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西部西藏的跨喜马拉雅时代
阿里秘境
贤柏林寺主持格桑旺布在达拉喀山顶守护着
在印度以北一个云雾缭绕的地方盛产黄金，守护这些黄金的，是一种蚂蚁，小于狗，大于狐狸，这些黄金就是它们的食物。周围的人们挖金子为生。每天凌晨，他们赶着马，来到食金蚁的地盘上，趁着星光和月色，装满自己的口袋。不过，不管收成如何，他们都必须在第一缕晨光照到原野之前，打起马儿，迅速逃离采金场。因为食金蚁天生神力，感知到晨光就会醒来，任何入侵者都逃不过它的惩罚，变成森森白骨……
这是外部世界关于西藏的第一次记载，来自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讲述的一个印度传说。这个神秘的掘金地，就是西藏西部的阿里。
故事中富于传奇色彩的食金蚁，有人说是沙漠里一种金黄色蚂蚁，马蜂一般大小，翅膀退化，爬行迅速，碰到什么吃什么，庄稼、树根、木材，尤其喜欢吞噬沙砾中的黄金。也有人说，所谓的蚂蚁其实是土拨鼠，这是一群善于打洞的动物，它们把挖出的土堆成堆儿，其中也许含有金末。或许更接近真实的是，“它们”就是披着树皮在那儿掘金的人。
对于西方掘金者来说，阿里更大意义上的金矿，在于它是通向西藏腹地的最便捷通道。从阿里中心沿象泉河越过南方喜马拉雅山，是印度和尼泊尔；越过北方昆仑山，是新疆；西方紧邻克什米尔地区，东方连接西藏本土的后藏谷地和羌塘草原。通向阿里的各个山口，自古以来是便利的商道，不仅是黄金之路，还是盐巴之路、麝香之路，同时融合了多种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这片西部高原在多元文化夹击中蕴含着变异的因子。于是，最早一批西方人也化装成西域商人由阿里进入西藏，他们是间谍、传教士、学者、地理学家、秘术士、士兵和一些怪诞之人。
他们很快发现，这个西方最早进入的地带不仅是一块通向西藏的跳板，这里也留下了最多难解之谜：为什么这片偏于一隅的西部高原上诞生过象雄、古格这样特异于西藏腹地的古文明，甚至在强盛之时辐射整个青藏高原？这些断续的文明又如何一夜消失？
有记载的最早到达这里的西方人是17世纪葡萄牙传教士安德拉德和马奎斯，他们得以窥见古格王国辉煌的背影，却也埋下王国灭亡的导火索。古格因“后弘期”的佛教传播成为西藏西部宗教和政权意义上的双重重地，可此时佛教势力的不断扩大已经让国王感觉到威胁，它不惜借扶持天主教来打压佛教。古格因宗教而兴，也因宗教而亡。
只是这个辉煌700年西部王国消失得过于迅速、过于彻底了。以至于当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人图齐跨越喜马拉雅途经此地时，他拍摄了此地标志性建筑——古格王宫的遗址、壁画、佛塔，但这位著名的藏学家竟然没有认出这就是王宫所在地，而误以为这是一座寺庙遗址。
相对于古格在阿里的正史地位，古代西藏的代名词象雄，苯教发源地和游牧文化代表，则更像是一种执著的精神信仰，实物遗存至今没有定论。继续上溯，更久远的还有西部史前石器时代的诸多遗存待解。
如今我们对阿里的寻找从内地经拉萨，自东向西进入。从拉萨到阿里有三条线路，北线经那曲，穿越羌塘高原无人区；中线为拉萨—日喀则—拉孜—措勤—改则—革吉—狮泉河一线，海拔较高，沿途均为高寒牧区；南线溯雅鲁藏布江而上，穿越大片后藏谷地，直达阿里的普兰、扎达。我们选择了曾作为吐蕃和象雄商贸古道的南线，2010年这条曾经漫长的畏途修通了柏油路，只需要两天车程，甚至阿里还开通了往返拉萨的航班，“天上的阿里”似乎不再遥不可及。但是阿里的神秘性并未因地理屏障解除而减弱，穿越卫藏地区而来，越发感受到西部高原之于整个藏区的逸出。
或许阿里的精神标志——冈仁波齐可以告诉我们些什么。如今，尽管西藏的佛教中心已经转移到卫藏，阿里的寺庙并不兴盛，但神山却是一个天然的巨大神殿。千百年来，山下的人们都在围绕它的白色头颅虔诚旋转，印度教、耆那教、苯教和佛教都奉它为世界中心，仅仅因为它独特的冰雪之冠吗？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1985年最早一批来札达考古的陕西考古所张建林认为，对冈仁波齐的崇拜，不仅仅因为喜马拉雅、喀喇昆仑、昆仑等几大山脉在这里打了一个结，更是因为这里是孕育青藏高原和印度平原的4条河流狮泉河(印度河上源)、象泉河(萨特累季河上源)、马泉河(雅鲁藏布江上源)和孔雀河(卡尔那利河上源)的源头。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李永宪注意到，与中原“大江东去”的太平洋水系相反，阿里的主要河流，属于“印度洋水系”，多是向西、向北或向南，殊途同归最终汇入印度洋。这些源出阿里的外流江河，流淌着“卓雪马术”、“普兰美女”、“古格辉煌”和“拉达力士”等西部古老文化的因子。
西部的阿里，曾经有一个“跨喜马拉雅”的恢弘时代。放在这样一个文化地理框架中观察，李永宪认为，从阿里流向印度洋的多条河流深谷，一直是西藏西部与周邻地区交往通达的古道，自古西藏高原与南亚农耕文明和中亚草原文化的接触，藏传佛教艺术中的克什米尔风格、中亚风格、于阗风格等区域外因素的来源，莫不与西部阿里自然地理的这些特点有关。长久而深厚的历史积淀，在这片高原上留下了无数已被发现或尚未知晓的文化史迹。
冈仁波切
转山记
“即使此山没有能够赦免造罪者的能力，它至少也有使翻越它的人具有长久和极大耐心的能力。”一趟在冈仁波齐的转山之旅恰当地表现了这个含义。
主笔◎陈晓
冈底斯神山主峰终年积雪封顶，在藏族口语中被称为冈仁波齐。“冈”是藏语雪或者雪山的意思，“底斯”则是梵语清凉之义，合起来的名字就是“清凉的雪山”。“冈”再加上藏族人的尊称“仁波齐”(即宝贝)，则表现了藏人对它的敬仰之情。它同时被四个教派奉为圣地：佛教认为这里是须弥山，世界的中心；印度教则认为，它是印度教主神湿婆的化身；在古老的本土宗教苯教的教义里，外形如水晶塔的冈仁波齐就像苯教圣物十字形金刚杵，它下伸到鲁界，其山峰直刺神界之域，是贯通宇宙三界的神山；还有一种几乎与佛教同时发源的印度古老宗教耆那教教徒也来此朝圣。
对我而言，冈仁波齐的神秘还是来自于它的地理位置。它藏在阿里的深处，距离西藏最现代化的城市拉萨1400多公里。乘汽车需要在茫茫无际的高原上行走两天。除了一条去年刚通车的柏油公路和一排排电线杆外，就是荒原和光秃秃的石山。它们有时混乱无序地重叠，有时整齐对称地一座挨着一座，如同一把大锯的锯齿。高原的云彩丰富多变，时常左边的天空暗云翻滚，雨雾弥漫，宛如冥界，右边的天空却阳光澄澈，洁白的云彩倒映在山麓上，形成山色的层次变化。如果没有云彩，沿途对大山的持续观望，难免产生千篇一律的单调感觉。
海拔和距离都阻挡着这里被认知。即使是最勇敢的探险家，能进入西部的也非常少。我们搜集了众多有关西藏的西学名著，仅看到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中简单记载了他来到此地。即便从去年开始，阿里已经开通了前往成都、拉萨的航线，但所有现代的运输工具都要在高原的云团、气流、温度面前遭遇挑战。机场上空的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飞机就必须要减轻负载的重量。120人的飞机，经常只能坐1/3的乘客。
冈仁波齐还在这条艰难路线的尽头。从拉萨到阿里，经普兰，入塔尔钦，才到山口。整条山路长57公里，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裸露的花岗石岩在朔风雨雪的经年侵蚀下，碎裂成为山谷中大大小小的砾石滩涂和巨石阵，有的地方羊肠小径也无迹可寻。每年11月以后，山路大部分消失在冈底斯山脉的积雪中。夏季来临，即使普兰县旅游局努力维修，路况依然恶劣。山路蜿蜒攀升上一座长达5公里的陡坡，穿越海拔5723米的卓玛拉山口，再以近70度的角度俯冲下几乎相同的距离。然后进入一片沼泽地。雪水沿着黄褐色山体上的纹路，潺潺流入这平坦的河谷，在河滩地上切割出横七竖八的水渠，滋养出的绿草又覆盖了这片水网，形成一个个隐蔽的低洼水坑。远看水草肥美，行走其间，必须左右腾挪，落点精准，还要腾出手来，驱赶大群蚊蝇。体力强健的香客沿着山径行走两天，才能完成转山的路程。
藏族人与山共生。他们把山比作一架梯子，或者是一根木神的绳子，是吐蕃第一位先祖聂赤赞普下凡入主人间时所使用的。神山则是当地的神仙或者主人。人们有时把它看做天柱，有时则是地钉。古代西藏战乱不断，圣山也是战神，人们经常用一些意味着首领或者赞普的术语来称呼它，认为它们如同一些已死去的强大英雄一般。冈仁波齐承担了以上所有赞美和想象。转山路上的气候瞬息万变，风云变幻确实能让神山附近呈现出一种玄妙神秘的气氛，两峰之间本属于它的位置经常阴雾弥漫，混沌一片——它从不轻易展露真容，还让跋涉其间的信徒饱尝狂风、冰雹和严寒之苦。
在这片绵延的花岗石山脉上，香客们经过的每一个地点，都有一则古老的神话和传奇：山腰间的一圈沟槽，将下部的平岩与上部的雪峰明显分隔。据说是印度教主神湿婆缠绕在脖子上的一条蛇留下的痕迹。竖的沟痕则是佛教尊者米拉日巴和苯教弟子那若本琼为争夺神山斗法时，那若本琼失败后，座下的石鼓滚落山崖。在那次佛苯之争的经典战役中，他们在山路上几次狭路相逢，随形就势，利用满坑满谷的石头作为斗法的武器。
聚集在冈仁波齐的宗教如此纷繁、复杂，仅是藏传佛教，有据可查的就有至少18个教派。它们在对心、光明的认知、修持方式、仪轨细节上各有千秋但却在冈仁波齐脚下凝结成同一个最原始、最单纯的仪式：行走。藏传佛教徒和印度教徒沿顺时针方向，始终让该山处于其右边，苯教徒则以相反的方向绕山巡礼，在学习传奇故事的同时又以一种祈祷和崇拜的姿态精修止观三昧。四大皆空的复杂教理和一座具象的大山，其间的逻辑链条并不清晰，但千百年来，嘛呢巴、掘藏师、还魂人，以及云游僧在山路上的行进，已经为转山制定了一个准则：沿山转13圈为一整圈，可洗尽一生罪孽；转10整圈，可免500年轮回之苦；转100整圈，则可跳出三界五行，成佛升天。我听到的一个最高纪录是一位叫拉金达的印度年轻人，他在2001年7～9月共转山115圈，获得的奖赏是一张阿里地区旅游公司发的荣誉证书。
100多年前，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在穿越西藏时，就从一个异教徒的角度评论过藏民族心怀虔诚、攀登当地最险峻和陡峭山峰的习俗：“他们坚信那些有幸登上山顶的人将会被彻底赦免全部罪行。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此山没有能够赦免造罪者的能力，它至少也有使翻越它的人具有长久和极大耐心的能力。”
转山前的准备
索朗多吉担任住持的吉乌寺在圣湖边的高坡上，这座寺庙建于藏传佛教前弘期
与自己一生相连的贤柏林寺转山的朝圣者
冈仁波切山脚下的塔钦镇是转山的大本营
我为自己转山找到的旅伴是一个印度的进香团，这是今年第十批来神山朝圣的官方香客团。
每年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神山，其中不乏观光客，挑战自己体力的旅行者，寻求精神洗礼的灵修人，但印度人无疑是与这里渊源最深、最传统的来客。在藏传佛教的两次弘法期，印度都是佛教的智慧高地，而西部则充当了“西学东渐”的门户。吐蕃统一西藏的前弘期，在阿里至少有两类相互敌对的集团——佛教与本地宗教苯教，在为其教理谋求优势。物质之间的冲突与宗教性的冲突同时发展。在这种争执中，出于宗教原因而发生的自杀和他杀并不罕见。一开始的形式显然于来者并不利。按照图齐的考证，印度高僧寂护和莲花生大师受邀来此，但由于遭到暗杀的威胁，都很快离开。
但佛教具有极强的拿来能力和再生能力。和苯教相比，它有已成文的系统教理，并在服饰、仪轨等方面，也吸纳了一些苯教的内容并逐渐为主流社会认可。即便后来由于佛寺势力过大，占据大量田产、地产和依附寺院的僧产，并享有免税和免服兵役的权利，从而使世俗政权损失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朗达玛执政时期遭遇抑佛，但它在式微的时期也未放弃生长，而是与苯教等民间宗教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致，暗暗积蓄再生的力量。甚至在这一时期还有很多小的僧伽蓝得到充分发展——它们中的一些至今存在于神山圣湖一带，所以才出现了吐蕃佛教的后弘期。1042年，印度佛学大师阿底峡应托林寺主和古格王的邀请，由此入境弘法。一个最著名的传说是，当他抵达神山对面的巴尔各平滩时，恰好听见神山的尊者们为了即将用餐而吹出的悠远法号声，以示正值中午。于是，阿底峡一行人就在此地用餐，当年他们打尖的遗迹至今犹存。虽然各位天竺大师在此处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但这里都充当了弘法的门户。大师们自此严寒酷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阿里地区的政协副主席洛桑山丹告诉我，冈仁波齐虽然在宗教史上地位极高，但真正能来到此地的人并不多。洛桑山丹说上世纪80年代，他曾经从拉萨步行到阿里，历时46天。和我在山间住同一间旅舍的藏族人也告诉我，他的母亲和外婆，曾经花整整一年的时间，从那曲步行到这里转山。之前五六年的劳作，就为这一年的行走。在那些发现西藏的探险系列里，尽是有关朔风，严寒、冰雹、神出鬼没的匪徒、突然破冰的河面、牛马大批倒毙、体弱者冻死路旁。在没有机械力的年代，旅途的时间被大大拉长，行者迟早有机会经历这些磨难。
而现在，行走的难度大大降低了，转山更多是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而不是地理的。尼泊尔人是距离神山最近的外来者。由于地利之便，他们在若干年前和一河之隔的藏族人共用草场，如今则共享贸易，在距离双方边界各30公里的区域内维持边民的自由往来。很多尼泊尔人还穿着传统服饰：男的一袭白色短打棉布襟袍，头上也层层包裹着同样质地的头巾；女的则浑身披挂彩色的大幅布条，戴金色鼻环。他们都神色肃穆，目不斜视，像从云端走下来的古代人。但脚上破烂松垮的“匡威”布鞋，既表明了他们与现代世界的联系，也暴露了他们在现代世界中的经济地位。他们大多没有经济能力去独立转山，或者在进香团中担当伙夫，或者在生意结束后，去邻近口岸的一个历史最长的佛寺科迦寺拜佛。我看见他们在供奉文殊菩萨的大殿前，头碰头凑尼泊尔纸币，然后人手分发一张，围着大殿内堂沉默地转圈，最后消失在殿侧的一条暗道里。
这个印度进香团由公务员、商人和家庭主妇组成。他们从强拉山口骑马入境，需要在中国境内待13天。仅为转山的3天，他们每人要花费的费用就包括750元的马匹费，360元的背夫费。因此，香客团下榻的普兰宾馆的经理告诉我，转一趟神山花费不菲，他们将这样的团队称为“高端团”。
“我能转完神山吗？”这个“小马过河”式的问题，从到拉萨开始，我就问遍了所有转过或听过神山的人。汉地来的干部连连摆手说：“去不得，很艰苦很艰苦。”身材健硕的本地人则拍着胸脯打包票：“绝对可以，容易得很。”直到最后决定要跟这个印度进香团体验这趟宗教之旅，心里还是忐忑不安。想到接下来的3天时间，我要置身于一群陌生的异族人当中，在一个从未到过的海拔高度，做一次生平最长距离的行走。孤独感与57公里的长度和5723米海拔，共同恐吓和压迫着我。
出发的前一夜彻夜未眠。凌晨4点，听到窗外开始起风下雨。我暗自期望，雨下大一点，这样明天就不用出发了。早上7点多开窗，风停雨住，远处冈底斯山脉的方向，云雾明灭，山形泯然其中。“山里肯定在下大雨，这样的天气应该没法进山吧。”我有些高兴地想。
热闹的集镇
塔尔钦是这样一个地方：它位于冈仁波齐与纳木纳尼两座雪山之间一块阔大平原的一角，街道两旁的房子大多用土坯垒成，再用粗糙的玻璃和钢条草草扩建，也有很多藏式旅馆。有太阳的天气，这里是一个热闹的集市：汽车扬尘里的街边台球室，血淋淋摆在路边帐篷里出售的巨大的牦牛尸体，壮硕的野狗三三两两逡巡在垃圾堆附近。阴雨天则更增加这里的神秘感：两头的雪山都消失了，塔尔钦就像一座阴雾弥漫荒原上的孤城。冈仁波齐就紧贴在塔尔钦的身后，偶尔露出积雪的额头。第一次见时免不了生出疑问：这就是神山？简直像一个撒满糖霜的小圆面包。
进香团还是如期出发了。早上我磨磨蹭蹭怪不情愿到了大巴出发地点，希望听到行程延迟的通告，却看到印度人正前呼后拥准备出发。香客们互相往额头上涂三杠白灰，据说这表示印度教所信奉的宇宙分为三重宫殿。4个伙夫正在将若干个白色的编织袋捆绑上大巴的车顶，里面是他们进山后的食粮——面粉、咖喱、蔬菜、大米，还有各种香料——在宾馆大堂前留下一地味道奇怪的黄渍。
到达山口后，这些编织袋将转由4匹牦牛负担，每个香客会雇佣一名背夫，大部分脚力不济者，还要配备一匹马和一个马夫。所有的牛马都由离山口最近的岗莎村提供。这个村的牦牛队声名在外。普兰县财政年收入400多万元，而牦牛队一年的收入可以达到500多万元。村主任尼玛益西多吉告诉我，队里有上千匹马和几百头牦牛，几乎垄断了进山季节的所有牛马生意。马驼人，乘客不能负重，牦牛驼东西，各司其职，绝不混淆。后来香客们抱怨条件太苛刻，才改成骑马乘客的背包不能超过15斤。自去年阿里到拉萨的公路通车以来，转山朝圣的人与年俱增。在此之前，每年能到此一游的人不到1万，但2011年仅5月转山节，就有2万多人来到神山。
这趟行程，43个香客，43个背夫，34匹马，34个马夫，还有4匹满载的牦牛，4名赶牛人，4个伙夫，2名导游。8月5日11点，我们的转山队伍终于开拔了。我一开始想象，这该是个多么庞大壮观的队伍。但队伍在山路上排成一条细细的、歪歪斜斜的长线后，很快就被盘旋的山势切割开，变成一个个小点，消失在辽阔的山脉里。
“疯子”背夫
印度香客大多骑在马上，所以第一天的路程，我的交谈对象主要是团里的藏族背夫。这个季节，他们每天聚集在山口“趴活”，嬉笑打闹宛若度假。香客团一到，将行李在草地上一字排开，他们就聚拢过来，在行李后对应站成一排。背夫们大多看不出年纪，有的满面沟壑，两鬓苍苍，看起来50岁上下——他们竟然都叫我阿姨。随着谈话的深入，有一种句式出现了：“阿姨，你这个眼镜可以哦。”“阿姨，你的鞋子可以哦。”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单纯的赞美，但直到在路边休息时，有两个年轻的背夫反复伸手摩挲我的棉靴，并用藏语说着什么。“他们想干吗？”我问我的背夫洛桑。洛桑答：“他们要你的鞋子。”
对当地年轻人坦然索要东西的行为，我总觉得有点难以理解。因为西藏孤绝的地理位置和发展水平，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援藏物资进入这里。普兰县县长卫东说，他们刚刚完成了中央为庆祝自治区和平解放60周年给群众发放物品的工作，有电饭锅、太阳能电灯、打酥油茶的搅拌机，村民们非常高兴。我看到的很多年轻人，只能说藏语，只有能力参与最简单的体力活。“没鞋子我怎么走路？”我觉得这个要求有些无理。“你没带鞋子吗？”洛桑也很理直气壮地反问我。
这是唯一一次洛桑没站在我这边。他是我的背夫，也是团里的伙夫。20岁出头，身材瘦小，以至于我一度踌躇能否把自己的超大背包交给他。但他一路上不仅承担起了绝大部分负荷，而且利用职责之便，帮我端来泡面，为水壶灌热水。第一天留宿止热寺时，我抢到最后一个房间的床位，室友是3个陌生的藏族男人。睡觉前，洛桑来敲了几次门，第二天早上看到我，他就大声喊起来：“昨晚没事吧，我担心死了，屋子里就你一个女的。”脸上真诚的焦灼让我很感动。
每当我在旅途中掏出采访本，他总会好奇地探头问写什么。教育还是这里的稀缺品。从阿里一路至此，最常看到一条严厉的标语：不送孩子上学是违法的。洛桑说自己只上到小学6年级，学的字也都忘了。“不过有什么用呢？”他轻描淡写地说。但我的背包里有一本《西藏宗教之旅》，这是一套藏学丛书中被认为最艰深的一本。路途中等我吃饭的时候，他拣出这本书，极认真地看起来。
扎西是另一位我觉得比较特别的背夫。他脸膛通红，头发零乱，满脸褶子。大部分背夫汉语不好，只默默地走路，他却表现出了对外部世界的求知欲，提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问题。比如：“长城是不是和神山差不多，转一圈要几天？”“中南海里什么样？”“办个证能进去吗？”
其他藏族背夫说他是“疯子”。在藏文里，这是一个语义丰富的词。那个在佛苯斗法传说中，帮助佛教奠定神山之主地位的英雄米拉日巴，在正史学家的考证里，就是一个“疯子”。《米拉日巴传》中的第一幅绘画《疯子米拉》中，他光着头，身着白袍，包括一种披在背部的风帽，除了一根竹杖，身无长物。在一家富户人家化缘时，富人询问他这根竹杖的意义，他说，这种木棍酷似儿童的一根鞭子或者疯子的一种标志。
米拉日巴既是佛教尊者，也是一位说唱艺人。《格萨尔》最古老的道歌片段，就是米拉日巴的一首诗歌。说唱艺人是在西藏宗教史上有杰出地位的既低贱又高贵的人。他们一方面嬉笑怒骂，批评和嘲弄所有教派与权势人物的所有弊端，一方面又置身于民众中，受民歌风格的启发影响，并试图使它们适应一种宗教的神秘意义。米拉日巴的密教名字是笑金刚。在法国著名藏学者石泰安的考证里，他就是一个调皮淘气的人，但这种伎俩有时帮助他在与别派宗教的论争中占据上风。一位被他击败的辩证学家葛浦巴曾羞愤难当，说：“米拉日巴满腹诡计和谎言，是一个专会开玩笑的疯子。”
我觉得这位被称为“疯子”的背夫，有一点符合传统的定义：他个人的世界更广阔。可是他的同伴们说起他语带不屑，有让我离他远一点的意思。“疯子”的含义，已经和现代世界的解释相同了。
神山脚下的仪式
洛桑金巴管理着圣湖边风景最美的楚果寺
塔钦镇尼木茶馆中的藏族香客
尼泊尔香客在圣湖玛旁雍措中做法事
“借我你的手杖。”在住宿营地止热寺安顿下来后，一位印度香客来到我的房间，专注地指着我的登山手杖嘟囔着。第一天的行走，近20公里的山路，海拔从4686米缓升到5078米，神山不冷不热地端坐在山径右边，一路无惊无喜。但止热寺这里的神山看起来触手可及，翻过眼前的山坡，就能站到山底，以至于并不善于登山的印度香客们也跃跃欲试。这位借手杖的香客是个略显肥胖的年轻人，穿着臃肿的蓝色棉大衣，骑在马上也摇摇欲坠的样子。我告诉他，我也要上山，也用手杖。他一边点头，一边固执地伸着手，直到我把手杖交给他。
这是一段多出来的旅程，并不包含在57公里的大礼拜道内。香客团瞬间就消失在第一面山坡后。我匆匆吃一点干粮，挎上水壶尾随而去。经过第一天的行走，我分享了他们的姜味奶茶，Fox牌硬糖，白色的大腰果，还有Cardimon，一种用来保持口气清新的香料，身处异族中的孤独和陌生感已经消失了。印度人真是个喜庆的民族。大巴从普兰开往塔尔钦的路上，他们时常高举双手，唱诵着所经过的神山圣湖的名字，悠扬的曲调为荒凉的群山平添几分妖娆。我希望不要错过他们在神山下的盛会。
爬上第一面山坡，发现四下无人，只有两个印度人坐在地上，正对着神山念经。后来才知道，这是第一批掉队者。到神山脚下的距离比看到的远得多。山峦重重，以两山夹一山的阵势排列，像一大片斜铺开来的鱼鳞。每跋涉过一片碎石嶙峋的鱼鳞，山口后又露出一片新的碎石滩。在每一个山口，都可以看到放弃前行，盘腿冲着雪山念诵祈祷文的印度人，那位坚持拿走我手杖的香客也在其中，他四仰八叉躺在一片河滩上，喘着粗气。
行行复行行，不知道走过多少片鱼鳞，大约两个小时后，我终于来到了山路的尽头。先行到达的印度人已经在河滩上搭起一个小小的祭台，祭台上覆盖着绿树枝、花瓣，周围是清水瓶，银盘内燃起了檀香。还有几个印度人用白色、黄色的条幅覆盖着前方一个灰黑色的矮坡，然后将全身贴在上面。走近才发现这是一面布满砾石灰尘的大冰川，山路边奔腾的河流就在此发源。这里已经接近神山的雪线。
最终到达这里的印度人不过十来人。凯拉什(Kailash)先生也在其中，他是香客团中9个选择全程步行转山的人之一。我们曾在闲谈时达成一致：骑马转山是不诚实的行为，疲累正是我们来到此地的原因。他39岁，在新德里一家银行任信贷官员，穿着黑色毛衣，牛仔裤，戴格纹的围巾，说规范标准的英语，很热衷于谈论中国和印度的联系，比如孟买就是印度的上海，新德里则像北京。除了有一张黝黑英俊的印度人的脸，我觉得他是整个香客团中最现代、最没有异域风情的人。但此时闭目祈祷的他，显得如此遥远。
一位印度老先生招手让我脱鞋袜，在冰川融水中洗净手脚，加入到他们。冗长的唱诵经文环节后，他们在银盘中燃起一团火，每个人都力图亲手扶住银盘，站在外围的人则把手搭在内圈人的肩膀处。祈祷的歌声再次唱起，中间的人举起火盘环形移动，凯拉什先生摇起铃铛，他的一位同伴则吹响白海螺。几天前，我在普兰的科迦寺法会的坛城上看过类似的器物。虽然崇拜的主神和教理均不相同，但不同宗教在这片土地上相互渗透、影响，以至于仪轨和器具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集体仪式结束后，大家各自对着神山许愿。我突然听到身后的絮语中夹杂了抽泣声，回头看见刚才吹白海螺的中年男人，双手合十正对神山泪流满面。对这些印度香客来说，这里真是个催人泪下的地方。上山的路上，我看到团里一位最胖的印度妇女，艰难地用两只手杖支撑自己的身体往山上挪移，但走5米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这样的速度肯定到不了山脚。她坐在岩石上，扭头看着仿佛近在咫尺又永不能达到的神山，泪流不止。一位身材瘦削，总是随身挂一副三脚架和一个铁皮热水瓶的年轻人，祷告后伏地良久，起身时双眼通红。凯拉什先生也是这样。他曾说自己来这里为虫子以上到宇宙以下的所有苍生祈祷，同时也希望自己可以戒酒。这样简单的愿望为何会让人流泪呢？山势沉沉，伴以冰川融水奔流的轰鸣声，在极宏大的安静与喧嚣中，我左右环视这些自顾哭泣的人，这时才觉得自己是个外人。我不相信湿婆的传说，也看不见镌刻在神山身上的种种神迹。即便行走到此，除了疲累和忍受疲累之外，我不能体会他们心中真正的情感。
但参与完仪式后，他们开始把我当自己人，与我分食祭山的食物：红糖，过于甜的糯米酥，沾着沙子的苹果片，在额头、下巴和耳侧涂抹上有点肥皂味的红色和黄色颜料。时间已近20点，天上月亮的轮廓越来越清晰。月光与暮光同时辉映着冈仁波齐。香客们还在流连，把身子一遍一遍贴到冰川上，将精美的祈祷书塞进冰川的缝隙里，用卡片机在各个角度留影……想着明天要翻5723米的山口，我决定先行下山。走出百米远，才突然想起，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神山一眼，这可能是这辈子我离它最近的时候了。转身想与神山告别，却被吓了一大跳——山像霍地站立起来，几乎长高了两倍。雪线以下庞大的钛灰黑色岩石身体，像铠甲一样闪着金属的冷光，威风凛凛，宛若战神。
翻越卓玛拉山口
图齐的《西藏宗教之旅》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帕当来到吐蕃时，他最早不被视为一名佛教徒，大家把他看做某一位湿婆教圣哲。正如常常在冈底斯山附近遇到的那样，他发表的第一批教理如下：你们不要夺取出现于我们之外的东西，在我们之中为它让出一块落脚的地方。不应该把出现于我们之中的东西投向外部。心不应对身体产生怜悯，身体也不应对心产生怜悯，保持心和身的自由，以使他们各自都能自我休息。
我想，如果所有神山都与教理之间有逻辑联系的话，兼具印度教和佛教特色的这段话与卓玛拉山口最为契合。当从海拔5000米的地方开始徒步，在5公里内急升700米时，确实应该身心分裂——心不去怜悯身体的痛苦，而身体则不要理会心的恐惧。
传说里，卓玛拉山口象征度母宫。相传一位高僧修行来此，眼前出现21只灰狼，坐禅冥想即知是21尊度母所变。跟随其后来到一山口，这些灰狼一个接一个消失在石缝中，留下足印，所以叫卓玛拉(度母)山口。它是转山路上的最高点，海拔5723米，高过唐古拉、巴颜喀拉等探险家们描述的“要命的山口”。8月6日清晨，站在山脚下往上望，转山队伍在狭窄的山路上鱼贯而上，看不到终点，惊惧之情油然而生。
在转山的两天里，比较幸运的是从未遇到恶劣的气候。天空一直很平静，没有太强烈的太阳，也没有蚀骨的朔风。只是山口空气稀薄，但也极为新鲜和清净。它们和高海拔的寒气一起，让每次呼吸变得锐利。为了避免传说中寒气侵入脑门后引起的头痛甚至晕厥，我小心地用舌头抵住前颌，关闭五感，以一种肃穆、缓慢的姿态前行。匀速和专注是最节省体力的，但那些不守规矩的马匹多次破坏我的梦游状态。走着走着就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堆马腿中间，被肥大的马屁股和摇摆的马尾挤到山路边的乱石堆中。每队马群经过，步行的人就像漫堤的河水，泛滥到山路两边。
接近山口时，突然热闹起来。马脖上的铃铛，牦牛的呼噜声，香客们熙来攘往的嘈杂声，步行者们为吆喝牲畜而发出的刺耳口哨声，形成了一曲难以形容的声势浩大的声响。山口并不平坦，佛教徒、印度教徒、苯教徒各在方寸之地摆起祭台，焚香诵经，祭祀的烟雾缭绕在覆满山口的厚厚经幡上。古伯察曾经形容这种旅途中的交响乐“永远不会使人感到疲劳，相反却赋予了所有人勇气和毅力”。但所有这些声响和人事，突然拥挤在一个并不宽敞的山口，给人的感觉是此地不宜久留。神山依然在右边的眼前，依然只露出积雪的额头和半张脸，全然没有昨天晚上在它脚下见到的那种雄然的姿态。
这一带是传说中佛苯斗法的主战场，神迹众多。因为专注于登山，我都错过了。但即使仔细端详，我想自己也看不出端倪。有关神山的传说，从一诞生起就占领了西藏社会和宗教的制高点，它们无需被证明，也不能被质疑。一位曾担任寺庙住持的活佛告诉我，他用磕长头的方式转完全程，历时17天。我很好奇，以一位活佛的宗教造诣，以及五体投地的转山方式，他所见的是否与我所见的不同？“没有。”活佛回答得很坦诚，“我能看见的和你一样，石头就是石头。只有大成就者才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东西。”“那你还是相信那些传说吗？”“如果不信，我们的归宿在哪里呢？”
从卓玛拉山口下望，可以看到脚下的悬崖峭壁以及一望无际的无数群山，一片巨大的灰白色冰川横梗在山谷中间，唯一鲜艳的色彩是印度教仙女乌玛德瓦洗礼的两小块浓绿的湖水。碎石从山顶一泻千里，一条条小溪穿梭在灰石堆中，迸溅起一簇簇水花。流水一部分流入雅鲁藏布江，一部分经过漫长的旅途汇入恒河，灌溉印度平原。但因为没有树木，甚至没有杂草，这里感觉仍如月球环形山一样荒凉。
漫长又漫长的18公里
翻过山口以后，我们就如同从一个巨大阶梯上走下来，每一个台阶都由一座大山组成。行走其间，一会儿四寂无人，独行其中，觉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一会儿，山头上人影憧憧，新的一队人马冲锋一样压将下来，山谷又沸反盈天地热闹一阵。
最后一级“台阶”，山势呈70度，绵长陡峭。往前看，山谷的荒凉已经被抛在身后，山下是一片秀美的河谷。大地上覆盖着茁壮和品种纷繁的草和野花，旁边是一条清澈奔腾的河流。原以为翻越卓玛拉山口是一场硬仗，哪知道这70度的直降才算精彩。没有明显的路，山体上尽是细碎的石子和灰尘，极容易打滑。大家各辟蹊径下山。有被四位搀扶者前呼后拥，依然却步哭泣者，有以自由落体形态滚落山路者，还有如我这样蹲身探腿，寸步前行者。山道上烟尘飞扬，甚是热闹。
翻过卓玛拉山口后，今天的路程还有18公里。每转过一个山弯，就看见前面的人群蜿蜒成细线，正消失在下一个弯道处，无始无终。脚趾疼痛难忍，我一度以为脚趾甲已经脱落了，怒气开始无来由地发作。我自责自己并不信仰任何一个宗教，为什么要来做这样无意义的行走？这段时间里，我频频被藏族人超过，大多数是一家人，挈妇将雏，撑着花格子或者彩虹条的洋伞，出门赶集一样兴冲冲的。长距离的行走对他们并不构成负担，他们中有的人，转山就像是一次稀松平常的长跑，凌晨4点出发，中午12点就可以转一个来回。
对于并不长久生活在这里的人，藏传佛教中有很多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古伯察曾经在此看见一个青年喇嘛在长途行走中冻坐于路旁，鼻孔和嘴角边挂着冰棱，双目半睁，呆滞无神——他被自己的同伴们抛弃了。“我们觉得如此让一个人死去而不试图拯救其生命是骇人听闻的事情，于是便毫不犹豫地带他和我们一起走。把他从这块别人安置他的可恶石头上拉起来，用一条被子把他围起来，并让他骑上了一匹我们的小骡子。我们去拜访这名青年喇嘛的旅伴，他们获知我们的所作所为后，便跪下来向我们表示感谢。他们说，我们太善良了，但却无益地付出巨大的辛苦，这名病人已经完了，他被寒流侵袭了心脏。我们无法赞同这些人的失望态度，于是返回自己的帐篷，当我们到达时，青年喇嘛已死。”
这种荒野中的残酷旅程，在古代西藏比比皆是。“当他既不吃东西，也不能讲话或自己站立时，人们便把他遗弃在路上。同伴不能停下来，在无法居住的荒野中为他治疗，而且还担心猛兽、土匪，特别怕的是断粮。”这位天主教神父感叹，“啊，当看到这些垂死的人被遗弃在路途上，那该是一种多么恐怖的景象啊。世人对他们的最后关心，是在他身边放一把木勺和一小袋糌粑，旅行队接着就凄惨地继续赶路。当所有人都过去后，不停地在空中盘旋的乌鸦和秃鹫就扑向这些不幸的人，他们无疑还有足够的生命感到被这些猛禽撕开了。”他还嘲笑藏传佛教徒向行旅之人赠送纸马，以祈福减轻他们在旅途中所受的磨难，同时也会将一个同伴遗弃在真实的绝境中。
这漫长的18公里无疑是这趟转山最困难的阶段。这是一段几乎没有起伏的长路，激不起斗志，也看不到尽头，甚至比翻山口的疲累更难忍受。如今再回想这18公里几近绝望的行走，我想或许就是人力和自然力在西藏最真实的实力对比。在机械力难以到达的连绵群山与荒野中，大自然的力量远远高于血肉之躯的力量。在这样广袤的环境里，人无论如何都是孤独的，学会敬畏残酷的命运和独自承担一个人的苦难是必要的。古伯察是一个优秀的传教士：敏而好学，不畏艰险，他所代表的天主教也是一个有系统教理的成熟宗教。但我想这位来自法国的传教士，还是没有体察到，真正决定西藏人信仰方式的是风土。因此，他的西藏之行，仅留下了对当时当地细致优美的描述。图齐总结西藏宗教的一个典型特点是明显地缺乏社会同情，与佛教钟爱一切众生形成明显的对照。转山这样的仪轨或许提供了一个解释，西藏风土孕育的宗教，更多是个人对自己苦痛的担当和接受，而非怜悯。
8月6日17点，我终于承担完自己的苦痛，拖着淤血的脚趾，走到了尊珠寺，这里离出发地塔尔钦只有9公里，山路已近尾声，但我记忆的转山之旅应该就此结束了。第二天的路程非常轻松且风光秀美。我们行走在半山腰，山崖下是开满野花的草地和清澈湍急的河流，塔尔钦附近的纳木纳尼雪峰和嫩绿的平原遥遥在望，隐现于洁白的云层中。
(感谢实习记者张冉对本文的帮助)
古格的回响
札达土林地貌
阿里
69岁的强巴是阿里扎达县皮央遗址上皮央寺看门人
只有在每天的黄昏时刻，我才得以窥见札达久远的辉煌。当那些东方城市一座座沉入黑暗之后，这片西部高原在最后的夕阳中显现出金色的神圣。这光芒越是耀眼，也越是短暂。如同它的历史，曾跨越喜马拉雅点燃了藏传佛教后弘期火种的古格王朝，700年文明几乎一夜消失。而被覆盖在历史更深处、产生藏族文明支系的象雄文明，更是飘忽不定。以至于有关札达的历史叙述仍停留在两种互不相关的语境中，一方面是庞杂而破碎的考古遗迹缄默难解，另一方面则是民间近乎虔诚的传奇想象。
土林孕育的文明
古格王宫也只是札达之谜的丛林一角，仅从视觉层面，你就无法将宫殿从它周围茫茫苍苍的土林中剥离出来。事实也是如此，土林不仅是奇异的地理背景，也是孕育这些深厚古文明的根源。
任何一条进入札达的通道都要先经过土林的洗礼。我们选择从巴尔兵站经隆嘎拉山翻越阿伊拉山，下巴尔沟土林。如同进入一个虚幻的电影特技场景中，大地似乎想从大刀阔斧的造山运动中停下歇一歇，开始层层叠叠地缓慢堆积，于是这些土质山峰都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秩序感。大部分像是风干的宫殿或者佛塔。连绵在一起的群山状如列队的士兵，一旁孑然而立的山头则是威严的将军。你也可以把它们想象成这一土质丛林的猛兽，大象、狮子、老虎。此时的夕阳是最好的渲染大师，光线笼罩之处，即刻变出一座黄金山。这条土林沟也叫毛刺沟，不时可以在单调的泥土色中望见一簇簇绿色毛刺，虽然低矮，也是这干燥高原上难得成活的植物之一。汽车盘旋至山顶，则会发现土林层之外包裹着的依比岗麦神山，它浑圆如穹顶，伫立在一道平整的冰雪平台正中，形似一座神殿。据说它是古象雄时期著名的祖母守护神山，在其周围如子孙一般守护着108个雪峰。关于此山依然众说纷纭，最为传奇的是东嘎西北面一座山峰是它的丈夫，神山冈仁波齐是他们的儿子，得罪了天神被变为山，一家人隔空相望永不得见。
《西藏地貌》里对土林的科学解释严谨致密。这种地貌学名为“水平岩层地貌”，是经过流水侵蚀形成的比较特殊的次生构造地貌，是上新世湖泊和河流相沉积地层，以粉细沙岩和黏土岩为主，间夹粗沙岩和沙砾岩。由于水平岩层中垂直节理比较发育，而粉细沙岩又具有良好的直立性，所以沟谷深邃，谷坡陡立，即使一条小沟，也可深达一二百米。较大的支沟谷底，两壁陡峭呈箱形谷。又由于不同岩石的差异侵蚀，水平岩层常常构成形态奇特的岩壁和微地貌。结构致密而坚实的沙岩和砾岩常常成为粉细沙岩和黏土岩的保护层，或平铺于岩壁的顶部，或突出于岩壁之上，与软岩层交互，组成雄伟挺拔、奇异多姿的古城墙和古城堡形态。
“我小时候在土林山上曾捡到过海螺、珊瑚等海底生物化石。”札达县藏医院院长、76岁的班丹益西对我说。这证明很久以前，这里就是一片大海。“香孜有山名‘申日’、‘巴吾’，即‘豆山’、‘黄牛’之意，就是形容海底之山刚刚露出海面时的形状。你看现在穿越土林的千沟万壑，就是海水退却后留下的。山的分层记载了海水层层退却的痕迹。”
放到更大的时空去观察，土林形成也只是漫长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中的短短一瞬。可以想象300多万年前，某个造物主在印度板块和亚欧大陆板块相撞的这个部位抓了一把，大地就像一块桌布那样耸起来，如一场革命那样爆发，“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形成，随之而起的还有高原南侧边缘的第一道褶皱带——喜马拉雅山脉和第二道褶皱带——冈底斯山脉。褶皱带相接处则形成一道道河流、沟壑，每一条河流都孕育着一种文明。1985年最早来到古格考古的陕西考古所副所长张建林说，冈底斯山脉被喜马拉雅山脉两侧的西藏人和印度人都奉若神山的原因，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不仅是因为几座著名山系在这里打了一个结，更是因为这里是孕育青藏高原和印度平原的4条河流的源头。它们也理所当然地被神化了，在拉达克一座佛寺中有这样一个画面，白雪皑皑的冈仁波齐峰下静卧着雄狮、白象、骏马和孔雀，泉水从它们口中喷涌而出，源源不断向外流去。这就是狮泉河、象泉河、马泉河和孔雀河的由来。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李永宪注意到，与中原“大江东去”的太平洋水系相反，阿里的主要河流，属于“印度洋水系”，多是向西、向北或向南，然后一路南下最终汇入印度洋。其中，从冈底斯山西南部流出的象泉河穿过札达盆地，流入印度，被称为萨特累季河。这些源出阿里的外流江河，流淌着西部古老文化的因子。
9世纪中叶吐蕃大幕即将落下，用善于比喻的西藏史家的话说：“喻于一鸟凌空、百鸟影从，四方骚然，天下大乱。”末代王孙吉德尼玛衮一路向西逃亡，到达众山之巅、众水之源的西部高原，昔日象雄十八王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席卷全藏的硝烟还未波及。站在土林之巅，就明白当日他选择此地绝非偶然。整个札达被土林层层围绕，据民间传说，这形成了一个天然坛城。土林下的札达盆地海拔相对较低，一条象泉河向西奔流，南亚的暖湿气流可以进来，宜于发展河谷农业。而土林中可挖掘洞穴，冬暖夏凉，是高原上因地制宜的天然居所。若建城堡于土林上，四周有重重山脉阻隔，易守难攻。于是，无论出于宗教因素还是战略因素，土林沟壑之中都成为一个等待东山再起的绝佳蛰伏地。等到3个儿子长大成人，吉德尼玛衮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分封：长子贝吉衮占据芒域，后成为拉达克王国；次子扎西衮占据布让，后成为普兰王国；三子德祖衮占据象雄，后又兼并了布让，德祖衮成为古格王国的开国赞普，史称“三衮占三围”。
后来雄踞阿里700年的古格王国，正是建立在土林环绕的札达盆地中央。尽管重重高峰阻隔，这里也从未切断过与外界的通道，比如黄金之路、盐巴之路、麝香之路。从札达沿象泉河向南越过喜马拉雅山，是印度、尼泊尔；向北越过昆仑山，是新疆；西方紧邻克什米尔地区；东方连接西藏本土的后藏谷地和羌塘草原。从西藏腹地看这里是荒凉的西部边缘，但它同时也在多元文化夹击中储藏着巨大的潜能。
直到1042年，印度僧人阿底峡沿着这条通道而来。在这个用“等身黄金”迎请高僧的传奇中，佛教又在西部高原重回至高无上的地位，土林围绕的札达也迎来了它的黄金时刻。
寻找古格
曾经无数次设想过古格王宫高高在上的威严。没想到，距离札达县城18公里处这个300米高的城堡并没有想象中的巍峨，它甚至称不上是“坐落”，就像上千年来就长在土林上，窑洞、宫殿与周围泥土融为一体，几乎看不出人造的痕迹。只因为上方佛殿传统的红色屋顶，才将它有所区分。这才明白为什么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齐来到此地，竟会把它错当做一座寺庙遗址。
“它在不断变化。”古格看守人普布曲桑手指山上一处新的塌方，原来那里是两座墙，去年一场大雨后倒下的。据普布曲桑自己的估算，他从1988年来到古格到现在20年，这山上的墙就塌了20%，洞塌了15%。他自己分析，这山上的岩土构成多盐碱，平时不下雨时比石头还硬，可一旦下了雨，就马上变松软了。让他期待的是，遗址正被投入5000多万元以修复加固。
在大多数时候，普布曲桑是一个有些沉默的看守人。他的主要职责，就系在腰间的9把钥匙上，每把钥匙可以打开王宫的一扇门。这让他颇有些古格“国王”的自豪感和责任感，每天白天巡逻几遍，晚上23点，凌晨1点、3点，6点还要再巡逻。
在漫长的夜晚和冬天，寡言的普布曲桑就变成一个滔滔不绝的说书人。“他喝点酒，就像被老旺堆附了身。”每年都来古格临摹壁画的阿里地区群艺馆画家韩兴刚对我说，老旺堆是古格第一个看门人，爱讲故事，几年前去世了。旺堆曾是古格遗址脚下的扎布让村村民，据他自己讲，小时候放羊时救了一只黑猫，黑猫托梦给他说自己是古格末代王妃变的，古格国王在投降前曾下了最后一道旨意，谁得到了黑猫，谁就得到了古格，后来旺堆才一生守护古格了。我问普布曲桑这个黑猫的故事，他摆摆手说：“那都是老旺堆喝了酒吹牛。”“不过，有一次我遇见一个偷古文物的贼，正想进白殿，忽然看见一团黑影从眼前窜过，一只黑猫朝他叫呢，叫声非常的鬼气，猫眼在夜里发出两道幽光，吓得他拔腿就跑了！”古格导游格桑也证实，前几年是有这么一只黑猫，一有贼偷它就出现，像是个忠实的警卫。
而普布曲桑1988年随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组织的维修队来到这里就再没离开，是因为被古格的壁画迷住了。他从小就跟爷爷、爸爸学画唐卡，放羊时都只顾在上坡上画画，羊跑了都不管。他把古格管理所旁边一个窑洞改成了画室，每天躲在里面画几个小时，几个月就能画一幅，小的能卖一两千块钱，大的五六千元。得意之作会捐给家乡村子的一座小寺庙积累功德。最让他自豪的是，他的几幅唐卡还挂在了托林寺大殿上方。
他带我们一直爬到山顶，以一种了如指掌的神气俯瞰他的王国。“山下像不像一个牛头？”普布手指的方向，是山下的绿色青稞田，从某个角度看，确实有点像个牛头图案。在“牛头”周围还有个残存的寺庙遗迹，据说是落当寺，藏语里“舍弃”之意。另有些散落的佛塔和塔墙，最特别的是一排108个小塔组成的塔墙，紧密横贯在东面缓坡上。
普布曲桑对我说，这座王宫等级严密。高高在上的核心位置，当然是国王的宫殿，旁边大平台曾经是王国议事厅。山顶向下有暗道通向一个地下殿堂，据说这是“冬宫”，与顶端的“夏宫”各有分工，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只是个仓库。东南面的两条暗道则有共识，是取水专用道，保证王宫用水随时汲取。中间层是贵族和僧侣的所在地，因为藏式建筑借助墙体支撑的特点，加上特殊的土质，如今除了红殿、白殿、度母殿、大威德殿4座佛殿还保存屋顶外，其他房屋都只剩下残墙。于是昔日古格王国鳞次栉比的殿堂楼阁，就变成了今天高高低低的残墙群。最下面一层则是形形色色的窑洞群，那是古格平民的居所。因为古格极度缺乏的木材、石头等建筑材料首先要满足王室、贵族、僧侣所需，燃料缺乏又不能成批烧造砖瓦，平民只有选择就地取材，直接在土山上开挖窑洞了。蜂窝状排布的窑洞里是一个别开生面的世界，厨房、客厅、卧室功能都压缩在一个洞穴里，甚至有的洞还有双室、三室。洞穴内乌黑发亮的顶部显示出使用的频繁。
曾经诱惑了普布曲桑的古格壁画，则是古格艺术的大宗，尽管几经战乱，仍留存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张建林认为，古格壁画脱离了卫藏地区的束缚，世俗人物多为画匠即兴之作，即使是佛像也在遵循造像度量程式的前提下尽量表现神情和姿态，少有僵化呆板之感。特别是在绘制佛母、度母、供养天女等题材时，呈现出乳房丰满、腰肢纤细、胯部倾斜、肚脐显露的风姿，确是西域舶来风格。曾经在西藏大学进行过短暂唐卡进修的普布曲桑说，画佛像最难的是根据度量经绘制比例，而从他所临摹的古格壁画来看，当时的画匠并不一味拘泥，据说很多画师以“等身比”去丈量，围绕壁画像跳舞一样作画，让徒弟们很羡慕。
普布曲桑打开山顶坛城殿的门，这里是神秘的密宗修行地，一般是不示人的。地面被一个巨大的立体坛城占据，借助手电筒微弱的光，可见墙壁下端淋漓尽致地展现着地狱之苦：生前贪婪者、杀生者、淫乱者、行为不端者，各因其罪各受其苦，刀丛、油锅、火海，各式刑具，惨不忍睹。而旁边却是一长排数十位裸体空行母，她们妩媚优雅，仪态万方，无一雷同，对比强烈而奇特。
而古格最珍贵的壁画是一系列反映古格当日宗教和世俗生活的场景，堪称古格的“清明上河图”，从中可见当时王室、贵族、僧侣朝拜佛像、高僧说法讲经、喇嘛辩论、庆典乐舞、杂技表演、商旅运输、外邦贡物等一系列生动的场面。比如红殿和白殿都可见的歌舞场面，10个盛装女子横列一排，交臂牵手，踏地起舞，舞姿和缓沉稳，这是在古格地区流传至今的“玄”舞。红殿的运输图中，7个男子各背一根木料，3头牛各驮2根木料，7只驮羊各驮2只木箱，队尾还有2人押运，均短发络须，上身披巾，腿脚赤裸，看似印度商人。导游格桑说，当时木材确实都像画中这样从印度运来，为方便运输要把整根木料截短，所以很多佛殿的柱子都是几根拼接在一起的，至今可见接缝痕迹。
普布曲桑给我们展开一幅他画的古格王宫图，其上佛寺、宫殿齐整密布，这其实是一幅想象中的图景。而现实中对古格遗址的修复也正在进行，从建筑维修开始，再到壁画修复、山体加固。在半山腰的白殿屋顶上，一群腰围氆氇、头蒙面纱的藏族妇女，一边手持木夯敲打，一边此起彼伏唱着劳动歌。“这首歌叫做《错木当》，唱的是一个远嫁的藏族女孩，在渡江后回头喊她的母亲。母亲告诉她，出嫁后要常回来看看。”负责建筑维修的西藏轩辕文物古建公司经理熊焕忠对我说，这是西藏特有的建筑方式“打阿嘎”，他们这次仍沿用了榆树皮、藏油等传统材料，再用藏式的传统工艺，这样打好的屋面摸上去像石头一样平滑坚实。“白殿终于名副其实了。”熊焕忠指着已初见雏形的大殿，白色墙面闪闪发亮，更显出墙边上赭红边玛草的庄重。
站在王宫之巅，可以想象当日古格众星捧月的卫星城布局。以这里为圆心，多香遗址在札达以西30公里处；香孜遗址在以北数十公里远，东嘎-皮央遗址在以北30公里；札达以东骑马一天的路程之外，则是达巴遗址。而经由考古确立的20多个卫星城遗址，放在遍布土林的上万个洞窟群中来看，还只是少数。
比如以壁画闻名的东嘎考古发掘，就来自一个牧羊女的偶然指点。东嘎-皮央其实是两个相距不到两公里的小村庄，据说山上的寺庙曾为古格王女儿所建。附近村民说洞窟的数量是“前山一千”、“后山一千”，考古发掘如同大海捞针。1992年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霍巍在皮央遗址回来的路上询问一个牧羊女有没有看到过“有画的洞窟”，牧羊女就把他带到附近的东嘎山上的三个洞穴，像打开了藏宝洞。霍巍说，这些重见天日的壁画年代要早于古格王宫的佛殿壁画，大约是在11世纪，具有浓郁的克什米尔风格。阿里地区文物局局长李兴国认为，东嘎一号洞窟窟顶为斗四套斗形，即以坛城图案为主的外方四圆形状，这在整个西藏是十分罕见的。而二号洞窟的窟顶有五重同心圆圈形状的套顶，也绘成坛城的形状。这个洞窟中还遍布古格独特的双颈缠绕的动物图案，如交颈独角兽和双凤，最早可以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即古老的苏美尔文明中见到这种表现方式的雏形。下面的村庄就是这个洞穴年代的忠实看守，东嘎村主任阿旺次仁一遍遍对我说，十几年来对这座古格卫星城的保护都由村里组织，如今文物部门要启动大型保护工程，希望佛塔被掏空、壁画金箔被刮走这样的事可以从此杜绝。他说，古格已经消失了一次，不能再次消失了。
佛寺的权力
扎达县托林村75 岁的扎西次仁和妻子在18年前住过的旧式窑洞中
扎达县托林村的大卓嘎是宣舞（玄舞）的传承人
托林寺在我们到达的那天格外热闹。藏民们围在佛殿前的院子里，把青稞面、红糖、酥油糅在一起做糌粑，似乎要把对佛的虔诚都放在里面。他们告诉我，这一天是佛祖释迦牟尼第一次讲经说法的日子，今天供奉的糌粑更多更郑重，酥油灯平时点1盏，今天要点上100盏。寺里的小僧人扎西说，这样的场面在托林寺已经很少见到了。
托林寺如今只有9个僧人。中午念经过后人群散去，寺里又冷清下来。扎西的工作之一就是给零星游客讲解托林寺，尽管现实与历史相距甚远，他的口气依然虔诚。扎西说，托林寺红殿壁画保存完好，全因“文革”期间做了公社粮仓。殿里本就昏暗，再加上千年的酥油灯熏烤，这些壁画的本来面目难以得见。即便如此，与古格王宫一样，壁画中仍隐藏着最丰富的历史密码。韩兴刚认为，门廊处的“十六金刚舞女图”堪称一绝，她们有着克什米尔式的丰乳细腰、宽臀圆脸、大尖角头冠，还有古格式的细长眼，细弱游丝的线描更添了几分超凡脱俗。而顺着红殿壁画上的题记看去，是益西沃、阿底峡、仁钦桑布，他们开创了藏传佛教后弘期“上路弘传”的序幕。相应地，扎西指点我们看寺中宝贝“阿底峡的石脚印”、“仁钦桑布的全身舍利”和保存了上千年的鹿角。
其时处在朗达玛灭佛后的“黑暗时代”，佛教刚有一点恢复的迹象，有些行为不端的僧人酗酒纵欲，“不守戒律”。吉德尼玛衮的孙子柯日王子让位给弟弟，自己出家修行，取法名益西沃，功德之一就是在11世纪主持修建了这座托林寺。为整肃教规受命赴克什米尔学习显密教法的青年僧人仁钦桑布回国，翻译了大量经论，后成为“大译师仁钦桑布”。最感人的传说是，益西沃希望迎请在印度的高僧阿底峡，按传统需用大量黄金。他在亲自筹措黄金的途中被俘，除非用与身体等重的黄金才能被赎回，他选择了舍身求法，由此打动了阿底峡来到古格，3年后东行卫藏，成为佛教从阿里进入卫藏的一个标志。而据西藏社科院宗教所所长次仁加布考证，这个舍身求法的人应该不是益西沃，史书如此描写只是为了增加教化功能而将主角替换。另外他提醒，不可忽视的历史背景是，古格弘扬佛教的同期恰值亚洲中、南、西部宗教史上剧烈变革时代，西藏地区朗达玛灭佛，而周边国家佛教之火也在逐渐黯淡，伊斯兰教在7世纪时占据了波斯，之后是巴基斯坦、巴尔蒂斯坦，10世纪初进入印度和尼泊尔，佛教在亚洲历时近千年的统治地位已被撼动。所以，阿底峡的选择也是基于现实考虑。可以说，阿里在这一时期，为周边的佛教高僧和佛教徒提供了庇护。佛教在阿里重兴的顶峰是1076年托林寺举行纪念阿底峡的火龙年大法会，僧侣和信众从全藏各地赶来，与此同时古格王国也达到全盛期。
托林寺就建在象泉河边，夏季的河水膨胀而深切，闪闪发亮的支脉如大地上的掌纹一样蜿蜒前行。河边残留的佛殿、塔群，据说只是当时的十分之一左右，完好时的托林寺由迦萨殿、白殿、十八罗汉殿、弥勒佛殿、护法神殿、集会殿、仁钦桑布译师殿、阿底峡殿以及讲经台、众多的嘛呢房、僧舍、拉让及108座佛塔林所构成，是一组庞大雄伟的建筑群。张建林说，托林寺是一个坛城的形状，中心是大日如来的须弥山，四面有四大洲，八方还有八小洲，是佛教密宗的一个世界模型的完整体系。
托林寺位于札达县城，或者更准确地说，札达县城就围绕托林寺而建。在它兴盛之时，下有900僧人，25个寺庙，整个札达甚至更大范围的土地，都归托林寺管辖。83岁的强巴群培曾是托林寺老僧人，仍然住在紧邻寺庙的托林村。他说，民主改革以前村里的土地都由托林寺作为差地分租。除了土地，每家每户有3个儿子的，第二个儿子都要去寺院出家。强巴群培13岁就来到托林寺当了僧人，一直到1957年遇到现在的老伴才还俗，那时他已经在托林寺300多僧人中排行第四位，成为大型仪轨中的主持者。他说，托林寺当年因为地位重要，堪布都是由达赖喇嘛亲自选定的，赴任时经过拉萨河边的大佛像后，就可以戴上有红色璎珞的金冠“东”，地位一下子就升高了。后来几经战乱、“文革”，寺庙逐渐衰败。1998年强巴群培回到托林寺做了几年看管，找到一些宝物，比如桑托觉巴做仪轨时戴的象骨冠，还有现在的镇寺之宝“仁钦桑布遗骨”，也有人说其实是益西沃的。据他说遗骨是他老伴在托林寺红殿配殿一个破损的佛像肚子里发现的，拴根绳子拉出去一看吓了一跳，肤色红润，牙齿完好，白发根根分明，像一个正常人一般端坐在那儿。“现在看到的已经风干缩小了，变成小孩大小了。”
这座寺院是古格盛极而衰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张建林指出，古格在政教合一的西藏各地方政权中独树一帜，坚持政教分离，国王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政权和教权的关系微妙。古格王宫红殿壁画和托林寺大殿壁画中的“礼佛图”中都显示出，国王和王室成员居于无量寿佛的左侧，僧侣们居于旁侧，僧俗分明。而所谓供奉物品都摆在王室成员面前，僧侣处于接受布施的地位。而从主动放弃王位继承权的益西沃开始，几乎每一代的古格王子中都有一位出家，成为古格王朝的宗教领袖，因而对宗教的控制权也牢牢掌握在王室成员手中。
尽管在形式上分离，政权和王权仍在寻找各自的依附。在有关古格灭亡的众说纷纭中，一说是它“因宗教兴，因宗教亡”，这是一场宗教战争。次仁加布则认为，宗教其实只是一个借口。他对我说，古格王国与阿里的另两个王国——拉达克、亚泽——一直互相制衡，拉达克借助竹巴噶举派势力开始对古格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古格就开始拉拢神山、圣湖附近的直贡噶举派。而到了16世纪，席卷全藏的格鲁派开始作为正统教派被古格王国尊崇，甚至连托林寺这样的古寺也开始由新密教改奉格鲁派。这让拉达克国王有了攻打古格的借口，说是古格借直贡噶举派和格鲁派打压竹巴噶举派，甚至还改信外道天主教。
张建林在古格考古时偶然找到的一个纸糊骷髅面具上发现了葡萄牙文《圣经》，证明了天主教一度活跃。不过，17世纪来到古格的葡萄牙传教士安德拉德和他的传教，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在安德拉德留下的日记中，他欣喜地记录了古格国王批准他建立教堂，封他为“西方喇嘛”，他还发展了包括王室成员在内的12人受洗，其中一名后来还被后人与旺堆故事中的“黑猫王后”联系起来。其实，国王是因为害怕主管托林寺的兄弟因格鲁派传入日益增大的势力，才产生借天主教来抑制佛教之意，没想到成为国家覆灭的导火索。最终，以国王弟弟达仓喇嘛为首的托林寺僧人，与拉达克王森格朗杰里应外合。次仁加布告诉我，“达仓”藏语意为“老虎”，“森格”意为“狮子”，藏族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是“狮子和老虎的结合，导致了古格的灭亡”。
最后的古格人
古格当然不是像传说中那样“一夜消失”的。曾在札达县史志办的老人扎西告诉我，拉达克人很快由卫星城逼近王宫，发现这里借助三重防御系统与充足的水和食物储备，连续几个月攻克不下。入侵者就迫使古格百姓从两公里外的地方背来石头，在王宫东面山坡砌一座与山等高的石墙。如今这堵砌到两米多高的石墙仍在原地保留着，扎西认为，这是拉达克的一种心理战术。国王一天天看着自己的百姓被奴役，石头甚至把他们的背部磨出森森白骨，于心不忍，于是一手托着金碟，另一手托着银碟，走下宫殿投降。藏史描述中，嫔妃们被拉达克人从高耸入云的宫顶扔出。当时古格妇女衣裙有披肩，五彩缤纷地飘飘而降，像是飞翔的鸟，拉达克人连称“好看”，“再扔一个”。更骇人的是，在古格遗址山下还发现一个干尸洞，一层层堆积的均为无头尸体，被认为是这场古格与拉达克战役的俘虏，更为古格王国的最后时刻增加了几分惨烈。
据藏族文献记载，古格曾有“十万之众”，如今札达县只有不到8000人。次仁加布指出的一个原因是，后来拉达克人被蒙古将军甘丹才旺赶走，阿里被纳入噶厦政府管辖。甘丹才旺的驻地“噶尔”意为“军事营地”，标志着牧业文明的渗透。这与古格原有的农业文明产生冲撞，古格人迁走，古格文明也逐渐褪色。扎西说，经过几次战乱，当地18世纪前的藏族文献几乎找不到了，而上世纪初的老人也越来越少，一个老人带走一页历史，成千上万页的历史就这样走掉了。
真正的古格后裔去了哪儿？我们去古格遗址下的扎布让村寻访，村民鲁觉说，村里34户人家大都是上世纪70年代才搬来的，他听说在边境乡萨让有一个小伙子，祖辈是从古格逃亡过去的。“因为他家里还有两部当时带走的经书，用金粉、银粉书写，重得很，两匹马都驮不动。经书里也有记载他是松赞干布最后一个后裔。”
像这样未经证实的传言很多，不过，至今确有一些古格文明真正在日常生活中留下了痕迹。比如“古格十三发现”，包括淘金、冶炼、制陶、纺织等等，最有代表性的是我们曾在古格王宫壁画中见到的“玄”舞。“玄”舞须在重大节日和重大庆典时跳，歌词内容是固定的，是有关世界形成、物种起源、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的一系列解释。歌舞由13大段组成，男女二队各16人，可演唱整整一天。古老的“玄”有一套独特的保存方法，男女演员以支差形式参加，谐本，即歌师，为世家，代代相传，除口口相传的歌词外，还负责保存古老的服装和道具。但在现实生活中，会跳的已经很少了，据说托林村一位80岁老太太大卓嘎是它的传承人。我们去探访时，大卓嘎刚刚从250公里外的狮泉河看象雄文化旅游节回来，她的9个徒弟都去那里跳“玄”了，文化节要挑年轻漂亮的，她只能在一旁观看。她不住摇头：“可惜呀，跳得都不正宗，不是我教她们的古格玄。”大卓嘎说起她年轻时，每到藏历年、旺果节等节日，就和其他女孩在村里空地上跳“玄”，元月15日仪式最隆重，她们会在托林寺里跳。要跳“玄”，一个人不行，大卓嘎叫来邻居和徒弟，4个人牵手交臂，踏地起舞，正如古格壁画所绘的景象。她们唱起在此地流传千年的一首古歌：“太阳普照全世界，托林寺的四面墙直得像剑一样，家有父母，寺有喇嘛，生活在托林寺下的人们多么幸福……”唱着唱着，大卓嘎的声音哽咽了，浑浊的泪水从眼角涌出，她说，这歌是十几岁时唱过的，她想起了那时父母在身边，生活在托林寺旁的好日子。
韩兴刚1989年曾随阿里地区群艺馆进行民间歌舞采集，他对我说，其实大卓嘎所跳的“玄”也是经过了改编的。最传统的古格宫廷13段“玄”是他们当时在札达边境的底雅乡发现的，那里的舞步、歌词更规范严整，服饰也不同，跳“玄”时要戴起头饰羞答答遮住眼睛，穿起竖格图案的古老古格披风。他认为，“玄”的信息表明，底雅等边境地带才是古格人的聚居地。不过风景秀美的底雅因为有些人曾做过铁匠，在藏族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中，这些人与战争中的兵器有关，因此背上“黑骨人”名声，至今很多藏族人都不喝他们家的茶。
次仁加布认为，边境地带确实是古格人在王国灭亡时一个主要的去向，很多未解之谜还需要深入这些地方去找寻。而阿里与印度、克什米尔地区、尼泊尔的1116公里边境线上，有着57处通外山口，这些文化纽带也不应切断。从小生长在阿里的次仁加布说，他的爷爷、父亲都曾与拉达克通商，每次一去就是大半年，总是秋天把盐巴带到边境，经过一个冬天的大雪封山，春天再带到拉达克去。拉达克商人则会在夏天过来，去山上放羊，剪山羊毛，而阿里的羊绒就是原来被称作“开司米”的，在欧洲是抢手货，形成一条横跨亚欧的“羊毛之路”。次仁加布耳闻目睹的经商方式非常独特，祖祖辈辈“一对一”，即一个西藏商人只和固定的一户拉达克商人做生意，一根牛皮绳子拴在腰间象征两家的结合。若真有不可调和的冲突，就会到引起冲突的那方家中，将绳子拴在他家门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将绳子剪断，意味着真正的结束。这样世代建立的信任谁都不愿意轻易切断，付款有困难的话可以延缓，贵重货物哪怕存放在对方那里几年也很放心。有件事让次仁加布的爷爷一辈子念念不忘，他曾经从那户拉达克人家拿过来一个“苟”——这种盛放藏族人灵魂和责任象征物的首饰是极为贵重之物，一个“苟”值19头牛——后来却再也没有机会归还了。次仁加布在想有机会去那边做研究的话，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那家人，把它还回去。
转山前的准备
索朗多吉担任住持的吉乌寺在圣湖边的高坡上，这座寺庙建于藏传佛教前弘期
与自己一生相连的贤柏林寺转山的朝圣者
冈仁波切山脚下的塔钦镇是转山的大本营
我为自己转山找到的旅伴是一个印度的进香团，这是今年第十批来神山朝圣的官方香客团。
每年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神山，其中不乏观光客，挑战自己体力的旅行者，寻求精神洗礼的灵修人，但印度人无疑是与这里渊源最深、最传统的来客。在藏传佛教的两次弘法期，印度都是佛教的智慧高地，而西部则充当了“西学东渐”的门户。吐蕃统一西藏的前弘期，在阿里至少有两类相互敌对的集团——佛教与本地宗教苯教，在为其教理谋求优势。物质之间的冲突与宗教性的冲突同时发展。在这种争执中，出于宗教原因而发生的自杀和他杀并不罕见。一开始的形式显然于来者并不利。按照图齐的考证，印度高僧寂护和莲花生大师受邀来此，但由于遭到暗杀的威胁，都很快离开。
但佛教具有极强的拿来能力和再生能力。和苯教相比，它有已成文的系统教理，并在服饰、仪轨等方面，也吸纳了一些苯教的内容并逐渐为主流社会认可。即便后来由于佛寺势力过大，占据大量田产、地产和依附寺院的僧产，并享有免税和免服兵役的权利，从而使世俗政权损失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朗达玛执政时期遭遇抑佛，但它在式微的时期也未放弃生长，而是与苯教等民间宗教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致，暗暗积蓄再生的力量。甚至在这一时期还有很多小的僧伽蓝得到充分发展——它们中的一些至今存在于神山圣湖一带，所以才出现了吐蕃佛教的后弘期。1042年，印度佛学大师阿底峡应托林寺主和古格王的邀请，由此入境弘法。一个最著名的传说是，当他抵达神山对面的巴尔各平滩时，恰好听见神山的尊者们为了即将用餐而吹出的悠远法号声，以示正值中午。于是，阿底峡一行人就在此地用餐，当年他们打尖的遗迹至今犹存。虽然各位天竺大师在此处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但这里都充当了弘法的门户。大师们自此严寒酷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阿里地区的政协副主席洛桑山丹告诉我，冈仁波齐虽然在宗教史上地位极高，但真正能来到此地的人并不多。洛桑山丹说上世纪80年代，他曾经从拉萨步行到阿里，历时46天。和我在山间住同一间旅舍的藏族人也告诉我，他的母亲和外婆，曾经花整整一年的时间，从那曲步行到这里转山。之前五六年的劳作，就为这一年的行走。在那些发现西藏的探险系列里，尽是有关朔风，严寒、冰雹、神出鬼没的匪徒、突然破冰的河面、牛马大批倒毙、体弱者冻死路旁。在没有机械力的年代，旅途的时间被大大拉长，行者迟早有机会经历这些磨难。
而现在，行走的难度大大降低了，转山更多是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而不是地理的。尼泊尔人是距离神山最近的外来者。由于地利之便，他们在若干年前和一河之隔的藏族人共用草场，如今则共享贸易，在距离双方边界各30公里的区域内维持边民的自由往来。很多尼泊尔人还穿着传统服饰：男的一袭白色短打棉布襟袍，头上也层层包裹着同样质地的头巾；女的则浑身披挂彩色的大幅布条，戴金色鼻环。他们都神色肃穆，目不斜视，像从云端走下来的古代人。但脚上破烂松垮的“匡威”布鞋，既表明了他们与现代世界的联系，也暴露了他们在现代世界中的经济地位。他们大多没有经济能力去独立转山，或者在进香团中担当伙夫，或者在生意结束后，去邻近口岸的一个历史最长的佛寺科迦寺拜佛。我看见他们在供奉文殊菩萨的大殿前，头碰头凑尼泊尔纸币，然后人手分发一张，围着大殿内堂沉默地转圈，最后消失在殿侧的一条暗道里。
这个印度进香团由公务员、商人和家庭主妇组成。他们从强拉山口骑马入境，需要在中国境内待13天。仅为转山的3天，他们每人要花费的费用就包括750元的马匹费，360元的背夫费。因此，香客团下榻的普兰宾馆的经理告诉我，转一趟神山花费不菲，他们将这样的团队称为“高端团”。
“我能转完神山吗？”这个“小马过河”式的问题，从到拉萨开始，我就问遍了所有转过或听过神山的人。汉地来的干部连连摆手说：“去不得，很艰苦很艰苦。”身材健硕的本地人则拍着胸脯打包票：“绝对可以，容易得很。”直到最后决定要跟这个印度进香团体验这趟宗教之旅，心里还是忐忑不安。想到接下来的3天时间，我要置身于一群陌生的异族人当中，在一个从未到过的海拔高度，做一次生平最长距离的行走。孤独感与57公里的长度和5723米海拔，共同恐吓和压迫着我。
出发的前一夜彻夜未眠。凌晨4点，听到窗外开始起风下雨。我暗自期望，雨下大一点，这样明天就不用出发了。早上7点多开窗，风停雨住，远处冈底斯山脉的方向，云雾明灭，山形泯然其中。“山里肯定在下大雨，这样的天气应该没法进山吧。”我有些高兴地想。
热闹的集镇
塔尔钦是这样一个地方：它位于冈仁波齐与纳木纳尼两座雪山之间一块阔大平原的一角，街道两旁的房子大多用土坯垒成，再用粗糙的玻璃和钢条草草扩建，也有很多藏式旅馆。有太阳的天气，这里是一个热闹的集市：汽车扬尘里的街边台球室，血淋淋摆在路边帐篷里出售的巨大的牦牛尸体，壮硕的野狗三三两两逡巡在垃圾堆附近。阴雨天则更增加这里的神秘感：两头的雪山都消失了，塔尔钦就像一座阴雾弥漫荒原上的孤城。冈仁波齐就紧贴在塔尔钦的身后，偶尔露出积雪的额头。第一次见时免不了生出疑问：这就是神山？简直像一个撒满糖霜的小圆面包。
进香团还是如期出发了。早上我磨磨蹭蹭怪不情愿到了大巴出发地点，希望听到行程延迟的通告，却看到印度人正前呼后拥准备出发。香客们互相往额头上涂三杠白灰，据说这表示印度教所信奉的宇宙分为三重宫殿。4个伙夫正在将若干个白色的编织袋捆绑上大巴的车顶，里面是他们进山后的食粮——面粉、咖喱、蔬菜、大米，还有各种香料——在宾馆大堂前留下一地味道奇怪的黄渍。
到达山口后，这些编织袋将转由4匹牦牛负担，每个香客会雇佣一名背夫，大部分脚力不济者，还要配备一匹马和一个马夫。所有的牛马都由离山口最近的岗莎村提供。这个村的牦牛队声名在外。普兰县财政年收入400多万元，而牦牛队一年的收入可以达到500多万元。村主任尼玛益西多吉告诉我，队里有上千匹马和几百头牦牛，几乎垄断了进山季节的所有牛马生意。马驼人，乘客不能负重，牦牛驼东西，各司其职，绝不混淆。后来香客们抱怨条件太苛刻，才改成骑马乘客的背包不能超过15斤。自去年阿里到拉萨的公路通车以来，转山朝圣的人与年俱增。在此之前，每年能到此一游的人不到1万，但2011年仅5月转山节，就有2万多人来到神山。
这趟行程，43个香客，43个背夫，34匹马，34个马夫，还有4匹满载的牦牛，4名赶牛人，4个伙夫，2名导游。8月5日11点，我们的转山队伍终于开拔了。我一开始想象，这该是个多么庞大壮观的队伍。但队伍在山路上排成一条细细的、歪歪斜斜的长线后，很快就被盘旋的山势切割开，变成一个个小点，消失在辽阔的山脉里。
“疯子”背夫
印度香客大多骑在马上，所以第一天的路程，我的交谈对象主要是团里的藏族背夫。这个季节，他们每天聚集在山口“趴活”，嬉笑打闹宛若度假。香客团一到，将行李在草地上一字排开，他们就聚拢过来，在行李后对应站成一排。背夫们大多看不出年纪，有的满面沟壑，两鬓苍苍，看起来50岁上下——他们竟然都叫我阿姨。随着谈话的深入，有一种句式出现了：“阿姨，你这个眼镜可以哦。”“阿姨，你的鞋子可以哦。”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单纯的赞美，但直到在路边休息时，有两个年轻的背夫反复伸手摩挲我的棉靴，并用藏语说着什么。“他们想干吗？”我问我的背夫洛桑。洛桑答：“他们要你的鞋子。”
对当地年轻人坦然索要东西的行为，我总觉得有点难以理解。因为西藏孤绝的地理位置和发展水平，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援藏物资进入这里。普兰县县长卫东说，他们刚刚完成了中央为庆祝自治区和平解放60周年给群众发放物品的工作，有电饭锅、太阳能电灯、打酥油茶的搅拌机，村民们非常高兴。我看到的很多年轻人，只能说藏语，只有能力参与最简单的体力活。“没鞋子我怎么走路？”我觉得这个要求有些无理。“你没带鞋子吗？”洛桑也很理直气壮地反问我。
这是唯一一次洛桑没站在我这边。他是我的背夫，也是团里的伙夫。20岁出头，身材瘦小，以至于我一度踌躇能否把自己的超大背包交给他。但他一路上不仅承担起了绝大部分负荷，而且利用职责之便，帮我端来泡面，为水壶灌热水。第一天留宿止热寺时，我抢到最后一个房间的床位，室友是3个陌生的藏族男人。睡觉前，洛桑来敲了几次门，第二天早上看到我，他就大声喊起来：“昨晚没事吧，我担心死了，屋子里就你一个女的。”脸上真诚的焦灼让我很感动。
每当我在旅途中掏出采访本，他总会好奇地探头问写什么。教育还是这里的稀缺品。从阿里一路至此，最常看到一条严厉的标语：不送孩子上学是违法的。洛桑说自己只上到小学6年级，学的字也都忘了。“不过有什么用呢？”他轻描淡写地说。但我的背包里有一本《西藏宗教之旅》，这是一套藏学丛书中被认为最艰深的一本。路途中等我吃饭的时候，他拣出这本书，极认真地看起来。
扎西是另一位我觉得比较特别的背夫。他脸膛通红，头发零乱，满脸褶子。大部分背夫汉语不好，只默默地走路，他却表现出了对外部世界的求知欲，提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问题。比如：“长城是不是和神山差不多，转一圈要几天？”“中南海里什么样？”“办个证能进去吗？”
其他藏族背夫说他是“疯子”。在藏文里，这是一个语义丰富的词。那个在佛苯斗法传说中，帮助佛教奠定神山之主地位的英雄米拉日巴，在正史学家的考证里，就是一个“疯子”。《米拉日巴传》中的第一幅绘画《疯子米拉》中，他光着头，身着白袍，包括一种披在背部的风帽，除了一根竹杖，身无长物。在一家富户人家化缘时，富人询问他这根竹杖的意义，他说，这种木棍酷似儿童的一根鞭子或者疯子的一种标志。
米拉日巴既是佛教尊者，也是一位说唱艺人。《格萨尔》最古老的道歌片段，就是米拉日巴的一首诗歌。说唱艺人是在西藏宗教史上有杰出地位的既低贱又高贵的人。他们一方面嬉笑怒骂，批评和嘲弄所有教派与权势人物的所有弊端，一方面又置身于民众中，受民歌风格的启发影响，并试图使它们适应一种宗教的神秘意义。米拉日巴的密教名字是笑金刚。在法国著名藏学者石泰安的考证里，他就是一个调皮淘气的人，但这种伎俩有时帮助他在与别派宗教的论争中占据上风。一位被他击败的辩证学家葛浦巴曾羞愤难当，说：“米拉日巴满腹诡计和谎言，是一个专会开玩笑的疯子。”
我觉得这位被称为“疯子”的背夫，有一点符合传统的定义：他个人的世界更广阔。可是他的同伴们说起他语带不屑，有让我离他远一点的意思。“疯子”的含义，已经和现代世界的解释相同了。
佛寺的权力
扎达县托林村75 岁的扎西次仁和妻子在18年前住过的旧式窑洞中
扎达县托林村的大卓嘎是宣舞（玄舞）的传承人
托林寺在我们到达的那天格外热闹。藏民们围在佛殿前的院子里，把青稞面、红糖、酥油糅在一起做糌粑，似乎要把对佛的虔诚都放在里面。他们告诉我，这一天是佛祖释迦牟尼第一次讲经说法的日子，今天供奉的糌粑更多更郑重，酥油灯平时点1盏，今天要点上100盏。寺里的小僧人扎西说，这样的场面在托林寺已经很少见到了。
托林寺如今只有9个僧人。中午念经过后人群散去，寺里又冷清下来。扎西的工作之一就是给零星游客讲解托林寺，尽管现实与历史相距甚远，他的口气依然虔诚。扎西说，托林寺红殿壁画保存完好，全因“文革”期间做了公社粮仓。殿里本就昏暗，再加上千年的酥油灯熏烤，这些壁画的本来面目难以得见。即便如此，与古格王宫一样，壁画中仍隐藏着最丰富的历史密码。韩兴刚认为，门廊处的“十六金刚舞女图”堪称一绝，她们有着克什米尔式的丰乳细腰、宽臀圆脸、大尖角头冠，还有古格式的细长眼，细弱游丝的线描更添了几分超凡脱俗。而顺着红殿壁画上的题记看去，是益西沃、阿底峡、仁钦桑布，他们开创了藏传佛教后弘期“上路弘传”的序幕。相应地，扎西指点我们看寺中宝贝“阿底峡的石脚印”、“仁钦桑布的全身舍利”和保存了上千年的鹿角。
其时处在朗达玛灭佛后的“黑暗时代”，佛教刚有一点恢复的迹象，有些行为不端的僧人酗酒纵欲，“不守戒律”。吉德尼玛衮的孙子柯日王子让位给弟弟，自己出家修行，取法名益西沃，功德之一就是在11世纪主持修建了这座托林寺。为整肃教规受命赴克什米尔学习显密教法的青年僧人仁钦桑布回国，翻译了大量经论，后成为“大译师仁钦桑布”。最感人的传说是，益西沃希望迎请在印度的高僧阿底峡，按传统需用大量黄金。他在亲自筹措黄金的途中被俘，除非用与身体等重的黄金才能被赎回，他选择了舍身求法，由此打动了阿底峡来到古格，3年后东行卫藏，成为佛教从阿里进入卫藏的一个标志。而据西藏社科院宗教所所长次仁加布考证，这个舍身求法的人应该不是益西沃，史书如此描写只是为了增加教化功能而将主角替换。另外他提醒，不可忽视的历史背景是，古格弘扬佛教的同期恰值亚洲中、南、西部宗教史上剧烈变革时代，西藏地区朗达玛灭佛，而周边国家佛教之火也在逐渐黯淡，伊斯兰教在7世纪时占据了波斯，之后是巴基斯坦、巴尔蒂斯坦，10世纪初进入印度和尼泊尔，佛教在亚洲历时近千年的统治地位已被撼动。所以，阿底峡的选择也是基于现实考虑。可以说，阿里在这一时期，为周边的佛教高僧和佛教徒提供了庇护。佛教在阿里重兴的顶峰是1076年托林寺举行纪念阿底峡的火龙年大法会，僧侣和信众从全藏各地赶来，与此同时古格王国也达到全盛期。
托林寺就建在象泉河边，夏季的河水膨胀而深切，闪闪发亮的支脉如大地上的掌纹一样蜿蜒前行。河边残留的佛殿、塔群，据说只是当时的十分之一左右，完好时的托林寺由迦萨殿、白殿、十八罗汉殿、弥勒佛殿、护法神殿、集会殿、仁钦桑布译师殿、阿底峡殿以及讲经台、众多的嘛呢房、僧舍、拉让及108座佛塔林所构成，是一组庞大雄伟的建筑群。张建林说，托林寺是一个坛城的形状，中心是大日如来的须弥山，四面有四大洲，八方还有八小洲，是佛教密宗的一个世界模型的完整体系。
托林寺位于札达县城，或者更准确地说，札达县城就围绕托林寺而建。在它兴盛之时，下有900僧人，25个寺庙，整个札达甚至更大范围的土地，都归托林寺管辖。83岁的强巴群培曾是托林寺老僧人，仍然住在紧邻寺庙的托林村。他说，民主改革以前村里的土地都由托林寺作为差地分租。除了土地，每家每户有3个儿子的，第二个儿子都要去寺院出家。强巴群培13岁就来到托林寺当了僧人，一直到1957年遇到现在的老伴才还俗，那时他已经在托林寺300多僧人中排行第四位，成为大型仪轨中的主持者。他说，托林寺当年因为地位重要，堪布都是由达赖喇嘛亲自选定的，赴任时经过拉萨河边的大佛像后，就可以戴上有红色璎珞的金冠“东”，地位一下子就升高了。后来几经战乱、“文革”，寺庙逐渐衰败。1998年强巴群培回到托林寺做了几年看管，找到一些宝物，比如桑托觉巴做仪轨时戴的象骨冠，还有现在的镇寺之宝“仁钦桑布遗骨”，也有人说其实是益西沃的。据他说遗骨是他老伴在托林寺红殿配殿一个破损的佛像肚子里发现的，拴根绳子拉出去一看吓了一跳，肤色红润，牙齿完好，白发根根分明，像一个正常人一般端坐在那儿。“现在看到的已经风干缩小了，变成小孩大小了。”
这座寺院是古格盛极而衰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张建林指出，古格在政教合一的西藏各地方政权中独树一帜，坚持政教分离，国王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政权和教权的关系微妙。古格王宫红殿壁画和托林寺大殿壁画中的“礼佛图”中都显示出，国王和王室成员居于无量寿佛的左侧，僧侣们居于旁侧，僧俗分明。而所谓供奉物品都摆在王室成员面前，僧侣处于接受布施的地位。而从主动放弃王位继承权的益西沃开始，几乎每一代的古格王子中都有一位出家，成为古格王朝的宗教领袖，因而对宗教的控制权也牢牢掌握在王室成员手中。
尽管在形式上分离，政权和王权仍在寻找各自的依附。在有关古格灭亡的众说纷纭中，一说是它“因宗教兴，因宗教亡”，这是一场宗教战争。次仁加布则认为，宗教其实只是一个借口。他对我说，古格王国与阿里的另两个王国——拉达克、亚泽——一直互相制衡，拉达克借助竹巴噶举派势力开始对古格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古格就开始拉拢神山、圣湖附近的直贡噶举派。而到了16世纪，席卷全藏的格鲁派开始作为正统教派被古格王国尊崇，甚至连托林寺这样的古寺也开始由新密教改奉格鲁派。这让拉达克国王有了攻打古格的借口，说是古格借直贡噶举派和格鲁派打压竹巴噶举派，甚至还改信外道天主教。
张建林在古格考古时偶然找到的一个纸糊骷髅面具上发现了葡萄牙文《圣经》，证明了天主教一度活跃。不过，17世纪来到古格的葡萄牙传教士安德拉德和他的传教，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在安德拉德留下的日记中，他欣喜地记录了古格国王批准他建立教堂，封他为“西方喇嘛”，他还发展了包括王室成员在内的12人受洗，其中一名后来还被后人与旺堆故事中的“黑猫王后”联系起来。其实，国王是因为害怕主管托林寺的兄弟因格鲁派传入日益增大的势力，才产生借天主教来抑制佛教之意，没想到成为国家覆灭的导火索。最终，以国王弟弟达仓喇嘛为首的托林寺僧人，与拉达克王森格朗杰里应外合。次仁加布告诉我，“达仓”藏语意为“老虎”，“森格”意为“狮子”，藏族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是“狮子和老虎的结合，导致了古格的灭亡”。
最后的古格人
古格当然不是像传说中那样“一夜消失”的。曾在札达县史志办的老人扎西告诉我，拉达克人很快由卫星城逼近王宫，发现这里借助三重防御系统与充足的水和食物储备，连续几个月攻克不下。入侵者就迫使古格百姓从两公里外的地方背来石头，在王宫东面山坡砌一座与山等高的石墙。如今这堵砌到两米多高的石墙仍在原地保留着，扎西认为，这是拉达克的一种心理战术。国王一天天看着自己的百姓被奴役，石头甚至把他们的背部磨出森森白骨，于心不忍，于是一手托着金碟，另一手托着银碟，走下宫殿投降。藏史描述中，嫔妃们被拉达克人从高耸入云的宫顶扔出。当时古格妇女衣裙有披肩，五彩缤纷地飘飘而降，像是飞翔的鸟，拉达克人连称“好看”，“再扔一个”。更骇人的是，在古格遗址山下还发现一个干尸洞，一层层堆积的均为无头尸体，被认为是这场古格与拉达克战役的俘虏，更为古格王国的最后时刻增加了几分惨烈。
据藏族文献记载，古格曾有“十万之众”，如今札达县只有不到8000人。次仁加布指出的一个原因是，后来拉达克人被蒙古将军甘丹才旺赶走，阿里被纳入噶厦政府管辖。甘丹才旺的驻地“噶尔”意为“军事营地”，标志着牧业文明的渗透。这与古格原有的农业文明产生冲撞，古格人迁走，古格文明也逐渐褪色。扎西说，经过几次战乱，当地18世纪前的藏族文献几乎找不到了，而上世纪初的老人也越来越少，一个老人带走一页历史，成千上万页的历史就这样走掉了。
真正的古格后裔去了哪儿？我们去古格遗址下的扎布让村寻访，村民鲁觉说，村里34户人家大都是上世纪70年代才搬来的，他听说在边境乡萨让有一个小伙子，祖辈是从古格逃亡过去的。“因为他家里还有两部当时带走的经书，用金粉、银粉书写，重得很，两匹马都驮不动。经书里也有记载他是松赞干布最后一个后裔。”
像这样未经证实的传言很多，不过，至今确有一些古格文明真正在日常生活中留下了痕迹。比如“古格十三发现”，包括淘金、冶炼、制陶、纺织等等，最有代表性的是我们曾在古格王宫壁画中见到的“玄”舞。“玄”舞须在重大节日和重大庆典时跳，歌词内容是固定的，是有关世界形成、物种起源、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的一系列解释。歌舞由13大段组成，男女二队各16人，可演唱整整一天。古老的“玄”有一套独特的保存方法，男女演员以支差形式参加，谐本，即歌师，为世家，代代相传，除口口相传的歌词外，还负责保存古老的服装和道具。但在现实生活中，会跳的已经很少了，据说托林村一位80岁老太太大卓嘎是它的传承人。我们去探访时，大卓嘎刚刚从250公里外的狮泉河看象雄文化旅游节回来，她的9个徒弟都去那里跳“玄”了，文化节要挑年轻漂亮的，她只能在一旁观看。她不住摇头：“可惜呀，跳得都不正宗，不是我教她们的古格玄。”大卓嘎说起她年轻时，每到藏历年、旺果节等节日，就和其他女孩在村里空地上跳“玄”，元月15日仪式最隆重，她们会在托林寺里跳。要跳“玄”，一个人不行，大卓嘎叫来邻居和徒弟，4个人牵手交臂，踏地起舞，正如古格壁画所绘的景象。她们唱起在此地流传千年的一首古歌：“太阳普照全世界，托林寺的四面墙直得像剑一样，家有父母，寺有喇嘛，生活在托林寺下的人们多么幸福……”唱着唱着，大卓嘎的声音哽咽了，浑浊的泪水从眼角涌出，她说，这歌是十几岁时唱过的，她想起了那时父母在身边，生活在托林寺旁的好日子。
韩兴刚1989年曾随阿里地区群艺馆进行民间歌舞采集，他对我说，其实大卓嘎所跳的“玄”也是经过了改编的。最传统的古格宫廷13段“玄”是他们当时在札达边境的底雅乡发现的，那里的舞步、歌词更规范严整，服饰也不同，跳“玄”时要戴起头饰羞答答遮住眼睛，穿起竖格图案的古老古格披风。他认为，“玄”的信息表明，底雅等边境地带才是古格人的聚居地。不过风景秀美的底雅因为有些人曾做过铁匠，在藏族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中，这些人与战争中的兵器有关，因此背上“黑骨人”名声，至今很多藏族人都不喝他们家的茶。
次仁加布认为，边境地带确实是古格人在王国灭亡时一个主要的去向，很多未解之谜还需要深入这些地方去找寻。而阿里与印度、克什米尔地区、尼泊尔的1116公里边境线上，有着57处通外山口，这些文化纽带也不应切断。从小生长在阿里的次仁加布说，他的爷爷、父亲都曾与拉达克通商，每次一去就是大半年，总是秋天把盐巴带到边境，经过一个冬天的大雪封山，春天再带到拉达克去。拉达克商人则会在夏天过来，去山上放羊，剪山羊毛，而阿里的羊绒就是原来被称作“开司米”的，在欧洲是抢手货，形成一条横跨亚欧的“羊毛之路”。次仁加布耳闻目睹的经商方式非常独特，祖祖辈辈“一对一”，即一个西藏商人只和固定的一户拉达克商人做生意，一根牛皮绳子拴在腰间象征两家的结合。若真有不可调和的冲突，就会到引起冲突的那方家中，将绳子拴在他家门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将绳子剪断，意味着真正的结束。这样世代建立的信任谁都不愿意轻易切断，付款有困难的话可以延缓，贵重货物哪怕存放在对方那里几年也很放心。有件事让次仁加布的爷爷一辈子念念不忘，他曾经从那户拉达克人家拿过来一个“苟”——这种盛放藏族人灵魂和责任象征物的首饰是极为贵重之物，一个“苟”值19头牛——后来却再也没有机会归还了。次仁加布在想有机会去那边做研究的话，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那家人，把它还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