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甘孜县城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 在这场规模浩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地处中国西南边隅的四川藏族与祖国各族人民一道,积极投身这场正义的自卫战争,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富有爱国反帝传统的四川藏族,虽然地处中国西南边隅,在国将不国、民族存亡的紧息关头,与国家民族共命运同呼吸,爱国之心未敢后人,在杭日前线浴血奋战,在后方积极备战、营建基地以及开辟物资运输线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日军攻占缅北,滇缅唯一陆路交通线被阻断后,四川藏族克服艰难险阻,动用了数以万计的骡马,开辟了一条从印度—拉萨—成都(或昆明)的国际骡马运输线,从而保障了战时物资的供给和大后方经济的复兴。
四川藏族富有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
四川藏族同全国其它省区的藏族同胞一样,在反抗外国入侵、抵御外侮的斗争中,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十六世纪,随着新航线的开辟,西方殖民主义日渐东来,中国人民反击列强入侵斗争的蓬勃兴起,四川藏族人民就已投入到反抗外国侵略的洪流中。
鸦片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战局紧张,四川藏区民众闻讯积极准备,随时听命调遣。1840年10月,清道光帝急调金川藏兵二千余人援浙,藏兵在瓦寺守备哈克里、大金川千总阿木攘的率领下,赶赴浙东前线,参加了著名的“宁波战役”和“招宝山战役”。藏族士兵面对英军的先进武器,每战冲锋在前,狠狠打击了英军的气焰。连英人自己亦承认“自入中国来,此创最深”。
四川藏族人民在保卫祖国边疆不受外国侵犯分裂的同时,还对利用不平等条约进入四川藏区刺探情报和传教的外籍人员给予了坚决抵制.特别是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英人频繁出入西南各省,测绘地形、探测道路、问津炉城,窥视巴塘,迫切希望从四川藏区进入西藏。面对殖民主义的渗透,四川藏族军民针锋相对,给予了应有的还击,使外国侵略者图谋藏区的阴谋未能得逞。
《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传教士以条约规定而深入中国内地,在川康藏区建教堂、办学校。法国天主教自19世纪70年代就已进人甘孜藏区,仅巴塘一地即设有法国教堂3处。英、美基督教也相继于19世纪晚期进入四川藏区。两教互争徒众,挑起教民争斗,并与藏族信仰的藏传佛教形成尖锐对立.藏族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广大僧俗群众以和平相抵制、以武力相抗争.1881年,法国天主教驻巴塘司铎被杀。1904年,英军入侵拉萨,负责筹办川边藏区的边务大臣凤全一味庇护洋教,遭到藏族的反对,导致1905年2月18日凤全被杀,教堂被焚的“凤全事件”。
近代四川藏族人民的反帝斗争,是中华民族反抗列强、抵御外侮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系列反帝爱国斗争中,四川藏族人民“团结御侮、爱护国家”,高举反侵略的旗帜,大声疾呼:“自古及今,可有以疆域门户让人之理乎?”。藏族人民反帝爱国的传统,为抗日战争中藏族英雄儿女大显身手,播撒了种子,奠定了基础。
藏汉一家亲
奋战在抗日前线的四川藏族将士
四川藏族奔赴抗日前线的爱国行动早在红军长征北上抗日之时就已开始。1935年红军长征抵达甘孜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发布文告,积极宣传北上抗日,接着在若尔盖发表著名的抗日“八一宣言”。四川藏族人民以实际行动响应了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充分认识到要将敌人驱逐出境外,必须各民族团结一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捍卫国土,责无旁贷。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大批藏族男女青年参加红军,直接投身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场.仅甘孜丹巴县巴底乡参军的就有278人,格勒得沙政府所辖的党坝一带参军的少先队员即达72人之多。藏族优秀青年如天宝、扎西旺徐、杨东生、沙纳、孟特尔、袁孝刚、姜秀英(女)等就在这时参加红军,随军北上。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到达陕北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四川籍的藏族红军战士分别被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九师、一二O师,开赴山西前线对日作战,他们中的许多人捐躯沙场,为抗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曾被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誉为“藏族革命的先驱者”的四川四土藏族天宝(桑吉悦希)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进入中央党校少数民族班学习,抗日战争后期,天宝被派往内蒙古伊克昭盟从事地下工作,先后出任太盛喜商店经理、阿克托旗保安队四营教官,西北局三边伊克昭盟区委书记伊盟蒙汉支队三大队教导员等职,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曾任红四军甘孜骑兵连连长的扎西旺徐受党中央的委托,不畏艰险,深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地区发动蒙古族人民起来抗击日寇的入侵,由于扎西旺徐等人卓有成效的工作,推动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发展。抗战后期,扎西旺徐被选为内蒙古自治运动委员会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行政委员会处长。
抗战之初,依旧活动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华中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藏族青年杨东生(协饶顿珠)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延安中央党校少数民族班学习,1938年,中共中央决定从延安抽调一部分干部充实加强新四军及地方政权机构,杨东生随调来到华中新四军游击区,分配在彭雪枫六支队工作,担任青年干事兼二中队指导员,后囚抗日游击战争需要从事电台报务工作,曾任新四军四师二十六团电台台长,豫皖苏军区司令部二电台台长,在苏北、皖北坚持敌后抗日斗争。
《格达活佛》剧照
活跃在后方抗日民族运动中的四川藏族
居住在四川大后方的藏族人民,随时为出兵抗日作好准备。1939年5月,松潘关外24部落30万藏民请缨杀敌,其代表团发表的宣言,爱国热情跃然纸上:“我30万番民虽居边缘之地,知识比较落后,但爱国之心,不敢后人,在第一期抗战中,我们没有尽到国民应尽的责任。但在第二期抗战中,我们决不放弃这个伟大的使命。我们很知道在日本强盗的刺刀之下,决没有幸存的可能,所以我们在边地已经武装了10万强壮的青年番民,只要政府给我们一个杀敌的机会,就可以很快的动员我们所有的人力和物力。全国亲爱的同胞们,国家的独立、与夫民族的生存,全靠这最后5分钟的努力。起来吧!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九•一八”事变后,正在南京的康藏人士为了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发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发表六项抗日决议,通电全国各族同胞一致抗日。四川藏族旅京人士格桑泽仁、格桑群觉(刘家驹)、诺那活佛、松朋活佛等积极参与救国会的工作,并在电文中慷慨陈词,呼吁救国。格桑泽仁在电文中说:“近闻政府、正式宣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拯被称为“巴安三杰”之一的格桑群觉1932年后出任班禅行辕秘书长,随九世班禅巡视上海、北平、察哈尔、绥远、甘肃、青海等地。沿途向僧俗群众讲经传道,宏扬佛法,宣传抗日救国。在巡视期间,适逢日寇占领东北、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因此,格桑群觉为班禅草拟翻译了许多有关抗日救国的谈话、宣言、声明等。在他参与起草并翻译的一则通电里,严正声讨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近闻暴日不顾公理藐视盟约,仗其武力,攻我热榆,摆彼用心,无非欲实现其大陆政策之阴谋。……班禅目击时艰,忧愤无已,虽身属空门,而于救国图存之道,何敢后人,除召集当地蒙藏喇嘛千余,自三月一日起,在百灵庙虔诵藏经,广施供养建立法坛,祈祷和平,并追荐前方阵亡将士、籍佛力之加被,饵战祸于无形。”此电稿充分表达了格桑群觉等的抗日救国热忱。1938年,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参谋本部专门委员的格桑泽仁派刘曼卿和贡噶活佛等人到西康募捐,用于购置慰劳品和锦旗,组织以他为团长、刘曼卿为副团长的“西康民众慰劳抗日前线将士代表团”以及“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去汉口等地慰劳前线抗日将士。表示愿“倾康藏人力物力,分期分批贡献国家。”代表团回到重庆后,格桑泽仁还到重庆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向周恩来敬献锦旗和哈达,表达四川藏族对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坚持抗日斗争的由衷敬意。与此同时,中共党员兰肇恒、力伯良、李名物三人组成了中共康定特别支部在康定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发动甘孜藏区各族人民献身抗日救亡运动。
四川藏族信奉藏传佛教,在抗日爱国斗争中,许多已遁入空门,不问政事的四川藏族宗教界人士把爱国与爱教结合起来,利用宗教影响,号召群众参加抗日斗争。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在红军长征过甘孜时,任博巴政府副主席,积极支援红军北上抗日,与朱德总司令结下深厚友谊,红军北上后,仍时常牵挂红军和前线战情,当得知朱总司令率领的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后,立即设法买了一本有朱德照片的书供在家里,后又从青海西宁买回“八中军陕西奋战图”,挂在墙上,每日为抗日的八路军将士祈祷。
马帮驿运抗战物资
营建后方抗日基地,开避物资运输线
1938年,南京武汉相继失守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成为抗日后方基地,广大藏区人民为改善后方战时运输交通,开辟后方物资供应线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以商抗日是四川藏族对抗日战争的一大突出贡献。“七•七事变”后,日本对抗战后方实行战略封锁,切断海路地运输线,致使大西南抗日后方商品、物资非常匾乏。住在巴塘的藏族上层人士邦达•多吉与其兄邦达•阳佩策划并开辟了印度经西藏直通川、滇完全依靠骡马运输的陆路国际交通线。这条交通线曾经与盟军开辟的“驼峰”运输线并驾齐驱。邦达家族利用自己在印度加尔各答和噶伦堡的商业机构,以西藏拉萨为转运中心,先后在玉树、昌都、芒康、甘孜、巴塘、义敦、理塘、康定、雅安、成都、重庆、昆明、丽江、中甸等地设立固定和流动商号及转运站。从印度购进大批商品,如棉纱、染料、药品、皮革、毛料、布匹、香烟、盘纸以及察香、虫草、克什米尔红花和贝母等。由印度噶伦堡直发康定和丽江后转至成都,昆明等地.邦达家族自备骡马2000余匹,行程数千里之遥。但邦达氏的骡马运输队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前后支援抗战物资达5亿美元。
1942年,在爱国力量的支持下,邦达家族与格桑泽仁等在康定成立了“康藏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并在理塘设邦达家族临时总号,动员藏族大中小商人不惜一切代价支援抗日战争。在邦达•多吉兄弟的鼓励下,商人纷纷前往拉萨或印度噶伦堡办货。分批送到康定和丽江等地。回程又办茶叶和商品送往拉萨,在康定掀起了大办商贸积极支持持久抗战的热潮。1942年冬,邦达家族派仲麦•格桑扎西(现任昌都地区政协副秘书长)带上从印度发来的西药、皮革、毛料、布匹、棉纱到成都经销。这些商品在抗战时期非常紧缺,对繁荣战时后方经济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四川藏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谱写了四川藏族历史的新篇章,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中华民族反帝爱国的斗争中,四川藏族更深切体会到祖国的前途与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唇亡则齿寒。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共同的命运把四川藏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加深了民族间的互相了解,促进了民族的团结与协作。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所表现出的高度凝聚力和强大生命力,成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先决条件和决定因素,四川藏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对于鼓舞人民抗日斗志,推动抗战高潮进一步发展,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增强民族凝聚力,无疑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一大批藏族有识之士开始走上寻求民族进步与发展的道路,成为藏族人民革命史中不朽的先驱者。在中国人民一百多年反对帝国主义入侵的斗争中,抗日战争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而载人史册,或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专题文章作者系四川民族研究所所长袁晓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