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是中国和亚洲最重要的水源地、产水区和生态屏障。
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澜沧江总水量的15%都来自这一地区，“三江源”因此被人们称为“中华水塔”。藏野驴、野牦牛、藏羚羊、白唇鹿等珍稀野生动物在此栖息，冬虫夏草(博客)、藏雪莲、川贝母等珍贵药材出自这里。
但这里也是近年来生态环境变化最为剧烈的地区。冰川退缩、湖泊骤减，许多地方甚至已经断水，这里逐渐成为中国西部土地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玉树“4·14”地震后，随着重建步伐的加快，“三江源”地区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更加凸显。
“‘三江源’地区整体的生态状况不容乐观，生态保护和建设工作也暴露出一些新问题和新矛盾，生态移民、灾后重建和生态恢复任务还很艰巨，亟待加大对其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持力度。”4月24日，在“三江源的新希望：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平衡发展暨玉树灾后重建实践论坛”上，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赖明说。
目录
既要加大三江源生态保护的投入，也要尊重当地人的价值观，提供内在激励
对话牧区问题专家、国家民委监督检查司民族关系处副处长胡敬萍
生态恶化形势严峻
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地域广阔，面积达36.29万平方公里，约占青海省总面积的43%，包括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境以及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
为加大保护力度，青海省政府于2001年9月批准成立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2003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总面积15.23万平方公里，占三江源区面积的42%。
2005年1月，国务院批准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总投资75.07亿元，计划在6年内实施通过还草还林、水土保持、人工增雨、生态移民等措施，对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治理。
但事实上，由于受气候变化、经济开发等因素的影响，“三江源”土地荒漠化趋势明显，保护区“黑土滩”和沙漠化每年以5.2万公顷的速度在扩大。同时，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达2100公顷，黄河、长江在青海境内每年平均输沙量高达8814万吨和1232万吨。
“在玉树地区，退化的草场面积已经达到54%。”中共青海省玉树州委常务副书记文国栋告诉记者，这种退化的势头很严重，整个草场水土流失面积达到46%，鼠害的面积接近玉树草场总面积的20%。
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吕植告诉记者她亲眼观察到的情况，“去年11月份我在玉树，以往每年9月份是宰杀牛羊的季节，杀完之后就可以冻住了，冻起来的牛羊肉可以吃大半年。但是去年到11月份人们才开始宰杀，但那个时候也没有完全冻起来，因为冬季变得暖和了，冻不起来。”
“60年前，甘达村的草场上草长得很高，草地上水源非常充沛，漫山遍野都是绿色的，而且各种野生动物的生存没有受到威胁，也不会发生牲畜饿死的现象。”玉树甘达村党支部书记叶青说，那个时候3岁的母牛或母羊就可以产仔，但是现在一个成年的母牛、母羊三四年都可能不产仔。
叶青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珍贵的野生动物资源，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具有历史价值的物品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由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和牧业学盐湖，草原上的草皮被一块块地掀开，在乡镇间像山脉一般垒起来，就如同内地的长城，这样对草原和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之后，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工程如修路、修电缆、修建饮水管道等等，都对草原造成了破坏。
“我相信发展是必需的，但是为了一些小小的建设，对草原和环境就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这很不应该。”叶青告诉记者，事实上，实行退牧还草和生态移民政策后，对草原的保护作用并不明显。
“例如过去牧民住得很分散，每家每户各自保护好自己的草场，没有人去挖，去破坏。后来实施了生态移民工程，人们搬迁后虽然对草场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与此同时，外来人对草地的挖掘、开采和破坏就没有人来管理了，也给了偷猎野生动物的人以方便。”叶青说，搬走的那些牧民没有了牲畜，又没有别的工业和商业来为他们提供生计来源，生活遇到很大的困难，很多人开始挖沙、砍伐森林，甚至参与到偷抢等犯罪活动当中。
“总体来看，目前三江源的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生态环境局部有所改善，草原退化的趋势初步得到遏制，干部群众生态保护意识普遍增强。”在“三江源的新希望”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说，但“对于这样一个状况，我和大家一样是抱有审慎乐观的态度的”。他说，“能不能进一步使三江源的生态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赖于做非常大的努力，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
最需要的是保护权
怎样保护好“三江源”？政府与当地的农牧民以及专家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张通过生态补偿的办法，靠资金的输入维持“三江源”的状态。
玉树州曲麻县措池村委书记尕玛向记者展示了他的“措池村巡护证”和“青海省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会员证”。尕玛十分自豪地告诉记者，“之前没有巡护证，曾经有来自西藏打旱獭的人，阻止他们，但没有人听；之后有了巡护证，去年有人来村子采矿，我拿出证件给他们看，成功制止了采矿事件。”
“我们最需要的支持并不是钱，而是获得保护这里的权力。我们不愿意看到外来的人员到这里猎杀野生动物、破坏栖息地。”尕玛说。
措池村地处长江源头，平均海拔4600米。山水保护中心野外项目总监李晟之介绍，措池是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主要分布区和栖息地，每年6月底7月初这里的藏羚羊越过青藏公路到可可西里集中繁殖，8月底再次越过青藏公路回到这里。
但措池地广人稀，保护难度大，同时又位于“三江源”保护区的核心区，在青海省的最西部，路途遥远保护管理成本高。加上当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有“敬天惜地，保护神山圣湖”的宗教理念，2006年9月，在保护国际基金会（CI）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共同实施的协议保护项目支持下，三江源保护区管理局与措池村签订了保护协议，授权措池村民在全村共24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进行监测巡护。
山水保护中心野外项目总监李晟之告诉记者，项目开展以来，由措池村村民组成的监测巡护队共制止5次外来人员的盗猎事件。通过监测了解到野生动物的迁徙及活动规律，他们自发地划定了5个野生动物保护小区、13个水源保护地、让出3条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在野生动物繁殖及迁徙期划定3块季节禁牧区、划定3块永久禁牧区、开展了6项关于当地气候变化的监测工作。
“三江源保护区有15.23万平方公里，管理局正式的编制人员只有13个。”青海省三江源国家级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张德海告诉记者，人手不够，而外来人员对高海拔不适应，对环境不了解，“保护区给措池村牧民们授权，让他们来管理当地的资源，等于是保护区的管理权限延伸到巡护队员的手里。”
青海省委党校教育长马洪波对此表示，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进行这种协议保护，是逼出来的一个制度创新，是不得已的一种创新。
“做生态保护，权利是核心，这个权利该给谁呢？政府也可以拥有，其他组织都可以拥有，但是谁运用这个权利最有效呢？是居住在这个地方的村民。”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张孝德说。
而这样做的成本也非常低。李晟之告诉记者，粗略统计了14个协议保护点，共保护了70多万公顷的土地，每年每公顷的价格不到4元（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的标准为8至37元/年/公顷）。李晟之认为，协议保护这种模式是可以复制的，成本并不高。
张德海告诉记者，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大面积地推广协议保护、社区共管的模式，“我们在进行了几年的试点实行后，准备在其他地区和乡镇进行推广。”不过，马洪波认为，协议保护模式要变成常态化、长效化，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要把政府的引导和社区的主体作用有机结合起来；二是把政府的调控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他认为，协议保护要往前推进还可能面临着资金、法律（移民政策）和社区（村民流失缺乏保护人员）的三大障碍。
韩启德：应如何保护“三江源”？
既要加大三江源生态保护的投入，也要尊重当地人的价值观，提供内在激励
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会长扎西多杰
在北京召开的“三江源的新希望”论坛上，发改委农经司副司长吴晓松披露，2005年至2010年底，国家在该地区累计投资37.79亿元，完成退牧还草4380万亩，沙漠化治理47.08万亩，湿地保护28万亩，黑土滩治理75.1万亩，生态移民37808人。
官方信息显示，截至目前，三江源地区高原湿地生态系统已得到保护和恢复，草地生态退化趋势得以初步遏制。三江源主要湖泊面积净增245平方公里，甚至连曾干涸的黄河源头也再现生机。
但是，环保学者对上述成效态度谨慎。他们认为，上述变化不能排除近年来该地区降雨量显著增长的自然因素。始于2005年、投资数十亿元的三江源保护工程，到底成效如何，尚待科学评估。
此次论坛的主办方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自2003年起，九三学社中央多次组织专家赴三江源地区考察生态保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韩启德曾多次就此问题向中央决策者建言。
自2005年中国实施三江源保护总体规划至今，已有五年多。三江源生态保护方面有何经验教训？该地区要实现生态保护的目标，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韩启德认为，从总体上看，由于各方努力，三江源地区生态恶化趋势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局部有所改善，草原退化趋势初步得到遏制。但对此只能抱以“审慎乐观”。从长远看，该地区的生态保护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以三江源核心区——青海省玉树州为例，截至2010年底，该地区退化草场面积达54%，草场水土流失面积达46%，鼠害面积近20%，荒漠化面积增至20%，沙化面积每年新增7.8万亩，生活区的一些湖泊明显萎缩，部分珍稀物种、野生动物的数量在锐减。
另一方面，随着三江源保护工程的推进，限制了当地一些产业的发展，当地牧民与周边居民的收入差距实际上在拉大。事实上，经过大规模退牧还草、生态移民后，当地牧民来自畜牧业的收入逐年下降。
韩启德引述10多天前在玉树地震灾区的见闻指出，玉树地区的灾后重建，在住房和交通等硬件建设方面，改善非常显著。但是，三江源地区农牧民的生活条件较之发达地区依然差距明显。未来这个差距会不会继续扩大？
因此，下一步必须厘清两大基本问题。一是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到底是什么关系？二是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到底是什么关系？
韩启德指出，从长远看，生态保护是最大的民生保障。但在具体操作中，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会出现某些矛盾，因此如何细化相关政策、权衡利弊非常重要。在此次论坛上，就有牧民代表指出，“一刀切式的退牧还草和生态移民政策值得商榷”。
此次论坛上，玉树州曲麻莱县措池村书记嘎玛就认为，草场一旦失去了主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进来，反而会加剧生态破坏。而政府只要给老百姓充分赋权，他们自会保护好自己的家园。事实上，目前当前已有一些政府与居民“协议保护”的成功案例。
韩启德认为，由于人口规模已超过生态负荷，为保护三江源，生态移民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到底要移民多少，哪些人必须移民，是整体迁徙还是分批移民，都必须认真调查，科学论证。对不同的地区，相关政策也要有所区别。
谈及三江源地区的生态补偿问题，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都认为，不能再用搞工程项目的方式把生态补偿资金分散使用，反而应建立长效机制，实现生态保护的整体补偿，并同步完善生态补偿后的管理、监测和考核机制。
在韩启德看来，三江源地区未来应建立一种以生态保护和生态产业为基础的，兼顾经济和社会需求的新发展模式。这既需要外部的支持，更需激发内生的动力。既要加大三江源生态保护的财政投入，也要弘扬当地藏族文化中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为生态保护提供内在激励。
生态恶化与本土文化丧失有关
对话牧区问题专家、国家民委监督检查司民族关系处副处长胡敬萍
黑帐篷
“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所面临的威胁，除了来自经济发展的因素外，在许多地区越来越明显地与本土文化的丧失有关。”在“三江源的新希望”论坛上，牧区问题专家、国家民委监督检查司民族关系处副处长胡敬萍的演讲通篇都是谈文化。
胡敬萍对表示，我国不同游牧民族文化传统和传统的社会经济组织制度都具有其社会历史的合理性，应该成为当前人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启示和智慧源泉，以及对不同文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制度安排和体制创新的有益参考。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生态保护的论坛上，要花那么多篇幅谈文化？
胡敬萍：说到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不少人会立刻想到音乐、舞蹈、戏剧、文学、语言文字，乃至服饰、饮食、建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而往往忽略了为这些表层文化起着基底和支撑作用的深层文化，即少数民族生计方式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那些制度性文化。
以藏民族文化为例，其音乐、舞蹈、戏剧乃至以自然为中心的宗教观、生态观、价值观，都是藏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游牧生计方式才是藏民族文化真正的根基。因此，文化不是一个扁平化的存在，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性概念。
在文化结构内各文化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中，主要表现为生计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习俗性规范。如果基底性文化消失了，那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表层、中层文化也会随之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长河中逐渐衰落与消失。因此，对于文化，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我们更应该把她作为一种整体加以理解和尊重。
那么，文化的多样性与生态环境又是什么关系呢？
胡敬萍：文化多样性之于生物多样性犹如唯物辩证法所说的精神之于物质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之间既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区别、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协同演化的关系。
藏民族的游牧文化是藏民族为适应青藏高原特殊的海拔及水土光热条件而形成的以游动放牧为主要特征的草原文化。这种游牧的生计方式不仅是确保藏民族及其他游牧民族生计的适应性生产战略，同时也是促进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的生活方式。
我认为，藏民族游牧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科学的生态文明观。千百年来游牧文化促进了草场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使得青藏高原不仅维系着中国的生态安全，甚至维系着整个人类的生态安全。
值得强调的是，草原牧区是一个具有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四元一体”的耦合体系统，而其生态系统绝非仅仅是自然形成的。一旦“四元一体”的耦合系统的稳态关系被打破，带来的将不仅仅是文化的衰落，更是草原生态的退化与社会组织结构与关系的全面失衡。
目前全球荒漠化的趋势多与文化多样性的丧失有关。比如，目前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就是荒漠化问题，即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不只存在于全球气候变暖之中，单纯地追求普遍的工业化带来的西方现代化文化取向，对文化多样性价值的蔑视，违背生态系统的演替规律，都是导致生态灾难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你所说的这些文化多样性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生计方式，对于解决目前的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哪些作用？
胡敬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和不同的自然环境下形成的文化多样性，其之所以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地区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是因为这些文化在当地居民千百年与自然和谐相处过程中形成的，它饱含着这些民族世代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
诸如藏族的部落（日固）、蒙古族的阿寅勒、哈萨克族的阿吾勒等，我国不同游牧民族文化传统和传统的社会经济组织制度都具有其社会历史的合理性，应该成为当前人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启示和智慧源泉，以及对不同地区特别是不同文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制度安排和体制创新的有益参考。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对少数民族深层文化价值要给予充分的尊重与重视，不能因为它的古老就认为落后，而应该成为我们制定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发展政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实践一再证明，在民族地区采取与汉族地区“一刀切”的政策措施往往会导致意想不到而又更为窘迫的政策效果。
在民族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弘扬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传统，还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群体作为主体在本地区建设发展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我认为，在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决策方面，首先要进一步提高相关决策部门对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深层文化价值的认识，并在地区发展政策的制定中给予它应有的地位和尊重。其次要促进少数民族成为当地地区发展、生态保护的主体，给予他们应有的权利，倡导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参与到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决策过程中去。第三要充分重视牧业社区在牧区发展中提供服务与管理的基础性作用，并通过村委会、合作社、协会，甚至是传统社会组织制度的创新作为载体，为它们提供必要的指导、培训和能力建设。第四要发挥非政府组织在促进牧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弥补政府力量鞭长莫及的许多事情。
生态恶化形势严峻
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地域广阔，面积达36.29万平方公里，约占青海省总面积的43%，包括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境以及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
为加大保护力度，青海省政府于2001年9月批准成立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2003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总面积15.23万平方公里，占三江源区面积的42%。
2005年1月，国务院批准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总投资75.07亿元，计划在6年内实施通过还草还林、水土保持、人工增雨、生态移民等措施，对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治理。
但事实上，由于受气候变化、经济开发等因素的影响，“三江源”土地荒漠化趋势明显，保护区“黑土滩”和沙漠化每年以5.2万公顷的速度在扩大。同时，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达2100公顷，黄河、长江在青海境内每年平均输沙量高达8814万吨和1232万吨。
“在玉树地区，退化的草场面积已经达到54%。”中共青海省玉树州委常务副书记文国栋告诉记者，这种退化的势头很严重，整个草场水土流失面积达到46%，鼠害的面积接近玉树草场总面积的20%。
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吕植告诉记者她亲眼观察到的情况，“去年11月份我在玉树，以往每年9月份是宰杀牛羊的季节，杀完之后就可以冻住了，冻起来的牛羊肉可以吃大半年。但是去年到11月份人们才开始宰杀，但那个时候也没有完全冻起来，因为冬季变得暖和了，冻不起来。”
“60年前，甘达村的草场上草长得很高，草地上水源非常充沛，漫山遍野都是绿色的，而且各种野生动物的生存没有受到威胁，也不会发生牲畜饿死的现象。”玉树甘达村党支部书记叶青说，那个时候3岁的母牛或母羊就可以产仔，但是现在一个成年的母牛、母羊三四年都可能不产仔。
叶青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珍贵的野生动物资源，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具有历史价值的物品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由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和牧业学盐湖，草原上的草皮被一块块地掀开，在乡镇间像山脉一般垒起来，就如同内地的长城，这样对草原和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之后，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工程如修路、修电缆、修建饮水管道等等，都对草原造成了破坏。
“我相信发展是必需的，但是为了一些小小的建设，对草原和环境就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这很不应该。”叶青告诉记者，事实上，实行退牧还草和生态移民政策后，对草原的保护作用并不明显。
“例如过去牧民住得很分散，每家每户各自保护好自己的草场，没有人去挖，去破坏。后来实施了生态移民工程，人们搬迁后虽然对草场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与此同时，外来人对草地的挖掘、开采和破坏就没有人来管理了，也给了偷猎野生动物的人以方便。”叶青说，搬走的那些牧民没有了牲畜，又没有别的工业和商业来为他们提供生计来源，生活遇到很大的困难，很多人开始挖沙、砍伐森林，甚至参与到偷抢等犯罪活动当中。
“总体来看，目前三江源的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生态环境局部有所改善，草原退化的趋势初步得到遏制，干部群众生态保护意识普遍增强。”在“三江源的新希望”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说，但“对于这样一个状况，我和大家一样是抱有审慎乐观的态度的”。他说，“能不能进一步使三江源的生态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赖于做非常大的努力，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
最需要的是保护权
怎样保护好“三江源”？政府与当地的农牧民以及专家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张通过生态补偿的办法，靠资金的输入维持“三江源”的状态。
玉树州曲麻县措池村委书记尕玛向记者展示了他的“措池村巡护证”和“青海省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会员证”。尕玛十分自豪地告诉记者，“之前没有巡护证，曾经有来自西藏打旱獭的人，阻止他们，但没有人听；之后有了巡护证，去年有人来村子采矿，我拿出证件给他们看，成功制止了采矿事件。”
“我们最需要的支持并不是钱，而是获得保护这里的权力。我们不愿意看到外来的人员到这里猎杀野生动物、破坏栖息地。”尕玛说。
措池村地处长江源头，平均海拔4600米。山水保护中心野外项目总监李晟之介绍，措池是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主要分布区和栖息地，每年6月底7月初这里的藏羚羊越过青藏公路到可可西里集中繁殖，8月底再次越过青藏公路回到这里。
但措池地广人稀，保护难度大，同时又位于“三江源”保护区的核心区，在青海省的最西部，路途遥远保护管理成本高。加上当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有“敬天惜地，保护神山圣湖”的宗教理念，2006年9月，在保护国际基金会（CI）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共同实施的协议保护项目支持下，三江源保护区管理局与措池村签订了保护协议，授权措池村民在全村共24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进行监测巡护。
山水保护中心野外项目总监李晟之告诉记者，项目开展以来，由措池村村民组成的监测巡护队共制止5次外来人员的盗猎事件。通过监测了解到野生动物的迁徙及活动规律，他们自发地划定了5个野生动物保护小区、13个水源保护地、让出3条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在野生动物繁殖及迁徙期划定3块季节禁牧区、划定3块永久禁牧区、开展了6项关于当地气候变化的监测工作。
“三江源保护区有15.23万平方公里，管理局正式的编制人员只有13个。”青海省三江源国家级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张德海告诉记者，人手不够，而外来人员对高海拔不适应，对环境不了解，“保护区给措池村牧民们授权，让他们来管理当地的资源，等于是保护区的管理权限延伸到巡护队员的手里。”
青海省委党校教育长马洪波对此表示，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进行这种协议保护，是逼出来的一个制度创新，是不得已的一种创新。
“做生态保护，权利是核心，这个权利该给谁呢？政府也可以拥有，其他组织都可以拥有，但是谁运用这个权利最有效呢？是居住在这个地方的村民。”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张孝德说。
而这样做的成本也非常低。李晟之告诉记者，粗略统计了14个协议保护点，共保护了70多万公顷的土地，每年每公顷的价格不到4元（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的标准为8至37元/年/公顷）。李晟之认为，协议保护这种模式是可以复制的，成本并不高。
张德海告诉记者，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大面积地推广协议保护、社区共管的模式，“我们在进行了几年的试点实行后，准备在其他地区和乡镇进行推广。”不过，马洪波认为，协议保护模式要变成常态化、长效化，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要把政府的引导和社区的主体作用有机结合起来；二是把政府的调控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他认为，协议保护要往前推进还可能面临着资金、法律（移民政策）和社区（村民流失缺乏保护人员）的三大障碍。
生态恶化与本土文化丧失有关
对话牧区问题专家、国家民委监督检查司民族关系处副处长胡敬萍
黑帐篷
“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所面临的威胁，除了来自经济发展的因素外，在许多地区越来越明显地与本土文化的丧失有关。”在“三江源的新希望”论坛上，牧区问题专家、国家民委监督检查司民族关系处副处长胡敬萍的演讲通篇都是谈文化。
胡敬萍对表示，我国不同游牧民族文化传统和传统的社会经济组织制度都具有其社会历史的合理性，应该成为当前人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启示和智慧源泉，以及对不同文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制度安排和体制创新的有益参考。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生态保护的论坛上，要花那么多篇幅谈文化？
胡敬萍：说到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不少人会立刻想到音乐、舞蹈、戏剧、文学、语言文字，乃至服饰、饮食、建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而往往忽略了为这些表层文化起着基底和支撑作用的深层文化，即少数民族生计方式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那些制度性文化。
以藏民族文化为例，其音乐、舞蹈、戏剧乃至以自然为中心的宗教观、生态观、价值观，都是藏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游牧生计方式才是藏民族文化真正的根基。因此，文化不是一个扁平化的存在，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性概念。
在文化结构内各文化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中，主要表现为生计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习俗性规范。如果基底性文化消失了，那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表层、中层文化也会随之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长河中逐渐衰落与消失。因此，对于文化，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我们更应该把她作为一种整体加以理解和尊重。
那么，文化的多样性与生态环境又是什么关系呢？
胡敬萍：文化多样性之于生物多样性犹如唯物辩证法所说的精神之于物质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之间既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区别、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协同演化的关系。
藏民族的游牧文化是藏民族为适应青藏高原特殊的海拔及水土光热条件而形成的以游动放牧为主要特征的草原文化。这种游牧的生计方式不仅是确保藏民族及其他游牧民族生计的适应性生产战略，同时也是促进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的生活方式。
我认为，藏民族游牧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科学的生态文明观。千百年来游牧文化促进了草场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使得青藏高原不仅维系着中国的生态安全，甚至维系着整个人类的生态安全。
值得强调的是，草原牧区是一个具有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四元一体”的耦合体系统，而其生态系统绝非仅仅是自然形成的。一旦“四元一体”的耦合系统的稳态关系被打破，带来的将不仅仅是文化的衰落，更是草原生态的退化与社会组织结构与关系的全面失衡。
目前全球荒漠化的趋势多与文化多样性的丧失有关。比如，目前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就是荒漠化问题，即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不只存在于全球气候变暖之中，单纯地追求普遍的工业化带来的西方现代化文化取向，对文化多样性价值的蔑视，违背生态系统的演替规律，都是导致生态灾难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你所说的这些文化多样性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生计方式，对于解决目前的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哪些作用？
胡敬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和不同的自然环境下形成的文化多样性，其之所以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地区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是因为这些文化在当地居民千百年与自然和谐相处过程中形成的，它饱含着这些民族世代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
诸如藏族的部落（日固）、蒙古族的阿寅勒、哈萨克族的阿吾勒等，我国不同游牧民族文化传统和传统的社会经济组织制度都具有其社会历史的合理性，应该成为当前人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启示和智慧源泉，以及对不同地区特别是不同文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制度安排和体制创新的有益参考。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对少数民族深层文化价值要给予充分的尊重与重视，不能因为它的古老就认为落后，而应该成为我们制定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发展政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实践一再证明，在民族地区采取与汉族地区“一刀切”的政策措施往往会导致意想不到而又更为窘迫的政策效果。
在民族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弘扬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传统，还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群体作为主体在本地区建设发展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我认为，在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决策方面，首先要进一步提高相关决策部门对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深层文化价值的认识，并在地区发展政策的制定中给予它应有的地位和尊重。其次要促进少数民族成为当地地区发展、生态保护的主体，给予他们应有的权利，倡导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参与到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决策过程中去。第三要充分重视牧业社区在牧区发展中提供服务与管理的基础性作用，并通过村委会、合作社、协会，甚至是传统社会组织制度的创新作为载体，为它们提供必要的指导、培训和能力建设。第四要发挥非政府组织在促进牧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弥补政府力量鞭长莫及的许多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