同的组合方式来表达不同的意思，文字和读音并不是紧密相关的，因而不能称为拼音文字。又由于西夏王朝灭亡后西夏人被分散到全国各地，西夏语早已消失，其文字成为无人能读的死文字，所以由西夏文书来研究党项羌的语言，至今还存在许多难以定夺的问题。
（2）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版第264-265页。
（3）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前言。
（4）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前言。
（5）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27-30页。
（6）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7）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