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在研读敦煌藏文历史文献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象雄”一词，这恐怕也是关于“象雄”一词最早的书面记载。仅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为例，其中“象雄”出现了7次，时间跨度从公元645年至公元725年，计80年，所涉及的事件包括松赞干布征服象雄、设官治理、反叛、征集料简等。粗读这些材料，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在吐蕃时期，象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实体，但是文书并没有提供象雄的具体地域，其中涉及的较小地名目前也没有完全比定，而且涉及象雄的人名也与常见的藏文有较大的差异。从敦煌藏经洞发现至今，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对“象雄”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更多的疑问也随之浮现。“象雄”作为地理概念，其究竟包含哪些地域？如何理解“象雄”的语言？“象雄”的人种、文化有什么特征？“象雄”与苯教的关系等都有待于进一步澄清。本文拟借助于新近的研究成果，对这些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以就教于方家。
一、地理概念上的象雄
在确定象雄研究的对象时，首先我们需要确定的是象雄究竟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文化概念？如果是地理概念的话，究竟涵盖哪些地区？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至少在历史上的某些阶段，象雄是有实指的。一个阶段是公元7—8世纪，这方面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敦煌藏文文书的记载，但是我们无法确定的是象雄所辖的地域，以及作为政治实体的象雄的核心区域。象雄有具体所指的另一个阶段是公元11世纪，这方面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丹珠尔》中保留的部分译跋，一是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迦波罗小注·利益弟子》的译跋说该论书是希瓦沃在“象雄地界、托林寺的金殿”中翻译完成。另外，《胜乐十三尊灌顶仪轨》和《释量论庄严注》的译跋提到这两部论书的藏译者都冠有表示其地望的象雄的头衔，其中的芒沃·绛秋协饶也是阿里人士，这说明至少在公元11世纪时期，象雄已经用来指代以托林寺为中心的阿里地区。但我们同样无法确知的是这一称谓究竟是对传统的延续，还是历史上称谓变迁所导致的结果。
除去这两个时间节点，晚近论述象雄的资料在讲到其地域所辖时，往往互有矛盾。例如，扎雅班智达的文集中谈到阿里三围时说：藏域上部普兰、芒域、桑噶为一围；李、勃律、巴尔蒂斯坦为一围；象雄、上部赤地、下部赤地为一围。绛央·钦则旺波也述及了这条资料，我们不清楚其最早的来源，但该段话的内容与我们传统所说的阿里三围非常不一样，其中提到了9个名字，象雄是其中之一，这说明象雄应该是阿里这一大的境域下的一个小境域。我们不清楚这9个名字是否就是历史上的确切地名，但大致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普兰大致就是现在的普兰县。芒域应该读作玛域，大致指的是现在的拉达克，桑噶应该是沿萨特莱杰河而下的迁德拉巴迦河谷。李一般被比定为于阗，但从此处的上下文语境看，似乎另有所指；这里的勃律指的应该是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也就是玄奘笔下的钵露罗国。根据图齐的看法，该词应该对应于玄奘在讲述迦湿弥罗时提到的当地人种讫利多，图齐进一步将该词构拟为印度的山地民族，但是我们很难理解指代民族的词如何运用到这里。无论如何，从这段描述来看，大部分地域都在克什米尔地区，说明此处的象雄也应该与这一区域有关。
在宁玛派的《普贤六界续释》中提到了世界各地的十三座重要城市，谈到象雄时说象雄的大城是无比城，根据《俱舍论释备要》的译跋，该论书是在克什米尔的无譬城翻译，这或许可以视作是象雄在克什米尔境内的一条资料。
另外的一些材料则将象雄的范围大大扩大，认为象雄亦有三围，如热敦·格桑登巴坚赞的《世界地理概说》中说里象雄距冈底斯山往西三月路程。中象雄距冈底斯山往西数日路程，城市为鬼城，这是《胜乐怛特罗》中记述的二十四圣地之一，后来被移位于克什米尔地区。这则材料相当晚近，我们并不知道作者的资料来源，如果按照作者的说法，则象雄的核心地方在传统上的大夏故地。
目前对象雄地理概念的描述多基于藏文材料，间或辅之以汉文材料，诚如图齐所言，如果象雄在历史上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实体的话，不可能不在周边的一些地区留下印记。这里所指的主要是南边的印度、西边的波斯，以及北边的于阗。可惜的是，随着波斯和于阗的伊斯兰化，这方面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资料。印度的情况也差不多，目前我们并不能找到任何直接指称象雄的文字记载。虽然如此，《摩诃婆罗多》的一段记载很值得我们重视：阿周那越过白山，通过大战，征服了树子守护的紧补罗娑之地，确定贡赋；然后带兵径赴密迹守护的哈吒噶地区，以议和的方式征服此地后，阿周那看到了最壮观的玛那莎湖和一切仙人湖；然后前往玛那莎湖，征服了周遭的乾达婆守护的哈吒噶周边地区。这段话描写的是阿周那征服北方地区的情形。在印度文化中，北方是财神的居住地，以富有财宝而著名，加上文中提到了玛那莎湖，我们一般认为这就是玛旁雍措，因此，这段文字当与阿里地区有关。文中提到的哈吒噶地区，应该就是印度文化中对这一地区的称谓，哈吒噶在梵文中有“金子”之意，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玄奘《大唐西域记》的一则记载：此国境北大雪山中，有苏伐剌拏瞿呾罗国（唐言金氏）。出上黄金，故以名焉。东西长，南北狭，即东女国也。世以女称国。夫亦为王，不知政事，丈夫唯征伐，田种而已。土宜宿麦，多畜羊、马。气候寒烈，人性躁暴。东接吐蕃国，北接于阗国，西接三波诃国。
上面提到的国家叫苏伐剌拏瞿呾罗，是以该地的特产黄金为名，虽然玄奘并未亲履其地，但是从他的叙述看，描述的也是阿里地区，甚至比阿里地区还要广袤，但是西边则仅至拉达克。该国应该就是《摩诃婆罗多》中的哈吒噶地区。《无垢光所问经》中提及的金域、金种应该也与此相关。《无垢光所问经》是与于阗相关的文献，这也促使我们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思考于阗与象雄的关系。
玄奘提到该国还有一个名称，即女国，这在《摩诃婆罗多》中也有反映：（黑天对坚战）说：“（以前在天帝城举行王祭时，我看到）诃罗胡那人、至那人、吐火罗人、信德人、伽古德人、罗摩特人、蒙达人、女国人、坦伽纳人。”
上述所引的人群大部分都位于西北印度喜马拉雅山脉周遭，因此，女国应该也在这一带地区。玄奘说法中较为难解的是关于“女国”的冠名，他说女国叫“东女国”，如果以西北印度为坐标点，东女国的称呼并不准确，由此也引发了女国位置的争论，有人亦将其比定为今日四川西部嘉绒地区，从现有材料来看，这一比定还需要更多证据的支撑。
从上面所引的材料来看，历史上象雄的地域似乎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因此我们要小心区分不同阶段象雄所指的对象的变化；此外，象雄从地理概念向文化概念演变的趋势也需要我们重视，在这一过程中，印度文化，尤其是神圣地理学的影响也需要我们考量。
二、语言概念上的象雄
与象雄紧密关联的就是象雄语，象雄语是不是一种可以明确界定的语言？如果是的话，它与藏语，以及喜马拉雅地区语言的关系又是如何？这一切也至今未有定论。日本学者认为象雄语是一种藏－缅语族的语言，流行于吐蕃建立之前的西部藏区，后来逐渐被藏语替代，直至11世纪左右彻底消亡。假设象雄语作为一种语言在历史上确实存在的话，研究的最大困难就在于一方面象雄语已经是一种死语言，另一方面则在于我们目前没有发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象雄语文献。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中，学者前前后后发现了五篇文献是用藏文转写的不知名的语言，有人认为这就是象雄语文献，如果属实，这可能是我们拥有的最完整的象雄语文献，但是有人也对此提出质疑，问题在于：在缺乏准确可靠的原典文献的情况下，如何界定目前所知的敦煌文献中的藏文转写的文献的性质和内容？
除了完整的文献而外，近些年国内外研究者又出版了一些象雄语、藏语双语对照辞书，这里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称之为《万物库藏》的所谓象雄语－藏语双语文献，学者们从这些词汇入手，大致勾勒出象雄语与西部喜马拉雅山麓的一些语言的亲缘关系。但是在从事这一工作的同时，我们同样需要小心甄别这些辞典的材料来源问题，以及如何判定其中的借词成分？
抛开别的不谈，单单“象雄”一词就引起了许多争论，迄今未有定论。这是不是一个藏语词？如果是的话，其内涵和外延如何？如果不是的话，它又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词？是借词？还是就是象雄语词汇？有人认为象雄是藏语词，没有实指，是谐音，意思就是“广袤的大地”；有人认为象雄是象雄语词汇，即“穹鸟（部落居住）之山沟”；有人认为这是藏语和象雄语的混合语，象雄的“象”为后来所加，意思就是藏文的“舅舅”，象雄的“雄”是象雄语。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目前来看，这些推想都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支持。
与象雄这个词一样，敦煌文献中记载的象雄王的名字也很难解释。有人推测可能是王室的氏族名号，就像悉补野是吐蕃雅隆部落的氏族名号一样。我们知道，传说中吞米·桑布札赴印度学习文字，遇见的婆罗门叫李敬，对这个名字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这是意译词，指的是从于阗来的有福之人，一种认为这是音译词，即书记员的意思。无论是否与于阗的李姓，或与梵文的书记员有关，该词都暗示我们应该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去考察其可能的内涵外延。
三、人种概念上的象雄
所谓的人种概念上的象雄，实际上和地理概念上的象雄紧密相关，如果我们不清楚象雄的具体所指，这个问题也就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推进。即使我们把象雄划定在以阿里为中心的周边地区，那么除了藏族的远古先民外，象雄理应包括一些小的部落群体，以及喜马拉雅山麓的一些部族。
四、文化概念上的象雄
象雄如果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我们如何界定象雄文化的核心？其与其他文化，尤其是藏族文化的联系和区别又在于哪些方面？从目前有限的研究而言，我想，象雄地区给人的印象一方面是盛产黄金，另一方面则是流行琼鸟文化。琼鸟的形象和印度文化中的迦楼罗即金翅鸟的形象有很多共通性，往往表现为鸟首、人面、带翅、有似鹰的喙，身体和上肢则为人的形象。据图齐研究，二者最大的差异在于金翅鸟在印度从来没有角，而带角的金翅鸟是藏地图像几乎一致的特征，这也使我们联想到象雄国王名字中的“具鸟角者”，不知道二者是否有内在的联系。
如果象雄流行琼鸟文化，还有一个现象需要我们解释。在印度文化背景中，金翅鸟与蛇或者龙是死对头，因此金翅鸟往往脚下踩着蛇，或者嘴里叼着蛇。而根据玄奘的记述，西北印度一带特别流行龙王的传说，迦湿弥罗以前就是一个龙池。这样两个势不两立的物种如何在广义上的象雄地域流行，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否是当地部族冲突留下的远古记忆，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
五、宗教概念上的象雄
谈到象雄的宗教，我们往往将其和苯教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象雄是否必然和苯教联系在一起，还是说我们目前只能通过苯教认识象雄？我相信是后者的成分更大一些。虽然我们常常说象雄语是苯教徒操的语言，但严格来说，并不准确，事实上象雄语是下部象雄穆族所操的语言，而该部族信奉苯教。
从前面的叙述来看，即使以今日的阿里地区作为象雄的核心区域，也可以看出该地区处在一个文明的十字路口，东边是中原文明，南边是印度文明，西边是波斯文明，北边是以于阗为代表的佛教文明，中原文明中的儒家文化起源相当早，印度文明中的佛教文化也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波斯文明中的琐罗亚斯德教约产生于公元前7世纪，佛教至少在公元初期已经传入于阗。而敦煌藏文文献记载象雄之际，阿里地区的南、西、北地区都是盛行佛教文化，这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苯教与佛教的关系、苯教与琐罗亚斯德教的关系。当然，在现有的条件下，这一问题几乎得不到突破性的进展。
六、并非结论的结论
通过上面的简述，我们可以发现，象雄这一概念非常模糊，历史上也几经变迁，面对这样一个从内涵和外延都较难把握的观念，我们如何认识象雄研究的意义？我想，这当然需要包括在藏族文明内部对象雄文化的探讨，即探讨象雄文化与藏族主体文化的互动与影响，以及象雄文化对藏族文明探源的可能性贡献；同时，我们也需要扩大自身的视野，跳出单纯的就藏族文化圈探讨象雄文化的窠臼，而在藏族文化这一大背景下探讨象雄文化与横断山脉地区、中亚地区、南亚地区宗教、历史、文化的关系，进而在可能的情况下就象雄研究在世界文明研究中的定位给予合理的解释。
在这样一个目标的指引下，我们需要反思象雄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目前我们对象雄文化的研究主要还是基于文献的研究，研究范式相对单一，且多描述性的介绍，较少有深度的剖析。近些年来，随着语言学上对象雄语与喜马拉雅山麓其他地域方言的比较，以及考古方面的新材料的发现，我们可以思考包括文献学、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多学科参与、交叉视角的研究方法，采取合作研究的方式，在具体的研究中逐渐明晰哪种方法在当下最富成效，各个参与的学科之间如何做到优势互补。相信通过这样的研究取径，我们对象雄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应该会有更明晰的认识。
作者简介:
萨尔吉，历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讲师、副教授。著作有《<究竟一乘宝性论>中的两个譬喻》、《<大智度论>中的蜫勒与毗昙》、《陀罗尼、真言及其他》、《略论<菩提道炬论>涉及的相关问题及其对西藏佛教的影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