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世纪中叶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西方列强为染指中国领土西藏费尽了心思。英国、俄国、美国等国更是派遣了大量间谍潜入这片雪域高原，为实现自己的野心收集情报。《布达拉宫上空的谍影》，全景式地展现1774-1949年间外国间谍在西藏的秘密活动。
孟加拉总督派“西藏通”来华探路
160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抵达印度西海岸，开始了大英帝国征服亚洲的计划。随着整个印度的陷落，英国殖民者又将罪恶的目光投向了喜马拉雅山麓另一边的中国领土——西藏。
1768年2月16日，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给当时的孟加拉总督发文称：“我们希望你竭尽所能获取有关西藏、拉萨和中国西部的情报。”
1774年，沃伦·黑斯廷斯接任孟加拉总督，此时正逢西藏藩属不丹与孟加拉土邦库赤·贝哈尔发生冲突，黑斯廷斯派军队介入冲突。同年，六世班禅派遣特使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和礼物来到印度，希望黑斯廷斯放下屠刀，居中调停，避免生灵涂炭。黑斯廷斯得信后不禁大喜过望，认为这是进入西藏的绝佳机会。于是，黑斯廷斯任命自己的亲信乔治·波格尔为特使，英国医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其助手，前往西藏。波格尔是苏格兰人，23岁时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1770年抵达印度加尔各答，由于他经常和西藏人打交道，成了英国人中著名的“西藏通”。有人曾这样评价说：“他(波格尔)是在印度的少数英国人中长期和西藏人接触过，并且了解西藏特性的权威。他是个优秀的观察家，具有模仿西藏人行为的才能。”
英国人两次被拒入境
波格尔动身前，黑斯廷斯特别指示他，“你出使的主要目的是开辟从不丹到拉萨以及西藏最远方的商业联系”；争取前往拉萨，与西藏地方政府建立“联系”；搜集与西藏有关的政治、经济、物产、风物等方面的情报；携带英国货物清单，试探英国商品在西藏销售的可能性，并在沿途收集牦牛、核桃、人参等英国人感兴趣的货物样本，搜集中国内地、西伯利亚、克什米尔等地的情报。至于波格尔滞留西藏的具体时间，黑斯廷斯没有具体规定，只要求尽量拖长停留时间。
1774年5月，波格尔一行离开加尔各答，沿古代商路一路北上。就在波格尔一行满心欢喜地到达不丹时，见到了在此恭候的六世班禅的特使。班禅的特使交给了波格尔一封用波斯文写的信，明确告知他：西藏是大清领土，禁止任何外国人进入，这也是大清皇帝的意思。还没进入西藏，波格尔就碰了个软钉子，他并不甘心，于是动员当地土王德布王游说班禅。德布王早就对英国人在南亚次大陆横行霸道痛恨不已，劝波格尔放弃这次行动。接连两次碰壁后，波格尔恼羞成怒，派被东印度公司收买的印度僧人普南吉到日喀则活动，声称公司已按班禅的请求从不丹撤了军，缔结了和约。如果班禅拒绝了公司的“友好”表示，公司将考虑对不丹重新使用武力。权衡再三，班禅最终同意波格尔到日喀则。
英国特使忙着收集情报
1774年11月，长途跋涉半年多的波格尔一行终于抵达了日喀则。几天后，波格尔在日喀则郊外的南木林觐见了六世班禅。尽管波格尔巧舌如簧，但六世班禅始终没有允诺与英国通商。
为赢得六世班禅的信任，更为了他们不可告人的秘密使命，在日喀则逗留期间，波格尔一伙穿藏袍、学藏语、喝酥油茶、吃糌粑，并利用各种机会深入藏民家中，观察藏民的家庭组织和婚丧嫁娶等习俗，并加以详细记录研究。此后，波格尔等人还想前往拉萨活动，但西藏官员此时已获悉了他们的间谍身份，严禁其进入。波格尔的间谍之行以失败告终。虽然波格尔打开中国后门的目标没有达到，但他根据第一手资料撰写的有关西藏情况的书，成了日后欧洲殖民者研究西藏的标准教科书，波格尔也成了第一位进入西藏的西方间谍。
1775年4月，波格尔一行离开了西藏。临行前，六世班禅特意交给他一封致孟加拉总督黑斯廷斯的信，郑重声明：西藏处于中国皇帝的绝对统治之下。
英国武官偷绘西藏地图
波格尔的间谍使命失败后，黑斯廷斯并没有死心。1783年春，黑斯廷斯获悉西藏地方政府寻找到了六世班禅的转世灵童，遂以祝贺七世班禅坐床的名义，派遣其堂弟、东印度公司的武官塞缪尔·忒涅，伙同军医罗伯特·桑德斯等人，沿着九年前波格尔入藏的路线，再次潜入西藏地区。
逗留西藏期间，忒涅利用自己所携带的测绘仪器，首次测绘了他所经过的入藏路线，为英军日后入侵西藏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出使西藏与不丹记》一书中，忒涅露骨地写道：英国同中国建立关系的一个坚实基础，就是先同西藏建立关系，因为唯有通过西藏，才能到达北京。这也是忒涅进入西藏地区进行间谍活动后，向东印度公司提出的一条重要的建议。
然而与几年前的波格尔一样，忒涅同样未能进入拉萨，甚至在日喀则的行动也受到了限制。1783年12月，碰了一鼻子灰的忒涅悻悻而归。此后，进入西藏地区的政治中心——拉萨，成了英国间谍的首要任务。
“疯子曼宁”乔装潜入西藏
1811年，一个性格古怪的英国间谍潜入了西藏，终于完成了英国殖民者梦寐以求的目标。这个神秘来客名叫托马斯·曼宁，他早年就读于剑桥大学，一度痴迷于数学，还出过一本专著；后来由于反感考试，没有继续深造。离开剑桥后，曼宁先后从事过文学和热力学的研究，最后到巴黎学习汉语。返回英国后，曼宁又转而从事医学研究。1806年，他以医生身份到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工作。因其行为古怪，被人称做“疯子曼宁”。
一心想出名的曼宁并不满足于在广州的工作，他诱骗公司驻广州特别委员会给印度总督写信，要求允许他从印度方向探察中国的弱点。1811年，曼宁抵达不丹与西藏的边界。为了骗过边境官员，曼宁穿上了一套从广州搞到的中国服装，还在下巴上贴上长胡子，化装成一位“中国绅士”，成功地潜入了西藏。
“千面间谍”被驱逐出境
前往拉萨的路上，曼宁通过贿赂一位清军武将，获得了给清军治病的机会，骗取了清军的信任，并以开设诊所为名，踏上了多少西方殖民者梦寐以求的高原腹地——拉萨。1811年12月，曼宁来到拉萨，他又摇身一变，穿上藏袍，剃光头发，伪装成一个来朝佛的印度僧人。后来，当曼宁听说清政府驻藏大臣阳春曾在广州当过将军，为防止被清朝官员认出来，他又装成高度近视，戴上一顶礼帽和一副老花镜。当他以行医为名觐见阳春时，由于伪装巧妙，阳春和手下的官员竟没发现眼前的来客是个外国人。随后，这个“千面间谍”又觐见了九世达赖隆多嘉措，并送上了大量礼物。
曼宁在拉萨期间，以给清政府官员和西藏地方官员治病为幌子，广泛搜集情报，这些情报让英国人如获至宝，后来率英军入侵西藏的侵略军头子荣赫鹏，对曼宁的情报工作更是大加赞许。很快，曼宁的间谍行径引起了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和西藏地方官员的怀疑。恰在此时，拉萨上空掠过了一颗奇异的彗星。一时间，拉萨城内谣言四起、人心惶惶，纷纷将这“不祥之兆”与曼宁在夜间用六分仪夜观天象挂钩。1812年4月，间谍曼宁的身份终于暴露，被驻藏清军驱逐出境。
1862年，英印殖民机构测绘局派出一批谍报人员前往中印边界地区刺探情报，暗中完成对中印边境地区的秘密测绘工作。同年，英国间谍哈麦德秘密越境，前往新疆重镇叶尔羌刺探情报。哈麦德在叶尔羌的谍报工作引起了清政府官员的注意，虽然哈麦德逃脱了清军的追击，但他却在翻越喀喇昆仑山时死于饥饿。不过，哈麦德的测绘结果仍落入了英国殖民当局手中。
此后，英印测绘局皇家工程协会的蒙哥马利上尉在印度台拉登设立了一所特殊学校，作为培养潜入西藏的间谍基地。据不完全统计，该校为英国培养了130多名间谍。他们化装成托钵僧、朝觐者或商人，怀揣精密仪器，对西藏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为日后英军入侵西藏积累了大批第一手资料。
蒙哥马利挑选的第一批学生来自喜马拉雅山南麓菩提亚部落。经过两年的训练，他们学会了使用六分仪和罗盘，还能够根据天象测定方位和通过观察水的沸点测量海拔高度。间谍们随身携带的行李都经过夹层设计，衣物上都有暗兜，手持的转经筒中装满了用来记录数据的白纸。间谍们还练就了独门秘技，能把记录数据转成韵文，像背诵经文一样边走边把它们背诵下来。
与其他僧人不同的是，这些间谍手中的念珠不是108粒，而是100粒。这种独特的设计保证了间谍们不论是上山还是行走于平地，只要保持步长不变，一边走一边数念珠就可以精确地测算出距离。
1866年1月，蒙哥马利手下的第一个间谍纳恩·辛格抵达了拉萨。在拉萨期间，他每天白天要记录20次太阳位置数据，夜间要记录16组恒星位置数据。通过记录水的沸点，测定拉萨的海拔标高为11699英尺(约3566米)，这个数据相当准确。这年4月，辛格在前来接应商队的掩护下踏上了归程。辛格此行全程2200公里，勘测地点涵盖从尼泊尔至西藏的广大地区，包括从雅鲁藏布江源头到拉萨河曲汇合处的地理情况。
辛格此行的“辉煌”成绩令蒙哥马利大喜过望，他给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写信，推荐辛格为会员，但被地理学会毫不客气地顶了回来。毕竟，在英国殖民者眼中，再能干的印度间谍也只不过是他们豢养的一条狗而已。
沙皇俄国很早就开始觊觎中国的领土西藏。西藏是俯瞰中国内陆、连接中亚和通往印度乃至印度洋的战略要地。18世纪初，沙皇彼得一世被中国西藏盛产黄金的传闻所吸引，下令与“达赖喇嘛辖地”通商往来，“但此商务往来目的不在牟利，而在派遣机敏人员随同商人一起活动，以便探明何地出产黄金，产量如何，何路可通，即便路途艰险，也要查明能否到达其地，并加以占领”。
在沙俄政府驱使和支持下，军人、商人、教士和间谍不断渗入中国西部，探察通往及占领西藏的途径。
随着俄、英在中亚的扩张竞争日益激烈，西藏成为双方争夺的重要目标之一。自19世纪70年代起，俄国政府开始对西藏采取有计划、有组织的侵略行动，陆军部、总参谋部、外交部在沙俄皇家地理学会的配合下，派遣将校级军官率领一批又一批的“考察队”，打着“地理考察”、“学术研究”的旗号，
到西藏进行全面的实地勘察，为其进一步侵略西藏搜集情报。作为直接为沙俄侵略政策服务的军事间谍，他们由官方供给巨额资金，并配备卫队武装护送，从四面出动，企图进入西藏中心进行窥探，其活动规模之大，介入人员之多，盗窃情报范围之广，手段之卑劣，较之同时期英、美、日等国潜入中国的间谍有过之而无不及。
沙俄陆军上校普里热瓦尔斯基堪称其中的急先锋，这个殖民强盗在向俄国总参谋部和地理学会提出去西藏“考察”的申请中写道：“达赖喇嘛的权力并不亚于中世纪罗马教皇的权力，这一神权拥有众多信徒，一经掌握在有经验的天才手里，一定是一股可怕的力量。安抚它，笼络它，如有可能就和它交朋友，我觉得俄国可以从中得到可观的利益。”他还曾口出狂言：“只要有1000名俄国兵，就足以征服从贝加尔湖到喜马拉雅山的整个亚洲。”
从1871年到1888年的十多年间，在沙俄政府的支持下，普氏率领“考察队”，先后5次到中国西藏地区搜集情报，他的第三次考察竟南下深入到西藏北部的那曲一带，距离拉萨仅270公里。“考察队”一路上绘制详细的地形和路线图，并窃取了大量有关西藏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民族、资源等方面的情报。
普氏因其为沙俄军事情报机构立下了所谓“卓越功绩”，被提升至少将军衔。最后，他病死于第五次“考察”途中。沙皇下令将他葬身之地卡拉科尔城(今属吉尔吉斯斯坦)改名为普里热瓦尔斯克，还颁发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奖章，并赏赐了大量奖金，甚至将中国新疆南部的阿克塔格山擅自在俄国地图上改为“普里热瓦尔斯基山”。
沙俄间谍成为达赖亲信
在征服中亚地区的蒙古部族后，沙俄政府从中积极招募间谍，利用这些部族经常到拉萨朝圣和经商的机会，直接潜入西藏刺探情报。当沙俄的“考察队”因遭到西藏人民和地方政府的反抗和抵制而无法前进时，这些间谍便成了沙俄获取西藏情报的主要渠道。在他们当中，隐蔽最巧、潜伏最久、影响最大的应首推布里亚特蒙古人德尔智。据称，沙皇曾亲自接见此人，“优待之，赐勋章，授以对西藏密策。给巨资，命往西藏留学。”
在西藏留学数年后，德尔智处心积虑博取了部分西藏僧侣贵族的好感，被选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参宁堪布”，即达赖学习宗教经典的经师侍讲。利用这一地位，德尔智成为西藏“左右达赖喇嘛之势力远过中国驻藏大臣”的人物。他故意曲解黄教的预言，把沙皇美化为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化身和拯救佛教、统一世界的大王，经常对年幼的达赖灌输“亲俄”思想，妄称“英人将来侵略西藏可畏，中国政府亦不足赖，唯俄罗斯是唯一保护者”。
德尔智挑拨西藏高层闹独立
沙皇政府不仅从德尔智处得到有关西藏的各种情报，还通过他拉拢收买西藏上层分子背叛祖国，投靠沙俄。德尔智频繁来往于圣彼得堡和拉萨之间，成为沙皇和达赖相互联络的关键人物。在英国发动侵藏战争后，沙俄加紧了对西藏地方政府的拉拢。1899年，德尔智在俄国接受秘密任务后，重返拉萨，带给达赖一封沙皇的亲笔信和东正教主教袍服一套。1900年，十三世达赖派大仲译(秘书长)和德尔智为代表前往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了他们，达赖在其亲笔信中称沙皇为“护法皇帝”，表示要和俄国亲善。1901年，德尔智等回藏，沙俄派军队专程护送，并用300匹骆驼运去一批步枪、弹药和其他货物。
1912年，在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时，德尔智积极奔走在拉萨、库伦(今乌兰巴托)和圣彼得堡之间，同西藏地方分裂主义者策划“西藏独立”的阴谋，并秘密决定采取两项重大“外交行动”：一是同“独立的”外蒙古结成政治同盟，订立“藏蒙协定”，二是取得俄国对西藏“独立”的支持，订立“藏俄条约”。1913年1月，德尔智非法签署所谓《蒙藏条约》，宣布“蒙古、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离，自成两国”。由于俄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德尔智此举未能得到沙俄政府的支持，悻悻返回西藏。十月革命后，德尔智回到苏联，被苏维埃政权逮捕，1938年死于狱中。
清军抓获俄国间谍
沙俄还收买和训练了一些外蒙古喇嘛作间谍，潜入西藏进行阴谋活动。沙俄曾经通过库伦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派遣一个名叫纳仲的喇嘛入藏，与德尔智里应外合，鼓动达赖脱离清廷，联蒙亲俄。1909年，驻防在左贡的清军，在蒙古喇嘛哈木亚布尔的物品中查获一批间谍材料，“内有像片材料一箱，绘成图稿四箱，悉为两藏东部山川流域之详图”，与其同行的一名汉族喇嘛供称曾与哈木亚布尔同在俄国学习，后归德尔智指挥，专门在西藏东部进行秘密测绘，盗窃情报。
此后，英俄在瓜分西藏和蒙古问题上达成默契，但直至1917年沙皇统治在俄国被推翻前，沙俄始终没有停止对西藏的间谍活动。
托尔斯泰的孙子潜入西藏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曾想修筑一条从印度通过西藏到中国内地的公路，以运输从美国租借的战略物资。让中国政府意想不到的是，这一计划提醒了美国战略情报局，促成了战略情报局派员入藏。
战略情报局选择的间谍人选，是一名叫做伊利亚·托尔斯泰的上尉。提起托尔斯泰这个姓氏，许多人听来甚是耳熟。不错，这个美国间谍的祖父正是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战略情报局认为，作为一位有着迷人魅力和高度自信的贵族后裔，托尔斯泰将对这次拉萨之旅大有用处。
罗斯福亲自给间谍写介绍信
1942年5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正式批准了这个名为“经由印度进入西藏的侦察访问”，这个行动的代号是FE-2。后来，他还亲自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转交达赖喇嘛。由于当时的西藏不欢迎外国游客，美国人得不到入藏的许可，所以罗斯福的信件就成了托尔斯泰的“护身符”。罗斯福写给达赖喇嘛的信函全文如下：
至尊陛下：我的两个同胞伊利亚·托尔斯泰(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孙子)和布鲁克·多兰想要拜访您本人及历史名城拉萨。在美国有许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对您的土地和人民向往已久并怀有极大兴趣。我们非常珍视这个机会。
如您所知，美国人民正联合其他27个国家一道进行一场由侵略成性的国家所强加于世界的战争，它们意欲摧毁整个世界的思想、宗教和行动的自由。联合国家正在为保卫自由而战，并且相信我们会胜利。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力量是充足的，我们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我请伊利亚·托尔斯泰和布鲁克·多兰带一点礼物给您以表达我的友好情谊。
诚挚的问候。罗斯福1942·7·3
担任藏军教官的日本间谍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步西方列强之后尘，将近邻中国当作蚕食对象，并将魔爪伸向了“世界屋脊”。为了摸清西藏的情况，日本不断派间谍潜入雪域高原，但日军前军官矢岛保治郎出现后，日本对西藏的谍报工作才开始有起色。
矢岛保治郎曾在我国东北参加过日俄战争。从日本陆军退役后，他于1909年以体验“无钱环球旅行”为由首次进入西藏。1912年7月，矢岛保治郎受日本特务川岛浪速等人的指使，再次由印度潜入拉萨。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正在推行“新政”，于是聘请矢岛为新式藏军的军事教官，负责训练藏军。1919年，矢岛带着大量情报返回了日本。
收买中国人进藏收集情报
二战期间，刺探和研究西藏方面的情报成为了日本外务省“西藏工作”的重要内容。1942年2月，日本外务大臣东乡茂德指示驻北京、上海以及内蒙古地区的领事，要求加强搜集西藏方面的情报，派遣熟悉西藏情况的当地人进藏。为了配合东乡的指示，驻在中国的日本使馆人员开始物色合适人选，并派遣入藏，从事搜集西藏情报的工作。
1942年4月4日，日本人收买了3名熟悉西藏情况的青海喇嘛和1名藏人，分成两组由归绥(今呼和浩特)出发，经青海西宁进入西藏，计划往返用10个月的时间。这次间谍活动的结果如何，史料上并未记载。
“蒙古研究生”混入拉萨
与此同时，日本情报特务机关曾多次试图派遣本国特务秘密进入西藏，其中成功潜入西藏的仅有3人，即野元甚藏、木村肥佐生和西川一三。
1935年8月，关东军陆军特务野元甚藏以“蒙古研究生”的身份，被分派到内蒙古的关东军“阿巴嘎”特务机关。1938年10月，特务头子泉铁翁向野元甚藏转达了派他潜入西藏的决定，并叮嘱他在西藏“不能暴露自己日本人的身份，始终要装扮成蒙古人，尽可能长时间潜伏在西藏，对西藏的实际状况进行观察，不需要作记录”。
野元甚藏接受潜入西藏的任务后，立即开始着手准备。他专程返回日本，拜访了曾在拉萨色拉寺学经十年的“西藏通”多田等观，从多田那里得到了不少建议。不久，他又返回中国，在长春拜见了西藏的安钦活佛，并师从安钦活佛的部属王明庆学习藏语。两个月后，野元甚藏随安钦活佛一行经印度返藏，潜入日喀则。在随后的一年半时间里，野元甚藏一直在日喀则附近潜伏，刺探情报，还利用王明庆等人进入拉萨，混在朝觐人群中见到了十四世达赖喇嘛。
从西藏返回哈尔滨后，野元开始撰写他的西藏潜行报告《入藏记》，提交给关东军司令部、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等部门。该书对西藏尤其对日喀则地区的农业、商业、贸易、社会生活及寺院等作了详尽的记载。日本战败后，野元于1945年9月返回日本，结束了长达10年的间谍生涯。
日本间谍投靠英国
为了获得更多的中国西部地区情报，日本情报机构制定了一项秘密的“西北潜行”计划，对包括西藏和新疆在内的广大地区进行间谍活动。根据这一计划，1943年9月，日本间谍木村肥佐生和西川一三分别启程前往新疆和西藏。
为掩人耳目，木村化装成去西藏朝圣的蒙古人，还起了一个颇有藏族味道的假名“达瓦桑波”，雇了一对蒙古族夫妇担任向导，试图混进新疆。1944年2月19日，木村被驻守在柴达木的“马家军”(军阀马步芳的部队)扣留，度过了与世隔绝的一年。
一年后，木村决定更改计划，改赴西藏。1945年9月2日，也就是日本签署投降书的当天，木村到达了拉萨。从当地人口中，木村获知日本战败的消息，还见到了这里的汉人举行庆祝抗战胜利的游行活动。因担心身份被西藏当局发现，木村仅在拉萨停留了19天，就仓皇逃往印度噶伦堡，成为英国特务机关豢养的一名特务。
落魄间谍沦为乞丐
西川一三也取了个藏族名字“罗桑桑宝”，同样也装扮成一个蒙古喇嘛。谨小慎微的西川走走停停，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到达柴达木。在这里，他听说了木村肥佐生被软禁一事，但束手无策。
1945年7月13日，西川混入到雪域朝圣的藏族人中，开始向拉萨进发。西川到达拉萨的时间比木村晚了近一个月。在拉萨，西川也得到了日本战败的消息，但不知道真假，于是决定南下印度探听虚实。抵达噶伦堡以后，西川找到了木村。他乡遇故知，但为了避免暴露身份，二人不得不用蒙古语交谈，并决定各自单独活动。
日本战败后，木村、西川的西北潜行已经失去意义，他们已没有服务的对象。他们虽曾打算归国，却无旅费，又担心暴露自己的身份，因此进入一种动荡不安的漂泊之中。会面后，木村继续留在家中，西川则在噶伦堡和西藏之间走私香烟，还过了三个多月的乞丐生活。1946年5月上旬，西川北赴拉萨，谎称自己是内蒙的喇嘛，混入了拉萨哲蚌寺。
返藏刺探中国军队情报
1946年11月，在英国情报部门的策划下，木村领到了500卢比活动经费，前往西藏调查是否有中国军队进入。抵达拉萨后，木村迅速与潜伏在哲蚌寺“学经”的西川取得联系。1947年2月16日，木村和西川从拉萨出发，4月份进入昌都地区。为了核实中国军队在玉树修建机场和兵舍一事，二人又秘密前往玉树。二人于9月份返回噶伦堡。木村前往阿萨姆的英国情报机构进行汇报，并花了三周的时间，用英文提交了自己进入东部藏区的调查报告。
1949年，木村向印度当局公开了自己的日本人身份，被作为政治犯关进监狱。西川也随之被捕。一年后，两人被印度遣送回国，长达8年多的潜行生活宣告结束。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势力仍没有停止对西藏的间谍渗透，但面对中国军民齐心构筑的铜墙铁壁，这些行动大多以失败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