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月，喇嘛在用手机通话，享受通讯时代的便捷。

西藏不是一天被发掘出来的，当年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如一门重炮唤醒了画家的激情，纷纷背上画架渴望再现这片圣土的一草一木。现在美院的学生们，都少不了要去西藏再上写生这门必修课。当年韩红一个高亢的尾音，四座皆惊，第一次让人知道原来藏族曲调与流行的结合可以如此美妙。于是，大批音乐人千里迢迢远赴西藏采风，盼望着给自己日益枯竭的灵感里注入一些新鲜曲调。摄影师们发现西藏蓝得令人吃惊的天空，不约而同地扛上几十公斤重的摄像器材，恨不得把沿途的一粒砂石都刻印在胶片上，结果却发现，千篇一律，如有雷同，不属巧合。
但是西藏还是被艺术家们以各种途径带出去了，被讲情调的小资们发现，眼前一亮，如获至宝，呼朋唤友就往西去。或许是天然壮阔的美景，或许是路途艰难的挑战，或许是被磕长头的藏民感动，一批又一批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怀着朝圣般的冒险心情来到西藏，来寻求心灵的渴望和净化。
　当西藏得到越来越多推崇和景仰，集中到雪山高原的目光越来越多，西藏开始火了。商家们怎肯放弃这样好的商机，于是，各种作秀活动纷纷出动。但是，西藏总还与别处不同，太显摆容易亵渎净土，于是模特们打着美的旗号，企业家们瞄准登山的势头，对西藏启动了新一轮的开发。
　从艺术家、普通人到企业家，西藏经历了从冷到热的冰火三重天，不同的人怀着不同的心境，造访这片香巴拉圣土，藏民说香巴拉，其意为天堂。

2004年5月，大昭寺前，信徒们正在点酥油灯祝福。

第一波：艺术家的西藏

美术工作者、作家巴荒：荒原的可怕，其实都是人想象出来的

　巴荒，是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独闯西藏阿里无人区的女艺术家。她在1987—1988年中，4次进出西藏高原，3次独行西藏阿里，跨越无人区。
　巴荒说，最初她并不是有意要一个人去的，只是等待的时间太长了。1986年就打算进藏，当时作为报社执行编辑的她，接触到了阿里古格王朝遗址，荒原的力量极大地触动了她。同年，为了采访一个准备登山的画家，她也跑去做了登山训练，结果那个画家自己却放弃了，“这让我很生气，”巴荒说，“我觉得这些艺术家和我理想中的有一定差距。这就触动了我一定要自己去体验西藏的决心。1987年，我觉得不能再等了，阿里那个地方似乎一直在冥冥中召唤我，让我去寻觅它。”
　巴荒学美术出身，她坦言，西藏文化对她的美术理念影响非常大，去前和回来后她的画判若两人：“早年我的风格是平面、装饰、唯美的，虽然没有特意粉饰，但却是很空灵、很流畅、很透的，回来以后风格就变得厚重了，喜欢壮大或者粗砺的东西。西藏的自然力量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它里面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和哲学精神。”
　1980年代末，西藏还不具备任何可以让女性徒步穿越的条件，当巴荒决定一个人穿越阿里无人区时，她的朋友都认为她不要命了。“我在拉萨待了一个星期，讨论去不去阿里，所有画画的朋友都劝我不要去，好像我精神不正常。那个地方，车都走不了，也听说以前藏区发生过抢亲的事，也有女人遭遇过不幸，但是我并没有遇上特别惊险的事故，都是虚惊。当我第一次在荒原上遇上一个藏族汉子，我血液简直都要凝固了，我又不愿意逃跑，所以硬着头皮向他迎面走去，到相隔一米远的时候，两人都站住了，那个汉子对我咧嘴一笑，当时我就被那种纯朴和善良所打动了，荒原的可怕，其实都是人想象出来的。 ”
　1987年至1988年，巴荒在日喀则地区做美术教师，给当地的藏族孩子教美术。当时从北京带了一些教材过去，后来都不适用，巴荒发现那些孩子完全没有任何美术基础，要从最简单的开始讲起，后来她自己现编了教材，把学生当幼儿开始带，教他们她自己小时候学的纸手工，叠小马、叠小炉子、叠小鸽子，引起了藏族学生的兴趣，然后再教他们画素描、认识光线。画素描的教具没有，她从北京买了纸板和小刀自己动手做了一些几何形，如果从北京买一个石膏体带过去，价格很贵也容易打烂。所以她也用纸板来做。“我还搜集了很多当地的吉祥图案，比如日、月、火等，画在黑板上，概括为一种符号，学生对这些本民族的东西非常敏感，接受非常快，他们虽然从零开始，但进步神速。后来我又教他们剪纸，很多当年的剪纸作业我到现在还保留着，舍不得扔。”她惊讶于藏族孩子对美术的天分。
　“最初我去西藏的时候并没有想得特别深远，但是等我回来开始整理资料出书时，我已经非常明确了，就是告诉别人：我有话要说，不仅仅是西藏本身的美景和文化，也有我自己的感悟。”她为此一丝不苟地在不足两平米的卫生间里做暗房冲印，清理大量的文图资料，为了查证一张图片的考据内容走访专家学者甚至喇嘛活佛，为了落实一段文字翻阅成摞的书籍，在字里行间斟酌再斟酌，为一个字的大小、字距宽窄和排版小姐较劲儿。
　“我并不想把西藏美化成一个纤尘不染的地方，但是它确实能成为精神上、意义上的符号和象征。”

2004年10月，喇嘛吹响法螺开始每天早晨的宗教仪式。

歌手韩红：把西藏音乐搬上格莱美

“我本身是藏族，小时候听得最多的是妈妈唱藏歌。”韩红的母亲是藏族著名歌手卓玛，《北京的金山上》的原唱者，父亲是北京人，韩红现在总以身为西藏的女儿而骄傲。她称“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言语中，透露出对这片土地的倾心热爱。
“不要老看见西藏落后贫穷的那一面，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有它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多年来，韩红一直致力于西藏的公益事业，她更愿意自己被称呼为“音乐工作者”，而非艺人与明星。虽然近年来拉萨的迅速发展被人质疑会破坏旧有风貌，但韩红还是认为，藏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让她由衷感到高兴：“之前人们都说西藏是‘白天看庙，晚上睡觉’，现在你能够在拉萨很多地方听到正宗藏戏，听到来自西藏各个不同地方的音乐。西藏这两年的文化推广做得很好，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在一些大的商场里也能够买到很多名牌，比如Nike与adidas。拉萨现在也有了立交桥，也有二环、三环和高速公路，现在从机场到拉萨只需要40分钟，原来要走l小时40分钟。在高速路拉萨方向的入口做了一个浓郁的藏族风味城门，让人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希望，也丰富多彩的城市。”
从开始踏上唱歌这条路，韩红就一直在写西藏的音乐，她说，她的企图只有一个，就是把西藏的民族音乐，用最现代的传播方式、最现代的编曲方式把它们搬上舞台，甚至搬上格莱美，这是她多年的一个梦想。“尽管在走这条路的过程中很多人挤兑过我，说韩红应该是个民族歌手，不应该走流行乐的路，我就送他两个字：扯淡!因为曾经有一句话‘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如果你去学欧美的R&B、HipHop、Jazz，这都是人家的，不是我们的。我不仅要做西藏的民族音乐，我还要做全国56个民族的音乐，这些才是最精粹的文化，这才是属于中国的东西。可能西藏本土的音乐影响力上来说，还是和内地有差距的。如果让他们听一听更多风格的音乐，可能他们也会有改变。西藏其实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有很多歌唱家唱得可能比我好一万倍，但他们听的、看的可能不如我们多，仅仅是这点差距而已，从天赋上来讲他们应该胜过我。所以我想从我做起，用本民族和世界接轨的方式，把藏族文化搬上银幕和舞台。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能在西藏有一个我自己的音乐学院，可以让藏族艺术家们知道更多的东西，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韩红用“香巴拉并不遥远”这句话形容她心里的西藏：“人们总觉得它神秘而高远，作为一个西藏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伸手就可以摸到的，永远值得我信赖和依靠的家。”

2005,在东部流行的大篷车艺术团已经深入到了西藏深处。

作家马原，西藏更像我的故乡

“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耸人听闻。”在小说中，马原如是说。
1985年，一篇叫做《冈底斯的诱惑》的中篇小说，发表于《上海文学》上。里面的几个小故事和它讲故事的方式，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有些天马行空耸人听闻。正是这篇描写藏民原生态的小说，为其作者汉人马原奠定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无可动摇的地位。
在马原的眼里，西藏永远是一个特殊的情境，他说“西藏更像我的故乡”。马原笃定地说：“在西藏待过几年的人都愿意把它当作故乡，只要在那里待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它就会让你有一种精神故乡的感觉。”正是怀着这种对故乡的向往，大学毕业之后，马原义无反顾地去了西藏。把西藏作故乡，把漂泊当生活，一待就是7年。
在《冈底斯的诱惑》中，故事的主线一一—位进藏30多年的汉人老作家说：“我在西藏度过了多半辈子，但还不能算是这里的人，因为我不能像他们一样理解生活。他们本身的生活整个是一个神话时代。”人都会知道，这正是马原心底里最想说的。
无可避免的．马原又提到了拉萨的八廓街。那时马原，一天差不多要去逛五六次。他说今天的八廓街少了太多过去的味道，以前会有一些一直在角落里的商人，总能搞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可现在好东西已经越来越少了。他的八廓街，已经永远地变成了梦里的八廓街，从当初出人意料地选择离开时起，一切就已经无法更改了。
直到现在，每隔两三年，马原都还要像回故乡一样，回拉萨看看。他早已不是原先那个意气风发的大学生，用出人意料的叙事方式震惊文坛，而他眼里西藏也不再是那么干净纯粹的西藏，简陋的商铺，满街的白瓷砖，廉价的服装，烧烤和娱乐场所，拉萨开始变得乌烟瘴气。
当时的西藏集结了许多理想主义者，用现在的说法，文艺青年。这些文艺青年中，有画家、有诗人、有小说家，还有马原当时的妻子一一女作家皮皮。这一大批热血青年在西藏生活的原生态也正是通过马原的笔被记录下来被传播开去。
和现在许许多多西藏的描述者们不—样，马原的作品绝少涉猎西藏特殊的风土人情，你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猎奇到的永远都不是风景，而是人性。和现在那些把西藏游记化的写手相比，马原的西藏更加人性化，他写的实际上是一个特殊群体在一个特殊场景下特殊的青春经历。
马原说，其实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对西藏有着极大的冲动，在中国的版图上，那里距离他所在的城市最远，“远方就是一切”。人在上海的马原，心里还是在惦念着他远方的—切，惦念着他的拉萨和他的八廓街，和那些他留在八廓街的青葱岁月。

2005年，在西藏比较大的寺院里，太阳能设备已经成为僧侣获取能源的主要工具。

摄影评论家刘树勇：西藏与摄影何干?

伴随1990年代初兴起的西藏旅游热，摄影师们也前赴后继，络绎不绝。如果说，世界上哪个地方相机密度最大，拉萨应算其中之一，每将近百万人到那里，不带相机的，除了信众，寥寥可数。
说起来，摄影师并非全力猎奇而去，有的是因为想研究藏文化，云南、甘肃、贵州的藏区都走了个遍才最终到了西藏。有的是因为喜欢那里的民风，一年总有一次约会，在那走走看看停停，不为拍人，只为随心。有的去了也就去了，就像去普通的一个陌生地方，去了，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走了。当中更有人去那里，与藏人一起生活几年，拍出至朴至真之片。
只不过，太多的摄影师喜欢不远千里，携带几十公斤重的各种摄影器材，然后拍出看起来美轮美奂却千篇一律的图片，又或是过客般表现一派奇风异俗的图片。北京的摄影评论家刘树勇对此行为颇看不过，一文《你老去西藏干什么》引出不少非议，他却依然不为所动，就像他当初写《中国摄影界的四种病》，四年来几大摄影专刊不敢登，现在他借助网络博客的力量倒是更敢言了。
“严格意义上我不算去过西藏，只是1995年呆了半个月，要说去过西藏，至少应该呆半年以上。我当时拍得很少，并没有特别感觉。关于西藏的图片，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以前的《人民画报》。尽管那些图片带有政治宣传的意味，意识形态较强，如宣扬军民鱼水情、藏奴解放的欢乐、医疗队进藏等，与西藏本身没多大关系。另外孙明经在民国时期、解放初期拍的西康作品，也很扎实。而现在大多数表现所谓西藏风情的作品，其实只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偏偏又喜欢高举艺术创作的牌子。”
“西藏不是你去一次两次就能深入的。确实我认识的摄影师当中有去西藏后精神状态改变很多。汉族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去到那里，看到虔诚的信徒会挺震撼。但有所触动和了解是两回事。有的人恰恰是因为不了解而改变。就像人偶尔去教堂，听听弥撒、唱诗班，顿时会心生敬畏。住西藏时，也许会觉得人应该过简朴一点的生活，可是真正让他们在那生活一辈子就不乐意了。”
“其实，拍什么题材不重要，拍成什么才重要。我反对的是附加给图片的过度解读。摄影师应该更关心与自己身边关系密切的事物。很多图片，做地理教科书的风光配图很好，但不要扯上什么艺术。国外摄影师拍的西藏，像美国《国家地理》、德国《国家地理》都差不多。摄影师要有自己的尺度，要保持警惕心。”
摄影师来了，又去了。狂热的是自己的心，无关艺术，也不关西藏。

第二波：旅游者的西藏

朝圣者们又踏上了漫漫旅途。藏民们完成一次朝圣之旅，有时甚至需要十年时间。

导游刘磊：大部分游客都是走马观花

今年是刘磊带川藏游的第7个年头。2000年到2002年，外宾比较多，他走的特种线路就比较多，所谓特种线路，就是探险之旅，比如攀登珠峰，在阿里地区徒步、越野、野外露营等等。近两年，内地游客逐年增多，刘磊带的常规线路就多起来，在西藏的几个大城市游览一下。他说，特种线路通常都是针对外宾开办的，内地游客很多身体都没这个能耐，而且特种游费用也比较高。
西藏的自然条件和交通道路都不好，导游本身工作也有危险性。刘磊是汉族人，2000年从四川过来。刚开始带探险游，海拔平均4000米以上，幸亏他身体好，差不多到海拔6400米才出现轻微的高原反应，而内地游客很少能吃得起这种苦。
在西藏很多地方没有手机信号，游客身体不适，也只能在当地乡村医院就诊，或者就吸几口随身带的压缩氧气瓶。所以常规线路的海拔都设定在海拔3000-4000米左右，主要是拉萨、藏地江南林芝、日喀则和藏北纳木错地区等。
“现在来西藏的，什么年龄段都有，这个季节一般是因公出差，然后顺便玩一下。很多中年游客都是全国各地都走遍了，港澳台也去过了，来了个心愿。多次进藏的年轻背包客多一些。”
算一下，西藏旅游比去其他地方旅游价格确实要高不少，比起其他地方，西藏条件相对落后很多。以前航线也是垄断的，机票不打折的话单程1590元，来回差不多3200元。
“但今年7月火车通了，加上其他航空公司进来，票价就会降低，人流量就肯定会增大。内地游客主要是对这里的自然风光感兴趣，也会对当地宗教有点兴趣，还有就是来了个心愿。大部分都是走马观花。”另外，他也提到，青藏铁路开通之后会有专门供游客下车拍照的停车点，这和国内其他铁路都不一样，到时北京上海是每天都开，广州隔天开，时间都定在白天穿过风景区。
“游客增多了，肯定会带来污染，这只能靠一些环保宣传，西藏是规定不能用塑料袋的。旅游现在已经是西藏的支柱产业了，对我来说就是第二故乡。”

西藏志愿者孟子为：开始相信灵魂与转世

“人的一生。谁都说不定会遇到什么、走怎样的路、出怎样的事、唱怎样的歌、写怎样的文字……然而，我知道我的一生。”孟子为说，是神的召唤，让他走到了世界的最高地。
生于1959年时的大西北，插过队，到北京上了大学，后来回到兰州。辗转于电台和电视台之间，直到去了西北师大教书，所有人都以为他的生活就这样安定下来了，可谁也不会想到，38岁的他，被神召唤去了西藏。
孟子为是自愿报名的，但与妻子、女儿和朋友分别时，他还是没能抑制住眼泪，他这才明白，在估量自己内心的坚强时犯了错误。于是，当1997年10月6日上午11点左右，送走了到贡嘎机场迎接他的藏族兄弟之后，坐在药王山下空荡荡的一间暂时属于他的房子里，他又流出了泪。
房子的门朝北开，台阶下有一棵柳树，与不远处的另一棵柳树参差着挡住了远处，中间的一处空隙却刚好可以看见红山上屹立的布达拉宫。钴蓝的天空下，婴儿微笑一样纯洁的白云在飘动，阳光灿烂，金顶辉煌，宫房檐上布帘涌浪似的向西向东鼓胀着飞扬……这是孟子为到西藏后看到的第一幅图画，他说，那时心里就决定以后不再去想那些俗气的、那些物质的、那些阴暗的，只希望亲人朋友过得都好，就足够了。一切似乎命中注定的一样，孟子为就这样一个人在拉萨安下家来，一住就是3年。
3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是这3年带给孟子为的却是整个人生观的改变。没有电视、电话，更没有应付与应酬，过滤了的世界，无比明净而清新，孟子为开始沉浸于其中，也开始相信灵魂，相信转世。他说：“到西藏不受宗教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在西藏以外的地方，很多人不会对灵魂、对转世有一点兴趣，可到了西藏就不会不考虑这个问题，当你看到那些宗教方面的书，看到那些宗教法则，看到喇嘛们很平静的样子，就会自然而然地相信还会有来世。“在西藏3年，我已经对灵魂转世的问题很坚定了，我认为人一定有灵魂，而灵魂一定会转世。我还很想做一些公德，想去阿里洗个澡，洗去我的罪孽，想向庙里捐些钱，希望来世还会有钱。”
在孟子为的眼里，西藏生活着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尽管有人家穷到给他100块钱，他就会把全部家当都卖给你，可是幸福快乐之于他们并非仅仅是物质上的，他们更在乎灵魂。
“他们每天都去烧香，去点灯，去供佛，这样心中就有了依靠，面对死亡，就会比我们坦然得多，他们相信，死亡就是到极乐世界去，会有神灵庇佑，他们相信这辈子供了那么多佛，点了那么多灯，念了那么多经，是一定会有善终的。而这些恰是我们所最缺少的。”孟子为感慨道，“我们现在有车开有居住，每天在饭馆里吃饭，可我们的心没有依靠，是孤零零的，至于死了以后该到哪去我们就茫然了，这是非常痛苦的。”
离开西藏7年了，但关于灵魂转世的笃定却始终没有改变，这种信仰使他的生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平静。他说其实一直计划再回到西藏去看看，可是听了很多朋友带回来的消息，听到藏族孩子都不会说藏语了，听到西藏妇女在参加北京世界妇女大会时发言说“要川妹子还我丈夫”，听到据说广州有的休闲娱乐场所拉萨也都有了时，孟子为在犹豫，究竟还要不要走这一趟。
心里依稀还是那片蓝天白云，飘扬的经幡，和那些干净纯粹的笑脸，孟子为希望外面的世界不要再去打扰他们了，给他们带去美丽的衣裳和现代化的物质已经足够，如果打破了他们心里的平静和对宗教的虔诚，那就是莫大的罪过。

第三波：企业家的西藏

搜狐总裁张朝阳：秀到珠穆朗玛

2005年7月17日，张朝阳率领一支由世界小姐冠军、两岸三地影视明星及知名企业家组成的百人“美女野兽登山队”，从北京启程前往拉萨，奔赴海拔6026米的西藏启孜峰，以登山来为搜狐主打的搜索服务“搜狗”造势。为了这次能够登顶启孜峰，张朝阳说他进行了长时间、大强度的身体训练。除了每天坚持跑步，每周还会一头扎到京郊山里来一两回实地锻炼。相比其他队员，作为组织者的他要保证如此庞大的队伍在近10天的活动中万无一失，投入的体力可能比登顶还要大。
张朝阳的第一次真正登山，是和王石、刘建爬了海拔5000米左右的四姑娘山。2003年，中国登山协会和中央电视台为纪念人类登顶珠峰50年，组织大规模的登珠峰活动，王石再次邀他参加。后来因为资金短缺，搜狐阴差阳错地成为赞助商，成就了“彩信上珠峰”，也让大众知道了张朝阳的新爱好，看到了他身着厚重的登山装备，与雪山帐篷为伴的情景。那次张朝阳的成绩是6666米。当年10月，他还以私人身份登顶了海拔5400米的云南哈巴雪山。
玩滑板、拍写真、登雪山……张朝阳对种种作秀活动乐此不疲，也丝毫不避讳人们的谈论。“作秀没什么不好”，对他来说事实的确如此。“作秀”不但让他一跃成为尽人皆知的明星级人物，也让搜狐节省了难以计数的广告费用，可谓名利双收。
与王石、王秋杨不同的是，这次的西藏登山对张朝阳来说也已经不是纯粹的爱好那么简单，他说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造势的机会。在登山活动中还穿插了慈善拍卖的环节，因为他觉得“作秀和慈善没有什么矛盾”。
登山从挑战自我，征服巅峰一跃成为商业活动的名利场，世界海拔最高的西藏自是不能幸免，电视直播、网页滚动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名人企业家们的“光辉形象”，西藏和珠峰，只是作为背景出现。在2003年的3次经典登山活动中的赞助分别是：珠穆朗玛峰攀登，约255万元；云南哈巴登山活动，300余万元；双南攀登，约200万元。合计接近900万元，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以往9年的总和。就如同有人概括得出：“登山热”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

登山家王勇峰：没必要拿登山作秀

登雪山的老板不止王石一个，还有张朝阳。对于名人登山是作秀的看法，多次参加民间登山活动的国家登山队队长王勇峰也不尽认同：“真要作秀也没必要拿登山作秀，多辛苦、多危险啊。”王勇峰认为，这些业余爱好者的成果对于职业队员来说也很不错了，比如今典执行总裁王秋杨，她是第一位徒步到达北极点的中国女性。
1999年6月23日，王勇峰站在查亚峰上说：七大洲的目标终于完成了。至此，历经11年，他与队友李致新终于完成了攀登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壮举。同样是在这一年，社会毫无征兆地突然对登山这项极度体验的户外活动爆发了浓厚的兴趣，大面积的民间登山爱好者涌现出来。也是在这一年，万科董事长王石抛开了公司所有业务，开始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登山活动中。
除了挑战极限的危险性与困难性，登山也是件高消费大投入的运动。对于1999年突然爆发的“登山热”，王勇峰很难说出具体导火索，但他认为这无疑与“国家经济强劲的增长有关”。目前中国业余登山爱好者收入都处于白领以上阶层，商业登山一套普通装备就要上万元，好的训练和教练花费也都不菲。王勇峰的极度体验俱乐部目前组织的远征活动中，攀登珠峰每个人需要二三十万元，如果去南北极，则要三四十万元不等。
奢侈的登山活动参与者中，也有大学生这么一个特殊群体。相比企业家，他们获得的资金极为有限，登山中开销也很节俭。“学生登山当然代表民族精神，他们满腔热忱，可以鼓励学生去参与探险体验，但不能把这种行为当做挑战极限的形式”，王勇峰认为，有足够的资金才能有高的安全系数，好的装备、好的教练、有力的后期保障都必不可少，只有商业登山越来越成熟，才能使登山运动良性发展，“毕竟生命最可贵”。
从1999年起，王勇峰及他的同伴们一直探索着商业登山的良好模式，极度体验俱乐部每年会组织一些徒步穿越、攀岩培训和远征活动，今年计划的有新疆7500米的木孜塔格峰、四川的二姑娘山等。他对民间登山的前景很看好，“只要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登山爱好者人数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