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以鲜作为“中国石刻艺术和现代诗歌”  的研究、写作的杰出专家，在百忙中拨冗畅谈了他眼中的藏文化。
       1、一提起藏域文化，在你印象里最深刻的是什么？         这也是我对藏区的最直观的认识，藏区的时间观念和汉地完全不一样：缓慢的，寂静的，透明的，也是永恒的。提及藏区，我总是想到“积雪浮云端”这样的情景，暗示的是时间的秘密，而不是空间的秘密。
        2、你是否到过藏区，你跟藏区的亲密接触在哪方面，你觉得藏区在气候、生态、文化、水资源、佛学文化对中国整体文化的意义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去过，而且是多次。藏区的气候、生态和水资源方面，对中国广袤的大陆来说，其存在的意义不言而喻。尤其是在今日的中国，内陆面临着严重生态危机的情形之下，藏区干净、澄澈的阳光、空气、大地和水，几乎成了中国最后一片净土。它是中国生态的最后堡垒，也是我们的希望和源泉所在。至于藏地佛学文化，作为世界宗教文化重要分支的藏传佛教，其博大精深的沉思哲学以及神秘恢弘的生命意识与探索，不特是对汉地经世之学的重要补充，也是人类文化的一面灿烂旗帜。如果说汉地之学更多地是向外推演及扩张，那么藏传佛教则更多的是向内冥想和挖掘，这是一种更为艰辛也更为迷人的内学。
        3、藏区的旅游、生态、农业、牧业、文化、艺术、医药、美食、互联网、人才、教育、金融、非遗、气候，你对这些课题，那一个领域比较有兴趣？请谈谈你的看法。
        我个人对藏区的文化艺术等方面更感兴趣一些。藏区的生态前面说过了，但那不是我个人的兴趣所在，我还是更喜欢藏地的文化艺术。它是唯一的，具有强烈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在这种地域文化之中，又融入了世界性，甚至彰显了人类的本质，这是十分难得的。
        4、就你目前所涉猎的情况，请你从个人或你专业（事业）角度，谈谈你看到的藏文化最优秀的内容是什么？
        藏区的文化艺术都吸引着我，比如藏区的石刻艺术我就比较感兴趣，当然唐卡和金铜造像也很喜欢。石刻艺术方面，西藏的石刻艺术相我于内地来说，虽然时代略晚，但却保存着独特的多文化风貌以及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有两件石刻艺术给我印象深刻：一件是唐代显庆三年（公元658年）的《大唐天竺使出铭》，另一件是年唐代长庆三年（公元823）的《唐蕃会盟碑》，两者相距165年。《唐蕃会盟碑》知道的比较多，这儿不细说。《大唐天竺使出铭》知道的人相对较少，却十分重要，这件石刻也是目前所知藏区最早的，并且有明确纪年的一件重要石刻艺术。这一年的内陆地区也出现了很多铭刻，似乎是为了呼应藏区的这件石刻艺术：从这年二月一日开始，龙门造像又有新工程启动；五月，遣使访吐火罗等国之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画图以进后史官，撰成《西域图志》；陕西刻成著名的《李靖碑》。这年九月十五日，四川广元千佛崖第四龛造像题记刻成。这年十一月，僧道入宫论对。也是在这一年，尉迟恭墓石刻落成、山东济南神通寺千佛崖造像刻成等。本年度汉地最重要的石刻当数西安地区的《道德寺碑》，又称《道德阿弥陀像石碑》，全称《大唐京师道德寺故禅师大法师之碑》，系是年十善尼姑为其师母善惠和玄懿所立，碑文记述善惠和玄懿在隋宮中的活动等生平事迹。这显示出善、玄二人与隋帝的密切关系和道德寺要地位。此碑1950年出土于西安西郊梁家庄，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碑额篆刻“道德阿弥陀像”六字，字下为造像龛，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没有力士。由此可知，天王护持的主尊是阿弥陀佛。此碑的背景是京城长安的佛教高层，而非一般民众信徒。由此可知为阿弥陀佛配置天王像并未违背中国佛教上层对西方净土教义的理解。此碑建成三年后，龙门石窟天王像中最早有纪年的韩氏洞始出现。碰巧的是，韩氏洞的主尊也是阿弥陀佛。可知两京造像之密切关系，亦为我们确认一批有天王像的洞窟之主尊是否为阿弥陀佛（如潜溪寺、敬善寺等）排除了观念上的障碍。此碑的碑阴其上部浮雕莲花龛以及五尊佛像两个侍卫；中部浮雕一尊香炉、两头蹲坐在炉边的守炉异兽，线刻四名侍女；下部线刻道德寺的善惠尼姑和玄懿尼姑，以及依次排列的她们的20个弟子，人物造型生动，雕刻栩栩如生。
       藏区《大唐天竺使出铭》的发现是上个世纪九十代的事，由我的四川大学同事，考古学家霍巍、李永宪等人发现：1994初，由西藏自治区文管会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组成的考察队，在西藏西南部中尼边境的吉隆县（旧名宗喀）境内发现唐初摩崖石碑《大唐天竺使出铭》，此事应该称得上一次重大的藏区考古发现。石碑具体位于吉隆县城以北约4.5公里处的阿瓦呷英山口山崖上，石碑所在地海拔高4130米，是西藏目前所见地理位置最高的一处碑刻。镌刻面上宽81.5厘米，下端因修建水渠时破坏，现残高53 厘米。碑额篆书阳文一行七字“大唐天竺使出铭”，碑文残存阴刻汉字楷书24行，满行估计原有30-40字左右，共残存220字左右。上端无缺字，下端损坏严重，多已漫漶不清。据碑文可知此碑刻于高宗显庆三年，比现存于西藏拉萨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早出165年，是迄今为止在西藏高原所发现的汉文石刻碑铭中年代最早者，极具学术研究价值。《大唐天竺使出铭》碑文，内容记载唐代使节王玄策率刘嘉宾、贺守一等人出使天竺，经小杨同（小羊同）等路过吉隆，并于此勒石记功等事。据两《唐书》（吐蕃传）等文献载，洛阳人王玄策于唐初贞观十七年至龙朔元年（643—661年）间，曾三次出使印度。唐人道世在《法苑珠林》中引《王玄策行记》说，王玄策在出使印度途中，曾刻有多处碑铭，如刻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二十二日的《耆阁崛山铭》及同年三月十四日所刻的《摩诃菩提寺碑》等，可惜上述碑铭均已毁佚。《大唐天竺使出铭》是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时所刻，也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有关王玄策出使印度的碑铭实物，对于研究唐初中印交流关系史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弥足珍贵。
        5、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文化现象，藏区女孩的名字中，有两个极其高频率的词语，一个是拉姆，一个是卓玛，尤其是“卓玛”二字，比如歌手“降央卓玛”“才旦卓玛”“琼英卓玛”，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文化现象？
       我知道拉姆是仙女，卓玛就是度母或救度母，相当于内地的观音菩萨。这个当然与藏传佛教的度母信仰相关，也与藏区的女性神祗崇拜相关。就我所知，藏传佛教中，有很多度母的化身，比较著名的是绿度母，还有白度母等，她们在唐卡和金铜造像中均有大量表现：面容姣好，身姿秀美，手印婉转，充满了女性尤其是母性之美。藏传佛教还有十一面观音，和汉地的观音三十二相（化身）不同，是一个观音有十一张面容。我曾写过一首名叫《十一面观音》的诗，但写的是汉地三十二观音中的十一种观音，其中一首写的是“持经观音”：        6、你自己的生活跟藏区的人物、产业、或禅修等有什么实际的交集吗，谈谈你的故事或感受。
       我有很多藏区朋友，包括现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区政府主席、党组书记的齐扎拉（相识于差不多二十年前年的香格里拉）。但是，我觉得我与藏区的联系更多地来自精神和想象力。
        7、在现代化发展中，从你的领域出发，你感觉最深的，藏区哪些方面需要大力改进，如果可以请提出你的建议。
        教育，就总的情形来说，藏区的教育仍然落后于汉地。其次，我希望藏区文化能在为人类灵魂提供滋养的同时，也能更多地从文学艺术（如音乐绘画诗歌）、科学技术层面（如医学天文学）带来福祉。高寒地带是涌现杰出思想家、诗人、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地方。
       8、在你的专业研究或行业未来发展方面，你对藏区的什么，最感兴趣，有什么想法和计划？
       有机会写一本《藏地石刻艺术研究》之类的。
       9、从你的专业角度，你是否会关注藏区在这个领域的现状、发展，你自己是否希望有机会参与进去？
       关于藏地石刻艺术研究方面，目前还没有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问世，好像也没有相关的具有规模的计划推进。我的研究更多地喜欢有个人温度的研究方式，不太喜欢集团军冲锋式的热闹。
       10、从你专业的角度，你对藏区同仁，或者汉地研究这个领域的同仁，有什么建议？
       互通有无，协同调查，资源共享，独立研究。
       11、藏人网会陆续请一些名人参加藏文化研究发展活动，届时你是否有兴趣参与？
       主要看时间，如果时间没有冲突，一定来参加。谢谢！
       大咖简介
       向以鲜，现居成都，诗人，四川大学教授。著有学术专著《超越江湖的诗人》、《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诗集“我的”三部曲（《我的孔子》《我的发音》《我的聂家岩》）、《唐诗弥撒曲》、《观物》及长篇历史剧《花木兰传奇》等。诗作获《诗歌报》首届探索诗大赛特等奖、天铎诗歌奖、纳通国际儒学奖、四川文学奖、《成都商报》中国年度诗人奖、首届杨万里诗歌奖、《星星》年度诗人提名奖、李白杯诗歌奖等。作品收入海內外多种诗歌选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同仁先后创立《红旗》《王朝》《象罔》等民间诗刊。
       邮箱：yesno66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