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月25至26日，甘肃省藏人文化发展促进会以“章嘉故里行”为主题，组织部分会员对清代大国师章嘉•若贝多吉诞生地——天祝藏族自治县旦马乡，以及章嘉故里天祝、凉州的藏文化旅游和藏文化遗迹进行了考察。在考察活动之前，秘书处组织本会同志撰写了四份资料，以帮助大家对章嘉大国师生平功绩以及故里藏文化有更多了解。这四份材料分别为：《清朝大国师章嘉•若贝多吉简介》（赵永红撰）、《凉州藏文化遗存简介》（吴生华撰）、《武威藏文典籍简介》（苏得华撰）和《天祝县非遗文化保护与藏语言文字工作情况简介》（刚乃旦才让撰）。现集结为“章嘉故里行”专辑，以飨藏文化爱好者和广大网友。
清朝大国师章嘉•若贝多吉简介
章嘉•若贝多吉（1717—1786年），甘肃天祝人，清代雍、乾两朝大国师，藏传佛教高僧。在章嘉任大国师的60多年里，他坐镇京师，奔波于雪域高原和蒙古大漠之间，参与清廷民族宗教方面的重大决策，解决了许多棘手问题，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7年，将迎来章嘉•若贝多吉诞辰300周年。
章嘉活佛世系是藏传佛教重要活佛系统之一，时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哲布尊丹巴活佛齐名，并称为格鲁派“四大活佛系统”。
清康熙时，清廷与章嘉活佛系统建立起了联系。康熙帝召请二世章嘉——章嘉•阿旺洛桑曲丹入京，封其为扎萨克达喇嘛、灌顶普惠广慈大国师。二世章嘉圆寂后，在今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天祝）寻得其转世灵童，也就是章嘉•若贝多吉（以下简称章嘉），即为三世章嘉活佛。三世章嘉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佛教高僧、大学者、政治家。在历世章嘉活佛中，三世章嘉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位。
一、转世华锐
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二世章嘉•阿旺洛桑曲丹圆寂。依照藏传佛教活佛承袭方式，青海佑宁寺便组织高僧大德寻访其转世灵童。经过几年的缜密寻访，在华锐境内的凉州游牧部落，“凉州四寺之一的西莲花寺的地方”一个牧民家中寻得一位男童，眉清目秀，灵犀异常。经一世嘉木样俄旺宗哲认定，又经京师掌印喇嘛——二世土观活佛通过理藩院正式奏请康熙皇帝照准，确认该男童为二世章嘉的转世灵童，即为三世章嘉活佛。
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十五日，三世章嘉出生在今甘肃省天祝县旦玛乡细水村一个叫“扎噶尔”（藏语：白石崖）的地方。后来，章嘉出生的这个地方被称之为“一棵柏”，因山脚下有一颗独立、高大而挺拔的松柏而得名。据传，章嘉在此出生后，他的母亲将其胎衣埋在这里，后来便长出这棵巨大的柏树。数百年来，一棵柏受到当地民众的精心呵护。每年农历四月，村上和周围的百姓都要来这里煨桑、顶礼祭拜。
二、佑宁寺坐床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六月，章嘉被迎至青海佑宁寺剃度、坐床，并开始接受严格的寺院教育。在佑宁寺，章嘉潜心修习藏文和佛教基础知识。因他的记忆力超强，悟性好，很快便进入显宗经典学习阶段。然而，1723年（雍正元年）青海发生了“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年羹尧军在平息暴乱中，以“佑宁寺有僧人参与了暴乱”为由，滥杀大批无辜僧俗民众，佑宁寺也被付之一炬。为确保章嘉的安全，佑宁寺僧团将他秘密转移到了大通河边一个安全的地方。雍正帝得知章嘉的消息后，立即降旨，“……应火速送来京师，不得有分毫伤害”。年羹尧接旨后，对青海、甘肃边境地区进行了封锁和搜寻。最终，章嘉不愿连累更多无辜，和他的随从从大通河边密林中一个山洞坦然走出。清军将他护送至西宁，加以保护。
三、京师苦读
1724年（雍正二年）春，年羹尧奉旨，将章嘉护送至京师。章嘉抵京后，雍正帝对章嘉的学习和生活关怀备至。尤其，有关章嘉读书学习事宜几乎都由帝亲自安排，寄予很高期望。
章嘉抵京不久，帝命其与皇四子爱新觉罗•弘历（后来的乾隆皇帝）一同读书，接受严格的皇室教育。与此同时，为把章嘉培养成为一名真正的佛学大师，由二世土观活佛——阿旺•却吉嘉措（以下简称二世土观）担任其上师。二世土观是藏传佛教高僧、著名学者。雍正时，二世土观任京城“掌印喇嘛”。于是，章嘉在伴读皇子接受严格宫廷教育的同时，又要从上师那里接受系统的佛法教育，完成繁重的佛学功课。
京师苦读，转眼就是十载。这十年里，章嘉不仅掌握了儒学、汉法等知识，还熟悉了宫廷礼仪，接触到政教方面的很多事。这十年里，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藏传佛教显密经典修习，以及天文历算等诸多学业，他还掌握了多种语言文字，成为一名博学多才之士。这十年里，章嘉与弘历结下了深厚的同窗之谊，而且这位藏传佛教高僧与一代帝王的密切交往延续了60余年，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四、受封大国师
1734年（雍正十二年），雍正帝颁诏，封章嘉为“灌顶普惠广慈大国师”，赐金印、金册。《敕封章嘉国师诏书》曰：“••••••尔张家（章嘉）库图可图（呼图克图）胡比尔汗，西竺钟灵，慈灯递续，早通经律，不昧夙因，实为喇嘛中之杰出者，特授尔灌顶普惠广慈大国师”。帝准其乘黄幛马车、坐九龙褥。
五、 护送七世达赖进藏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在布达拉宫坐床。然而，此时的西藏局势正处于动荡之中。1727年（雍正五年），西藏地方噶伦阿尔布巴作乱，而且试图与蒙古准噶尔部密谋结盟，事态迅速扩大。为此，清政府派兵入藏，平定了骚乱。事端平息后，清廷担心准噶尔部仍有可能寻机侵藏。为预防不测，决定将七世达赖转移到泰宁（西康噶达）惠远寺，并派兵保护。直到1734年（雍正十二年），西藏局势明显好转，而且准噶尔部也主动遣使求和。清廷认为七世达赖返藏的条件已经成熟。加之五世班禅年老多病，也需要七世达赖回藏处理政教事务。是年七月，雍正帝敕命刚刚受封的章嘉大国师和亲王允礼负责达赖返藏具体事宜。
同年十二月，章嘉国师和亲王允礼抵达泰安惠远寺，觐见七世达赖。次年初，亲王允礼回京复命，由章嘉国师和副都统福寿率领500官兵，全程护送七世达赖返藏。他们一行经过长途跋涉，于1735年（雍正十三年）七月护送七世达赖顺利抵达拉萨。在藏期间，章嘉国师与僧俗上层接触，宣传中央政府对藏政策，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章嘉还在拉萨等地讲经说法，以广博的知识、精彩的演讲博得很高声望。十月，章嘉前往日喀则，拜谒病中的五世班禅，转达了雍正帝对五世班禅的慰问。章嘉护送七世达赖顺利返藏，稳定了西藏局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六、坚持国家统一，维护蒙藏稳定
1735年（乾隆元年），乾隆登基伊始封章嘉为“灌顶普惠广慈大国师”，赐金印、金册。乾隆颁诏：“章嘉呼图克图着掌管京城扎萨克达喇嘛印务，兼理噶勒丹呼图克图事务。”依前朝例，“黄教之事，由藏东向，均归尔一人掌管”。章嘉成为乾隆处理蒙藏事务的高参和助手。
（一）、献计西藏稳定。1750年（乾隆十五年），西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叛乱，被驻藏大臣执杀。而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也被叛军所杀。为此，乾隆帝震怒，欲收回西藏政教权利，并仿照内地设立文武官职，由朝廷派官，而且设想派兵长期驻守西藏。章嘉国师得知后，立即向乾隆陈述自己的观点，分析利弊关系，认为西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地方，稳定社会、获取民心的最好办法是尊重和保护民众的信仰，尊重宗教领袖，而非改制、派官和驻兵。乾隆闻之沉思再三，最终采纳了章嘉的建议。西藏未实行改制，也没有派兵，以更为妥当的方式解决问题，保持了政局的稳定。更值得一提的是，乾隆还决定让七世达赖执掌西藏政教权利。于是，七世达赖噶桑嘉措成为清廷受命全权摄理西藏政教事务的首位达赖喇嘛。
（二）、阻止喀尔喀部叛乱。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清廷获悉，漠北喀尔喀部落正在密谋反清武装叛乱。五月，郡王青滚杂卜将北路军台16-29驿站尽撤，使清军道路隔绝，书信中断，亦称“撤驿之变”。在此紧急关头，乾隆命章嘉出面，解立即决此事。章嘉接旨后，一面立即给哲卜宗丹巴活佛修亲笔书一份，并以十万火急火送往漠北。章嘉在信中耐心说服哲卜宗丹巴要放眼长远，阐述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重要性，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另一方面在京城内外蒙古上层中开展工作。哲卜宗丹巴看到章嘉上师的书信后，为章嘉的劝说所折服，并立即按章嘉的旨意行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准备起事的各部首领遂罢兵。为防万一，章嘉不顾个人安危从多伦诺尔赶往漠北，在前行数日途中得知事变已平息，便回京复命。由此，清廷末动一兵一卒，这场动乱得以制止，使蒙古地区免于一场兵祸之灾。事后，清廷给予章嘉极高的评价，乾隆称赞章嘉为“饶益众生的法力无穷的大德”。事变平息不久，章嘉率朝廷大臣及漠南蒙古王公前往漠北，在漠北举行了王公会盟，稳定了蒙古地区局势。
（三）、认定七世达赖转世灵童。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七世达赖格桑嘉措圆寂。次年十二月，章嘉奉旨入藏，处理七世达赖善后事宜，并主持认定七世达赖的转世灵童。这是章嘉20多年后再次入藏。章嘉抵藏后，接触各方人士，了解西藏情况并听取意见。章嘉在六世班禅和第穆摄政的支持下，协调各方，严格按宗教仪轨行事。经过一年多寻访，终于在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从后藏寻得七世达赖的转世灵童。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初，章嘉回京复命。同年八月，乾隆降旨，七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在布达拉宫正式坐床，即为八世达赖喇嘛。章嘉此行，在完成七世达赖转世灵童寻访的同时，协调各方，密切了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尤其，第穆摄政对章嘉的过人智慧和办事能力心悦诚服，表示要全力办好西藏的事。在第穆六世摄政期间，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四）、促成六世班禅朝觐。18世纪中叶，八世达赖尚年幼，实际上由六世班禅罗桑贝丹意希（1738-1780年）主持西藏政教事务。六世班禅博学多才，秉性豁达，处事干练，在僧俗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在章嘉二次进藏期间，与六世班禅多有接触和交流，并建立了亲密关系。期间，六世班禅向章嘉表露了他想朝觐的愿望，并说要等待机缘。章嘉回京后，他们之间仍保持着联系，屡有书信往来。在乾隆皇帝70寿诞前夕，六世班禅致书章嘉，希望能在乾隆70寿诞时晋京朝觐。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章嘉将六世班禅晋京朝觐一事奏请乾隆。乾隆十分高兴，并传出谕旨：“适逢朕之七十万寿诞辰，有班禅额尔德尼领班讽经，宣扬佛教，利弊众生”，“实为吉祥之事”。在班禅世系中，六世班禅是首位晋京朝觐者，是清前期民族关系史上一件大事。因此，清廷对此事极为重视，从上到下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为第六世班禅晋京朝觐做了周密的安排。次年六月，六世班禅一行2000余人从后藏札什伦布寺启程，途径青海、甘肃和宁夏，经一年多长途跋涉，终于抵达漠北。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六月，章嘉奉旨专程前往漠北多伦诺尔迎接，并陪同六世班禅抵达承德。乾隆在承德以隆重的仪式迎接班禅，乾隆与第六世班禅的交谈内容很广泛，包括西藏情势，藏传佛教理论、典籍论著等，均由章嘉担任翻译。六世班禅在京期间，全程由章嘉和六皇子等陪同，先后在承德、京城雍和宫等举行佛事活动，讲经说法。六世班禅及随行人员与京都内外各方人士广泛交流，增进了相互了解。自1653年（顺治十年）五世达赖晋京朝觐到六世班禅晋京朝觐，整整过了128年。六世班禅的朝觐进一步密切了清中央政府与西藏的联系，对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作为地位显赫的一代大国师，章嘉在其任职的60多年里，凭借其杰出的政治智慧，干练的办事能力，参与了清廷民族宗教方面的许多重大决策，代表朝廷处理蒙藏地区重要事务，解决了不少棘手问题，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团结，为蒙藏地区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七、弘传藏传佛教，致力宗教和顺
作为一代藏传佛教高僧，章嘉以其精湛的佛学造诣，毕生致力于藏传佛教的传播。
乾隆自幼习读经书，因与章嘉同窗多年，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藏传佛教。自章嘉章首次赴藏返京后，乾隆开始听取章嘉系统讲授佛法和仪轨，还修习了《菩提道次第论》等佛教经典。1745年(乾隆十年〉，依照乾隆的请求，章嘉向乾隆传授了胜乐金刚灌顶。章嘉也是蒙古三世哲卜宗丹巴活佛—伊什丹巴尼玛、 四世哲卜宗丹巴活佛—罗布桑图巴坦旺楚克的上师。章嘉的皈依弟子很多，无论在京、藏、蒙甘、青等地，还是在皇室成员或蒙藏王公贵族乃至民间都有他的弟子。
雍和宫首任主持。乾隆与章嘉商议后，决定将雍亲王府——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并降旨章嘉妥办。于是，章嘉全权负责雍和宫的改建规划和施工，甚至连其中要供奉的佛像、法器的选定和制作等，也都是由章嘉一一敲定的。改建后的雍和宫成为京都一座标志性建筑。期间，依照乾隆旨意，章嘉还对皇室所藏元代以来佛像、佛经和供器等一一进行辨认、标出名号、分类登记并记录在册。至今，在故宫收藏的藏传佛教造像题记中，我们仍能看到“钦命章嘉呼图克图认看供奉”字样。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后，章嘉担任首任主持。
改建雨花阁。1749年（清乾隆十四年），根据章嘉的建议，乾隆决定改建故宫雨花阁（明建筑），并降旨章嘉指导改建工程。从雨花阁的建筑设计到殿内供奉的佛像和供器配置等，都是在章嘉的指导和直接参与下完成的。雨花阁改建完成后，成为紫禁城内最大的藏传佛教密宗殿。
另外，章嘉还奏请朝廷资助，扶持修建和修复了北京、热河、甘肃和青海等地许多藏传佛教寺院。在皇宫内，章嘉设立了藏学堂，为皇家子弟传授藏语言文字。
当然，由章嘉主持翻译或亲自翻译的佛教经典和由他编撰的工具书流传至今，影响更为深远。
八、主持佛经翻译，促进文化交流
《大藏经》翻译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包括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译为蒙文和《甘珠尔》部译为满文。为保证《丹珠尔》部蒙译精准，章嘉首先组织藏、蒙、汉学者编订了一本工具书——《正字法—学者之源》。对藏、蒙两种文字的诸多佛教术语进行翻译和对照，尤其对以往有歧义的翻译词语逐一进行了厘定，使之统一、规范。在章嘉的主持下，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于1742年（乾隆七年）完成了藏文大藏经《丹珠尔》蒙译本。由章嘉主持的《甘珠尔》部译为满文工程，始于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章嘉特请三世土观为其主要助手，召集一大批精通藏、蒙、汉、满文的学者，经过17年的艰苦努力，最终于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圆满完成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乾隆帝亲自撰写了《御制清文翻译大藏经序》。满文《大藏经》共计108函，配有大量的精美插图，装帧也颇为考究。
主译《首楞严经》。《首楞严经》是一部重要的佛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很大，但当时只有汉文本。为此，章嘉奏请乾隆帝翻译此经，并请求朝廷给予支持。乾隆帝准奏，并令庄亲王负责翻译组织，章嘉主持翻译。然而，这部佛经的翻译却非同寻常，是要将汉文本《首楞严经》译为藏、满、汉三种文字。参与翻译的学者之多，翻译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章嘉组织各族翻译家，集中大家的智慧，经过11年呕心沥血，终成正果。《首楞严经》译成后，以汉、藏、蒙、满文四体文本合璧刊行，前所未有。
创制满文经咒新字。由章嘉主持撰编的《同文韵统》，共计六卷。此书为梵、藏字母及满文12字头同“36字母”、等韵“四呼”的对照本。是概括汉文音韵，且与梵、藏拼音方式相一致的，以满文作为梵、藏与汉文之间纽带的一套工具书。此前汉文佛典中咒语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此书中得以纠正和规范。《同文韵统》成书后，章嘉又以此为标准编撰了《御旨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一书，且由乾隆帝敕令推广。
九、章嘉的主要著作
章嘉一生著有大量传记、教派教义、密咒、诗词、历算和工具书等。其主要著作有：《宗派建立论•须弥妙庄严》、《入中论注疏•首次发心》、《缘起赞释•嘉言摩尼藏》、《圣普贤行愿品解说•阐明普贤密意之庄严》、《菩提道炬论科判略编》、《发菩提心法解说•大乘入门》、《修中观见之法•显见空性明灯》和《红黄文殊之大小修法》等。还有《达赖格桑嘉措传•如意宝穗》、《圣地清凉山志》和《须弥妙庄严宗教史》等。他还编著有《藏文正字学•智者之源》等工具书和教科书。另外，章嘉还厘定了蒙古工布查布翻译的《造像度量经》等。据不完全统计，章嘉的各种论著多达500余卷（篇）。
十、圆寂五台山
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初二），章嘉圆寂于五台山镇海寺，享年70岁。章嘉圆寂当月，皇室造办处特制“银间镀金”章嘉银像一座，极为精致。朝廷动用7000两黄金，打造了一座镶嵌有无量珍宝的金塔，自京运往镇海寺。章嘉灵骨塔建成后，将藏有章嘉灵骨的金塔安放于灵骨塔中。章嘉国师的灵塔建在镇海寺内永乐院正中。塔台高1.3米，塔高9米余，用花岗岩雕砌而成，塔基为八角须弥座，塔甁为藏式佛塔之覆钵式。章嘉灵骨塔至今保存完好，供后人世代瞻仰。
（撰稿：甘肃省藏人文化发展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赵永红）
凉州藏文化遗存简介
自远古时代，藏族先民的一支—羌戎在凉州乃至整个河西走廊繁衍生息。8-9世纪，吐蕃对凉州的经略长达百年；其后凉州六谷部政权兴起；继而党项羌统治凉州近两个世纪。进入蒙元时期，1247年西凉王阔端与西藏萨迦派领袖萨班在凉州成功地举行了“凉州会谈”，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元以后历经各代，民族文化交流活跃，以藏传佛教为主的藏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纵观凉州大地，不仅藏文化遗迹分布广，而且留存下来的文物也很多。
一、凉州石窟寺
（一）、天梯山石窟，亦称凉州大佛寺，位于凉州城南20公里的祁连山麓。因所在地峰峦耸峙，山路崎岖，犹如登天梯而得名。天梯山石窟开凿于北凉沮渠蒙逊时期（公元412年），被誉为中国石窟鼻祖。
最晚自明代大佛寺改宗为藏传佛教寺院。藏汉两文的《重修凉州广善寺碑铭》记载，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 “••••••凿山架楹，筑官于其间，凡八层，高十有六丈，有钟鼓二楼、两庑、山门”。寺东高阜处，建塔一座，高二丈三尺。古刹重修后，赐名为“广善寺”。时有窟26，僧人数十。番僧伊尔畸曾获妙善通禁国师称号，其弟子锁南黑叭即嗣国师位。2001年，天梯山石窟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佛及佛窟得以修复，还建有天梯山石窟艺术陈列馆。
（二）、亥母洞石窟。亥母洞石窟寺位于凉州城南15公里的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建于西夏正德四年（公元1130年），元、明、清各代都有修葺。该寺经堂宏大，佛塔和亭台楼阁绵延山顶。元中后期，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大师们先后来此弘法，举行佛事活动。西夏中晚期，由萨迦派三祖扎巴坚赞的大弟子迥巴瓦国师任主持。据传，先后有27位高僧来亥母洞闭关修炼，其中5人修成正果。亥母洞石窟寺有一个不同于其他石窟的特点，那就是窟中有寺，寺中有窟。
亥母洞在1927年的凉州大地震中坍塌，洞口被震落的巨石严封。现除了洞口部分外，洞内更深的地方无法探究。遗址可见窟内有小洞窟、佛塔等。上世纪末，洞口陆续出土雕塑、唐卡、佛经和壁画等珍贵文物。与藏传佛教有关的文物，大都集中在一号洞内的佛塔周围，出土文物有藏文木赎、藏文写经、泥塑造像、唐卡、藏文石碣、西夏文和梵文残碑、壁画残片和擦擦等。
二、凉州四寺
凉州四寺即白塔寺、金塔寺、莲花寺和海藏寺，藏语称“凉州岱宇”。凉州四寺以凉州城内的罗什寺和大云寺为中心，象征须弥山；建为白塔寺、南金塔寺、西莲花山寺和北海藏寺，象征四大部州，
（一）、东白塔寺，藏语称“夏尔珠贝岱”，意即东幻化寺。白塔寺位于武威城东南20公里武南镇刘家台庄。该寺是萨班在凉州的驻锡寺，萨班亦圆寂于此。白塔寺大院开4门，周有8座烽墩，占地200余亩。寺院建筑重檐七彩，雕梁画栋，颇为壮观。建有大经堂、三宝殿、金刚殿、钟楼、鼓楼和山门等。白塔寺内有100座佛塔组成的塔林。寺院周边尚有宫邸、僧舍、戏楼和店铺等，其规模为凉州诸寺之冠，被誉为“凉州佛城”。塔林分布呈辐射状，处于中心位置的萨班灵骨塔高35.28 米，为藏式覆钵塔，其基坐高大，塔颈平面呈十字折角，塔身各部比例协调，造型优美。在1927年的武威大地震中，萨班灵骨塔覆钵以上部分全部坍塌，仅存基础和塔座砖砌部分，残高约5米。
现在的白塔寺景区，占地面积136亩。景区内建有白塔寺遗址陈列馆，复原了萨班灵骨大塔及规模宏大的塔林等。萨班灵骨大塔的复原，是完全依照史料记载，其高度和形状均为原貌原样。对萨班灵骨塔残迹，在原址原位采取了保护性措施。依据《武威县志•建置志》记载，在原址原位复原佛塔100座。
（二）、南金塔寺，藏语称“洛昂岱”，意为南灌顶寺。金塔寺位于武威城南10公里金塔乡。萨班在金塔寺为阔端等人传授过多种密法大灌顶，故称灌顶寺。金塔寺建于元，明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重修。
（三）、南西莲花寺，藏语为“努班玛岱”，即西莲花寺，位于武威城西15公里松树乡。萨班来凉州后,他的妹妹索巴让摩也来凉州，在莲花山寺修行。索巴让摩是一位瑜伽行者,长期在此寺静修坐禅。萨班患病期间，她经常去白塔寺看望，探讨佛法。据传，当得知萨班圆寂的消息后，索巴让摩叹曰“天下的藏人躺着死，我索巴让摩站着死”，随即以站姿离开人世。据佛寺志载，寺内供有一人高的黑愤怒明王青铜像，内装有索巴让摩的灵骨舍利。
莲花山顶建有七级砖塔，坐落在海拔2491米的峰巅，塔高21米。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当地人都要朝山进香，祈求风调雨顺。
（四）、北海藏寺，藏语称“香坚措代”，即北海藏寺。海藏寺位于武威城西北2.5公里处，是现存完整的一处古建筑群，占地14770平方米，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海藏寺盛于元，明清时期屡有扩建。海藏寺山门为一座四柱三间的木结构牌楼，古朴玲珑，颇具民族建筑特色。进入山门迎面为两座庄严的大殿，内院为高达8米的灵均台。台上有天王殿和无量殿，为明代重建，斗拱七彩，屋顶脊兽装饰。
海藏寺于1996年3月移交佛教协会管理。近年陆续重修。
四、重要文物
凉州出土与藏文化有关文物很多，类型包括碑铭、简牍、经书、绘画、泥塑和金属造像等。以下是其中部分重要文物。
藏文简牍，小西沟岘出土。简牍内容为烟祭祈愿文，形制为木质长方形，一端正中有柄。板面正反均有墨书藏文，正面12行，大部分字迹模糊不清；背面6行,每行约26字。为国家一级文物。
吐蕃供养人（壁画），中唐，出自天梯山石窟第17号窟。这幅壁画上共有吐蕃供养人四身。其中，第一身头戴大红头巾，身穿浅黄色长袍，头部上方竖起一柄卷起的浅绿色伞盖，伞盖顶上镶巨大的宝珠，冠戴和服饰与其他三人不同，显然是吐蕃贵族打扮。其他人穿红色或草绿色长袍，头戴土黄色头巾。整个画面布局得当，人物线条纤细流畅。这是天梯石窟所发现的唯一吐蕃供养人画像，与敦煌莫高窟第159窟所绘吐蕃王子及其侍众形象大致相同。此画应该是吐蕃统治凉州时期留下的。
米拉日巴（泥塑），西夏，出土于亥母洞石窟。米拉日巴右手轻轻搭在腮边，做歌唱状。看来他正在演唱道歌，为信徒们传教。为国家二级文物。
文殊菩萨唐卡，西夏，亥母洞出土，47x46厘米。主尊文殊菩萨端坐于莲花座上，座下为青鬃回头狮。菩萨戴三叶佛冠，黄色身相，双手当胸作说法印;右肩饰莲花短剑，左肩饰莲花焚荚。其余人物对称安置在菩萨上下左右的方格内，有释迦牟尼佛、药师佛、西夏上师、黑帽白衣西夏官员等人物共34位。为国家一级文物。
萨班铜像，元代，白塔寺。铜像高1.24米，头部为青铜质，戴尖顶帽；身躯部分为铁质。萨班身披袈裟，着袒右肩衣，双腿呈跏趺坐姿，两手上下相迭，拇指相对，置于脐前。造像表情庄重而慈祥，展现了萨班当年坐禅、弘法的容姿。这尊造像现存于武威市博物馆。
《重修凉州广善寺碑铭》，立于明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碑阳汉文，碑阴藏文。碑高2.25米，宽1.02米，厚0.26米。碑文对重修广善寺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述。
《功德碑》，与《重修凉州广善寺碑铭》同期，碑高约0.5米，宽约0.3米。此碑亦为汉、藏两文碑，但碑上的汉、藏两文刻在同一面，左面为藏文横写，右面为汉文竖写。碑文脱落严重，多处已模糊不清。从可读的一些文字内容看，记载的是当地民众为重修广善寺捐款捐物的事，且记有具体数量。
藏传佛教造像，包括不同时期、各种类型，材质也比较复杂，多数为铜质。铜质造像的数量达数百尊。
藏文典籍。凉州现存的藏典籍包括文佛经及史料等，在河西走廊仅次于敦煌莫高窟。（见另文介绍）
（撰稿：甘肃省藏人文化发展促进会秘书处 吴生华）
武威藏文典籍简介
武威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在慢慢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长期共居，相互交流与融合，共同发展，创造了具有多元特征与地方特色的民族文化。
现存于武威的藏文典籍以及西夏碑、铜牦牛和木缘塔等珍贵文物无不闪耀着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光芒。在武威文化发展史上，如吐蕃文化、西夏文化、吐谷浑文化、蒙古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等，各具特色，占有重要地位。
一、凉州藏文典籍
公元8世纪下半叶，雄居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实力强盛，迅速东扩。吐蕃军队占领西域四镇之后，随即进入河西地区，开始经略甘、凉、肃、瓜、沙诸州，并将吐蕃节度使军政指挥机关治所置于凉州。吐蕃势力东进，必将带来其文化。吐蕃崇信佛法，尊奉藏传佛教为国教。据藏文史籍记载，吐蕃军旅所达之地，赞普即命当地军民广泛传抄供奉藏文佛经。现藏于敦煌莫高窟和武威博物馆的吐蕃历史文献中，藏文佛经占绝大部分便是明证。
凉州藏文典籍以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为主，间有吐蕃写经和木牍，曾均供奉于凉州各藏传佛教寺院。凉州清应寺有藏经阁专门供奉《大藏经》，藏语称之为“甘珠尔拉康”（甘珠尔宝殿）。解放后，武威文管部门陆续将寺院供奉的藏文经籍收缴到文庙，集中存放。经初步整理，凉州藏文佛经共有409函《藏文大藏经》，4件吐蕃早期写经，6块吐蕃木牍，1件丝织品祈愿文，16页特殊版本的藏文抄经，一部手抄本《莲花生大师传》。其中：大藏经基本属于《甘珠尔》部，也有少量《丹珠尔》部。根据函数和抄写纸张格式分析，约有4套《藏文大藏经》，共计5370多部，14万余叶（双面），8千多万字，98%属手抄本。值得一提的是，有4函刻印的朱砂本《甘珠尔》属于绝版，研究价值非常大。
吐蕃王朝第三十三代藏王松赞干布（617-698）到第三十八代藏王赤松德赞（755-845）执政以前，吐蕃所使用的文字是真正意义上的古藏文。凉州藏文典籍中的吐蕃早期写经和吐蕃木牍所使用的文字都是古藏文，是未经厘定的藏文，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献资料一样，及其珍贵，甚至在西藏本土也很少见到。藏王赤松德赞执政以后，为了改进藏文，命噶、焦、湘三位译师厘定藏文，统一佛学名词等，这是藏文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厘定。到了第四十代藏王赤祖德赞（866-901）执政时期，对藏文又一次进行了改进和厘定，部分凉州藏文典籍中的所使用的文字就是第二次厘定之后的藏文规范字，时代特征是非常鲜明的，距今已有千年历史。吐蕃王朝分裂后，末代赞普朗达玛之子奥松在阿里地区建立了古格王朝。古格王天喇嘛益西奥执政时期，命大译师仁青桑布（958-1055）对藏文进行了最后一次厘定。藏文经过三次厘定，拼写更加完善，表述更为准确。凉州藏文典籍中的雕刻朱砂印本就是第三次厘定后的藏文，跟现代藏文没有太大区别。
在凉州藏文典籍的一些题记中，也明确记载着具体抄经时间，皇帝的年号等，都是藏文译音，如出现“天历”、“万历”等年号。从吐蕃进入凉州开始，历经唐、宋、西夏、元、明各代逐步创造形成的，弥足珍贵。凉州藏文典籍的题记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抄写地点注明在“金凉州”，这说明凉州藏文典籍并非来自他地，而是属于凉州本地的珍贵文化遗产；二是抄写佛经的施主，既有藏族、汉族，也有蒙古族和党项族。毫无疑问，凉州藏文典籍是各民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文化财富。
凉州藏文典籍是唐、宋（西夏）、元、明历朝以来武威当地信仰藏传佛教的各族群众用金、银、珍珠、珊瑚、海螺、紫檀、麝香等贵重物品作为原料研磨成汁，精工抄写的手抄本，其中4函朱砂印本非常稀有。另外，每部佛经的首页均绘有精美的藏传佛画，很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该典籍中的藏文《大藏经》基本完整。从抄经人所使用的抄经母本、纸张，题记中标明的皇帝年号和供养人姓名以及《总目录》等情况综合分析，认为凉州藏文典籍源于凉州，独属凉州，具有重大文物考古和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弥足珍贵。
2005年，武威市政府领导与市博物馆同志赴京，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汇报凉州藏文典籍情况，中心领导和专家听取汇报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随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派出资深藏学家陈庆英教授等一行三人，专程前来武威，对凉州藏文典籍进行了考察。考察组认为：该地区的藏文典籍具有很高的版本学研究价值，非常珍贵。从年代上说，有吐蕃时期木牍和早期写经，年代与敦煌博物馆所藏吐蕃写经差不多，年代早，数量大，因而很重要。从版本上说，有的用金银粉，珍珠粉等抄写在瓷青纸上的典籍，数量也很大，还有几百幅插画，风格受汉族地区绘画影响，显得很珍贵。特别是4函朱砂印本，因于拉萨布达拉宫和色拉寺珍藏的明代永乐年间的铜刻朱砂本很相似，但字体和布局又有差别，因而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该地区的藏文典籍对于研究凉州藏传佛教和民族关系有着特殊作用。凉州的文化气氛围很浓，居延汉简、汉墓出土的铜奔马在汉文化考古方面都非常著名，受到世界文化界的关注。现在又发展凉州的藏学资源也很丰富，而且民族文化交流影响特别突出。凉州是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是中国西北地区藏传佛教传播发展的中心。历史上凉州发生过几件大事，如吐蕃时期的佛经翻译、宋代的凉州六谷蕃部政权的建立、十三世纪中叶的“凉州会谈”、元明时期的蒙藏交往等，都能说明凉州在历史上就与藏族和藏族文化游密切的关系。因此，开展对凉州藏文遗产的研究，对说明历史上藏汉文化的亲密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凉州是西夏王朝的重镇，遗存的西夏文物很多，也是宋代西北藏族的一个活动中心，史料记载较多，可以通过对凉州宋代藏族文化的研究，把藏学和西夏研究结合起来，对藏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藏学研究通讯》2005年第5期）。
另外，从凉州天梯山石窟中发现的500多页藏文残卷，现藏于省博物馆，不知其详。
凉州民间尚有许多藏文典籍，无法摸清底细，故不知其数量究竟有多少。有藏学专家从凉州民间偶然见到明代的几部藏文经典，保存的非常好，很完整。这说明凉州藏文典籍远不止馆藏的这些，而且民间保存的数量是相当客观的。
武威市博物馆（文庙）曾收藏有500多页的一部吐蕃抄经，与敦煌吐蕃抄经无二。抄经的藏文字体、基本格式、所用材质，特别是纸张的颜色均和法藏吐蕃文献及英藏吐蕃文献十分相似。遗憾的是，现今已所剩无几。凉州遗存的藏文典籍与敦煌发现的“敦煌遗书”，以及整个安多地区收藏的藏文古籍文献，他们之间有着历史、宗教、文化和民族渊源关系，应当加以比较研究。
凉州曾作为吐蕃在河西地区的统治中心，也是奉抄佛经的重要地方，具体位置是在凉州清应寺藏经阁，藏语称之为“甘珠尔拉康”，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凉州的藏经阁跟藏地的印经院十分相似，既是藏经的地方，又是抄写刻印佛经的地方，这一点与内地的藏经楼阁有较大的区别。吐蕃时期这里曾奉抄过很多藏文佛经，元明之际刻印整套的《藏文大藏经》也是可能的。据史料记载，大明永乐年间，中央政府主持刻印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用红色朱砂精心印制，颁赐各地，史称永乐版朱印本《藏文大藏经》，也是《藏文大藏经》中采用雕版印刷术印造的第一个版本，共计108函，每函都有明成祖永乐皇帝所作《大明皇帝御制藏经赞》和《御制后序》。但凉州所藏朱砂版《藏文大藏经》版式与永乐版《藏文大藏经》有很大区别，不像是中央政府颁赐的。清王朝之前，凉州一直是中国长安以西最为繁荣发达的都市，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即便是在蒙元之际的中国社会大动荡中，蒙、藏首领仍然在凉州举行了著名的“凉州会谈”，使西藏顺利和平归属祖国版图。元代中央政府大力支持藏传佛教萨迦派，在帝师八思巴的关心下凉州白塔寺等众多藏传佛教寺院得到发展。明王朝继承元朝治藏政策，对藏传佛教采取扶持政策，广封众建，凉州广善寺等藏传佛教寺院得到进一步发展，广善寺住持锁南坚赞得“国师”封号。凉州白塔寺、广善寺（天梯山石窟）等得到很大修葺。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文大藏经》对勘局统计数据显示，《中华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最具权威性的8个版本是：永乐版、丽江版、北京版、卓尼版、那塘版、德格版、拉萨版和库伦版，显而易见，上述八大版本中并没有凉州版。历史文献也少有记载，可以真实是一种绝版，文献学与版本学研究价值非常大。凉州版朱印本《藏文大藏经》的发现无疑为《藏文大藏经》又增添了新的版本，同时为历史上凉州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相处，共同信仰藏传佛教，竞相刻印供奉《藏文大藏经》，共存共荣、相互友爱和共同发展的历史事实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另外，凉州版《藏文大藏经》的雕刻印刷技术皆属于上乘之作，装裱制作技艺十分考究，技术含量很高，具有科学研究价值，对于研究中国民族文学印刷史很有参考价值。
凉州藏文典籍的研究情况。2007年7月开始，西北民大藏学院专家与武威学者联合进行的《凉州藏文典籍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已顺利完成并结项，撰写发表研究论文5篇，完成研究专著1部，并编写完成《凉州藏文典籍总目录》、《凉州藏传佛画精选》。2011年7月，武威学者进行的《凉州藏朱砂版藏文大藏经研究》（甘肃省文物保护研究课题），已撰写研究报告1份，发表研究论文2篇，已撰写完成研究专著《凉州遗存朱砂版藏文大藏经研究》。2015年上述成果已列入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选题，年底可望出版。
二、天祝藏文典籍
解放初，天祝有14座藏传佛教寺院，各寺供奉的佛经等藏文典籍数量很大。但1958年以来藏传佛教寺院及文物毁坏十分严重，早起的藏文经籍几乎很难找到了。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是曾藏于天堂寺的一部明代手抄本藏文大藏经《甘珠尔》部，共计105函、3000余种。整部佛经无一漏页，无一残损页。《甘珠尔》内容主要包括:《般若波罗密多经》、《大般涅槃经》、《宝积 经》、《律经》、《华严经》、《般若经》、《续部》、《陀罗尼集》、《旧续部》和《唯识宗》等。与凉州藏文《大藏经》不同的是，抄写颜料只选择了金粉、朱砂和墨汁。另外，这部《甘珠尔》全文是由藏传佛教高僧、书法家精心抄写而成的。抄写时间从明万历年间开始，一直到清道光年间才完成，历时300余年。整部佛经的书写为正楷，字体苍劲，一丝不苟。全书所用纸张洁白坚韧，色泽很鲜亮，佛经函套由高级红木雕刻而成，古朴典雅，所刻文字十分精美。专家认为，这部《甘珠尔》是大藏经中最具版本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的抄本之一。这部《甘珠尔》现存于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
经过多年努力，天祝县古籍办已整理出了藏文木刻本《凉州四部寺简志》、《妙应寺志》、《尕垯寺志》、《佑宁寺志》、《华瑞热布萨文集》和手抄本《丹玛慈琛嘉措自传》等。另外，还从民间搜集整理了许多手抄本神山圣水祈愿文等。
三、古浪藏文典籍
古浪县名为藏语，意即黄羊沟，亦称和戎。自两汉至明清，藏民族与各兄弟民族一起在此繁衍生息，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元代建于古浪大靖的大佛寺是古浪最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寺内供奉有大量的手抄本藏文经籍。现在收藏于古浪县博物馆的藏文典籍，大都来自于大佛寺藏经阁。1992年7月，由武威地区民族宗教处主持，邀请天祝县5位藏文学者与古浪县同志一道，利用1个月时间对这批藏文典籍进行了整理。根据整理情况，古浪县藏文典籍约150多函，60000余页。另外，古浪县清凉寺等一些寺院里，也曾有藏文《大藏经》，形成时间多为清代，既有木刻板印刷的，也有抄写经。
（撰稿：甘肃省藏人文化发展促进会理事 苏得华）
天祝藏族自治县非遗文化保护与藏语言文字工作情况简介
自古至今，华锐藏区以崇文尚学，名流辈出，文化遗产丰厚而享誉四方。华锐是清朝大国师——章嘉•若贝多吉的故乡。华锐不仅出现过许多著名的学者和高僧大德，还有不曾留名的众多民间艺人，他们用毕生精力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越来越重视，并给予大力支持。天祝学者与出版部门联手，将尘封多年的部分古籍进行整理并出版发行，如《华锐饶布萨文集》、三世土观确吉尼玛的《宗教派别源流》，松巴伊希焕觉的《松巴政教史》等经典著作相继问世。但也有一些著述仍藏于外地的各大寺院、文化馆和博物馆等。令人惋惜的是，在1958年尤其“文革”中大量珍贵的古迹和资料被焚毁，令人痛心。保存下来的部分古籍，大都流落于民间，具有抢救整理价值的不是太多。省级非遗项目——华锐婚俗的传承保护工作也已见成效。
华锐范围内，现仍存有丰富的民俗文化和民歌形式的口碑古籍。比如，华锐地名、民间故事、谚语、创世歌、说唱赞词和地方传说等活态文化，既为口传古籍，这些都属于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华锐民歌，包含许多古藏语成分，它根植于民间，承载了华锐藏区社会历史发展历程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审美意识、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内容涉及天文、历史、地理、人物、风俗和名言警语等，包罗万象。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堪称研究华锐古藏语的“活化石”，弥足珍贵。
一、古籍整理与出版情况
华锐口碑古籍具有流传广、散布远等特点，在具体工作中充分运用民间艺人对传统文化娴熟的优势，通过笔录、录音、摄像等手段搜集整理了大量濒临失传的口传文化资料。我们在各地组建古籍联络点，长期进行拉网式搜寻工作。近年来，积极组织工作人员下乡搜集整理达百余人（次），整理出民歌、说辞、谚语、谜语、地方传说和民间故事等口传文化资料约70余万字。目前谚语类、故事类和婚俗说词类的搜集整理和编纂工作已基本完成，并计划在2016年搜集整理和编纂完成华锐口传文化系列丛书。与此同时，我们对部分有实地影响的民间艺人的口碑传唱进行了摄影录音工作，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将这些民族民间文化有效地保护起来，现已累积完成音像资料57张DVD光盘。
通过以上措施、整理和编纂出了部分口碑古籍。一是《华锐婚俗》一书的整理编纂是华锐口碑古籍工作的一大亮点。在该书的编写过程中专业人员曾多次赶赴各地婚礼庆典现场，凭艺人们的口口相传，悉心考证，以笔录、摄像等现代数字化手段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全书以藏汉合璧、图文并茂的形式全程逐一记录了华锐婚俗的各个环节，集中反映了华锐婚俗文化的整体框架与风貌，并于2013年9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二是在参照其它藏区的作法，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将《华锐地名文化探源》和《华锐藏族社区志》搜集、整理和编纂纳入工作议程，内容分地理、历史、文化、教育、宗教、人物、经济、医药、民俗和名胜古迹等。目前已基本完成搜集整理工作，有望年内全面完成编纂工作任务。三是针对民族文化古籍分布面广、点远等特点，积极深入广大农牧区开展工作。近年来，有计划地组织下乡百余人（次）。走访艺人近200余人，完成了华锐文化资源普查、调研任务，搜集整理了《华锐民间故事》、《华锐谚语》、《华锐地理风水解析》等民间文学约80余万字。
本着“保护第一，抢救为主”的原则，已整理出版了《土观书信文集》、《华锐山神颂》、《华锐•丹切正字学》和《藏族医药精粹》等，完成重点文献古籍约60万字。
二、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
天祝藏族自治县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具有独特而深厚的本土传统文化底蕴。通过多年的挖掘整理，目前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项，代表性传承人3名；省级7项，代表性传承人10人；市级9项，代表性传承人14人；县级11项，代表性传承人15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华锐藏族民歌，承载着华锐藏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史。它是从口传文化中提炼出来的最有普及性的民俗文化，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是一幅反映华锐藏族语言、生活习俗、风土人情、理想愿望等的历史长卷，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挖掘保护价值。华锐藏族民歌以浓郁的地域风格，生动朴实的唱词和优美的乐曲而著称。
有学者认为：敦煌文献资料的藏文残卷中，发现早在公元6世纪，古代藏族人的语言交流中就有用民歌作为表达语言的习惯。著名学者多识教授指出：华锐藏族民歌“不仅仅是一首歌，它蕴含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它的节奏、旋律、调式及结构不同与其它藏区，其中包括独唱、对唱、齐唱、载歌载舞及问答式等多种演唱形式。
（一）项目实施情况。2008年6月，华锐藏族民歌被例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县上于2009年完成了第一轮普查工作，记录在案的重点培养艺人近百人。完成了搜集、整理、保护、开发、挖掘等相关工作任务。曾先后多次组织民间艺人进行传承活动，对所有传唱活动进行摄像录音后归类存档。截止目前，共计拍摄视频唱调近400余首，照片资料300余张，笔录抄写资料达1000余页。整理出版了《藏曲珠海之宝》、《华锐民歌精粹》、《华锐拉伊》、《华锐藏族民歌原生态词曲精粹》等最具代表性的华锐藏族民歌作品，以及《华锐原生态民歌演唱》和《华锐民歌艺人荟萃》等教材性光盘。
目前，已在天祝县四个藏族聚集乡镇建立了实验性生态文化保护区和传习所，旨在通过相关传承活动，辐射带动民众的积极参与，扩大社会影响力，为项目自身的造血功能创造条件。
2013年6月，项目实施单位被甘肃省文化厅授于“全省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今年初，在本县天堂、松山、抓西秀龙、毛藏乡等地组建了华锐藏族民歌传习所， 为广大民歌手提供了演练场地，也为文化生态区的创建与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传承人授艺情况。华锐藏族民歌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马建军（华锐索南才让）藏文功底扎实，在医藏医药学方面颇有造诣。他还是一位民间艺术家，一生投入不少精力搜集整理华锐民间文学，积累颇丰。他本人被确定为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以来，先后参与《藏曲珠海之宝》、《华锐民歌精粹》、《华锐拉伊》等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他先后以以师带徒的形式招收了6名传人，参加了由项目保护单位组织举办的各类集体传习活动。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马金莲每年以定期或不定期的形式，在社会上广泛授艺并积极参加多种演艺场合，现招收学员达4名，并参与了保护单位组织举办的传习活动及相关演艺赛事。
三、藏语言文字工作
天祝藏语言文字工作包括语言文字与编译、古籍整理、非遗保护三大块。尤其，新词术语审定上报和藏文社会用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是一项长期性工作。作为民族自治县的窗口，藏汉两文的牌匾翻译是否准确、通俗易懂，也关乎一个县形象的问题。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县藏语办编纂了《天祝藏族自治县藏汉社会用字范本》，千方百计整治县城和各大乡镇、村组藏汉两文告示牌匾的规范用字，组织业务人员对县城各路段及小城镇实行包片长期监管责任制，杜绝了装潢部制作牌匾时出现的各种错误，遏制了藏文字使用混乱的现象。目前，全县境内的各类牌匾藏汉两文比例适中、规范准确，成为其它藏区学习借鉴、观摩的样板工程。此项工作，得到了省内外藏学专家和各藏区的一致好评。
近年来，还完成了国家民委启动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藏族卷》（武威部分）讲唱类、铭刻类、书籍类、文书类提要（共3671条约70余万字）的编纂工作任务，书稿已上交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并在六省区藏文古籍协作会上得到国家民委和藏学专家的好评。
２０１４年７月，起启动了中国藏研中心牵头的重大课题《青藏高原环境与山水文化》华锐卷的编纂任务。该课题的调研、访谈工作，历时一年基本完成；编写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有望年底全面完成。
（撰稿：甘肃省藏人文化发展促进会理事 刚乃旦才让）
“章嘉国师故里行”藏文化旅游考察侧记
——纪念章嘉国师诞辰三百周年揭开序幕
为保护和传承甘肃藏族优秀文化，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更好地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由甘肃省藏人文化发展促进会发起主办、三河文化旅游开发公司协办的 “章嘉故里行”藏文化旅游考察交流活动于7月25至27日在甘肃省武威市举办，此次活动同时揭开了章嘉国师诞辰三百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序幕。
据悉，此次活动由甘肃省藏人文化发展促进会会长、藏人文化网CEO旺秀才丹教授，常务副会长、藏族学者赵永红策划和主持。有来自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甘肃省教育厅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来自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以及新闻媒体的各族会员30余人参加了此次考察活动。武威当地领导和章嘉故里群众代表参加了座谈会。
瞻仰：一颗柏屹立百年 守望国师诞生地
章嘉•若贝多吉，公元1717年诞生于凉州游牧部落（史书记载为“西莲花寺地方”），今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旦马乡细水村。章嘉是藏传佛教高僧，清代雍、乾两朝大国师，任职时间长达50余年。章嘉曾参与清廷民族宗教方面的重大决策，解决了许多棘手问题，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2017年，将迎来章嘉诞辰300周年。
此次活动第一站全体与会人员赴天祝县旦马乡细水村，瞻仰章嘉“一颗柏”。据传，章嘉国师在此出生后，他的母亲将其胎衣埋在这里，后来便长出这棵巨大的柏树。数百年来，一棵柏受到当地民众的精心呵护。每年农历四月，村上和周围的百姓都要来这里煨桑、顶礼祭拜。
章嘉国师故里的藏族民众热情迎接了考察组一行，哈达起舞、桑烟升腾、海螺声声，彩云当空，当地群众引领全体人员瞻仰朝觐“一颗柏”，向章嘉国师的丰功伟绩致敬。
瞻仰期间，会长旺秀才丹教授还即兴赋诗一首《章嘉国师故里行随感》：
诞生在深山幽僻地，事业在庙堂朝野间；埋胎衣处生一树古柏三百年路窄人稀，辅佐清皇创大寺雍和分秒间福泽帝都；悲智双翅彰行汉藏蒙，一纸书信罢却十万兵；秘诀在释迦万世点金方，当代人相遇蒙昧多不识。所幸有妙因种子布大地，点滴行薪火宝藏传千秋。
瞻仰过后，参加考察的专家学者与当地民众在草甸上席地而坐，交流和听取当地民间有关章嘉国师的传奇故事，为研究章嘉国师积累丰富营养。
考察：祁连明珠冰沟河 文化旅游和谐梦
瞻仰章嘉“一颗柏”后，考察组一行应此次活动协办方三河文化旅游公司张吉林总经理邀请考察位于冰沟河森林公园的三河文化旅游项目建设情况。
冰沟河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首先，其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距河西走郎咽喉重镇武威市仅35公里，道路良好，各种豪华型轿车可直达风景区中心地带。公园公路通达武威市高坝镇与国道312线相连接，可东接兰州、西连金昌、永昌、张掖。景区客源充足，将会成为武威城区数十万市民的后花园和带动地方经济的一个新亮点，也将成为生态旅游和林业发展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其次，公园景区内自然景色如诗如画，美轮美奂。区内有三姊妹峰、兄弟峰、牛形山、骆驼峰、恋人石、回音壁等众多的悬崖峭壁巍然耸立，气势壮观，形态奇绝，足以吸引游客的眼球。旅游区的南面有五座突兀的山峰紧密相连，恰似一朵盛开的莲花，在缭绕的云雾中若隐若现，虚无缥缈，给人以如梦如幻的感觉；西面是延绵起伏的“骆驼峰”，其形状酷似一匹在千里荒漠中跋涉的骆驼，使人浮想联翩，不禁勾起人们对远古传说的美好回忆；东西狭长的“毛老洼沟”，高深幽远，溪水涓涓，能上能下人入胜，毛老洼沟内有一条称之为“老龙沟”的细长狭沟。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条美丽的蛇精盘踞在此，守卫着这里的生灵，后来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雷电击为两截，活灵活现地形成了现在的这条沟的巨龙门户，两侧悬崖绝壁，陡然直立，极为险峻，沟内空气清新，香气袭人。下依毛老洼沟的是红沟，沟内茂密的原始森林蔚为壮观，既有林海浩瀚的壮阔之美，又有山红柳绿的灵秀之气；既有古木参天的挺拔之态，又有幽雅娴静的山野之趣。
从冰沟河盘延而上直至山巅，有一高山平湖，它是祁连山迄今发现最大的湖泊湖面近四百亩。这里风景宜人，地面宽阔，池水碧绿，深不可测，四面群山环绕，山上生长着名贵的祁连雪莲。神话传说中天上众多的神仙就是在这里修身养性，终成正果的。旅游区中心草原四周，重叠的山恋此起彼伏，与五山汇集的壮观景象相互映照，自然形成盆地景观，其地势平坦，视野开阔，独具特色。
考察过后，三河文化旅游公司总经理张吉林为大家做了关于章嘉国师诞生地和冰沟河旅游景区开发的报告，未来几年内冰沟河将被打造为祁连山脉景观资源最为集中、服务设置完备的四A景区。与此同时，景区建设还将着力于营造人、动物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之美。
参观：白塔寺见证西藏归属中国，金凉州藏文典籍传后世
公元1247年，西凉王阔端与西藏萨迦派领袖萨班就是在这里成功举行了“凉州会谈”，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白塔寺成为西藏归属中国的历史见证地，现为国家4A旅游景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考察组一行参观了白塔寺景区和白塔寺遗址陈列馆。
参与考察同志还参观了武威市博物馆、西夏博物馆和凉州藏文典籍。藏语中把凉州赞誉为金色凉州，简称“金凉州”，这是2004年以来在抢救整理凉州藏文典籍时意外发现的。此前，今人皆不知凉州曾为金凉州，这一称号表明历史上凉州地方不仅非常富庶，而且拥有丰富的人文、历史、宗教等非物质文化的“黄金”宝藏。凉州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慢慢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相互间长期交流、融合、发展，相互学习，共同创造了具有多元文化特征和地方特色的凉州历史文化。
对凉州藏文典籍的价值问题，藏学专家和考古专家联合考察论证后下了这样的结论：凉州藏文典籍是唐、宋（西夏）、元、明历朝以来武威当地信仰藏传佛教的各族群众用金、银、珍珠、珊瑚、海螺、紫檀、麝香等贵重物品作为原料研磨成汁，精工抄写的手抄本，其中4函朱砂印本非常稀有。另外，每部佛经的首页均绘有精美的藏传佛画，很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该典籍中的藏文《大藏经》基本完整。从抄经人所使用的抄经母本、纸张，题记中标明的皇帝年号和供养人姓名以及《总目录》等情况综合分析，认为凉州藏文典籍源于凉州，独属凉州，具有重大文物考古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是弥足珍贵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对研究藏、汉民族关系史和藏传佛教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传播发展历史具有特别重大价值和意义。
研讨：加强章嘉研究和宣传工作，纪念章嘉诞辰300周年
经过两天的考察参观，与会专家学者对章嘉国师的功绩、故里文化及凉州藏文化遗存、保护和发展有了更深层的了解。随后，举行了“章嘉故里行”座谈会。除参加考察的全体同志外，武威市政协副主席马国荣先生及章嘉国师故里的藏族群众代表也出席了座谈会。
座谈会由促进会会长旺秀才丹教授主持。他阐述了本次考察的主题、目的和意义。旺秀才丹希望借此次考察东风，全体会员要聚心协力、主动做好保护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工作。他还介绍了促进会的基本情况和近几年的发展情况，并对相关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赵永红副会长作主题发言，着重就如何认识章嘉国师的历史功绩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还就如何纪念章嘉国师诞辰300周年提出几条具体建议。随后，与会专家学者一一发言，参加座谈同志畅所欲言，反应热烈。
西北民族大学兰却加教授、民大学报杨士宏总编和法学院隆英强博士等对章嘉国师在民族团结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对藏蒙区与内地文化交流，对藏族宗教文化的巨大影响表达了敬意。参加座谈的各同志对章嘉国师研究、宣传和纪念章嘉300周年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
来自章嘉国师故里、武威市政协副主席马国荣先生发言，向与会专家学者提出的宝贵意见建议表示感谢。马国荣先生还希望，通过此次考察活动，藏文化促进会和各方专家学者深入研究章嘉，再续章嘉国师研究新篇章。
座谈会的专家学者形成共识，包括依托大专院校传播爱国爱教思想，依托藏文典籍搜集章嘉国师资料，依托藏人文化发展促进会聚集各方面的研究人才，依托与章嘉国师有关遗迹进行实地考察，谋划完成章嘉国师功绩介绍书籍、章嘉全传等编写工作。同时，章嘉国师纪录片的拍摄筹备工作、章嘉国师文学采风创作活动、章嘉国师诞辰三百周年研讨会和结合文化旅游建立章嘉国师展览馆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会议结束，主办方向与会嘉宾赠送了由会长旺秀才丹编著的《藏族文化常识300题》和常务副会长赵永红的《河西走廊藏文化史要》等学术著作和相关文稿。
（撰稿：甘肃省藏人文化发展促进会秘书长 华锐索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