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早期王朝
       现在研究的结果，公元前二年，佛教的经典传入汉地，比藏传佛教要早六百多年。
 
       自从佛教传入后，就得到历代君王的信仰，第一次来的时候，在洛阳白马寺，有人研究，“寺”就是“部”的意思，不是现在的寺院，外国人来了以后就在这里招待，类似于外交部。自那以后，历代的皇帝都非常尊重佛教，最有名的是梁武帝。
 
       唐朝的皇帝请佛指舍利（现在法门寺的佛指舍利），请到两京（现在的西安和洛阳），一共请了七次。七次都是全国性的活动，当时史书上描述的情景，几十里的群众络绎不绝，皇帝亲自来迎接。我们现在说藏区虔诚磕头磕到拉萨去，大家没有看历史，我看了唐朝的历史，比藏区还虔诚——“肘行膝步”，在迎佛指舍利的时候，用手肘前行，跪着走上几十里路，就这么虔诚。有一个将军看到了七彩异光，在佛指上发出各种各样的光，他激动得为了表示自己的虔诚，一刀把自己的胳膊砍下，献到佛指舍利前，那个时候的人信仰到这样的程度。举国上下全国性的朝拜。
 
      在武则天的时代，禅宗六祖那时老了，在广州六榕寺住着，武则天皇帝想请他来传法，惠能大师因为年纪大了去不了，就把自己的袈裟交给来人，他说，现在我老了走不动了，去不了，把袈裟拿去吧。在迎袈裟的仪式上，皇帝亲自出到城外，来跪拜迎接袈裟。当时人们的信仰，确实是不亚于我们藏区的信仰。

       藏传佛教与元明清三朝
       在元朝，大家知道，萨迦班智达和他的侄儿恰那多吉与八思巴到凉州，与忽必烈二子阔端商议之后，西藏才正式并入中原版图。那时候八思巴做了很大的好事，最大的一件是，当时汉人抵抗蒙古人，后来被蒙古人占领后，为了灭绝汉人的后代，每年把十万个孩子扔到海里，所以当时南方汉人的后代几乎被灭绝了。忽必烈的时候就是采取这样残忍和灭绝人性的做法，后来忽必烈请八思巴传法灌顶时，八思巴什么也不要，说：“如果你要我当你的老师的话，你得接受我的一个要求”。忽必烈问，“什么要求？”“明年你把这些汉族娃娃都救下来，从今以后不要再杀。”这样帮了汉区。
 
       到了明朝时，永乐皇帝听见藏地宗喀巴的名声很大、弟子众多，皇帝就亲自写了一封信，派一个大臣把宗喀巴大师请到南京去，后来宗喀巴大师以年老体弱为借口，派了他的大弟子，色拉寺的主持绛钦曲杰，代替他本人去见永乐皇帝，永乐皇帝封的是法王。在明朝，格鲁巴的地位很高，被皇帝尊为国师。到清朝，这种关系更进一步地发展了，努尔哈赤做了皇帝的第八年，就要请五世达赖喇嘛进京，当时规格是很高的，与皇帝一样的座位，平起平坐。在拉萨等地还保存着这些画像。
 
       从那以后，顺治皇帝信仰佛教，最后在五台山出家了。他的儿子是康熙皇帝，自称为阿弥陀佛的化身，一辈子写了很多的《金刚经》，现在故宫里也珍藏着一些。
 
       到了雍正皇帝，更是信仰藏传佛教，二世章嘉活佛是第一世嘉木样的老师，后来朝廷请他去，做了康熙皇帝的国师。康熙皇帝的国师原来也是雍正皇帝的老师，雍正皇帝的传记里记载，从他当皇太子四阿哥时就开始信仰佛教，在他当皇帝以前，他就有很多佛教弟子，其中最有名的是张廷玉。那时四阿哥经常在家里开讲佛经，很多人来听。后来他认为自己是文殊的化身，他让画师给他画了一幅像，是在山洞里坐经，穿的是藏传佛教的喇嘛服装，现在这幅画还保存在皇宫里，雍正皇帝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
 
       到了乾隆皇帝，那就更加信仰佛教，一生还闭了多次关，现在有保留下来的唐卡，他穿着喇嘛服装，那件法衣是用珍珠穿起来的，现在还在皇宫里保存着。他是非常虔诚的，从六十岁开始，每个月写两部经，初一写一部，十五写一部，写的是《心经》。后来有人评论，他的长寿之道就是抄佛经，他活了八十九岁，他的老师也是章嘉国师。

       再下来是慈禧太后，她也是非常虔诚的藏传佛教徒，她把九世东科尔活佛请去，一直在皇宫里给她传法灌顶，经常住在皇宫里。慈禧太后还叫外国画师给她按照观音来画像，她认为她是观音的化身。这说明清朝的皇帝，信仰藏传佛教的是很纯正的信仰。这方面有很多资料，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在民国时期，章嘉呼图克图，一直住在南京，是蒋介石的国师。后来蒋介石到台湾去的时候，把章嘉国师，也带到台湾去了。还有一个是喜饶嘉措大师，蒋介石打听到他是西藏最有名的格西，就派人去请他，通过印度转道香港，然后到重庆，到南京。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初稿里提到过此事，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是僧侣，1956年我是省政协民族青年的副主席，所以我就听到了第一次传达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里头毛主席就讲：“喜饶嘉措大师讲佛学，我曾经听过。”他是在武汉的时候听过。
 
       那时候蒋介石以及许多内阁大员都是一起请喜饶嘉措大师讲哲学、讲佛学。民国时期还请九世班禅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都灌过时轮大顶，段祺瑞也曾经请九世班禅在北京灌时轮大顶，那些材料都有。所以藏传佛教在国民党时期的民国政府里还是地位相当高的。

       新中国成立后，一九四九年，喜饶嘉措大师作为藏传佛教的代表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政协，当时解放初，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贯彻得非常好，大师在他的一篇颂言里评价毛泽东，他写道：“在伟人毛泽东的身上，我文殊欢喜智，看到了许多值得赞美的、释迦牟尼的纯真的思想。”他说在毛泽东身上看到了许多佛教纯真的思想。这只是一段，下面还有很多，比如说主张平等、解放穷人、反剥削、反压迫，这些都和佛教的理念是一致的。
 
       毛主席在与喜饶嘉措的谈话中有这么一段：“我们和你们的思想是一致的，不过方法不同，你们用调和的方法来达到人类平等，我们用革命的办法来达到人类平等。”一九五四年，达赖班禅参加国庆，我在资料上看到，当时迎接的规格是相当高的。他们当时是第一次进京，五四年八月初，在北京火车站，由朱总司令和周总理来亲自迎接，并献哈达。在北京就住了两个多月，一直到国庆以后才回去，在这个期间，毛主席接见达赖喇嘛十二次，达赖喇嘛在资料里写到，他的印象非常好，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
 
       这就说明在解放初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政策的黄金时期，佛教以及宗教界与党的关系一直是相当好的，相当密切的。