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个民族的称谓总是与其成长历史、文化传统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赵永红老师的专题文章通过多层面的、较为深入的考证，对藏族称谓的形成提出了一个有一定新意的观点。
称谓是各人们共同体所拥有的特定的民族符号。说到民族称谓，就不能不说到民族。如果没有民族，称谓也就不存在了。关于民族的形成，学界认为大致上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一定的原始文化圈内，通过部落的联合或部落联盟的合并，由血缘关系为主的联系过渡到以地缘关系为主的人们共同体。第二种情况是，在阶级社会中，各民族通过长期的交往，在相互间的交流、融合过程中，一些民族消亡了，一些新的民族又诞生了。
历史上，大多数民族的称谓从最初出现到确名，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情况也是复杂的。其中，有的是泛称, 有的与居住地相联系，有的因宗教信仰而来，有的则是约定俗成的或自报的名称，等等。
根据考古发现，在西藏日喀则的苏热，藏北的申扎、双湖一带和阿里日土等数十个地区有较多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分布于唐古拉山脉以南至喜马拉雅山脉以北的区域内（海拔4.400～4.830米之间），也发现了属于旧石器时代的较大采集点。在西藏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不仅内容丰富，地域广泛，而且分布也比较均匀。1964年，在西藏南部的定日县采集到属于新时期时代的石器。1974年至1976年，在林芝、居本和加拉玛、墨脱等地也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藏北阿里等地同样采集到大量的细石器标本和打制石器标本。尤其，1977年昌都地区卡若遗址的惊现，成为青藏高原上迄今为止最具代表性的重大考古发现。这一发现，将人类在青藏高原上的活动时间向前推移到了5000年以前。
卡若遗址
研究表明，自公元前约500年吐蕃第一代王—聂赤赞普开始，至少在第八代王—止贡赞普时代（约公元前3世纪）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部落联盟组织形式。秦汉以前至后来，有不少羌属民族散居于青藏高原上，后来逐渐融入到了吐蕃民族之中。到了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先后兼并青藏高原上的各大部落，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吐蕃王朝。此后，大量的藏族先民陆续进入周边其他一些地方，与那里的兄弟民族长期共居，在同化和融合众多的古羌部落和其他民族中得到壮大。与此同时，在保持本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和消化中原文化、印度佛教文化以及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中，最终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而又独具特色的藏文化系统。就藏族的称谓而言，仍然与藏民族的成长历史、文化传统相联系。在一定意义上，称谓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藏族有两个称谓，一个是自称“蕃”（bod）；另一个是“藏”（gtsang）。这两个称谓不仅读音各异，而且它们的含义也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同为藏语，是藏语的音译。
一、从“悉勃野”到“蕃”
藏族的自称“蕃”（bod），从古延续至今。在以往汉文史料中，除了“蕃”以外还有写作“博”、“沃”等字的。究其原因，主要与历史上汉文的用字不一、不规范有关。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仍反映了三大藏区（卫藏、安多和康，也是三大方言区）在发音上的差异，也不能排除古藏语发音的影响。按习惯的读音判断，“蕃”、“博”应该源于卫藏地区，属卫藏方言的发音。“沃” 显然出自安多地区，为安多方言的发音。汉文还有写作“俄”、“波”等，也无疑是“蕃”的转音。
第一，公元前约500年前，青藏高原上出现了许多部落集团。其中，已有“蕃喀”、“蕃康”的部落名称和地名。
第二，悉勃野部落是雅砻河谷最早的部落之一。“悉勃野”也是氏族名称。据传，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是在公元前约500年，由悉勃野部落的12位牧人（或氏族首领）用肩膀扛来，当了这里的王。由此，悉勃野成为王族部落、也成为藏地第一个王的诞生地。聂赤赞普被称为spu-rgyal-btsan-po（悉勃野赞普）。spu-rgyal是“悉勃野国”的意思；而btsan-po（赞普）则是指“雄强者”，且成为王的代名词而被后来的各代藏王所沿用。其实，当时的“悉勃野国”只是一个小邦国，“赞普”自然也是一个小邦王了。聂赤赞普又当了“六牦牛部”（部落）的首领，他的统治范围更大了，民众尊其为 vphrul-gyi-lha-btsan-po-vo-ldc-spu-rgyal-bod（神圣赞普鹘提悉勃蕃）。“悉勃野国”冠之以“蕃”，藏语叫 spu- rgyal-bod（悉勃野蕃）。此时，“六牦牛部”也称为 bod-ka-gyag-drug-gi-rje（蕃六牦牛部）。之所以“悉勃野国” 和“六牦牛部”都冠之以“蕃”，是因为“蕃”的范围已不只是一个部落，而是一个更大的地域范围。分析原因，“蕃”的出现应该与“悉勃野”有着直接的联系。首先，“悉勃野”是藏语spu的音译，并非其他民族语言。在汉文音译中，有时也写作“悉补野”或“悉稣野”。其次，在“悉勃野”三个字中，只有“勃”最接近藏文拼音spu的发音；而前后两个字并不重要。由此看来，“悉勃野国”（spu-rgyal）叫“勃国”也许更准确一点。音译出现较大距离的原因，一是由于汉藏两种语言发音上的差异（尤其个别特殊音），音译者对藏语原词的读音有误。二是与古代汉语的发音有关；或出自汉地某一方言的读音。更不容忽视的是，后来出现的“蕃”（bod）与悉勃野之“勃”（spu）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同为藏语的音译；二者又是近音字。因此，“蕃”应该是“勃”的转音。当然，此时的“蕃”仍然指邦王所统治的地域。
随着时间的推移，“蕃” 不仅冠之于小邦、部落的名称之中，还将卫藏一带也统称为“蕃域索卡”（bod-yul-sogs-ka）。此时的“蕃域”者，为蕃地、蕃人居住地的意思。借用王族部落的名称，将一个更为广大的地域称作“蕃”，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它不仅反映了当时部落合并的趋势，而且“蕃”已明显带有一方民族自称的含义了，并在一定范围内得以认同。
悉勃野王族的统治经历七世（七代赞普）之后，第八世赞普布德巩杰也来自一个叫“勃敖”（spu-bovi-yul）的地方。显然，更多冠之于“勃”（蕃）的小邦（部落）的出现，尤其它们的不断合并，为民族的形成、国家形态的形成创造了必要条件。直到公元7世纪，吐蕃第32代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悉勃野部落所在的雅砻河谷便成为吐蕃王朝的中心区域。从此，一个同一地域，同一经济基础，同一文化背景和心理的民族迅速崛起。这个走向统一的民族，沿用了以往历史上的自称——“蕃”。
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些民族（甚至包括其称谓）一旦形成，不仅没有地域或国界的限制，而且较之国家而言，也往往要稳定、持久得多。
第三，翻阅历史文献，在敦煌吐蕃文献和其它许多藏文史书中，都有“蕃”和“蕃域”的记述。在公元823年所立（唐穆宗长青三年）《唐蕃会盟碑》铭文中，也有着相关的内容：“圣神赞普鹘提悉勃野自天地浑成，入住人间，大蕃首领。于雪山高耸之中央，大河奔流之源头，高国洁地，以天神而为人主，伟烈丰功，建万世不拔之基业焉”。
雅隆河谷
上述文字中，将“圣神赞普鹘提悉勃野”称作“大蕃首领”。这样看来，“悉勃野”和“蕃”的关系就更加明确了。
第四，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蕃”（或“博”）在藏语中当“耕种”讲，藏文写作：rmo 。这样以来，“蕃” 之称谓又与农业联系在一起了。其实，这也不足为怪，因为悉勃野部落（spu-rgyal-bod）兴起的雅隆河谷，恰恰就是当时的农业中心区。也就是说，“大蕃首领”统治下的“蕃域” （bod-yul），与农业中心区的“蕃萨”（rmon-sa）是同一个地方。在习惯上，藏语称农区为“蕃萨”（rmon-sa），称农民为“蕃巴”（rmon-ba）。之所以将雅隆河谷的农区称作“蕃萨”，是相对与牧区“卓萨”（vbrog-sa）而言，与称谓并无联系。
二、“蕃”与“苯”的关系
关于“蕃”（bod）之自称与苯教（bon）的关系，是以往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一些学者认为，“蕃”这个自称源自藏族原始宗教苯教。也就是说，“蕃”是由“苯”这个教的名称演变而来的。较早提出这一看法的学者中，根敦群佩大师的观点有一定的影响。他认为：
在君主囊日松赞之前，整个藏区唯有“永仲苯” 一教盛行，故以此名相称，也不足为奇。……在古代名词中，后加字中的“大”(da)与“纳”（na）二字常常交换使用。如“赞普”（btsan-po）与“则普”（brsad-po）…等均可使用。这样“蕃”“苯””也可能交换使用。
接着,他又反问道：
••••••是由于西藏盛行“辛饶”（gshen-rabs）之教，将地名用作了教名，还是将教名用作了地名?①
显然，根敦群佩大师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性的存在，并没有作出肯定的回答。
一般认为，苯教祖师—辛饶米沃切与释迦牟尼（公元前565—前485年）是同代人。“辛饶生在象雄的的韦莫隆仁，名辛饶沃齐。或说他是佛所变化的，也有说他和本师释迦同时出世的” ②。按常理，苯教的出现也应该在辛饶米沃切的中、晚年时期，至于教义的完善和传播就更在其后了。就此看来，苯教最初诞生的时间（或萌芽时期），大致上与聂赤赞普在位的时间相当。就此，《西藏王统记》一书中有着较为明确的说法：
苯教史籍记载说：苯教兴起于聂赤赞普之时，止贡赞普王消灭苯教，后又再兴于布德巩杰王之时，到赤松德赞王时，苯教再度衰亡。③
而被象雄王室尊为正统的“雍仲苯”（白苯）形成的时间就更晚了，大约在公元初。显然，“蕃”的出现早于苯教的正式形成时间。也就是说，“蕃”这个民族的出现在前，苯教的形成和传播在后。换句话说，“蕃”并非来自“苯”，而恰恰是“蕃”这个民族创造了苯教。
松赞干布
当时，从吐蕃各部落的首领到民众普遍信仰苯教。因苯教源于自称为“蕃”的民族，又被称为“蕃却”（bod-chos 蕃的宗教）。在当时的藏文书写中，虽然“蕃”与“苯”的后加字可以交换，但民族称谓与教名是不容混淆的。因“蕃”（bod）之称谓先于教名而存在，所以称原始宗教为“苯”（bom）是合乎情理的。
与“蕃”有关的名称还有“吐蕃”（stod-bod或 mtho-bod）、“土伯特”等。吐蕃是公元7世纪建立于青藏高原上的王朝之名，后来亦称呼藏族古代先民。其实，“吐蕃”称谓中的“吐”一词指这个民族所在的地理位置。“吐”（stod 为上方，mtho 是高处的意思）是相对与“玛”（smad下）而言的。藏语将高处称作“吐萨”（stod-sa或mtho-sa），下方称作“玛萨” （smad-sa）。在卫藏方言中 stod 和mtho 的发言很接近，而在汉语音译中多为相同。直到今天，藏地仍有“吐卫藏”（stod-dbus-gtsang上方卫藏地）、和“玛嘉纳”（smad-rgya-nag 下方汉地）的说法。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诸部之后，相对于东南部的康区诸部（玛萨）而言，吐蕃政权的中心卫藏一带自然处于上方（吐萨）。因此，将蕃域中心的卫藏称之为“吐蕃”（上蕃），也不无道理。“吐蕃”之称始见于公元783年的唐蕃清水会盟碑上。后来一直沿袭了唐时的这个习惯称呼。至于出现“土伯特”、“图伯特”等，除了汉文用字不一之外，也有发音上的问题，是将藏文“蕃”（bod）一词的主音字母（bo）与后加字母（da）分开读的结果。至今，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称藏族（或西藏）为“唐古特”等，也是从“吐蕃”转译过来的，无疑也是藏语的音译。
三、“藏”之称谓的形成
“藏”（gtsang）成为称谓，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变过程。历史上，汉文史籍中对藏族的称谓多有变化，往往将地名与称谓混用。宋元时期，“吐蕃”（stod-bod）与“乌斯藏”（dbus-gtsang）二称同时使用，有时还写作“乌思藏”。后来渐渐多用“乌斯藏”这个称呼。公元1247年，随着“凉州会谈”的成功举行，乌斯藏（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元中央政府行使管辖权。管辖范围包括“乌斯藏”及阿里在内的藏区。
“凉州会谈” 遗址
明时亦沿袭“乌斯藏”的称呼。后来出现的“卫藏”，也只是读音上的差异而已，在藏文书写中与“乌斯藏”无二：既是在地域范围上也是相同的。“卫藏” 是青藏高原上的一个大区域名称，为地理概念，是“卫”和“藏”两个地区相加后的地域。相应，“卫藏”这个地名也是由上述两个地名组合而成的。“卫”和“藏”的地名最早出现在吐蕃王朝时期。当时，将卫藏地方划分为4个“茹”（ru 军政区域）。这是一种大行政区域设置，相当于唐朝的“道”。
四分天下为“卫藏四茹”（dbus-grsang-ru-bzhi）： 即卫地分为夭茹 （gyu-ru）乌茹（dbu-ru），藏地分为也茹 （gyas-ru）和运茹（gy-on-ru）。④
“卫”（dbus）是中央的意思，以首府拉萨为中心的区域；“夭茹” （gyu-ru）和“乌茹” （dbu-ru）以雅鲁藏布江下游地区、拉萨河以及雅隆河流域为主，这一范围通称为“卫”。“藏” （gtsang）是江河的意思，以日喀则为中心，“也茹” （gwas-ru）和“运茹” （gyon-ru）以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年楚河流域为主，这一范围通称为“藏”。这便是“卫”和“藏”两地名称的由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习惯上把“卫藏”（dbus-gtsang）简称为“藏”（gtsang）。还出现了“前藏”和“后藏”这种习惯地理名称。“前藏”是“卫”；“后藏”则是“藏”。这种简化后的称谓在使用过程中被认同，而且 “藏” 渐渐地成了青藏高原上主体民族的代称。到了明代，“藏”、“藏蕃”和 “西蕃”的称谓并用，但真正意义上的“藏”之称谓尚未形成。一直到清康熙年间，随着“西藏”这一地名的出现，藏族的称谓渐渐有所明确。星移斗转，到了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提出“五族共和”的政纲。这五族指汉、满、蒙、回、藏。至此，正式以“藏族”代替“吐蕃”或“藏蕃”等称呼。虽然我国的民族众多，但那时还不具备一一区分和确名的条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按照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以及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在对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开展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科学识别。同时，在民族称谓上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也尽可能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来确名。“藏”这个称谓由此得以确认，成为法定的民族称谓。
综上所述，一个民族称谓的形成往往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也是由诸多因素所决定的。假如我们搞不清它的演变过程和一些基本的概念，那么就有可能出现学术上的混淆不清或对历史的误解。
用藏语中对江河的称谓—“藏”（gtsang），作为青藏高原上主体民族的称谓，其意味是深长的。被称之为“地球第三级”的青藏高原，地貌奇异，自然资源丰富。黄河、长江、以及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印度河等大江都源自这个高原。如此多的大水系出于同一个源区，既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也是罕见的。这里还分布有大面积的湿地、上千个不同规模的湖泊。据统计，仅西藏地区的平均天然水能蕴藏量约在2亿千瓦；地表水资源总量约3,548亿立方米。这里是世界上冰川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在我国现代冰川总面积中，青藏高原就占80%。从这里涌流而下的充足水源，灌溉着下游广阔领域内的万顷良田、草原，滋润着万物。
另外，将藏族的称谓与方位词组合，又出现了一个新地名叫“西藏”，进而成为我国的一个行政区域名称，在藏语中称为 bod-Ijongs。这也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说到“西藏”这个地名，首先它是汉藏两种语言的组合；“西”是汉语，“藏”为藏语。其次，是方位词与称谓的合璧；“西”是汉语中的方位词；而“藏”是称谓。西藏地名中方位词“西”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当时吐蕃王朝与大唐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公元649年（唐贞观23年）唐太宗卒，唐高宗即位之后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为“西海郡王”。西海，在狭义上指青海湖一带，广义泛指青藏高原。我们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正好处在中原王朝的西面，称之为“西海”也没什么错。
“西藏”作为地名，史书中最早见于公元1663年9月（清康熙二年）。在记述第四世班禅罗桑却结坚赞圆寂后，康熙皇帝派专人前往后藏致祭一事中提到的。
西藏班禅呼图克图故，遗官致祭。
时任川陕总督的卢崇峻在给皇帝的奏文中，也用了“西藏”和“西蕃”的称谓。其后，渐渐在上奏和下谕文书中较多的用到“西藏”的称呼。到了公元1721年（清康熙六十年），康熙帝在“御制平定西藏碑”铭文中使用了“西藏”和“土伯特”两种称谓。直到清雍正时期，朝廷在西藏正式设立驻藏办事机构，并设“驻藏大臣”一职。学界一般认为，这是“西藏”称呼之始。
青藏高原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辖区包括卫藏、阿里等地。从我国藏族的分布区域看，以西藏为主要集聚地，还分布于甘、青、川、滇等省。西藏的位置在甘、青藏区的西南面；在川、滇藏区的西北面。从整个藏区看，西藏所处的大向位置仍然在西；既是从全国行政区域分布位置看，西藏也在祖国的大西南。因此，“西藏”之称中的“西”这一方位词与实际是相符的。
注 释：
①、根敦群佩著《白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12月。
②、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刘立千译《土观宗派源流》（第二章）〔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6月。
③、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西藏王统记》（第八章）〔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2月。
④、松赞干布遗训，卢亚军译，《柱间史》（第五章）〔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
卡若遗址
研究表明，自公元前约500年吐蕃第一代王—聂赤赞普开始，至少在第八代王—止贡赞普时代（约公元前3世纪）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部落联盟组织形式。秦汉以前至后来，有不少羌属民族散居于青藏高原上，后来逐渐融入到了吐蕃民族之中。到了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先后兼并青藏高原上的各大部落，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吐蕃王朝。此后，大量的藏族先民陆续进入周边其他一些地方，与那里的兄弟民族长期共居，在同化和融合众多的古羌部落和其他民族中得到壮大。与此同时，在保持本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和消化中原文化、印度佛教文化以及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中，最终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而又独具特色的藏文化系统。就藏族的称谓而言，仍然与藏民族的成长历史、文化传统相联系。在一定意义上，称谓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藏族有两个称谓，一个是自称“蕃”（bod）；另一个是“藏”（gtsang）。这两个称谓不仅读音各异，而且它们的含义也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同为藏语，是藏语的音译。
一、从“悉勃野”到“蕃”
藏族的自称“蕃”（bod），从古延续至今。在以往汉文史料中，除了“蕃”以外还有写作“博”、“沃”等字的。究其原因，主要与历史上汉文的用字不一、不规范有关。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仍反映了三大藏区（卫藏、安多和康，也是三大方言区）在发音上的差异，也不能排除古藏语发音的影响。按习惯的读音判断，“蕃”、“博”应该源于卫藏地区，属卫藏方言的发音。“沃” 显然出自安多地区，为安多方言的发音。汉文还有写作“俄”、“波”等，也无疑是“蕃”的转音。
第一，公元前约500年前，青藏高原上出现了许多部落集团。其中，已有“蕃喀”、“蕃康”的部落名称和地名。
第二，悉勃野部落是雅砻河谷最早的部落之一。“悉勃野”也是氏族名称。据传，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是在公元前约500年，由悉勃野部落的12位牧人（或氏族首领）用肩膀扛来，当了这里的王。由此，悉勃野成为王族部落、也成为藏地第一个王的诞生地。聂赤赞普被称为spu-rgyal-btsan-po（悉勃野赞普）。spu-rgyal是“悉勃野国”的意思；而btsan-po（赞普）则是指“雄强者”，且成为王的代名词而被后来的各代藏王所沿用。其实，当时的“悉勃野国”只是一个小邦国，“赞普”自然也是一个小邦王了。聂赤赞普又当了“六牦牛部”（部落）的首领，他的统治范围更大了，民众尊其为 vphrul-gyi-lha-btsan-po-vo-ldc-spu-rgyal-bod（神圣赞普鹘提悉勃蕃）。“悉勃野国”冠之以“蕃”，藏语叫 spu- rgyal-bod（悉勃野蕃）。此时，“六牦牛部”也称为 bod-ka-gyag-drug-gi-rje（蕃六牦牛部）。之所以“悉勃野国” 和“六牦牛部”都冠之以“蕃”，是因为“蕃”的范围已不只是一个部落，而是一个更大的地域范围。分析原因，“蕃”的出现应该与“悉勃野”有着直接的联系。首先，“悉勃野”是藏语spu的音译，并非其他民族语言。在汉文音译中，有时也写作“悉补野”或“悉稣野”。其次，在“悉勃野”三个字中，只有“勃”最接近藏文拼音spu的发音；而前后两个字并不重要。由此看来，“悉勃野国”（spu-rgyal）叫“勃国”也许更准确一点。音译出现较大距离的原因，一是由于汉藏两种语言发音上的差异（尤其个别特殊音），音译者对藏语原词的读音有误。二是与古代汉语的发音有关；或出自汉地某一方言的读音。更不容忽视的是，后来出现的“蕃”（bod）与悉勃野之“勃”（spu）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同为藏语的音译；二者又是近音字。因此，“蕃”应该是“勃”的转音。当然，此时的“蕃”仍然指邦王所统治的地域。
随着时间的推移，“蕃” 不仅冠之于小邦、部落的名称之中，还将卫藏一带也统称为“蕃域索卡”（bod-yul-sogs-ka）。此时的“蕃域”者，为蕃地、蕃人居住地的意思。借用王族部落的名称，将一个更为广大的地域称作“蕃”，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它不仅反映了当时部落合并的趋势，而且“蕃”已明显带有一方民族自称的含义了，并在一定范围内得以认同。
悉勃野王族的统治经历七世（七代赞普）之后，第八世赞普布德巩杰也来自一个叫“勃敖”（spu-bovi-yul）的地方。显然，更多冠之于“勃”（蕃）的小邦（部落）的出现，尤其它们的不断合并，为民族的形成、国家形态的形成创造了必要条件。直到公元7世纪，吐蕃第32代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悉勃野部落所在的雅砻河谷便成为吐蕃王朝的中心区域。从此，一个同一地域，同一经济基础，同一文化背景和心理的民族迅速崛起。这个走向统一的民族，沿用了以往历史上的自称——“蕃”。
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些民族（甚至包括其称谓）一旦形成，不仅没有地域或国界的限制，而且较之国家而言，也往往要稳定、持久得多。
第三，翻阅历史文献，在敦煌吐蕃文献和其它许多藏文史书中，都有“蕃”和“蕃域”的记述。在公元823年所立（唐穆宗长青三年）《唐蕃会盟碑》铭文中，也有着相关的内容：“圣神赞普鹘提悉勃野自天地浑成，入住人间，大蕃首领。于雪山高耸之中央，大河奔流之源头，高国洁地，以天神而为人主，伟烈丰功，建万世不拔之基业焉”。
雅隆河谷
上述文字中，将“圣神赞普鹘提悉勃野”称作“大蕃首领”。这样看来，“悉勃野”和“蕃”的关系就更加明确了。
第四，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蕃”（或“博”）在藏语中当“耕种”讲，藏文写作：rmo 。这样以来，“蕃” 之称谓又与农业联系在一起了。其实，这也不足为怪，因为悉勃野部落（spu-rgyal-bod）兴起的雅隆河谷，恰恰就是当时的农业中心区。也就是说，“大蕃首领”统治下的“蕃域” （bod-yul），与农业中心区的“蕃萨”（rmon-sa）是同一个地方。在习惯上，藏语称农区为“蕃萨”（rmon-sa），称农民为“蕃巴”（rmon-ba）。之所以将雅隆河谷的农区称作“蕃萨”，是相对与牧区“卓萨”（vbrog-sa）而言，与称谓并无联系。
“西藏”作为地名，史书中最早见于公元1663年9月（清康熙二年）。在记述第四世班禅罗桑却结坚赞圆寂后，康熙皇帝派专人前往后藏致祭一事中提到的。
西藏班禅呼图克图故，遗官致祭。
时任川陕总督的卢崇峻在给皇帝的奏文中，也用了“西藏”和“西蕃”的称谓。其后，渐渐在上奏和下谕文书中较多的用到“西藏”的称呼。到了公元1721年（清康熙六十年），康熙帝在“御制平定西藏碑”铭文中使用了“西藏”和“土伯特”两种称谓。直到清雍正时期，朝廷在西藏正式设立驻藏办事机构，并设“驻藏大臣”一职。学界一般认为，这是“西藏”称呼之始。
青藏高原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辖区包括卫藏、阿里等地。从我国藏族的分布区域看，以西藏为主要集聚地，还分布于甘、青、川、滇等省。西藏的位置在甘、青藏区的西南面；在川、滇藏区的西北面。从整个藏区看，西藏所处的大向位置仍然在西；既是从全国行政区域分布位置看，西藏也在祖国的大西南。因此，“西藏”之称中的“西”这一方位词与实际是相符的。
注 释：
①、根敦群佩著《白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12月。
②、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刘立千译《土观宗派源流》（第二章）〔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6月。
③、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西藏王统记》（第八章）〔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2月。
④、松赞干布遗训，卢亚军译，《柱间史》（第五章）〔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