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藏族政治家、佛学大师，藏传佛教萨迦派第5代祖师，元代首任帝师。

　　在蒙古族文化史上，有蒙古族高僧用藏文著述的传统，并历史久远。蒙古高僧的藏文创作与母语蒙古语创作是几乎同一时期诞生的。蒙古族历史文学巨著《蒙古秘史》诞生的时候，蒙藏历史文化关系已趋于密切时期。

　　学术界将蒙藏历史文化关系分为两个或三个阶段，但大多学者赞同两个阶段这一说法。从诸多蒙古文献记载来看，蒙古族在成吉思汗时期就和西藏发生了联系。成吉思汗（1162－1227）攻打西夏之后，派特使到西藏向萨迦派首领贡噶宁布（1092—1158）送信，信的内容大约如下：“本想邀请你弘扬教法，但时机未到．所以你从你处向我祈祷．我从我处向你奉供。”贡嘎宁布接受了成吉思汗的意见，并赞扬他。这一说法早已经被国内外学者断言与事实不符。的确，成吉思汗诞生之前贡噶宁布已经去世，所以他们之间的联系无从谈起，只是后人假托而已。另有文献还记载，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汗曾邀请萨迦三祖扎巴坚赞，后者为前者治病，这同样与事实不符。真正可信的蒙藏首要人物的接触应从窝阔台之子阔端和萨迦四祖贡噶坚赞的 “凉州会谈”算起，这是1247年的事情。这一时期也被称为“蒙古佛教前弘期”。众所周知，语言的作用早于文字的作用。而文字的作用又比语言的作用要持久。先是藏族或会操用藏语的人进入蒙古境内直接或间接传播藏族文化，随着这种活动的频繁，彼此交往的增多，为文字乃至文献书籍的传入铺平了道路。当然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光临之后，蒙古族对藏文和藏文文献就有了更明确的认识。我们认为蒙古族大约从这个时期开始拥有藏文文献。

　　1578年，阿勒坦汗与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在青海湖最初会晤。后来阿勒坦汗邀请索南嘉措到土默特部落，给蒙古佛教信众讲经说法，又在呼和浩特市特为三世达赖喇嘛建造了弥勒寺，弘扬佛法，讲述经论，为佛教文化在蒙古地区的弘扬起到了推动作用。

　　阿勒坦汗和三世达赖喇嘛二人互赠了尊号。阿勒坦汗封给三世达赖喇嘛的尊号是 “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以表示对其尊敬。“圣”是梵语的意译，“ ariya”在佛教里表示超出世间高贵的人物；“识一切(bükün -i ailadugci 蒙古语)是蒙藏佛教对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人的称号”； “瓦齐尔达喇”(vajra-dhara)是梵语的音译，意为“执金刚”是指蒙藏佛教对密宗方面修行取得最高成就人的称号；“达赖(dalai) ” 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喇嘛”则是藏语“上师”之意。即尊号 “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之义为“在显密两方面皆有成就、超凡入圣、学修知识渊博如大海一样的上师”。这是达赖喇嘛名号的由来。 三世达赖喇嘛赠给阿勒坦汗的尊号是 “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 1578年 “青海湖会晤”之后的时期被称为“蒙古佛教的后弘期”。

　　在蒙古佛教的前弘期，藏族喇嘛亲临蒙古地区，深受蒙古帝王的欢迎，被封为帝师或国师（忽必烈汗1260年赐封八思巴为国师，1270年赐封其为帝师，自1270年封“帝师”开始到元朝灭亡，松巴堪布认为出过21位帝师，《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一书中的记载为14位帝师）。直至第二期即蒙古佛教后弘期，随着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兴盛，一方面从藏区迎请高僧活佛，另一方面蒙古族诸多的优秀青少年出家至寺庙当了沙弥。学习藏文，用藏文学习经书。这些年轻人前往拉萨被封为格西、拉让巴、班智达等，深受藏地人民的爱戴。据不完全统计，1951年时，位于拉萨的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庙的蒙古族格西就有500左右，最后一位格西喀尔喀格西僧格1997年才圆寂。曾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的经师。

　　蒙古族藏文文献的产生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过程，即带进、迎进和产生。带进，指的是蒙古境外的不同身份的人随身带来的藏文书籍；迎进，就是从蒙古专程前往佛教圣地迎进来的佛典；产生，就是长期在蒙古境内传教的高僧大德和长期受佛教文化熏陶的蒙古族高僧用藏文撰写的著作。从不同渠道汇聚到蒙古境内的藏文著作，先是在个人手里，后来逐渐在寺庙或其他公共设施里集中的藏文书籍经历了数百年的岁月。

　　蒙古族高僧早在13世纪，就精通了印、藏大小五明，并开始撰写与其有关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既有工巧明（工艺学）、医方明（医学）、声明（声律学）、因明（正理学）、内明（佛学）等大五明的著作，也有修辞学（诗歌）、辞藻学（辞藻）、韵律学（音韵）、戏剧学（戏曲）、星相学（历算）等小五明的著作。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很多为蒙藏民族的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的蒙藏兼通的高僧学者。例如，13—14世纪间，有蒙古族高僧搠思吉斡节儿、沙剌布僧格、苏纳木喀拉等著名的著作家和翻译家。他们在元朝宫廷崇奉藏传佛教的影响及推动下，撰写和翻译了许多梵、藏经籍。如《佛祖十二行》、《大黑天母礼赞》、《入菩萨行论》、《金光明经》、《五卷书》等。其中的《入菩萨行论》和《金光明经》后来被收入蒙文《甘珠尔》经里。而这些佛经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比如，《五卷书》是由好多小故事构成，其中有训谕诗、寓言故事、动物故事、佛教故事等，编成五章，故称《五卷书》。蒙古人从元朝就开始翻译大藏经。中华大藏经蒙古文和藏文一样，由《甘珠尔》、《丹珠尔》两部分组成。《甘珠尔》包括经、律、论三藏和四续部等，分为七大类。《丹珠尔》主要由古代印度和我国各族佛学家、翻译家对《甘珠尔》的注释及论著组成，共分十八类。蒙古文《甘珠尔》108函，《丹珠尔》226函，共334函。蒙古文《大藏经》（即《甘珠尔》、《丹珠尔》）是蒙古族最大的佛教典籍，是由众多蒙古族佛教学者历经元、明、清三个朝代数百年的辛勤劳动而编译成的佛教典籍，其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涵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诸多分支学科，是一部国内外馆藏很少的稀世瑰宝，是蒙古族珍贵的古籍文献。

　　《甘珠尔》蒙译从13世纪开始，1629年由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最后完成。康熙年间，清朝政府组织全国蒙、藏、汉、满各族佛学家、翻译家，重新审订蒙古文《甘珠尔》，并木刻出版。乾隆年间，清朝政府又组织数百名佛学家、翻译家，将《丹珠尔》译成蒙古文，并木刻出版。目前蒙古文《丹珠尔》有三套，一套存在蒙古国，我国存有两套。

　　从藏文和梵文翻译了不少佛教经典以外，也翻译了一些文学名著。13世纪的藏族大学者和作家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1251年）所著的《苏布喜地》（即《萨迦格言》）是一部思想内容深奥的格言式著作。

　　15世纪的蒙古社会是兵荒马乱的动荡时期，但期间也没有中断过译经著书工作。《魔尸的故事》、《五卷书》等都是这一时期翻译的。

　　16一l7世纪是蒙古文化全面复兴的时代。其主要表现在从藏文上翻译完成了《丹珠尔》等佛教经典著作，并开始创作了大量的藏文全集。这一时期的代表著作家呼和浩特锡埒图固什绰尔济、察哈尔·衮嘎敖德斯尔、卫拉特扎雅班智达·南喀嘉措是明朝时期著名的宗教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为蒙藏民族文化交流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学者。据称，他用藏文撰写了200余部著作，同时又从藏文上翻译了177种著作，他的门徒亦继承其志，也相继翻译了38部著作，为蒙藏民族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他撰写的著作和翻译文章大部分是宗教经典。除此之外，其文学历史典籍，除《苏布喜地》外，还有《米拉日巴传及其道歌》、《玛尼丛书》、《贤愚经》、《宗喀巴传》等。他在这些译文的前后用诗韵文形式撰写序跋，这成为17世纪蒙古文学的经典作品。古代和中世纪印度和藏族学者都有用诗韵文写著作跋文的传统，显然这种传统习惯也影响了扎雅班智达·南喀嘉措以及其他蒙古族高僧作家。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洛布桑丹毕坚赞（1634—17222）和准噶尔噶尔丹（1644—16971）同属五世达赖喇嘛的徒弟。哲布尊丹巴活佛擅长哲学和诗歌，心灵手巧。撰有一卷藏文著作，培养了格列坚赞和洛桑赤列等名徒弟。格列坚赞（生卒年不详，17、18世纪人）从藏文上翻译了《诗镜》、《韵律学》、《云使》等有关诗学方面的多部著作。扎雅班智达·洛桑赤列（1642—1708或1715）是著名的佛教哲学家，文学家。据称在西藏学习19年期间阅读60辆马车书籍，著有六卷书，《得法录》最为著称。他所著的文章里我们不难看出蒙古族僧人对佛教的感悟理解和佛教的本土化过程。在这个时期的高僧学者还有堪布诺门罕·洛桑丹增坚赞（1639—1691），著有四卷书，内容主要涉及佛教理论和仪轨、医学。钦苏朱格图·洛桑罗布喜饶（1677—？），著有七卷著作，佛教仪轨和《得法录》具有代表性。嘉纳巴·降央丹白尼玛（1686—？）撰有三卷书，道情歌和格言诗具有特点。另外还有绰尔济·洛桑喜巴、科尔沁·意西嘉措、喀尔喀朝尔吉·阿旺多吉、阿拉善·阿旺达杰、锡图·洛桑丹毕尼玛等主要著作家。阿拉善·阿旺达杰所著的《仓央嘉措秘传》现在已成为藏学研究的重要文献。

　　18、19世纪是蒙古族高僧用藏文著述的顶峰时期，并在这一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青海蒙古族高僧松巴堪布·意西班觉（1704—1788）与八瑞相比喻撰写有关佛教理论、仪轨、历史、传记、语言学、文学理论和医学、天文学方面的八卷书，提出了众多精辟独到的见解，令世人感慨不已。察哈尔格酉·洛桑楚臣（1740—1810）是在本土上学成藏文和大小五明的学者，著有十卷著作。他用蒙古文撰写的《宗喀巴传》现已成为广大蒙古族读者的精神食粮。章嘉·若白多杰（1717—1786）是清政府最为重用的呼图克图，在短短的七、八年间，他组织全国各地200余名学者首先编纂了辞书《智者之源》，其后翻译刻制完成了全部《甘珠尔》、《丹珠尔》，造就了蒙古文化史上的最伟大的工程。他自己还撰写了内容广泛的八卷著作。阿拉善出生的阿旺丹达拉让巴（1759—1815）精通佛教哲学，被学界认为蒙古族知名哲学家。这位著名高僧的诞生极大地提高了阿拉善地区的知名度。固什噶久巴·洛桑泽培（1760—？）撰写有关佛教理论、佛本生传、佛教历史方面的九卷著作，其中《蒙古佛教史》最为著名。苏尼特左翼旗人江隆班智达·阿旺洛桑丹巴坚赞（1770—1845）著有传记、仪轨、文字方面的六卷著作，《梵、汉、俄、克什米尔、尼泊尔文、藏文、八思巴文等多种字样》是一部比较研究诸多民族文字的珍贵文献。喀而喀堪布·阿旺洛桑克珠（1779—1837）撰有五卷著作，使用通俗的小说故事来说明深奥的佛教理论是其著作的特点。喀尔喀·唐赤多杰（1781—1855）是成吉思汗后裔，属于黄金家族。他所著的著作有十六卷，涉及内容有佛教教义、传记等，6699张全集可称蒙古高僧最多产作家。沙隆绰尔济·阿旺次仁撰写了有关佛教戒律方面的十卷著作，热津巴·阿旺意西图丹撰有二卷著作的60%为传记。这个时期的学者还有甘珠巴·洛桑楚臣、喀拉沁·图道尼玛、堪钦·托米嘉措、德赤·降央图丹尼玛、班丹绰尔济、卫拉特厦仲·洛桑丹毕坚赞、喀尔喀·格桑丹增赤列、桑结嘉措、降央赤列、占布拉道尔吉、贡嘎扎布、贡确晋米热杰等著名高僧学者。尤其占布拉道尔吉所著《蒙医正典》，已成为学习使用蒙医药典范著作。

　　蒙古族高僧用藏文撰写的传统到了20世纪中叶呈现下降趋势，但仍有巨著诞生。如，布里亚特格西曲札《藏文辞典》。该辞典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已出版过6次。其后蒙古族高僧用藏文著书的历史已被改写。早先的蒙古族高僧喇嘛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被同化为藏族的蒙古人。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尤智博、江瀑、德吉卓玛、次仁顿珠、云丹等。

　　综上所述，蒙古族高僧藏文著书传统历经数百年时光。造就了一批精通蒙藏文的大学者。在蒙古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者大都通晓藏语并利用藏文文献。他们为蒙古族和藏族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