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普拉特;博物学家;打箭炉(康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大型藏区地方史《康藏史》编纂与研究”(10&ZD11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互动下的川藏地区巴塘社会变迁研究”(14BZS091);; 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近代美国基督会在华活动与中西文化互动”(skqy201511)
摄影：觉果一、19世纪下半叶康藏地区的“闭锁性”
对19世纪的西方人来讲，打箭炉是难以进入和立足的“闭锁”之地。其闭锁性体现在康藏僧俗官民对西人入藏的极力抵制，原因有二：一是与中英关系及康藏毗邻西藏的地理位置有关。18世纪后期英国势力达到印度北部，开始积极介入西藏事务，且诱发了清廷与郭尔喀之间的战争。战后，清廷于1793年实行闭关自守的外交原则，封闭了西藏，仅建立了与尼泊尔五年一贡的朝贡关系。这一封闭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英人以武力强行打开西藏的门户。百余年的封闭养成了包括康藏在内的藏区各方势力仇视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的心理。
二是与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清廷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有关。1844年天主教士虽获准在通商口岸建教堂，但不得擅入内地，设法进入西藏和康藏的天主教士被捕后均被押解出藏区。1858年清廷与美英法等订立的《天津条约》规定天主教在内地传教合法化，天主教士随即进入打箭炉等地传教。然而藏区汉藏官僧等上层人士认识到西方人在藏区及西藏周边的活动对藏区社会安定和他们自身地位已构成严重威胁，故对其入藏坚决抵制。寺院与活佛们尤其担心传教士到来后藏民改信外来宗教，威胁寺院及僧人地位，更是公开抵制天主教士。1861—1864年驻藏办事大臣满庆三次呈交奏折，请求清廷出面阻止西方入藏。而已入康藏的天主教士也极难立足，其活动常遭阻扰。19世纪下半叶仅在巴塘就发生了四次针对天主教士的教案。1876年前在康藏活动的西方人也大多为天主教士，英人唐古巴（T. T. Cooper）是天主教士之外设法潜入康藏的极少数西方人之一。
19世纪西方列强在西藏与中国西南边疆的活动以英国人为主力，他们留下了大量入康受阻的记录。1868年首位进入康藏的英国人唐古巴乔装成汉人，企图经打箭炉前往拉萨或入滇考察商路，均被阻拦。他在时有3000余活佛的理塘寺外被僧人们“视为要么是已征服印度的白人，要么是英国派来企图吞并其家园的先驱”，遭遇仇视的目光和诅咒。然而，唐古巴的行为一开始便便激发了英帝国对康藏乃至整个中国西南边疆的觊觎，1876年订立的《中英烟台条约》所含准许英人入藏考察路线的“另议专条”的产生收到了其影响。在此之后，1877—1890年间进入康藏的西方人中以英国人居多，他们多有官方身份，主要为英帝国进行贸易考察、地理勘测以及商路开辟可行性考察等活动。但就当时条件看，清廷绝不可能得知英方的这一真实企图。因此，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说1877年出任四川总督的丁宝桢目光极其敏锐，他始终认为英国人要求入藏的动机绝非仅为游历探险，“而是为了侵略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故在此后近10年任期上坚决反对西方人入藏。虽然他于1886年去世，但其影响持续到1890年前后。
因而，1878年康藏地区的藏人十分肯定地认为英国或俄国人即将派考察团入藏。该年11月打箭炉一带不时流传着这样一支“虚构的考察团”的每一步进展的谣言，内容十分详细。关于谣言产生和传播的原因，英国学者兰姆认为，可能是每当有欧洲人快要由川接近康藏时，四川官方便会鼓励制造和传播这类谣言，用这种“微妙”的方式来暗示西方考察者的入藏之行将十分危险。除蓄意制造谣言外，另一方式则是借藏人仇视西人之由想方设法地加以阻拦。尽管丁宝桢严加管控，但1890年之前还是有少数西方考察者进入康藏且企图前往拉萨，他们受阻后转而在康藏考察或赴滇或入川，在打箭炉多有短暂停留。1877年英国军官兼地理学家吉为哩（W. Gill）等人在打箭炉逗留两周后赴滇，丁宝桢对其在途中遭遇的藏兵向其列队鸣枪示威之举极表赞同。1877年内地会传教士贾美仁（J. Cameron）在打箭炉逗留两周后入藏受阻。1879年奥匈帝国摄政义伯爵（Count Béla Széchenyi）进入打箭炉，逗留近1月，企图入藏，被丁宝桢设法阻拦于巴塘。他目睹了藏人仇外示威的情形，知难而退。此后数年间不再见西方人要求入藏探路和游历。
1878年英国驻重庆代表贝德禄（E. C. Baber）沿大渡河西行，从打听到的一条山路潜入打箭炉考察商业和交通，并将考察报告呈送给英国议会。1882年英印间谍A—K及同伴在西藏和西北地区秘密考察地理3年后潜入打箭炉，后经巴塘向西测量地理。1882－1884年间英国驻成都总领事谢立山（A. Hosie）在川考察3次，曾从打箭炉边缘经过。1889、1892年美国藏学研究先驱兼驻华外交官柔克义（W. W. Rockhill）两入打箭炉，做人类学和民族学考察并采集标本。1890年在中国采集动植物与地质标本的法国奥尔良亲王亨利（Prince Henri of Orléans）一行进入打箭炉。
总之，普拉特是在康藏僧俗官民坚决反对西方人入藏的时局下专赴打箭炉从事动植物采集活动的，这样的背景，使其采集活动不可避免会遭遇困境。
二、普拉特在打箭炉遭遇的阻扰和抵制
1887年普拉特来华，在宜昌逗留一年后前往青藏高原东缘。他和同伴两入打箭炉，均是在当地人的阻扰或抵制中设法采集的。第一次前往时为了顺利入境，他们事先剃了胡须，换上汉装，戴上假长辫，使其相貌不被留意。一到打箭炉他们便去天主教会寻求帮助，毕天荣（César Biet）主教将其安排在城内锅庄住宿。接下来普拉特面临雇用采集者的难题。当地藏族和半汉半藏血统的居民均不愿为其工作，毕主教只好找来一些本地天主教徒为其采集。普拉特第二次入打箭炉后遭遇强烈抵制，活动被迫终止。事情起因于他们在山里采集时突降暴风雪，“雷电交加，伴随冰雹和大雪”，既罕见又恐怖。时置5月，反常的恶劣气候持续了10余天。普拉特描述道：“就像加拿大的冬季，地面积雪1英尺。脚夫报信说通往打箭炉的道路已被大雪阻断。磨西面居民听采药人说山里住着个外国人，认为是外国人的到来招致恶劣的天气。”由于这场突如其来、持续数天的暴风雪，普拉特完全被“妖魔化”了，“妖魔化”流言的制造者便是那些采药人。暴风雪来临前，长年在那一带山中采药的汉人约50个，他们通常夜宿于山中一间大屋，曾和普拉特相遇，但暴风雪后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磨西面一带山村则充斥着“妖魔化”普拉特的流言蜚语，镇上居民更是“情绪激愤”。眼看就要行至磨西面镇的普拉特只得退返城里。
此时，一封急件也送到了打箭炉衙门的汉官手中。这封急件便是磨西面众多居民与消失无影的采药人联名写就的请愿书。他们认为普拉特的出现招致了恶劣天气，请求衙门立即将其驱逐出境。官府将请愿书转给毕主教，普拉特便得知这一“真相”。作为西方科学家，普拉特认为当地民众过于无知和迷信，无法理解其行为。但从打箭炉社会的角度看，当时现代科学知识尚未传入，人们无法解释奇异的自然现象，迷信盛行，当地人难以接受西方人的到来和外来奇异之事，因而普拉特被“妖魔化”在所难免。然而，从当地各方势力极力抵制西方人入藏的时情看，衙门是否借机或借百姓之手“巧妙”地阻止其采集活动呢？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历史疑团。总之，普拉特感到衙门老爷对他这个外国人毫无善意，不准他在城外长时间逗留。他原本打算整个夏天都呆在群山里，受阻后在城里无所事事，便提前离去。这便是早期打箭炉西方科学考察活动的情形及其所引发的冲突。这一文化碰撞现象反映了打箭炉社会针对西方人形成的闭锁特征。
在康藏极力抵制西方人入藏的情况下，普拉特仍坚持进入打箭炉地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博物学发展的学科需求。普拉特认为，西方探险家和博物学家在西方世界里“已几乎找不出未曾探索过的新地域”，“寻找未曾探索过的荒野之处，一年比一年困难”。虽然普拉特事先已听说中国西部出产珍稀种类蝴蝶，但总体上讲，打箭炉对西方博物学家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可以拓展西方博物学的视野。二是英国急于向中国西南边疆和西藏扩张，有认识了解当地自然及社会的迫切需要。英国在华的扩张为其本国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其科学家顺势将目光投向了西方世界之外的扩张之地。当时打箭炉恰好契合了其需求：一方面它是西方科学家的未开垦之地；另一方面打箭炉居民对博物学、动植物标本采集和制作等西方近代科学毫无了解，当地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未曾受科考影响，这一富含珍稀动植物品种的完好自然环境可谓是博物学家的“采集天堂”。普拉特的入境与采集便成为科学与迷信、汉藏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打箭炉早期相遇中的典型事件。
总之，普拉特的活动在西方强势文化与本地弱势文化的相遇中展开，康藏的闭锁性不仅是由于政治和经济侵略原因而实施的针对西人的治藏方略所导致的结果，也是弱势文化对强势异文化入侵的自我保护性反应。
三、普拉特笔下打箭炉的自然环境及其生物多样性
作为第一个深入打箭炉群山考察动植物和生态环境的英国科学家，普拉特尽管遭遇阻力，其采集活动也甚有收获。他首次以前所未有的多种形式，向世界展现了打箭炉自然环境的丰富性与多样性。19世纪后期，打箭炉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独特的自然环境与生物多样性的直观形象进入世界的视野，主要途径是大众科普与博物学研究。
（一）两次采集活动及向世界展现的打箭炉珍稀动植物
1889年7月普拉特与德国柏林博物学家克里哲朵夫（Adolf Kricheldorff） 专门去采集珍稀的君主绢蝶， 40天后离开。他们先在打箭炉西面折多塘藏村附近的高山采获君主绢蝶的系列品种和其他多种生物。当地多灰蝶，他们半天内便采获300只康定亚种灰蝶。接着他们前往打箭炉北面高山，捕获数只名贵藏马鸡，发现无法接近之处尚有百余只。此次采集引发了普拉特对打箭炉的强烈兴趣，他决定次年再去。1890年普拉特与同伴抵达打箭炉后逗留了65天。5月初他们在打箭炉东南面雪山发现大量大型杜鹃花属植物和夹杂其间的报春花以及藏马鸡，因受原始松林阻隔和当地人阻拦，被迫返回城里。5月中旬他们又在打箭炉北面高山里发现一些新的植物品种，接着在打箭炉采获20只君主绢蝶幼体与1只蝶蛹。随后普拉特雇佣14名脚夫背运设备和帐篷，在打箭炉至磨西面沿途群山中采集了一个月。那里雉鸡、血雉寻常可见，采药人常年在此采集贝母、虫草、大黄等草药。他们搭起帐篷，修建了用于烘干草纸和植物标本的木屋， 但其活动遭到磨西面居民和采药人抵制。他们被迫返回打箭炉城里，地方官不准其远行，普拉特派人出城搜寻，采回100只藏马鸡蛋。普拉特回到英国时鸡蛋孵出的幼鸡尚有5只存活。
（二）对打箭炉高山生态环境与动植物分布特点的调查
普拉特对打箭炉生态环境的地带划分是对康定自然环境的最早专业分类。他根据海拔高度，将打箭炉高山生态环境、动物与植被分布划分为四个地带：1、海拔16,000英尺之上的永久性积雪地带；2、海拔16,000—10,000英尺高地带：分布有银莲花、大黄、百合、野葱和多种杜鹃花属、报春花属、紫菀属植物，鸟（禽）类有藏马鸡、绿尾虹雉及谭卫道（David）发现的小蓝鸟；3、海拔10,000—5,000英尺高地带：分布有针叶树、醋栗树和多种杜鹃花属、茶藨子属植物及数种鸟类；4、海拔5,000英尺以下地带：主要是农作物、牧草。这一划分向世界首次展示了打箭炉生态环境的独特性与丰富性。
在科学考察的基础上，普拉特想方设法将打箭炉的自然界介绍给世界，其主要途径有三种：一是将打箭炉及周边的动植物活体与标本大批量带回欧洲。他带回英国的动物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活体珍稀动物，如喜食贝母的藏马鸡、绿尾虹雉、血雉等。除了将5只藏马鸡活鸡带回国，他还将毕主教自己饲养大并赠送给他的1只成年藏马鸡带回国。此外，他还在接近雪线高度的森林里成功捕获1只绿尾虹雉并将其带回英国，而在他之前未有西方人将活着的绿尾虹雉带回欧洲。他还收购了1只罕见的红腹角雉。这8只名贵禽类动物被他带回国后饲养在伦敦摄政公园内伦敦动物学协会所属动物园内。1896年有文章称该动物园年均参观者人数多达600万，有时会更多。1891-1895年的参观人数当不会与该数目相去太多。另一类是珍稀蝶类品种（以君主绢蝶为最）和其他西方未知的新品种。1890年他在打箭炉采集的鳞翅目昆虫新品种和新变种共计13项。除动物外，普拉特带回的植物共约700种，存于伦敦皇家植物园或丘园植物标本馆（Kew Herbarium）。今天我们在该馆网页上还能看到普拉特在打箭炉群山采集的186种植物标本目录、每份标本的具体信息以及标本图片。此外，普拉特在打箭炉受奥尔良亲王委托，将其在中国境内（含康藏）采集的420种植物、共计18个脚夫所背运的货物运往上海，随后成功地运回法国。
二是在英国皇家地理协会学术交流会上报告考察收获。1891年普拉特在英国皇家地理协会学术交流会上做了专题报告，讲述二入打箭炉的见闻、活动、珍稀动植物等详情。英国植物学家、汉学家兼清廷在上海所设海关的官员亨利（A. Henry）对其报告做了回应并对中国西部的植被及其本人在该地区的考察与采集做了补充介绍。
三是出版专著、发表论文并公布所拍摄的照片，向公众介绍考察所获。同时期英国植物学家赫姆斯利（W. B. Hemsley）介绍了普拉特在打箭炉的动植物采集与发现的植物新品种， 德国科普作家季默（D. E. Zimmer）对其采集蝴蝶的情况做了考证。在普拉特的影响下，被群山环绕、动植物异常丰富且多珍稀种类的打箭炉尤为近代西方科考者所青睐。其后他们陆续前去采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与活体，故打箭炉被西方科学界视为“采集者的天堂”，“打箭炉”是西方“自然历史上了不起的地名”。同时，皇家地理协会期刊刊载了普拉特的文章，对其打箭炉之行及专著有所介绍和评论，称“其采集丰富了自然历史的数个专业”。1893年美国地理协会图书馆购买了普拉特的专著，其影响远达美国。其书中照片则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上打箭炉群山的风貌，如高山杜鹃花、绿尾虹雉和藏马鸡的栖息地、瓦斯口山沟、磨西面的山川等。
四、打箭炉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性与文化兼容性
通常认为19世纪下半叶的康藏地区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世界，其实这个看似与外界隔绝的地区也有其开放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康藏地区具有与中国西南周边国家与地区交流往来的传统，自古以来便是我国沿海和内地连接西藏并通往越南、缅甸、尼泊尔、印度等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通道。晚清时期尼泊尔进京向中国皇帝朝贡使团也取道康藏。
其次，中国内地汉回等多民族与康藏一直有经济、商业、文化上的交往与互动；移入打箭炉的汉人渐渐增多，当地汉藏人口几乎各半，形成了汉藏文化的交融。从普拉特的记述可了解到，打箭炉处于北京至拉萨交通要道上，重要的地理位置是其开放性与文化兼容性形成的基础。普拉特不仅目睹了清廷的信使和邮差由此经过，在接近打箭炉的途中还看见交通运输的繁忙景象：大量的脚夫背着货物；烟叶、食盐、砖茶运往打箭炉，皮草、麝香、鹿角、草药等运往南方。在已到打箭炉的各路商队中，一年一次从锡金王国专程来交易的商队尤其显眼，其商队通常逗留1月，在城外绵延数里，用带来的货物换取产自雅州的砖茶。
普拉特入城后的第一印象是南来北往流动人口的汇聚：“不同种族的人混杂在一起，很奇特，把街道挤得满满的。”他又写道：“人口是亚洲各色人种的混合，藏人占大多数。”其中许多人“高大英俊、相貌彪悍”，佩戴着长枪、匕首、箭等武器。“亚洲各色人种”的说法虽较夸张，但反映了当时打箭炉各族人口互动与文化交融的盛况。
普拉特从以下几方面详细记述了当时打箭炉汉藏文化互动与交融的场景：一是百姓生活中的文化交融，可从当地人从事的职业和社交活动体现出来。他发现城里汉人一般经商和开店，藏人大多被商队雇佣。他住宿的锅庄的女主人是藏人，丈夫在拉萨担任汉藏间的翻译。他在锅庄还见到藏汉妇女的一次聚会：“旅店里有一台女性宴会，我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大约20个汉藏女子，均着最好的服饰到来。汉族女子身穿丝绸，头发抹油，双颊扑粉；藏族女子身穿深色毛织外衣和裤子，高靴至膝。他们浑身戴着金银珠宝，藏族女子的金银珠宝上还镶着绿松石和珊瑚，……聚会约在下午2点开始，他们玩到6点才散去。” 二是令汉藏百姓“无比兴奋”的赛马会。1890年普拉特逗留期间，恰逢一年一度的赛马会在跑马山上举行。6月29日清晨5点过，比赛便开始，持续了一整天。赛马会虽是藏族明正土司举办，却是当地汉藏百姓社会生活中的大事。普拉特记述道：“比赛是全年里的一大盛会，全城居民倾巢出动去观看。” 三是普拉特发现藏族人口占一半的打箭炉城内住房却多为中式，甚至南门外明正土司官寨中也有部分建筑采用了汉式的瓦屋顶。1889年他所拍摄的两张照片显示，从南向北眺望打箭炉城，房屋密集，河流穿城而过，通往县城南门的街道上铺满石板，街道两旁房屋相连。由上可见，处于南来北往交通要道的打箭炉是汉藏间的商贸中心和文化交汇处，具有包容不同文化的区域开放性，并不像某些人理解的那样完全与世隔绝。
第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游历考察过程中，普拉特还通过文字和影像的方式记录了自己及其他西方人在打箭炉的活动。普拉特留下的大量照片中，有几张照片真实地展现了打箭炉群山的风貌和西方人的活动场景：在群山环绕中，普拉特及其助手或雇工身着汉装，手持西式长枪或者捕捉蝴蝶的长网杆，其山中营地为藏式旅行帐篷，帐篷布料为汉人生产，带有蓝色刺绣图案，他们也修建了北美风格的木屋，用于烘干草纸和植物标本。这些照片反映了早期西方人进入打箭炉后，从外在形式上表现出的西方文化与藏汉文化元素的奇特结合。
对于当地天主教士的艰难生存与本土化适应，普拉特也有记录。除毕天荣主教外，他在两次考察中还见到苏利埃（Jean Soulié）、丁吉(Léonard Déjean)、牧守任（Henri Mussot, 1905年在巴塘教案中遇害）、吉瑞德(Jeridot)等多名教士。他感叹道：“所有天主教士都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我想其本国人民对他们为宗教所做牺牲几乎不了解。除住房比当地人整洁和稍好，生活方式别无二致。” 为了生存，天主教士学会了藏语与汉语，精通当地习俗，在物质和文化上尽量本土化。普拉特了解到：吉瑞德本驻巴塘，1887年巴塘教案发生后，教堂被毁，他被迫返回打箭炉。然而对教会的赔偿一直未兑现，他在东俄洛被汉军阻拦，无法重返巴塘，便在当地建起传教点。普拉特对吉瑞德的艰难生存记述道：“从其瘦弱的外表可见其生活似乎相当清贫。除这里的神父外，他已有13年没见过欧洲人了，会讲一点英语，发音很好，但称已忘记大部分英语。东俄洛与打箭炉之间也几乎无通讯方式，所有信件只得通过在两地间从事贸易往来的信徒偷偷传递。” 可见，19世纪下半叶康藏各方势力对西方人的活动极力抵制，打箭炉有一定闭锁性，但与巴塘相比，在东西方文化早期接触中，打箭炉在文化和宗教等方面比巴塘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
普拉特还记录了西方人陆续到来后临时居住的“涉外酒店”，这是当地文化兼容性的一个典型例证。西方人陆续“闯入”打箭炉，自然涉及到住宿问题。在毕天荣主教的居中介绍下，19世纪后期打箭炉城南就诞生了一家接待过数位非凡西方人士的“涉外酒店”。从普拉特等人记述中可了解到，明正土司名下的这家锅庄居住条件十分舒适。柔克义写道：“房屋宽敞、安静、整洁、舒适，在毕主教居所附近，吉为哩和麦士礼、贝德禄、摄政义等欧洲旅行家曾在此入住，旅店内可尽享一切舒适。” 普拉特与柔克义同住于此，也称房间“相当舒适”且颇感惊异：“此处居然有两个会讲英语的人住在同一屋檐下且相处数日。” 普拉特还发现途经打箭炉的商队常在那里住宿。开放的女主人甚至向他这个外国人展示自己硕大的黄金饰物等各种金银财宝。
1890年普拉特在这家锅庄住宿期间，奥尔良庄亲王一行也在这家锅庄下榻。至此，这家锅庄接待了来自5个欧美国家的数名非凡西方人，可谓康定历史上早期的一家涉外旅店，也是当地中西文化交汇与互动之缩影。毕主教在其住所设宴款待了来自西方且同住在这家锅庄的众宾客。除亲王与普拉特外，赴宴者还有亲王的同伴、法国探险家彭法乐和翻译德肯（De’Deken，蒙古地区比利时差会传教士），以及天主教士吉瑞德、丁吉、苏利埃。来自英法比3个国家8名欧洲人的聚会当为截止1890年以来康定（甚至是康藏）人数最多的一次西方人聚会，距近代西方人首次进入康藏44年。该次聚会虽有一定偶然性，但反映了在西方列强侵华侵藏的时代背景下康藏虽已采取闭锁之策，但仍无法阻止西人的渗入。
五、结语
虽然从宏观层面看，近代西方博物学家来华仰仗了西方强国的炮舰和殖民侵略活动，其科考活动是西方列强侵华的组成部分，正如范发迪（Fa-Ti Fan）所认为的：晚清英国博物学家来华采集并不断发表相关科考信息，目的在于为英帝国“提供有关中国的‘实际’与‘有用’的知识”，反映了在帝国主义背景下“认知领域野心勃勃的扩张”。 但具体到普拉特来看，尚未发现其科考活动配合英帝国侵华的直接证据。恰恰相反，普拉特的科考和见闻让我们看到了康定历史研究中未曾注意到的一些面相，这对于近代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相互认知，以及从外部地区认识康藏都有积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首先，在19世纪下半叶康藏社会坚决反对西方人入康的时代背景下，打箭炉虽有“闭锁性”，普拉特所遇抵制正是这一“闭锁性”的典型反映，但闭锁中也有开放的一面。这不仅表现于普拉特在抵制中设法进行的科考活动本身，也表现在他以多维视角、细致的记述、珍贵的照片、收集的物品等所呈现的处于汉藏结合部、文化交汇地、交通枢纽的打箭炉对外部世界的开放及其文化的兼容性。其中，各路商人前去从事的商贸活动、汉藏文化的互动与交融、天主教士长住当地的活动较为丰富地展现了这一特点。可以认为，相对于特定时期内针对西方人的闭锁性而言，开放性和文化兼容性是康定历史上更为长期和根本的特点。
其次，历史上打箭炉的独特自然环境以及丰富的珍稀动植物品种引起了西方的极大关注。普拉特之后，西方科考者不断前去采集动植物标本，打箭炉渐受近代西方科考者青睐，以至于在20世纪上半叶被西方人视为“采集者的天堂”，同时“打箭炉”这一地名在西方被认为是“自然历史上了不起的地名”。 这一现象的产生显然与进入打箭炉的首位英国博物学家普拉特的活动与影响分不开。因而，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与对康定在自然科技史上地位的评价值得引起重视。
第三，普拉特通过论著和考察报告等形式、通过将大量实物与标本带回欧洲收藏和展览等途径将打箭炉展现于当时西方人的视野中，也使打箭炉历史上自然界特有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为今人所知，这对于今天从生态（环境）史角度、从康定与世界这一更宽广的视野和时空语境来综合性地研究康定历史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第四，普拉特从“他者”视角所展现的19世纪后期打箭炉社会生活中一些生动和细微的场景、上层社会与普通百姓的众生相、汉藏西人之间的互动以及历史上一些新鲜事儿，既为康定社会生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弥补了以往史料的匮乏和单一性缺憾。如对西方旅行者临时居住的“涉外酒店”的记述，对锅庄女主人、商队旅行者、背夫、汉藏女性、山中采药者、山村居民、天主教徒等各种人物的记述，不仅让我们从中见到令人惊异的“小地方、大世界”的情形，也见识到当地汉藏文化的交融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第五，普拉特所展现的康定历史上丰富的人文信息和自然特点，对于康定及其周边地区人文生态旅游的发展等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康定历史上的珍稀动植物品种、高山生态环境、动植物分布特点、兼为临时“涉外酒店”的锅庄、城市和街道面貌、建筑风格以及汉藏风俗等方面丰富的历史记忆，对于今天康定的形象塑造和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传承，都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也表明，从近代其他西方人的论著、图片、实物等各种史料中进一步发掘有关康定的丰富历史记忆，对于研究康藏史具有重要价值。
综上所述，英国博物学家普拉特在打箭炉两次共约4个月的科考活动及其所提供独特的视角和史料，为我们展现出19世纪下半叶打箭炉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的斑斓色彩，以及这两方面所构成的鲜活、立体的地方历史形象，展现出闭锁性与开放性并存的较为深层的地方社会文化特点，对于康定地方史研究与今天康定城市的开放与开放均有积极的作用，也对我们提供了以下启示：1.在该时期康定地方史研究中当注意以前所忽略的三点：一是整体性，即应将康定视为由自然环境与人文社会两方面所构成的一个整体来研究；二是多维视角，即应注意从外部世界与西方考察者的文字记述、实物、图像等材料所构成的多种视角和视界来进行研究；三是康定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即应注意从康定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和相互联系中展开研究。2.就“一带一路”建设中城市的开发与开放等现实问题而言，可从康定自身的历史中汲取丰富的养分，从而更加丰富地展现这座城市的文化传统、底蕴、内涵和独特的魅力。（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5)。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赵艾东，博士、硕导，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欧洲研究学会英国研究分会、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学会、东亚文化交涉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海外汉学研究会会员。研究领域：欧美文化与中西文化交流史、近代中外关系史、近代中国西南边疆与康藏史、近代基督教区域史。
兼听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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