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完整文化类型的藏民族，同样拥有独特的文化传播方式和构架。由于文化、历史等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藏族的信息传播方式历经悠久时光，凝聚为成熟而独到的模式。而作为民族文化原生态的民间信息传播方式，其形式的丰富、生动和个性化，更具备认真研究的传播学意义和民族文化意蕴。
一、选择：藏民族民间信息传播方式
选择一个伟大民族的“民间信息传播方式”作为研究其博大精深文化的视角，意在探究其民族文化的根源和信息传播最基本的方式。作为传播学范畴的“民间信息”的概念，实际上与“民间文化”极为接近。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其作为文化模式的创造主体和渊源被给予了简要地说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划分为如下形态：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这为我们把握藏民族民间信息传播方式提供了参考文本。
藏民族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深厚，并拥有辽阔的地域。藏族聚居在以青藏高原为主的广大区域。自古以来，青藏高原就是藏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吐蕃王朝兴盛时期，藏族人口大约有1500万，分布也较广，除西藏本部外，涉及今川、滇、甘、青、新等主要地区和尼泊尔、不丹、锡金、克什米尔等国家和地区。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显示，藏族共有人口5416021人，主要分布于西藏、清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等省自治区。在我国少数民族中，藏族人口并非最多，但分布面积却占全国总面积的1/4，是少数民族中居住面积最广大的民族。这也意味着藏族民间信息传播据有广大的地缘优势和民族基础。
二、藏族民间信息传播方式的类型描述
符号是进行传播的媒介。我们可以依据传播学对传播符号的解释，将藏族信息传播方式按照“语言”和“非语言”两个方向来进行类型描述。
第一、关于藏民族民间语言信息传播
一般认为，藏文在1300年前的公元7世纪为吞弥·桑布札所创制，而最近的考古又提供给人们一个新的推论：在西藏朗县列山墓群中发现了长1米左右的条形木构件，其上书有墨写的单个字母，早在吞弥·桑布札之前，人们已经在使用一种“蕃语”了。而如果依据苯教使用但已经绝迹的“玛尔文”文字来计算，藏文诞生的时间当在8000年前。
民间艺人说唱《格萨尔王传》
藏族的民间语言传播方式纷呈。它以口传为基本特征。
1、神话。藏族神话具有鲜明的高原色彩和藏族特点。内容丰富的神话包括“自然神话”、“人类起源神话”和“生产劳动神话”等。而与其它民族有重要区别的是诸多的“山神神话”和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很多著名的雪山被神化，猕猴成为人类的最初的祖先。
2、民歌。在藏族民间口头传播中，民歌历史之久远、涵盖题材之丰富、表现手法之美好，足以成为其代表作。藏族民歌具有广泛的民间基础。几乎覆盖了藏族民间文化的所有领域。承载着关于天地形成、人类诞生、生产劳动、阶级冲突、婚姻爱情、汉藏友好的饱满内容，甚至包括红军长征的歌谣。在新中国时期，藏族民歌又将它的目光投射到新的生活方面，像镜子一样映鉴出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感受。
3、谚语。在民间极为流行，有“话无言语难说，器无把柄难握”“最可口的就是甘露，最悦耳的是谚语”之说。它甚至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拥有口才、智慧和学识的标志。谚语的内容涉及政治、道德和认识论，富于哲理。民间艺人“仲哇（讲故事的人）”、“丹歇巴（演说者）”和“鲁哇（歌手）”喜用谚语增强传播效果。
4、卜辞。为巫卜占卜吉凶祸福的繇词。在敦煌古藏文写卷中，就发现了公元7-9世纪吐蕃的卜辞，涉及从军国大事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每段卜辞的结构基本由正文和解释二部分构成。内容主要涉及自然风光、游牧猎狩生活等。
5、传说。传说略晚于神话，故依然有神话的色彩。山、水则成为传说的主角。传说一般涉及人物、史事和风光三个方面。关于松赞干布、禄·东赞（噶尔·东赞宇松）、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仓央嘉措以及茶和瓷器传入西藏等的传说，总是经久不衰的题材。它的故事性和神话色彩使其传播久远，家喻户晓。
6、民间故事。藏族民间故事浩如烟海，曲折动听，传播着藏民族的道德判断和人生理解。爱情、哲理和阶级的冲突，是藏族民间故事的中心题材。它还塑造了两位杰出、睿智的藏族戏剧人物阿古登巴和尼诺桑布，他们既是故事的主人公，又是故事的结构者，成为藏族民间信息传播的最著名的使者。
7、说唱及“格萨尔”。藏族民间说唱艺术具有信息传播的巨大优势，它把讲故事与音乐、简明的舞蹈融合起来，形象悦耳，喜闻乐见，现场感强，传播效果为其他口语形式所不及。面对篇幅较长的故事，羊肉和青稞作为“付给”故事讲述者的报酬被置于故事现场，传播的方式具有强烈的现世色调。藏族说唱品类丰富，有包含民间和宗教说唱的“古尔鲁”，有源于苯教时期，文学色彩强烈的“堆巴”、“谐巴”，有作为古代藏族士兵壮威歌的“百”，在节庆之际表达祝福赞颂的“折嘎”。但最著名的莫过于《格萨尔王传》。这部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诞生于公元11-13世纪，并且至今依然处于旺盛的不断创作之中。它不仅在中国的藏族地区流传，而且在中国的蒙古族、土族地区，在蒙古国和前苏联布里亚特地区，同样回响着《格萨尔王传》神奇的故事。它巨大的故事建构能力、具有神秘色彩的说唱者和最广泛的受众，显示出无与伦比的信息传播张力，而且是藏民族一种百科全书式的信息传播经典模式。
8、人名、姓氏。在以人际传播为基础的民间传播中，个体人的命名以及对他人的称呼，构成了人际传播的最初前提。如果没明确的命名和称谓，自然就不能选定传播的对象。藏族人名的命名具有本民族文化的鲜明特性。菩萨或法器、溺爱、期望、出生日期、辟邪、自然物、生育、节育等均成为命名的元素或缘由。在社会演进中，藏族原有的形式被逐渐淡化，造成现世中藏族大多有名无姓、个人命名多有重复的情况。为加以区别，就在同名前加署年龄大小、性别男女或职业名称。以4字为基本“篇幅”的人名，在实际呼叫中可全称，也可1-3字或1-2、3-4字简称，循此才不至于发生误会或不雅。
9、谜语是藏族民间传播的特殊形式。在古藏语中，它被称为“德乌”，现在则叫作“嘎凑”。藏族谜语历史久远，据藏史《五部遗教·国王箴言》记载，早在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时就有“德乌”流传。在布达拉宫的屋梁上，就画有很多猜谜语的图画。谜语内容涉及动物、植物、行为、自然、山河湖泊、城堡寺院、身体、神与圣贤、生产生活用品、藏文字母、字词和经典等。这种思维联想游戏，不仅具有护国理政的功能，更是传播着丰富的信息。
第二、关于藏民族的非语言民间信息传播
1、听觉传播。
由口直接发出声音传递信息，或通过打击某种器物发出的声音和节奏传递信息，构成了听觉传播的两个基本方式。口传应当是最早的新闻传播形式：谈话、啸叫等。在广袤的草原和深邃的峡谷，藏族民众用不同音频的呼喊调遣牲畜，驱散野兽，联络同胞，轰赶啃吃麦苗的牛羊，善意取笑路人，娱情作乐，传递火辣辣的爱情信号。而在部队作战时，特殊的声音就是部队进退的命令。在辽阔清寂的牧区，发生危机情况的某家人会用音频较长的低沉呼叫报警。敲击锣鼓，吹奏螺号、长号、唢呐、长角等，在军事和宗教领域广泛使用。《北史》中有蕃人“好歌舞、鼓簧、吹长角”的记载，其中鼓簧就是在下达出征的命令，吹长角则是边情告急的信号。在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击鼓、吹螺号用来传递军事信息，而岭国规定了一套以海螺、锣鼓、长号等发出的声音联络部队，使其成为完整灵敏有效的联络信号。寺庙中的击锣或吹螺号，实际上是在发出统一进行宗教活动的信号和命令。在原始社会，部队作战用射金箭下达动员令。在《旧唐书.吐蕃上》中就有“征兵用金箭”的记载。据推断，这种传达信息的形式，应该在松赞干布之前一千多年的时候就已经在使用了，类似“信号枪”。
2、视觉传播。
藏民族是一个形象感觉很发达的民族。透过他们的眼睛，一个个富于色彩和造型的景象，会传递无比丰富和具有扩张力的信息。
“火”当然是很著名的视觉信号。历史上强大的吐蕃军队，也已经习惯于用燃放烽燧的办法传递敌情。《旧唐书.吐蕃上》记载：“其国人号为赞普……寇至举烽燧百里一亭……”。在战争行为中，辨别和解析作为传播信号的篝火和灰尘，辨析部队和兽群，甄别是伪装篝火还是自然篝火，分析篝火的规模、布点和温度以判断部队的动向。关乎战争胜败。它的微小代价、简便易行和强信号刺激，具有进行信息传播的实际优势。
在原始游牧部落，旗帜在军事活动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首先要向部队传递进退命令。集合为大队时，每一大部落各执一种不同颜色的旗帜，部队出动时，以呐喊“格”声并摇动旗帜为信号。
在西藏民间，存在大量精彩的岩画。许多无名的民间“媒介工作者”使用各种粗旷而特别的手段，把自己认为有趣的信息描摹、勾勒于上，实现了超越时空的信息传播。在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那曲申扎县加林山等，发现了一些作为巨大信息载体的岩画。加林1号岩画描述了猎狩野牦牛或驯化牦牛的场景。其中反映的用绳子系于牛鼻子之上的牵引技术，显示牦牛正在完成由野外到家养的驯化。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吉尔孟乡西北哈龙沟之“哈龙岩画”，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香加乡东巴哈毛力沟之“巴哈毛力岩画”等，都以动物、牲畜位主角，展示了多姿多彩的猎狩场景，描摹了日月图像，也有生殖画面，与西藏岩画的主题相仿佛。
岩画的民间传播价值不可忽视。它是原始时代的一种特殊的民间媒体。它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受众”，只要你站在岩画面前，就会成为这份“石质报纸”的读者；在没有文字的前提下，岩画传达是当时最真实的信息。这些略带抽象符号的图像，实际就是文字的萌芽，是其时最先进的记载和传媒符号；岩画记录了原始社会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较为全面地展示出漫长时期的社会状况，特别是畜牧业、狩猎业的情景。岩画是沟通社会生活单元间的桥梁，是藏族原始社会最典型的“大众传媒”。岩画更是一个可以跨越时空，使不同时代的信息可以共存于一个特殊的媒体，原始人能与五星红旗相伴。
藏族的民居体现出独有的建筑格局和色调，传达出丰富的信息。以西藏为例，各个大的生活区域的民居并不雷同。在广大牧区，覆盖黑色牦牛毛毡毯的帐篷散布于草原。最具代表性的民居是拉萨、日喀则、昌都等城镇、村庄的土木石结构的“碉楼”。它的特点是方形、平顶、墙厚、窗小、敦实，冬暖夏凉，适应高原少雨、风寒的气候。而在西藏东部的林区，民居屋面则采用坡顶，密铺木瓦，便于排水。藏式民居不仅是藏族民众的栖息之所，更是典型的民间信息符号，成为民族识别的重要标志，包容了巨大的关于藏民族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方面的信息。
藏族别具一格、富于装饰性的衣饰，构成了民间信息传播的常态。严寒和交通闭塞，使 “被毛衣皮”理所当然。藏袍是最具代表性的衣物。男袍宽大的设计，使它的主人在长年野外放牧、狩猎中，可以行动自如，不会束缚多种劳动动作和爆发力。风餐露宿时，则是简易的被褥、枕头。女袍紧窄细长，适应较小活动量的劳作，又能展示女性身材线条。藏袍绝不仅仅是裹身的衣服，而成为具有综合功能的生活“设施”。用腰带在胸前勒出的“兜囊”，就成为可以盛放各种物件的大口袋：食品、物品、小娃娃、小羔羊都可以入住其间。长袖不但善舞，更是双手、五官、脖颈的“护士”。藏袍身着为衣，可以御寒；铺地为褥，可以睡觉。甚至蹲地大便，也能很方便地隔出一个厕所来。藏族衣饰地成为藏民族生活内容和形式名副其实的信息聚合实体。
具有浓郁藏民族文化气质的唐卡和壁画，源自民间，又在民间广泛传播，是藏民族传递信息的媒介。“唐卡”的藏语意思是“能摊开观赏的布绢卷轴画”。在游牧不定、交通不便的青藏高原，聪明的藏族民间艺术家们因地制宜，开创了这种携带方便，不易损伤，作画随意，易于悬挂和收藏，可随时随地观赏膜拜的新的绘画样式。唐卡显示出民间浓郁的宗教情结和氛围。而壁画以墙壁为载体，规模与墙体等身，多出自民间艺术家之手。在它的画面上，可以看到藏族历史和生活的全景式话语。包括猕猴演变为人的进化史，文成公主进藏、金城公主远嫁吐蕃、五世达赖1652年赴京觐见清顺治皇帝等重大的历史事件。唐卡和壁画传达信息的直观性和开放性，大面积传播了藏族文化，生动记述了藏族历史发展轨迹。而在绘制中采用特殊颜料和工艺，取矿物质颜料，加入动物胶和牛胆汁，利于凝固和保持光泽，可使画作传之久远，如旧如新，大大延长了传播的时限。
3、仪轨传播。
藏民族文化丰富多彩，注重仪轨，无论是形成的活动模式还是多种多样的禁忌，都包含了饱满的耐人寻味的信息，也是民间信息传播形式多样化的体现。
藏族是一个对节日充满偏爱的民族。藏历年各地不一，讲究仪式。宗教节日弥漫在雪域高原和一年四季。它传播的与其说是来世信息，还不如说是关于人生价值、道德和理想的强烈期待。藏族民间节日庞大的规模、密集的频率、显著的地域性差异和全民参与性，以人际传播为主要形式，生动地传播了宗教、农牧、生产、生活、审美等各种信息，当是藏民族民间信息传播中最广泛、最有效力的信息传播方式。
藏族的民俗体系构成了民间信息传播的特定机制。藏民族文化的悠久和相对封闭性，塑造了它的独特的文化品格，并主要通过民俗的形式表现出来。简明的农业生产过程往往被赋予豪华的庆祝仪式：春播择吉日而行，牦牛打扮一新，与盛装的主人同行。在日常生活中，习俗更是具有超强的渗透力。如藏族民居的矮门，却原来是为了防止鬼魂闯入家中设置的障碍。每一个仪式和它的细节，却都包含着特指的信息。而藏民族的哈达礼俗具有普遍的传播价值和意义。
在宗教传统沐浴下，藏民族在婚姻、饮食、居住、丧葬等诸多方面都设置了严格的禁忌，成为反信息传播的一大景观。藏族民间部落法也有类似规定。近于体系化的自然禁忌网络，不但成为藏民族信息传播的一种特殊方式，而且其中的保护环境的蕴涵也耐人寻味。有趣的是，禁忌本身在阻止一些信息方式的发生，但却同时传达出比禁忌本身更丰富多姿的信息。
4、器物传播。
在藏族民间社会，大量的传播载体是被符号化的“实物”。
石器媒介：在青藏高原，石头是一种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先民们最早使用的工具，也是一种最先使用和最普及的传播载体。在西藏卡若遗址，发掘了“打制石器”近7000件，它们传达了丰富的农业和战争的信息，而且还是青藏高原和祖国内地乃至南亚、中亚、欧洲、北非等广大区域进行交流的明证。石器成为文明特别是农业文明的信息载体。
工艺媒介：陶器、骨器。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和骨器，向外界传递着关于某区域、某部落生活、生产、文化等方面的丰富信息。藏族民间还有发达的工艺制作技术，如地毯、帮垫、氆氇、藏式家具、酥油花、石雕、木雕等，它的产品往往成为传达藏民族生活、生产和审美信息的清晰的传播媒介。
食品媒介：人们往往用留有特殊标记的食物，匠心别具地传递信息。如用“馍章”在家人间传递平安。如果馍章在烧馍上印得很深，就说明家人安然无恙；印得浅，表明家中虽有小问题，但无需操心；假如没有盖馍章，则显示家中出了大事，需立即回家。
信物媒介：在恋爱婚姻中，情感信息也常常通过实物传达。女方向男方赠送彩色靴带，表示她对男方的爱慕；男方抢女方的头帕，传递了男方对女方的倾慕；媳妇回娘家时，男方若在媳妇乘骑的马上拴上扫帚，就表达“扫地出门”之意。
计量媒介：在传播数量信息方面，藏民族有自己的创造和积累。这些具有原始色彩的计量器具，盛行于民间。①刻木、结绳：得一数、遇一事则刻一木痕或打一绳结，以刻痕和打结的多少计算数目和事件；②石痕：用白石在黑石上划痕以计数、计事；③手指计数：与汉族大略相同；④石子计算器：木制长方形盘（70×36×4cm），在盘的一头设有安放小圆棍、大圆棍和小木棍等3种计算器的暗箱。暗箱上开有小孔，为计算器进出通道。计算器可进行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和进位；⑤沙盘计算器：藏语称为“孜雄”。藏族的天文历算、数学的运算均赖以沙盘。沙盘计算器由算盘、沙子和毛笔三部分构成。算盘为木制，长方形。沙子为涂成暗灰色的细沙，装于暗箱内。使用时将细沙通过暗箱小孔摇出，摊平使用，用毕就收于暗箱。算笔实际为27 cm铁棍，一端为圆锥，一端为扁菱形铲刀，计算时由人手握算笔在沙子上涂画。
5、体态传播。
游牧民族的气质和宗教的全方位熏陶，赋予藏民族十分丰富的身体语言。
藏族是一个在舞蹈海洋中游弋自如的民族。高原的地理背景和以游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使藏民族强烈的感受到释放生命活力的意义。歌舞成为一种全民的娱乐方式。藏族民间舞蹈主要分为“谐”“卓”2种。“谐”舞以歌为主，歌舞结合，男女各站一边，拉手围圈，分班歌唱，此起彼伏，由快及慢，欢腾热烈。顿足为节，重脚下节奏，有中国“踢踏舞”的称誉。“卓”舞则是以舞为主的鼓舞，先是由鼓舞者解说舞蹈的内容，再结队出场，伴随着鼓点，走圈起舞，鼓声、口哨声和吆喝声响成一片，舞蹈疾速狂热，展示英武、豪放、剽悍气质。在音乐的伴奏下，藏族民众以优美、旷达的身体语言，既传达着心灵的声音，也传播出历史和生产的信息。
民间游戏和竞技，是藏民族传达信息的特有方式。儿童游戏项目五花八门，如找牛犊、老虎捉羊、找羊毛球、抓羊骨头、打毛蛋等，都是利用生活环境和器物，锻炼智慧和勇气，寻找乐趣。而民间的竞技活动，如以石子为棋子的“杰布坚孜”（二王棋）、“密芒 ”（藏式围棋）、“吉韧”（手弹康乐棋）、“抱石头”、藏式摔跤、掷石、藏式拔河、射响箭、赛马、赛牦牛、爬竿、滑绳等，为民众所喜闻乐见。这些身体符号，传达出了藏民族的气质、生产信息和生活信息，饶有趣味。
藏民族习惯于用身体语言传达出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礼仪信息。在人际交往中，作为客人，在接过主人敬酒后，要用左手或右手的无名指蘸酒向上轻弹三下，以表谢意和敬意。接受对方敬献的哈达时，要躬腰俯身，双手接过，披于颈上。这些向对方释放善意和敬意的动作，都要通过身体语言来传达。
三、藏族民间信息传播特质初解
藏族民间信息传播的主体具有鲜明的宗教和艺术人格。藏族的民间信息传播，自然也以人际传播为主体。但在藏民族文化的哺育下，其传播主体的人格却大不一样。在极端封闭和落后的环境中，怀抱高涨的生命超越期望的藏族民众，选择了宗教作为生命的寄托，更习惯于通过宗教的方式和途径传播信息。宗教复杂、完整的仪轨、虔诚的心境、多样化的符号、高度一致的心理期待，都成为信息传播的巨大优势，使藏民族演变成民间传播的特色传播群落；自由、开放、豪爽的生活背景，造就了藏民族的艺术天赋，更乐于选择富于激情、形式自由、声色并茂的艺术方式来传递信息。藏族民间传播者所具有的宗教和艺术人格，不仅强烈地影响了信息的内容，而且决定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创造了属于藏族所独有的信息传播风范。
藏族民间信息传播的内容主要集中于牧业、生活和宗教方面。在藏民族的生产中，牧业是传统和主体。在神话、民歌、谚语中，关于生产劳动的题材比比皆是。在岩画中对牧业的记述，差不多要成为“牧业知识宣传手册”；藏民族生活信息的传播更具有娱乐色彩。所有的活动都乐于用舞蹈表现。舞蹈和音乐无疑是藏族民族最具表现力的语言，它甚至要超过文字。“娱乐化”弥漫了藏民族的所有生活空间；浓厚的宗教传统，已经使宗教传播成为习惯。很多禁忌、仪轨都与宗教有关。宗教既是传播形式，也是传播内容。
藏民族民间信息传播以“仪轨”为基本规范。如果按照传播信息的内容分类，每一个藏族民间信息传播的领域，都会有细致得令人惊诧的“规则”。在丧葬方面，就有很多讲究。每个节日自身都有规定性。注重仪轨显示出这个民族文化话语的丰富性和区别性，并构建了一套又一套富于直感的信息传播系统，使传授双方几乎是本能的接收信息，增强了信息传播的效果。对“仪轨”的偏爱，也许与地缘的封闭性不无关系，但更多的则是藏民族生活多样化的体现。仪轨本身就是信息饱满的征兆。
藏民族民间信息传播的地缘特质十分明显。在藏族聚居区不低于25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虽凝聚了藏民族共同的信息传播习惯，但因地理的隔绝和封闭，地域之别却也很大，民间信息传播的方式更是“因地而异”。在传统的藏族聚居区的藏、青、甘、川、滇等省区，乃至一个省区内不同的藏族自治地方，民间信息传播的方式也是各领风骚。它增加了藏族信息民间传播的复杂性，却也少了因地域间交融速度加快，抹平地缘区别而使信息传播形式单调化的遗憾。
藏族民间信息传播中藏汉间跨文化传播的格调十分突出。藏汉间的信息交流由来已久，包括农业、牧业方面的生产技术，而传唱最盛的则是文成公主进藏的故事。在藏族民歌中，生动地记述了文成公主进藏的历程，显示出藏汉文化传播的广泛影响。而吐蕃大臣禄东赞到大唐都城长安迎娶文成公主中的智慧游戏，以及文成公主、金成公主的故事，在藏族民间传说中也占有醒目的位置。著名的茶马古道，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仅是西藏与祖国内地进行经济贸易的主要通道，而且是信息传播的骨干信道。在青藏高原边缘地区居住的藏族人民，与汉族之间的交流则更加直接。藏汉间的跨文化信息传播，不但表现出藏民族东向发展的强烈愿望，而且对藏民族文化和社会经济的进步发挥了巨大促进作用。
在传统的藏族民间社会，“习惯法”对信息传播的规范作用不可忽视。在各个不同的藏族部落，相沿成习的“习惯法”，其中也涉及到信息传播。在青海阿曲乎部落法规中，就规定属民对头人说错话要罚“卡求”（口舌约束），部落民众之间发生冲突，可采取“过沟”（初步调解）之法。在青海刚察部落法规中，对不参加以信息传播为目的的部落集会者要予以处罚。在四川理塘藏区法规中，规定“本区内部的事不准外传，外区的事也不能传进本区”，对信息的封锁很是严格。在一定的背景下，它们对藏族民间信息传播的约束力，甚至要超过国家法律。习惯法必然成为解读藏族民间信息传播的一个重要思路。
藏族民间信息传播所具有的独到的传播方式和优势，具有多重的传播学意义。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伟大民族传统的信息传播范式和模本，而且会促使我们从民族文化与信息传播关联的视角去诠释一个民族信息传播的品质。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一个民族的民间信息传播方式，虽属于历史或正在走向历史，在强势的现代大众和传媒面前并不居于优势地位，但它对大众传播提供的借鉴价值却不能被漠视。民间生动而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和娱乐化的传播文化格调，如果能和谐地进入大众传播，那么大众传播一定会在自身的强势中再增加亲切和魅力，大大提升传播效果。民间传播与大众传播之间如何能截然分开呢？
第二、关于藏民族的非语言民间信息传播
1、听觉传播。
由口直接发出声音传递信息，或通过打击某种器物发出的声音和节奏传递信息，构成了听觉传播的两个基本方式。口传应当是最早的新闻传播形式：谈话、啸叫等。在广袤的草原和深邃的峡谷，藏族民众用不同音频的呼喊调遣牲畜，驱散野兽，联络同胞，轰赶啃吃麦苗的牛羊，善意取笑路人，娱情作乐，传递火辣辣的爱情信号。而在部队作战时，特殊的声音就是部队进退的命令。在辽阔清寂的牧区，发生危机情况的某家人会用音频较长的低沉呼叫报警。敲击锣鼓，吹奏螺号、长号、唢呐、长角等，在军事和宗教领域广泛使用。《北史》中有蕃人“好歌舞、鼓簧、吹长角”的记载，其中鼓簧就是在下达出征的命令，吹长角则是边情告急的信号。在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击鼓、吹螺号用来传递军事信息，而岭国规定了一套以海螺、锣鼓、长号等发出的声音联络部队，使其成为完整灵敏有效的联络信号。寺庙中的击锣或吹螺号，实际上是在发出统一进行宗教活动的信号和命令。在原始社会，部队作战用射金箭下达动员令。在《旧唐书.吐蕃上》中就有“征兵用金箭”的记载。据推断，这种传达信息的形式，应该在松赞干布之前一千多年的时候就已经在使用了，类似“信号枪”。
2、视觉传播。
藏民族是一个形象感觉很发达的民族。透过他们的眼睛，一个个富于色彩和造型的景象，会传递无比丰富和具有扩张力的信息。
“火”当然是很著名的视觉信号。历史上强大的吐蕃军队，也已经习惯于用燃放烽燧的办法传递敌情。《旧唐书.吐蕃上》记载：“其国人号为赞普……寇至举烽燧百里一亭……”。在战争行为中，辨别和解析作为传播信号的篝火和灰尘，辨析部队和兽群，甄别是伪装篝火还是自然篝火，分析篝火的规模、布点和温度以判断部队的动向。关乎战争胜败。它的微小代价、简便易行和强信号刺激，具有进行信息传播的实际优势。
在原始游牧部落，旗帜在军事活动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首先要向部队传递进退命令。集合为大队时，每一大部落各执一种不同颜色的旗帜，部队出动时，以呐喊“格”声并摇动旗帜为信号。
在西藏民间，存在大量精彩的岩画。许多无名的民间“媒介工作者”使用各种粗旷而特别的手段，把自己认为有趣的信息描摹、勾勒于上，实现了超越时空的信息传播。在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那曲申扎县加林山等，发现了一些作为巨大信息载体的岩画。加林1号岩画描述了猎狩野牦牛或驯化牦牛的场景。其中反映的用绳子系于牛鼻子之上的牵引技术，显示牦牛正在完成由野外到家养的驯化。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吉尔孟乡西北哈龙沟之“哈龙岩画”，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香加乡东巴哈毛力沟之“巴哈毛力岩画”等，都以动物、牲畜位主角，展示了多姿多彩的猎狩场景，描摹了日月图像，也有生殖画面，与西藏岩画的主题相仿佛。
岩画的民间传播价值不可忽视。它是原始时代的一种特殊的民间媒体。它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受众”，只要你站在岩画面前，就会成为这份“石质报纸”的读者；在没有文字的前提下，岩画传达是当时最真实的信息。这些略带抽象符号的图像，实际就是文字的萌芽，是其时最先进的记载和传媒符号；岩画记录了原始社会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较为全面地展示出漫长时期的社会状况，特别是畜牧业、狩猎业的情景。岩画是沟通社会生活单元间的桥梁，是藏族原始社会最典型的“大众传媒”。岩画更是一个可以跨越时空，使不同时代的信息可以共存于一个特殊的媒体，原始人能与五星红旗相伴。
藏族的民居体现出独有的建筑格局和色调，传达出丰富的信息。以西藏为例，各个大的生活区域的民居并不雷同。在广大牧区，覆盖黑色牦牛毛毡毯的帐篷散布于草原。最具代表性的民居是拉萨、日喀则、昌都等城镇、村庄的土木石结构的“碉楼”。它的特点是方形、平顶、墙厚、窗小、敦实，冬暖夏凉，适应高原少雨、风寒的气候。而在西藏东部的林区，民居屋面则采用坡顶，密铺木瓦，便于排水。藏式民居不仅是藏族民众的栖息之所，更是典型的民间信息符号，成为民族识别的重要标志，包容了巨大的关于藏民族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方面的信息。
藏族别具一格、富于装饰性的衣饰，构成了民间信息传播的常态。严寒和交通闭塞，使 “被毛衣皮”理所当然。藏袍是最具代表性的衣物。男袍宽大的设计，使它的主人在长年野外放牧、狩猎中，可以行动自如，不会束缚多种劳动动作和爆发力。风餐露宿时，则是简易的被褥、枕头。女袍紧窄细长，适应较小活动量的劳作，又能展示女性身材线条。藏袍绝不仅仅是裹身的衣服，而成为具有综合功能的生活“设施”。用腰带在胸前勒出的“兜囊”，就成为可以盛放各种物件的大口袋：食品、物品、小娃娃、小羔羊都可以入住其间。长袖不但善舞，更是双手、五官、脖颈的“护士”。藏袍身着为衣，可以御寒；铺地为褥，可以睡觉。甚至蹲地大便，也能很方便地隔出一个厕所来。藏族衣饰地成为藏民族生活内容和形式名副其实的信息聚合实体。
具有浓郁藏民族文化气质的唐卡和壁画，源自民间，又在民间广泛传播，是藏民族传递信息的媒介。“唐卡”的藏语意思是“能摊开观赏的布绢卷轴画”。在游牧不定、交通不便的青藏高原，聪明的藏族民间艺术家们因地制宜，开创了这种携带方便，不易损伤，作画随意，易于悬挂和收藏，可随时随地观赏膜拜的新的绘画样式。唐卡显示出民间浓郁的宗教情结和氛围。而壁画以墙壁为载体，规模与墙体等身，多出自民间艺术家之手。在它的画面上，可以看到藏族历史和生活的全景式话语。包括猕猴演变为人的进化史，文成公主进藏、金城公主远嫁吐蕃、五世达赖1652年赴京觐见清顺治皇帝等重大的历史事件。唐卡和壁画传达信息的直观性和开放性，大面积传播了藏族文化，生动记述了藏族历史发展轨迹。而在绘制中采用特殊颜料和工艺，取矿物质颜料，加入动物胶和牛胆汁，利于凝固和保持光泽，可使画作传之久远，如旧如新，大大延长了传播的时限。
3、仪轨传播。
藏民族文化丰富多彩，注重仪轨，无论是形成的活动模式还是多种多样的禁忌，都包含了饱满的耐人寻味的信息，也是民间信息传播形式多样化的体现。
藏族是一个对节日充满偏爱的民族。藏历年各地不一，讲究仪式。宗教节日弥漫在雪域高原和一年四季。它传播的与其说是来世信息，还不如说是关于人生价值、道德和理想的强烈期待。藏族民间节日庞大的规模、密集的频率、显著的地域性差异和全民参与性，以人际传播为主要形式，生动地传播了宗教、农牧、生产、生活、审美等各种信息，当是藏民族民间信息传播中最广泛、最有效力的信息传播方式。
藏族的民俗体系构成了民间信息传播的特定机制。藏民族文化的悠久和相对封闭性，塑造了它的独特的文化品格，并主要通过民俗的形式表现出来。简明的农业生产过程往往被赋予豪华的庆祝仪式：春播择吉日而行，牦牛打扮一新，与盛装的主人同行。在日常生活中，习俗更是具有超强的渗透力。如藏族民居的矮门，却原来是为了防止鬼魂闯入家中设置的障碍。每一个仪式和它的细节，却都包含着特指的信息。而藏民族的哈达礼俗具有普遍的传播价值和意义。
在宗教传统沐浴下，藏民族在婚姻、饮食、居住、丧葬等诸多方面都设置了严格的禁忌，成为反信息传播的一大景观。藏族民间部落法也有类似规定。近于体系化的自然禁忌网络，不但成为藏民族信息传播的一种特殊方式，而且其中的保护环境的蕴涵也耐人寻味。有趣的是，禁忌本身在阻止一些信息方式的发生，但却同时传达出比禁忌本身更丰富多姿的信息。
4、器物传播。
在藏族民间社会，大量的传播载体是被符号化的“实物”。
石器媒介：在青藏高原，石头是一种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先民们最早使用的工具，也是一种最先使用和最普及的传播载体。在西藏卡若遗址，发掘了“打制石器”近7000件，它们传达了丰富的农业和战争的信息，而且还是青藏高原和祖国内地乃至南亚、中亚、欧洲、北非等广大区域进行交流的明证。石器成为文明特别是农业文明的信息载体。
工艺媒介：陶器、骨器。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和骨器，向外界传递着关于某区域、某部落生活、生产、文化等方面的丰富信息。藏族民间还有发达的工艺制作技术，如地毯、帮垫、氆氇、藏式家具、酥油花、石雕、木雕等，它的产品往往成为传达藏民族生活、生产和审美信息的清晰的传播媒介。
食品媒介：人们往往用留有特殊标记的食物，匠心别具地传递信息。如用“馍章”在家人间传递平安。如果馍章在烧馍上印得很深，就说明家人安然无恙；印得浅，表明家中虽有小问题，但无需操心；假如没有盖馍章，则显示家中出了大事，需立即回家。
信物媒介：在恋爱婚姻中，情感信息也常常通过实物传达。女方向男方赠送彩色靴带，表示她对男方的爱慕；男方抢女方的头帕，传递了男方对女方的倾慕；媳妇回娘家时，男方若在媳妇乘骑的马上拴上扫帚，就表达“扫地出门”之意。
计量媒介：在传播数量信息方面，藏民族有自己的创造和积累。这些具有原始色彩的计量器具，盛行于民间。①刻木、结绳：得一数、遇一事则刻一木痕或打一绳结，以刻痕和打结的多少计算数目和事件；②石痕：用白石在黑石上划痕以计数、计事；③手指计数：与汉族大略相同；④石子计算器：木制长方形盘（70×36×4cm），在盘的一头设有安放小圆棍、大圆棍和小木棍等3种计算器的暗箱。暗箱上开有小孔，为计算器进出通道。计算器可进行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和进位；⑤沙盘计算器：藏语称为“孜雄”。藏族的天文历算、数学的运算均赖以沙盘。沙盘计算器由算盘、沙子和毛笔三部分构成。算盘为木制，长方形。沙子为涂成暗灰色的细沙，装于暗箱内。使用时将细沙通过暗箱小孔摇出，摊平使用，用毕就收于暗箱。算笔实际为27 cm铁棍，一端为圆锥，一端为扁菱形铲刀，计算时由人手握算笔在沙子上涂画。
5、体态传播。
游牧民族的气质和宗教的全方位熏陶，赋予藏民族十分丰富的身体语言。
藏族是一个在舞蹈海洋中游弋自如的民族。高原的地理背景和以游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使藏民族强烈的感受到释放生命活力的意义。歌舞成为一种全民的娱乐方式。藏族民间舞蹈主要分为“谐”“卓”2种。“谐”舞以歌为主，歌舞结合，男女各站一边，拉手围圈，分班歌唱，此起彼伏，由快及慢，欢腾热烈。顿足为节，重脚下节奏，有中国“踢踏舞”的称誉。“卓”舞则是以舞为主的鼓舞，先是由鼓舞者解说舞蹈的内容，再结队出场，伴随着鼓点，走圈起舞，鼓声、口哨声和吆喝声响成一片，舞蹈疾速狂热，展示英武、豪放、剽悍气质。在音乐的伴奏下，藏族民众以优美、旷达的身体语言，既传达着心灵的声音，也传播出历史和生产的信息。
民间游戏和竞技，是藏民族传达信息的特有方式。儿童游戏项目五花八门，如找牛犊、老虎捉羊、找羊毛球、抓羊骨头、打毛蛋等，都是利用生活环境和器物，锻炼智慧和勇气，寻找乐趣。而民间的竞技活动，如以石子为棋子的“杰布坚孜”（二王棋）、“密芒 ”（藏式围棋）、“吉韧”（手弹康乐棋）、“抱石头”、藏式摔跤、掷石、藏式拔河、射响箭、赛马、赛牦牛、爬竿、滑绳等，为民众所喜闻乐见。这些身体符号，传达出了藏民族的气质、生产信息和生活信息，饶有趣味。
藏民族习惯于用身体语言传达出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礼仪信息。在人际交往中，作为客人，在接过主人敬酒后，要用左手或右手的无名指蘸酒向上轻弹三下，以表谢意和敬意。接受对方敬献的哈达时，要躬腰俯身，双手接过，披于颈上。这些向对方释放善意和敬意的动作，都要通过身体语言来传达。
三、藏族民间信息传播特质初解
藏族民间信息传播的主体具有鲜明的宗教和艺术人格。藏族的民间信息传播，自然也以人际传播为主体。但在藏民族文化的哺育下，其传播主体的人格却大不一样。在极端封闭和落后的环境中，怀抱高涨的生命超越期望的藏族民众，选择了宗教作为生命的寄托，更习惯于通过宗教的方式和途径传播信息。宗教复杂、完整的仪轨、虔诚的心境、多样化的符号、高度一致的心理期待，都成为信息传播的巨大优势，使藏民族演变成民间传播的特色传播群落；自由、开放、豪爽的生活背景，造就了藏民族的艺术天赋，更乐于选择富于激情、形式自由、声色并茂的艺术方式来传递信息。藏族民间传播者所具有的宗教和艺术人格，不仅强烈地影响了信息的内容，而且决定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创造了属于藏族所独有的信息传播风范。
藏族民间信息传播的内容主要集中于牧业、生活和宗教方面。在藏民族的生产中，牧业是传统和主体。在神话、民歌、谚语中，关于生产劳动的题材比比皆是。在岩画中对牧业的记述，差不多要成为“牧业知识宣传手册”；藏民族生活信息的传播更具有娱乐色彩。所有的活动都乐于用舞蹈表现。舞蹈和音乐无疑是藏族民族最具表现力的语言，它甚至要超过文字。“娱乐化”弥漫了藏民族的所有生活空间；浓厚的宗教传统，已经使宗教传播成为习惯。很多禁忌、仪轨都与宗教有关。宗教既是传播形式，也是传播内容。
藏民族民间信息传播以“仪轨”为基本规范。如果按照传播信息的内容分类，每一个藏族民间信息传播的领域，都会有细致得令人惊诧的“规则”。在丧葬方面，就有很多讲究。每个节日自身都有规定性。注重仪轨显示出这个民族文化话语的丰富性和区别性，并构建了一套又一套富于直感的信息传播系统，使传授双方几乎是本能的接收信息，增强了信息传播的效果。对“仪轨”的偏爱，也许与地缘的封闭性不无关系，但更多的则是藏民族生活多样化的体现。仪轨本身就是信息饱满的征兆。
藏民族民间信息传播的地缘特质十分明显。在藏族聚居区不低于25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虽凝聚了藏民族共同的信息传播习惯，但因地理的隔绝和封闭，地域之别却也很大，民间信息传播的方式更是“因地而异”。在传统的藏族聚居区的藏、青、甘、川、滇等省区，乃至一个省区内不同的藏族自治地方，民间信息传播的方式也是各领风骚。它增加了藏族信息民间传播的复杂性，却也少了因地域间交融速度加快，抹平地缘区别而使信息传播形式单调化的遗憾。
藏族民间信息传播中藏汉间跨文化传播的格调十分突出。藏汉间的信息交流由来已久，包括农业、牧业方面的生产技术，而传唱最盛的则是文成公主进藏的故事。在藏族民歌中，生动地记述了文成公主进藏的历程，显示出藏汉文化传播的广泛影响。而吐蕃大臣禄东赞到大唐都城长安迎娶文成公主中的智慧游戏，以及文成公主、金成公主的故事，在藏族民间传说中也占有醒目的位置。著名的茶马古道，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仅是西藏与祖国内地进行经济贸易的主要通道，而且是信息传播的骨干信道。在青藏高原边缘地区居住的藏族人民，与汉族之间的交流则更加直接。藏汉间的跨文化信息传播，不但表现出藏民族东向发展的强烈愿望，而且对藏民族文化和社会经济的进步发挥了巨大促进作用。
在传统的藏族民间社会，“习惯法”对信息传播的规范作用不可忽视。在各个不同的藏族部落，相沿成习的“习惯法”，其中也涉及到信息传播。在青海阿曲乎部落法规中，就规定属民对头人说错话要罚“卡求”（口舌约束），部落民众之间发生冲突，可采取“过沟”（初步调解）之法。在青海刚察部落法规中，对不参加以信息传播为目的的部落集会者要予以处罚。在四川理塘藏区法规中，规定“本区内部的事不准外传，外区的事也不能传进本区”，对信息的封锁很是严格。在一定的背景下，它们对藏族民间信息传播的约束力，甚至要超过国家法律。习惯法必然成为解读藏族民间信息传播的一个重要思路。
藏族民间信息传播所具有的独到的传播方式和优势，具有多重的传播学意义。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伟大民族传统的信息传播范式和模本，而且会促使我们从民族文化与信息传播关联的视角去诠释一个民族信息传播的品质。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一个民族的民间信息传播方式，虽属于历史或正在走向历史，在强势的现代大众和传媒面前并不居于优势地位，但它对大众传播提供的借鉴价值却不能被漠视。民间生动而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和娱乐化的传播文化格调，如果能和谐地进入大众传播，那么大众传播一定会在自身的强势中再增加亲切和魅力，大大提升传播效果。民间传播与大众传播之间如何能截然分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