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体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国社会的五大关系中，解决好民族关系，始终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方面，而解决民族关系的要义就是加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文化认同是团结之“根”、和睦之“魂”，失“根”失“魂”，我们的团结就不会稳固。换言之，抓文化认同，就是抓民族团结的“根”与“魂”。文化认同是在解决精神、思想、理念的问题，这一问题解决了，就会使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更加巩固。因此，文化认同在民族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极其重要，必须深入研究、切实解决。

　　一、科学理解中华文化的内涵：“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之集大成”

　　(一)人类社会存在着多样的认同问题，比如民族认同、信仰认同、语言认同等。认同意味着有共同之处而接受、承认、认可，是对认同对象的心的归属、皈依。因此，认同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最为基础、最为强韧、最为长久的凝聚作用。18世纪下半叶所发生的震惊世界的蒙古土尔扈特部落东归，就是因为认同所产生的典型事件。流落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落历时8个月，行程万余里，以巨大的牺牲回到中国。乾隆皇帝在《土尔扈特全部回归记》中写道：“今之汗渥巴锡者，即阿玉奇之孙也，以俄罗斯征调师不息，近且征其子入质，而俄罗斯又属别教，非黄教，故与合族台吉密谋，挈全部投中国兴黄教之地，以息焉。”可见，东归的原因十分清楚，除了俄罗斯的残酷压迫外，核心的问题是俄罗斯的文化背景是“非黄教”(即不是原来蒙古人所信仰的藏传佛教格鲁派)，而回归的目的和牵引力就是因为文化宗教的认同——“投中国兴黄教之地”。

　　中华文化认同的主体是“中华文化”。因而，何谓“中华文化”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作为认同者必须在了解认同的对象“是什么”后，才可能选择“怎么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科学界定了这个问题的概念，批评了不良倾向，回应了社会关切，指明了方向，意义重大。

　　(二)“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之集大成。”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解决了4个问题：一是回答了什么是中华文化，即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简洁而有力地概括了中华文化的内涵特质。这也是对这一概念的最新、最深刻、最全面、最有现实指导意义的表述。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二是体现了中国各民族文化的平等性和完备性。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的文化集大成”这一整体，既涵盖了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又平等地对待了中国各民族的文化。所谓“集成”，就是将同类的东西汇集在一起；所谓“集大成”，就是“集中某类事物的各个方面，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现代汉语词典》)进而言之，所谓中华文化就是完备的中国各民族的文化。这一总结和概括，既扎实地立足于学理基础，又超越了一般学理，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统摄；既符合“宪法”精神，又是民族平等在文化上的集中体现；既考虑到了国家文化的统一性，又充分地尊重了具体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独特性，体现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民族问题上的博大胸怀——各民族不论其大小强弱、历史长短、发展程度如何，一律平等，不因汉族之大而列为文化主体，也未因一些民族之小而忽视、弃之不用。三是承认“各民族”的文化是以承认各民族为前提的，因而也就再次强调了宪法所确定的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法定地位。中国对近百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所形成的民族有特定表述——民族就是民族，不带别的附件，也不设别的条件；不套用国外的概念、进入其话语系统，自乱其序，也不废用国外的理念，以求有益借鉴。中国的民族——56个(无论它是科学意义上的56个还是法律意义上的56个)——56个是民族实体，但不存在56个民族合成的民族实体——将来也不会有。因为在中国，产生民族的那个时代早就结束了!经过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识别，这些民族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印欧语系，历史无法造就一个拥有5个语系的实体民族。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民族已进入其“历史范畴”，即从产生以后的发展壮大再到融合、消亡的“自然”历史进程。其中会有许多形态出现，也可以冠以种种名称，但都不可能产生和“再造”新的民族实体。四是平等而客观地承认各民族文化对祖国文化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向各族人民反复讲，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各民族要相互欣赏、相互学习。”文化的不同，在于文化的特点、特色，文化的特点、特色本身就是文化贡献。满足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离不开民族文化，更需要不同民族的文化贡献。若在此基础上相互欣赏、相互学习，就会使国民需要的精神文化更丰富、更精彩、更有价值，就可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认同。

　　(三)“不让一个民族认同本民族文化是不对的，认同中华文化和认同本民族文化并育而不相悖。”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表述阐明了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本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整体文化认同的辩证关系和发展方向。一个民族之所以称其为民族，自然具有其作为一个民族的基本要素，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质和鲜明特点，不论谁跳，藏族舞蹈就是藏族舞蹈；不论谁说，蒙古语就是蒙古语；不论谁唱，维吾尔族歌曲就是维吾尔族歌曲。一个民族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自身的文化体系也在不断发展、完善。这个过程可能是上千年或是数千年。一个民族的个体在这一文化环境的熏陶中成长，自然地也形成了自身的文化归属。因此，在一般意义上，个体的文化认同都是从本民族文化开始的。没有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也不可能有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故而，习近平总书记以批评的口吻说：“不让一个民族认同本民族文化是不对的。”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我们在这一时期民族工作的主题，这一主题是符合我们的实际的，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各个民族繁荣发展的阶段，自然也是各个民族的文化繁荣发展的阶段，这个繁荣发展是未来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和精神财富极大丰富的前提。承认民族存在，就要承认民族文化的存在，同时也要承认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存在，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实事求是的最起码的科学品格。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在国家认同基础上，作为整体认同的中华文化认同和作为个体认同的本民族文化认同，完全可以做到层次性的体系统一，也就是在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处理好具体认同和整体认同的辩证关系，使认同本民族文化和认同中华文化并育而不相悖，且可高度协调统一，而非非此即彼、相互排斥。

　　(四)“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文化，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都是不对的，都要坚决克服。”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两句话，重点指向“两个不对”，即两种必须高度重视、坚决克服的倾向。第一个“不对”是把汉族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视少数民族文化。显然，这主要是针对汉族同志讲的。由于历史的诸多原因，一些汉族同志甚至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中华文化就是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无关，认为将少数民族文化归入中华文化是不合理的。这种说法与习近平总书记“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之集大成”的新概括——中华文化内涵的新表述显然不符，脱离了这个时代的新表述，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因此，我们的认识和思想，要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新的概念界定上来，统一到新的思想理念上来。第二个“不对”是“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显然，这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同志讲的。由于一些历史的现实的原因，以及认识上的差距，一些少数民族同志，甚至一些少数民族的专家学者，认为自己的文化是属于某某民族的文化，是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不认为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思想同样不符合对中华文化的新概括。既然我们能够唱响“56个民族56朵花”，我们会同样共同培育56个民族繁花似锦、流光溢彩的文化大花园。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中国极其珍贵的文化财富和资源，既是鲜活的文化个体，也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活水源头，连接着广阔的文明领域，承续着厚重而悠长的人文历史，切不可让“那些认为少数民族文化落后，看不起甚至主张任其消亡”的错误看法有响应、行得通、有市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态度，同样决定着中华文化认同的厚度、深度和长度。既要从政治层面把握这一问题，也要从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的规律、价值上把握这一问题，更要从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来把握这一问题。

　　二、科学梳理“民族”表述的话语系统：宪法确立的56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

　　(五)作为中华文化认同的前提，深刻理解“中华”、“中华民族”这些与“中华文化”直接相关的概念，极其重要。“中华”、“中华民族”这些概念有一个提出、发展、演变的过程，不同时期的内涵不同。这些概念延续的时间长、认识的分歧大，不统一认识，就会消解中华文化认同的理论价值、战略思考和实践意义。

　　古代华夏族、汉族多建都于黄河南北，在四夷之中，后世因此称“中华”。文献记载，西周武王、成王时，  已出现“中国”一词，与华夏、诸夏同义。“中华”一词一般认为出现于魏晋时期，取“中国”与“华夏”各一字，复合成为“中华”。华人、夏人、中国人、汉人、中华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汉人的族称，其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各有不同。

　　唐太宗李世民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中华与夷狄相对应。朱元璋在讨元檄文中使用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将“中华”与“胡虏”相对应。这些概念留存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影响深远。以至于今日，许多人著文述录，也在自然不自然地使用这些概念。如章太炎所说：“中国云者，以中外分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

　　孙中山扯旗革命时，同样也发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号召。显然，他是将满族统治者等同于元代的蒙古族统治者，视为“鞑虏”。在当时的情况下，孙中山作为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其主要目标是推翻帝制。辛亥革命后，他的民族思想有了重要修正，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的主张尚处于“五族共合”，并未达之于“中国各民族”，但这在当时已十分难得。

　　自汉以降，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多重视民族问题，但其统治始终建立在剥削、压迫基础之上，抑或有开明的善政，多停留于“术”的层面，而未及于道，其基本方法也多是同化、驱逐。孙中山早期的思想实际也多停留于此。国共合作后，孙中山的民族思想有了新的提升，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这是思想上的巨大进步。

　　古汉文中无“民族”一词，常见表述为种落、族类、部落、种、人等。“民族”一词在上个世纪之交来之于日文。学界多认为，梁启超1899年在《东籍月旦》一文中始用“民族”一词：1902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写道： “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即将“中华”与“民族”连用，有了“中华民族”一词。最初的“中华民族”仍然是指汉族。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研究》中认为：通常意义上“中华民族”仍然指汉族，进而认为有中国意识者，也是中华民族之一员，“故凡满洲人今皆中华民族之一员”，使之有了时代内涵。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对“中华民族”有专节论述。“在4亿5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显然，毛泽东所说的“中华民族”就是中华各民族，即现在的56个民族。此后的“共同纲领”、民族区域自治法，基本上都延续了这一内涵，使中华民族的概念有了确义，即“中华民族”就是“中国各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简称。

三、切实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通心同心，通情同力，守望相助，共存共荣

    作为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在民族工作中，我们要切实在增强文化认同上下功夫。

    (六)要充分认识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是个命运共同体，虽然这个共同体的成员的历史有长有短、人口有多有少、发展程度有快有慢，有的有语言有文字、有的有语言没有文字，有的既无自己独立的语言，也无自己独立的文字，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承和特点。他们生活的相对固定的区域，大概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确定。虽然有民族的迁徙和融合，大体的居住地近千年来并无根本变化。

    5000年来，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习近平总书记说：“无论是哪个民族建鼎称尊，建立的都是多民族国家，而且越是兴盛的王朝吸纳的民族就越多”，“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统—的多民族国家的正统”，“都是大一统的组成部分”。呈现在历史演进的特点上，就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散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1840年鸦片战争后，列强入侵和亡国灭种的危机把我国各民族命运空前紧密地连在—起。血与火、灵与肉的共同抗争让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华各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才有前途，才有希望。  

    认识这个命运共同体，首先要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形象地说，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共同家园——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好河山，使各民族——这块土地的共同主人，形成“三个离不开”的关系；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生存发展、富强兴旺、为美好生活的奋斗——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向往、共同的责任，将各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通心同心、通情同力、守望相助、共存共荣，我们这个命运共同体才会永远充满希望。

    (七)文化认同要有科学态度。一是和而不同。这是一种有哲学理念的高深的思想文化境界。毛泽东说：“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毛泽东：《矛盾论》)而尊重个性恰是尊重共性的基础。片面地强调共性，不但会失去个性，也是对共性的否定。“世界上没有一片相同的叶子”，世界也因此而不同，因此而多姿多彩、美轮美奂。二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费孝通曾说：“要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也就是各种文明的人，不仅欣赏本民族的文化，还要发自内心地欣赏异民族的文化；做到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异民族文化‘优劣’，断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费孝通论文化自觉》)假如我们能做到欣赏、赞美、传承、发展、弘扬本民族文化，同时也欣赏、赞美、传承、发展、弘扬他民族文化，那么，中华文化的认同就完全可以解决。三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文化的多样性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民族和民族语言的特点是具有非常的稳定性以及对同化政策的巨大的抗拒力。生态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的物质基础，保护生态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的精神基础，保护文化多样性同样是保护人类。

    (八)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以中华文化认同为基础推进各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说：“繁荣发展各民族文化，要在增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来做，对本民族历史坚持正确的观点，不能本末倒置。弘扬和保护各民族传统文化，不是原封不动，更不是连同糟粕全盘保留，而是要去粗取精、推陈出新，努力实现创造性地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有两条是必须坚持的：一是发展繁荣各民族文化，要有正确的文化史观，要面向中华文化的认同，要择其优良而弃其糟粕，要切实地做好文化的创新和转化工作。在当前，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培育和践行。在整个过程中，要注重在少数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坚持个人、社会、国家价值观内在的统一。二是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就是发展中华文化，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就是保护中华文化，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就是尊重中华文化。既要积极主动，又要当仁不让。国家的宏观文化战略，要以这样的理念去设计，去部署，去建设。如此，才能宣传这一新理念，普及这一新理念，实践这一新理念，实现真正的中华文化的认同，融各民族灵魂为一体，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形成气势磅礴、无坚不摧的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

    马克思给我们描绘了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那个社会将是一个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人的全面发展是以人的解放为前提的。贫困，实现不了人的解放，所以我们要发展经济；专制、人治，实现不了人的解放，所以我们要走向民主和法治；单一，实现不了人的解放，所以我们要追求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极大丰富(多样)；差别，实现不了人的解放，所以我们要讲人人平等、公平正义，等等。一个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人人都会有幸福的社会、理想的社会，值得我们终生为之奋斗的社会。认同本民族文化和认同中华文化并育而不相悖的文化发展道路，是与这个伟大的目标高度吻合的，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使命所在，需要我们坚决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